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罗素, 著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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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路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之路/（英）罗素（Russell，B.）著；刘勃译.—2 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8（2014.9重印）
书名原文：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ISBN 978-7-5080-7784-0
Ⅰ. ①幸… Ⅱ.①罗… ②刘… Ⅲ.①幸福—通俗读物 Ⅳ.①B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5185号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authored /edited by Bertrand Russell
© The Bertrand Russell Peace Foundation 1996
Preface to the Routledge Classics edition © A.C.Grayling 2006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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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3732
幸福之路
作 者 [英]罗素
译 者 刘勃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云 马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2版 2014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开
印 张 13.75
字 数 122千字
定 价 29.8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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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1872— 1970)，2 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同时又是著名的数学家、散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与后来的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不同，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种种问题都极感兴趣，写下了六十多部著作和大量文章，对2 0 世纪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誉为“世纪的智者”。为了表彰他的“哲学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1 9 5 0年，罗素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幸福之路》是罗素的一本经典名著，拥有广泛的读者。在这本书里，罗素不依任何高深的学说，而是把一些经由他自己的经验和观察证实过的通情达理的意见归纳起来，制做出一张献给读者的良方，希望无数对生活感到困惑和郁闷的男男女女，能够在此找到医治他们病案的方子，能够在以后凭着适当的努力变得幸福。因此，《幸福之路》浅显易懂，读起来饶有趣味。正如罗素写此书的目的，“希望那些遭受不幸而并未享受幸福的众多男女能够诊断出自己的症状并找出摆脱的方法”。译者序
人为什么活着？该怎么活着？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知道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就都能得到解决。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我也认为活着是为了得到幸福。在我看来，能不痛苦就已经很幸运了，而如果能快乐，甚至感到幸福，就是最幸运的事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拿到了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所著的《幸福之路》的翻译合同。翻译英文书是我的个人兴趣，书的内容又是有关人生、生活，特别是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的，所以对我来说，翻译这本书至少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本书又一次告诉我们，有关幸福的事的确很相似，甚至完全相同。如果不知道本书是英国的大哲学家写于1930年的，你会觉得这分明是一本针对眼下你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写的书。它先是从与你有关的方方面面分析了让你不快乐的原因，再针对这些原因告诉你快乐的方法，最后从一个很高的高度总结了如何才能成为幸福的人。正像作者在序言里所说的那样，该书既没有高深的哲理，也没有艰涩的学问，只是作者的一些人生感悟。但重要的是，这些感悟都是作者本人的亲身体验，而非个人的揣测和想象，而且写作的目的，就是让不快乐的普通人快乐起来并得到幸福。所以说这本书的确很实用。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意味着同一事物在每个人的眼中都是不同的，就像盲人摸象。但不管怎样，完整、真实的大象是存在的，它独立于每个盲人的想象。真正的幸福也是一样，不管你怎么想，她都会在那儿。只要方法得当，你就能得到她。这是我的另一个感受。还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快乐和幸福的译法问题。英文happy和happiness既可以被译成快乐，又可以被译成幸福。个人认为，幸福是所有快乐的总和，是最高层次/境界的快乐，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快乐感；快乐则是一种具体的、说得清的满足感。基于这种认识，又考虑到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行文要求，所以尽管书名是《幸福之路》，我却并没有通篇使用“幸福”这个词，而是根据上下文来决定该译为“快乐”还是“幸福”。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提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选择哪家出版社是一生中的关键，对我这个译者来说也是如此。多年来我一直和华夏出版社的陈小兰主任合作，这次又是她让我走上了“幸福之路”，感谢她的知遇之恩。还要感谢罗素先生，他的思想光辉照亮了人类的幸福之路。最后还要谢谢罗云编辑。译文中的不妥之处还请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刘勃英国阿斯顿商学院博士2011年12月12日序言
