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小成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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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城市群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级城市群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唐鑫主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136-5328-2
Ⅰ．①世… Ⅱ．①唐… Ⅲ．①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研究—华北地区 Ⅳ．①F1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7407号责任编辑 邓嫒嫒责任印制 巢新强封面设计 任燕飞工作室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印刷者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开 本 710mm×1000mm 1/16印 张 20字 数 290千字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定 价 48.00元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8179号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中国经济出版社 号 邮编 100037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30607）（举报电话：010－68355416 010－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68319282）（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88386794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主编简介
唐鑫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北京市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优秀人才，北京市文化局特聘专家。近年来主要研究城市发展战略、世界城市建设、城市文化建设等，主持国家和北京市重大、重点课题多项以及北京市、区十三五规划课题。代表作有专著《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战略研究》《包容性发展与“城市病"治理》和论文《包容性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联系》等。副主编简介
陆小成 男，1978年生。中共党员，北京市社会枓学院市情调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公共治理、低碳创新、城市发展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社科基金等课题30余项，在《中国行政管理》、《社会主义研究》等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内容简介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研究如何深刻把握首都发展要义，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从经济建设、社会治理、文化发展、生态文明等维度深入研判世界级城市群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工作与成就、主要问题，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题探讨世界级城市群演化特征及其未来趋势，聚焦首都发展问题，提出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对策建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研究论丛（第2辑）编委会总 编 王学勤副 总 编 杨 奎执行主编 唐 鑫执行副主编 陆小成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何仁伟 贾 澎 李 茂 刘小敏任 超 田 蕾 赵雅萍序言世界级城市群与京津冀协同发展(1)本书课题组
世界级城市群具有极强的影响力，以一个或多个世界城市为龙头利用发达的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协同周边若干个大中小城市将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紧密关联的具有全球影响力和世界竞争力的巨型城市群落。从当前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其发展演进具有自身的经济主线：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会涌现出一批经济实力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城市为强核心，以区域内若干个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城市为次中心，进而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城市协同发展，并且这种影响力跨越了国界范围。
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正确指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将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作为未来的发展目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明确提出，充分发挥首都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京、津、冀三地有着合理的分工与联系紧密的功能定位。今后一段时期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红利还将进一步释放，伴随着雄安新区的建设其战略地位还将进一步提高，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指导原则重新依靠“看不见的手”，全力打破行政僵局。在三地政府推动下，京津冀新局面已经进入了新阶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本书深入研究世界级城市群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总括和研判世界级城市群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工作与成就、主要问题及发展展望。本书是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的全体研究人员为核心团队成员，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等多家单位领导专家、学者共同撰写的关于世界级城市群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系列研究成果，该成果为我院市情研究论丛（第2辑）。
