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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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新现实试读：
推荐序一
功能正常的社会和博雅管理为“彼得·德鲁克全集”作序
享誉世界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自认为，虽然他因为创建了现代管理学而广为人知，但他其实是一名社会生态学者，他真正关心的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况，管理则是新出现的用来改善社会和人生的工具。他一生写了39本书，只有15本书是讲管理的，其他都是有关社群（社区）、社会和政体的，而其中写工商企业管理的只有两本书（《为成果而管理》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德鲁克深知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设计的社会也不可能完美。他对社会的期待和理想并不高，那只是一个较少痛苦，还可以容忍的社会。不过，它还是要有基本的功能，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这些功能或条件，就好像一个生命体必须具备正常的生命特征，没有它们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值得留意的是，社会并不等同于“国家”，因为“国（政府）”和“家（家庭）”不可能提供一个社会全部必要的职能。在德鲁克眼里，功能正常的社会至少要由三大类机构组成：
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它们各自发挥不同性质的作用，每一类、每一个机构中都要有能解决问题、令机构创造出独特绩效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这个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同时也要让机构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既有所担当、做出贡献，又得到生计和身份、地位。这些在过去的国家中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或者说新的“政体”，就是“管理”。在这里德鲁克把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的管理体制与政府的统治体制统称为“政体”，是因为它们都掌握权力，但是，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掌握的，是为了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而调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政府所拥有的，则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裁夺和干预的权力。
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德鲁克纪念馆，走进这座用他的故居改成的纪念馆，正对客厅入口的显眼处有一段他的名言：
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
当年纪念馆落成时，德鲁克研究所的同事们问自己，如果要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出一段精练的话，概括这位大师的毕生工作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会是什么？他们最终选用了这段话。
如果你了解德鲁克的生平，了解他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你一定会同意他们的选择。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到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功能社会》之间，贯穿着一条抵制极权专制、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直线。这里极权的极是极端的极，不是集中的集，两个词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有着重大区别，因为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统治直到20世纪才有条件变种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所谋求的，是从肉体到精神，全面、彻底地操纵和控制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把他们改造成实现个别极权主义者梦想的人形机器。20世纪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和伤害的战争和运动，都是极权主义的“杰作”，德鲁克青年时代经历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正是其中之一。要了解德鲁克的经历怎样影响了他的信念和价值观，最好去读他的《旁观者》；要弄清什么是极权主义和为什么大众会拥护它，可以去读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好在历史的演变并不总是令人沮丧。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从1800年开始，最近这200年生产力呈加速度提高，不但造就了物质的极大丰富，还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这就是德鲁克早在80年前就敏锐地洞察和指出的，多元的、组织型的新社会的形成：新兴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填补了由来已久的“国（政府）”和“家（家庭）”之间的断层和空白，为现代国家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种种社会功能。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正在造就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而信息科技成为这一切变化的加速器。要特别说明，“知识工作者”是德鲁克创造的一个称谓，泛指具备和应用专门知识从事生产工作，为社会创造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的人群，这包括企业家和在任何机构中的管理者、专业人士和技工，也包括社会上的独立执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咨询师、培训师等。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知识的应用领域一再被扩大，个人和个别机构不再是孤独无助的，他们因为掌握了某项知识，就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权力。知识工作者和由他们组成的知识型组织不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或组织，知识工作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独立自主，可以主动地整合资源、创造价值，促成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层面的改变，而传统的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当局，在统治当局提供的平台上才能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深远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在一个由多元组织构成的社会中，拿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这三类组织相互比较，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因为受到市场、公众和政府的制约，它们的管理者不可能像政府那样走上极权主义统治，这是它们在德鲁克看来，比政府更重要、更值得寄予希望的原因。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可能因为管理缺位或者管理失当，例如官僚专制，不能达到德鲁克期望的“负责任地、高绩效地运作”，从而为极权专制垄断社会资源让出空间、提供机会。在所有机构中，包括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的工作社群中，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既为新的管理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带来对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管理方式的挑战。德鲁克正是因应这样的现实，研究、创立和不断完善现代管理学的。
