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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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上）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建国之初
江青被捕之前最后一个自由日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那么，江青在10月6日这一天是怎么度过呢？现将两位在这一天同江青有过接触的当事人的回忆介绍如下：
杜修贤是一位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工作的记者，10月6日下午他曾同江青有过接触，他回忆道：
我永远不会想到10月6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三，竟是江青的最后一个自由日，女皇梦真的化为一枕黄粱美梦。
6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我，从我的家找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顺藤摸瓜找到了国务院的办公室，当别人告诉我是江青处的电话，我还不相信。她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里。可是电话千真万确是找我的，叫我下午一点到毛泽东的故居——游冰池。
游泳池，毛泽东曾经生活工作过的住宅，也是我最为熟悉的地方。几个月没有来过了，今天猛然又来，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仿佛又听到毛主席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的“踏踏”的脚步声和他沉重的呼吸声还伴有偶尔的咳嗽声……就连茶几上的烟缸好像还冒着缕缕青烟，茶杯里的浓茶还热着……
汽车的喇叭声打断了我伤感的冥思。我一惊，这是江青的“大红旗”。我赶快回到门厅里的沙发里，迅速抹去脸上忧伤的表情，显得平静还有些懵懂。“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我没头没脑来了一句。明明我来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谓“迟到”含意：“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学毛选？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和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陆续也来了，不过他们已经来学了几天，七八个人将小小的过厅坐得满满的。有人给我递了本毛选，我也照着他们翻到学习的页码，一脸虔诚认真阅读的样子。可是心里却老在不停地画问号，江青为什么召集主席和她身边的人学习毛选？江青也不是个学习理论有深刻思想的人，这几天学毛选是做做样子，标榜自己是主席思想的继承人还是有其他意图？“小李，你接着昨天的继续往下念。”江青指了指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咦？学了好几天，连一篇都没有学完？”她翻开书自言自语地嘀咕。
我们的目光跟着读书声一行一行地在书上移动，没有几行，江青一声高腔，惊得我们从书里抬起头，读书声戛然而止：“你们知道中央谁反对毛主席？”
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搭她的话头。她见我们茫然的样子似乎很开心，拍了一下大腿：“万里！”
我下意识地摇摇头，江青脖子一直，朝我：“你不信？哼！告诉你们，谁反对主席我都知道。这种事休想瞒过我！”
她忿忿地望着我们，想得到赞同的共鸣，沉默许久，江青似乎察觉这是在“对牛弹琴”白费力气，突然朝着小李呵斥：“念，往下念。准叫你停的？念！”
颤抖的读书声又响了起来……
学习如受罪，我如坐针毡，巴望快点结束这荒唐而又滑稽的“游戏”。
江青最后干脆不叫小李念书了，她一个人大谈起中央的局势。“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谁也不能改动……谁要反对你们，不行，你们都是主席身边的人，反对你们就是反对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
终于，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此时她的心里还装着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她理所当然地站在大家的中间。我的镜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哪个镜头里有江青的身影，哪个镜头里的人物表情就异常严肃，双足立正，两臂僵直，肌肉紧绷，活像木偶荟萃。如果镜头里没有江青，人物表情活泼自如，嬉笑轻松，其乐融融。
游泳池拍摄后，我以为没事了，提着摄影箱想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兴致勃勃叫住我，“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然后她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呼”地先走了。
我们工作人员坐着警卫局的面包车，跟着“大红旗”驶出中南海。
我们汽车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去径直开到一片苹果园旁。江青满面春风从汽车里出来，非常得意地告诉我：“老社，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颗树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前，江青小小翼翼地踩上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架子上，旁边的人七手八脚将她扶定，又在她的手边挂了一个小竹篮，让她放摘的苹果。摘完苹果，江青从林子出来，欢喜地给我们每人两个苹果，说是她摘的苹果慰劳大家。我反应最迟钝，半天没敢接江青手里的苹果。“怎么，不要？这苹果我付钱啦。”我按过她手里的苹果后，她横了我一眼，一脸不快活。接着，江青又在人群里开始了她最后首长的讲话，我相信这是她结束政治生涯前最后一次显示首长的权威。
张耀祠曾担任中央警卫团团长，10月6日，就是他担任了逮捕江青的任务，在接收记者采访时，他回忆了这一事件的过程：
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张耀祠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那时，汪东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张耀祠像平常一样来到汪东兴办公室，坐了下来，同时奉命前来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汪东兴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果真，汪东兴以低缓的语调，对张耀祠、武健华说道：“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虽然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一决定，但是他一听就颇为振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生前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指定张耀祠负责江青小组。他对张耀祠、武健华说：“你们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
晚上八时半，张耀祠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中南海颐年堂后院毛远新的住处，首先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中南海万字廊二0一号的住处。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
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称她为江青同志，这一回没称她为同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处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其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不是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震惊中外的“10.6”行动，兵不血刃，未发一弹，便把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网打尽。这一切，都进行得那么顺当。“四人帮”不得人心，所以一听说要拘捕他们，大家心里非常高兴，就连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支持我们。正因为这样，拘捕江青时，非常顺利，没有太多的“戏剧性”。
开国大典站在毛泽东身旁的“洪门大佬”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2岁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在唐人街一家餐馆做杂工。当时，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很多华侨加入了洪门致公堂等组织。洪门致公堂是当时北美华侨下层群众的一个最大的民间结社组织。它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信条，以“反清复明”为旗号。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走上了一条影响他一生的道路。
司徒美堂从小学过武术，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不能近其身。20岁那年，一个白人流氓到司徒美堂打工的餐馆吃“霸王餐”，司徒美堂气愤不过，三拳两拳把那个流氓打死，被判了死刑。华侨及洪门人士立即凑钱营救，最后改判了十个月。这件事使司徒美堂在华人社会出了名。
1894年，司徒美堂来到波士顿，成立了安良堂，打出了“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号。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2万多人。1905年，司徒美堂在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自任总理。司徒美堂本人被称为“大佬”，尊称为“叔父”。该堂也像现在的社团那样，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当时的法律顾问竟然是后来的两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和罗斯福。
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被孙中山革命理想所打动，决定亲任保卫员之职，洪门组织从此开始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请司徒美堂回国当监印官。但司徒美堂却以“功成身退”和“不会做官”为理由，婉言拒绝。
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当时美国唐人街有很多下层华工社团，被称为“堂口”，有各自的地盘。在美国东部，安良堂和协胜堂是两个比较大的堂口，相互之间曾长期堂斗。“9.18”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认为，华侨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主动向协胜堂检讨自己，并召开了两堂的“和平大会”。从此，两个堂口团结一致，共同发动华侨募捐支持抗日。“抗战八年，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这之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捐款最多。
美洲洪门爱国老人——司徒美堂
1941年冬，司徒美堂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从美国返华出席国民参政会。不料他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突发，香港沦陷、司徒美堂亦遭软禁。
日本特高科头子矢崎了解司徒美堂的底细，派人召他到特务机关去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企图利用他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协助日军搞“强化治安”。
当时司徒美堂已届75岁高龄，表现出的却是高度的民族气节。他对矢崎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入土之前背黑锅，那样犹如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所以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
特高科很想杀掉这个倔老头，但碍于香港帮会势力大，不敢贸然下手，只好忍气吞声将他放掉。司徒美堂在洪门弟兄的帮助下，化装冒险潜离香港，偷渡到了大陆。
到达重庆后，蒋介石夫妇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亲自搀扶到门外，并许以国府委员之职。而司徒此时却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和大后方民众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为失望，于是便拒绝加入国民党并不肯任官职。
1945年3月，“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组成海外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成为举足轻重的美洲侨领。会上，他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当即复电欢迎，惟蒋不予答复。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众抵沪。6月21日，司徒美堂晤蒋，话不投机，悻悻而去。两天后，他亲赴南京梅园30号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旋又参加中共代表和上海民主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茶会。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两相对比，使司徒美堂开始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产党。
1947年在南京和上海，司徒美堂拒当国大代表，杜月笙替蒋恐吓：“蒋叫你当，你就要当，他不是好惹的人。”司徒美堂挥杖拍案而起，大吼：“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声裂金石，多年后，仍然可闻其声。
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翌年1月20日，毛泽东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会议。
回到祖国的司徒美堂，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欢迎。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结束后，司徒美堂又一次要功成身退。但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挽留，司徒美堂终于留了下来。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10日，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七百多人出席公祭。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此隆重的公祭仪式，解放后罕见。这是对于这位“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
“四人帮”发难 毛泽东逝世讣告秘闻_
突如其来的任务
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我们气喘吁吁地来到怀仁堂。只见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姚文元，正一前一后，脚步匆匆地向正厅走来。进入正厅，他们站在那里，没有落座。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地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保证中央使用。”说完，他们转身急匆匆离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我们惊愕万分，一时不知所措，竟不约而同失声哭起来。不一会儿，汪东兴秘书打来电话说：“东兴同志指示你们就在怀仁堂正厅办公，这里环境安静，也有利保密，生活问题已布置警卫局服务科操办。”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怎么写？多长时间内写出来才能保证中央使用？经过讨论，我们感到中央要我们完成的任务和要求，已经明确，当下我们需要的是让思想情绪赶快稳定下来。我们先起草了讣告文稿，而后草拟了悼词文稿。悼词文稿没有沿用以往惯例写毛主席曲折、光辉的革命简历。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起草任务完成后，我们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并请示是否将两件文稿送他阅转中央。汪听后说：“两件文稿，由周启才亲自加封，亲自保管，暂不上报中央，什么时候上报，待命。”为了保密安全，我回到办公室，密封好两件文稿，锁在我专用的保险柜里。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有较强震感。为了保证党中央工作的正常运转，秘书局工作人员于当天搬出了办公楼，在楼南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内办公。我保管的讣告和悼词文稿，装在一个小保险箱里，亲自转移到一个绝对安全部位，直到恢复正常办公，又封存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人民画报》1976年第11期封面
江青阴谋未能得逞
九月九日凌晨毛泽东逝世。