本书共分为经济建设篇、社会治理篇、文化发展篇、生态环境篇等四个板块。每个板块按所涉及领域进行专门研究，注重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题深入系统地研究世界级城市群演化特征及其未来趋势，聚焦首都发展问题，提出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对策建议。核心观点及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发挥“一核两翼”的拓展空间、提高辐射力和示范引领等作用，加强协同互动，推进产业升级转移，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努力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第一，在北京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战略中，需要突出发挥“一核两翼”的三大现实作用：拓展空间、提高经济辐射力和示范引领。“一核”释放其首都功能空间载体，通过打造成为市域内和市域外两大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而服务于“一核”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核两翼”是一个整体，因此应加强协同互动，形成差别化定位与分工合作错位发展的新格局，共同着力提升优化首都功能，并以此为基础，加速将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第二，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建设的路径上，明确提出区域协同化、城市生态化、产业高端化发展策略。从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高影响力城市的发展模式与演变经验来看，北京具有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快速发展、人才禀赋优厚等特点，但在综合城市经济实力、国际集散能力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北京需要正视自身差距和不足，在优势上做加法，通过区域协同化提高自身经济辐射力和影响力，通过产业高端化占据全球创新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在劣势上做减法，通过城市生态化，有效提高承载力，降低城市污染水平，全面提升环境亲和力。通过这一增一减实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北京世界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支持。从现有的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经验来看，以下经验和成果值得北京学习与借鉴：在竞争格局上，形成差别化的竞合发展格局，实现差异化发展，在差异化发展的同时突出发挥城市群中核心城市功能；在空间布局上，全面构建多层次空间网络布局，实现城市群中的多维、立体、高效连接，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在生态环境上，提倡共治共享，治理主体由过去的单一政府型转向现在的多元治理型，充分发挥企业、组织和个人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国家宏观战略，需要各方面积极推进产业升级转移，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努力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题眼”，也是推动三地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本部分针对以下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首先，产业转移需要充分发挥三地比较优势，有序引导产业转移和承接，形成空间布局合理、产业链有机衔接、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空间格局。北京要发挥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要向天津、廊坊转移；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要以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城市为中心节点展开。衡水、邢台、邯郸、沧州等地区着力发挥本地区交通、土地、劳动力、农产品资源等优势，承担农副产品和轻工业用品供给功能，重点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现代轻工业等。
其次，京津冀产业协同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现阶段需要通过以下路径，继续加快协同步伐，形成空间布局合理、产业链有机衔接、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区域产业分工和产业升级，形成产业链条的有机合理配套，建立明确的产业分工体系来增强京津冀经济圈整体的综合竞争力；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端产业，结合产业基础、优势等重点发展和培育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具有自身特色的高端产业，使之在国际上具有强竞争力；雄安新区应在产业协同上发挥重要作用，要通过创新资源的再集聚，成为世界级创新中心，发挥培育京津冀世界城市群的作用，加快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最后，京津冀产业关联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构建京津冀产业中间产品和产出的高效网络，提升产业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北京在产业关联体系中的优势是技术辐射力强，创新力度大，应重点扶持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业态，提高首都经济的创新型中间产品的供给力度；天津在产业关联体系较为齐备，有着一定的中间产品产出规模优势，应推动传统制造业朝着分工精细化、合作开放化方向发展，并构建现代服务经济新体系，坚持生活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共同发展；河北产业关联体系较为完善，但中间产品的后向带动能力有待提高。因此，河北需要以集群化、智能化发展为基本路径，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并壮大现有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体系，打造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高河北在京津冀产业关联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二）正视区域社会发展差距，以信息化协同、贫困协同治理、旅游公共服务提升以及城中村治理，由宏观及微观，由点及面促进区域社会发展的协同。
第一，发挥信息化协同在京津冀社会协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信息化是20世纪后期以来发生的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革命浪潮。近年来，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也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创造新的发展契机，该文对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信息产业的基础进行分析，并就如何通过信息化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提出具体意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总体信息化水平较高，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应优化发展外部环境，统一行政框架、创新的政策体系、共同的市场规则，进一步弱化行政区划的影响，调整政策落差，克服部门、行业和体制性障碍，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刺激各企业相互竞争，提供研发支持、资金保障以及成果转化等支撑服务。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推动数据开放。统筹建设系统架构，基础设施方面，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云平台，按照京津冀地区—京津冀城市—城镇等多级联动的方式充分整合现有软硬件资源，实现资源动态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数据资源方面，建设兼容多种数据格式的新型数据库；对现存数据库，开发接口，实现共通共享。
第二，将贫困治理的协同作为京津冀社会协同的重要抓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目标，也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北京和天津以及由位于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等地区的25个贫困县组成的环绕京津的“C”贫困区域，该贫困区域成为影响京津冀社会治理协同的重要方面，其形成原因比较复杂，受区域总体社会经济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有效的治理将对京津冀区域社会发展协同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措施有：帮助建立环首都绿色食品生产供应基地，促进贫困带乡村产业振兴；探索北京与贫困带的长效扶贫机制；支持贫困带优先承接首都产业转移和发挥通州副中心在治贫中的辐射作用；扶持立足京津冀农村发展研究的新型智库等多方面，实现北京与环京津贫困带的互促双赢。