这本书不是写给文化素养高或认为实际问题不过是一些谈资罢了的人看的。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既没有高深的哲理，也没有艰涩的学问。我只是想把我对但愿是常理性的东西的一些感悟归纳起来。所有我声明是要献给读者的主张都是在我的亲身体验和亲自观察中得到了证实，且每当我依此行事时都会增加我的幸福感。基于这个理由，我斗胆希望众多深感不幸而又不愿深陷其中的部分男女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他们的病症及规避方法。正是因为我相信，通过适当的努力，很多不快乐的人是可以变得幸福、快乐的，所以才会写下这本书。上篇 不幸福的原因第1章 什么会让人不快乐？
动物只要不生病，有足够的食物，就会快乐。我们觉得人类也应该这样，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这样。如果你自己就不快乐，那么你可能会承认自己不是个例外。而如果你是快乐的，那么请自问一下，你的朋友中有几个和你一样？当你对朋友审视了一番后，请学学如何察言观色，学会善于接受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人的情绪。英国诗人布莱克说过：
在我遇到的每张脸上都有一个标记
那是缺憾的标记
是悲伤的标记
尽管不快乐的形式各式各样，但你会发现，到处都有不快乐。工作时间站在一条热闹的街上，周末时站在一条主干道旁，或在一个晚上参加一个舞会，这时，请将“自我”从脑中抛开，让周围的陌生人的性情一个接一个地占据你的思想，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有自己的烦恼。在上班族身上，你会看到焦虑、精神过于集中、消化不良，除了为生存而战外对其他任何事都缺乏兴趣，失去了游戏、玩乐的能力，对其同类的存在浑然不觉。在周末的主干道旁，你会看到男人和女人们都很轻松惬意，其中一些人非常富有，他们都在一心一意地找乐子。所有人都用同样的速度，也就是用最慢的车速鱼贯而行。他们不可能看见前面的路或风景，因为往旁边看会引发车祸。每辆车上的每个人都将心思放在了如何超过其他的车，可是因为太拥挤，所以他们无法超车。如果他们不这么全神贯注，就像那些不自己开车的人一样，他们就会流露出难以名状的厌烦和些许不满。有时一车黑人会将他们真正的快乐展现出来，但他们古怪的举动会引起旁人的愤慨，最后还会因交通事故而落到警察手里。享受假日是违法的。
再不就去看看欢度夜晚的人。来的人都打定了主意要高兴一番，就好像决心不在牙医那儿大惊小怪一样。喝酒和拥吻被公认为必经之路，于是人们会开怀畅饮，尽量不去注意他们的同伴是多么讨厌他们。喝到一定程度时，男人们开始哭泣，怨恨自己的卑劣品格是多么不值得母亲疼爱。对于他们来说，酒精可以让他们释放自己的犯罪意识，这种意识在他们清醒时往往是被理性所抑制的。
这些种种的不快乐，部分源自社会制度，部分源自个人心理。当然了，个人心理在相当程度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以前我曾就如何为了让人们更快乐而改变社会制度有过著文，内容涉及消灭战争、消灭经济剥削、消灭有关残忍与惧怕的教育，我并不想在这本书里谈。发现一种可以避免战争的制度对我们的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是不可能发现这种制度的，因为人们是如此的不快乐，以至于相互杀戮似乎并不比没完没了地挨日子来得可怕。如果机械化大生产多少可以对最需要帮助的人有些益处的话，那它当然应该阻止贫困的长期存在。可如果富人本身就很糟糕，那让每个人都变得富有又有什么用呢？教授残忍和畏惧是很不好的事，但自己就热衷于这些的人是不会教授其他东西的。这些考虑让我们提出一个个人问题： 此时此地，身处我们这个有着怀旧情结的社会中的男女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获得他们自己的幸福呢？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表面上并不是很痛苦的人。我假定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保证自己有吃有住，身体也够健康，可以进行日常的物质活动，也不考虑像儿女尽亡或当众受辱这样的大灾祸。关于这类事情的确有很多话要说，它们也的确是重要的事，但它们与我想说的事不是同一类事。我的目的就是要提出一个针对日常烦恼的治疗方法。文明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烦恼，因为没有明显的外在原因，所以人们似乎无法逃避它们，它们也因此更让人难以忍受。我认为，这种不快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这些错误破坏了人们对还算可以的事物与生俱来的兴致与爱好。而无论人类还是动物，其所有的快乐最终都取决于这些事物。这就要看个人的努力了，所以我提议作出一些改变。如果你的运气还可以，借助这些改变，你就有可能获得快乐和幸福。
对我所倡导的哲学的最好介绍也许是有关我个人的简单介绍。我不是生来就快乐的。小时候，我最喜欢的赞美诗是：“无聊的尘世装满了我的罪孽。”5岁时我曾想，如果我得活到70岁，那我才挨过自己全部生命的1/14，我觉得前面漫长的无聊人生简直难以忍受。少年时我憎恨人生，总是徘徊在自杀的边缘，是我想多学一些数学的念头阻止了我。现在则正好相反，我热爱生活。几乎可以这么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更热爱生活了。这部分是因为我发现了什么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并且慢慢地得到了不少。还有就是我成功地抛开了一些欲望，如获得关于这个或那个的确切的知识，将它们看成本来就是无法实现的欲望，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逐渐减少了对自己的过分关注。像其他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有对自己的过错、愚蠢和缺点进行反省的习惯，准确地说，我认为自己是个可怜的怪人。渐渐地我学会了不太在乎自己和自己的缺点，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外部事物上，如世界形势、知识的各个分支以及我抱有好感的个人等。不错，对外部事物的关注也会带给你各种痛苦：世界可能陷入战争，某些知识可能很难获得，朋友可能会死去。但这类痛苦不会像因厌恶自己而产生的痛苦那样破坏基本的生活品质。对外部事物的每一种兴趣都可以激发出一些可以全面防止人们产生无聊、倦怠意识的活动，只要这种兴趣始终存在。相反，对自我的关注不会引发任何前行的举动。它可能会让你记日记，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也许还能让你成为僧人。但是，除非寺院的清规戒律能让僧人忘了自己的灵魂，否则他是不会幸福的。而他以为是宗教带给他的幸福其实靠做一名清洁工就能得到，只要他一直做下去。对那些极度沉迷自我，以至于用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挽救的不幸的人来说，对外部事物产生兴趣是获得幸福的唯一方法。
自我沉溺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我们可以将畏罪狂、自恋狂和自大狂看做是最为常见的三个类型。