1999年1月18日，德鲁克接近90岁高龄，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写了下面这段话：
我着眼于人和权力、价值观、结构和规范去研究管理学，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我聚焦于“责任”，那意味着我是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真正的“博雅技艺”来看待的。
给管理学冠上“博雅技艺”的标识是德鲁克的首创，反映出他对管理的独特视角，这一点显然很重要，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却没找到多少这方面的进一步解释。最完整的阐述是在他的《管理新现实》这本书第15章第五小节，这节的标题就是“管理是一种博雅技艺”：
30年前，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P.Snow）曾经提到当代社会的“两种文化”。可是，管理既不符合斯诺所说的“人文文化”，也不符合他所说的“科学文化”。管理所关心的是行动和应用，而成果正是对管理的考验，从这一点来看，管理算是一种科技。可是，管理也关心人、人的价值、人的成长与发展，就这一点而言，管理又算是人文学科。另外，管理对社会结构和社群（社区）的关注与影响，也使管理算得上是人文学科。事实上，每一个曾经长年与各种组织里的管理者相处的人（就像本书作者）都知道，管理深深触及一些精神层面关切的问题——像人性的善与恶。
管理因而成为传统上所说的“博雅技艺”（liberal art）——是“博雅”（liberal），因为它关切的是知识的根本、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也是“技艺”（art），因为管理就是实行和应用。管理者从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伦理学，以及从自然科学中，汲取知识与见解，可是，他们必须把这种知识集中在效能和成果上——治疗病人、教育学生、建造桥梁，以及设计和销售容易使用的软件程序等。
作为一个有多年实际管理经验，又几乎通读过德鲁克全部著作的人，我曾经反复琢磨过为什么德鲁克要说管理学其实是一门“博雅技艺”。我终于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溢美之举，而是在为管理定性，它揭示了管理的本质，提出了所有管理者努力的正确方向。这至少包括了以下几重含义：
第一，管理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管理的要害，就是管理者和每个知识工作者怎么看待与处理人和权力的关系。德鲁克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生活经验相互印证，对他的研究和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看来，人是不应该有权力（power）的，只有造人的上帝或者说造物主才拥有权力，造物主永远高于人类。归根结底，人性是软弱的，经不起权力的引诱和考验。因此，人可以拥有的只是授权（authority），也就是人只是在某一阶段、某一事情上，因为所拥有的品德、知识和能力而被授权。不但任何个人是这样，整个人类也是这样。民主国家中“主权在民”，但是人民的权力也是一种授权，是造物主授予的，人在这种授权之下只是一个既有自由意志，又要承担责任的“工具”，他是造物主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主宰，不能按自己的意图去操纵和控制自己的同类。认识到这一点，人才会谦卑而且有责任感，他们才会以造物主才能够掌握、人类只能被其感召和启示的公平正义，去时时检讨自己，也才会甘愿把自己置于外力强制的规范和约束之下。
第二，尽管人性是不完美的，但是人彼此平等，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创造能力，都有自己的功能，都应该被尊敬，而且应该被鼓励去创造。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所说的，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权利（rights），正是从这一信念而来的，这也是德鲁克的管理学之所以可以有所作为的根本依据。管理者是否相信每个人都有善意和潜力？是否真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看待？这些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价值观和信念，最终决定他们是否能和德鲁克的学说发生感应，是否真的能理解和实行它。
第三，在知识社会和知识型组织里，每一个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既是知识工作者，也是管理者，因为他可以凭借自己的专门知识对他人和组织产生权威性的影响——知识就是权力。但是权力必须和责任捆绑在一起。而一个管理者是否负起了责任，要以绩效和成果做检验。凭绩效和成果问责的权力是正当和合法的权力，也就是授权（authority），否则就成为德鲁克坚决反对的强权（might）。绩效和成果之所以重要，不但在经济和物质层面，而且在心理层面，都会对人们产生影响。管理者和领导者如果持续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大众在彻底失望之余，会转而选择去依赖和服从强权，同时甘愿交出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为什么德鲁克一再警告，如果管理失败，极权主义就会取而代之。
第四，除了让组织取得绩效和成果，管理者还有没有其他的责任？或者换一种说法，绩效和成果仅限于可量化的经济成果和财富吗？对一个工商企业来说，除了为客户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为股东赚取合理的利润，能否同时成为一个良好的、负责任的“社会公民”，能否同时帮助自己的员工在品格和能力两方面都得到提升呢？这似乎是一个太过苛刻的要求，但它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个人在十多年前，和一家这样要求自己的后勤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合作，通过实践认识到这是可能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把伦理道德的诉求和经济目标，设计进同一个工作流程、同一套衡量系统，直至每一种方法、工具和模式中去。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各自的领域做出肯定的回答。