第三，从政策层面看，区域社会发展差距的判断与分析是制定区域协调政策的理论基础。为此，建立一个简要的社会发展差距评估指标体系，并利用塞尔熵指数对各指标项的差距值进行测算，通过专家评分法对各项差距设置权重，得到1990年以来京津冀社会发展差距的综合得分以及变化情况，并分析差距形成重点，可以发现，津冀区域的综合发展差距从1990年以来，中期阶段有所缩少外，总体趋势是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扩大趋势在最近几年有所加速，这说明，京津冀区域协同的压力在不断增大。从差距的绝对值看，指标如发展潜力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公共服务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地较少，差异明显的是城市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同时，建议以绿色产业为纽带共同促进河北城镇化发展，深化公共服务重点项目共建，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加强京津冀之间的标准化建设，统一标准、统一政策，减少阻碍区域间经济协同发展的一切不一致政策、条文与法规等。
第四，以旅游为视角，探索如何通过北京公共服务的完善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资源协同发展，以旅游的发展带动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北京市旅游公共服务仍面临着供给不充分、分布不均衡、运营效率不高、科技支撑不足等发展困境，面对日益增长的游客需求相比，北京应在旅游服务上，通过创新供给方式，增加有效供给，优化空间布局，强化科技支撑等路径提高旅游公共服务效能和水平，提升旅游者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第五，重视京津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城中村的文化保护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必将促进城市化进程，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中村”，将破坏当地历史文化。如何避免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破坏，将成为城市发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对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的燕郊行宫村进行改造设计的探讨，结合廊坊市燕郊开发区“城中村”改造实践，意图将地域特色和历史记忆引入“城中村”的规划改造中来，为此，我们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给出建议，从宏观方面，整体考虑京津冀地区的历史文化记忆，即燕赵文化记忆与现代文化发展问题，把整个设计放在燕赵文化区域进行考察，从微观方面讲，在把握改造地区的实用性同时，原增加审美体验外，还要深入挖掘代表京津冀地区的燕赵文化的象征符号，通过象征符号在景观中的嵌入，突出三地的发展与融合。（三）借鉴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经验，提炼城市文化传播与再生产规律，比较美国东北部世界级城市群的文化产业结构与布局，加快首都北京城市文化建设与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
文化不仅是沟通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手段，更是维持城市间交流与认同的重要工具。随着现代社会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群间的文化传播与生产活动日益密切。具体可以从文化传播媒介、传播过程与市民如何建构想象这一传播结果三个层面阐释世界级城市群间的城市文化传播规律。当前国际国内城市群的文化传播主要受到城市传播媒介、信息流动与媒介素养因素影响，并依靠这些因素使市民完成对城市共同体的想象。城市群内部的中心城市生产文化内容与样式，流动到边缘城市。沿着中心城市的生产文化逻辑，边缘城市对中心城市文化进行融合、加工、创造，生产出相应的城市文化内容与样式，再返流回中心城市，由此形成了城市群内部的生产与流动机制，形成了一个相似的城市群文化，进一步强化了市民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基于社会学研究视角，城市群的文化传播与生产规律可以为京津冀城市群的文化认同提供一定依据。
从文化经济的角度看，世界级城市群通常也是世界文化中心。以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的美国东北部沿岸城市群为例，通过研究分析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这五大都市区之间的艺术与文化产业聚集状况，发现该城市群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高度匹配，为文化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化经济在空间上表现为“一核两翼”发展格局，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城市群文化协作生产模式，并受到政府的鼎力支持。这一布局对京津冀城市群的文化发展而言，首先，要促进地区发展平衡，为培育区域文化经济奠定发展基础，其次，要提升北京作为核心区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强化文化内容生产环节，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再次，推动京津冀文化资源整合，强化文化分工协作与定位；最后，创新政府资助文化的模式，灵活确定资助形式和资助对象，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激发区域文化创造活力。
后三篇文章则将研究视角聚焦北京，分析了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的文化建设理念更新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思路。
第一个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北京城市文化建设理念。京、津、冀三地的文化具有深厚的关联性，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在协同发展中尚未形成统一的城市群文化符号，文化发展相互脱节，缺乏合理的整体布局。北京作为首都，又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其城市文化建设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起着引领、示范作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北京城市文化建设还存在缺乏支撑城市群发展的文化理念、文化产品和服务尚不能充分满足城市群发展的多层次文化需要、市民的文化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资源布局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这要求北京秉承首善意识、人文意识、生态意识和协同意识，主动创新文化建设理念，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
第二个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建设是北京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落实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京津冀地区是大运河重要的河段和节点，承担着保护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京津冀三地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区域统筹，建立文化带保护建设的制度框架；二是强化空间管控，确定文化带保护建设的区域范围；三是守住绿色底线，建设区域性生态长廊；四是注重系统保护传承，凸显文化的整体价值；五是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世界级品牌符号。