中央政治局两点多召开紧急会议，江青在会上捣乱，遭到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抵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逝世。清晨五时十分左右，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他哀伤地对我说：“老周，你带上那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政治局等着讨论。通知李鑫也来这里。”我急速打开保险柜，取出封存的文稿，下楼直奔毛主席住地会议厅。半路上看到汪东兴正在毛主席住地外边马路上来回踱步，不时地朝我来的方向看。他在急切地等着我们。汪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进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地会议厅，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他示意我坐在他左后方的沙发椅上，并把文稿启封。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又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华指示我把讣告文稿在会上读一下。讣告文稿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定名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文二千五百多字。我以较慢的速度读完后，华国锋说：“大家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没有，我意先送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印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再仔细推敲定稿。”
与会成员同意华的这一意见，不到一小时印出了清样，我在会上分发给与会成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次日《黑龙江日报》在头版整版刊登加黑框的大幅毛泽东像。
在排印讣告文稿期间，李鑫在政治局会上读了悼词文稿，华国锋批示后，交我会后印发政治局各成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九月九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广播。
中央政治局讨论悼词文稿，汪东兴提出悼词文稿加上毛主席批“四人帮”时讲的“三要三不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表示赞同。
九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研究商定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中办秘书局通知悼词起草人李鑫和我列席会议。
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半，我走出大会堂北门，乘车进新华门直到怀仁堂会场。
下午两点五十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我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华听后说：“保护好毛主席遗体，任务十分重大，也十分艰巨，东兴同志不能离开，可以请假。会后你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汇报。”稍停片刻，华接着又说：“东兴同志提出悼词文稿中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这是一条重要意见，我很赞同，开会时，你可以代他把这个意见在会上讲一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陆续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
她身着黑衣，走到离会议桌不远处，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许握手。而许世友对江青这种没话找话，想拉近乎的表演，给以无声的回击。他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对江青不理不睬。江青十分尴尬、难堪，只得把手缩回来，红着脸低着头悻悻地走向她的座位。
1976年9月18日，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50万群众在哈尔滨人民体育场集会，举行追悼伟大领袖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大会。这张照片是革命群众排队进入悼念大会会场，人人胸前佩戴白花、胳臂戴黑纱，女性还在辫子上扎两朵小白花。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他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我转达了汪东兴同志的两点意见后，华国锋说：我认为东兴同志这个意见很好，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我赞成加上。说完，他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叶剑英和李先念。这时，王洪文侧身看了看江青，江青扭头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紧闭双眼，默不作声。姚文元则低着头翻看悼词文稿。
叶帅发言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发言和东兴同志这个提议。“三要三不要”是主席留给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引导我们党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在主席悼词中加上这条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非常重大。李先念发言说：国锋和叶帅讲得很好，我赞成东兴同志的提议，悼词中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接着，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
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
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除加了毛主席上述指示外，经过讨论，对悼词文稿的个别文字也做了些修改，经华国锋审阅并把补充和修改的地方读给大家听后，政治局通过了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映当时政治背景的悼词。“四人帮”的捣乱
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毛主席的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安排。会后，我根据华国锋的交代，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看到，政治局多数人同意，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于被动，所以他们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
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临开会前，“四人帮”发难，华国锋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同时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我到达天安门前东观礼台下面的休息室，检查了各项准备情况。两点五十分左右，规定在这里休息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宋庆龄等全部到齐。我将到齐的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当时他在休息室外面与汪东兴交谈。华国锋让我回休息室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以免大家在台上动作不一致。
这个程序是：在追悼大会开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按顺序走上追悼会高台，先面向广场群众；追悼大会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时，大家向后转，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后，再转回来，面向广场群众。我刚说完，张春桥发难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成员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我说：“这个程序是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定的，因为毛主席遗像竖立在大家站的高台后面，向遗像三鞠躬必须向后转过去才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我把“四人帮”的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
追悼大会于下午三点准时开始，三点半宣布结束。十多天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章 传奇人物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和毛泽东的六次函电交往
从抗战时起，司徒美堂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相识、相交，此后历经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和土地改革等，他们之间结下了弥足珍贵的深厚友谊。时至1952年，司徒美堂与毛泽东先后有六次函电往来。
第一次：1941年1月，美国纽约
其时，司徒美堂觉得“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便以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名义致电国共两党领袖，指出中国的抗战“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须要出财出力，甚至出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国族之生存。万不容任何党派各自为战，各自为政，更不容任何党派互相倾轧，贻误抗战以至亡国”。
电文发出后，数百个侨团纷纷响应，相继致电国内，主张抗战，反对分裂。
事实上，当时皖南事变已经发生，只是他们远在美国未能及时确知消息。
收到司徒美堂等的电函，3月14日毛泽东主席复电司徒美堂，介绍了国内的抗战形势，并指出：“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
第二次：1942年秋冬，重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美堂在香港陷于日本特务之手，幸得中共地下组织派人营救，方化装脱险。1942年秋，他辗转到了重庆，受到中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口头转达了毛泽东主席“欢迎美堂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延安”的邀请，并赠送延安生产的羊毛毯子、陕北小米、河南小枣。司徒美堂复函向毛主席表达了敬意和谢意，却因须赶返美国，未能成行访问延安。
第三次：1948年10月，香港
1948年5月，全国解放已势不可挡，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号召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拥护。
1948年10月中旬，司徒美堂从香港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分局连贯同志设宴为之饯行，地点在香港铜锣湾沈钧儒先生的家中。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因交通受阻，投递费时，司徒美堂的信直到1949年1月20日才由毛主席作复。复信中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并热诚邀请司徒美堂“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当毛主席的复信到达身在纽约的司徒美堂手中时，解放军已渡过长江，消灭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司徒美堂的心情无比兴奋！
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第四次：1950年2月，北京
1950年，广州“华侨新闻”月刊创刊，司徒美堂函请毛主席为之题词。
毛主席欣然应允，于1950年3月亲书“共同奋斗”四字题赠“华侨新闻”月刊。
当时，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彭泽民、陈其瑗、郭沫若、茅盾、马叙伦、李德全、谢觉哉、吴玉章、林伯渠等百多位首长及知名民主人士题词。
第五次：1951年4月，广东鹤山
1951年广东侨乡鹤山开展土地改革，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司徒美堂南下视察土改，以其所见所闻，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粤中侨乡的土改》专栏文章。途中，司徒美堂上书毛主席，报告土改情况，并转去农民献给毛主席的礼物（由致公党的黄鼎臣同志带至北京）。很快，他就得到毛主席的复信，请他向鹤山农民转达主席的谢意，并希望他于6月上旬返京。复信由粤中报制版刊出，侨乡农民也十分高兴。
第六次：1952年冬，北京
毛主席经常把各族人民献给他的名贵礼物中的补品，如鹿茸、人参、麝香、川贝、枸杞、田七之类的东西转赠给政协老人。80多岁的司徒美堂所获尤多。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使美堂先生联系到1949年毛主席赠他皮大衣御寒和特制座椅代步的事，内心深为感动，特上书感谢。
1950年冬，《光明日报》连载了司徒美堂的长篇回忆录《旅美六十九年》。毛主席开会时与司徒美堂见面，多次称赞：“老人家，文章写得好啊，我每天都看。”后来，回忆录以单行本出版时，美堂先生专门呈送毛主席一册以作留念。
司徒美堂与毛主席函电交往这12年，正是祖国人民战胜三大敌人，面临独立解放的转折关头。毛主席日理万机，彻夜无眠，却时刻以团结华侨、振兴中华为念，许多“小事”都不辞劳瘁，亲自处理，其德其人，感人至深；领袖风范，千秋不朽！而美堂先生也已是80高龄，为国助劳，不辞老迈，在纽约、香港、重庆、北京、广东之间，万里关山，飞来飞去，其爱国热情，亦值得后人学习。
司徒美堂：追随孙中山，与周恩来情谊深厚
追随孙中山
司徒美堂从14岁到83岁旅居美国69年，是美洲华侨社会众所周知的“传奇人物”。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在美进行革命活动，得到当地洪门人士的大力协助。司徒美堂得见孙中山于波士顿，并任保卫员兼厨师之职，聆听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认识。孙中山对司徒美堂的组织能力也深为赞许，给予指导。1905年，司徒美堂又从波士顿至纽约，组织“安良总堂”，继续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先生的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司徒美堂倡议将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四所致公堂大楼抵押出去，为孙中山提供革命经费。司徒美堂还以美洲致公堂总理身份，发动各地致公堂通电300余封，拥护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正因为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司徒美堂坚拒蒋介石要求其当伪国大代表，愤而赴香港，并发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声明。
心通胜于言通
司徒美堂是与陈嘉庚齐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时人曾有“南陈北司徒”之称。两人追求光明，共赴国难，但天各一方，尽管彼此早已敬仰，但一直未能谋面。直到1949年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两位爱国老人才有缘一见。司徒美堂操广东四邑方言，陈嘉庚则说福建闽南方言，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在秘书翻译下，交谈才顺利进行，双方都流露出相见恨晚的心情。第一届政协会议结束后，美堂先生在北京安了家，嘉庚先生也回国在福建家乡定居。此后，由于分处两地，除了开会在京见面外，两人再也没有相聚长谈。尽管言语不通，但他们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侨务工作的开展尽力竭力的心却是相通的。
面斗司徒雷登
1947年，司徒美堂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南京见面。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司徒雷登说他爱恋中国，习惯于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所以与其说自己是美国人，还不如说是半个中国人，并说以自己“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半个美国人”的美堂先生。他又说，在燕京大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可以“团结”在一起做一番“事业”。美堂先生回答说：“是的，我在美国住了六十九年，可是并不怎么爱现今的美国，所以我不是半个美国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我只愿把骨头埋在中国。美国人在中国开学堂办医院，并没有使华侨对美国人较为亲热一些，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有两张面孔、两套办法，很不诚实。美国人民援助中国，我们很感激，但美国兵，美国飞机，美国的银币在中国流通。美国人那样‘关心’中国的政治，美国政府那样热烈地搞中国内战，很明显，这不是援助，这样下去，中国不亡于日本就会亡于美国。”1949年，中国解放，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不久美堂先生也回到了美国，两人彼此不曾再见面。
1950年3月，毛泽东与司徒美堂（左二）等爱国人士在一起。
国号之争