提起“畏罪狂”，我指的并不是犯罪的人。可以说人人都犯了罪，也可以说没有人犯罪，这要看我们是如何定义罪行这个词了。我指的是沉溺于犯罪意识中的人，这种人永远都在自责。如果他信教的话，他就会说这是上帝在怪罪他。他认定自己应该是某种形象的人，这种形象与他认为的现实中的自己不断冲突着。如果他早就把坐在母亲腿上时学到的格言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他的犯罪感就有可能深埋在他的潜意识中，而只有在他喝醉或睡着的时候这种感觉才会出现，可这已足以让任何事物失去它们的吸引力了。他心里依旧承认儿时被教导的所有禁忌：骂人是恶的；喝酒是恶的；做生意时表现出精明是恶的；最重要的是，性行为是恶的。当然了，他不会避开这些乐事，但他认为这些事毒害了他，因为他觉得这些事让他堕落。他整个身心所期盼的一种乐趣就是得到母亲的呵护，他记得他在儿时有过这样的经历。既然他再也没有这种乐趣了，便觉得一切都很乏味；既然他不得不犯罪，于是他决定痛痛快快地犯。当他坠入情网时，他会去寻找母性的温柔，可他并不能接受这样的温柔，因为他心中有他母亲的形象，所以他不会对任何一个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有丝毫的敬意。于是他对自己失望了，他变得残忍，而后又对其残忍进行悔过，接着重新开启一个先是幻想自己犯罪接着真实地悔过这一令人沮丧的过程。这就是很多表面上死硬的放荡者的真实心理。让他们误入歧途的是对无法企及的目标（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的虔诚，以及早年被灌输的可笑的礼教习俗。对这些母性“美德”的牺牲者来说，走向快乐的第一步是从早年的信仰和情感中解放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恋就是习惯性犯罪感的反面，其特征是惯于自我欣赏并希望被别人赏识。一定程度的自恋肯定是正常的，不必对此表示遗憾，只有在表现得过分时，自恋才会变成一种很大的罪过。很多女人，特别是富裕阶层的女人，她们对爱情的感知能力已经完全消退了，所以才会用所有的男人都应该爱她们这样的强烈愿望来代替这种能力。而当这种女人确信有个男人已经爱上她时，她便不再需要他了。男人也是这样，只不过少一些罢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危险关系》中的男主人公，这本著名小说描写了法国大革命快要发生时法国贵族们的爱情故事。当一个人的虚荣心到了这个地步时，除了自己之外，他是不会对其他任何人感兴趣的，因此也就不会从爱情中得到真正的满足，而他其他方面的兴趣消失得更快。例如，大画家通常会被人崇拜，受此激励，自恋狂可能会去学习艺术。可是，由于绘画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他从不会对绘画技巧感兴趣，他眼中只有跟自己有关的事。这么做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和失望，得到的是嘲笑，而不是他所期望的恭维。那些总是把自己勾勒成自己小说里的英雄人物的小说家们也是如此。工作上的所有真正的成功取决于你对与工作有关的事是否真的感兴趣。
成功的政治家们纷纷下台，原因就是他们逐渐地用自恋行为取代了对公众的关注和自己的施政方针。只关心自己的人不是令人钦佩的人，人们也不会觉得他令人钦佩。因此，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应该钦佩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兴趣的人是不太可能达到他的目的的。即使达到了，他也不能完全快乐，因为完全地以自我为中心并不是人的天性。人为地限制自己的自恋狂刚好与被犯罪感控制了的畏罪狂一样。原始人可能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好猎手而骄傲，但他也是很喜欢追逐动物的。过了头的虚荣心本身就会扼杀掉各种活动带给人的乐趣，这自然会招致无聊和倦怠。之所以会有虚荣心，往往是因为不自信，根治的办法就是培养自尊心。只有从一些好的、因对客观事物产生兴趣而引发的活动中才能培养出自尊心。
自大狂和自恋狂是有区别的。自大狂要的是权势而不是魅力，希望别人怕他而不是爱他。很多疯子和历史上大多数伟人都是这类人。热衷权势和虚荣心一样，也是人性中的一大要素，因而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只有在它表现得过分或与不充分的现实感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变得可悲。出现这种情况时，人即使不会是既闷闷不乐又愚蠢可笑，也至少会占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认为是头戴王冠的疯子可能是快乐的，但他的这种快乐并不是头脑清楚的人所羡慕的那种快乐。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是这类疯子，尽管他拥有实现疯子的梦想的能力，但他却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他的梦想会随着他的成功而膨胀。当他知道自己已经是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便说自己是上帝。可他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呢？他酗酒成性，脾气暴躁，对女人很冷淡，自称为上帝，这些都表明他并不快乐。靠牺牲人性中的所有其他要素来培植一种要素是不会带来最大的满足感的，将整个世界当做塑造个人显赫地位的原材料也是如此。不管是神志不清还是神智还算清醒，自大狂们通常是过于屈辱的产物。拿破仑上学时曾在富有的贵族子弟面前感到自惭形秽，因为他是个靠奖学金生活的穷学生。当他允许流亡者回国并看到昔日的同学向他鞠躬时，他感到很满足。真是快乐之至！而这种满足感也让他动了消灭沙皇以获得同样的满足感的念头，他也因此被送到了圣赫勒拿岛。既然没有人是万能的，所以完全被热衷权力所主宰的人迟早都会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只有通过一些疯狂的方式才能让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比如权力足够大的人就可以将对他指出这一点的人监禁起来或处以极刑。政治角度上的抑制和精神分析角度上的抑制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是在通过很明显的方式来进行精神抑制，就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拥有被控制在适当限度之内的权力是可以极大地增加幸福感的，但如果将它视为人生的最终目标就会引发灾难。这灾难如果不是外部的，就一定是内心的。
显然，不快乐的心理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却有一些共同点。典型的不快乐的人都是年轻时被剥夺过一些正常满足的人，他会因此更看重这类满足而不是别的，这也就让他的人生倒向了一边，他会极为关注这类满足的实现，反对与之相关的活动。现在这方面又有了新进展并且很普遍，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彻底地失败了，所以不再去寻求满足了，只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忘掉一切。于是他变成了一个醉心“找乐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他试图通过让自己少些活力去忍受生活。例如，酗酒就是暂时的自杀，它所带来的快乐都是负面的，暂时中止了不快乐。尽管自恋狂和自大狂可能会用错误的方式去找寻快乐，但他们都相信人是可以快乐的。而那些想让自己极度兴奋的人都是一些放弃了希望的人。不管他们采用了哪种方式，除了想忘掉一切之外他们别无所求。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说服他们快乐是值得拥有的。不快乐的人就像失眠的人一样，常常为自己的不快乐而感到骄傲。这种骄傲可能和丢了尾巴的狐狸的那种骄傲一样。如果真是这样，治疗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明白如何才能长出一条新尾巴。 我相信，如果知道了获得快乐的方法，很少有人能够依旧从容不迫地选择不快乐。我并不否认世上有这样的人，但他们的数量无足轻重。因此我就假定，读者都是希望自己快乐而不是不快乐的。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但不管怎么说，尝试一下总是无害的。第2章 论拜伦式痛苦