第三个方面，世界城市建设与“三山五园”地区保护。“三山五园”地区历史文化悠久，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区域特色，根据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将建设成为国家历史文化传承的典范地区和国际交往活动的重要载体。但同时，“三山五园”区域属于典型的城乡接合部，与皇家园林景区的地位极不适应，迫切需要进行整治改造。根据“三山五园”的区域特点与建设情况，深入分析在区域开发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注重科技和文化融合，布局重大高端文化旅游项目等对策建议。（四）加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以新理念为指引加强京津冀城市群低碳发展，加强地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首都国家公园建设，提升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拓展与协同发展。
第一，破解京津冀高碳排放、大气污染等突出问题，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新发展理念推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低碳发展。针对京津冀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环境超载严重等诸多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发展，加快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绿色低碳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地区低碳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创新能力不足、协调机制缺失、绿色空间不足、区域开放不够、共享不够充分等。推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低碳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就是要尊重生态发展规律，加快构建创新驱动、统筹协调、绿色发展、开放融合、共建共享等新路径，切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构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和绿色低碳的世界级城市群。
第二，京津冀地区地热资源丰富，但目前开发规模有限。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需要对地热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开发利用，以从根本上解除京津冀地区的减排压力，扭转当前京津冀地区的雾霾困局，充分发挥出地热资源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为达到此目的，应该尽快制定政府优惠扶持和市场鼓励政策，加快立法并完善地热开发利用标准体系，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通过地热能的碳市场交易充分挖掘地热能自身的价值。同时，加强地热资源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深部地热资源开发基础研究；加强地热资源开发的一系列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加强地热开发规划，探索“地热+”多能互补开发模式，实现地热能的综合梯级利用等。
第三，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必须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环首都国家公园建设。首都国家公园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重数量轻质量，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化利用、区划不合理，体制不够完善，公园建设资金投入不够等。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扩大首都生态空间，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加快首都国家公园建设，要强化公益性原则，促进资源综合利用，避免过度开发；整合现有公园管理体制，避免部门利益化，实现权责对等；创新国家公园建设投入机制，充分引入PPP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拓展城市生态空间，规划更多的环首都国家公园；制订国家公园建设行动计划，构建首都国家公园体系，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生态典范。
第四，提升耕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是京津冀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应用之义。基于京津冀地区14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将其划分为优化开发区（I）、重点开发区（II）、农产品主产区（III）与生态保护区（IV）四大地域类型区，探讨了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由0.385增至0.559，四大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依次为II>I>III>IV；耕地利用效率由0.144增长至0.476，四大地域类型区耕地利用效率呈线性增长趋势，不同时期耕地利用效率值及其增速各异；（2）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每增加1%，耕地利用效率提升0.0026%，优化开发区（I）、重点开发区（II）与农产品主产区（III）耕地利用效率对乡村就业非农化率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111、－0.0061、0.0032，生态保护区（IV）乡村就业非农化率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3）京津冀地区农村人口持续非农化促使农业劳动力采取更为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升了耕地利用效率，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环境导致乡村就业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4）可从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实施差异化的耕地可持续利用路径等方面来提升耕地利用效率的对策建议。本书课题组2018年5月(1) 本书课题组组长，唐鑫。课题组成员：陆小成、何仁伟、李茂、刘小敏、田蕾、任超。经济建设篇论“一核两翼”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中的作用(1)唐 鑫
摘 要：规划建设“一核两翼”是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的区域性城市功能空间布局，它的原点是为了解决首都的“大城市病”问题，目标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拓展空间、提供辐射核和重要支点、发挥示范作用。本文从首都城市功能结构调整入手，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深入分析了“一核两翼”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内涵及其关系，论证了“一核两翼”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中的三大作用，对贯彻落实党中央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首都 城市功能 空间布局 城市群一、引言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首都建设与发展进入了发展理念更新、发展动力转换、发展质量提升的新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解决制约首都建设与发展的难点问题开辟了新空间、提供了新路径，“有利于完善城市群形态，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2)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建设“一核两翼”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首都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一般规律，着眼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首都城市功能结构、提升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必将为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提供辐射核、支撑点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二、“一核两翼”为首都城市功能结构调整拓展更大的空间“一核两翼”是城市功能空间概念，“一核”是指包括首都功能核心区在内的北京中心城区，“两翼”是指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首先要解决制约首都发展的瓶颈问题——疏解非首都功能。