原《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中华民国的简称。围绕这个简称，曾有一场争论。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邀请数十位辛亥老人，对国号进行商讨。一些辛亥老人对“中华民国”的简称尚有些旧感情，主张延用或暂用。但司徒美堂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来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疾首痛心。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示天下？我们好像偷偷摸摸追认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的发言一出，博得听者的热烈掌声。最后，经过一番讨论和主席团的决定，新中国取消了中华民国的简称，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护侨义举
司徒美堂先生晚年虽回国定居，但心中仍时刻挂念着海外华侨，竭诚为侨胞服务。由于深切了解华侨漂泊海外的心情和处境，了解华侨与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所以他尽一切可能沟通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回国后他特地在美国的侨报上刊登了启事，公开自己在北京的地址，“侨胞函电交驰，或提宝贵意见，或为侨产纠纷、或为投资建设等事相托，美堂本为华侨服务之旨、竭尽绵力，向人民政府反映，着手解决，政府爱护华侨，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足慰侨昆期望。美堂现住北京、北池子、八十三号，特遍告我旅美亲爱父老兄弟，今后不论华侨有何种困难、何种意见、何种要求者，望能以兄弟谈心之态度，多向本人提出，直寄北京上址。在可能范围内，必当为各位向政府反映，请求协助解决，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而努力！”海外侨胞给他寄来许多函电，或问局势，或提意见，或陈狐疑，他都给以详细解释。在土地改革中，他不但提出了合乎实际的建议，而且亲赴侨乡进行考察，倾听华侨的心声，体谅他们的顾虑和担忧，关心他们在土改中的利益。
与周恩来的情谊
1949年，远在大洋彼岸的司徒美堂冲破重重阻力，从美国纽约飞回香港，甩掉了跟踪他的国民党特务，辗转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恳切挽留下，司徒美堂欣然留居京华，在北池子83号的一座四合院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6个年头。在京居留其间，司徒美堂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件小事足资证明。第一件是政协开会时，由于美老年老足跛，不良于行，而中南海里的大殿堂，汽车又不能开到门口，周恩来总理指示大会秘书处为美老特制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走（相当于轿子）。有人称这种待遇为“特赐金銮殿乘舆”。美老表示心中受之有愧，但深为感激。第二件，天气转寒，美老匆忙自美归来，衣服不足。周恩来又命人带美老到前门大栅栏瑞蚨祥，特制名贵水獭领子狍毛大衣一件相赠（现藏于开平司徒美堂纪念馆），司徒美堂深感殊荣。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病离开人世，恰逢周恩来从印尼万隆会议归来，刚下飞机即赶往寓所与美老作最后的告别。5月10日，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堂公祭司徒美堂先生，周恩来主持公祭大会。公祭毕，起灵，周恩来为其执绋。
第三章 近代史传奇
1997年 英国王妃戴安娜魂断巴黎
1997年8月30日下午，英国王妃戴安娜与其男友、埃及亿万富翁之子多迪-法耶兹在法国南部旅游胜地圣托贝度假一周后回到巴黎。午夜过后，他们在巴黎里茨饭店用完晚餐后准备前往多迪在巴黎16区的私人住宅。为摆脱7名骑摩托车的摄影记者的追逐，他们乘坐的奔驰280SE3.5型豪华轿车时速高达150公里以上。31日凌晨约零时30分，汽车行至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畔的阿尔玛桥下公路隧道时突然失去控制，撞在隧道中央的一根分界水泥柱上，汽车被完全撞坏，多迪和司机当场身亡，戴安娜与她的保镖身负重伤，被送进医院抢救。追踪戴安娜的7名摄影记者随即被警方拘留。凌晨4时，戴安娜因胸部大出血在医院逝世，年仅36岁。当晚，她的遗体在查尔斯王子和她两个姐妹的护送下由专机运送回英国。
9月6日上午，戴安娜的葬礼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当灵车驶向大教堂时，百万群众肃立沿途，向“人民的王妃”告别。全世界十几亿人通过电视观看了葬礼。葬礼结束后，戴安娜被葬在故乡奥尔索普的斯潘塞家族墓地。
整个世界都为戴安娜的早逝叹惋。旧金山举行了万人烛光游行；汤加人用传统的守灵方式怀念她；巴黎人在出事地点放满了鲜花和悼辞，经过这里的车都要放慢速度以表示哀悼；澳大利亚的土著孩子举着横幅悼念王妃，上面写着：“你温暖了我们的心灵”……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获悉这一噩耗后发表声明，表示：“戴安娜的死使世界的贫困者和老弱病残者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人道主义的声音”。
戴安娜就这样离去了。她宛如上帝的天使，带着仁爱与至美来到人间，为充满斗争和恶行的世界带来一束善与美的玫瑰色光辉。如今她已经完成了上帝的使命羽化而去，将一个迷人的美丽形象永远定格在人们心中。
戴安娜出生于英国一个贵族家庭，她是斯潘塞伯爵四个孩子中的老三。她的父亲曾任英王乔治六世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侍从官，母亲担任过王太后的女侍从。戴安娜8岁那时父母离异，其父得到她的监护权。她早年在英国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念书，后前往瑞士完成学业，毕业后在伦敦当了一名幼儿园保育员。
1977年，戴安娜在一次打猎聚会上与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相识，颇得亲王青睐，并于1981年2月24日与之订婚。1981年7月29日，戴安娜与查尔斯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举世瞩目的盛大婚礼，随后她被封为威尔士王妃。婚后一年多，戴安娜生下了威廉王子，1984年又生下了哈里王子。
婚后的戴安娜生活并不如意，王室的繁文缛节与她自然活泼的性格格格不入，查尔斯对她在公共场合每每风采夺人也心有不悦。1985年王储夫妇不和的消息首次传出，次年查尔斯恢复了他和老情人卡米拉的关系，使戴安娜受到极大屈辱。她并没有为了保住王妃的头衔而忍气吞声。她尊重自己的人格和内心感受，像任何女人一样，面对丈大的不忠表达愤怒并进行抗争。在努力失败后，她试图再生一个孩子来挽救婚姻，但未能如愿。她在绝望中甚至企图以自杀的方式来引起查尔斯的注意。1992年12月9日，英国首相梅杰在议会宣布双方正式分居。分居后的戴安娜心力交瘁，与皇家卫队少校、她的骑马教练休伊特发展了一段恋情，后者竟为300万英镑将两人的关系公诸于众。在1995年的一次电视记者采访中，戴安娜公开承认了这一恋情。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也再一次证明了戴安娜真实和自然的生活准则。1996年7月12日查尔斯和戴安娜达成离婚协议，结束了15年的婚姻。
戴安娜虽然不受王室欢迎，但却受到百姓的爱戴。她亲切和蔼，热心公益事业，赢得了广泛赞誉。无论自己的婚姻生活有多么不幸，她在大众面前总是笑容可掬，把热情和体贴带给那些不幸的人们。她与英国100多个慈善团体有联系，是6个慈善团体的主席及英国红十字会的顾问。她富于爱心和同情心，与艾滋病患者和麻风病患者握手，在津巴布韦为难民分发食品，在萨拉热窝访问战争致残的儿童，在纽约拍卖自己的服装为抗艾滋病和抗癌协会筹款……就在去世前的三个月她还访问了波斯尼亚，身穿防护服走在插有骼髅标记的雷区旁的小路上，为国际性禁止地雷运动作宣传。这一切使她赢得了“和平王妃”的尊称。
1981年，戴安娜身披白色婚纱走进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与英国王储查尔斯喜结连理，全世界数亿人观看了这一盛仪。16年后，这位“灰姑娘”因车祸魂断巴黎，使世界震惊。戴安娜-斯潘塞以她36岁的短暂生命，高贵迷人的气质和爱情悲剧的人生，为20世纪书写了一部美丽的童话。
张耀祠和汪东兴讲述“拘捕江青”内幕
任何的机密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解密。
虽说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内幕至今尚未正式公布，但是笔者以为，如今从零零散散、陆陆续续的信息中，已经能够勾画出那真实的一幕……“毛的遗孀”江青，是由张耀祠将军在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半奉命前往中南海“201”拘捕的。
张耀祠将军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8341部队负责人。海外称8341部队为中国的“御林军”，因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是由8341部队负责保卫的。
笔者曾于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飞往中国西南，采访张耀祠将军。
据张耀祠告诉笔者，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
汪东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张耀祠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汪东兴是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其实，他的资历颇深，早在延安时期便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负责毛泽东的机要和安全保卫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东兴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迁：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鸿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也就在这一天，从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建立起就担任主任的杨尚昆，被撤销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接替了他。从此，汪东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达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东兴在1977年曾说，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东兴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中共高层内幕，尤其是“文革”内情。
二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汪东兴进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圈。
三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他的政治地位益发显得重要……
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奉命到达。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
然后，汪东兴向他们下达了在当天晚上拘捕江青以及毛远新的命令。
张耀祠和武健华圆满地执行了汪东兴的命令，在当天晚上拘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以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8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如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在“文革”中，江青常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地没有了‘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所以，根据当事人张耀祠回忆，拘捕江青毫无戏剧性！
汪东兴布置另一批人马埋伏在中南海怀仁堂。当晚以在那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使前来开会的江青的同伙、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落网。
姚文元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据告要讨论的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来到怀仁堂，也被拘捕。
这样，在1976年10月6日晚，在北京中南海，干脆利落地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
笔者再三问张耀祠：“汪东兴对你所说的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这中央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是谁作出来的？”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当时，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执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会也不可能向汪东兴问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当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执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坚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也没有向汪东兴问过‘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向来遵守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从来不问。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依据张耀祠所说，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样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的。
在1984年6月15日，汪东兴在医院里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华国锋值得记上一笔的历史功绩
10月6日，华国锋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同一时间，叶剑英也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怀仁堂里，往常摆放的会议桌椅全被搬了出去，只在前厅摆放了两个大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大沙发上。在这里，华国锋亲自坐阵，与叶剑英共同指挥抓“四人帮”。
7点55分，第一个迈进怀仁堂的是张春桥。张春桥看到，怀仁堂前厅只摆放着两个沙发，华国锋稳稳地站在沙发前，旁边沙发上坐着神态自若的叶剑英，心里立即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争辩，却听见华国锋带有浓重山西口音的声音：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华国锋接着宣读了他事先起草好的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命令汪东兴事先安排好的在场的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立即执行！”张春桥被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几分钟后，王洪文进入怀仁堂，他的眼睛还没有看清屋内的情况，身子还没有站稳，中央警卫局两个警卫人员就上前抓住他的胳膊。王洪文挣扎着反抗，并且冲向华国锋和叶剑英，却被警卫人员扑倒在地。华国锋对着被警卫人员按在地上的王洪文，郑重地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命令警卫把王洪文也带走。姚文元迟迟没有来。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当得到报告说，姚文元的汽车已经驶进中南海时，华国锋与叶剑英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安排中央警卫局的人员把姚文元引进东廊大休息室，在那里把姚文元抓了起来，并且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与在怀仁堂解决张、王、姚的同时，汪东兴安排好的中央警卫局的另一个行动小组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江青的住处，向江青宣读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尽管江青撒泼耍赖，但还是被行动小组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另外一个行动小组也到中南海怡年堂后院毛远新的住处，把他带走了。
当各行动小组完成任务，到怀仁堂向在那里坐阵的华国锋、叶剑英汇报战果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并且做出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稳住“四人帮”的上海死党
