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养生文化导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少帅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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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文化导论试读：

中医养生文化历史悠久，特色鲜明。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在世界文化当中，唯独中国人的养生学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中医养生文化是中医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预防疾病思想和方法的凝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治病和防病是医学的两个主要目标。放眼世界，时下的医学模式正由指向疾病的医学转变为指向人体健康的医学，这正契合了中医养生“治未病”的思想。目前，我们国家明确提出了把“疾病的防治重心前移”的医疗工作思路，重视养生，防病于未然，我国的中医养生事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医养生文化为中医养生提供了成熟的理论和成功的实践经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中医养生文化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年来，围绕中医养生文化这一课题，中医界和社会科学界开展了一些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中医养生文化的研究与飞速发展的中医养生事业不相适应。如何进一步挖掘、总结、凝炼、提高中医养生文化的本质内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广泛搜集资料和深入研究探讨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和系统性的要求，《中医养生文化导论》对中医文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既注意反映中医养生的传统理论和实践经验，突出中医养生的特点，又注意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先进性与时代感的有机结合。

本书包括中医养生文化的理论指导、中医养生文化的主要形式、因时制宜的养生方略、因地制宜的养生方略和因人制宜的养生方略等内容。它既是中医养生文化内容的系统阐述，又是中医养生实践的指导范本。除梁少帅、苏亚哲、徐苏林、孙晓红外，赵培娟、姜文鹏、周问宇、苏培林、曲宝仁、王云、韩淑欣、吉宗侠、王志江、王悦、徐迎涛、黄笑伟、解洪伦、徐远志、郑赟、李朋、闫雪、项东宇、于冬松、王培竹、康传贞、马玉英、韩晓昌、宫树华、宋希荣、王永、贺化承等参加了本书的编写工作，万金淼、林德玉、黄一、卜宪科、李德华参加了本书的编写和审稿工作。

编写《中医养生文化导论》一书，属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加之可供借鉴的材料和经验不多，如存有错漏及不足，殷切希望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作者2017年1月绪论

养生（又称摄生、道生）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内篇。所谓“养”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之意；所谓“生”就是生命、生存、生长之意。养生就是根据人体生命规律，采取能够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和延年益寿的手段，所进行的保养身体的活动。历史上，我们的先辈以自己的聪明智慧，提出和发明了一系列预防疾病、延缓衰老的理论和方法，并使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文化是一个群体（国家或民族、企业、家庭等）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以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内容，也包括自然科学、技术以及语言、文字等非意识形态内容。文化的基本内涵，既包括内隐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道德伦理规范，也包括外显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及其创造物。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面。

中医养生文化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研究人类生、长、壮、老、已的规律，阐明如何颐养身心、增强体质，达到更好的生存状态、延年益寿的理论和方法，是中医养生活动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

自古以来，人们把养生的理论和方法叫作“养生之道”。一、中医养生文化的发展简史

从历史上看，中医养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漫长的。中医养生文化产生于我国劳动人民的养生实践，它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以下几个大的历史时期。（一）中医养生文化在上古时期的萌芽和发展情况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如果从原始群居的猿人算起，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即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建立以前，大概可分为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等几个历史阶段。在这近两百万年的漫长过程里，我们的祖先通过自己的劳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维持种族的生存与发展，他们懂得了创造简单工具去寻觅、猎取食物以充饥；择居处、筑巢穴以避风寒、防野兽；存火种以照明、御寒、熟食；用语言、舞蹈等方式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等。火种的发现和应用改善了人类茹毛饮血的饮食方式，人吃熟食，不仅缩短了对食物的消化过程，使人体获得更多的营养，而且也防止了某些肠道传染病的发生，这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火还可温暖人体，使人类战胜严寒。除此以外，我们的祖先还懂得了灸、熨等用火治病的简单医疗方法。

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我们的祖先逐渐懂得了居处环境的重要性。因为河谷地区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食物丰富，可以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我国的先民便在河谷地区聚族而居，即使遇到自然灾害，被迫迁徙时，也要进行一番选择，要“观其流泉”（《诗经·大雅·公刘》），以定新的居处。上古时期，由于生存的需要，人类已经注意到对居住地域环境条件的选择了。不仅如此，由于“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庄子·盗跖》），古人筑巢穴、栖木上是为了躲避野兽，以防猛兽的伤害。而为了适应自然界气候变化，则“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礼记·礼运》）。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改变居住环境以适应寒暑之变。在火种发现并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则又进一步懂得了筑房舍以安居，开窗户以透光、通气，如“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礼记·礼运》）。

劳动是人类使用工具来改变自然，使之适合于自己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是与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在原始社会，人类靠劳动寻觅食物、获取火种、制造工具、修筑巢穴，以充饥、御寒、躲避野兽、维护生命。同时，人类在劳动中，开阔了眼界，锻炼了身心，强化了功能，推动了自身发展。在劳动过程中，人类逐步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体生命规律，学会了运用自然规律去支配自然界，改善生活环境，强壮身体，充实生命，延长寿命。