第五，“作为一门博雅技艺的管理”或称“博雅管理”，这个讨人喜爱的中文翻译有一点儿问题，从翻译的“信、达、雅”这三项专业要求来看，雅则雅矣，信有不足。liberal art直译过来应该是“自由的技艺”，但最早的繁体字中文版译成了“博雅艺术”，这可能是想要借助它在中国语文中的褒义，我个人还是觉得“自由的技艺”更贴近英文原意。liberal本身就是自由。art可以译成艺术，但管理是要应用的，是要产生绩效和成果的，所以它首先应该是一门“技能”。另一方面，管理的对象是人们的工作，和人打交道一定会面对人性的善恶，人的千变万化的意念——感性的和理性的，从这个角度看，管理又是一门涉及主观判断的“艺术”。所以art其实更适合解读为“技艺”。liberal—自由，art—技艺，把两者合起来就是“自由技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对liberal art的翻译这么咬文嚼字，是因为管理学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的成功学。它不是旨在让一家企业赚钱，在生产效率方面达到最优，也不是旨在让一家非营利机构赢得道德上的美誉。它旨在让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其中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社群（社区）更健康，使人们较少受到伤害和痛苦。让每个工作者，按照他与生俱来的善意和潜能，自由地选择他自己愿意在这个社会或社区中所承担的责任；自由地发挥才智去创造出对别人有用的价值，从而履行这样的责任；并且在这样一个创造性工作的过程中，成长为更好和更有能力的人。这就是德鲁克先生定义和期待的，管理作为一门“自由技艺”，或者叫“博雅管理”，它的真正的含义。邵明路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推荐序二
跨越时空的管理思想20多年来，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关于德鲁克先生著作的出版计划在国内学术界和实践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每本书一经出版便会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广受读者喜爱。我非常荣幸，一开始就全程参与了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和推广活动。尽管这套丛书已经面世多年，然而每次去新华书店或是路过机场的书店，总能看见这套书静静地立于书架之上，长盛不衰。在当今这样一个强调产品迭代、崇尚标新立异、出版物良莠难分的时代，试问还有哪本书能做到这样呢？
如今，管理学研究者们试图总结和探讨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成功的奥秘，结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想，企业成功的原因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其中一定少不了德鲁克先生著作的启发、点拨和教化。从中国老一代企业家（如张瑞敏、任正非），及新一代的优秀职业经理人（如方洪波）的演讲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来自先生的真知灼见。在当代管理学术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出先生的思想指引和学术影响。我常常对学生说，当你不能找到好的研究灵感时，可以去翻翻先生的著作；当你对企业实践困惑不解时，也可以把先生的著作放在床头。简言之，要想了解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首先要从研读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开始。基于这个原因，1991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后，在南京大学商学院图书馆的一角专门开辟了德鲁克著作之窗，并一手创办了德鲁克论坛。至今，我已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举办了100多期德鲁克论坛。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为德鲁克先生著作的翻译、出版和推广付出的辛勤努力。
在与企业家的日常交流中，当发现他们存在各种困惑的时候，我常常推荐企业家阅读德鲁克先生的著作。这是因为，秉持奥地利学派的一贯传统，德鲁克先生总是将企业家和创新作为著作的中心思想之一。他坚持认为：“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资源。”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总是面临着效率和创新、制度和个性化、利润和社会责任、授权和控制、自我和他人等不同的矛盾与冲突。企业家总是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中成长和发展。现代工商管理教育不但需要传授建立现代管理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同时也要培养一大批具有优秀管理技能的职业经理人。一个有效的组织既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保证，同时也离不开有效的管理者，两者缺一不可。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家需要通过对管理原则、责任和实践进行研究，探索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而衡量一个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就在于该制度能否将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一个再高明的制度，如果没有具有职业道德的员工和管理者的遵守，制度也会很容易土崩瓦解。换言之，一个再高效的组织，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者和员工，组织的效率也不可能得到实现。虽然德鲁克先生的大部分著作是有关企业管理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成长、创新、多样化、多元化的思想在其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正如德鲁克在《旁观者》一书的序言中所阐述的，“未来是‘有机体’的时代，由任务、目的、策略、社会的和外在的环境所主导”。很多人喜欢德鲁克提出的概念，但是德鲁克却说，“人比任何概念都有趣多了”。德鲁克本人虽然只是管理的旁观者，但是他对企业家工作的理解、对管理本质的洞察、对人性复杂性的观察，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这也许就是企业家喜爱他的著作的原因吧！
德鲁克先生从研究营利组织开始，如《公司的概念》（1946年），到研究非营利组织，如《非营利组织的管理》（1990年），再到后来研究社会组织，如《功能社会》（2002年）。虽然德鲁克先生的大部分著作出版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然而其影响力却是历久弥新的。在他的著作中，读者很容易找到许多最新的管理思想的源头，同时也不难获悉许多在其他管理著作中无法找到的“真知灼见”，从组织的使命、组织的目标以及工商企业与服务机构的异同，到组织绩效、富有效率的员工、员工成就、员工福利和知识工作者，再到组织的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工作的设计与内涵、管理人员的开发、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中层管理者和知识型组织、有效决策、管理沟通、管理控制、面向未来的管理、组织的架构与设计、企业的合理规模、多角化经营、多国公司、企业成长和创新型组织等。
30多年前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就开始阅读先生的著作，学习先生的思想，并聆听先生的课堂教学。回国以后，我一直把他的著作放在案头。尔后，每隔一段时间，每每碰到新问题，就重新温故。令人惊奇的是，随着阅历的增长、知识的丰富，每次重温的时候，竟然会生出许多不同以往的想法和体会。仿佛这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让人久久回味，有幸得以伴随终生。一本著作一旦诞生，就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而专属于每个读者，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教育。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我想，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就是如此。
特此作序，与大家共勉！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2018年10月于南京大学商学院安中大楼
推荐序三