虽然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但事情还没有完。在上海，还有“四人帮”的死党，他们手中还掌握着不少民兵武装，并且早已有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中央抓了“四人帮”后，他们在上海的死党觉得一连有几天没有听到“四人帮”的消息，感到不妙，他们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他们中多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意见：“要大干一场”，“要武装起义。”只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不费一枪一弹解决问题，但粉碎“四人帮”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很重大的问题，即避免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搞不好，上海的民兵很可能在“四人帮”死党指挥下进行武装反抗，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为了避免出现上海武装反抗的局面，华国锋运用智谋，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首先决定，对上海封锁抓“四人帮”的消息，麻痹“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接着，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调动南京军区第六十军的几个师，摆在无锡、苏州一线，并且向前推进至上海外围，把上海四周的战略要地控制起来。做好这些后，他以中央召开会议的名义，调马天水来北京。马天水来北京后，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与马天水谈话。他首先向马天水通报了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且要求马天水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在这种形势下，马天水不得不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听从华主席指挥，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华国锋让马天水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转达“中央办公厅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开会。徐、王二人信以为真，马上来到北京。他们一到北京，就被隔离起来。马、徐、王三人是“四人帮”不在上海时他们在上海主政的人物。这三个人被控制起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其他死党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了，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但是，光是消除了武装叛乱的可能，还不算彻底解决问题。“四人帮”原来在上海建立的班底还在，他们的“系统”还在，他们还会继续与中央对着干，甚至造成其他一些事端，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上海问题，华国锋又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一个一个地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争取他们，要他们与中央站在一起。当马、徐、王三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表示要和中央站在一起，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时，华国锋表示了对他们的信任，并且以中央的名义，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妥善处理上海的事情。马、徐、王回到上海后，马上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公布了中央批判“四人帮”的材料，并且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们见大势已去，也就不敢再有什么“大干一场”的打算了。接着，华国锋又派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接管了上海市委的工作，直接控制上海的局面。在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下，上海的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名义，于10月24日主持召开了有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大会还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1976年10月27日。经华国锋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上海建立的老巢，彻底瓦解了。
第四章 四人帮秘闻
口述历史：华国锋叶剑英指挥抓捕看押四人帮
三十年前，我们几个人都在中央警卫部队工作。我们有幸直接参加了解决“四人帮”的战斗。这场伟大斗争是在华国锋、叶剑英直接领导指挥下，由汪东兴具体组织实施的，任务由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执行。除了组织指挥、值班联络、后勤保障的同志外，还抽调了十几人组成四个行动组。第一组：组长李广银，组员霍际隆、吴兴路、王志民，负责解决王洪文；第二组：组长纪和富，组员蒋廷贵（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常务副团长）、徐金升（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任子超，负责解决张春桥；第三组：组长高云江，组员黄介元（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退休时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参谋）、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江青；第四组：组长滕和松（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值班室一科科长，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秘书），组员康海群、张云生（本文口述者之一，时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警卫参谋，退休前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警卫参谋）、高风利，负责解决姚文元。另有李连庆小组负责就地隔离毛远新。
■汪东兴宣布了三条纪律
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多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先后通知我们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同志住处开会。由于保密，当时每个组互不见面，分别由汪东兴亲自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幷作了动员。接着汪东兴又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泄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严厉的制裁。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第三，明确任务，严守纪律。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联系，包括家人、亲人在内，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他又说，今晚的具体集结时间、地点，车辆配备，以及互相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给你们安排部署。武健华分别给各组布置以后，又分别对一、二、四组的同志说，准备采取通知他们到怀仁堂开会的形式当场解决。对第三组的同志说，江青在她住地解决。他还要各组准备好武器、弹药和手铐、毛巾，一旦他们吵嚷喊叫，就把嘴堵上。
当天下午，大家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都急切地等待着集结时间的到来。好不容易等到集结时间，大约晚上6点多钟，大家带上手枪和手铐、毛巾等，分头到了各自的集结地待命。
■张春桥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叫，只是浑身哆嗦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干什么？”
解决王洪文、张春桥的小组按时到达怀仁堂。怀仁堂正厅中原来摆设的沙发、桌椅都搬走了，只在正面立着一个大屏风，屏风前摆着一张长条桌，华国锋、叶剑英端坐在屏风前的长桌后坐镇，表情威严，厅内的气氛庄严而自然。汪东兴隐蔽在正厅南门屏风后现场指挥，武健华负责现场联络，具体组织实施。解决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成员，分别检查了武器、装备，幷分别进行了行动路线和解决办法的实地演练，然后分别隐蔽在正厅东南门的门后。
大约晚上7点50多分，王洪文第一个到场。因为此行动小组的四名同志有三人已去世，另一人是中央派来的，所以对解决王洪文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甚了解。
张春桥到达后，在怀仁堂门口，他的随员被引领到值班室，只有张春桥一人进来。他走进怀仁堂正厅东南门时，早就埋伏好的徐金升、纪和富从左、右两侧立即扑上，把他两臂扭住，将头按下。蒋廷贵、任子超也上前帮忙。张春桥一见势头，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叫，只是浑身哆嗦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干什么？”接着就被行动小组的四名同志像捉小鸡似的扭送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弯腰低头站立。华国锋义正辞严地对张春桥宣布道：张春桥，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行动组成员立即把他押到东饮水处，蒋廷贵给他戴上手铐，出东门上了红旗轿车，押送去地下工程的隔离室。
四人帮受审。
■江青比较配合，连手铐和准备堵嘴用的毛巾都没派上用场
解决江青，上级决定在她中南海的住地实施。她长期与毛主席分居。她在中南海的住地，位于中南海春藕斋西侧新建的二〇一号楼。第三行动小组事先隐蔽在春藕斋后院东门外。
晚上八点钟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武健华终于来了。后来听说张耀祠此前带领李连庆等人去隔离毛远新了。武健华低声下令：“出发！”，张耀祠一挥手，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三人像箭离弦一样，立即跟上，直奔江青的住地二〇一楼。进入二〇一楼东廊，队员们没顾上看江青的工作人员都在干什么。只见卫士周金铭（警卫科派去的警卫参谋）迎了上来，幷叫来护士马晓先（警卫局保健处派来）。事后周金铭告诉说，江青本打算10月7日去天津，让他准备车。10月6日晚饭后他去南楼准备向汪东兴汇报，遇到汪的秘书孙守明。孙守明告诉他汪东兴正好要找他。他见了汪后，汪即把当晚要隔离审查江青的决定告诉了他，让他配合行动，注意江青的动向，同时让他告知马晓先，幷严加保密。周金铭见行动组的人到后，主动把武器交给组长高云江。张耀祠问工作人员：“在不在？”大家说：“在。”武健华让周带路，幷叫马晓先一起进去。大家进了江青的房间，见江青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腿上盖了一条小方毛毯，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有文件、文具等物。几个人呈半圆形把江青围住。江青坐在那里，见来人的架势，先是一脸怒气，后又平静了下来。她扭头问：“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马上向江青宣布：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命令江青：“现在把你送到另一个地方，你要遵守纪律，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江青听后一脸惊恐地问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武健华说：“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不明白？”江又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张耀祠立即严肃地说：“我们是奉华总理、叶帅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江青又嗫嚅着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武健华严令催促江青马上走。江青提出她这里的文件怎么办？张耀祠说会派人来接管，幷让她交出钥匙。江青提出钥匙要交给华国锋。张耀祠就让她把钥匙封在信封里，代她转交。江青写了张条子，连钥匙一起封在信封里，交给了张耀祠。江青这时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慢步上了一趟卫生间。马晓先给她披上了一件深灰色风衣，她一身黑衣，服服帖帖地跟随大家离开了二〇一楼大院。因为她比较配合，连手铐和准备堵嘴用的毛巾都没派上用场。
出了二〇一院，江青顺从地上了保险红旗车，前、后卫车是警备车。行动小组的人加上马晓先把江青限制在主车中间的座位上。车离开中南海，一路绿灯，一会儿就到了隔离地点。进了地下隔离室，江青见到押送她的黄介元，误认为是原来保卫过毛主席的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队长陈长江，就问黄：“你是长江啊？”黄介元没好气地回答：“我是黄河！”
■制订了两套解决姚文元的方案
解决姚文元的小组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隐蔽在中南海交通科南面流水音小桥处待命。因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某部担负。因而上级订了两套解决方案：一是解决了王、张、江后，通知姚文元来怀仁堂开会，现场解决；二是如他不来就让吴忠司令员带领行动小组去他的住地解决。后来姚文元同意到怀仁堂来，所以就让吴忠回去了。第四小组的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立即驾车到达怀仁堂集结。武健华向他们传达了行动方案，决定在怀仁堂东厅实施解决。大约晚八点二十多分钟，康海群跟随姚文元进了怀仁堂，滕和松示意他走东休息室。姚文元一进门，早已埋伏在门两侧的张云生和高风利，像猛虎扑食一样，立即上前把姚的双臂扭起，下压双肩，架在武健华面前。武健华立即向他宣布了华国锋写的关于隔离审查他的手令，内容和前面的基本一样。姚文元一听，一面挣扎，一面歇斯底里地喊叫：“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武健华大声命令：“带走！”行动组员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姚文元仍大喊大叫：“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警卫员：“小朱快来呀！”殊不知他的随员早已集中到怀仁堂外面的五间房值班室去了，已向上级交出了武器，正在待命。张云生、高风利把姚文元押上了红旗车，驶向地下工程隔离审查。路上姚文元仍高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你们为邓小平翻案！”高风利用手帕堵住了他的嘴，他才安稳了。
■“四人帮”在隔离审查期间的吃、住等生活情况“四人帮”在隔离审查期间，也是上述四个组分别负责看押。看押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政策，看管要严，不虐待，不污辱，不能逃跑，不能死亡。为防止他们自伤自残，对每个人都进行了搜身，收缴了尖利器具。“四人帮”住的条件都比较好，虽在地下，但是每天通风除湿，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室内有卫生间，有的有客厅。每人屋里除了床、被褥外，都有桌椅，桌上备有纸、笔和《毛选》四卷。要求他们交待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写下来，用信封封好，有专人转送。江青先后写了几封信给中央。她曾在纸上写过两句话，一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句是“枪打出头鸟”。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写书面简报，报告“四人帮”每天的表现，都在干什么。然后每天由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地下工程的工程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定时取走上交。
在隔离审查期间，他们不戴手铐，在隔离室内行动自由。他们除了写交待材料外，还经常看《毛选》四卷，有的还要来了《列宁选集》看，看得似乎还很认真。张、江、姚在《毛选》的文章中划了很多道道，还作了大量眉批。
他们和工作人员都吃一样的伙食，标准比部队机关食堂稍高，都是机关食堂做的，专人专车送饭。每餐两菜一汤，一荤一素，肉、蛋、鱼不断，主食大米、白面，经常变换花样。江青吃了一段时间后，要求吃点粗粮和带粗纤维的蔬菜，工作人员报告后满足了她的要求。张春桥吃了几天突然不吃饭了。工作人员批评他：“你干吗不吃饭？你干了那么多坏事，还绝食！”他说：“我不是绝食。你们年轻，不知道，我身体不舒服，吃多了难受。”张春桥爱抽烟，开始他抽自己带的香烟。第二天抽完了，要求工作人员帮助解决。工作人员报告后，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抽烟抽得很勤，满屋烟味，工作人员批评后，他收敛了许多。在隔离审查期间，要求他们自己搞室内卫生，自己洗衣服。他们都很听话照做。上级经常派人给他们送衣服换洗。为防止意外，由工作人员为他们理发、刮脸。江青随身穿的黑色衣服，不知为什么褪色，把床单染了。马晓先给她洗衣粉，让她自己洗。她哪里洗过衣服，真是赶着鸭子上架。她洗了半天也洗不好。因为马晓先原来就是她那里的护士，她作威作福训斥惯了。在隔离室又耍她“女皇”的威风，大声训斥马晓先。工作人员就严厉批评她：“你在这里接受党和人民的审查，要老实接受看管，不能像过去那样耍威风。”幷要她承认错误。她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从此不再耍威风了。
姚文元刚到地下隔离室时，第一周态度不老实，老骂人。还摔这摔那。他还总想知道被关押在哪里，每逢送饭车响，他就听声音，有一次向外跑，被工作人员制止。工作人员就严肃地批评他：“我们是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你现在是阶下囚，要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交待你的罪行！”幷坚持要他承认错误。姚文元被迫无奈低头认错，从此不再闹了。
■负责看押工作的人员经受了多重考验
