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成功，也要成仁(潘石屹的八堂公开课！前卫潘石屹以观看世界的眼光与我们共同分享成功的经验! 马云、郑渊洁、洪晃、何平、吴稼祥等联袂推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石屹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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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成功，也要成仁(潘石屹的八堂公开课！前卫潘石屹以观看世界的眼光与我们共同分享成功的经验! 马云、郑渊洁、洪晃、何平、吴稼祥等联袂推荐！)试读：

01 爱与敬的成功学

每个人都怀有你的机会

有一句话叫做“真理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走入社会，就进入了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社会是很多人际关系的总和，你必须了解他人，与人谋事，而不是无目的地拉人闲谈，这样才能不虚度光阴，完成“社会实践”。你一定会与某些人达成关系，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与他人必有关系是你无法回避的命运。世界上的事都是人际关系的构成和发展，关系，关系，还是关系。

一个关系达成，必然有事发生。这件事情结束了，人际关系却变化了。有可能增减了成员，或者增减了感情。经过几轮事件后，你可能会形成一个小圈子。渐渐地圈子有了特性，忙的时候齐心协力，做着熟悉的生意，闲的时候表现某些文化、品位，去K歌或者打保龄球什么的。这时候估计你就感觉你的“社会实践”成功了，大约正好是孔子说的“三十而立”的时候。

这些年来，很多人向我请教，问我为什么人缘这么好，说是“谁都认识老潘，老潘永远笑容可掬”等等，总之就是说我人缘比较好，与人合作的事情也办得不错。感谢上帝，我想起这么多年来认识的人，的确大多数都是让人愉快的面容。如果说我在为人处事上有什么经验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共享，那就是我珍惜每一次与人相见的机会，每一个人身上都藏有我学习与合作的机会，重要的是我能否将其开发出来。事实上他人身上的宝藏也往往是乐于被你开发的，我们说阅人像读书，每个人都有供你学习的地方，但书本是死的，不会像人一样声情并茂地将信息传递给你。每个人都有主动传递信息给他人的愿望，而且总是在努力表达得更清楚、准确，更有思想性和观赏性，所以做一个好听众就能满足他的愿望了。也许有人说潘石屹你真狡猾，事实上我真的喜欢听人说话，只要别人说着真话、善意的话和有见地的话，我就愿意听。大多数情况下，当一个好的听众，欣赏别人的表现，就是建立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好办法。有些人担心，别人说话自己不说话，表现的机会就给了别人，别人对自己就不会留下印象了。正是这种想法，导致人人都争当发言者，这个世界就变得吵吵闹闹了。倾听者稀少了反而更显珍贵了，我还是觉得当一个令人愉快的听众比较好。■ 每个人都怀有属于你的机会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曹操有一次要会见客人，觉得自己的形象不太好，白脸奸雄嘛。他就找了一个漂亮的人代替他，而自己当这个人的侍卫，拿着刀站在旁边。客人会见后对人说，曹操很漂亮嘛，不过我更尊重他旁边那个拿刀的人。这个故事说明，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滔滔不绝的人才能给人留下印象，当一个倾听者也不一定会被人遗忘。从格局上来看，有人说话，就必然有人在听，两者是缺一不可的相生关系。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倾听者都忘记了，他还想得起自己说过些什么吗？可是现在人人都想说话，没有人想做听众。唯表达为目的，交流根本就没有。很多人去见其他人，去之前想的是要好好交流一下，增进彼此的了解。可等到那人面前一坐，表达欲望出来了，就变成了“今天要用语言征服那个人”。要是对方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呢，完蛋了，两人争辩得面红耳赤，甚至会打起来。结果呢，大家强颜欢笑地客气收场：今天争辩得很愉快，大家都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这个词语，是送给很多自我主义者的高帽子。比如一个人喝醉酒与人打架，本来就是错误的，却冠以性情中人就给免罪了。很多毛病都被“性情中人”这个词语给开脱了。

经常有人用疲倦的口吻说“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我觉得那是他们把人际关系做复杂了。首先他们是这样看的：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要纠结在一起，就十分复杂。现在有一种流行病，叫做“人际关系畏惧症”，说的就是这种复杂超过了我们大脑的承受能力，令我们的精神出现病变。其次，他们认为人际关系就像他想的那么复杂，因此自己也要变得复杂。我们说的“聪明”，往往是这种复杂化的表现。因为过于“聪明”以至于“死机”，是常有的事情。他们认为人们的需求是复杂的，但人们真正需求的是爱；他们认为人们的交流是需要技巧，需要“演讲与口才”的，其实真正有效的是诚实；他们认为利益是此消彼长的，其实是互利互惠的。

以恶对恶，增值的还是恶

无法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以至于自己参与的事情失败，也许就是很多刚刚踏出校门的朋友上到的第一堂严峻的课。由此导致的挫折感可能会强化一个人的消极自恋心态，觉得全世界都复杂肮脏，只有自己才是纯洁的，所以才总是被伤害。

消极自恋心态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心态。一件事失败了，他责怪这件事不符合自己的性情，因此拒绝这类事情。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好的，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是好的，而这个世界要恶才能成功。“为什么我挣不到钱？因为我心不黑。”这句话被太多人说过了。

有钱人都是黑心肠的观点，会导致仇富心理的产生。觉得别人是恶的，导致人们互相提防，充满不信任。我们开发建外SOHO时，最大的突破就是取消围墙。我们不度人以恶，不设围墙，事实证明，这样开放的小区反倒是最安全的。仇富心理是一种对社会财富积累有害的心理，虽然现在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法律也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但那种人性中的自我主义依然存在。把一切美好的说法都归自己，把恶都归别人，这尤其会造成社会的不安。

度人以恶，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结果会令人心寒。在SARS发作时期，我有过一次近似荒谬的体会。

SARS在北京蔓延时，一时间北京人在中国变得不受欢迎了。2003年5月初，我从我住的山里出来给小孩买奶粉，要经过某郊区的道路，一共经过了四道关卡。到了第一道关，我说，我家有一个小孩要喝奶，让我出去买点奶粉吧。关长是位村干部，告诉我出去就别想回来，我们主要是防北京城八区的人。我说，我不进城，只是在县城买点奶粉，小孩等着奶吃，我保证出了关卡20分钟就回来。出了关卡，进了超市，买了奶粉、面粉、大米和花生油后，我返回了关卡。干部走了，据说他临走时留下一句话：等他回来再放我过去。我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见干部回来，便开车去找他。找了好几个地方，人没有找到，但找到了他的手机号。我不断地重复小孩等奶吃的理由，请他给我放行，第一道关终于过了。过第二道关时天已是黄昏了。有30多位男女老少一起审问我，主审官是位60多岁的老者，有点像《鬼子来了》里审问日本鬼子花屋的老头。他先问我叫什么，我说潘石屹。他说yi字怎么写。我说，随便。老者生气了。我赶紧一笔一画地写好了自己的名字。此时此刻，在黄昏的北京郊区，有挂着黄布和红布的路障，旁边有30多个表情各异的男男女女，如果能拍下来一定是一张非常好的照片。但我不敢拍，怕拿出照相机惹怒他们。能让我走，我就赶紧溜吧。第三道关是在村口，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他们的要求很简单，车不能开进去，人可以进去。他们认为，人不会传染病，汽车能传染病。我只好下车，背上奶粉和米面，走在夜色已深的小路上。第四道关是大石头垒成的，夜深了，也没有人了。虽然人可以自由过去，但任何车辆都是通不过的。

终于到家了，想一想这一天的经历，我想，北京郊区农民主要的意图不是在防病，而是在表达一种对北京城里人的情绪，一种权力。

闹SARS时，北京人出城不受欢迎，中国人出国也是同样的待遇。唐人街没有人了，中国的餐馆没有人吃饭了，有100多个国家对到中国的旅行设限。我收到负责设计我们项目的日本公司的邮件，告诉我们由于日本政府接连发出了三份不让到中国来的劝告，所以他们来北京的时间被延后。

来自自然界的恶，给人带来恐惧，恐惧再逼出人自身的恶，不信任他人、只顾保全自身。人类的恶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恐惧下无奈、无知的抉择。如果我们不能消除恐惧、消除沮丧，还能有什么成功呢？

电影《第五元素》中，死亡星球逼近地球，人类的总统下令发射导弹攻击死亡星球。神父连忙劝说：“请不要攻击，以恶对恶，将会增值世界上的恶。”总统没有听，下令攻击。结果死亡星球迅速扩大，越打越大。神父说对了，以恶对恶，恶就会越来越多。伟大的甘地在印度发动的“不抵抗运动”，也是为避免增值这个世界的恶，他成功了。这是一个在最艰苦的情形下获得的磋商，也是最伟大的磋商。

在现实生活中，你假设对方恶，对方确实会以恶来对你。我们在签订商业合同的时候，假设对方是不诚信的，因此整个合同就是以防止别人违约作为出发点，以条款、再加条款来规定条款，而对方自然也如此反应。也许别人本来是诚信的、善的，结果被你开发成谎言的和恶的了。因此我每到签订合同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累。

听说美国人和中国人谈生意感觉比我还累，因为美国的法律体系异常健全，信誉机制十分完善。在比较完美的信誉机制之下，大家不用过度揣测对方的恶，签合同就比较省心。美国人这种习惯到中国就惨了，他以信任合作者为出发点，而我们以防范合作者为出发点，过去他们有很多商人的钱就被一些不法的中国人给骗走了。现在他们也变“聪明”了，这种聪明真是可悲的，那是在“恶”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伤害的技巧，叫做阴谋诡计。■ 以恶对恶，增值的还是恶

我是一个信任别人的人，并且相信社会在发展，会越来越好。即使现在我们有很多问题，相信将来也会变好。相信是一种力量，只要相信，它迟早会变成真的。对于人间社会的事，信则灵，这句话比用在相信神迹上更令人相信。从善如流，相信社会秩序会越来越好的。

有一年我们公司的销售员被另一个公司集体挖走，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现代城挖人事件”。当时，我心中真是恨啊，沮丧啊，埋怨世道不公啊，完全以恶来考虑问题，恶控制了我的大脑和身体，我感觉自己犹如笼子里面的困兽。后来我靠着最后的理智回到山里，回到我在山里的家——山语间。回去还是想这件事，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想到头疼。看到我们地里的玉米熟了，索性开始掰玉米，一筐筐地往回搬，竟然把这事忘了，完全排除在头脑之外了。等我把地里的玉米收完时，理智也回来了，情绪也正常了，头脑也灵光了。于是，我很理性地把下面的事情处理好，召开记者会，完成了一次危机公关，接下来现代城的销售竟然奇迹般地变好了。如果当时在不理智的情况下以恶攻恶，和对方较劲，势必会引发更大的不快。宁静的环境似乎能够唤醒善的力量，我现在之所以迷恋入静、冥想，就是因为有过那次体会。

我们从电视、网络、各种媒体中，看到最多的表现力量的东西，是飞机大炮、海军陆军。这些武器都在强调一个道理：有坏人，对付坏人要有力量，要以暴力抗恶。殊不知暴力本身就是一种恶。与暴力站在一起的，还有抗议、恐吓、拳头、谩骂、造谣、欺骗等等，这些东西没有一件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好处。不光没有给别人带来好处，甚至给发力者自己也没有带来丝毫的好处，带来的只是破坏和不安宁。每当谩骂、恶意中伤别人后，你一定会出现无所适从的空白、无聊和空虚，为了弥补这无聊的空虚，只好用更恶劣的语言去谩骂和中伤他人，越是恶劣的语言说出口之后，出现这种空虚和无聊就越严重。与其说以上这些也算是力量，还不如说是苍白和无力，因为它们从本质上来说，都走到了真正力量的反面。