从广义上说，远古时代，诸如火的应用（熟食、取暖、灸等）、居住条件与衣装的改善等，都与人类防病有关。我国今存最早且比较系统的文字甲骨文上，已有一些机体功能和疾病的记载，还有一些个人卫生与集体卫生的记载，当时已有讲卫生与保健防病思想的萌芽。这个时期，我国人民的养生思想萌芽了。（二）中医养生文化在先秦时期的形成、发展情况《周礼》载有“食医”，并对饮食的寒热温凉（指服食）及四季的五味所宜做了明确的规定。春秋时，人们对养生的记载更具体了，例如《左传》开始重视四时、五节、六气等与健康的关系，还注意到房事起居与养生的关系，指出“近女室，疾如蛊”。《古今医统》载：“服饮药饵”，“寿皆百岁，面如童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促进了养生文化的发展。道家“归真返璞”“清静无为”的理论，对后世养生文化影响巨大。例如《老子》说：“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此为不死之药。”《庄子·刻意篇》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管子认为“精”是气的物质基础，是人的生命之源泉，故主张存精以养生。《管子·内业篇》曰：“精气者，气之精者也”，“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管仲还提出“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摧，福将自归”这个具体的节欲存精方法。《吕氏春秋》强调精、气、神和形体的统一是生命的根本。《尽数篇》说：“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也。”吕不韦主张动以养生，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吕氏还认为，气不宣达与血脉壅塞都是不能长寿的原因，所以“作为舞以宣导之”。子华子也是主张动而养生的，他认为：“营卫之行，无失厥常，六府化谷，津液布扬，故能长久而不敝。流水之不腐，以其游故也；户枢之不蠹，以其运故也。”孔子则主张动静结合以养生。《孔子家语》载：“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宜夫。”此外，诸子还认识到自然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提出“天人相应”的观点。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管子则主张主动地与自然相适应，“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荀子则更积极地主张改造自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黄帝内经》从医学的角度系统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养生思想与实践，对人的生长发育过程，做了细致的观察和精妙的概括，对衰老的机理有深入的认识，明确提出“治未病”的思想。对于养生的原则，《黄帝内经》强调两条：一是调摄精神与形体，提高防病、防老机能；二是适应外界环境，避免外邪侵袭。《黄帝内经》的理论，是中医养生文化的理论基础，对后世影响极大。（三）中医养生文化在汉唐时期的成型和发展情况

这个时期养生领域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等养生长命方法大行其道，房中术之类养生方法对后世影响较大。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医家和养生家。“医圣”张仲景是东汉时期的中医临床名家，他很重视养生，曾抨击那些平时不注意摄养身体的人，“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救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命以养其生”，他在《金匮要略》中提出了“不令邪风干忤经络”，“导引，吐纳”，“房室勿令竭之，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以及“饮食禁忌”等具体的养生原则。东汉末年名医华佗认为，积极的体育锻炼是却病延年的重要途径。“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根据古导引法，他创造出“五禽戏”。东汉时期的王充在《论衡》中设养生专论，有寿命与遗传相关的创见：“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体弱，体弱则命短。”

两晋至隋唐，佛、道两教盛行，也影响到医学和养生。陶弘景、葛洪、孙思邈等医家，在哲学上信仰道家思想，属道家学派。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都是道家养生学的重要著作。当时，炼丹、服石之法虽然还有坚持者，但批评者更多，张华《博物志》即用实例揭穿方士的骗术，否定得道成仙之说。嵇康《养生论》提出神仙是不可学得的，主张从弃厚味、服补药、饮清泉、浴阳光、节色欲等方面进行养生。颜之推《颜氏家训·养生篇》以自己亲身经历教育后代不要学神仙，而要“爱其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温，禁忌食欲，将饵药物”，便可“遂其所禀，不为夭折。”唐朝孙思邈本着“不违情性之欢，而俯仰可从，不弃耳目之好，而顾目丐可行”以及“易则易行，简则易从”的原则，对养生之道做了具体详尽的论述，他既主张静养，又强调运动，既提倡食疗，又主张药治，既要求简朴，又注意卫生，既强调节欲，又反对绝欲。衣、食、住、行以及道德修养都有涉及，还专题讨论了老年保健。至今尚存的养生学专著，以两晋至隋唐这一时期为最早，计有晋·许逊《灵剑子》、梁·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隋·巢元方《巢源补养宣导法》、唐·司马承祯《天隐子养生书》、唐·施肩吾（栖真子）《养生辨疑诀》、唐·王焘《外台辑养生导引法》等，共十一种。其书佚存目者，尚有张湛《养生集要》、王仲丘《养生纂录》、高福《摄生录》、郭霁《摄生经》、斐煜《延寿赤书》、郑景岫《四时养生论》、穆殷《四气摄生论》等7种。（四）中医养生文化在宋元时期的发展情况