从1976年10月6日晚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前后6个月零4天。在这么长的看押时间里，看押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比如，条件艰苦的考验。工作人员住的地下室通风条件差，长期不见阳光，空气湿度大。晚上盖上被子一会儿一身汗，被子稍露缝隙就冷气刺骨。不少同志都烂裆了，有的患了高血压、关节炎。长期在地下，连夜宵一天四餐，又没有地方活动，有的发胖，觉得乏力。也不能洗澡，一个月后才用车拉到地上洗一次澡。但大家没一个叫苦的，顽强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再比如，长期少眠的考验。工作人员24小时在灯光下值班，“四人帮”的一举一动都要在值班人员的视线内，精力高度集中，精神高度紧张。开始时每组仅四个人，两人一班，每天两班倒，时间长了就严重少眠，困得不行。有的工作人员值班时困了，就用手拧大腿，有的咬舌头。一个多月后，上级又从警卫局和警卫团抽调了一些干部来帮助看押。这样人多了，两人一班，每天三班倒，就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四人帮”转移关押时，领导提出，一旦路上遇到武装拦截、劫车等意外，只由前、后卫车反击、善后，主车不准开车窗还击，只要车能开得动，就要一直往前冲，直达目的地。
1977年4月9日，武健华通知各组，晚上不准睡，有任务。原来是中央决定把“四人帮”押送秦城监狱交由公安司法机关拘捕关押。押送路程约一百多华里，为防止路上出现意外，各组都制订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执行押送任务的还是这四个组的人员。主车是保险红旗，由本组人员直接看押，前、后卫车是另外组织的人员。每人都配备了手枪和冲锋枪及充足的子弹。领导提出，一旦路上遇到武装拦截、劫车等意外，只由前、后卫车反击、善后，主车不准开车窗还击，只要车能开得动，就要一直往前冲，直达目的地。
4月9日凌晨两点多钟，按原定方案先押送的王洪文，又押送张春桥，10日凌晨先押送的江青，后押送的姚文元。分别把他们交给监狱接收的人员后，回到住地，顿时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既高兴又自豪，晚上可以轻松地睡个安稳觉了。
4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全体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次参与解决“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全体人员，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人员合影，幷请大家吃了饭。祝酒时，华国锋主席说：大家辛苦了，谢谢同志们！叶帅也勉励大家：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抓捕四人帮：江青平静张春桥警卫拔枪相向
江青很平静
我在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后，曾听到过许多关于抓捕“四人帮”的情况，特别是江青被捕，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负责执行任务的张耀祠是提着手枪冲进去的；有人说当时江青听到宣布后，就倒在地上打滚，不肯站起来；有人说江青想反抗，同时还指责去抓她的人；更有的书刊上将此事描写得如同传奇一般，说是江青听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的宣读后，‘忽’地跳下床，手指向办公厅副主任，横眉瞪眼骂道‘滚！你给我滚出去！警卫员！来人哪！快来人哪！’接着江青又指责这是在‘搞阴谋，搞政变’，并反身抓起床头的一只瓷瓶，奋力朝张耀祠砸去。张耀祠闪身躲过，猛扑过去一把将她按住……
从我参加对于“四人帮”预审和审判前后所了解到的情况，以及看到的相关材料却完全不是这样。当时负责拘捕江青的张耀祠穿便服，没有带手枪。行动小组的人员穿军装，但也都没有带任何武器。张耀祠仅带着几名行动小组人员，来到江青所住的万字廊二零一号住处。
由于张耀祠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南海的安全警卫工作，警卫人员同他很熟，当他出现在江青的住处时，两名警卫人员并没有进行阻拦。张耀祠命令行动小组人员缴了两名警卫员的枪。这突然的行动，使两名警卫员不知发生了什么，就笑着问：“张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呀？”江青吃完晚饭后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休息，见张耀祠进来，像平时一样地只向他点点头。毛泽东主席生病期间，张耀祠是经常来这里的，这次江青没有想到的是，张耀祠站在她的面前，很严肃地向她说了一段令她吃惊的话：“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此时的江青并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向张耀祠扔瓷器，而是仍坐在沙发上，双目怒视着张耀祠，然后才慢慢地站起来，板着一张脸，从腰上取下一串钥匙，轻轻地扭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只牛皮信封，看了看，再找来一支铅笔，在封面上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将钥匙放在信封里面，并将信封用封条封好。从这些行动可以看得出来，江青对于这一天是有了一定准备的。
江青被押送到中南海一个秘密的地下室去时并没有换车，坐的仍然是自己过去的那辆轿车。
江青被逮捕时并没有作任何的反抗，她显得很平静，后被押送到中南海一个秘密的地下室去时。我所知道的震惊中外的抓捕江青的行动，就是这样平淡，这样毫无一点惊心动魄之处。……
张春桥拒捕“会议室”里，被行动小组人员扭住的张春桥对坐在沙发上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大声地喊着：“你们这是干什么？”拘捕张春桥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张春桥的贴身警卫员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军人，他正在家乡休假，被张春桥突然召回北京，外出时寸步不离。张春桥接到开会的通知后，就带上这位警卫员来到怀仁堂。
二人刚走到门口时，等候在此的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迎上去，向张春桥行了一个军礼。张春桥板着脸，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到了吗？”答：“到了，他们正在等你。”于是，张春桥朝里面走去。
门前的两名卫兵立刻将张春桥的警卫员拦住。
张春桥回过头来，有些警觉地问：“怎么回事？”卫兵回答说：“没有什么，首长们开会，随行人员按规定都在外面的大厅里休息。”这一说，张春桥也没有办法，只好对自己的警卫员点点头，独自进去。
当推开“会议室”门时，突然冲出几个人来，将张春桥一下子扭住。
张春桥立刻大叫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张春桥的警卫员被带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休息。他进门一看里面都是警卫局的熟人，就向大家点点头，然后泡了一杯茶，独自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喝起来。可是，他喝茶是假，耳朵时刻听着里面的动静是真。
警卫团一名副团长朝屋子里的行动小组人员使了个眼色，行动小组的几个人就冲上去缴他腰上的手枪。谁知他后退一步，一下子拔出手枪。
昔日警卫团里的熟人，此时“各为其主”，怒目相视，谁也不敢向前。
如果双方发生枪战，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粉碎“四人帮”的计划。
那位副团长大声地命令：“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逮捕张春桥！”这是令张春桥的警卫员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先愣了一下，接着就说：“我只听汪东兴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并将话筒递给他。
听完汪东兴电话后，他回答说：“是！我服从命令！”“会议室”里，被行动小组人员扭住的张春桥对坐在沙发上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大声地喊着：“你们这是干什么？”华国锋拿出一张“决定”来，对张春桥念道：“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张春桥被戴上了手铐，然后从后门将他押走。
王洪文奋起反抗
1976年10月6日晚上8时，中南海怀仁堂正厅。
早已等候在此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平静地坐在那里。
在此之前，汪东兴将写好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交给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具体的抓捕行动，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实施。
在解决了张春桥之后，王洪文接着就到了。
考虑到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他年轻，当过军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将他扭住。他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卫士们仍然不肯放开他。
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并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服。
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
华国锋站起来，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乘机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头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叶剑英到底是经过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连拖带架地将王洪文带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姚文元后悔参加会议
姚文元听了后只是问了一声：这是谁叫你们干的？
接着又说：“我还有话要说啊！”姚文元是王、张、姚三个人中接到“开会”通知后唯一产生怀疑的人。
他开始对是否去开这个“会”有些犹豫，觉得此事有些“出格”。
他认为“出格”的理由：一是自己不是政治局常委，过去除曾以毛泽东秘书身份列席过这样的会之外，从来都没有这样正式通知他去参加过。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不久就通知他去列席这样的会议，这有点儿太突然。另一个理由是开会的地点。过去开这样的会议，大都在紫光阁、颐年堂、勤政殿这几个警卫严密的地方，而这次仅有四个人参加的常委会，却选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怀仁堂，其中究竟有何原因？姚文元认为：“此时此刻，风云莫测哟！”他想借故请假。
可是，一种获取更大权力的强烈欲望，使他又对自己的前程产生了一种幻想。我曾看到一些报刊在记述这件事情时，将此时接到通知去开常委会的姚文元描写成“欣喜若狂”，同时还很不高兴地指责通知者：“搞的什么鬼，早就该开这个会了！”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合乎姚文元这个人的个性。通过我在预审和法庭上与姚文元的接触、观察来看，在“四人帮”中他比其他三个人更谨慎，也更注意自身的安危。姚文元此时既对此表示怀疑，又不愿放弃自己有可能升为“常委”的机会。据我所看到的参加执行这次拘捕姚文元任务的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武健华的文章——《对有关粉碎“四人帮”文章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回忆：“对姚文元的隔离，完全是按照预定方案进行的，即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采取行动的时候，对姚文元不动任何声色，此时，他悄然不知……”武健华在这里写道，当姚文元即将到来时，华国锋对叶剑英说：“还要我们出面吗？”叶剑英说：“免了吧。”于是，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共同作出决定，此事由在场的武健华来代为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姚文元是在一种复杂而多虑的情况下，于8点20分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开会”。他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第三个来“开会”的。武健华让行动小组的人员将姚文元带到怀仁堂东的休息室去。
武健华这时向姚文元宣布了华国锋写的命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姚文元听了后只是问了一声：“这是谁叫你们干的？”接着又说：“我还有话要说啊！”武健华未与他纠缠，当即命令行动小组的人员立刻将姚文元带走。
步步惊心 粉碎四人帮之夜
叶剑英密会老一代革命同志
这里是位于北京后海的小翔凤胡同，距离燕京八景之一的银锭桥只有几步之遥，这一带现在既是民居也是半个旅游区，游人们坐着三轮车经过时，不会有人知道，三十年多年前，这个不起眼的灰色小楼里，曾经酝酿着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行动。
这所房子，这个院儿，这个大门，就是叶帅在城里的故居。是1971年林彪灭亡以后，叶帅接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时候，从北长街八十一号的城内的原旧居，搬到这里来了。这里曾经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的前夕的那段最紧张的时刻，这里也成为叶帅和一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频繁的秘密的来接触的一个地方。
叶剑英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洞察力，已经感觉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但他并没有马上考虑具体行动，而是与昔日的老朋友们频频见面，进行微妙的交流。
叶剑英的秘书：特别是唐山大地震以后，同叶帅来来往往的领导同志、高级将领，就更多了。一个是王震，王震就不断的一会儿到叶帅这儿，一会儿就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有两次，一次是陈云到叶帅家，一次是邓颖超到叶帅家，那时我就亲自在场，要到汪东兴那里，进中南海，都是一个门进，另外一个门出，不走同样的路线，我感觉到不光我，恐怕我们这些秘书都觉得，肯定都是商量大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形势极其敏感，任何踪迹的泄露都可能造成麻烦。
大战前夕 叶剑英一夜搬三次家
叶剑英的秘书：“叶剑英在这段时间，每天都生活在高度警惕中，连他贴身的保健护士都不明白个中原因，每次只要他们来到家里，或者他去的时候，都要嘱咐周围的身边，把那个录音机开响一点。我当时就不理解，我说本来耳朵就不好，坐在那儿还得这么样去说话，还得把那个收音机放大点声，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更听不见了吗。后来我就问他，你们都耳背还把声音调那么高，他说这是防窃听，你知道吗。”
在外人眼中，老帅的生活一如既往的平静，会客 读报 批文件，但叶剑英自己清楚，他也许面临的是人生最危险的一次抉择，为了不让四人帮一伙掌握他的行动轨迹，老帅频繁的变换住所，但却从来不提前通知，在身边随员眼中，老帅象在经历一场大型战役的前夕。
叶剑英的秘书：这个事情在那段时间，已经是，就是很经常的事情，有时候一晚上可以搬三次家，就是你把那边刚安顿好，也像刚才我说的，刚安顿好都做好了，你睡了或者刚躺下半小时，突然间一个电话：走，又搬家。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搬家。我们也搬习惯了，所以我们身边的东西，都是随手一提楼就可以走的那种，都是随手拿的，后来我说，你这一夜搬几次家。也睡不好觉了你干吗呀，他就说，他说，狡兔三窟。
叶剑英希望与四人帮进行一场有必胜把握的战斗，他通过与朋友同事们的频繁接触商量，心里逐渐形成了完整的计划，但还在等待最后的时机。9月21号，杨成武同志来看叶帅的时候，他就跟杨成武同志讲，这个我们是没有听到，但是叶帅后来跟我们说了，那段时间很机密的，他不可能让秘书知道，就是讲四人帮走以后，以后反革命，他们有江青的特殊身份，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所以这个事情，要敢于去改。
叶帅说，要采取非常手段，要采取党内正常斗争的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叶帅和老华（华国锋）他们俩挂帅之外，他还特别对我，有个别的交代，特别是保密，特别是不要到他那儿去，不要暴露秘密。
所以我觉得叶帅是很谨慎、很细致、很具体的一个人。当时叶剑英办公室仅秘书就有20多人，其中有的已经跟随叶帅多年，尽管大家都有预感，但无论贴身警卫还是机要秘书，没有一个人提前知道叶帅心中的计划，他把惊涛骇浪都藏在了自己心里，以前实实在在说，不知道，就是一点透露的消息都没有。任何人不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走漏消息，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人头都要落地。如果是我们胜利了，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革命就能往前发展了。如果是失败了，我们是掉脑袋还是住监狱啊，要有这个准备。
层层布网 粉碎四人帮惊心夜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四人帮发出了明确的夺权信号，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华国锋叶剑英为代表的党中央。叶剑英认为不能再拖延了，应该以快打慢迅速解决四人帮。他再次来到了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的住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也分析了党的形势。最后，他说那我们就这样子定了，不要变了。
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精心的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张春桥、王洪文。为了解决姚文元，以审议毛泽东选集清样为名，通知他也参加会议，江青另行解决。
当事人：“10月6号下午四点多钟，将近5点了，汪东兴打电话把我们叫到办公室，东兴同志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就这三条讲完了，还有什么问题？我说，我有个问题，如果有人打枪、开枪怎么办？东兴同志说，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
这个事情，为什么请示这个呢，就是针对王洪文。那个时候，王洪文是每天到处打枪，就是说王洪文是最难对付的。因为他有枪，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他又年轻，他才四十多岁，所以8341部队准备了四个人对付他，一个人缴枪，三人抓手和抓脚。