不解决这个问题，首都功能难以突出，首都的核心作用难以很好地发挥。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已近70年，建设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住房紧张等“大城市病”。“大城市病”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城市聚集的人口大量增加，已经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限度，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病症”，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给市政服务与管理带来困难，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不便，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首都功能的发挥。
导致“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是首都城市功能结构失衡。首都城市功能结构失衡主要是指非首都功能过多，与城市的承载能力不相匹配，影响了首都功能的发挥。所谓非首都功能，是指不应在首都城市配置的功能，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要求的功能。北京有作为首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又有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科研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等诸多功能。非首都功能过多，大量的企业总部乃至生产环节和国家级的金融机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医院等在北京，必然吸纳大量人口。在经济领域，北京既有不少高技术产业，也有许多一般性产业，特别是一些高消耗、高污染、高安全风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不少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加剧了人口膨胀。
非首都功能吸纳了大量的生产要素，占据着大量城市空间，不利于首都城市功能建设。只有将非首都功能疏解出去，才能腾出空间配置新的功能、强化首都功能。由于非首都功能是在漫长的城市发展历史中形成的，牵涉到多方面复杂的利益关系，仅依靠北京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疏解任务，需要京津冀协同，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进行城市功能结构调整，将疏解与整治、提升、承接、协同相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目标。“一核两翼”不仅能够为此做出贡献，而且能够照顾各方利益形成跨行政区域梯度配置的城市功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从而为解决长期难以解决的京津冀利益矛盾奠定基础。
在空间结构上突出“一核”，能够进一步明确政治功能区与其他功能区的划分，把首都功能中最重要的政治功能放在首位，加强首都核心功能区建设；同时，优化首都功能中其他功能配置的空间结构，使北京中心城区的功能得到提升，更好地发挥辐射核的作用。在空间结构上设置“两翼”，能够将部分首都功能分解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将非首都功能疏解到河北雄安新区，既为优化北京中心城区的功能腾出了空间，又为北京边缘城区和河北雄安地区的更好发展开辟了空间；同时使首都的发展与其周边地区的发展联系得更加紧密，更有力彰显北京的优势，更广泛地激发周边地区的要素资源，实现共同发展。三、“一核两翼”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提供辐射核和重要支点
在世界级城市群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英国城市规划师格迪斯提出的城市群区域理论、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的大城市带理论和世界六大城市群、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3)美国学者罗伯特•朗提出的新型跨都市地理模式等。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世界级城市群概括为围绕核心城市并通过其辐射作用所形成的大规模城市集合。世界级城市群是世界经济增长极，有些还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对地区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目前，世界上已形成六大城市群，它们是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了便于首都型城市群的研究，本文选择东京城市群和伦敦城市群作为参照。
东京和伦敦属于综合功能型、多层次功能空间布局的首都城市。从功能内容看，它们既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中央政府、国会和国家司法机构所在地，又是国家的经济中心——国家乃至全球的金融、贸易、信息中心，还是国家的文化中心——聚集了国家级的文化设施、全国性的文化团体和重要的文化活动。此类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功能较多，但是都将城市的国家政治中心功能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最好的区域以最佳的资源加强“中央政务区”建设，从而为中央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在这个前提下，再考虑城市其他方面的建设与发展，提升与政治功能相协调的一般城市功能。
从空间结构看，东京在城市功能空间布局上可以划分为东京都、东京都区部、东京核心区三个层次。东京都是由23个特别行政区和26个市、5个町、8个村所组成的自治体，23个特别行政区也称东京都区部，区部内又将千代田区、中央区、港区归为核心区，称作“都心3区”。其中，千代田区是日本皇宫、国会、首相官邸、政府各部门、最高裁判所与自民党本部、民主党本部等所在地，主要承担政治功能；中央区、港区是金融、贸易、信息中心，它们和其他地区主要承担经济、文化功能。伦敦在城市功能空间布局上可以划分为大伦敦市和城市中心区两个层次，大伦敦市包括32个市区和伦敦城，城市中心区是指威斯敏斯特市和伦敦城。威斯敏斯特市是英国王宫、议会、首相官邸和政府各部门所在地，主要承担政治功能；伦敦城是金融、贸易、信息中心，它和其他地区主要承担经济、文化功能。
东京和伦敦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周边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层次不同的“卫星城”，也称城市群；主城对“卫星城”既有生产要素的吸纳作用，也有生产要素的辐射作用，相互之间不断地进行生产要素的流动，按照城市功能定位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世界经济增长极和世界级城市群。北京类似东京和伦敦，属于综合功能型、多层次功能空间布局的首都城市，未来依托“一核两翼”也能产生这种极化效应，在其周边形成世界级城市群。