彼得·德鲁克与伊藤雅俊管理学院是因循彼得·德鲁克和伊藤雅俊命名的。德鲁克生前担任玛丽·兰金·克拉克社会科学与管理学教席教授长达三十余载，而伊藤雅俊则受到日本商业人士和企业家的高度评价。
彼得·德鲁克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作品涵盖了39本著作和无数篇文章。在德鲁克学院，我们将他的著述加以浓缩，称之为“德鲁克学说”，以撷取德鲁克著述在五个关键方面的精华。
我们用以下框架来呈现德鲁克著述的现实意义，并呈现他的管理理论对当今社会的深远影响。
这五个关键方面如下。（1）对功能社会重要性的信念。一个功能社会需要各种可持续性的组织贯穿于所有部门，这些组织皆由品行端正和有责任感的经理人来运营，他们很在意自己为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所做的贡献。德鲁克有两本书堪称他在功能社会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第一本书是《经济人的末日》（1939年），“审视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社会根源”。然后，在接下来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一书中，德鲁克阐述了自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展望。后来，因为对健康组织对功能社会的重要作用兴趣盎然，他的主要关注点转到了商业。（2）对人的关注。德鲁克笃信管理是一门博雅艺术，即建立一种情境，使博雅艺术在其中得以践行。这种哲学的宗旨是：管理是一项人的活动。德鲁克笃信人的潜质和能力，而且认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通过人来做成事情的，因为工作会给人带来社会地位和归属感。德鲁克提醒经理人，他们的职责可不只是给大家发一份薪水那么简单。
对于如何看待客户，德鲁克也采取“以人为本”的思想。他有一句话人人知晓，即客户决定了你的生意是什么，这门生意出品什么以及这门生意日后能否繁荣，因为客户只会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买单。理解客户的现实以及客户崇尚的价值是“市场营销的全部所在”。（3）对绩效的关注。经理人有责任使一个组织健康运营并且持续下去。考量经理人的凭据是成果，因此他们要为那些成果负责。德鲁克同样认为，成果负责制要渗透到组织的每一个层面，务求淋漓尽致。
制衡的问题在德鲁克有关绩效的论述中也有所反映。他深谙若想提高人的生产力，就必须让工作给他们带来社会地位和意义。同样，德鲁克还论述了在延续性和变化二者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他强调面向未来并且看到“一个已经发生的未来”是经理人无法回避的职责。经理人必须能够探寻复杂、模糊的问题，预测并迎接变化乃至更新所带来的挑战，要能看到事情目前的样貌以及可能呈现的样貌。（4）对自我管理的关注。一个有责任心的工作者应该能驱动他自己，能设立较高的绩效标准，并且能控制、衡量并指导自己的绩效。但是首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须能自如地掌控他们自己的想法、情绪和行动。换言之，内在意愿在先，外在成效在后。（5）基于实践的、跨学科的、终身的学习观念。德鲁克崇尚终身学习，因为他相信经理人必须要与变化保持同步。但德鲁克曾经也有一句名言：“不要告诉我你跟我有过一次精彩的会面，告诉我你下周一打算有哪些不同。”这句话的意思正如我们理解的，我们必须关注“周一早上的不同”。
这些就是“德鲁克学说”的五个支柱。如果你放眼当今各个商业领域，就会发现这五个支柱恰好代表了五个关键方面，它们始终贯穿交织在许多公司使命宣言传达的讯息中。我们有谁没听说过高管宣称要回馈他们的社区，要欣然采纳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和跨界协同呢？
彼得·德鲁克的远见卓识在于他将管理视为一门博雅艺术。他的理论鼓励经理人去应用“博雅艺术的智慧和操守课程来解答日常在工作、学校和社会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经理人的目光要穿越学科边界来解决这世上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并且坚持不懈地问自己：“你下周一打算有哪些不同？”
彼得·德鲁克的影响不限于管理实践，还有管理教育。在德鲁克学院，我们用“德鲁克学说”的五个支柱来指导课程大纲设计，也就是说，我们按照从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到组织如何介入社会这个次序来给学生开设课程。
德鲁克学院一直十分重视自己的毕业生在管理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其实，我们的使命宣言就是：
通过培养改变世界的全球领导者，来提升世界各地的管理实践。
有意思的是，世界各地的管理教育机构也很重视它们的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的主要标志之一。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始终致力于增进商界、学者、机构以及学生之间的交融，从而使商业教育能够与商业实践的需求步调一致”。
最后我想谈谈德鲁克和管理教育，我的观点来自2001年11月BizEd杂志第1期对彼得·德鲁克所做的一次访谈，这本杂志由商学院协会出版，受众是商学院。在访谈中，德鲁克被问道：在诸多事项中，有哪三门课最重要，是当今商学院应该教给明日之管理者的？
德鲁克答道：
第一课，他们必须学会对自己负责。太多的人仍在指望人事部门来照顾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优势，不知道自己的归属何在，他们对自己毫不负责。
第二课也是最重要的，要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焦点仍然放在对下属的管理上，但应开始关注如何成为一名管理者。管理你的上司比管理下属更重要。所以你要问：“我应该为组织贡献什么？”
最后一课是必须修习基本的素养。是的，你想让会计做好会计的事，但你也想让她了解其他组织的功能何在。这就是我说的组织的基本素养。这类素养不是学一些相关课程就行了，而是与实践经验有关。
凭我一己之见，德鲁克在2001年给出的这则忠告，放在今日仍然适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需要修习自我管理，需要向上管理，也需要了解一个组织的功能如何与整个组织契合。
彼得·德鲁克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深刻而巨大。他涉猎广泛，他的一些早期著述，如《管理的实践》（1954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年）以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年），都是我时不时会翻阅研读的书籍，每当我作为一个商界领导者被诸多问题困扰时，我都会从这些书中寻求答案。珍妮·达罗克彼得·德鲁克与伊藤雅俊管理学院院长亨利·黄市场营销和创新教授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市
本版序言
1989年夏天，本书初版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受到关注的原因，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实际上，每位评论者——大多数是美国之外的评论者，都只关注书中篇幅不长的一章，也就是“苏联的解体”那一章。实际上，每位评论者都认为这一章的标题非常荒谬。更荒谬的是，这一章居然讲苏联面临解体。例如，亨利·基辛格博士就撰文指出：“德鲁克一定是疯了。”两年后，即1991年，苏联真的解体了。就像本书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高加索地区及其亚洲地区存在民族主义，而正是这些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摧毁了苏联。
还有，即使是持赞赏态度的评论者，也把本书当作一本预测未来的书籍。然而，就像书名本身所昭示的那样，本书探讨的课题都不是预测性的，而是对现实的描述。
本书各章所揭示的是未来三四十年甚或更长时期的重要问题。然而，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各种事件，已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这些重要问题。本书力图明确阐述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大学、企业、工会和教会等组织的决策者在制定决策时，需要考虑已经出现的未来因素。因此，他们需要知道哪些是已经出现但悖逆当前假设的事件，这些事件创造了新的现实。