两宋、金元时期，中医学流派涌现，推动了养生文化的发展。刘河间在《原道论》中强调：气是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故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他认为当时常用的调息、导引、内视、咽津等养生法，其机理在于调气、定气、守气、交气，起灌五脏、和阴阳的作用。朱丹溪改弦易辙，强调阴精对人体的作用，认为人之一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因而在治病与养生上都以滋阴为主。朱氏认为，随着年龄增大，其阴更衰，故老年病，更多由阴虚造成。他著《茹淡论》，主张老人饮食清淡，避免因“厚味”助“阴火而致毒”。由于对阴精的重视，朱氏特别强调节欲，提倡晚婚，著有《色欲箴》。另外，严用和倡“补脾不如补肾之说”，认为“肾气若壮，丹田火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养生方》）。严氏补肾之说，为后世广泛运用补肾法抗衰老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的养生著作，今存者计有宋朝的11种：李昉的《太平御览·养生篇》、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和《养生月览》、佚名的《养生秘录》、蒲虔贯的《保生要录》、姜蜕的《养生月录》、韦行规的《保生月录》、愚谷老人的《延寿第一绅言》、赵希鹄的《调燮类编》、陈直的《养生奉亲录》。另有文人学士所著养生名篇，如苏轼的《问养生》《养生说》，陆游的《养生诗》等。元朝的养生专著共有七种：丘处机（长春子）的《摄生消息论》、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王珪的（洞虚子）《泰定养生主论》、汪汝懋的《山居四要》、瞿佑的《居家宜忌》和《四时宜忌》、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其中，《泰定养生主论》主张从幼年开始注意养生，所论自幼及壮至老调摄有序，他的思想与现代关于人的衰老论点暗合，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一些子集或笔记文学中，也散见养生的文章，如宋代任元受、初虞世《老学庵笔记》中，有很多专治老年病的叙述。（五）中医养生文化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情况

由于养生受到医学界的重视，专著比较多。明代的养生专著甚多，因年代较近，大多今日尚存，仅按《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即有六十余种，其中，冷谦的《修龄要旨》、万全（密斋）的《养生四要》、高濂的《遵生八笺》、胡文涣的《养生集览》、李士材的《颐生微论》、龚廷贤的《寿世保元》及《正统道藏养生书选录十六种》《洪缏集刊养生书六种》《格致丛书·养生书选录十二种》《夷门广牍·养生书选录三种》等比较重要。

在明代，有些颇具影响的养生理论与作法，反而不在养生专著之中出现，例如李木延《保养说》力驳佛、道唯心的养生说，认为《黄帝内经》的“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精神内守”是养生的正宗，他提出避风寒、节劳逸、戒色欲、正思虑、薄滋味、寡言语等具体养生法。张景岳在《类经》“摄生类”中汇集了《黄帝内经》的论述并加以阐发，而他自己关于养生的创见，则集中地体现在《治形论》中，他首先批判了老子“使吾无身，吾有何患”的消极厌世的人生观，辩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与生命的关系，认为形是神和生命的物质基础，因而明确指出：“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善治病者，可不先治此形以为兴复之基乎！”（张介宾《治形论》）张氏之前的养生家多重养神，从未明确提出“养形”的主张，张氏此论确为创见。张氏的养形重在精血，“精血即形也”，他常用温补药以养精血，成为薛立斋之后温补派首领，他所创的左归饮、右归饮，就是补阳气和阴精、防治老年病常用的名方。赵献可继承薛立斋、孙一奎之说，创造性地发挥了命门学说，他指出：“余所以谆谆必欲明此论者，欲世之养生者、治病者均以命门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赵氏对许多疾病都用水火阴阳来概括，治疗则以六味丸、八味丸为主方。李士材的论点比较全面，他提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分水火论治，后天分饮食、劳倦论治的观点。明末汪绮石《理虚元鉴》所称的虚劳，即包括了老年病，他提出：“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在防治方面，提出六节、八防、二护、三候、二守、三禁等理论。六节以七情内伤为主：“其在荡而不收者，宜节嗜欲以养精；在滞而不化者，宜节烦恼以养神；在激而不平者，宜节忿怒以养肝；在躁而不静，宜节辛勤以养力；在琐屑而不坦夷者，宜节思虑以养心；在慈悲而不解脱者，宜节悲哀以养肺。”八防以六淫外感为主：“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取凉；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风。”明代还有龚廷贤和龚居中两个御医，对养生理论也有较大贡献。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不但阐发了许多前人的养生理论，而且搜集了大量延年益寿的秘方，并把重要者编成口诀，流传较广。他还编写了《衰老论》，对人衰老的原因做了专题研究。龚居中著有《万寿丹书》，分延龄、安养、饮食三篇，亦颇多发挥。