10月6日晚六点半左右，叶剑英的专车从西山开出，与往日不同，老帅显得有些兴奋，不停的向警卫提出问题。快到木樨地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你再看看注意，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他又提出来，你对中南海熟吗，对怀仁堂熟不熟啊，我说，熟啊。他说，怀仁堂有没有后门啊。我说，有后门啊。能进车吗？我说，能进车。这时候我心里就想，老帅今天怎么了，怎么连续提出这么多问题来呀？
傍晚七点整，叶剑英准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与华国锋一起在正厅就坐，而汪东兴则隐蔽在屏风后面，指挥现场行动。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每人配备了武器弹药，手铐毛巾，分别在各自的集结地待命。
当事人：7点55分，王洪文首先出现，我在正厅正好踫到王洪文，他们就按，按不住，我就照着他的腿给了一脚，给他按在地上就拉出去了。张春桥随后出现，警卫团冲上三人将他双臂架起，架起来以后他就惊呼：你们干什么？我们当时首长都在眼前，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你们干什么？惊呼、大叫：你们干什么？
8点15分，姚文元出现，他在被捕过程中反抗激烈，并企图呼唤自己的警卫，前面有一个人堵着，我们上去三个人把他抓住了，抓住以后他吵吵嚷嚷叫他的警卫员，“小朱小朱”一直喊叫，我们跟他说你不用叫，叫了也没有用。姚文元被解决的同时，江青也在中南海自己的住地被带走。
直到抓了四人帮的当晚，后半夜，那时候叶帅才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现在四害被除了。当时讲除四害，什么是除四害？那时候不是搞卫生运动嘛，苍蝇、蚊子、老鼠还有臭虫，这四害。开始麻雀，后来变成臭虫了，这四害除了，指的是四人帮。
当天晚上，叶剑英和华国锋一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场所有人欢呼雀跃，有的老人犯了心脏病，这是叶剑英最为危险，也是完成的最精彩的一次抉择。事后他自己评价这件事情，用了一句毛泽东诗词：无限风光在险峰。
中国人民军叶剑英元帅坐镇中南海抓捕“四人帮”内幕
1976年10月6日，傍晚，年近八十高龄的叶帅在玉泉山九号楼接到了电话通知，接着，他就带上警卫参谋马西金出发了。
马西金和司机赵绍贤回忆当晚的经过，说：“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半，我们值班室的红色电话突然响起，通知今天晚上八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要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我们到了五点钟，向大会堂方向去了。”“一到三角地那个地方，首长就特意提出，赵师傅，今天你去的话呢，不要离车。”“快到木樨地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马西金绰号）你再看看，注意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你对中南海熟吗？对怀仁堂熟不熟哇。我说，熟哇。他说：怀仁堂有没有后门？我说：有后门。能进车吗？我说，能进车。这时，我心里想叶帅今天怎么啦。怎么连续提出这么多问题来呀？”
轿车进了中南海，警卫参谋马西金和司机赵绍贤都被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叶剑英只身到了怀仁堂正厅，在那里已经按时到达的还有华国锋和汪东兴。
将近八时，王洪文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却被警卫人员扭住。华国锋当即宣布：“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中央宣布，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王洪文被带到一个候审地方。紧接着而来的张春桥、姚文元也被“隔离审查”了。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外的执行特殊任务小组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
在“隔离审查”江青之前，执行小组人员到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对他采取了“保护审查”的措施。对迟群、谢静宜等也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了。
为了控制舆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奉华国锋、叶剑英之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宣传要害单位。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就打垮了“四人帮”，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解决“四人帮”之后，叶剑英立即回到玉泉山，告诉一位秘书严守机密，通知作战部、情报部等，密切注意国际上的动态，加强戒备。
由于紧急开会，与会的人还不清楚会议内容，甚至连李先念也不知道“四人帮”已被解决。忽然间，叶剑英同华国锋手挽着手地走进大厅。在华国锋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会议从当天晚上十时一直开到第二天（七日）四时，通宵达旦，商讨粉碎“四人帮”后的大政方针。
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就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人，邓小平得到这一消息说：“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陈云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说：“中国得救了！”
一年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三年之后，经过最高检察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四人帮”作出正式判决。
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作了这样的评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五章 中国的家族
十大元帅的后代在干什么？
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曾任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创办了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现改名为北京军地专修学院），出任院长。（朱敏儿子：刘建，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刘康，从事中德之间的商务交流；刘敏，法语译员；刘武，解放军某研究所大队长）
彭德怀元帅的侄女彭钢，少将军衔，中纪委常委，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
林彪元帅的儿子林立果，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7年3月担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1969年10月17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父母乘飞机仓皇外逃，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元帅的女儿林立衡，曾担任过《空军报》副总编，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亲笔批示解除了对林立衡的隔离审查。随后，她跟男友张清林结了婚，并被安排到郑州一家汽车厂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立衡的问题直接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她在北京的工作问题和户口问题随之解决，并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她的爱人也被安排在北京市卫生部门工作。从此，林立衡一家终于过上了平静安宁的生活。2001年5月18日，林立衡应家乡某公司之邀请出任北京黄鹤大酒楼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伯承元帅的长子刘太行，曾任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后任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次子刘蒙曾任总参参谋，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年刘伯承》；三子刘太迟，少将军衔，空军司令部装备部副部长。女儿刘华北，1945年6月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刘弥群，少将军衔，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解先，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刘雁翎，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北京医学会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中将军衔，海军副司令员。女儿贺捷生，少将军衔，军科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夫：李振军，前武警总部政委。）
陈毅元帅的长子陈昊苏，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俄友协的会长；次子陈丹淮，少将军衔，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三子陈晓鲁，系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人事代理单位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女儿陈珊珊（夫：王光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中将军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女儿罗玉英。
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少将军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部长；内侄黄远志，湖北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将军衔，曾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全国人大常委。（夫：丁衡高，上将，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国防科工委研究员、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长。）
叶剑英元帅的长子叶选平，政协副主席，（妻吴玉章孙女吴小兰——深圳人大副主任；女儿叶新，香港万信公司总裁。）子叶选宁（岳枫），曾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长，中将军衔，人大常委；子叶选廉，全国政协委员，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解放军总参保利公司负责人之一；女叶楚梅，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原副局长，（夫邹家华——国务院副总理）；女叶向真（夫钱壮飞之外孙罗丹）；女叶文珊，海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香港亚太奔德有限公司董事长（夫余秋里之子余方方）；养女戴晴，作家。
国民党四大家族在1949年前的详细财富状况以及其积累手段
最近和朋友讨论四大家族的财富问题，对四大家族在解放前是否利用政府权利敛财有些争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搜集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材料，很说明问题，就放在这儿，和大家分享。
根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
但实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难得知真相。有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在该校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科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键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这仅仅是国民党在银行存款的一部分，其他的还不算。
另外，“四大家族”1949年被美国永久冻结的在美非法财产，具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专家根据80年代中期一小部分解密的档案，用最保守的方法估计，至少在20亿美圆以上。其中宋美龄名下的就有2.5亿美圆，这还不包括永久冻结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
本来美国还不知有“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有这么多。可惜“四大家族”40年代利用美援物质和他们的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被美国财政部查出“四大家族”偷税几千万美圆，告到总统杜鲁门处。再加上宋美龄49年访美指责杜鲁门对华政策对国民党支援太少，45-49年4年间只有30亿美圆。并联络美议员对杜鲁门施压。杜鲁门非常恼火，再加上竞选时国民党用美援国民党金钱支持对手杜威，现在又指责自己。美国财政部查出“四大家族”偷税几千万美圆的报告，立即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财政部联合彻底清查“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的来历和利用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的情况，以回击宋美龄。
经调查，情况触目惊心，“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非法财产具然有20亿美圆以上，还不包括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抗日期间美国援华20亿美圆的金钱和物质，“四大家族”单独贪污7.8亿美圆以上，其余大部被国民党其它各级官吏贪污，用到前线的只有10%。利用特殊途径长时间在美搞投机倒把偷税金额在8千万多万美圆以上。
美国财政部暴跳如雷，把调查报告全部公布在美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听证委员会上，一片哗然。最后，美参众两院一致决定：永久冻结的“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和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补清偷税金额和罚款。对国民党援助额不变。并通知宋美龄，45-49年间已批准援助国民党的30亿美圆，国民党已用了28.5亿美圆，用完为止，不会增加。拒绝国民党政府的派美国顾问团接管指挥国民党军队和派美军介入的提议。
杜鲁门看到“四大家族”美非法财产和搞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报告怒不可制，在议会上气得破口大骂：贼！他们都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四大家族”吃个哑巴亏，根本不敢上诉申辩：这么多贪污的非法财产根本没法解释，他们惟恐一旦申辩，他们种种贪污臭行都将世界尽知，所以美国等于平白拣了一个大便宜。
但是四大家族是怎么在这么段的时间里积累到如此巨额的财富，他们和当年的国民党政府的改朝换代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当年国民党政府从社会敛财的手段，再来谈四大家族是如何利用政府权利积累财富的。