我永远相信爱的力量，而相信就是力量。

每一次工作就是一次祈祷

我记得马克思曾说过一段话：物质不够丰富时，工作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工作围绕物质而动；当物质丰富之后，人也需要工作，那时工作就成了人生的精神享受，不工作不劳动就难受。原话已经记不清了，大体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以为，在物质不丰富时，尤其要把工作当成人生的一种精神享受，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才能更愉快地工作，提前进入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

有人说，具有精神享受的是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所以要通过工作获得精神享受，应该寻求更高级的脑力劳动。我的体会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没有什么差别，一个木匠，要做好一条板凳，也需要动脑筋；如果他对板凳要求完美，所动的脑筋就更大了。在亲力亲为下，几根木头变成了一条漂亮板凳，其幸福感不亚于作家写了一部小说。作家是脑力劳动者了吧，可是也需要去打字，也需要长时间伏案的体力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精神享受的指标都是是否能够从中获得幸福感。这幸福感是从工作开始那一刹那间就产生并持续增强的，而不仅仅出现在工作成果出现之后。工作过程也是有美感的，比如流程的美，从中你也能获得幸福感。完美的工作过程必然导致完美的工作结果。

佛祖释迦牟尼谈到，“精进”是人生寻求真理达到醒悟的唯一法门。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最能找到“精进”感觉的，就是工作。我们对很多伟大人物的妙语赞叹不已，认为他们的言论表达了真理。而这些大成就者所说的妙语，乃是其努力工作之后，通过大量实践和经验得出的结论，他们的言语都只是其伟大人生冰山上露出水面的极小的部分。

工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本书里我会谈很多。

首先我想说的是工作时要进入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应该是平静的、忘我的，在外人看来有点孤独的，但自己内心是喜悦的。而破坏这种状态或者使人不能进入这种状态的情绪是浮躁、嫉妒、虚伪和仇视。前几天，看到一句话说：“做每件工作都是一次祈祷！”我想这是对工作状态最确切的描述。

在建外SOHO的设计阶段，日本山本理显设计事务所派来一批年轻的建筑师到我们办公室工作，我发现他们工作的区域总是非常整洁、安静。后来随着工程的进展，他们搬到施工现场的临时建筑中去办公，工作环境仍然非常整洁、安静。同时，他们对待工作也非常认真、敬业，虽然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点以后才回去休息，但看到他们时，每个人仍旧精神饱满，心情愉悦，工作很有效率。他们的工作状态，让我想到了日本人在做花道、茶道时的认真精神，这可能就是一种接近祈祷的状态。

曾经和一位下国际象棋的国家队队员一起吃饭，他很安静，说话很少。吃完饭后我们一起议论这种状态，大家说下象棋的人要不断修炼得很安静，因为在下象棋的过程中要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这种境界与祈祷是很相似的。

如果你也认为工作状态应该如同祈祷的状态，要安静，你就要尊重别人，在别人进入这种状态时不要去打扰他，不要大声喧哗。因为你这种浮躁会破坏别人的工作状态，使别人的工作没有效率，甚至干不好工作。同时进入了这种状态的人也要有抗干扰的能力，不轻易被周围的笑声、喧闹声、电话铃声所干扰，即使被干扰后也能很快地重新进入安静状态。要想达到这种境界，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工作之前少用手机打电话，多发短信，这样不容易干扰自己也不干扰别人。如果把每一件工作都当成一次祈祷，工作就不光是赚钱养家糊口的手段，工作的过程也会成为一种精神的享受，工作的成果就会成为富有创造性的作品，而这种作品是你和上帝一起完成的。说到上帝，我想起《圣经》里面的耶和华。耶和华也是要工作的，星期一到星期六，他像一个虔诚的泥瓦匠一样创造了世间万物以及人类。我冒昧地想到，上帝本人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虔诚的，因为工作是实现其意愿的唯一途径。我们的工作模仿的是上帝的行为，这是《圣经》中对工作的最高赞美。

要将工作过程变为一种精神享受，只有充分领会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实现。在我的理解中，工作作为我们人类最有价值的行为活动，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工作是一次团结他人与服务他人的努力，也是通过它实现社会价值而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人或者说成功的人的过程。

获得工作的价值后，你会爱上工作，而工作本身是一次实现爱的努力，因为你通过工作为你所爱的人们提供了有益的产品和服务。

无论你个人通过工作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在上天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工作是你以此走向永恒灵魂的一个途径。这一点，你能在连续不断的工作中，越来越深地体会到。佛教说“业报”，指的就是你活着时的每一件事，都会在来世得到报应。你目前所做的每一件世俗中的事，都受你的内心深处的动机影响，都与你对永恒的灵魂的领悟有关。崇高的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体现了其精神与永恒灵魂的和谐共通。所以我们的每一次工作都应该是一次祈祷，祈祷我们通过工作，朝精神领域又前进了一步。

每当我试图描述一个潜心工作的人时，我的脑海就会浮现出他专心致志、宁静而有力的姿态。我觉得这是人类最美好的姿态之一，他就像在祈祷，表现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因此我非常愿意加入到工作中来，以工作来祈祷获得更好的工作。

自信是人生第一桶金

经常有人问我第一桶金怎么来的，从哪里得到的，有多少。其实每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都想说，人的第一桶金是自信。即使你没钱也不要怕，自信就是你的资本。也有人在自信前面加了一个不好的修饰语，叫盲目自信，我不太爱听。我说过很多次自我的害处，但我认为与自我有点关系的不多的好东西之一，就是自信。自信当然有自我意识，还有信，相信的信。相信，是正面的、健康的。要相信自己。一个相信自己的人才会相信他人，相信未来。

一个人不能自卑，千万不要三教九流地划分什么层次，并把自己归为某个层次来限制自己的能量。我14岁半去兰州上学，穷得不得了，只有一条裤子，于是整个学期我都在担心这条裤子会不会磨破了，破了就惨了，因为我里面穿了一条花裤衩。这给我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这条裤子会破，每次站起来前都要先偷偷摸一下后面是不是有洞。那一阵我真是自卑极了，因为一条破裤子，走路靠边，站队找不好姿势，完全没有精神。

我们说一个人有精神，是指他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状态。表现在对人上他是大度、和善的；体现在对事上他是努力、敢于担当而不畏困难的。这样的有精神的人，能够吸引他人与之交往或者共事。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对我特别郑重地说过两句话：没事别惹事，有事别怕事。我若遇到困难，想起这两句话，就会一下子把身上的能量全都调动起来。我去学校做演讲时，也跟大学生们说，这一代大学生，心理上要强大。要能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缺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做到哪些事情，不要偷奸耍滑，绕到边上去。软绵绵的人、奸猾的人，没有人敢与他搭伙做事。

自信的人敢于说真话，即使真话伤害了他人，别人最终还是会信任你，因为他能把握住你。自信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个性，敢于真实暴露自己的内心。我说的话，都是我心里想的，不会迎合谁去说。个性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如果你真实，不要怕你的个性被发现。从市场交换来看，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差异交换。你有一个梨子，我有一个苹果，才能发生交换，如果大家都是梨子，就不会交换了。自信的人敢于拿出自己的苹果。

这一点对我最有启发的是动画片《花木兰》。花木兰的爸爸对花木兰说：“树上开的花，每一朵花都是独特的，你可能是最晚开的那一朵，可是一定是最漂亮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是个大道理。现在都讲张扬个性，我觉得个性不一定非要有意张扬，还是自然存在的比较好。个性和自我是不一样的。个性是你客观存在的特征，你是个诚实的人，是机灵的人，或者说话爱眨眼的人，这些自然出现的个性，是你的标志。但是一鼓动大家去张扬个性，可能个性就变成一种主观设定了。他是个短头发，可是为了表现与众不同而留一头长发。而这个个性不是他本身具有的，只是一种最新的开发和设计。我们可以欣赏他对自己形象的创新，但要说这是他的个性，就不靠谱了。个性是固有的和恒定的个体特征，是彼此了解和把握的依据，要是这个依据都可以随意设计，人就真的不能信任了。

钝感的力量

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跟我说，他最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心思，身上觉得没有力量，软软的，什么事情也不想做。我和他围绕着力量和力量的来源谈了许多，自己也由此想了许多。

一个健康的人和团队需要的是什么力量呢？我想是宁静的力量、正义的力量、团结的力量、追求真理的力量、爱的力量、科学的力量、仁慈语言的力量……这些力量本身就可以使自己充实。只有自己充实了才能做好自己的事，而这些力量也会帮助人们做成事。

记得有一次，我与我的同事去参加一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方突然恶语伤人，暴跳如雷，甚至对我的同事进行人身攻击，而我的同事只是安静地坐着，没有以牙还牙地谩骂，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只是在那里有礼貌地坐着。等到对方发泄结束后，有一阵让对方尴尬的空白，只有三五分钟，但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过了三五个小时。从对方的眼神、表情中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羞愧和不好意思，之后工作和会议又继续进行着。出了会议室，我对我的同事说：“你做得很好，因为你从心底相信正义的力量、仁慈语言的力量胜过恐吓和谩骂的力量。这不是软弱的表现，正是你强大、有力量的表现。”事实上也是如此。

的确，爱的力量一定会战胜枪炮的力量；诚实品德的力量一定会战胜欺骗的力量；科学和对真理追求的力量也一定会战胜迷信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用正义的力量去战胜邪恶的力量，也只有用正义的力量才能最终战胜邪恶的力量，为什么呢？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奥秘，总是让那些无耻之徒陷入自己给自己设计的桎梏中。那些心灵纯洁、行为端正的人总是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走进快乐和自由的王国。这也正应了孔子说过的那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说到力量，我想起许三多。许三多是《士兵突击》里面的男一号，心地单纯、做事老实，按照通常的观点看，几乎是一个完全没有力量的人。电视剧热播后，许三多这个角色成为社会上的热门人物。《新周刊》为此做了一个专题，叫做《钝感的力量》。我想这个“钝感的力量”，其实是对社会大多数人的拼命竞争、聪明劲十足、急功近利的一种反驳，宣扬的就是傻人有傻福。

许三多的人品和行为简单、善良、诚实，还有做事认真踏实，看起来很傻，其实就是没有什么“自我”。在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以复杂化思维方式作为聪明表现的时代，他的“傻乎乎”反倒变成了“可爱”。当人们认为你可爱的时候，你就有福了，因为你有一粒幸福的种子播种在他人的心田了。

觉得傻乎乎的人可爱，似乎在全世界都是共同的，中国有许三多，美国有阿甘。也许有人认为许三多、阿甘天生就傻，他们的可爱是学不来的。一个聪明人已经聪明了，傻不了。即使傻，也只能装傻，而装傻是一种虚伪。我不提倡装傻，但我认为正常情况下，对某些事情的刺激反应可以稍微慢一点，“迟钝”一点。你要明白，什么事情都一触即发地反应出来，容易犯错。有些人没等别人的话说完，就抢话了，这最容易造成误解，或者触怒对方。你看有些人，瞪着眼睛看你说话，你以为他听进去了，他没有，他在找你说话的间歇来插言，来抢话。他是一个全神贯注寻找发言机会的人，就像一个蹲在路边虎视眈眈准备拦路抢劫的强盗一样。

自我收敛一些，反应就会慢一点。更重要的是要相信他人是善的。因为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与快乐，遵循着建设生活的良好动机。“傻”的人没有“聪明劲”，也没有多少“自我表现”的强烈愿望，他们在默默的行事中体会快乐与幸福。王小波说“沉默的大多数”，有特指这些人的话语权被剥夺的意思，但我很喜欢这个词组透露出的另外的意味——那就是众多隐秘、务实的人生，真正构成了这个社会最安定坚实的基础。