清代的养生理论没有质的飞跃。有关养生的著作大约有六十多种，以曹慈山《老老恒言》、汤灏《保生编》、叶志先《颐身集》等较为重要。非专著的养生论述，则以徐灵胎与叶天士的有关论述最为重要。徐灵胎虽是崇古尊经的学者，但在寿命问题上却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寿命在受生之时已有“定分”，这定分就是元气，人的寿命长短，决定于元气的盛衰，所以强调“谨护元气”是养生、治病之首要。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载了三百多例老年病的治验，他提出人在六十岁以后身体状况以“肾虚”为主的观点。他对一些老年病的病机，常有精到的阐发，如认为老年中风是“高年水亏，肝阳升逆无制”“有年下亏，木少水涵，相火内风旋转”，并据此提出“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动变”的著名论点。养生方面，他认为“颐养功夫，寒暄保摄，尤当加意于药饵之先”，还特别强调戒烟酒。曹慈山的《老老恒言》，则根据自己的长寿经验，参阅300余种有关养生的著作，从日常生活琐事、衣食住行等方面，总结出一套简便易行的养生方法。此外，他还根据老年人脾胃虚弱的特点编制了粥谱，以“备老年之颐养”。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特别现象，即医学家中高龄的人比较多，据统计，历史上超过80岁的中医共107人，明代就占了86人。（六）中医养生文化在近、现代的发展情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随着西学东进的过程，社会上出现了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潮，对中医文化、中医养生文化也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由于排斥、限制和消灭中医的政策，传统养生学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阻力，处于自发地、缓慢地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养生著述较少，其理论和方法也无明显进展，主要著作有蒋维侨的《因是子静坐法》、席裕康的《内外功图说辑要》、任廷芳的《延寿新书》、胡宣明的《摄生论》、沈宗元的《中国养生说集览》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医学获得了新生，中医养生文化也因之而得到较大、较快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传统养生保健理论和实践得到迅速发展，预防保健取得显著成就，建立了养生保健的科研机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开展了社会性保健教育，培养了传统养生专业人才，积极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等。

21世纪人类将迎来生命科学变革的时代，“有病求医”变成“预防为主”，人类不吝为健康投资，保健品市场将风光无限，药食同源的“食补”“食养”“食治”的滋补品，不仅适合于中国人一贯的健康理念，而且顺应自然的新趋向。中医养生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中的一种时尚，人们追求健康，注意保健的意识越来越强，所以中医养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二、中医养生文化的内容构成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以世界其他民族少有的重视程度和聪明智慧，创立了既有系统理论，又有实用方法，并且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人体健康本质的中医养生学，进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医养生文化。中医养生文化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医养生文化是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文化

气的理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既是中医养生理论的哲学基础，又是中医养生的方法论纲要和基本概念。养生活动与中国哲学结合后，就开始具有了哲理性，走上了理性的轨道。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阴阳五行作为生命和自然界的基本属性，用取象比类的方法来认识养生保健的基本规律。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医养生文化是一种崇尚自然的和谐生命文化。（二）中医养生文化是以广泛吸收各家学说精华作为基本内涵的文化

中医养生文化，一是吸收了道家的精、气、神理论以及“返璞归真”“清静无为”和顺自然、尚安静等重要思想。道家的崇尚自然、顺乎自然的气功修炼方法、炼丹术等养生法，是中医养生文化的主要内容。二是吸收了儒家的“中庸”理念和伦理道德等思想。“主中庸”“倡中和”和“仁者寿”的思想，形成了中医道德养生的主导理念。三是吸收了佛家文化中的“修禅”“安神”“养心”“修炼”等精华，使中医养生更加重视养心宁神的精神修炼。此外，中医养生文化还吸收了法家、墨家、兵家、杂家等文化的精华，呈现了一个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文化现象。（三）中医养生文化是以预防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

在与中医学的同步发展过程中，中医养生文化形成了与中医学一致的预防理念：一是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预防观念，主张“以时为据”，顺应“四时阴阳”。二是坚持“以时为序”的恒动预防思想，中医养生文化主要用动态的观点去审视和判断人体生命及健康，认为人体生命始终在有序的运动变化之中。三是坚持以人为本的预防思想。中医学认为，人体的健康是“正气存内”、整体恒动的和谐状态，患病则是“正邪交争”、整体失调的异变状态。中医对疾病的防治，也主要着眼于人与生态环境、时节气候的协调，致力于调整人体内外的失衡状态。四是坚持中庸和谐的原则。中医养生强调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劳逸有度、心态平和。五是坚持防患于未然的“治未病”原则。“治未病”涵盖了未病、欲病、已病等各阶段以预防为主的思想。“治未病”的关键在于防范，要做到未病养生、防病于先、欲病救萌、防微杜渐、已病早治、防其传变、瘥后调摄、防其复发。（四）中医养生文化是以系列养生思想和原则为核心要素的文化

中医养生活动是在阴阳观、整体观、辨证论治观、恒动观、和谐观等的指导下进行的。中医养生的核心是“调和阴阳”。中医养生的原则有协调脏腑，保阳益阴；畅通经络，调和气血；清静养神，节欲保精；调息养气，持之以恒。中医养生的途径是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饮食而慎起居、坚五脏而通经络、避虚邪而安正气。中医养生的追求是要“形体不蔽、精神不散”。（五）中医养生文化是以具体的养生方略为载体内容的文化

具体的养生方略包括中医养生的措施、方法、手段等内容。中医养生强调“三因制宜”，即要做到因人养生、因时养生和因地养生。中医养生的方法有几种分类，如从人体自身看，有形体养生法、精神养生法等；从人与外界关系看，有环境养生法、地域养生法等；从具体目的看，有起居作息养生法、饮食养生法、房事养生法、运动养生法、医药针养生法等。三、中医养生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易经》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最大作用是以文化人、教化天下。文化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有了中医养生文化的滋养，中医养生才如此厚重饱满，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社会才有如此浓烈的追捧养生的氛围。