和历史上其他很多时期一样，今天，我们中间还是会有看破红尘、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他活下去的聪明人。持这种观点的人真的很痛苦，但他们却以此为荣，认为痛苦才是宇宙的本质，才是一个文明人所应有的唯一合理的态度。这种因痛苦而产生的骄傲会让单纯的人怀疑其真实性，他们认为以痛苦为乐的人其实并不痛苦。这种看法有些过于简单。因为毫无疑问，痛苦的人会感到自己高人一等、洞察力过人，这些可以稍微补偿一下他们的损失。但是，这点儿补偿绝不足以弥补因失去了简单的快乐所带来的损失。我自己也不认为痛苦有什么较高的合理性。聪明人会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尽情快乐，一旦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会让他过于痛苦时，就会去思考别的问题。这就是我想在这一章里表明的观点。我希望读者们能够相信，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理由，理智总是不会禁止快乐的。不仅如此，我还相信，那些真心认为他们的忧伤源于他们对宇宙的看法的人是在本末倒置。事实上，他们的痛苦是由一些他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而这种痛苦又让他们总是想着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中让人不太愉快的地方。
我想探讨的这个观点，对于现在的美国人来说，是由约瑟夫·克鲁奇在一本名叫《现代性情》的书中提出来的；对于我们祖辈的人来说，是由拜伦提出来的；对于各个时代来说，则是由《传道书》的作者提出来的。克鲁奇说：“我们的案子是一件败诉的案子，自然界没有我们的位置。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为生为人类而感到遗憾。我们宁可作为一个人而死，也不愿当个动物而生。”拜伦说：
当早年思想的光芒在感觉的隐约衰退中渐渐暗淡下来时，世界所能给予的欢乐就再也不能和它带走的快乐相比了。《传道书》的作者说：
我对已经死去的人的赞叹要多于对仍然活着的人的赞叹。而比这两种人更好的是从未存在过、从未见过阳光下的罪恶勾当的人。
在审视过生活的快乐之后，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却给出了这些令人沮丧的结论。克鲁奇生活在纽约最有文化的圈子里；拜伦畅游过赫勒
[1]斯滂，有过无数的风流韵事；《传道书》的作者追求快乐的方式则更加丰富多彩，他喝酒，玩音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还修造水池，家里有男女仆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即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仍然是智慧的。他认为一切都是虚幻的，智慧也是一样：
我专心地了解智慧、疯狂和愚昧。我发现这也是一种精神烦恼，因为越智慧就越伤感，增加知识就是增加痛苦。
看来他的智慧打扰了他，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做了一些无用功：
我心里说，现在就去做，我会用欢笑证明给你看，所以尽情欢乐吧。但注意看，这也是虚幻的。
他的智慧还是跟着他：
于是我心里说，白痴会遇到的事我也会遇到，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更有智慧呢？我心里就说，这也是虚幻的。
所以我厌恶生活，因为对我来说太阳下所做的事都会让我痛苦，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精神烦恼。
对于文人来说，再也不需要读久远的东西了是很幸运的事，因为如果他们读了，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里面说了一些什么有关水池的事，出新书一定是虚幻的事。如果我们能够指出《传道书》中的教义并不是智者所持的唯一观点，我们就不用不厌其烦地介绍后来有关这种心境的各种表述了。在这类讨论中，我们必须分清心境和心境的知性表现。关于心境，没什么好争论的，它可能会因运气或身体状况而改变，但却不会因为争论而改变。我时常会有一种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的心境，我是借助一些不得不做的行动而不是哲学才摆脱了这种心境。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会不高兴，但绝不会觉得一切都是虚幻的，你会觉得不管人生有无终极价值，让孩子恢复健康才是应该关心的事。富人可能而且往往会觉得一切都是虚幻的，但如果他就要失去他的钱了，他绝不会觉得他的下一顿饭是虚空的。之所以会有虚幻感，是因为满足天然的需要十分容易。
和其他动物一样，人这种动物适合为生活做些奋斗。当现代人可以借助大量财富轻而易举地满足自己所有的奇思怪想时，仅仅是用不着为生活而努力就可以让快乐的一个基本要素荡然无存了。一个可以轻易得到只是有点想要的东西的人会认为，满足自己的愿望并不能让自己快乐。而如果他有哲学气质，就会认为人生根本就是痛苦的，因为一切都如愿了的人也还是会不快乐的。但他忘记了，缺少一些你想要的东西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这种心境非常多，但《传道书》里也有理智的观点:
江河流入大海，而大海却不会满。
太阳底下无新事。
过去的就过去了，没人会怀念它们。
我憎恨我在太阳下付出的所有劳动，因为它们会被后人享用。
如果有人想用现代哲人的方式提出这些观点，就会生出这样一些东西来:人永远在劳作，事物总在变化，但任何东西都不能永远存在，尽管后来的新事物也绝不会和过去的不同。一个人死了，他的继承人就会收获他的劳动果实；江河流入了大海，可江河水却不能留在那里。人和事物就这样一遍遍地进行着永无目的的生死循环，没有改进，没有永恒的成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江河聪明的话，就会待在原来的地方；如果所罗门聪明的话，就不会种下他儿子将享用其果实的果树。
可用另一种心境来看这一切又是多么不同。太阳底下无新事吗？那摩天大厦、飞机和政治家的广播演说又是怎么回事？这些事所罗门[2]又知道多少呢？如果他能从无线电里听到莎巴女王从他的领地返回之后对她臣民的训话，难道不能让他从徒劳无益的果树和池塘中间得到一些安慰吗?如果他拥有一家剪报公司，能让他知道报纸是如何评价他的建筑有多美、后宫有多舒服、和他作对的圣哲们在和他争论时有多狼狈的话，他还会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吗？这些事也许并不能完全治愈他的悲观情绪，却能让他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它。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抱怨之一，是太阳底下的新事太多了。如果有或没有新奇都一样烦人，那就很难说哪个才是让人失望的真正原因了。