知道工作，还要知道为什么工作

LG公司要推他们的等离子彩电时，在中国选中了我和陈逸飞做他们的代言人，三天的拍摄完成之后，LG公司邀请我和陈逸飞到韩国的济州岛度假。陈逸飞可能是工作太忙没有去成，我和LG的朋友一起住进了济州岛的乐天大酒店。到济州岛的当天，我参加了LG公司新产品的发布会，与我们不同的是，参加发布会的绝大多数是公司的员工，也没有媒体记者参加。董事长在上面讲话，常常被下面一阵阵高呼的口号打断，喊的什么我不太清楚。我问LG的韩国朋友，他们说就是员工在重复董事长讲话的后面几个词，就是喊“等离子，等离子”，或者“大彩电，大彩电”。我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在这几千人的高喊中感到不知所措。这让我想起当年我和妻子张欣在法国南部度假的情形。我们住在一家高级饭店，饭店的沙滩是私家的，男男女女在沙滩上全都脱光了衣服，只有我一个人穿着衣服在看一本书。张欣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大家在沙滩的阳光下都很放松，只有我像一棵弯曲的豆芽菜一样拘谨，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等到新闻发布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高喊的口号声，把大家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我也常在电视上看到韩国人在街上喊口号，但亲历现场时才体会到这种口号的威力。中国人在“文革”期间喊口号喊伤了，现在再也没有人喊口号了，这点可能是今天中国和韩国不同的地方。

LG的老板吃饭时对我说，韩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大国，韩国的发展主要依靠中国才能够发展起来。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中国人每人早餐吃一个鸡蛋，韩国人只要给中国人养鸡就足够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算法确切不确切，却很能反映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的依赖性。

在我们公司聘请的设计师中，有一位韩国的设计师叫承孝相。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设计师，有一期《SOHO小报》上曾刊登了一篇他写的文章，叫《你知道为什么写诗吗？》。其中，他写到两个诗人的对话，一个诗人说：“我知道如何做诗。”而另一个说：“你会做诗，但我知道为什么做诗。”这篇文章引发了我好多的思考。由此，我们可以一连串地想下去：你会盖房子，我知道为什么盖房子；你会写文章，我知道为什么写文章；你会吃饭，我知道为什么吃饭；你知道活着，我知道为什么活着；“你知道”的更多的是技术、科学、工艺上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我知道”的是在哲学、宗教层面才能回答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追寻“意义”。

我们需要时而从生活中抬起头来，问问为什么，这样生活才不会失去方向，才不会与伟大的精神领域越来越远。问过了，得到解答以后了呢？我看还是得继续埋头苦干，进入到工作的乐趣中去。

简单的成功法则

对于成功，我没有什么技巧可谈，苦练技巧是没用的，就像那些苦练武功的人，一招一式地比画，可是后面突然来一个人，一板砖就把他拍倒了。很多东西，越做得具体、越讲究技巧就越容易教条化，我倒是觉得无为而治更好一些。无为而治，说的是无为，却很有效果，这里面就有一个营造气场的问题。用“气场”这个词语，是想比喻这种无形力量。一个有修为的人，即使在静止状态，也能影响到他人，这种影响的效果，其实就是无为而治。

所有的事情都要以修炼自身作为基础，我认为以下几点是尤其需要修炼的。第一是要具备信任他人的品质。人要生活得坦然、舒心，需要相信很多东西，相信生活的基本驱动力是善的，相信幸福是需要分享的，尤其重要的是，你应该相信别人。在今天的社会中，任何单个的人都无法做成事情，都需要大家的帮助、合作，需要大家团结在一起。你需要他人，并不是你就比别人差，或者受控于他人了。你需要他人，他人也需要你，事实上这种处境是公平的。

信任是有逻辑依据的，不是被迫的和空想的。你要信任对方，也要信任依据，信誉制度中的种种依据。合同、《合同法》也好，信用证明也好，都是人类真正有智慧的发明。这些伟大的发明，建立和完善了社会的信誉系统，目的就是令人们可以信任他人，信任他人是安全的。

即使是在信誉制度不甚健全的情况下，信任也是有力量的。《星球大战》里面有一句台词：你相信民主，民主就会到来。套用这句话，可以说：只要你相信信誉，就会有信誉。

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些不好东西的残留。比如看人看恶，以保护自己为主导思想，这都是贫穷险恶的过去害的。因为过去灾难深重，人人都在生存的最底线上，拼命保护自己，我们的社会责任心消失了，道德感消失了，大家没有原则了，乱了，这些历史中的负面经验迄今还在影响着我们。很多岁数大的人，还在把过去的经验传输给现在的孩子和学生。他们就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吃亏上当。而往往用这种观点去看待他人和做事，又特别容易吃亏上当，这实际上是做事情中最可怕的一点。如果陷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看不到信任的力量，只看到吃亏上当的事件，你就会失去信任和团结带给你的力量。你防范别人，别人也会防范你，这样就会把精力和聪明才智都用在相互的猜疑上去。所以，在当今社会要想做成事情，就一定要相信别人，这将会给你带来威力无比的力量。相信别人，包括相信欺骗过你的人，自己的胸怀是敞开的，自己的耳朵是倾听的，这样才能够一步步地走向成功。

第二是简单。做事力求简单，繁杂会让我们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繁杂一方面来自于我们旧的习惯、旧的规则、旧的礼仪，也有一些来自于我们对知识、技能的卖弄。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很容易的，多余的装饰、多余的构建、多余的想法、多余的语言都会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向上的时候，它总是以简单和大气为主要的风格；凡是这个民族衰败之时，从建筑、家居、服装、装饰到语言表现出来的都是繁杂和多余。能把简单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成为自己做事情的指导思想，是走向成功的一个要素。你会在简单中获得成功。

第三是透明。人要诚实，不要撒谎。当你需要隐藏一个秘密时，就需要一股比制造这个秘密更大的力量把它盖住。但坏事迟早会暴露，纸永远包不住火。成功的反面是失败，也是不安全，而安全最大的保证是透明和遵纪守法。

我曾接触到一位房地产发展商到某一个城市去投资开发，只有当他认识了当地的领导，能和当地的领导吃顿饭，心里才会觉得踏实、安全。否则，心总是在悬着，不敢轻易投资，投了资也不放心。他把安全维系在这种与领导的关系上，殊不知，最大的安全是在阳光下，而不是在黑暗中。如果放弃了在阳光下做事的机会，放弃了阳光和透明带给你的力量，你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做事情，并把事情做成功。即使你取得一些小的成功，也是暂时的，因为最大的成功是在安全前提下的成功。失去了安全，所有的所谓成就都谈不上成功。

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一个人觉得成功意味着做一个多大的官，这可能是一剂毒药，因为当你坐不到某个位置时你就可能觉得不成功；如果你认为成功是赚了多少钱，那也可能是一剂毒药，因为你会发现身边总有比你更有钱的人。

可以这么说，成功是一种状态，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友善、对别人有益的状态；自己愉快，也能够给别人带来愉快、积极向上的状态——如果这样理解成功的话，那就是我心中的成功。

先幸福后成功

人生而追求幸福，应该是普遍的真理吧。但人们往往仅从自身的感受出发，那幸福一开始也被错误地定义为“我的快乐以及我的幸福”。但不幸的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没有独享的快乐与幸福。快乐与幸福，绝不是仅仅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事。没有朋友分享的快乐，没有家人共享的幸福，即使你已功成名就，那孤独感也会令你不堪承受。

崇尚分享幸福的原则，你会获得大量善良的支持，这是成功的前提。幸福很难说具体指什么，就像爱情一样，绝不是表象，而是个人体验。它的隐秘程度犹如禅宗所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幸福的人都有快乐的外表，这快乐能够被人看见，并且非常容易感染人。通过快乐，人们可能会分享你的幸福，快乐是幸福传播的唯一途径。

有一天我的小孩子在我们的“父与子工作室”自己做了一个木头玩具。他在我的陪伴下，长大了一点，能力强了一点，这给了我一种幸福感，于是我快乐了。后来跟朋友在一起，我想着小孩子的事，就笑了，说话风趣了，跟我在一起的朋友也获得了快乐。我不能把我小孩子自己做的木头玩具分给我的朋友，但快乐却传播了，幸福就是这么被分享了。

我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一个时常获得幸福感的人，很容易传播快乐，因此能够得到朋友，能够获得朋友的人才能成功。

02 生活始于磋商

年轻时要放弃自我，年老时要懂得超脱

我的孩子6岁时，有句口头禅是：“你必须！”和我们说话时总爱说“你必须怎样怎样”。我发现这个问题，马上给他纠正，告诉他“你必须”不是一个好的词语。如果一个人经常说“你必须”，那人们就会离他越来越远，他就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也无法接收到来自周围的力量。小孩子不太明白，问：“为什么这个词不好呢？为什么这样说话就不能得到帮助呢？”我说，因为它背后没有协商的精神。遇事大家一定要有协商的精神，如果用命令式的口气，使用类似“必须”这样的词，必然会引发别人的敌对情绪，一定不会聚集力量，达成团结去完成一件事情。没有协商的精神，什么事情都很难办成。

我说的这些，孩子不一定听得懂，却引起了我的思考。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孩子身上看到的“自我”。在他这个年龄，自我是生命意识的核心。小孩子最早的自我的信号其实就是表达需求的索取信号，大自然就是这样安排的，弱小的生命必须时刻关注自己的需要。肚子饿了，害怕了，都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这求救信号对于父母来说，就是绝对命令。等他慢慢发现大人对自己每每有求必应，并且学会使用语言的时候，他就学会说“你必须”。而这种“你必须”的说话方式如果不及时得到纠正，很可能会在小孩子的心里越来越膨胀，最终远离磋商和团结。

我也看到孩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总喜欢说“不”，尤其喜欢对自己的父母说“不”。这看起来好像是小孩子的逆反，是一种普遍的忘恩负义。我想不是这样的。这说“不”里面，有一种稚嫩的人生观，一种渴望独立的强烈愿望。那也是自我，渴望独立的自我。为什么人类的自我会从弱小的依靠者迅速转变成独立意识如此之强的叛逆者？这一点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而且急于表现出来。他的表现也很“悖论”：一方面要在小朋友中间表现自己“像个大人”，模仿大人的行事、说话；另一方面却表现得不听父母的话，最怕别人说他是“爸爸妈妈的乖孩子”。其实他们还是急于长大，模仿大人当然是“急于长大”。不听父母的话，是因为大多数父母都把他们当孩子对待，没有跟上孩子心智的发展，该叫他学名的时候还在叫他的乳名。

到了青春期，尤其是男孩子，似乎有一种集体性的“对长辈的叛逆”。这种青春期的叛逆，核心是表现自我，需要社会的承认。这年轻的自我信号，依然是以索求为主。他们想法很多，但实现想法的现实资源却非常少。占据社会资源的主要是功成名就的中老年人，如果对年轻人的需求信号表现冷漠，不满就很容易成为年轻人的情绪主题。

年轻人与中老年人的矛盾，是任何一种社会最常见的矛盾。假如年轻的索求过强，而中老年人占有太多，这矛盾会变得可怕。我觉得平衡之道是各打三百，年轻人要适当放弃自我，中老年人要懂得超脱，大家都应该学会磋商——这是我从小孩子说“你必须”想到的。

我喜欢想问题，但我是一个忙碌的商人，经常感到对很多问题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我有太多想到却没有想出答案的问题了。这一本书，应该就是这许多问题的集合，希望读者朋友看到时，也和我一起思考。如果觉得其中的问题有意思，也可以和我一起讨论，我们共同来找出答案。

真理只有一个，但谁拥有真理是个问题

小时候我家庭成分不好，吃过很多苦头，可能因为从小没有机会出风头，时间长了就主动放弃了自我表现，有需求也不敢大声嚷嚷，因此就学会了一种没有什么自我的生存之道。

年轻的时候，我的很多朋友都挺爱说“我的原则”，说得还非常有激情。我也跟着说过，但很快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发现所谓“我的原则”，其实是总强调自己有一个“真理”，比别人高明。说到底是自己对自己的偏见，总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不对的。在很多团体之间，这种青春期的症状，就成为战争的根源、争吵的根源，是团结最大的障碍，也是我们成长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现在反思自己的青春期，会看到很多荒谬。当时的很多种荒谬倒都有美好的动机，但往往有着不好的结果。比如我们崇尚纯洁，就总在别人身上发现“污点”；我们崇尚道德，就会轻易地指责别人没有道德；我们崇尚某个主义，就会草率地要求别人改变信仰与自己一致。怀抱理想，却“我”字当头。这里的“我”字当头，不一定是自私，而是以自我为中心，最明显的是不会与他人磋商，只有自己的一相情愿。即使是美好的愿望，一相情愿也未必会获得别人的认同。没有磋商，既不能论证自己想法的正确性、可行性，反而可能给他人与自己造成伤害。