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会相信观念先行：先要有观念，然后才会形成新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现实。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些都是例外。一般而言，理论不会走在实践的前面。理论是对已经验证的实践的结构化和梳理，理论是把孤立的个案转化为规律和系统，转化为可以学习和传授以及能够应用到一般情况中的模式。理论是对新现实进行条理化，但一般而言，并不能创造新现实。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之前。就像瓦特的蒸汽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一样，信息也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组织原则。如果把信息当作一种传统技术，信息的迅速发展就必定难以为继。就像250年前瓦特的蒸汽机与传统的机械动力来源不同一样（他的很多模仿者没有理解这一点，这可能是他们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信息也不同于传统的技术。自18世纪60年代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主导技术都是基于本书结论部分提出的“理性”，但信息是“感性”的。如果不从整体上着眼，构成信息的单位比特就是没有存在意义的。这就是信息革命基本和永恒的全新特征。
分析这一变化的全部意义还为时过早。当然，我也没有这种能力。毕竟我们用了整整100年的时间（直到1781年）去研究思考17世纪笛卡尔和牛顿引领的思想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的意义，然后才由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本书不是哲学书籍，而是为决策者和渴望成为决策者的人所撰写的。他们中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都还在根据过去的现实进行决策。例如，很多书籍和大学课程还在潜意识地假设生产线上的体力工人——蓝领工人是核心的人力资源，但在发达国家，工厂的蓝领体力工人已经是少数群体了。迅速发展的知识型技术专家已经成为新的截然不同的核心劳动力。在知识型技术专家组成的劳动力中，还在根据体力工人是核心劳动力这一假设做出决策，那当然是错误的。
本书并没有试图提供答案，而是设法让21世纪基于信息的知识型组织的决策者问对问题。彼得·德鲁克2003年春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
初版序言
本书写的不是未来的事情，也不是下一个世纪的事情。本书的出发点是下一个世纪已然来临。事实上，我们早已进入下一个世纪。我们虽然不知道答案，但确实知道问题所在。我们能够确定什么是应该采取的行动措施，也能够确定什么是普遍流行但没有效果的行动措施。现实不同于政治人物、经济学家、学者、商界人士和工会领袖还在关注、著述、演说的那些问题。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在很多方面，现在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已严重脱离现实，对此我们都有很深刻的体会。因此，虽然本书写的并不是未来的事情，但力图确定未来会成为现实的那些重要关注点、重大问题和争议。
我们面临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由过去的成功所引起的，如福利国家的成功、20世纪发明的财政国家的成功、知识社会的成功等。取得成效的最大障碍是还在主导公众舆论并限制我们视野的一些过去的宣传口号、承诺和问题，而我们已经遗忘得差不多的一些过去的经验教训却又有了新的现实意义。例如，19世纪奥匈帝国和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在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方面的经验，对俄罗斯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这就是本书涉及很多历史问题的原因。
从某一方面而言，本书内容广泛，极具雄心抱负。虽然我是美国人，是在美国撰写这本书的，但本书并不局限于美国的问题，而是用了同样的篇幅全面阐述日本、西欧、苏联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社会和经济问题。从另一方面看，本书也存在雄心不足的局限性。技术对军备和国防、政府的职能和局限、学校和学习的影响是人们经常谈论的问题，但本书并没有用专门的章节来探讨技术本身的问题，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已有大量的书籍详细谈论过了。虽然非常重要，但技术问题本身已经很难有什么新意了。
还有个更大的局限是，本书着眼的是“表面”，即社会的“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如政治和政府、社会、经济和经济学、社会组织以及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然而，人们经常探讨的基本问题，如世界观和价值观及其演变，只在本书结尾处用很少的篇幅进行了讨论。本书没有探讨精神痛苦和道德沦丧方面的问题，如权力的暴虐和贪婪、恐怖和残忍、极端的愤世嫉俗等，从西方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问题就遍布世界各地。但在这些方面，我既缺乏权威性，也无法胜任。
本书没有关注未来的行动措施，而是在放眼未来的情况下，关注现在需要做好的事情。本书是在自我设定的局限之内，力图确定与未来相关的各种议题。彼得·德鲁克1989年复活节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第一部分 政治现实第1章 分水岭
即使在地势非常平缓的地方，也常会有各种关隘。那些穿越关隘的道路，先是逶迤攀上山顶，然后又顺势跌入山谷。绝大多数关隘只具地形特征而已，峡谷两边的气候、语言或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有些关隘则与之不同，堪称真正的分水岭，它们或许既不巍峨，也不壮观。在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众多关隘中，布伦纳罗山口[1]（Brenner Pass）地势最低，也是最为平坦的。然而，自古以来，[2]它一直是地中海和北欧文化的分界线。在纽约西面大约70英里处的德拉瓦河谷（Delaware Water Gap），甚至算不上是个真正的关隘，但它仍然是美国东海岸和中部的分界线。
在人类历史上，也常有这样的分水岭。在当时，其同样既不壮观也不太引人瞩目。但一旦历史穿越了这些分水岭，社会和政治面貌就会焕然一新，社会和政治气候及语言也会蔚然不同。旧貌换新颜，于是历史出现了新的现实。
1965～1973年，我们就穿越了这样的分水岭，进入了“下一个世纪”。我们抛弃了一两个世纪以来形成政治的信念、承诺和联盟，进入了未知的政治区域。在那里，不再有一度熟悉的地标指引我们前行。现在，没有人还会相信社会的拯救功能了。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这种信念一直是政治的主导力量和主要驱动力。但这一卓有成效的政治反击力量已消耗殆尽：在利益集团内部与集团彼此之间发生了政治方面的分化整合。美国也对政治艺术和实践做出了自己应有[3]的贡献：先是在19世纪末由马克·汉纳（Mark Hanna）率先推行，然后在40年之后由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其新政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在过去的300多年间，军备一直是建设性的力量，也是政治的工具，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但现在军备已成了反生产力的破坏性要素：如果没有严重损害，也至少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最重要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变化——军队的作用日薄西山。