再拿《传道书》中所说的“所有的江河都流向大海，但大海却不会满；它们从哪儿来，就会回到哪儿去”的事实来说。从悲观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说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人们在夏天去避暑胜地，但还是要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可这并不能说明在夏天去避暑胜地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水被赋予了感觉，那么它们可能会像雪莱所描绘的“云彩”那样十分享受冒险式的循环往复。就拿为后人留下遗产的痛苦来说，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从后代的角度来看，这显然不是什么坏事。世间万物都会消失的事实本身也不能成为悲观主义的根据。而如果继承现有事物的是更糟的事物，那倒可以作为悲观主义的根据。如果继承现有事物的是更好的事物，我们便有了乐观的理由。而如果正如所罗门所说，继承现有事物的是同样的事物，我们又该怎么想呢？难道这样就会使整个过程变得徒劳无益了吗？当然不会！除非这个循环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都是痛苦的阶段。愿意展望未来，并且认为“现在”的全部意义是建立在它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一基础上，这种习惯是一个坏习惯。只要部分是有价值的，整体就有价值。不能通过比对音乐剧来想象人生。在音乐剧中，男女主人公会经历令人难以置信的磨难，回报给他们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我过我的日子，我的儿子会接着我过他的日子，而他的儿子还会接着他过下去。这怎么会产生悲剧呢？相反，如果我永远活着，一定会失去生活的乐趣。该怎样就怎样，生活才能历久弥新。
我在生活之火前烘烤着双手
火苗在减弱
我也准备走了
这种态度和对待死亡的愤怒态度一样都是很理智的。如果说情绪是由原因决定的，那么让人快乐的理由应该和让人绝望的理由一样，都是很多的。《传道书》是悲剧性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一书也带有哀怨色彩。从本质上说，克鲁奇先生之所以会悲哀，是因为中世纪以及较为近代的一些确切事物已经消亡。他说：“这是一个不快乐的时代，四处游荡着还没有待下就从死亡世界里出来了的幽灵。它的困境和童年活在神话世界中，与那些还没学会在没有神话指点的情况下如何行事的青少年所处的困境没什么不同。”这番表述完全正确，也适用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文化教育，但却对现代社会一无所知，由于在整个青年时代里都被教导要让情感来决定信仰，因而不能摆脱寻求安全和保护的这种科学不能满足的幼稚愿望。和其他大部分文化人一样，克鲁奇先生心里总是认为科学并没有履行其承诺。当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承诺是什么，但他好像认为像达尔文和赫胥黎这些六十年前的、对科学有所期待的人并没有发现什么。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觉，一种由那些不希望其专长被认为是没什么价值的作家和牧师培植出来的错觉，而此刻的世界有很多悲观的人倒是真的。只要有很多收入在不断减少的人，就总会有很多悲观的人。克鲁奇先生真的是一个美国人。总的来说，战争增加了美国人的收入，而整个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阶层却损失巨大。战争还让每个人都有不安定感，这种社会原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它对有关世界本质的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让克鲁奇先生哀叹的信仰还是被除皇帝和少数意大利贵族之外的每个人所坚守，但比13世纪还让人绝望的时代却几乎是没有了。所以罗杰·培根会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罪恶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罪恶与智慧是水火不容的。让我们看看整个世界，细品每一个地方。我们会发现无法无天的堕落，尤其是君主们……淫乱行为使整个宫廷名誉扫地，贪得无厌主宰了一切……如果君主们都是这样，随员们还用说吗？看看主教们是如何追逐金钱而无视对心灵的救治的吧……再想想宗教界，真是无一例外，他们全都太堕落了！新的宗教阶层（托钵僧）已然丧失了其原有的尊严，整个教会都是自大、淫乱和贪婪的。每当他们聚在一起时，不管是在巴黎还是在牛津，就会相互争斗、吵闹、干坏事，这让外界人士极为愤慨。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贪欲，没人会在乎自己在干什么，又是多么不择手段。”谈到古代的异教圣人时，他说：“他们的生活比我们的生活好得没法比，无论是在文明礼仪方面还是在鄙视世俗方面。他们愉快、富足、荣耀，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图里、阿维森纳、阿尔法拉比乌斯、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其他人的著作里读到这样的人。[3]他们就是这么获取智慧的密钥进而发现了一切知识的。”。罗杰·培根的观点也是他那个年代全体文人的观点，他们都不喜欢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从不认为这种悲观论调有什么形而上的原因，原因应该是战争、贫穷和暴力。
克鲁奇先生的书里最为感伤的章节之一是有关爱情的一章。好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爱情看得很高，而有着现代人的老于世故的我们却已经看透了爱情。“对于疑心重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爱情承担着他们已经失去了的上帝的一些功能。面对爱情时，很多最冷静的人也会一下子变得神秘起来。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可以唤醒他们崇敬感的东西之中，而任何其他东西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从心灵深处觉得对爱情要绝对忠诚。对他们来说，爱情就像上帝一样，需要为之牺牲一切。它还会像上帝一样，通过赋予有关生活的所有现象一种无从分析的意义来奖赏信徒们。我们比他们更习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但还不习惯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只有当我们习惯了，才能认识到无神论的真正意思。”奇怪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看法竟截然不同。我记得有两位我年轻时很熟的老太太，她们的某些方面在那个年代很典型。一位是清教徒，另一位是伏尔泰派。前者哀叹情诗太多，因为她认为爱情这个主题没什么意思。后者则评论说：“没人能反驳我，我总说破[4]第七诚不像破第六诚那么坏，因为那至少要得到对方同意。”这些观点与克鲁奇先生所描述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观点极不相同。他的思想显然是从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的某些作家身上衍生出来的。最好的例子应该是罗伯特·勃朗宁，而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爱情观多少有些迂腐：