一个国家也有自己的青春期。“文革”时期，就是一个大面积的青春期病症涌现，却把疾病当真理的时代。种种现在看来荒谬之极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如此大规模地展开，为什么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得到最大的响应？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时代问题了，我认为它多多少少有着我们人类青春期本身内在的特征。

那种以为真理在握所导致的“我的原则”，其核心是在强调自我。现在我岁数大了，发现凡是引发争斗的、表现自我的“真理”都不能算真理。

真理只有一个，但谁拥有真理是一个问题。以前看到有个诗人说：“我相信真理，但是我不能说出来，怕别人把它当做我的发现、我的发言，以至于为所有权再次引起纷争。因此我宁愿不说出来，让真理的位子空着，对那个方向保持着敬畏。大多数情况下，有敬畏心暗示真理的存在也就够了。”

诗人说到了我们人类最难解决的问题：人人都渴望真理，但我们打着真理的旗号进行的纷争和造成的灾难却是最多的！我们说真理只有一个，也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它只有一个，那么拥有的人也就很少。但往往谁都认为自己拥有真理，都比别人高明。争当聪明人，不做傻瓜，这是世间最常见的纷争。真理绝非为个人和某个团体所独享，它必须是全人类的。所以真理的力量首先激发人们产生磋商的动机和行为，为了磋商，人们应该制定信息透明、信息共享的制度，不应该有垄断知识的权力阶层，不应该有信息黑幕，不应该因为知识的不公平传播造成人类在智力上的不平等，更不能因此划分人的三六九等。这就需要人人均有学习知识和了解真相的公平机会。我们说磋商的第一个原则是平等，不仅仅包括人格上的平等，同时要求围绕磋商主题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必须是透明的，人人都能获取的。这样人们的分析能力才能站在同一个层面，交流和判断才能真正有效。

营建这样一个寻求真理的公平环境是必需的，否则真理就会因为每个人依据不同信息得出的不同结论变成很多个，教人不知所从。我们看到拥有各自信仰的教徒之间发生矛盾，而不同民族依据自己的真理与其他民族发生的争斗依然此起彼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重要责任，是把发达国家的知识传播到不发达国家，就是希望从知识和信息共享的基础做起，抹除人们的差异，最终希望人们的“真理”越来越少，分歧越来越少。

归根结底，真理应该是对人有益的，但不是仅仅对少数人有益，真理必须对全人类有益才能算得上真理。从集团到个人，在朝向真理的道路上，最重要的就是消除自我。

消除自我，已经成为通往真理道路上的人们的共识，但它绝不是一个空谈，必须深入了解他人，进入磋商才能完成。我们说磋商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人人都能分享的真理，而磋商的另一个伟大作用，就是能够彻底有效地消除自我。

他人就是你的福祉

20世纪中期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我在很多80后、90后的博客上都看到过。我借用这句话，说一个相反的意思：“他人就是你的福祉。”

我坚信一个人的幸福永远要依靠他人的协助，你可能有一粒幸福的种子，那也得依靠他人的土壤来培育。重要的是要播下幸福的种子，而不是苦难的怪胎，否则别人的土壤不会供给你养分。

如果懂得付出，爱别人，你就播下了幸福的种子。反之，如果你依然像个孩子一样只知道索取，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会舞枪弄棍了，那就是一个给他人造成灾难的怪胎了。

要学会爱不容易，但是你不学会爱却活不下去，因为爱的行为是付出，事实上你不得不付出。人类社会结构的基础就是相互交换，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我们不能违背这个原则。爱不是什么高妙务虚的理念，它异常现实，爱他人就要有益于他人，而且爱是一生的学问，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起就在学习它。这就涉及到我们的教育方式，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能让孩子学会爱，学会付出？我想，首先父母不应该打孩子，因为打孩子向孩子展现的是暴力，被孩子学去了不好；其次也要注意我们对孩子的成长教育的方向对不对。现在父母们培养孩子，焦点是期望孩子将来要成功、出人头地，这种对竞争的过于强调又令孩子形成他人是敌对方的概念。有一个咖啡的广告就很不好，表现的是喝了某某牌咖啡，那个女白领很快写出了报告，于是她飞腾起来，高跟鞋踩着前面男同事的头，一下跳到老板面前，抢先把报告交给了老板。我觉得这就在强调一个社会价值观，在强调竞争，告诉大家一定要超过别人。过去为了反对大锅饭，强调竞争是有益的，现在还是那么强调，甚至竞争成了唯一的价值观，越演越烈，“他人就是地狱”了。

我也有孩子，我经常想着怎么当好一个父亲，因此想到自己的父母。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十分勇敢，母亲很善良。我也经常反省自己，我像不像一个好父亲，能不能给孩子留下像我的父亲留给我那样的美好形象。我相信，对于孩子来说，身教的力量大于言传，你对他说一百遍要诚实，不如你做一个诚实的父亲给他的印象和影响深远。

孩子必须首先学会爱，这是核心和本质，只想着培养孩子出人头地，培养孩子的竞争技能等，都是本末倒置。这种培养方法极容易塑造成王败寇的人生观，仅仅以名利的占有当做成功，又依据成功的规模将人分成三六九不公平的等级社会。这种人分主次、尊卑的人生观，会培养出对成功者卑躬屈膝、对失败者趾高气扬的扭曲人格。更可怕的是，这种人生观会直接毁坏磋商的基础，是人类不能和谐共处的最大原因。■ 他人就是你的福祉

很多父母有过孩子长大后不孝敬自己的痛苦经验，他没意识到，造成孩子不孝敬的原因也许正是自己失败的教育观。想想看，孩子用成王败寇的观点去看待社会，有一天他也会用这种观点来看待父母。小孩子有个习惯，喜欢在孩子中间相互比较自己的父母，就像他们比较玩具一样。如果他仅仅学会了从金钱、地位方面来比较，就会轻易判断出自己的父母是不是成功人士。如果发现自己的父母并不“成功”，他会因此在小朋友中间感到自卑，进而会怨恨父母。所以培养孩子学会爱的教育，也是父母解决自己将来福利的根本途径。

但是，单纯用物质的成功作为标准培养孩子的模式，现在已经普遍到很可怕的程度。曾经有一个教师在教室里公开对孩子说：“读书的目的就是有钱有美女。”他的言论在网上反响很大，很多人反对，但也有很多人支持，认为他说出了现实真相，有勇气，没有欺骗学生。我是绝不同意他的这种言论的，因为他所谓的说出了“现实真相”，其实只是盲从于社会中急功近利的流行观点。读书是一种获取知识的快乐活动，是伴随一生的精神感悟。挣钱养美女的功利思想，根本上是以物质的目标取代读书中的精神感悟。它会把人抽空，变成没有灵魂、仅受外界物质引诱的傀儡。

这样的教育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人类的信仰、爱的培养，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观，将来的世界将会是可悲和可怕的。

个人生存仰赖于生命共同体

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爱他人，对他人有益，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你与他人的关系自然会发展成为磋商型的社会关系。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着四种不好的人际关系模式：保护式、自以为是式、独裁式和操纵式。这四种模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时间很久，可能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关系是有效的，可以解决一些眼前的问题。但是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再用这些关系模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它们不仅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制造问题。我们说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会成为制造问题的东西，就是指这种情况。

既然它们在当今社会里已经成为问题，就会被解决掉。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是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时间问题，尤其是新的、更有利于人类团结与合作的社会关系出现后，这一改变的速度就加快了。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就是磋商型的社会关系。

人类进程几千年的历史中，200年之前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变化也是非常简单的。但最近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的速度更快、更丰富、更复杂，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丰富的年代是我们的幸运。但在庆幸的同时我们又如何来面对这个复杂、丰富的社会，又如何来处理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与事务呢？如果我们再延续已有的（上述四种）思维模式，我们在处理问题时会非常地失望、沮丧，有些事情会陷入恶性循环，永远没有出路，见不到光明。

保护式、自以为是式、独裁式和操纵式这四种模式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没有让大家都参与其中，不平等，参与者的出发点不是爱他人，而仅仅是爱自己。其中会有一些人的个性和才能因为受到压抑、不满于分配而没有很好地发挥，即使发挥，也是发挥在钩心斗角的阴谋、造反与镇压等暴力行为上。这既违背了爱的主旨，也伤害和平的理想。我想我们应该以一种更有效的办法面对我们的新世纪，那就是磋商，永远地磋商，君子动口不动手，唯有磋商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除了科学的高度发展之外，同时也变成了一个人人相互服务获得共生的社会。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东西95％以上都不是我们自己生产和制造的。我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我们使用的电脑、汽车、手机，这些都是他人为我们提供的，都是我们以我们的服务换来的他人的服务。这个社会中的人只有处在“我为别人服务，同时别人也为我提供服务”的状态当中，用这种服务精神把自己维持在全人类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中，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存。所以，在今天，服务的精神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重要。我们的员工要为自己的同事提供服务，要为公司提供服务，要为合作单位提供服务，还要为家庭提供服务，最后要为全社会提供服务。如果没有这种服务精神，我们就无法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如果服务精神差，我们的公司业绩就不能继续提高，整个社会也不能够和谐地往下发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就像人体一样，各部分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相互服务，彼此协调，才能够成长为一个健康协调的身体。

服务于他人的精神是当今社会中任何人都应该具有的基本品德。要为他人提供服务，必须了解对方需求，形成供应形式，这里面必须进行频繁、有效的磋商。

今天，我们看到交换服务的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形成，磋商型的人际关系格局迅速大规模形成，这并不奇怪。其实磋商这个词语不是新词，而磋商型的关系也并非第一次出现。在过去等级森严的制度里面，每一个阶层里面都有他们的“圈子俱乐部”。在圈子里面是有磋商的，但他们磋商的目的只是照顾本集团、本阶层的利益。他们在内也许是平等互利的，而对外却是不公平的。在这种狭隘的阶层、圈子结构中间，我们所谓的团结，是少数人的团结。

就拿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吧，我们最早认识团结这个词，是在过去年代的特殊语境中，团结就是一些人去打击另外一些人。我们团结的是和我们相同的人，具有相同的信仰、社会地位、价值观等等；而对那些具有不同的信仰、社会地位、价值观，甚至不同的籍贯、民族、方言、风格的人都不作为团结的对象，都是以批判、改造、粉碎、打倒之类的字眼和方式来对待。这样的团结不是真正的团结，这种狭隘意义上的团结实际上是把团结作为一种手段，最终带来的是分裂、斗争，甚至战争。一位团结的缔造者一定要能够发挥其他人的才智，营造出团结的环境，而不是去摘取他人的果实。因为团结是需要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才智汇集起来。就像健康的人体，是人体各个器官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而取得的结果，但这些器官的功能和在人体中起的作用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人体中，所有器官都没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因为不管哪个器官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衰退、死亡。人类社会、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团队也是同样的道理。

社会制度的进步，就是磋商跨越固有界限，适用人群日渐扩大，同时也逐渐适用于不同性质的行为。无论是公开的社会活动，还是私密的男女关系，里面都有磋商。磋商具有普世价值。

偏见是战争根源

要坐下来磋商，第一需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过去，普通话没有被制定并推广，只有统一的书写。不同地方的人，无法面对面交谈，只能靠书写交流。书写不能及时互动，写字的人犹如发表了一个宣言或者通知一样，信息传达往往是单方面的。在口语交流不畅的情况下，会写字的人，自然拥有一种权威，成为垄断信息的权力阶层。古代的科举制度，好像主要考的就是书写能力。中国人在历史上没有形成磋商的传统，会不会有这个原因呢？有了普通话以后，全国各族人民都能坐在一个桌子跟前开会了。