为什么能作出这种预期？先看“一核两翼”中的“一核”。它是指包括首都功能核心区在内的北京中心城区，空间资源较丰富。按规划，除核心区外，其未来将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国家级产业转型发展示范区、国际一流的商务中心区、国际科技文化体育交流区、各类国际化社区的承载地、首都高品质生活服务供给的重要保障区、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的融合发展区等。北京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在全国前列，正在打造“高精尖”的经济结构，中心城区将是新经济结构的集大成者，加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背景下许多壁垒正在破解，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将逐步增强，必将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做出突出贡献。
再看“两翼”。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功能定位是“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它将对接中心城区功能，以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为主导功能，形成配套完善的城市综合功能。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是调整北京城市功能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北京发展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要。它的建成必将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提供重要的空间支点。河北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是“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具体定位包括打造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它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形成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促进京津冀地区城市功能空间结构优化、培育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最终成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它的建成也必将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提供重要的空间支点。四、“一核两翼”将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中发挥示范作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成果，是我们推进发展事业的基本遵循。“一核两翼”的规划建设始终贯穿新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具体的、生动的、丰富的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一核两翼”将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中起到显著的示范作用。
规划建设“一核两翼”本身就是创新之举，是为形成继长江三角州、珠江三角州都市圈之后的我国第三大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开辟空间、提供重要支点。“一核两翼”的规划建设不是传统的城市规划建设，而是要探索建立现代城市建设发展的新模式，是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的集中体现。“一核”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集中承载地，“两翼”是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城市示范区，创新要素在这里高度聚集、“发酵”，是创新发展的策源地，必将带动其他城市的创新发展。
规划建设“一核两翼”是为了进行跨行政区域的城市功能结构调整，而且是在发展差距较大的两个行政区域进行调整，其难度非常之大。如何协调好各方利益、科学配置城市功能，需要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中的重大关系，统筹考虑发挥各地优势实现综合平衡、效率提高和长远发展。北京城市副中心承接首都功能核心区疏解的部分功能、河北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如何疏解、如何承接，不是简单的一纸行政命令所能解决的问题，既要考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要考虑经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城乡等全面协调发展。随着“一核两翼”建设实践的深入，必将产生成功的范例而被其他城市学习、借鉴。
规划建设“一核两翼”是为了探索建立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新模式，通过优化城市功能空间布局，集约高效使用自然资源，实现绿色发展，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一核”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后，腾出的空间主要用于绿地建设。“两翼”从规划开始就把“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作为主要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建高楼林立的城市。这些动向必将对其他城市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规划建设“一核两翼”是为了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以区域联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升京津冀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水平。“一核两翼”作为国家的国际交往中心承载地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国际文化交流的高地，不仅要与国家对外开放相衔接、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新战略，而且要走在全国对外开放的前列。当它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必将对其他城市的对外开放起到引领作用。
规划建设“一核两翼”是为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一个更高更新的平台上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使协同发展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规划建设“一核两翼”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出的关键步伐，不仅在缩小发展差距上进行探索，而且在改革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目前，这些探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一些制度安排，对在协同发展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提高发展的整体效能、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五、结语“一核两翼”的规划建设在新中国首都建设史上是第一次，它既遵循首都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一般规律，又不照搬外国的经验，而是紧密联系京津冀发展实际，进行跨行政区的城市功能空间结构优化，充分发挥首都的辐射带动作用，树立现代城市建设的标杆，促进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快速高质量发展，必将为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做出突出贡献。正确认识“一核两翼”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中的作用，有利于我们切实把握、贯彻落实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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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震，刘品安．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路径创新[J]．开放导报，2016（2）：55－58．(1) 唐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2)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N]．人民日报，2015－08－24日．(3) 盛蓉，刘士林．当代世界城市群理论的主要形态与评价[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世界高影响力城市的演化特征及北京的发展对策(1)龙晓柏 刘治彦