一）发行公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十八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一百五十一亿九千二百万元，关金一亿单位，英镑二千万，美元二亿一千万。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一九三七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党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二）增加捐税。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党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党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三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增至六十元。由于通货膨胀，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一九四二年增至四市斗。从一九四二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一九四三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二亿四千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的利益造成了最直接最厉害的伤害。（三）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党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九三七年底为十六亿元。一九四五年底为一万零三百一十九亿元。八年中增加了七百三十八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四）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国民党政府从一九三八年三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一比二十，而黑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为一比八五点四，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为一比五四二点二。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五）实行专卖制。一九四一年四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党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一九四二年为四亿七千八百万元，一九四三年为十七亿四千七百万元，一九四四年为十八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六）统购统销。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国民党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一九四二年二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党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一九四二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一百元，一九四三年差一千一百元。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四大家族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利增加自己的资本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在金融方面，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业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党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有的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一九四二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六桔，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只占百分之五十九。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
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一九三五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百分之十一。抗战开始后，一九三七年九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一九四四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一百零五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三千七百余家工业中，官营的六百余家，民营的三千一百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百分之六十九，民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一。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一九三九年七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一千二百万元，到一九四三年增为十二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十三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四〇年成立，一九四二年五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十八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一九四二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四分之一，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十五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二十六，一九四〇年为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四二年为百分之五十九，一九四四年为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党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从上面的事实不难看出，四大家族在解放前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财富积累达到那样令人惊讶的程度（至今四大家族的在美的豪宅都是好来坞惊叹的对象——此内容和图片将出现在下篇文章的“四大家族目前财富状况”）确实和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利有关，而且，虽然不能说四大家族直接造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被改朝换代，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得出结论，四大家族的敛财行为确实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促进了国民党政府的倒台，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国家当成自己的后花园来为个人凿宝但却又不好好的维护它，这样的政府被替代其实是迟早的问题，只可惜了国民党的一代精英。
林彪VS粟裕：两员虎将辉煌战史对照
可以说，号称毛泽东“五虎上将”的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徐向前五人中，粟裕、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时间更为长久一些。彭德怀、刘伯承两人在战争尾期指挥过大兵团作战，但兵员数量显然低于50万人的规模。徐向前在红军时期曾经指挥8万余人的红四方面军，成为同期直接指挥最多兵员作战的将领，但解放战争中的指挥规模则远远低于其他四人。在五人中，粟裕被军委评价为“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摘自《一个真实的粟裕》作者：张雄文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五虎上将”，各有千秋。毛泽东为何青睐林彪？
抗美援朝，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同时也是最艰险、最没有把握的一次大兵团现代化战争。带兵到国门之外作战，并且主要对手是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加上南朝鲜军及英、法、加、印等国组成的“联合国部队”，这对于毛泽东麾下的战将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孙子兵法·始计第一》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指出：“两军对敌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而，毛泽东选择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是十分慎重的，为此，将东北边防军司令员的位置空缺，等了粟裕近三个月，林彪近一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和军委为何最初选择粟裕、林彪担任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
显然，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而且是大兵团作战的先例，毛泽东只能从最接近现代化战争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诸将领对付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的作战经历，来确定最高指挥人选。从1955年授衔的将帅来看，朱德、叶剑英是总部领导人，没有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且朱德当时已近65岁，年龄显然偏大；贺龙在解放战争中主要负责西北军区的后勤工作，1949年11月建国一个月后，才指挥一野18兵团配合二野行动，从陕西进军入四川；罗荣桓、聂荣臻擅长的是政治工作；陈毅的特长也在政治，虽然担任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但中共中央于1946年10月即明令：“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并且长期由副司令员粟裕代理司令员或者实际主持野司工作。1950年9月，陈毅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商量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他对毛泽东说：我如今虽担负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陈毅明确支持出兵的态度令毛泽东欣赏，但他的主动“投笔请缨”始终没有被考虑。如此，野战军级的军事主官只有从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中间选择了。
首先，从兵员数量来看，上述五位将领中，以粟裕、林彪直接指挥的野战军人数最多。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共有五大野战军。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虽然兼任解放军副总司令，但实际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1947年8月成立时仅4.5万人，三个月后，部队增加到7.5万人。1949年2月西野正式整编为第一野战军时，部队为15.5万人。1949年6月，军委命令直属军委的华北军区野战军18兵团、19兵团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总兵力才达到34.4万人。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从1946年6月中旬起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5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有27万人。但1947年8月挺进中原后，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只有7个纵队12万人，并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正式整编为第二野战军时，刘伯承指挥所部辖三个兵团共28万余人。
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1947年1月即指挥华东野战军10个纵队及1个特种兵纵队约27.5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8月指挥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已为15个纵队达32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所部42万人，战后，野战军达到55.1万人。1949年2月，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部队辖四个兵团约为58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至1949年12月，第三野战军发展到82.5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在1950年准备攻台战役时，粟裕直接指挥的最大兵力近65万人。
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1945年12月底即指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27万人（含军区部队），1947年12月，指挥野战军9个纵队、11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共42万人。1948年8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四个兵团70余万人（不含军区部队）。1950年1月，又指挥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部队150万人（含军区部队）。
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解放战争前期一直因病在休养，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并兼任华北军区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后改称18兵团）后，才直接指挥兵团所属三个纵队（军）作战。1949年3月至4月，他短期间内指挥第18、19、20三个兵团及1个炮兵师共25万人攻克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3月底，因病由彭德怀代替指挥）。
可以说，号称毛泽东“五虎上将”的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徐向前五人中，粟裕、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时间更为长久一些。彭德怀、刘伯承两人在战争尾期指挥过大兵团作战，但兵员数量显然低于50万人的规模。徐向前在红军时期曾经指挥8万余人的红四方面军，成为同期直接指挥最多兵员作战的将领，但解放战争中的指挥规模则远远低于其他四人。在五人中，粟裕被军委评价为“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
显然，指挥中小部队作战与指挥50万以上的大兵团作战是截然不同的，在作战形式、指挥、通讯、后勤、运输、情报等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区别。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越丰富，打起仗来才越得心应手。众所周知，让一个优秀的县长直接担任省长，就很难当好，因为经验的积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历史上的先例看，林彪1938年6月因伤到苏联治疗后，有近6年的时间离开一线部队。1945年10月直接去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从原来指挥八路军115师1.5万人，突然指挥11万余人（到12月底，部队扩大为27万人），因此战争初期林彪的战役指挥明显生疏。《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说：“后来有人抱怨：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只有半年的作战经历，而民主联军大多数将领都有整整8年的实战经验。要想让那些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折服，林彪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中，据民主联军总部于1947年2月给中共中央及军委的总结报告中说：“我军伤亡总数在八千以上，而且都是一些老骨干。……四平保卫战，我军受到相当大的元气的损失，许多主力部队失去战斗力，黄克诚部三师之七旅，原为井冈山之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两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中被追击溃散逃亡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部保一旅损失相当重；其次八旅、十旅、杨国夫部七师也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部队中发生悲观情绪，要求到后方休养，离主力去做地方工作。”到1946年的初夏，东北民主联军自四平、长春失守以后，一路退守到第二松花江以北，力保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描述四平撤退以来的被动局面时说：“这个仗，打得真被动。我们一个劲地撤，敌人在屁股后一个劲地追，像拖了根尾巴。”东北的这一状况，显然与从未离开过一线部队的粟裕同年7至8月在华中七战七捷的战果迥异。此次与美军交战，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毛泽东和军委在条件允许下（粟裕、林彪无病），不大可能让其他现代条件下大兵团作战的生手去朝鲜重新开始熟悉的过程。
但是毛泽东首先选择粟裕，除考虑上述因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考虑到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表现更为独特一些。
林彪于1946年11月指挥新开岭战役，取得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相当于关内的旅）的重大胜利，歼灭第25师6200余人，而此前两个月，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已进行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53000余人，约相当于9个25师。1个月后，粟裕则指挥宿北战役一战全歼国民党军3个旅，相当于3个25师。
1947年1月，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36万人）12个师，进行“一下江南”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000人，同一时间，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总兵力约27.5万人）约8个师进行鲁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2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5.3万余人。毛泽东于1947年1月11日致电林彪等，要求他平均每个月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电报称：“平均每月歼敌1个师（相当于关内的旅），一年歼敌12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而约5个月前，毛泽东已经在要求仅指挥华中野战军3万人马的粟裕一个月内歼灭敌人二三个旅了。他于1946年8月15日致电粟裕等：“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而且，粟裕的这个任务早在七战七捷中即超额完成了。