我坚信这一点，打通语言隔阂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流的基本工具（语言）是畅通的，即使陌生人见面，最先想到的都是交流，而不是打一架。陌生人见面，总是从介绍自己、了解对方开始的。打架之前的状态，一般是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有气得说不出话来，交流彻底没可能时，才会动手；反过来也说明了，在一切动手之前，人们总是努力要交流的。

但是对交流造成致命伤害的，却是偏见，由此我想起一场最失败的对话。

2005年，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五届年会在黑龙江的亚布力举行。之所以选在亚布力举行，一半是为了开会，一半是为了滑雪。参加这次会的人很多，会议的议题安排也非常多，出场的都是企业家中的大腕。最激烈的一场论坛是大会组织的南北企业家对话——说是“对话”，其实更像是一场争辩、争吵、对决。台上台下都情绪激昂，基本上是南方人支持南方的企业家，北方人支持北方的企业家，强调的都是他们的不同，他们的差异，无一例外地把这种差异通过语言和情绪极端放大，却很少有人能够去理智地寻找和分析南北企业家共同的东西。当时我被分配到了北方企业家代表这边，给我安排的对手是南方企业家阿里巴巴的马云。我首先声明我是从西部的甘肃来的，我既不属于北方，也不属于南方，我是西部来的。当时UT斯达康的吴鹰就说：“你人在北京，赚北京人的钱，就算是北方企业家了。”在这种争辩中，想保持中立和超脱都是不行的。

双方争吵得很厉害，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要国际化，就靠你们南方人倒腾几包打火机就能国际化吗？”会场下面有一位没有抢到话筒的企业家马上高声喊道：“你们北方人从宋朝开始就欺负我们南方人。”我心想，这些都是偏见，特定的场合把这些偏见大大地放大了，这种偏见正是一切不和谐和不团结的根源。

由此又联想到我接受过的一次采访，是上海一家报纸和上海电视台的采访。他们的话题是上海和北京的区别，上海人和北京人的区别。我说，实际上这种区别是很小的，不要夸大这种区别，不同的上海人之间的区别甚至比上海人和北京人之间的区别还要大得多。我还列举了一系列理由和事实来说明我的观点。我看他们都大失所望，觉得我是文不对题，与他们预想的题目和内容相差很远。事实上，我们人类是相通的，同一性和整体性是我们最大的特点，一定要消除各种偏见，种族的、肤色的、教义的、国家的和物质文明程度的偏见。

从根本上想，其实上述这些偏见，哪一个是我们生而具有的呢？都是后天各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出生、长大在某个区域，区域文化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引导。例如，做一个“骄傲的四川人”，做一个“骄傲的广东人”，等等，为什么要骄傲呢？还有曾经流行的“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的山是高昂的呢？难道别人的山是低着头的吗？这些荒谬的自我意识，更因以为肩负某种“文化根据”、某种“民族精神”而咄咄逼人。这些荒谬的偏见被一些人想当然地当成自己的真知灼见，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被社会流行的东西鼓励着。

有一个词叫“PK”。最初我看到“PK”这个词的时候不理解它是什么意思，还以为“P”就是和平（Peace）的意思。但别人告诉我，“PK”是电子游戏中的一个术语叫“对决”，与和平的意思截然相反。电视台设定PK的气氛一定是争吵，毫不妥协，只要谁的观点极端，谁的语言有暴力性，谁就会得到更多的选票，得到更多的支持。媒体也跟着掀起一场又一场的PK，不同观点的交锋，对各种问题的讨论统统叫做PK，好像能把真理PK出来。其实PK的场景和氛围，就是激发斗争，各方都想着在PK中取胜，想方设法批倒对方，我想，这样的讨论其实已经违背了磋商的原则。此偏见PK彼偏见，最后成为没有意义的失败的“对话”。

PK鼓励好斗，并把展示偏见当做娱乐，仔细想想，渊源很深。历史学家的研究证明，顺着时间倒数，越往后，人类的社会单元就越小，越分散，从国家联盟、大国家、小国家一直到最小最分散的部落。社会单元最小的时候，对其他人的偏见最深，争斗最多，人们也就最渴望勇武。好斗与勇武，相当古老了。现在大家盼望已久的和平时代来临之后，广泛的磋商也已在各区域、各民族中展开。我们应该立足于实现永久和平的愿望，更为深入细致地消除各种偏见。偏见，哪怕是最微小的，也可能是会毁坏玻璃的裂缝。我们手持和平的玻璃器皿，要小心啊。

空，故纳万景

两个陌生人见面，在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磋商就很频繁地开始了。因为人是很关注自己需求的动物，有需求便产生动机，进而通过双方合作达到目的，这时候磋商就开始了。

在磋商的技巧还不完善的时代，磋商者经常不欢而散，甚至爆发剧烈的争斗，鸦片战争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磋商的灾难性后果。

有时候我们明显感觉到磋商不能形成一致同意的结论，大家都很着急。这时候我们要铭记老话，“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要着急，慢慢来。如果磋商的议题不能统一，我们就反思磋商的技巧；如果磋商的技巧也无法研讨，我们就对磋商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我们唯一要坚持的是磋商，只有坚持磋商才能避免暴力对抗，才能达成共识。对此，伟大的圣雄甘地是实践过的。

我也是初次接触磋商的文化，了解得很肤浅，但磋商中要遵循的几条规律很让我受启发。第一，磋商中不要太在意面子，不要过于自尊。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客观地判断别人对你的言论的批评。第二，在磋商过程中，自己要像个空心的竹子，要放低心态，要谦虚。自己所处的位置较低，别人的思想和智慧才会被接收和流淌过来。这时自己的思想才能够受到灵性的指引，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如果这个空心的竹子被阻塞了，别人的思想和观点就无法接收，这时候的人其实是孤立、封闭的。第三，要学会静默，学会倾听，多用耳朵，少动嘴。静默可以赶走眼前繁杂的思想对我们的干扰，而我们的思想常常会被眼前可以看到的、无用的信息牵着鼻子走，而失去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甚至失去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这三个方面，都涉及对自我的使用。有些人可能会反对我的“使用”一词，认为自我就是一切，是不能像工具一样被支配的。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人是有能力超越自我，并控制和支配自我的。

人们把盐称为食物中的“君子”，盐要放得恰到好处，把山珍海味的美味带来之后，自己要躲在外面。如果在山珍海味中加多了盐，这时盐就变成了“小人”，破坏了山珍海味的美味。这个比喻使我明白，发现美味的是自我，破坏美味的也是自我，这自我的确是柄双刃剑。

磋商规定了我们要交流，这就要求减弱自我。自我太多，一切交流都会变成单方面表达的异常状况。在生活中我们看到有人这样表达，他不要别人说话，不要有其他东西打断自己的滔滔不绝。他激情四溢，有时候不免灵感飞扬，但别人未必能够听懂他的意思。他表达得很成功，交流却不一定有效。

在很多情况下，你可以变得没有对方那么有才华，没有他明亮，因此你的幽暗衬托出了对方言论中的优点。

对自我的使用要像高明的厨师使用盐一样，以诚实来激发磋商对象的交流愿望，以谦和彰显对方意见中的优点。磋商的重要目的，不就是找到彼此的优点，以便形成良好合力以解决问题吗？

磋商是一门艺术，我们要使之分外精彩

磋商是一门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多的是需要跟大家在一起进行心灵层面的沟通，精神层面的理解。在磋商时要先调研、搜集资料，每人尽可能了解更全面的资料，在磋商中要把每人的观点、资料放在一起，放在一起以后这些观点就不只是你个人的观点，应该成为大家的观点。大家去评论、分析，选择一种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再采取联合行动，并在联合行动的过程中去反思，大家再一起评价、思考，再磋商，再联合行动。这就是磋商的全过程和循环。这是一种更有效的、更适应新时代的人际关系。只有利用这样一种新兴的人际关系，才可以解决我们现实中的问题，让我们少一些困惑，让我们的团队成员有更愉快的人际关系，人人心情舒畅，工作更有效率，更有热情，把人善良的、创造力的一面充分调动起来。同时，在磋商、联合行动、评价和思考这个循环过程中，我们会更加接近目标，接近真理。

磋商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磋商的成员非常自我，不能够忘掉自己，死抱着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观点没有得到别人认可时就产生消极的、负面的、抵触的情绪。这种心情会使自己忘了我们的目标，忘了我们追求的真理，自我的阴影大过了一切，把捍卫自己的观念误认为是行动的目标和我们要追求的真理。我们应该理解每一个成员都是这个集体中的一个细胞，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但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整个机体健康运行。如果让极端个人主义无限膨胀，某一个细胞无限制地生长，拼命地吸收别的细胞必需的营养，整个机体的健康就会受到威胁，这样的细胞就是癌细胞，是对身体不利的。

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多样性的，要尊重这种多样性，才能够团结起来，不要指责对方，打击对方。这也是形成以合作和磋商为基础的新型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尊重和承认人的多样性，其实对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单一的模式、单一的功能细胞组成的机体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是要死亡的。

磋商的过程也可以增加每个人的责任感，因为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参与其中，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和认可。一旦得到大家的尊重，团体的每个成员就会更有责任感地去实现目标和接近真理。

磋商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要有开放的心态，要使用仁慈的语言。任何互损、指责的言语都是非常负面的，对达到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磋商时细到每一个表情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用微笑的表情、仁慈的舌头使我们的磋商和合作更有效。

我想了很久，认为平等、互惠、民主是磋商的三个基本原则。

平等，是指在拥有说话的权利上人人平等。伟大的古希腊先哲说得好：“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互惠指的是每个人都要明白你的利益来自于与其他人的合作，而要求其他人合作，就必须顾及他人的利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民主在这里特指的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磋商要出结果，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裁决。

听起来这像在说一份多方商业合同的签订原则。是啊，我们可不能小看商业合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合同制度，是西方人研习千年的结果。通过阅读历史，我们发现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威尼斯这些商业文化悠久的地区，磋商文化是最发达的。市场的基本原则是需求交换，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只有磋商才能达成目的。

我想，说不定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开始了磋商。后来出现的以物易物的贸易者，以及再后来的使用货币的商人，具体应用多年，将磋商文化发扬光大了。商人之所以是商人，他们以利益为驱动，以互利互惠达成合作，这里面有着大量的磋商，他们应该就是最会磋商的人。

人人参与的磋商才具有普世价值

有一本书转载了《圣经》里的一个故事，说基督升天之后，弟子们坐在一起，商量师傅死后怎么办。他们每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很简单，可是被后来的智者认为是最优美的磋商的例子。第一个人说：师傅死了，我们传教去。第二个人说：我们传教去，我们家人怎么办？第三个人说：我们将我们的家庭搬来住在一起，他们可以互相照顾。第四个人说：我们走后孩子怎么办？孩子的教育很重要。最后一个人说：可以留下一个担当我们孩子的老师。其他人赞同说：这个办法好，我们既要去向外人传道，也不要忘记了给自己的孩子传道。他们所说的，看上去都是家常话，当时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这是最优美的磋商。后来仔细看这语言就可以发现，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反对的语言。第一个人说师傅升天了，我们传教去吧。如果第二个人说不去了，我们睡觉去，这就没有办法磋商了。他们每一个人提出问题之后，派生出一个新的问题，然后再派生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没有一个吵架的。这几个弟子说了几句话，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最优美的磋商例子。

刚才举了《圣经》里的故事，再说一个完美磋商的例子。有一年的足球比赛，有一个进球被评为“最好的进球”。其实不是他们射门漂亮，而是因为这个进球，十一个足球队员都参与有份。他们整体向前，层层推进，每个人都至少接触了一次足球，然后把足球传递到更合适的位置，一直到最合适的位置，那就是球门里。换言之，每一个队员都踢了一脚，都用自己的脚参与了“磋商”，显现出整体协调的美感，这是磋商精神在一个足球队身上的最佳体现。