第一，服务养生，辐射社会。中医养生文化是关于人体生命健康的文化。它既具有实用性，能直接指导养生，为养生实践服务，又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扩散性，对中国人的健康事业、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作用。

第二，凝聚人心，引导方向。文化的吸引和融合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其作用是巨大而稳定的。中医养生文化通过影响人的动机、期望和习惯等，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格特征和不同行为习惯的人，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产生具有归属感、认同感的养生共同理想。中医养生文化的先进理念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它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对人们思想、心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起导向作用，引导和激励人们为了身体健康和民族强盛而不懈努力。

第三，协调关系，规范行为。中医养生文化倡导自然和谐的价值观，要求人们全面协调人体与自然、人体与社会以及人体自身的关系。中医养生文化作为一种维系中医养生内在关系的“黏合剂”，维持并促进中医养生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中医养生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组织文化、管理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等内容，都会对人产生心理上的“软”约束，进而产生对行为的自我控制，提升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中医养生文化中蕴含的行为准则，是人们养生的行为规范，并能够渗透到社会其他领域的行为规范之中。

第四，滋养教化，促进文明。对社会来说，中医养生文化滋养、充实并升华了人体生命的内涵，它的理念与人类文明的本质完全一致，与人们的思维理性完全一致，与人们的心理感受和主观愿望完全一致。中医养生文化中那些最核心、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已经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已经做出了并且正在做出伟大的贡献。上篇中医养生文化的理论指导

中医养生的理论体系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特征。具体来说，中医养生的社会科学性质，主要体现在其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中医养生的自然科学性质，则主要体现在它的理论或方法与自然科学技术发生的密切关系上。作为一种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文化现象，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医养生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探求各种文化现象的内在目的和特征。就中医养生文化而言，尽管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体的健康与长寿，但在人类社会中，健康和长寿从来就不单单是人体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与所处的社会生活及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这就提醒我们，研究中医养生文化，绝不能仅仅囿于人体自身，而必须结合社会、经济、政治、哲学、艺术等诸多层面，加以综合考察。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养生文化

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同时，文化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中医养生文化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文化等文化现象息息相关。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代传承发展的、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各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中医文化、中医养生文化、饮食文化、气功文化等林林总总的文化形式。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一）中国传统哲学

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哲学约300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先秦哲学、秦汉时期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隋唐时期哲学、宋元明清时期哲学、近代和现代哲学等几个阶段。

1.先秦哲学即始于夏代止于秦代的中国哲学，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最盛，主要以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为研究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①天道观，即关于世界本原的根本观点。因其围绕着对天以及天人关系的不同理解而展开论辩，故称天道观。先秦各派哲学都依自己的天道观立论。商统治者将天人格化，视为至上神，称为“帝”或“上帝”，祭祀、征伐、田猎、行止等都以占卜的结果行事，表现出唯心主义世界观。《尚书·洪范》记载殷代贤人的言论，一方面保留了殷商信奉上帝的观念，同时认为五行为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约产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将早期八卦观念系统化，以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说明宇宙的生成及万物间的联系和变易，在神秘的形式下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西周灭殷后提出“天命”观念，主张敬德保民以顺应天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为的作用。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之气的运行说明地震现象；郑国政治家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都表明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末年的孔子肯定天命，但同时少言天道，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战国初的墨子反对天命，但主张天志。老子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尽管学术界对老子“道”和“无”的含义至今仍有争论，但老子的观点毕竟将中国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后来孟子和庄子分别继承发展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易传》主张太极为天地的本原，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管子》以“精气说”，强调天的物质性；荀子肯定“天行有常”，提出“制天命而用之”；韩非子继承了老子、荀子的思想，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改造。上述观点使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天道观相联系，先秦哲学还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提出“两端”“过犹不及”的观点，反对片面性；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易传》提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肯定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普遍的规律。

②人道观，即关于人生和为人之道的根本观点。相对于天道观而言的是人道观，它也是先秦哲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周代“以德配天”思想的形成和西周末疑天思潮的蔓延，兴起了注重人事的观念。子产强调人道的重要性；孔子提出了以“爱人”和“克己复礼”为中心内容的“仁”的学说；墨子主张“爱无差等”，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老子反对各种具体的道德说教，主张以“无为”“抱朴”为理想人生；孟子在孔子“仁”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仁义礼智”，并进而探讨人性问题，提出了性善论；而同时代的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也”；荀子反对孟子的观点，主张性恶论；庄子发挥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无以人灭天”，反对积极入世，追求“逍遥”的精神境界。

③古今观，即历史观。春秋以前，中国哲学历史观的基本形式是天命论，认为天生下民，授命君主治民，社会治乱取决于君主是否顺天应人。西周末社会发生巨变，人们对历史特别是古今问题也形成了许多新见解。伯阳父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影响社会的经济状况，据此预言西周将亡。诸子百家中，儒家承认历史的变化，但强调古今间的继承关系，孔子考察了礼的因袭和损益，注意到社会的变化对礼的影响，主张维护周礼；孟子把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治一乱的转化过程，肯定先王之道的普遍性；荀子提倡“法后王”，但也认为先王后王有一贯之道。墨家重视历史经验，主张“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道家则美化“小国寡民”的远古社会，主张绝圣弃智，复古倒退。法家与儒墨道诸家不同，强调变革，商鞅认为历史可分为上中下三世，韩非子进而主张“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提出一种进化的历史观。