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5月至7月发起夏季攻势，历时50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4个师，连同非正规军共约8万余人。而三个月前，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于1947年2月20日至23日，历时仅三天，即在莱芜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主力5.6万余人。1947年5月13日至16日，又用三天时间进行孟良崮战役，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3.26万人。此两役合计时间为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8.8万余人。
解放战争第一年，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7.5万人，而华东战区歼灭国民党军高达43.4万人。
1948年春，由于东北野战军副政委罗荣桓组建二线兵团，将新兵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达到100多万人，其中野战军70多万人，而东北国民党军为50万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解放军在兵员数量上已占绝对优势。3月上旬，林彪指挥部队将长春10万国民党军围困起来，守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士气低落。4月中旬，林彪在哈尔滨主持东北局会议，讨论今后作战问题。并于4月18日将结果报告毛泽东等，认为“对作战的根本意见”是打长春，计划从5月中旬开始，采取攻城打援手段，进行长春战役，先扫清长春外围之敌，“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城准备”，“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但东北野战军于5月外围战失利后，林彪认为，长春守军的战斗力和防御攻势，都比原来估计的要强，夺取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于5月29日致电军委：“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6月5日，未等军委回电，他又提出东北野战军三个行动方案，认为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成功的可能较少，不成功的可能则较多”，最可行的是“对长春采取较长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时间准备两个月到四个月。……这一行动除多费去几个月的时间以外，没有其他坏处，但能有把握的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毛泽东于6月7日复电基本同意林彪的方案，并要求“精心组织这次战役”。
但到9月12日，长春被围困了半年后依然没有攻下来。出现了东北野战军70余万大军被10万国民党军牵制于长春地区，同守军对峙的僵局，攻撤两难。蒋介石用一座孤城“钳制共军大批主力南下”的企图竟得以实现。
此一阶段，关内各战场上的野战军在处于兵力劣势情况下，频频主动反击国民党军。粟裕向军委建议集中主力在江北打大歼灭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率华东野战军10万余人于1948年6月至7月发起豫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近10万人，改变了中原战局。林彪闻讯后，说：“取胜把握至多五成，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不简单。”9月，粟裕又率华东野战军全军32万人发起济南战役，攻克国民党重兵把守、坚固设防的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10.4万人。蒋介石对美国人说，“过去不惜任何牺牲以坚守坚固据点或主要城市的老战略必须改变”。济南战役以前，美国舆论界说，“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尚未达到夺取国民党任何一个防守较强的城市中心的程度”。现在，他们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直至1948年10月19日，弹尽粮绝、突围无望的长春守军才被迫投诚。至此，孤城长春在重重包围下坚守了7个月。
最能让毛泽东下决心首选粟裕的原因，还在于林粟二人分别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决战中的表现。
辽沈战役中，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从战役的设想到战役的实施，毛泽东一开始即盯着锦州，以关住东北的陆上大门，将东北国民党军就地歼灭。而林彪对锦州这个战局关键的认识是比较滞后的。早在1948年7月30日，毛泽东即电示林彪攻占锦州，电报说：“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一个月后，毛泽东又指示林彪确立两个“决心”，即“确立攻占锦（州）、榆（关）（山海关）、唐（山）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林彪则在攻打锦州还是攻打长春问题上多次犹豫、反复，毛泽东于10月3日连发两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予以批评，其中17时电称：“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10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你们决定以4纵和11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1、2、3、7、8、9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5、6、10、12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一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虽然在时间上应当一开始就如此做，从你们部队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重新增加两个纵队到两锦方面去，可能对于作战要受一些影响（是否有影响及影响之大小，要看作战结果如何才能定），但是平分兵力的错误算是纠正了。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此后，林彪才率军于10月5日至15日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副政委陈云在1983年8月9日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得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
辽沈战役后期，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求林彪控制营口，但林彪被杜聿明的“声东击西”之计所迷惑，没有及时控制该地，使国民党军撤走了万余人，显得美中不足，令毛泽东感到遗憾。
营口位于辽河口，是廖耀湘兵团和沈阳国民党军从海上撤退的唯一港口。攻克锦州，封死了国民党军从陆上逃走的可能，而海上大门还没有关上，国民党军有可能抢占先机，占领营口，掩护其大军从海上顺利退走，使毛泽东封闭蒋军于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计划落空。因此，早在锦州攻克后第三天，毛泽东即告诉林彪：“我们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10月19日16时，毛泽东又指示：“你们仍应考虑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有其西北与东北地区，以免在蒋、卫采取从营口撤退时，你们措手不及。”“此点望你们充分注意。”“蒋介石在天津集中五万吨的船只，准备从营口撤兵的情报是相当确实的。”以后，毛泽东又三番五次要求林彪及时控制营口。
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彪却走了一步错棋。10月20日，林彪曾命令独立2师抢占营口，10月22日，因廖耀湘兵团没有向营口退却，又传来国民党52军已西进的不确实的消息，林彪认为独2师已没有去营口的必要，于是令其即速回至新立屯和半拉门之间，参加围歼廖兵团的决战。辽阳国民党52军即于24日乘虚占领营口，控制了由海上南逃的通道。
毛泽东再次发了脾气。上次发火是为打锦州，关闭陆上大门。这次发火是为控制营口，关闭海上大门。10月25日，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后，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切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部队于二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毛泽东仍然担心国民党军全部从海上逃走。“如果敌人结集一起从打虎山向东，正面无重兵堵击，不能收夹击之效，则敌有全部或大部跑到营口的可能。”毛泽东要求各独立师迅速兼程南进，收复营口等地。在此情况下，林彪于11月2日令9纵与7、8纵各一部对营口发起攻击，歼灭国民党军52军一个师，该军军部率一个师乘船逃走。
而淮海战役，是歼灭国民党军最多的大决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5.6万人，实现了粟裕提出的“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全局性战略目的。其中粟裕直接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蒋军44.3万。而当时华东野战军总兵力不足36万人，正好是东北野战军的一半。粟裕提出淮海战役的建议后，在“小淮海”发展到战略决战“大淮海”的过程中，他又不断提出了关键性建议，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大决战。在包围杜聿明集团之前，粟裕在军委根据情报命令其将重点放在东南方向的情况下，识破杜聿明“声东击西”之计，准确预测其将向西南方向逃跑，并最终将杜聿明集团予以包围歼灭。
显然，粟裕在敌强我弱的淮海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战略战役两方面的果敢、坚毅、智慧是极其优秀的。毛泽东极为渴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因此首先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让其率军与美军作战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粟裕1950年11月抱病在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所作《主次战场与现代化战争》的讲话来看，他关于抗美援朝中的主战场与次战场、突击方向与牵制方向、持久战与速决战等军事战略上的见解，是十分先进与精辟的。如果历史给了粟裕挂帅的机会，对中美双方的影响无疑将更大。
有意思的是，粟裕因病没有成为志愿军司令员统率部队出征朝鲜，后来却成为下达志愿军撤军朝鲜命令的签署人。1958年3月10日，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下达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批撤离朝鲜。
跑马厅：盛大之赌
由一项体育娱乐活动演化而来的“跑马”曾经风靡20世纪初的上海，地价因此飞升，人们的生活因其改变。最初仅仅是一家运动俱乐部的跑马总会，却把上海滩变成了一座远东最大的赌场。“跑马”对近代中国的上海影响深远，涉及了这座城市从消费经济到世俗风尚的方方面面，超乎寻常人的想象，甚至可以说是这座“欧风东渐”下发展起来的摩登都市的一块重要奠基石。
20世纪20年代跑马厅的高级看台上人头攒动，但其中大多数面孔都是洋人。上海跑马厅长期以来禁止华人观看赛马，1909年虽然为了金钱利益允许华人购票入场，但看台单独设立，华人不过是跑马厅用博彩来榨取金钱的目标而已。
跑马作为英国侨民的最大娱乐在开埠不到10年就被引进了上海。当时的第一跑马场、第二跑马场都被称作“公园”，是风景怡人的游玩之地。上图为建立之初的第三跑马场，依然可说是环境优美的休闲胜地。海上天雅阁提供。
关于当年“跑马”的盛况，《申报》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自租界达马场之各路，但见往返者如鱼贯、如蚁阵—跑马之处则广场东北两边之路，人如堵墙，叠层拥积，约有万数之多。有匠工短衣窄袖者，有方褓圆领者以及绮罗子弟、苍白殳老。更有老妪少妇，咸接趾错履、延劲注目，以争一看。并有马车多辆，皆乘巾帼之类、脂粉之艳焉。”这是何等热烈的场面。
和这一记载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样的事实：当时作为远东第一的跑马厅在它运营伊始便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的规定，比如禁止华人入会；禁止华人入内观看比赛；甚至禁止跑马场周围的华人居民在房子上任意开设窗口。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也赫然竖在公园的门口。
一边是这样歧视的规定，一边却又看到前面的报道。本来是西人业余消遣娱乐的活动却牵动了旧上海的城市神经，让整座城市为之狂热。解释起来，是看似简单的八个字：“洋人领风，华人跟风。”
上海学者李天纲曾经有过这样的阐述：摆脱蒙昧贫困后的简单快乐，对外部时尚追求时的好奇兴奋，让旧上海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华洋交锋”，市民精神的深处都少有“义和团”方式的“排外”和“仇洋”。在南京路，在上海当地话的语系中，“洋派”是个中性的词汇，是“现代”和“摩登”的代名词。由此看来，当时华人对“跑马”这项娱乐，最初抱着绝大的好奇，而好奇过后便是羡慕，羡慕过后便是追逐和模仿。
934年上海跑马总会及周围地区航拍照片，足见当时跑马厅的规模。海上天雅阁提供。
当时沪西警察局长潘志杰的儿子潘达，白天在友邦保险公司上班，每逢跑马的日子就会出现在赛马场上，作为骑师出赛，是成为当时家境富有的时尚青年的偶像。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少数贵族男子学校如西童公学就专门把骑术作为体育课的内容，不少商贾子弟、白领精英则会在工作之余参加赛马总会的训练班，像潘达这样能够有参赛水平的骑师真比明星还要风光。
作家程乃珊在她的著述里讲到过上海滩这样一则社会新闻：上海地产大王、人称“程麻皮”的程谨轩的大孙女居然跟着自己的私人马术教练私奔了。她的骑术老师也是她家的马夫兼保镖。当时的骑师健美时尚，很得女性的青睐，相比那些只知躺在家里抽大烟、养姨太太的旧式纨绔子弟，对上海的女性来说“洋派”的骑师不啻是一道新时代的曙光。
叶贻铨是清末富商叶澄衷之子，是上海滩的显贵。他也爱上了赛马，想要以会员身份加入跑马总会，因为是华人被董事会一口回绝。叶贻铨并不死心，设法加入了日本国籍，拿了“东洋人”的护照后又转赴当时英占香港参与赛马，自以为有了这次“先例”后再要求得到上海“跑马总会”成员资格易如反掌，不料照旧被拒之门外！叶贻铨一怒之下，找到几个商界朋友集资购地建起了“江湾跑马场”，董事全是华人，赛马对时人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如果关于跑马场的上海记忆将到此为止，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当年上海风行的“跑马”运动极为吸引眼球，以致跑马厅的地价飞涨，附近店铺林立，是老上海商业街最初的辉煌亮相，就比如南京路。
然而“跑马”怎会如此简单，前文中市井观赛的火爆场景，让我理解了它简直就是旧上海的集体盛宴，那么吸引那些小市民的又是什么呢？……
第六章 茶话历史发展
百乐门：上海的舞步
著名作家白先勇在他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写到主人公金大班发现自己是在台北的一家名为“夜巴黎”的舞厅里时，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起来有点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要宽敞些呢！”
金大班的感叹，道出了百乐门的奢华。这座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建筑，底层为厨房和店面，二层为舞池和宴会厅，最大的舞池约有500余平方米，三楼为旅馆。它的楼顶设计为逐级上升的梯形结构，周围装饰有霓虹灯，左右两翼又置有通贯上下的灯柱，每当夜幕降临，繁星闪烁，人在远处，也一眼可看到百乐门钢塔顶上熠熠闪亮的灯光。这钢塔、这光亮，也成了被称为“东方第一乐府”的百乐门的一个抢眼的标志。百乐门甫一出现，在当时可谓出尽了风头。上海《申报》拿出4个版面出了专刊，而1934年第一期的《中国建筑》杂志也对它作了大量的图文报道。
因为是最好的，所以百乐门吸引了不少追逐时髦而又有些经济实力和地位的年轻人出入其间。
陆震东，这位当年百乐门每天必到的特殊顾客，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歌星黎明晖的儿子，他的母亲曾经得过百乐门舞厅的交谊舞比赛冠军。时光荏苒，如今已近80岁的陆先生对于百乐门的记忆依然十分清晰。按说当时陆先生年龄尚小，不太可能有机会出入舞厅，但因为当时百乐门的老板很喜欢打篮球，组织了一支篮球队，就在百乐门的后院打篮球，晚上则住在百乐门的旅馆里，陆先生的父亲是当时上海滩的篮球高手，于是不到10岁的他就跟着父亲住进了百乐门。百乐门旅馆和舞厅有一条通道连着，少不更事的陆先生每天都要到舞厅去转转。“百乐门进门一直从楼梯墙壁往上去，放的都是舞女照片，它下层是大舞厅，也就是弹簧地板。”
说到弹簧地板，当时百乐门的设计师杨锡谬还在杂志上撰文，专门介绍弹簧地板的构造和原理。所谓弹簧地板，是说地板并不铺实，而是由汽车钢板在下面支撑。当时上海只有3个地方安装了弹簧地板：百乐门、法国总会（今花园饭店）和扬子饭店。不同一般的弹簧地板带给跳舞的人们不同一般的享受。舞客在弹簧地板上跳动时，便感觉如同在席梦思上一般，仿佛脚下踩了弹簧，舞步也就愈加显得轻盈灵动。而最早拥有弹簧地板的百乐门舞厅也就拥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除了弹簧地板之外，吸引舞客们近悦远来的，还有三楼的一块玻璃地板（舞池）。据陆先生介绍，百乐门的玻璃舞池仅灯头就有5万多个，它可以翻出红、紫、蓝、黄、白5种颜色。放节奏快的音乐时，就点开红色的灯；放舒缓的音乐时，就都开蓝色或者绿色的灯。音乐奏响，灯光闪动，穿越玻璃地板的灯光看上去不再那么刺目，反倒是多了一些朦胧。这些灯光将舞池里的氛围染作不同的颜色，而这光线便也随之随意流动，交织出一片流光溢彩的梦幻世界。客人们便在这流光溢彩的梦幻世界之中翩翩起舞，舞者与观者如痴如醉，竟不知身处何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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