几个人坐在一起商量，前五分钟的气氛是比较好的，越到后面越激烈。你提出的观点有问题，他反对，然后你再反对他，说到最后就伤到自尊了，结果相互之间的交流就变为相互批评了。磋商的重大原则就是一旦有人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放到桌子上，这个观点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了，而是变成磋商所需要的共享资源了。拿出观点的人越多，共享资源就越多，磋商就更容易接近真理。讨论时，我们对某个共享的观点提出质疑、分析，跟拿出观点的人没有关系，对事不对人，只是针对这个观点，这样，磋商才能进行。但往往我们不是这样，一般讨论到了最后，就是说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了，比如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这种有违磋商精神的方法，直接导致的就是人们不敢拿出自己的观点。害怕本人受到批判，其观点便私有化了，要传播也走小道、只针对少数人传播，这种情况下，即使那个观点是正确的，传播方式也是一种阴谋。

耶稣门徒们的磋商之所以被称为完美，其中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十二门徒中没有谁反对去传道的使命。有了这个大家都赞同的目的，他们才能进行完美磋商，解决影响传道的各种问题，成为最佳的传道团体，但这是团体内部的事情。当他们这个传道团体遇到其他信仰的团体该怎么办呢？在1000多年前，他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便有女巫迫害，有十字军东征，有宗教裁决。用现在的眼光看，我们明白，在集团利益之上，还有一个众生平等的权利。他们应该继续磋商。只有更进一步的磋商才会发现众生平等、信仰自由等等适用于更多人类和种族，因而也是更为基本的人类真理。每一个时代的进步都令真理更具有普世价值，为集体磋商行为提供更先进的“前提”。

要有仁慈之舌

我曾去请教一位智者：“现在世界怎么越来越混乱了？看看台湾，看看中东，以及朝鲜半岛，尤其是台湾的政治，没有了标准，没有了原则，也没有了最基本的常识、判断。将来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将会是什么样的呢？”“160年前，圣贤们就把未来新世界人类社会的关系描述清楚了，就是通过磋商，达成团结的关系。”智者回答道。

我不太明白：“从目前来看，大家都处在一种对抗文化的包围中，看不到一点团结和磋商的影子，这是为什么呢？”

智者说：“我们每个人在步入成熟期前，都会经历骚动的青春期，这个期间难免会耍点小孩脾气、少爷脾气。人类社会的发展周期和人的成长周期其实是同样的，青春期的躁动也是人类即将进入成熟期的征兆。”可不是吗？我们每个人在小时候都闹过不吃饭了、不穿衣服了等难为父母的事，而父母给我们的总是爱。

这位智者对我们谈到未来新世界中人和人的关系时信心十足，因为人类中某些先行者，他们已经领悟了磋商的精神并掌握其技巧。在他们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这种既实用又蕴涵伟大理念的沟通和团结的方式，最终它会形成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磋商不是简单的谈判，或者是妥协，它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对抗文化常常成为我们追求真理过程中最严重的障碍。而磋商是要大家在坦率的、礼貌的气氛下讨论问题。各方提出的意见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归集体所有，由集体进行决议、取舍和改进。磋商的成功也在于参与者不论本身最初有什么样的意见，最后都要支持全体最后的决定。也只有经过磋商，人类才可能获得利益和幸福。想一想，我们人类，跑得没有马快，也没有鸟会飞，游泳没有鱼游得好，但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是因为，我们有理智，有沟通能力，有相互磋商、配合的能力。如果失去了这些，我们就不如动物了。“自己的观点讲出来后，再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家的。”这是多么智慧的观点。许多无谓的争论，许多人为了面子吵架，或者为了维护自己最初讲出来的观点常常发小孩脾气，都是未进入成熟期的表现。

当别人告诉这位智者我整天在网上写博客，我的博客有许多人看时，他提醒我：要有仁慈的舌头（kindly tongue），千万不要在人的心中播下不和的种子。

人类精神无法分割

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大家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如果处理不好，最后就有可能变成争吵、冲突，甚至战争。这种不和谐的画面在办公室中有，在家庭中有，在电视画面中有，在网络中有，在高雅的学术研讨会上也有……出现这些冲突，常常是因为争执双方都坚持“我正确，别人错误”的基本原则，都认为自己是在追求真理，以真理的拥有者和捍卫者自居。

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是其中历时最久、影响最深刻的冲突。这种冲突很具有代表性——大家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都相信自己信的上帝才是真的上帝，别人信的上帝是假的。于是煽动和组织同一信仰者，去讨伐别的信仰者，也就有了诸如“十字军东征”这样持久、影响深远的战争。印度圣雄甘地曾说过一句名言：“惩罚是上帝的事！”任何人都不可能代替上帝，上帝也没给任何人这样的授权。当我们翻看各种宗教信仰的经文时，上帝的先知、人类的教育者，如基督、佛陀、老子、穆罕默德等无一不是在启示、倡导和平，天下一家，人和人要相爱等等。■ 人类精神无法分割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工作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画面。我们总会听到诸如“我的……”、“我的主意”、“我的思想”等等这些字眼，甚至誓死捍卫这些“我的……”，不允许别人对此发表任何不同意见。先知们说的“大同世界，天下一家”不是指物质世界，而是在物质世界中每个人的躯体都是独立的，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融为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精神是无法分割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就会少一些“我的”、“你必须”等等这些缺乏磋商精神的语言。

磋商可以消除隔阂与争斗，唯有磋商能带给人类幸福的未来。几乎所有照顾到大多数人类幸福的公约，都是磋商的结果；所有成为全人类共识的真理，具有普世价值的真理，也都是磋商的结果。参与磋商的人越多，所达成的公约越具有普世价值。处在相同时代的人们，可以面对面地磋商，达成人人受益的条约；而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精神完成磋商。比如此时我在阅读《论语》，就在与孔子磋商。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就是后一辈人与前一辈人磋商的结果。

现在你阅读我的这本书，我希望也是一次为了找到真理所进行的美好磋商。

03 理想照进市场

无为而治

做企业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在整个企业发展的历史上，企图找到固定模式，一劳永逸当个懒汉，是不会成功的。面对其他人的成功方法，简单机械的学习和模仿也是不会成功的。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创造者，企业家是最具创造精神的一批人。

坚信创造，但又要脚踏实地。一个具有创造精神的人不是空想家，也不是胆大妄为的冒失鬼。有一个雕塑家，他对世界上的石材、泥土、钢铁、塑料、纺织品等各种材料了如指掌，有着精深的研究。因此，他才能够做出最具创新性的雕塑作品。世界上最感人的美，往往已经潜藏在自然世界中，等你用慧眼来开发。在创造的范畴，最重要的是发现。

企业家的创造性更是如此。为了发现价值，他们要随时随地依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时随地地调整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心态。任何经典的教科书，教你如何做企业，教你如何取得成功，最后都只能成为你的额外负担。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是放松的，放松心态下才有智慧和幽默。紧张只能加大做事的成本，把事情办得更糟糕。

我在刚学开车时，很紧张，手里出着汗，用术语说就是手潮。等开车技术提高了，人也放松了。做一个企业家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放松，不要紧张。有些人自从做了企业家之后就不会笑了，整天紧锁眉头。这样的人，他的企业很难管理得好，这也是一种“手潮”。

在别人看来企业就是要赚钱，功利性很强。但是太把赚钱当回事了，太急功近利地想着赚钱，钱就离你越来越远了。

在对企业的管理中，我比较推崇无为而治。最早我在老子《道德经》里看到无为而治的观念，但并没有切身体会。有一次坐飞机赶到香港，按会议的时间安排我必须要在西安中转。在西安停留的4个小时里，我去参观了汉代的陵墓。我已经记不清楚这个陵寝皇帝的名字了，只记得第一个皇帝第二个皇帝的陪葬品都是一些粗糙的瓦罐什么的，一大片堆在那里。而在汉朝初年文帝、景帝的时期，也就是汉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他们实施了无为而治的管理，这时候汉朝就非常强大了。这一时期皇帝陵寝里面的陪葬品就非常好了，很明显地显示那是一个富庶的时期。“文景之治”是非常典型的无为而治，我面对那片汉陵，真切地感受到无为而治的力量，受到的震撼比看史书要大得多。“文革”期间，人们的思想、行为被管得很紧，人们就丧失了活力，经济也上不去。改革开放后，行政干涉减少，给大家更大的空间，让人们自主奋斗。在追求幸福的动机下，人们会自行寻找合适的方法，自行管理自己。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条条框框少了，人们有活力了，也变富裕了。

我还慢慢发现，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把管理者变成一个空心的竹子，一个甘愿放弃自我的人。首先他相信世道人心，人不会轻易为恶，引发敌对。相信人们只要在生活，以追求幸福为出发点地生活着，都会是善意的。无为而治者对于表现自己的权力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明白，权力是在关键时候用的，出现问题的时候用的。在平常，人们自然地生活，而生活本身会自动创造和管理，这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个人周围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和智慧。我们好像水上的小舟，依托流水的力量前行。我们要尊重它，感应到它，顺应着它。如果你以为你有一点权力，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搞乱生活，是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顺应生活的力量，是无为而治者的行事依据，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和总结，在历史上也创造了辉煌。许多年来，我就慢慢把这种思想转化成我的思想，发挥到公司里去了。

在办企业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一个高压的领导下，员工的活力会逐渐萎缩。老板总是骂人，制定各种纪律，这个干得不对，那个干得不对，今天加班，明天加班什么的，员工担惊受怕，怀揣怨言而不敢发，这样的公司是很负面的。即使老板很有才能，他的自我也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就像个皇帝一样，但员工的积极性和才能没有发挥到公司事务里面去，只是战战兢兢地执行。实际上这样的老板是很累的，迟早会崩溃。因为员工不舒服，可以跳槽，老板却没办法跳槽。你骂走了一批人，招来新员工接着骂。员工一茬一茬地走，你能坚持多久呢？骂人是很累的。无为而治的原理，也可以将老板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无为而治，本质上是取消来自上面的高压，催生自下而上的力量，爆发公司全面的活力。有一些领导者最怕说到自下而上的力量，害怕这股力量将自己推翻，那是因为他还是老旧的独裁管理。你事无巨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域都要去干涉，过滥的权力是一种破坏性的权力。你破坏了生活中善的秩序、公平的原则，当然要被推翻。就企业而言，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老板不会被推翻，但是要把公司办好，就需要所有员工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无为而治的原理，依然是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为公司提供活力，这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唯一道路，这就需要老板做一个空心的人。

好多公司常常把领导人的讲话贴到墙上，员工穿同样的衣服，按时上班，打卡，如果不打卡还会被处罚。注重这种表面上的东西，最容易流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误区。前面说过，无为而治要依据生活本身的力量，实施者其实也不轻松，须得随时保持着警觉，非常灵活地调整企业顺应主流，以打破随时出现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在一个讲究无为而治的公司里，对员工的要求也非常高，尤其要求其具有自律性、创造性。但我们不能仅仅是单方面向员工提出要求，必须努力形成公司良好的环境，有一个主题鲜明、细节丰富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应激发他们追求精神的东西，学习、上进，激发他们建立良好的磋商型人际关系。

有人问过我，你现在公司这么大了，还像当初那样奉行无为而治吗？我想的是，我的公司有多大呢？没有国家大吧。老子还说过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我的公司或许现在做大了，作为我，依然坚持无为而治。当然我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当翘脚老板。我依然要做事，但只做一件事情，做船上的舵手，专注于及时、灵活地调整方向，不要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撞到冰山上，也不要搁浅。一定要顺势而为，抓住市场和经营最本质的东西。作为商人，最本质的就是这个社会上缺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所以大公司前面就要有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就是：市场需求。老板应该专心研究市场需求。