摘 要：世界城市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端形态，聚集全球资源，影响全球发展。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高影响力城市的发展模式与演变经验，为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提供了有益借鉴。北京的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快速发展，但在综合城市经济实力、国际集散能力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北京要加快实施世界城市战略，推进区域协同化、城市生态化、产业高端化发展。
关键词：世界城市 演化经验 发展策略一、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
英国城市规划专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d）1915年在《演化中的城市》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的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的那些城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n, 1986）提出世界城市的七个标准：国际化组织聚集地；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所在地；高速增长的商业服务部门；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和庞大人口规模。事实上，通常把能聚集全球资源、影响全球发展的顶级城市称为世界高影响力城市，也称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y）。二、世界城市的发展历程与演变模式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百年时间里，特别是“战后”半个多世纪来，形成了以伦敦、纽约、东京为代表的首批世界城市。它们都是以大规模工业生产、港口发展、繁荣的国际商贸联系为开端，逐步成为全球金融、知识创新与管理服务中心，通过经济发展、文化渗透和政治决策来高度影响全球的发展动向。（一）纽约1．发展历程
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1946年，联合国总部设于纽约，从此纽约成为世界首位国际化大都市。纽约的制造业一度非常发达，但从1960年开始出现急剧衰落，而同期金融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崛起。从1950—1980年纽约就业情况的变化看，金融、信息服务业、商业、保健服务与管理业等行业增加就业最多，不但弥补了制造业和建筑业中失去的50万多万个职位，还增加了众多新的就业机会，成为体现世界中心城市功能的重要产业。
到20世纪80年代，纽约成为全球生产要素配置中心。首先，金融中心的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与黄金等同的世界硬货币，这是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重要因素。1981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批准建立“国际银行便利”（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y—IBF）后，使纽约成为继伦敦之后世界上又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中心。同时，纽约外汇市场的发展，商品期货市场的国际化，为跨国公司配置生产要素和资产经营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次，航运中心确立。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枢纽，航班直达全球130个城市。纽约港尽管因美国进出口货物结构的变化，吞吐量有所减弱，但依然保持在世界10大港口之列。最后，信息管理与决策中心的确立。随着联合国的机构日益增多，纽约成为世界的政治城市，及全球规模最大的经营决策管理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中曾有161家总部设在纽约，由于地价上升，有些企业总部搬迁到郊区或都市圈其他城市，但仍依托于纽约中心城区的服务。纽约还拥有众多世界级博物馆、画廊和演艺比赛场地的所在地，是西方文化及娱乐中心之一。2．纽约城市圈：轴线引导的带状大都市带模式（1）演变背景
纽约市为美国最大、最拥挤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型都会区所在地，因此该市的交通流量十分庞大。每逢尖峰时段或假日，经常会有大量人潮、车潮流动于市中心曼哈顿内或五大区之间，经常导致市区内各重要干道及重要的连外桥梁，出现交通阻塞的情形。
纽约都市圈是伴随着经济自身发展规律逐渐形成的，随着美国经济由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各大城市的建成区都走向成熟，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在纽约过度集中，引发了交通拥挤、住房短缺、郊区扩散、区域蔓延等城市问题。（2）演变方式
在空间布局上纽约都市圈按照由南向北的顺序排列，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华盛顿四大城市群，此外还有巴尔的摩等一些中等城市以及其附近的一些卫星城镇，构成带状大都市带，圈内包括40个城市。城市开始沿交通轴线向郊区扩展，并逐渐连接为区域内的城市集群。具体数据详见表1。(2)表1 纽约市土地与人口密度（2000—2016年）续表（3）借鉴之处
•通过多中心的近郊城市极核，整合无序蔓延的城市化空间；
•城市集群规划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强调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城市绿地空间与都市生活相适应，全市公立公园错落有致；
•纽约市五大都会区分布如图1：图1 纽约市五大都会区分布
•合理进行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
纽约和周围城市合理的产业分工是纽约都市圈发展的根本动力。建设副中心和新城分布城市功能，为经济进一步发展释放增长空间。
•突出核心区域的集聚辐射带动发展。
曼哈顿岛是纽约的核心，在五个都会区中面积最小，但这个东西窄、南北长的小岛却是全球性金融中心，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有1/3以上把总部设在曼哈顿。位于曼哈顿岛南部的华尔街是美国财富和经济实力的象征，这条长度仅540米的狭窄街道两旁有近3000家金融和外贸机构。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均设于此。曼哈顿岛是纽约五个都会区中经济收入最高的核心地带。详见表2。(3)表2 纽约市地理经济收入的区域变动情况（2000—2016年）（二）伦敦1．发展历程
伦敦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文化名城，拥有许多世界一流的博物馆、美术馆和著名建筑，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的首都，伦敦曾为老牌的工业城市。“二战”以后中心区的小工业逐步沦为夕阳产业，1961—1981年，就业人数从145万下降到65万。这一期间也涌现出电子工业等一批现代化工业产业，并且在1975—1981年曾一直以38%的速度增长，但总体来看，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从1961年的20%左右，下降到1998年的近10%。
与此同时，伦敦的服务业逐渐兴起，从业人员比率从1977年的66.6%上升到1984年的77.1%。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业，共有277家外国银行在伦敦设立分行或子行，资产管理额占英国银行资产总额的一半以上，保险业也十分发达，伦敦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保险市场。伦敦会计师事务所多达2900多家，律师事务所2200多家，绝大部分国际咨询公司将其欧洲总部设在伦敦。