感谢上帝，他最卑微的芸芸众生也能以灵魂的两面性为荣，一面用来对付社会，一面用来对付他爱的女人。
这就是说，战斗是面对一般社会唯一可能采取的态度。为什么呢？勃朗宁会说，因为社会是残酷的；而我们则会说，因为社会是不会按你自己的评价接纳你的。一对夫妇可能会像勃朗宁夫妇那样组成一个相互敬慕的社会。身边有人一定会赞赏你的作品是一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不管它配不配。当勃朗宁声色俱厉地指责菲兹杰拉德竟敢不赞美勃朗宁夫人的大作《奥罗拉·利》时，一定会觉得自己很优秀，很有男人气概。我并不觉得这种夫妻双方将批评功能完全搁置起来的做法很让人钦佩，那是因为害怕，希望逃避公正而严厉的批评。很多老单身汉都知道，靠在自己的火炉边能得到相同的满足感。按照克鲁奇先生的标准，我不是一个现代人，因为我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得太久。我并没有丧失对爱情的信念，但我所相信的爱情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崇尚的那种爱情。它是大胆的、清醒的，在告诉人们什么是善的同时，它并没有忘记恶，也没有假装神圣和纯洁。这些特质曾经是性禁忌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大多数性行为是恶的，因而不得不将一些夸张的形容词加在他们所认可的那类性行为上。那时的性饥渴要比现在厉害得多，这无疑会促使人们夸大性的重要性，就像禁欲主义者总做的那样。如今我们正处在混沌时期中，很多人丢掉了旧标准，但还没有找到新标准，这给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麻烦。由于他们在潜意识里还在相信旧标准，所以，当有了麻烦时，他们会绝望、懊悔、玩世不恭。我并不认为这种人会很多， 但他们却在身处们这个时代最敢说的群体之中。我相信，如果将我们这个时代富裕的青年人和维多利亚时代这样的青年人平均对比一下，就会发现，现在的青年人可以从爱情方面获得比60年前多得多的幸福，也比那时更真心地相信爱情的价值。让某些人变得玩世不恭的原因在于旧式理想对人潜意识的严酷统治，在于缺乏现在的人借以规范其行为的理性的道德标准。要想改正不能靠哀叹和怀旧，只能靠鼓起勇气接受现状，下决心将表面上已被抛弃了的迷信从其隐藏地彻底铲除。
要想简短地说明人们为什么会重视爱情并不容易，但我还是想试试。爱情之所以会被重视，首先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欢乐的源泉，虽然这并不是爱情的最大价值，但和它的其他价值比起来却是最主要的。
爱情啊，他们太冤枉你了
说什么你的甜蜜就是苦涩
可你丰硕的果实
要比任何东西都甜美
写这几句诗的无名作者并不是在为无神论寻找答案，也不是在寻找探寻宇宙的钥匙，他只是在自娱自乐。不仅爱情是欢乐之源，缺少爱情还会是痛苦之源。爱情之所以会被重视，是因为它能增进像音乐、山巅的日出和明月下的大海这样所有最美妙的享受。一个从未和自己爱的女人一起享受过美好事物的男人，是不能充分领略到这些事物所具有的魔力的。爱情能戳破自我的坚硬外壳，因为它是一种生物合作形式，需要用一方的感情来实现另一方本能的目标。世间的各个时期存在着各种独身主义哲学，有的很高尚，有的不那么高尚。斯多葛派和早期的基督徒认为，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独立意志，或至少在不借助人类帮助的情况下，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至善境界；另一些人则把权力看做是生活的目的；还有一些人则把个人享乐当做生活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独身主义哲学，认为善应该是每个单独的人都可以达到的境界，并不只是在更多或更少的人群中才能实现。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都是错的，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我们本能的良好表现上来说都是错的。人有赖于合作，自然还赋予了人的确有些不完美的本能器官，它们产生出了合作所需要的友谊。爱情是导致合作的最原始、最普通的情感形式。深爱过的人不会认为，自己的至善境界与自己爱着的那个人的至善境界毫无关系。在这一点上，父母对子女的感情要更强烈些，但这种感情最多也就是父母之间相爱的结果。我并不是在妄言爱情的最高形式是普遍存在的，但我坚信，爱情的最高形式中所蕴含的价值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并且它本身就具有一种不受怀疑主义影响的价值，尽管无法获得爱情的怀疑主义者会错误地将他们的无能为力归因为他们所持的怀疑主义。
真正的爱情是一堆长久的火
永远在心里燃烧
从不微弱
从不熄灭
从不冷却
从不背弃自己
下面让我谈谈克鲁奇先生有关悲剧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易普生的《鬼群》不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将易普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作品的创作素材，即他对于人的尊严的看法、对人的热情的重要性的认识、对人生丰富程度的洞察，是易普生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的，易普生的同代人也没有，也是不可能拥有的。上帝、人和自然界莫名其妙地在莎士比亚和易普生之间的几个世纪中全都缩小了，不仅是因为现代艺术的写实信条促使我们去寻找平凡的人，而且还因为这种人生的平凡不知怎的通过同样的过程被强加给了我们。这个过程导致了艺术上写实理论的发展，借助这样的理论我们的观点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 毫无疑问，有关王子们及其忧伤的旧式悲剧是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而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手法去描写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效果一定不一样。但是，其原因并不是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倒退了，而是刚好相反。我们不再认为某些人是世间最伟大的人，只有他们才有权尽情忧伤，其他人只配为了让这些少数人壮丽、辉煌而辛苦操劳。莎士比亚说过：
乞丐死时不会有彗星出现