我们公司目前业绩很好，最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几年前我们的一个决策。那时候我们看到，过去十几年时间，开发商不断建房子，注意力和资金全都集中在住宅的开发上，基本上一提开发商就是做住宅的，却忽略了商业办公楼。据统计，开发商中开发商业地产的连5％都不到。这里面有个巨大的供应缺口，所以我们这几年就把公司方向调整过来，瞄准即将出现的商业地产需求。当我们调整过来后，整个住宅产业就变成一个浅滩了，首先有“90平米70％”的限制，正好那个时候，政府出让的地块有超过80％的地是廉租屋、经济适用房，同样地段的商品房不可能去跟成本很低的经济适用房竞争。而我们的调整保证了良好的业绩，而这个好的业绩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市场上需要它。

市场中表现出来的需求就是人们在生活中的需求，其中有巨大的、遵循自身规律的生活的力量，所以市场管理尤其是需要无为而治的。经济学里面讲到“无形的手”，其实就是指市场本身的规律。这无形的手为什么被经济学家发现而不是科学家、政治家们发现呢？就是因为经济学家关注市场。市场中间，生活的力量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现在你看看，我们的生活，没有通过市场的原理和方法去应用的已经非常少了。

服务意识是王道

在我们开发建设现代城的时候，曾到哈佛去参观，感觉他们没有多少管理概论之类的东西，都是案例，提供一个个案例让你思考。所以我想，出员工手册、出制度，不如给员工搞一本《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不光让付给我们钱的人投诉，我们付给别人钱的，有服务不好的地方也应该投诉。

当时我们公司的工程总监因为与部门经理闹矛盾，最后要离开了，他跟我说，我现在觉得窝火。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要是把我炒鱿鱼了，我心甘情愿；我现在窝火的是我是甲方，让乙方告状，乙方给我气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种道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问他甲方乙方有什么差别。他说，甲方就是掏钱的人，人家就得听我们的。甲方乙方在《合同法》上是平等的，但商场上，乙方求着甲方，甲方是业主，乙方是施工方，是供应材料的。由此看来，在中国人观念中，服务意识上是不平等的：我给你掏钱，你就得求着我。这也就构成中国的独特文化景观：相互服务，还没有被一些人意识到这是新型社会关系的核心。服务于他人，成为没有面子的事，他们所谓的服务是令他人为自己服务。

我一再强调，房地产开发商不能把房子卖出去就完事，更重要的是以后的服务。这个服务不是指表面上要有多殷勤。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公司，不仅要注重产品质量，更要注重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

市场经济仍然需要“为人民服务”。我觉得社会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服务于他人是一个很值得说一说的话题。人的美德有许多，比如团结、勇敢、诚实、创造力、同情等等。但我想，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服务精神”。服务于他人的精神是当今社会中任何人都应该具有的基本品德。

过去我们公司衡量一个人，常常是按能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低去评判他，去给他安排职务和工作。但到了今天，我们意识到，服务精神是一个前提，有没有服务精神和服务质量高低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能力和智商。因为，如果没有服务精神，你的能力和智力就得不到发挥，甚至会起到反作用、破坏作用。

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过去更多的是强调为客户提供服务。但社会发展到今天，仅为客户提供服务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不能够只为付钱的人提供服务，而在花我们钱的人面前做大爷，做“甲方”；不能只是级别低的员工为级别高的员工服务，级别高的员工做大爷，发号施令。这都是违背服务的基本精神的。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公司不仅要为客户提供服务，还要为我们的材料供应商、施工单位、设备供应商、设计单位等提供优质的服务。为此，我们专门研究设计了两套意见征求表格：一套是征求我们客户的意见，比如购买了我们的房子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的客户服务部门、租务部门、市场部门可以随时给他们提供服务；另一套是我们作为甲方为我们的“乙方”设计的意见表格，让“乙方”也可以给我们提出意见。两方面的意见对我们同样重要，我们希望通过与我们周围客户和所有厂家的反馈，不断提高公司每一个员工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态度，这样才能让公司整体的素质提高。

公司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个人在公司的价值一样，只有你为社会提供了服务，为社会提供了价值，你的付出才能得到社会和公司的认可。过去，我们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要跑许多政府手续，我们的员工受了不少气，吃了不少苦。现在，政府也在改革，例如土地的“招拍挂”，各政府部门配合把前期一半手续办完了，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服务是一个人的美德，不能因为前一个人对你态度不好，你就对后一个人态度不好，这就是孔子认为最不能原谅的人的缺点：迁怒。只有人人都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把自己定位于服务于他人的角色，我们公司才能健康发展，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地向前运行。

而对于将服务他人当做没有面子、失去“自我”的人来说，我要奉上一句：船锚要起作用，就必须埋没自己。

用股东的钱做慈善，不是企业责任

一个公司目标应该非常单一，那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只有给社会创造价值，才有可能给社会更多的税收。对企业来说，成绩就是利润。如果给一个企业加上过多的东西，我觉得就会有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似乎一直在空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企业，它的任务就是追求价值的最大化、利润的最大化，同时要遵守行业的标准。比如它是不是环保，这个当然要看标准：如果是在中国，你就遵循中国的标准；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去，就遵循美国的标准。所以，一个企业遵守法律和规定应该是第一位的。至于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一个企业的责任。企业是没有资格做这些事的，因为属于它的钱都是股东的钱，你不可以拿着股东的钱去做自己的慈善事业，一定要尊重股东的意见。企业要保护股东的利益，就要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

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是要企业离开自己的范畴去做另外的一件事。企业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社会责任。就像我们说一个人，他自然健康，有爱心地生活着，就有社会价值。但非要把社会异化，把整体放到局部面前来要求局部再想想其他办法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就很荒谬了。这就好像让一只手去对身体负责一样。实际上，一只手能动，能使用，它就已经对身体负责了。

在我看来，首要是建立秩序，而不是高谈道德。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其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健康成长，才是正道。比如我们现在尤其要注意环保，那么就去制定完善的环保法。企业讲环保，并不是特别高调地担当了什么社会责任，而是遵守环保法。

企业的责任其实就是遵纪守法，创造利润。如果我现在拿着公司的钱去做慈善，这就是股民最忌讳的事情，也是股东最忌讳的。如果分红后，用自己的钱去关注教育问题、扶贫问题或艾滋病的防治问题，企业家自己去做，我认为才会有做慈善的真正快乐。

没有上市的民营企业也一样。你希望做慈善和福利事业，这是企业家的问题，不是企业的问题。其实做慈善是每个人自己的愿望，应该用自己的钱去做。咱们常常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给混淆了。

只顾数钱的人最终无钱可数

30多年前，我们还是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几乎崩溃。突然转到市场经济，要创造财富，就必须依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就涉及到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企业家的待遇问题。当时一切都是空白，人们的意识和法律都需要紧张忙碌地转型。因为没有先例，很多制度的建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企业家触及并引发的。

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得太形象了，水急，水花四溅，眼睛都睁不开，只能弯着腰，手在水里摸着一块石头算一个依靠，这个过程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在海南开砖厂时，只有做一个企业家的梦想与激情，但还不会做生意，最困难的时候给工人发不起工资，只能每天去买一袋大米交给工人。那时候还能想什么呢，拼命想销售，逮着任何一个人都问你要不要砖头，就这样还被人骂做“推销员”。那时候“推销员”是一个骂人的词，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改变了人们对销售和服务的偏见。我的这个经历只是千千万万个早期下海的人的微小例子，事实上，当时“下海”的人遇到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当时的企业家，他们尚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一方面得相信新的体制，新的价值观，新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因为市场体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而受到制约。他们在朝向创造财富的每一步努力，都冒着触犯原有法律或道德的风险，如果事实证明企业家的行为对社会更有益，国家会修订法律适应企业家的行为，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他们也会跑到法律和道德的空白处，那儿只有需求，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时候他们所做的任何事，都很难有什么政策依据。■ 只顾数钱的人最终无钱可数

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家，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道德理念来保全自己，其中一点就是克制物欲，绝不个人占有金钱。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大量财富，也绝不多拿一分。这是一种依靠道德力量的超脱。

在第一代企业家中，我认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王石。我们当年到深圳的时候，万科已经做得非常大了，从开发房屋的套数来看，万科开发的套数相当于整个香港的开发量。可是王石占的股份只有零点二几。如果是没有从金钱的占有欲面前超脱的话，他也可能会成为转型期的牺牲品。第二个人是柳传志，联想集团现在做得非常大，把美国的IBM PC业务都收购了。这样的情况下，他在联想中占的股份也非常少。还有像张瑞敏，就是在一个国营企业，自己拿点工资奖金，再有点期权什么的，其他就没了。

时代让这一代的企业家成功，企业家本身却可能没有赚多少钱。他们的私有财产跟后来的像我们这批第二代企业家比，太少了，可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奠基人。他们开创了整个市场制度，我们受惠于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兄长。

我们这一辈权益合法化后的企业家，同样需要从金钱的占有欲中超脱出来。说到底从金钱中超脱就是从各种欲望中超脱。你不能因你有钱，任何欲望都去满足，你就放纵自己，或者利用金钱的力量伤害道德。道德是人类社会磋商出来的公约。你令他人丧失磋商权，他可能就会以暴力来表达不满了，会以恶对恶了。所以随时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者从中超脱，是保命仙丹。

我们在发展自己的企业的同时，必须关注和推动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健全，否则，只顾数钱，最终会没钱可数。金钱、财富作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其保护和管理都蕴涵着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智慧和意见。而你，也必须积极参与磋商，最终要的是建立制度，完善环境。金钱身上的社会属性真是太明显和太强烈了，换一句话来说，你的钱最终还是社会的钱。你死了，钱不会赖在你身上不走。

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想一想，自己从商时间不短了，但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过从商的技术问题，从商过程中所读的书籍，也基本都和从商无关。十几年来我几乎没有看过任何关于管理技巧的书籍，从我内心来讲，我并不认为一个好的商人需要追求过多的技巧，而是要从根本上去回答：为什么办公司？办成什么样的公司？经商的目的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公司对这个时代的贡献和理解的答案。

中国的大背景是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过程不断加快。未来中国的经济还会快速增长，中国将有几亿人加入到城市化的过程中。只有当你顺应了这些大趋势，你所做出的努力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的承认，才能谈得上对社会的贡献。否则，大方向错了，南辕北辙，就是做了反功，适得其反。例如，今天再有人去办制造算盘的工厂，或者再去开生产BP机、录音带的工厂，就显然不合时宜，技术的进步一定会把他们淘汰掉。用句俗语就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如果极端地划分，中国企业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土老帽，或叫“土鳖”，也就是“技术含量低”的这一类。这一类属于经验主义，没有大方向，也没有大画面，就是外国人说的缺乏vision。但他们不固执，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了就往前走一步，摸不着石头，不知水深水浅时就另寻他途。这类企业家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者，但千千万万这样“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家用这种办法成功了。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制造”现象就是从这样一大批企业家手里产生的，他们的生命力惊人地顽强，可以在任何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光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最简单的就是开一个中餐馆，等待机会，慢慢起步。

与这一类企业家相反的是另一类，以“海龟”为代表，学历高，技术含量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光会讲中文，英文、法文也都会。他们是最早走向国际的一批精英，给中国的开放带来了新的气息。但他们是过于空幻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是戴着眼罩的自以为是者。自认为学习到了所有知识，参透了世界上所有的奥秘，最常用的词是“世界将因我们改变”、“我们为人类提供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未来中国、世界几十年的走向讲得一清二楚，对股价、汇价、房价等走势的预测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但这一类企业家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如果没成为企业家，而成为经济学家，预测结果常常与现实结果完全相反，就只能用“市场不成熟”、“有泡沫”、“人们不理智”来为自己辩解。如果说第一类企业家是有可能转变成机会主义者的经验主义者的话，这类企业家就是经常转换为教条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者。