此外，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以广告、建筑、艺术和古玩、工艺品、设计（包括服装设计）、影视与广播、软件和电脑服务、音乐、表演艺术、出版等为主的创意产业得到迅速发展，目前伦敦是欧洲的第一大创意产业中心、世界第三大电影摄制中心，2014年，创意产业的就业岗位占伦敦就业数的11.8%。
伦敦是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出地之一，同时也是众多国外资本的流入地。在这些吸引的投资中，前十位产业集中在技术含量高、风险比较大的新兴技术行业，分别是IT、网络、电子商务、软件、医药、生物技术、管理、金融、电子技术、自动化等，这些行业吸收的外资额占伦敦外资总额的一半以上。2．伦敦城市圈：单核向多核转变的演变模式（1）演变背景
起源于“二战”后为缓解伦敦中心区人口骤增、住房短缺的矛盾，英国政府决定合理疏散伦敦市区的人口和产业，政府投资建设新的卫星城市。单核心式城市的规划布局会造成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如汽车大量增加，工厂密集，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和噪声；地皮紧张，地价上涨，各类用地缺乏扩展余地，绿地面积小，车辆拥挤，交通阻塞。（2）演变方式
严格控制伦敦城的人口密度，在距离伦敦100千米以内的郊外及其附近建设19个新城（称“外伦敦”）。目前伦敦市行政区划主要分为伦敦城、内伦敦（13个城区，包括Camden、Hackney、Tower Hamlets、Wand-sworth、Westminster、Hammersmith and Fulham、Haringey、Islington、Kens-ington and Chelsea、Lambeth、Lewisham、Newham、Southwark）和外伦敦（19个城区，包括Brent、Ealing、Hounslow、Richmond、Kingston、Merton、Sutton、Croydon、Bromley、Greenwich、Bexley、Havering、Barking and Da-genham、Redbridge、Waltham Forest、Enfield、Barnet、Harrow、Hillingdon）三大行政区块，沿三条主要交通干线和泰晤士河构建城镇发展带，以解决伦敦地区经济、人口的合理均衡分布问题。详见表3、表4、表5。（3）借鉴之处
•使工业在产业空间结构中的分布比较合理，分化了工业对环境的大面积污染；
•大面积绿化分隔，为空气的过滤、净化及就地更新创造了条件，既使城市环境质量提高了，又改善了城市小气候；
•城市功能分布趋于综合平衡；
•劳动力和劳动地点在综合规划片内达到相对平衡，减少不必要的区间流动。(4)表3 伦敦地区人口分布与密度(5)表4 伦敦地区生产增加值与分布占比(6)（行业毛收入增加值;2015年）表5 伦敦市主要行业地理区域分布构成（三）东京1．发展历程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也是日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20世纪50年代，制造业向东京都大规模集聚，特别是1955—1965年是高速集聚增长期。此后，由于地价的上升制造业又向东京外围扩散，再向日本国内偏远但交通便利的地方转移，最后向海外转移。东京完成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心转变，生产服务业和商业也成为两大重要产业。1970年以后，随着金融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东京成为日本八大财团下属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成为全国的生产要素配置中心和经营决策中心，完成了由制造业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过渡。从1980年开始，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1984年，日元成为继美元和德国马克之后的世界第三国际储备货币。1986年，东京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使得日本的经济国际化又进入了以国际信贷为主要形式的货币资本国际化，推动了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到80年代末期，世界10大商业银行机构中，日本占有8家。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中的34家的总部设在东京，全日本30%的各类金融机构的总部设在东京，并拥有2000多家外国企业的地区本部和办事处。1988年，东京股票市场的交易额达到288兆日元，超过纽约，居世界第一位；东京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在1990年达到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总额的25%，仅次于伦敦居世界第二位。自此，东京完成了由全国性经济中心向世界城市的转型。
此外，东京拥有190多所大学，100多个博物馆，有许多名胜古迹和著名国际活动场所，是太平洋区域重要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参见表6。2．东京城市圈：多中心分散型的网络演变模式（1）演变背景
国土构造形成的“一极（东京都）一轴（太平洋沿岸轴）”结构，导致东京功能过度集中、城市过度拥挤而且无序蔓延，城市竞争力下降，空间规模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向外扩张，使经济发展空间严重破坏了城市的生活空间。(7)表6 东京都行政区划分布情况（2）演变方式
东京是一个偏平的城市，主要由中心区部和卫星市部所组成。构建“区域多中心城市复合体”，强调建设多中心城市，培育综合性副中心，并试图建设绿地带来阻止建成区的无限制蔓延，在绿带外围规划建设13座卫星城以分散首都功能，形成“多核多圈型地域结构”。中心区部可分为5个部分，即东区、西区、北区、南区和都心部分。都心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通过一条JR铁路来划分，即著名的山手线。1960—2015年，东京市人口分布情况，参见表7。东京市主要行业地理区域分布情况，参见表8。(8)表7 东京市人口分布（1960—2015年）(9)表8 东京市主要行业地理区域分布构成续表（3）借鉴之处
•通过据点开发建设，修建新干线、高速公路等交通通信网络，形成中心—副中心—郊区卫星城—邻县中心构成的多中心网络型的城市空间结构；
•减弱对中心城市的过度依赖，尤其强调东京市部区域对中心区部（都会区）的人口及产业的转移承接作用。各级中心城市发挥自身特色，进行分工，承担不同职能，同时又强调合作，互为补充，有效弥补在建设世界城市中经济空间对生活空间的破坏，共同发挥出整体集聚和联动效应。三、北京与世界高影响力城市的主要差距（一）综合影响力有待提高
1999年，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 GaWC）尝试为世界级城市定义和分类，其认为城市的重要性在于能否扮演全球指挥与控制的职能，各个城市依据其反映全球经济与金融能力及相对重要性的不同，从而形成一种层级（Clarke, 1998）。2016年GaWC城市名册确认了世界级城市的3个级别及数个副排名，北京与纽约、伦敦等相比处于劣势。参见表9。(10)表9 GaWC的世界级城市名册分类排名
由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Mori Building）创立的城市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for Urban Strategies）发布了2016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6）。2016年选取42个有代表性的世界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设定11个大类指标进行评估。The Global Power City Index（GPCI）排行榜是依据经济、研究、文化、环境等6大领域的70个小项目为分值指标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显示：伦敦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是世界首位城市。纽约继续排在第二，东京首次超过巴黎来到第三位。中国的北京综合排名在第17位，其中北京的环境问题突出，环境性指标在42个城市中排名第41，其次可居住性指标也仅排在第31。参见表10。(11)表10 GPCI全球城市的排名（2016年）（2）经济实力差距大
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高级化的产业结构是世界高影响力城市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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