苍穹只为王子之死而闪耀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这种情感即使并不是一种信念，至少也是一[5]种普遍存在的、莎士比亚自己也深信不疑的观点。因此，诗人辛纳[6][7]的死就是喜剧的，而恺撒、布鲁图和卡修斯的死就是悲剧的。对我们来说，个体死亡的宇宙性意义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无论是在外部形式还是在我们的内心信仰上，我们已经变得民主了。所以，在今天，[8]崇高的悲剧应该关注团体而不是个人。我举一个恩斯特·托勒的《大众人》的例子——我并不认为该作品就像历史上最好年代里的最佳作品一样好，但我坚信它应该是具有可比性的。它高尚、深刻、真实，关注英雄行为，并且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把读者从怜悯和恐怖中净化出来”。因为必须要抛弃老技巧和老传统，又不能代之以稍有些教养的陈词滥调，所以这类现代悲剧是极为少见的。要想写悲剧，就一定要有悲剧情怀。而要想有悲剧情怀，就必须认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仅要用心来认识，还要用血和身体来认识。克鲁奇先生在他的整本书中不时会谈到绝望，人们会被他勇敢地接受严酷世界的精神所感动。但这种严酷是由于他和大多数文人还不知道如何在新的刺激下去感知旧式情感所造成的。刺激是有的，但不在文人圈里。文人圈子与社会生活之间没有一种富有生机的联系，而如果一个人想拥有能够产生出悲伤和真正快乐的严肃而厚重的情感，就必须有这种联系。我想对所有觉得自己无用武之地的富有才干的青年人说：“放弃试着写作的念头，尽量不去写作，走向社会，做个海盗、婆罗洲王或苏联的劳动者吧，为自己找到一种为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而需耗费你几乎全部精力的生活方式。”我并不是建议所有人都应这样做，我只希望身患克鲁奇先生诊断出的那种病的人这样做。我相信，如果过上几年这样的生活，以前的这位知识分子会发现，不管怎么克制，他都无法按捺自己的写作冲动。那时，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1] 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译者注（除非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2] 《传道书》当然不是所罗门写的了，这里只为行文方便。[3] 引自Coulton的 From StFrancis to Dante一书，第57页。——原书注[4] 基督教十诚中，第六诚为不可杀人，第七诚为不可奸淫。——译者注[5] 罗马诗人。[6] 密谋刺死恺撒的主要人物之一。[7] 罗马大将。[8] 德国戏剧家。第3章 论竞争
如果你在美国随便问一个人，或者在英国随便问一个商人，最妨碍他享受人生的是什么事，他一定会说：“生存之战。”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对此深信不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从另一种并且是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却是非常错误的。当然，的确有为生存[1]而战这种事，如果我们不够幸运就会摊上这种事。小说中的主人公福尔克就是这样的例子。在一条破船上，只有他和另一个人有武器，除了吃掉其他水手，他俩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吃了。当他们把协商好的人肉吃完之后，一场真正的生存之战开始了。结果福尔克赢了，但此后他就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而现在的商人所说的“生存之战”可不是这回事。为了让本质上很浅薄的事显得很高尚，他们就挑了这么一个极不确切的词。你可以问问他们，他们这个阶层的人有几个会死于饥饿？他们的朋友们破产之后能怎么样呢？谁都知道，在物质享受方面，破产了的商人比从未富到有机会破产的人要好得多。所以，人们所说的生存之战实际上是成功之战。当他们战斗时，他们怕的不是明天会吃不上早餐，而是他们没有邻居强。
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会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因被机械装置夹住了而无法脱身的，抓住他们的是他们脚下的踏车，因为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踏车是不会把他们带到更高的台阶上的。当然，我所指的是做大生意的人，他们收入颇丰，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但对他们来说，这么做是可耻的，就好像是在敌人面前逃跑了。而如果你问他们是出于什么公共原因而工作时，在说完广告里才会有的有关生活艰辛的陈词滥调之后，他们便无话可说了。
试想一下这种人的生活：他有一处迷人的居所，一个美丽的妻子，几个可爱的孩子。清晨，当妻儿还在睡觉时他就起来匆匆赶往办公室了。在那里，他需要展示出一个优秀行政人员的风范，要紧绷下颚，说话要果断坚决，要让自己的睿智感染除勤杂工之外的每一个人。他口授信函，与各类重要人物通话，研究市场，与正在和他做生意或希望和他做生意的人共进午餐。整个下午做的还是这些事。他疲惫地回到家，换好衣服又去赴晚宴。席间，他和很多其他疲惫的男人们都装出一副很享受没有那些没机会疲惫的女士们作陪的样子。谁也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多久之后才能脱身。最后他终于睡着了，让绷紧的神经放松几小时。
过着这种生活的人就像是在进行百米赛，但他们竞赛的终点是坟墓，进行百米赛所需的集中精神用在这儿迟早会显得过分的。他对他的孩子们了解多少？平日里他都待在办公室，周日他又待在高尔夫球场。他对他的妻子又了解多少呢？清晨他离开时，她还在睡觉。整个晚上他和她都在忙着交际应酬，没机会亲密交谈。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他来说很重要的男性朋友，尽管他也有一些故作亲密的朋友。关于春季和收获的秋季，他知道的只是它们会影响市场行情。他可能去过欧洲各国，但却是用十分厌烦的眼神在审视。对他来说，看书是在浪费时间，听音乐是附庸风雅。年复一年，他变得越来越孤独，注意力越来越集中，生意以外的生活越来越枯竭。我在欧洲见过人过中年的这类美国人，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女儿。显然，她们苦口婆心地劝说他该去度假了，好让她们有机会看看欧洲。母亲和女儿欣喜若狂地围着他，让他看吸引她们的每一项新事物。而十分厌烦、十分无聊的一家之主却一直在琢磨，此时此刻办公室里的人在干什么或棒球赛打得怎么样了。最后妇女们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希望，认为男人都很俗。她们从未想过他是她们贪欲的牺牲品，不过这一点并不比欧洲人所认为的印度妻子殉节准确多少。十个寡妇中的九个可能都是自愿牺牲的，为了荣耀也因为宗教规定而自焚。商人的信条和荣耀要求他们必须赚很多钱，所以，他们就像印度寡妇一样很愿意忍受痛苦。如果美国的商人们想要快乐些，就必须先改变自己的信条。只要他们不仅渴望成功，而且还真心认为男人的职责就是追求成功，不这么做就是一个可怜虫；只要他还是那么集中精力，还是那么焦虑，他就不可能快乐。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投资。很多美国人都愿意要风险投资的8%的收益，而不是安全投资的4%的收益。结果就是不断地损失，总是在担心、苦恼。对我来说，我希望从金钱中得到有安全感的悠闲。但现代人通常都渴望拥有更多的钱，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显赫，借此胜过和他地位相等的人。美国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它们总是在变动, 这样就使得那儿的势力情绪比社会阶层稳定的地方的势力情绪要活跃得多。而且，在那里，尽管金钱本身并不足以让人显赫，但没有金钱却是难以显赫的。另外，能挣多少钱是衡量人智力水平的公认标准，挣钱多的人就是聪明人，挣钱少的人就不是聪明人，而没有人愿意被人看成傻子。所以，当市场总在波动时，人就会觉得自己像是参加考试的年轻人。