借用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就是：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比经验主义严重得多，让中国革命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100％，在红区损失了90％以上。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因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市场非常繁杂，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任何人都不能100％地去掌握，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就算最有知识的人、最聪明的人，也有自己不知道的盲区和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还不如干干脆脆，一闭眼，跳到海里去游，从细微处打开感觉，用皮肤感觉水的流向，这样游几次，可能你就赚到钱了。

当代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与时代背景有关，与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有关。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厂长，没有企业家，这种经济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贫穷和落后。资本主义初期，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不在本国制造贫困，就把贫困输出到别的国家去——这是马克思当年总结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适用的。那么，符合人类新文明的新的企业形态将会在什么样的国家诞生？不可能在欧洲，不可能在美国，也不可能在非洲，我认为只能在中国诞生。这种新的企业形态，要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关注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平衡发展，要关注公平、正义，关注和谐平衡的发展。新的企业形态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既要有第二类企业家的远见、知识和理想，也要有第一类企业家的务实精神，要尊重未知的领域。两者都不能走极端，正确的道路是中庸之道，我想他们是一些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圆脑壳的世界观

我们经常遇到两类人，一类人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往前走。另一类人认为世界是确定的，戴着固有观念的眼罩，昂首挺胸地走，却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景帝推行“无为而治”，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强，被后人称为“文景之治”。因为他们摸透了事物总有不确定性的道理。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财富急剧增加。有一天我去看父母，父亲告诉我：1965年我们一家三口全年一共只吃了一斤菜油，他拿计算器计算我们全家每人每天吃油的数量少到小数点后面还有好几个零。短短三四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愁钱多了怎么办，钱多了对环境的影响，钱多了对房价的影响。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穿衣问题以后都开始关心住房，而且有几亿人想往城里走，想进城去！用官方的话说，就是城市化成为一股挡也挡不住的潮流。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房子的需求太旺盛了，以至于中央银行要连续调高利息，压抑需求。出现今天这样的繁荣景象，都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要归功于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先辈们对世界所持的不确定的观点。

我相信市场是聪明的，有生命力的。因为市场是由千千万万聪明的、智慧的人的行为组成的。市场多数时候是千千万万聪明大脑的叠加，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表现为集体的非理性。我们不要把市场看成单一的、不变化的，市场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总喜欢把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市场归纳成干巴巴的一组组数据和曲线，然后用它们来预测市场，用一成不变的确定观点来指导我们在不确定的市场中的行为，结果一定是荒唐的。

我去四川，听他们批评人笨，说是“方脑壳”，我想聪明人可能就叫“圆脑壳”。“方脑壳”就是那些死板教条，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圆脑壳”就是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随机应变的人。

我对公司的管理也实施“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常常被批评为不懂管理，但我想公司健康快速的增长证明我的管理方式是有效的。

认同世界的不确定性，实质上是让我们对未知的世界要有一份敬畏。我们现在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还没搞清楚，癌症、艾滋病还在危害着人类的健康，我们怎么可能把全世界的事都搞清楚呢？持确定性观点的人太固执了，我们要多怀一份敬畏之心，摸着石头过河。

创新其实是精神进步

说句实在的，大家在谈论的自主创新，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我不知道自主创新是不是就是每一个公司、每一个行业在内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是这样，那实际上创新是很难的。创新是发现新的领域，常常是在那些跨行业的区域、没人关注的领域才会有一片新的天地。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只关心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创新起来就会非常困难。

我想象的企业创新，首先要将视野投放到人类广阔的生活需求中去，还要以人类的精神进步为前提。创新最可怕的敌人是不能从根本上以精神的进步为前提，因为只有精神进步才能发现和创造美好，没有精神进步，创新就变成一句空话，所谓的创新产品也就是一些外表新奇却没有实际意义的花架子。这句空话，再被某些急功近利的人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那大家就会走到创新的反面。■ 创新其实是精神进步

我一直认为人的灵魂、精神是可以得到启示的，而带来这种启示的有时可能是一本书，有时是与某人的一次谈话，或者是一件事，又或者是一幅艺术作品，是一首诗，再或者是佛教中的一个小故事，是阿难尊者的一个微笑。在禅宗中，这种灵魂的启示可能是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或是打你一拳，或是扫地的时候一个小石子撞到竹子上发出的声音等等。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特定的状态下，这些事件与人的心灵发生了共鸣，人的灵魂就得到了启示。无论如何，任何启示都是个人发自内心的活动，与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旁人的经验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别人用一种办法得到了启示，对你来说就不一定行得通。所以有句话叫“自行见证”，模仿是没有用的，灵魂的启示是无法简单地去重复的。

创新实质上是灵魂的启示，是精神的进步。我写的这本书，归结其主题，其实就是我从物质追求到精神追求的心路历程。一个人走着这从物质到精神的必由之路，我把企业当成一个人来看，也走着这必由之路。在企业中，既有奠定物质基础的市场方法、经营管理，同时又有着高层面的倾向于精神的追求。我们SOHO企业，工作是提供高质量的住房，同时又将我们追求自然、人性化、环保、人跟人相互和谐共处等精神理念灌注其中。通过我们的每一件产品，其实都能看到我们的理想。如果让我对我的公司下个定义，我愿意说我们是一个与社会大众分享理想的公司。

企业生产理想

我们做任何一个产品，都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反映。物质产品是精神意识的反映。例如一些恶俗的建筑，贴金贴银，门口一个大狮子，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刺眼得不行，好多还都挂着大红灯笼。大红灯笼，天安门广场挂两个还觉得不错，但大街小巷都是大红灯笼，里面也贴金贴银，就显得特别颓废，没有精神的追求。这种腐朽风格，在我们的产品里是不合格的。我们的产品应该是人性的、自然的、环保的、健康的、向上的、人人平衡的生活方式的体现。无论我们做住宅、商住两用房，都倡导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常常跟大家说，你的客户跟你的关系就像钥匙跟锁的关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跟我们的价值观、审美情趣比较相同的人，一看我们的产品就会受到吸引，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所以我对我们销售员的要求是只需把产品介绍清楚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多用力。人的审美和需求各有不同，你的产品中的户型布局、材料特征、装修效果，实际上都包含着密码。如果客人身上的密码跟你的密码对应了，锁就开了，他就是我们的客户。他要不是你的客户，没有你的密码，任由销售员怎么跟他说，这是好房子，是豪宅，住进去肯定怎么怎么样，他也不会接受，就算买下了，入住以后也跟你闹别扭。

我们现代城是北京第一个做居室里有落地玻璃的楼盘，因为我们觉得人应该跟大自然更好地接触，应该看到更多的阳光，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我们的想法是一堵墙就应该是一面窗，应该有风景，应该让住户由此和自然联通。这一点现在的玻璃质量完全可以实现，安全和保温都没有问题。结果做完之后，很多人喜欢得不得了，但客户中有一个老太太见到我就跟我说：我买了你的房子，但你得退钱，因为我有恐高症，离落地玻璃一米的距离不是属于我的，我不敢去那个范围。另外，我记得为了让我们的房屋更有自然感，我们在走廊里面放上专门从郊区找来的青石板，没有磨光的那种，就是自然的青石板，放在高楼里，让人感到虽然是住在高楼，但也能接触到自然元素，有一些自由的感觉。有的人看了就觉得好，说这是后现代主义。但有一个老太太就质问我：“你去过香港吗？看看人家香港的豪宅，都是花岗岩，磨得亮亮的，亮得能照人，你怎么搞青石板？”这就是密码不对，如果密码没对应上，他就会从你的窗帘、色彩等等各方面挑你的毛病；如果你密码正确，那就胜过千言万语。现代城被一些人认为是提供给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的理想的居住社区，却不能满足20世纪30、40年代的价值观。

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核心就是提供需求的满足，当然这种需求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我们把握住了现代人的需求，并且把这种需求明细化、具体化，具体到颜色、落地玻璃等处的细节的设计。我们说到的企业文化，应该精心演绎在产品上，而不是跑出去到公众面前跳个秧歌什么的。

社会是有各种各样需求的人的组合，人们千差万别，通过各种渠道寻求满足。我们只能找到其中一部分，挖掘他们对生活的理想，提供具体的符合理想的产品。所以我们做产品，要有创新，其实应该非常深刻地把握人们的内心需要。有很多符合人们理想的产品，被人们如明星一样地追捧着，例如苹果电脑、苹果手机、Google的网络服务等等。人们不仅仅消费着这些产品的使用功能，还消费着它们新颖的哲学理念。这些产品体现了真正的创新，他们带动了时尚，驱动着生活发展出新的可能。因为这些优秀产品不仅仅提供了使用功能，还提供了某种精神的启迪，因此受到明星般的对待。现在有不少围绕这些优秀产品的使用而建立起来的朋友圈子，在网络上你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圈子，这是眼下商业社会的特征。

作为社会中各种组织形式中的一个，企业在当今社会显现出最强大的活力，是我们迈向理想生活的最直接的途径。就拿我们公司来说吧，我们生产房子，同时也生产理想与顾客分享。我们希望简单自然的生活空间，因此我们的社区建筑风格崇尚简单、自然。顾客入住也是因为他们喜欢这种风格。我们和客户，其实就是物以类聚，共同欣赏某种文化、某种品味、某个理想。在现代城，我们就集合了一群喜欢和欣赏简约主义的朋友。这时候，企业就成为某种具有领先性的文化的带头人了。

在产品设计上我相信，企业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你有资金、有研发能力，必须走在前面。很多时候需求并非是来自市场的，厂家被动适应它，正好是反过来的，应该是由商家主动地引领它们。我举一个例子，设想40年前手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去问大家，你有没有这个需求？大家会说没有这个需求，因为家里有电话就可以了。手机这个市场有没有，我需不需要买个手机？这个就需要引领，当商家把这个产品创造出来，人们就不断挖掘它，需求就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企业更应该主动引领、创造需求，甚至企业本身就是时尚的、先锋的。

最优秀的企业就是市场先锋，他们生产出符合理想的商品，他们推出的产品和服务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创新。最优秀的企业创造需求以及时尚，次一些的企业去迎合需求，也可以活下去。微软就是一个先锋企业，Windows系统影响了全世界。MP3的问世，改变了多少人的习惯，把多少行业消灭了：音响不需要了，因为MP3只要插一个喇叭就可以了；碟以后也不需要了，因为一个MP3里面就可以装26万首歌；歌曲从哪里找，通过网络下载就可以了，整个CD行业过不了10年就跟现在的算盘业一样古老了。可是，它又产生了多少个新的行业？这的确是创造性的产品力量发挥得最好的体现。

CBD之梦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带着好奇的目光去了欧洲、美洲、澳洲和亚洲等地方，看到了巴黎的拉德芳斯、日本的新宿、新加坡的莱佛士坊、美国的华尔街和香港的中环。高楼林立的大厦令人向往，我被告知说：这就是CBD。

北京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建筑？什么时候北京现代化的面孔CBD才能形成？我们在建设北京的CBD中能做点什么？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形成了建设现代城最初的想法。在北京CBD规划的区域内，我们把北京二锅头酒厂建设成了今天的现代城。这几年的建设让我们的生活充实而又紧张。这几年来北京CBD的建设，与我们的理想、工作和公司的业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建的房子如何吸收科技进步的成果？我们建的房子如何去适应市场？我感到一个新经济的时代到来了！

即将进入21世纪时，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大批从海外归来、自称“海龟”的学子，突然一改往日的郁郁不得志，变得热情洋溢起来。无论是在饭桌上、咖啡厅还是在我们家的客厅里，他们都滔滔不绝地谈论一个话题：网络。起初每当他们用一半中文、一半英文谈得起劲时，我都先睡觉去了，但随后我便觉得不对劲了。几年前这帮“海龟”们回到中国时都心灰意冷，号称要成立“猪八戒俱乐部”，因为在外国人们说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人们说他们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如同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网络”为何令他们有如此之大的变化？很快，我发现，电视、报纸也都在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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