这些就是本书第一部分要探讨的主要现实。1873～1973年
上一个这样的历史分水岭恰好是一个世纪前的1873年。那一年，维也纳的股票市场崩溃是其产生的经济影响，但这还不能算是一个历史事件。在经济上只不过引发了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纽约股票市场的短期恐慌，而在18个月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就全面恢复了。
但在政治上，这一历史上并不著名的股票交易崩盘却标志着自由时代的终结，标志着100年来自由放任的主流政治信念的终结。那个世纪是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开始的。在1873年后的10年间，在“进步”和“启蒙”旗帜下，高歌猛进的整个西方世界的主要自由主义政党陷入混乱之中，分崩离析，日趋式微，从此一蹶不振。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反犹太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平行发展的，竞相取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1873年的股市危机前，两位年轻人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和乔治·冯·舍内雷尔（George von Schoenerer），就已经是冉冉升起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的政治明星了。两人既是亲密的盟友，私交也颇好，但不到5年，他们就反目成仇。阿德勒成了欧洲最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领袖，而舍内雷尔则创建了第一个反犹太政党。60年后，希特勒在德国所推行的，其实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前从舍内雷尔那里所汲取的思想。当时他还很年轻，在维也纳漂泊。
1873年以前，在人们心目中，卡尔·马克思是位颇令人费解的“怪人”。那时候他是名记者，还在竭力维持漂泊不定的生活。5年后，他就成了万众拥戴的伟大智者，“信徒”遍及整个欧洲，甚至在美国也不乏支持者。在1873年后的20年间，在欧洲的所有主要国家中，无论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还是德国和奥地利，即使是在其遭到官方压制的沙皇俄国，马克思社会主义都在迅速崛起，成为最大的单一政党。
维也纳股市崩溃10年后，在1883～1888年，德国总理俾斯麦首创国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和强制性老年保险。这就催生了福利国家，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安全网络。与此同时，英国和奥地利通过对工厂进行检查、制定健康和安全法规、限制雇用童工和女工等措施，开始约束雇主的权力。即使在远离欧洲政治发展趋势的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也推出了一些偏离自由市场原则的举措，如制定《格兰吉法》（Granger Laws），成立管理铁路的“州际商务委员会”（ICC），通过反垄断法和规范证券交易的《第一州法》（The First State Laws）。同样在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第一个明显敌视商业的政治运动。民粹主义要求政府控制华尔街，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工作时间和薪酬。1900年前后，在民粹主义领袖林肯的领导下，继奥地利维也纳推行社会主义的数年后，内布拉斯加州的州府成为第二个这样的城市：对当地电力公司、煤气公司和有轨电车公司实行社会主义化。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反犹太主义也成为一股主要的政治势力。1894年，在法国，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因受诬陷而被误判间谍罪。德雷福斯案的审判引发了反犹太主义的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间亲纳粹的维希政府就是这一浪潮的历史遗产。1895年，德国皇帝的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托克（Adolf Stoecker）在柏林成立了反犹太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极力鼓动德国的反资本主义者。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年后，奥地利人选出了第一个反犹太的高官——维也纳市长。
德雷福斯事件标志着极权主义已羽翼丰满。在德雷福斯被误判为德国间谍后的两年内，法国人其实都知道他是清白无辜的。事实上，到了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间谍。然而，为德雷福斯恢复名誉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谁在乎德雷福斯是否清白？重要的是军队的利益。”而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本质：维护集体、政党、国家和雅利安人的利益是绝对的“真理”。因此，维护军队的利益是绝对的“真理”、最终的标准，所以需要号召法国人民反对德雷福斯。10年后，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这一定义是以后所有极权体制的基础——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政权的基础。
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盘后的100年间，许多人认为，政府控制经济和领导社会是“进步”的源泉。因此，重大的政治辩论不再围绕福利国家这一类问题，而是在两种不同的信奉者之间展开。一种是信奉民主和需要用法律制约政府及其对经济和社会控制的福利国家体制的自由主义者；另一种则是信奉反犹太主义等的极权主义者，鼓吹和践行绝对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1973年的分水岭
在经济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还有两年前尼克松总统允许美元浮动的决定，也可以看作是非重大历史事件。经济统计人员如果只关心诸如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之类的数字，除了直接的、短期的和统计上不具显著性的波动外，就看不到还会有其他什么影响。类似地，如果只关注组织机构的行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学生反叛运动，在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这些都是颇具震撼性的重大事件，都是头版头条新闻，但同样也不是历史重大事件。它们与组织机构，如政府、大学、社会等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1968～1973年所形成的分水岭完全可以与1873年相提并论。1873年可谓自由时代的终结，而1973年则标志着政府作为进步源泉时代的谢幕。1973年告别了19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信念和政策所主导的时代。无论是自由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历史的天空中，信念和政策所主导的时代都已远去。就像1873年后的放任自由主义一样，所有这些信条都迅速退潮了，不再行之有效。
但是政治口号往往会比政治现实走得更远，它就像政治的柴郡猫[4]一样咧着嘴傻笑着。1850年的政治口号，表达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夫婿艾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1848年欧洲革命的伟大自由主义一代的政治信念，尽管有了些小变化，但依然铭刻在今天新保守主义者的记忆中。类似地，“福利国家世纪”的口号也还会伴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这就像到了1900年，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已不太合乎时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依然备受瞩目，还在奔走呐喊，也还颇受尊重。在政治、社会甚或经济方面，福利国家所反映的政治信念也已不再有很多的时代相关性或现实意义，这些口号甚至还会对行为产生抑制作用，但对行为或动力已不太可能提供指导了。