我认为，应该承认，商人的焦虑中常常会有对破产结果所产生的[2]非理性但却是真实的恐惧成分。阿诺德·贝奈特笔下的克莱汉格不管自己多么富有，他总怕自己死在救济院里。童年时遭受过极度贫困的人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觉得很难挣到足够多的可以抵御这种灾难的百万家财，对此我深信不疑。第一代人难免会有这种恐惧感，但从未遭受过极度贫困的人却不太会有这种苦恼。不管怎样，在这个问题上，惧怕贫困是少数的，多少有些例外的因素。
问题的根源在于，过于将在竞争中获胜看做是幸福的主要源泉了。我并不否认成功可以让人更容易享受生活。比如说，一个年轻时一直默默无闻的画家，如果他的才华被人认可，他可能就会更快乐。我也不否认，从某一点来说，金钱很能增强人的幸福感。而一旦超过了这个点，我认为金钱就不能增强人的幸福感了。我坚信，成功只是幸福的一个要素，如果为了得到它而牺牲其他要素，代价就太大了。
问题就出在流行于商业圈的生活哲学上。事实上，欧洲还有其他一些颇具威望的圈子，一些国家还有贵族阶层，所有的国家也都有需要学问的职业。另外，除了少数几个小国以外，陆军和海军军人都很受尊敬。虽然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人都会努力地争取成功，可是受人尊敬的并不仅仅是他的成功，还有他赖以成功的优秀点，不管这个优秀点是什么。搞科研的人可能挣钱，也可能挣不了什么钱，但他能挣钱并不会比挣不了什么钱得到更多的尊敬。当发现杰出的将军或海军上将很穷时，没人会感到惊讶。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形下的贫困本身就是一种荣誉。正因为如此，在欧洲，单纯的金钱上的竞争只限于某些行当，它们很可能是最没有影响力或最不受人尊敬的行当。美国的情况则不同。按照他们的标准，服兵役对其国民生活的作用很小，所以这一行产生不了什么影响。至于需要学问的行当，外行根本不知道医生是否真的很懂医学或律师是否真的很懂法律。所以，从他们的生活水平推断出的个人收入便成了一种判断其能力高低的简便方式。还有就是教授，他们成了商人雇用的仆人，他们也因此没有受到在较为古老的国家里可以受到的那么多的尊敬。这一切使得美国的专业人员都在效仿商人，而不是像欧洲那样，专业人员可以自成一体。因此，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整个富裕阶层为获得财务上的成功而进行竭尽全力的斗争。
美国的男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认为，为获得财务上的成功而斗争是唯一重要的事，他们不愿为任何一种没有经济价值的教育而努力。教育曾经被看成是培养享受能力的一种训练，我所说的享受指的是没有面向所有未受教育人群的、较为风雅的享受。在18世纪，对文学、绘画和音乐有自己不同的鉴赏情趣是一个“绅士”的标志之一。今天的我们可能并不欣赏他们的品位，但至少这种品味是名副其实的。现在的富人们有时也很有修养，却绝不是与众不同的一类人。他们从不读书，如果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而建造画廊，他会让专家替他选画，他的喜悦不是欣赏这些画所带给他的喜悦，而是因为没有让其他富人得到这些画所产生出来的喜悦。至于音乐，如果他恰好是个犹太人，那他可能真的很会欣赏；而如果他不是，他就会像是面对其他艺术一样表现得一无所知。所有这一切会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随着他越来越富有，他也越来越容易赚到钱。最终，一天五分钟里挣到的钱就多得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花了，于是这个可怜虫因成功而变得无所适从。只要将成功作为生活的目的，就一定会是这样。除非一个人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自己的成功，否则他的成功一定会让他备受煎熬。
人们头脑中的竞争习性是很容易侵入那些没有这种习性的区域的。就拿阅读来说，读书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你乐在其中，另一个是你以此为荣。在美国，每个月阅读（或者好像是读了）某些书已经成了女士们的风尚了。她们有的会读整本书，有的只读第一章，还有的只读书评，但大家桌上都摆着这些书。她们从不读过去的名著，读书俱乐部从来没有将“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选作每月一书，也从没有哪个月让她们觉得应该了解一下但丁。结果，她们读的全都是现代的书，这些书中自然鲜有或从未有过名著。这也是竞争的结果，或许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对于其中大多数女士来说，如果让她们自己挑选书籍，岂止是绝不会阅读名著，她们读的书可能比她们的文学牧师或文学大师给她们挑的书还糟。
现代生活之所以会强调竞争，主要是与文明标准的普遍衰败有关，就像奥古斯都时代之后的罗马。男人和女人好像已经不能陶醉于更文雅的愉悦中了。举例来说，18世纪的法国沙龙尽善尽美地进行普通谈话的艺术，在40年前还是一种充满生气的传统。这是一种非常精美的艺术，可以让人为了转瞬即逝的事物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谁还会关注十分悠闲的事物呢？五十或一百年前受过教育的人普遍具有的良好的文学素养，如今却只被少数的教授拥有。所有较为恬静的消遣方式都被遗弃了。几个美国学生在一个春天曾和我一起在他们校园边上的树林间散步，林间开满了艳丽的野花，而我的向导们却连一个花名都叫不出。这种知识有什么用呢？它又不能增加收入。
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个人造成的，个人也不可能靠一己之力阻止它。问题出在了被普遍接受的生活哲学上。根据这种哲学，生活就是比赛，就是竞争，只有赢家才会受人尊敬。这种观点使得人们会以牺牲感觉和智力为代价去过度培养意志力。也许这么说是本末倒置了。清教徒中的道德家们原本看重的是信仰，现代社会却总是在强调意志力。这或许是因为清教主义时代产生了一种种族，该种族意志力过于发达而感觉和智力却很匮乏，认为竞争最符合自己的属性。不管怎样，这些和其史前原型一样爱权力胜过爱智慧的现代恐龙们取得的巨大成功让所有人都在模仿他们。他们成了所有白人的楷模，今后的几百年很可能更是这样。不过那些不迎合潮流的人是可以得到安慰的，因为恐龙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它们互相残杀，结果让聪明的旁观者继承了它们的王国。我们的现代恐龙们也正在蚕食自己。一般来说，每对夫妇所生的孩子不到两个，他们不想充分享受生活，所以也就不愿生儿育女。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从其清教徒祖先们那里传承下来的过于奋进的哲学观显得并不适合这个世界。对生活的看法让自己觉得没什么快乐可言，以至于不在乎生儿育女之事的人都是在生物学上被判了死罪的人。过不了多久，他们一定会被更快乐和更开心的事物取代的。
认为竞争是生活中主要的事情是很可怕、很固执的，这会让人的肌肉和神经都很紧张。如果以此为基础来生活的话，最多也持续不了一二代。经历了这种生活之后，人一定会神经衰弱，还会用各种方式来逃避现实，连寻欢作乐也会像工作一样紧张和困难（因为已经不可能悠闲了），最终整个家族也会因不育症而消亡。竞争哲学不仅毒害了工作，它也同样毒害了休闲。恬静且能让神经得以恢复的休闲方式被认为是无聊乏味的，这必然导致持续不断的加速运转，结果自然会是吸毒和崩溃。医治的办法是承认理想的平衡生活中要有健全而恬静的享受内容。[1] 英国小说家。[2] 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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