④知行观，即认识论。随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认识问题已引起先秦哲学家的重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认识的过程和求知方法等问题。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强调“学而知之”，兼重学与思、知与行；墨子提出三表，作为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孟子区别“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的不同职能，指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老子区别“为学”与“为道”，否定感性经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认识方法；后期墨家把认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注意到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在认识中的作用；荀子对认识的来源和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既注重感性认识，又肯定思维的能动作用，对先秦哲学的认识论进行了总结。

⑤名实观，即关于名称与现实或概念与实在关系的根本观点。面对春秋时名实相悖的现实，孔子主张“正名”，强调以礼为原则做到名实相符，言行一致；墨子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指出“道常无名”；庄子进而主张“大道不称”，但又认为“名者，实之宾也”，肯定实对名的决定作用；公孙龙、施惠等名家从“合同异”与“离坚白”两个方面论证概念同具体事物的关系，分析了事物及其概念的异同关系；后期墨家将概念区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认为它们反映的实有不同范围；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将名区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和小别名，分析了名实乱的表现，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先秦哲学先后提出了天人、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有无、常变、心物、名实等重要哲学范畴，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

2.秦汉时期哲学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崇尚法家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哲学思想几无发展。汉初汲取秦亡教训，缓和矛盾，休养生息，黄老之学盛极一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其后谶纬之学兴起，同时出现了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思想。东汉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社会危机频仍，哲学思想呈现复杂的局面。汉代哲学主要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以及古今、人性等问题展开论述。

①天人关系。汉武帝时，出于巩固封建统治、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绝对性的需要，董仲舒以儒学为宗，吸收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论，称天为百神之大君，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感应，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以天人感应论为基础，形成了流行于两汉的谶纬之学。与此同时，以王充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提出天道自然的观点，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之学进行了批判。

②宇宙生成。在先秦天道观的基础上，汉代哲学家提出了关于宇宙生成的见解。《淮南子》认为，“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分成天地。《易经》提出：“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汉代哲学还普遍使用“元气”这一概念说明宇宙的生成，如董仲舒提到“元气和顺”；王充认为天地万物“俱禀元气”；何休指出，“元气者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西汉后期，京房易学出现，形成了以象数解释宇宙形成新的见解。

③形神关系。先秦哲学已有形神关系的讨论。《管子》提出“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荀子认为“形具而神生”。汉代哲学继续这一关于肉体与灵魂、生理与心理关系的讨论，桓谭提出烛火之喻，认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王充主张“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他还通过论证阐释了人死不为鬼的道理。汉代哲学对形神关系的讨论，对后世唯物主义哲学形神观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④古今之变。对古今问题，汉代学者的主张差别很大，董仲舒主张历史在形式上按三统循环变迁，但实质上“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朝代的更替在于天意；《淮南子》认为历史是因时而变的，故应制宜而适，不一定要废先王之道，也不必法古；杨雄也认为历史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司马迁否认“天道有知”，主张“通古今之变”，力图从人事解释历史的变迁，但未完全摆脱历史循环论；王充提出今胜于古，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规律，称之为“时数”，提出“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国家的治乱有其经济的原因，但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有宿命论倾向；东汉末年，仲长统否定君权神授，面对社会危机，他提出各王朝由盛转衰是历史的“大数”，期冀大乱过后，“来世圣人”重整社会。汉代进步的思想家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并注意到经济因素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对历史的影响，从而发展了先秦的进化历史观。

⑤人性学说。汉代学者在先秦天道观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人性问题，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是自然资质，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种，主要讨论对中民之性的教化问题，认为情与性相联系，主张养性制情；杨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者则为善人，修其恶者则为恶人”，主张以封建道德标准来修养善性；王充从元气论出发，认为人“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至善至恶的人性一般不可变，“中人之性，在所习焉”。汉代将人性分出等次，同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一致的。

3.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失败后，经长期混战，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西晋统一全国不久，又出现南北朝分裂的混战局面，近400年的社会动荡中，儒学的统治地位被打破，新的富于思辨性的玄学应运而生，佛教在中国逐渐传播，道教体系逐步建立。上述变化使得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极为活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概念和命题。

①有无。何晏、王弼继承老子思想，倡以“无为本说”，认为一切有形的物质存在（有）都源于一个没有任何具体规定性的本体（无），称为贵无论。裴著《崇有论》反对“贵无”思想，肯定作为物质存在的“有”是根本性的，认为贵无贱有必然会“遗制”“忘礼”，造成社会的混乱。在向秀影响下，郭象作《庄子注》，一方面否认“有生于无”，另一方面也反对裴“始生者自生的”观点，提出“独化”概念，认为“物各自生”，“独化于玄冥之境”。

②名教与自然。有无的争论引申到社会问题，就形成了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讨论。王弼从“以无为本”出发，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为名教的合理性提出了新的理论根据。向秀主张“以儒道为一”，郭象进而提出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有圣人“游外（崇名教）冥内（任自然）”之说。嵇康、阮籍则强调名教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名教有所否定。