类似地，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罗斯福新政时代的口号还会在美国选举中引起令人激奋的政治辩论。然而，诚如迄今为止的几场选举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口号已不能吸引当选所需要的选票了，更不要说用来指导当选以后的施政方案了。它们充其量不过是柴郡猫脸上的傻笑，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了。[1] 欧洲南部阿尔卑斯山隘口，又称“勃伦纳山口”，是奥地利和意大利边境最低和最重要的山口，亚得里亚海和黑海诸河系的分水岭，海拔1375 米，是从德国南部、奥地利西部到意大利东北部的必经之地。——译者注[2] 1英里＝1.6093千米。[3] 马克·汉纳（1837—1904）：美国著名实业家，操纵竞选运动的重量级人物。——译者注[4] 柴郡猫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创作的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虚构角色，形象是一只咧着嘴笑的猫，拥有能凭空出现或消失的能力，甚至在消失以后，其笑容还挂在半空中。——译者注第2章 社会拯救的式微
信奉社会拯救功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也许除了南美的解放神学家（liberation theologian），不再有人信奉社会行动的力量能够创建完美的社会，甚或把社会改造成接近完美的理想社会，彻底改造个人，使之成为“新亚当”。
但在50年前，这样的信念则极为普遍。不只是社会主义者，全世界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都相信社会行动，特别是相信废除私有产权可以彻底改造人类，把人类改造成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其中的差别不在于基本的信念本身，而在于改造的进程速度、哪种行动最有效。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行动措施：是否应该由政府或政治运动来清除建立完美社会过程中的障碍？今天，这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在60年前则称为自由主义者，政府应该积极创建新的组织机构还是创造新的环境条件？而现在，这一切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政府不会消亡：没有迹象表明政府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但现在，如果有人像20年前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那样公然宣扬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则会令人感到滑稽可笑。我们辩论具体的方法措施，我们质疑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这一行动，而禁止那一活动。每一项政策都会基于其本益比进行辩论。我们会就其成功的机会进行辩论：禁止毒品是否会比使之合法化更有可能抑制吸毒？是这一措施还是那一措施更能吸引选票、保持执政，还是会导致下台沦为在野党？
当然，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有人自封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劳工。但在现在看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1981年上台执政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and）。刚上台执政时，密特朗堪称欧洲最后一位真正忠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忠实地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希望和承诺。但不到半年，现实就迫使他改变了原先的政策，因为资本纷纷撤离法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密特朗政府变成了西方世界最亲近资本主义的政府。1982年以来，在密特朗执政的法国，法国式社会主义意味着把执政党的朋友和支持者安插到国有企业的总裁位子上。现在的法国，只要有助于改善社会党的执政就是社会主义。与此相反的是，50年前的1931年，当时的英国陷入极为严峻的经济危机之中，时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是位社会主义者，他把短期的经济需求置于社会主义原则之上。于是，他立即失去了大家的尊敬，受到了无情的嘲笑，而20世纪80年代的密特朗则被奉为英雄。
除了征服权力，约翰·肯尼迪甚至没有用什么执政纲领来包装自己，他堪称美国20世纪以来第一位这样的总统。虽然在其三年的总统任期内鲜有建树，但他至今仍被奉为英雄和崇拜的偶像。林登·约翰逊可能是信奉社会拯救的最后一位美国总统了，却因为倡导伟大社会而备受讥讽。他的“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已成了失败的代名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在社会拯救方面的执政纲领都失败了。在1946～1947年推行的英国国家卫生署（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医保方案，也许是最后一个真正取得成效的措施。它在英国至今仍非常普及，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和危机。
同样重要的是，对于任何社会问题，我们越来越怀疑是否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当然，会有很多错误的答案。但我们现在知道，社会形势、社会行为和社会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远非一个正确的答案所能解决。如果要予以解决，通常需要几个方案，而其中没有一个是非常完善正确的。我们现在还知道，在教学上，没有什么唯一正确的方法。对某位学生而言，这一方法可能是合适的，而对其他学生而言，则需要不同的方法。没有单一的方法可以解决工业废水和污染物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采取禁止的措施，而在其他情况下，则需要采取罚款的方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在盈利的前提下解决污染问题。然而，为了获取广泛的支持，社会拯救运动必须承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或者至少得保证“这是目前的最佳方式”。因此，我们发现自己现在正处于西方历史上两个世纪以来的末期。
信奉信仰拯救（salvation by faith）的观念主导了中世纪的欧洲。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中这一观念得到了复兴，而到了17世纪中叶又衰弱了。当然，每一种宗教都宣扬，而且还在宣扬，它是唯一正确的方式。但到了17世纪中叶，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迫害停止了。在西方国家，即使到了19世纪，仍存在宗教迫害的问题。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宗教信仰所引起的政治限制问题。但已不再有人相信凭借宗教信仰可以在人间创建上帝之城了，大家也都觉得这并没有什么意义，而这已是100年前的事情了。
18世纪中叶，信奉社会拯救的观念填补了信仰拯救消失以后所留下的空白。所谓的社会拯救，就是建立世俗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世俗政府。法国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首先阐述了这一信念。30年后，英国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将其逐渐发展成政治体系。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和德国的黑格尔（Hegel）用一种所谓永恒的形式，也就是科学的绝对论进行了理论阐述。在西方国家崛起成为主导世界力量的过程中，精良的机器、货币和枪炮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还不如社会拯救的承诺。而现在，这一切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社会拯救观念的式微导致过去200年间极为盛行的错觉的破灭：革命的神秘性。无可否认，如同过去一样，革命还会继续发生：政变、攫取权力、反叛独裁专制政府以及由此引起的内部的分崩离析，在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这一直是暴力推翻政府的最常见原因。其中的一些革命确实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其余的只不过是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但以拯救社会为使命的革命则是开天辟地的，与历史上的革命截然不同。这场革命的使命是拯救普罗大众于水火之中，是救世主第二度降临人间，使人类和人类社会重归原始的纯洁状态。当然，这是场暴力革命，但在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挣脱枷锁之后，新的曙光将会引领人类进入理想的乌托邦。在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中，当革命者的理想社会崩溃，并演变成风声鹤唳的恐怖局面时，以及在反革命的法国督政府执政之后，在人类历史上，挫败的激进者第一次抱有这样一种救世主般的情怀和愿景。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这种愿景就得到了修正。但在血雨腥风的大屠杀和军事镇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失败后，这又成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愿景。但即使是在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烧杀抢掠的恐怖分子中，他们也不再具有救世主般的情怀和愿景。他们进行破坏，不是因为还怀有希望，而是因为已经绝望了。
出现新的救世运动还是很有可能的。社会拯救信念和二度救世革命的消失可能会催生新的先知和救星，但这些新的救世运动信奉只能通过社会之外的方式，凭借个人甚至通过出世的方式才能进行拯救。
从其言论上看，美国的里根革命和英国的撒切尔革命（或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并不是反政府的。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首相撒切尔夫人都在扩大各自政府的规模和管理范围。他们不再把政府视为催生更好甚或完美社会的组织机构，而只关注政府的具体职能：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削弱英国工会的权力，区别对待英国市镇统筹住房的租户和自有屋主等。我们不妨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看1700年前后现代医学的诞生：不再寻求用万灵药治疗百病，而是对症下药。这一新的医学理念并不意味着药物和医生数量的减少，而是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药物和医生。类似地，政治需要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要削减政府规模和政策措施，而是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这也是其最终目的。
200年来，社会拯救信念一直是西方政治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在世界政治活动中也日趋活跃。这一信念的破灭产生了一个空缺，一些宗教的兴起意在填补这一空缺。这是西方民主社会福利国家体系破灭的结果。在美国公众生活中，宗教活动的强劲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拯救这一世俗信仰消失的反映。然而，1988年美国的选举活动明确表明，尽管所有媒体都在宣传正统派基督教徒的“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但我们也不会回归社会拯救的信仰，使之成为主要的政治因素。另外，我们也不会回归非常相似的19世纪早期的放任自由思潮。放任自由运动也承诺进行“社会拯救”：清除所有妨碍个人利益追求的障碍会最终产生完美或至少是最理想的社会。
信奉社会拯救的最后一位西方一流政治家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德国总理、社会党人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而他的继任者，德国社会党领袖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则是位禁欲主义者，没有这方面的信仰，他唯一的政治信念是所谓的正派。另外，他相信并成功践行了实用主义政治观念，以此来应对短期的具体问题，而非重大问题。实际上，他所谓的指导原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原则，他的原则是效果、效率和本益比。他的继任者，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也同样没有什么原则，而且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要有什么原则。对科尔而言，重要的是事情是否可行。
政治的检验标准是，是否能够维持政党执政或者有助于攫取权力？是否足以进行现代复杂社会特有的不同派系、利益集团和多元的短期压力的整合？是否足以进行统治、领导和提出应对政策？第3章 罗斯福时代美国的终结
社会拯救是最引人瞩目的政治组织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有个与其竞争的原则，先是在美国，“二战”后又在日本取得了主导地位。用以前的政治理论术语来讲，这一原则是通过主要利益集团把国家整合成社会经济阶层，而反对社会拯救乌托邦式的经济承诺。
这一基本原则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但到了19世纪末，才在美国成为政治现实。那时候，俾斯麦的福利国家体系开始战胜阶级斗争（class war），这也是俾斯麦在设计这一体系时所公开表达的目的。西欧和中欧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者迅速演变成社会修正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在美国，声势浩大的新平民主义正在兴起，在许多方面，甚至比欧洲的左派更为叛逆和激进。为了应对阶级斗争分裂的威胁，在1896年总统选举过程中，美国政治家马克·汉纳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整合原则，通过共同的利益，把主要的经济利益集团，即社会经济阶层，整合到一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发展，当时则称繁荣。
在政治史上，马克·汉纳堪称真正的创新者。在美国，除了《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几乎没有人可以与其相提并论。但他却因为成功而广受批评：他使美国政治偏离了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政治学家绝不原谅他。对他们而言，令人尊敬的政治当然是有崇高理念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令人尊敬的政治必须解决重大问题，而非绩效之类的细枝末节。然而，几乎一个世纪以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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