③言意。言意问题原为易卦的象、辞、义理的关系问题，魏晋学者将其引申为物象、语言与思维、真理的关系问题。王弼发挥《易传》“言不尽意”观点，提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说，强调对义理的实质的把握，但对言、象的作用缺少充分的认识。而欧阳建则作《言尽意论》反驳，认为“名”用以指“物”，“言”用以明“理”，言与意是一致的，主张言能尽意，但对言、象的局限性认识不足。

④形神。魏晋南北朝学者继续了先秦、两汉对形神关系的讨论，佛教、道教传播发展的现实，使这一讨论同宗教观念与无神论的冲突相联系，导致了神灭、神不灭之争。佛教主张因果报应说，认为精神不随肉体的毁灭而消灭，即形灭，神不灭。道教主张炼形养神，以达到形不朽、神不灭的境界。南朝范缜主要针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展开批判，他著《神灭论》，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因此“形之与神不得相异”。

4.隋唐时期哲学隋唐两代统治者采取了儒、释、道兼宗的政策，为三教提供了互相批判又互相吸收的条件。佛教哲学关于心性、理事问题的讨论以及韩愈的道统说和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等，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中心问题。

①心性、理事。佛教哲学讨论心性、理事问题的目的在于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解决成佛的问题，但各宗派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主张印度佛教唯识学说的唯识宗强调境不离识，“万法唯识”，认为凡夫只有转识成智才能成佛。具中国化特点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则认为人心即“真心”，其自性本觉，只因妄念所蔽，故为凡夫。如能熄灭妄念，使觉性复原就可成佛，尤其禅宗，创顿悟学说，立无念为宗，主张见性成佛，在唐代后期广为流传。与心性问题相联系，在理事关系上，天台宗主张三谛圆融，华严宗提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涉及对本体与现象、现象与现象关系的认识。上述讨论对宋明时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②道统与法统。中国佛教各派形成后，都宣称本教派有由历代祖师一脉相承的传法系，称道统。为与佛教抗衡，唐代中期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韩愈认为儒家道统所传之道即仁义道德，此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至孔、孟，孟子以后道统中断，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继承孟子，延续儒家道统，他主张佛教为夷狄之法，唯儒家道统才是正统。韩愈复兴儒学的努力，对后世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③天人关系。柳宗元、刘禹锡继续中国哲学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柳宗元提出天无意识，不能“赏功而罚祸”，天地起源于元气。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天与人不相与”等观点，反对天人感应论。

5.宋元明清时期哲学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科学、艺术得到较快发展，哲学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明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哲学领域也有表现。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以理学为特征（理学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吸收道家和佛教思想，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兴起于北宋，发展于南宋，元、明、清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清代中叶以后逐渐衰落）。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围绕理气、道器、心性、知行、两一、古今等问题展开讨论，承上启下，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时期。

①理气、道器。理气、道器是探讨世界本原的一对哲学范畴。北宋张载提出“太极即气”，以气的变化说明世界的万事万象，把气看成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称气的变化为“理”，认为理是“物之理”。程颢、程颐认为理是万物的本原，理具有自然规律和道德准则的双重涵义，二者是同一的。朱熹进而指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主张“理在事先”“理在气先”。明代的罗钦顺反对程朱的观点，肯定理在气中，理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王廷相也提出“理载于气”，认为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理。王夫之进一步发展了张载的思想，称“天下惟气而已矣，道者气之道”，明确指出道对于气的依赖关系。清代的颜元认为“理气俱是天道”，戴震也把道解释为气运行的规律。

②心性、心物。心性、心物问题源于先秦哲学，受佛教的影响，理学很注重这一问题的研究。张载认为，变易为万有的本性，为人所禀受，称“天地之性”，人由于身体的结构而形成的性称“气质之性”，“心统性情”。程颢也区别“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认为天命之性就是理，程颐提出“性即理也”，认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朱熹进一步指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就是理与气的关系，又指出心之体是性，心之用是情，心中有性，理具于心。心学代表陆九渊提出心即是性，性即是理，“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王守仁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否认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存在。明清之际的颜元和戴震也主张“理在气中”，戴震还对心性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性的内容就是血气心知，外在的客观之理是心认识的对象。

③闻见、知行。宋元明清哲学所讨论的闻见、知行指的不仅是一般的认识和日常行为，还包括道德认识和践履。张载将知分为“闻见之知”即对事物的认识和“德性所知”即对天道的认识，认为后者来自道德修养。程颐接受了张载的上述看法，强调格物致知，通过对自身和万物的研究体认天理，他主张知先行后，“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朱熹则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行是知的工夫”，以知为行。王夫之则主张行先知后，认为“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

④两一、变化。宋元明清哲学发展了先秦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张载提出“一物两体”说，解释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将事物的变化区别为“变”“化”两种形式。程颢认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程颐提出“物极必反，理须如此”，指出了事物内部矛盾的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朱熹发展了张载的思想，指出“天下之物未尝无对”，“凡天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王夫之用“大辨”和“至密”，进一步说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

⑤古今、理势。宋元明清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评古论今的传统。朱熹推崇夏商周三代，尊古卑今，批评现实，认为秦汉以后先王之道“未尝一日得于天地间”。陈亮则认为，汉唐的成就说明了汉唐之君的作为。王廷相提出“道有变化”，“理” 与“势”统一的思想，承认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上，理学家注重封建道德的教化，而陈亮、叶适、颜元、戴震等则注重功利，强调“事功”，“实用”。王夫之认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也”“其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肯定了历史规律即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中，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中最深刻的思想。

6.近现代哲学中国近代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展开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酝酿准备时期，以龚自珍、魏源、洪秀全、郑观应等人的哲学思想为代表。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形成。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把资产阶级哲学进一步推向前进。20世纪初，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逐渐传播，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它的形成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为正确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还受到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出现了“新理学”“新唯实论”等哲学体系。

①自然观。早期的近代哲学仍沿用传统哲学“天地”“太极”等范畴说明宇宙。从康有为等人开始，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引入哲学，以“光电”“以太”说明宇宙的本原，孙中山比较自觉地把自己的自然观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但这一时期的哲学往往直接引用自然科学理论说明自己的自然观，未做出哲学的概括。中国近代的科学宇宙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瞿秋白、李达以客观存在的“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

②社会历史观。由于社会问题的紧迫，社会历史问题尤为近代思想家所重视。早期，龚自珍、洪秀全等分别以《春秋公羊传》和被改造了的基督教神学解释历史；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提出“三世说”，将历史分为“据乱世”（实行君主专制）、“升平世”（实行君主立宪）、“太平世”（实行民主）三个阶段，以说明历史的进化，期冀圣哲出现，通过“以心挽劫”实现历史的进步；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苦和乐、善与恶等是同时并进的，对历史发展抱悲观态度；孙中山倡导民生史观，认为“民生为社会进步的重心”，重视经济生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把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类求生存”的欲望。“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李达、毛泽东等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阐述。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③发展观。处于变动时代的中国近代哲学家普遍重视发展、变易，但大都把历史的变化发展动力理解为“心力”“天之所演”，在对“渐变”与“突变”的认识上也存在争议。“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人都对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做了阐释、介绍。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理论。

④知行观。近代哲学有比较丰富的认识论思想。魏源提倡“彻悟心源”，“及之而后知”，强调“行”的重要性；谭嗣同主张名决定于实，但“贵知不贵行”；严复则宣传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深入论证了知先行后、知行转化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的《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无限发展是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征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哲学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哲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现代哲学继承了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作为指导，联系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现实情况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取得了新的进展。1978年中国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正确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二）中国历史上的宗教

1.道教从中国宗教的历史来看，道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汉民族思想和信仰的特点，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的主要思想渊源，或者说道教的起源，主要有五个方面：①中国古代的鬼魂崇拜观念影响；②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的影响；③秦汉时期的黄老道思想的影响；④道家哲学与阴阳家思想的影响；⑤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主要包括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和邹衍的阴阳五行术。

道教虽然派别繁多，但有共同的信仰特征和基本教义。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道”，这个“道”出自老子《道德经》，道是宇宙万物之本源，同时又是“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宇宙、阴阳、四时、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与“道”并提的是“德”，“道”之在我者就是“德”，故道教规定，信徒要“修道养德”，道教认为“道”乃“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万象“因之而生”，五行“因之而成”。

道教信奉的最高神是“三清尊神”：一是“玉清元始天尊”，即天宝君；二是“上清灵宝天尊”，即太上道君；三是“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老子）。此外，还有玉皇大帝等四个帝王，风雨雷电、土地、灶君、门神、财神等等大大小小的众神。历史上的圣哲贤才和忠孝英烈，如关羽、岳飞等，也是道教奉祀的神灵。道教的最终目标是“得道成仙”。道教认为，不管是谁，只要认真修道养德，经过“修道养德”能使人返本还原，与道合一，最终成为神仙，成了神仙就能灵魂常在，肉体永生。道教的基本教义是：长生久视、全性保真。道教相信人生只是一个有限的时间过程，却要想方设法使自己长寿，“长生”就是高寿，年龄大视力却很好就是“久视”，才是健康的长寿者，而真正的长寿者是对道的体悟，正如老子所说，“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得道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全性保真，就是永远保持自己的天性，做“赤子”“婴儿”类的真人。道教认为，得道之人，不是权势、地位显赫之人，而是“赤子”“婴儿”类的真人。他们无知、无为，真正处于纯真、朴实、自然的状态，不被外物所伤害，完全保持自己的天性。要想全性保真、长生久视，首先必须采取自足的生活态度，过一种“抱拙守朴”的生活。不知足是起祸之端，知足者才能常乐，知足才不会招致屈辱，适可而止才不会遇到危险，从而达到长生久视的境界。其次要学会守气。要专守一窍，吐纳运气，要像婴儿那样平和，清除杂念，净化心灵，唯有如此才能“全性保真”。

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学艺术、民俗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思想对中医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大。

第一，道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有深刻影响。道家学说对《黄帝内经》理论奠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道家的“天地之道”与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无为，人只要顺应自然，就能把握天道。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主张“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安时而处顺”（《庄子·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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