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国屏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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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戒千字文——引人笑怒的故事试读：
前言
◎武宝兰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说：《资治通鉴》这部书，记录了这样一些“君臣事迹”：即“关国家盛衰，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者。”正是从“可以为戒”这一角度，本书以正史（《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等）为依据，编写出了包含从春秋战国至明代的数百名历史人物的种种劣迹的近三百篇动人的故事，每篇不超过一千字，是不含任何虚构的真人真事的《官场现形记》（中国古代四大讽刺小说之一），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的、腐败的、灭绝人性的状况。正像《官场现形记》是“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域”一样，本书则是“以纪实之体裁，写官场之鬼域”。
全套丛书共分三册。
第一册：《百人升沉记》。讲的是一百个身败名裂的历史人物是采取什么样的卑劣手段升官、保官的：有人大量行贿；有人溜须拍马；有人出卖朋友、出卖自己的人格、国格；有人施展阴谋诡计；有人栽赃陷害，甚至不惜以许多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等等。南北朝时期的刘德愿，只是假惺惺地为宋孝武帝的亡妾洒了几滴泪水，便当即被宋孝武帝委以刺史（一个大地区之长）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重任；明朝的王祐在割掉了自己的胡子以后，面带媚笑地向当时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作了这样一番令人肉麻的表白：“老爷没有胡子，儿我怎么敢有！”王振便立即将原是郎中（一个司的长官）的王祐提升为侍郎（一个部的副长官）；当明成祖刚篡位不久，正在为巩固自己的帝位而实行恐怖政策的时候，一个名叫丁珏的穷书生，见家乡人正虔诚地祭祀神仙，便立即向朝廷诬告当地“聚众谋不轨”，以致被定为谋反罪而被处死的就有数十人之多，而丁珏则因此当上了刑科给事中（掌侍从规谏的官员）；至于因搞钱权交易，而获得高官厚禄的例子，则更是举不胜举了。
第二册：《引人笑怒的故事》。不是靠正道捞得了官职，当然也决不会利用这点官职来干半点正事。所以，此书的第二册，就专门揭露了一些寡廉鲜耻的历史人物在为官、为帝的过程中唯知腐化享乐、损人利己、祸国殃民而曝出来的许多引人耻笑、促人愤怒的丑闻、趣事：例如在黄河旧河道以北占有大量封地的汉代宰相田蚡，听说黄河决口往南流，心里便幸灾乐祸地想：这样，他的封邑就可以免受洪水之灾了。于是，他居然借口天意，反对堵塞南岸决口，导致黄河肆虐多年之久，使决口处的人民深受其害；前蜀皇帝王建自知自己的统治不得人心，深恐有人借机搞突然事变，摘掉他的皇冠，因而当皇宫起火的时候，他竟紧闭宫门，不让卫兵进宫救火，致使宫中价值连城的珍宝，统统化为灰烬；北齐主高纬是个极端腐败的皇帝，他无心也无才治国安邦，只知成天陪着他所宠爱的冯淑妃吃喝玩乐，在和北周的一次战斗中，北齐兵好不容易打通了一条地道，正准备迅速由地道攻入周兵阵地时，高纬竟要士兵暂停进攻，以便讨好冯淑妃：让她来观赏一下地道。当磨磨蹭蹭的冯淑妃到来时，固守阵地的周兵，已经用木头把好不容易打通的地道，塞得无隙可出，差一点到手的周兵阵地，就因高纬、冯淑妃这样地贻误了战机，而无法攻克了；唐朝的吏部侍郎（吏部的副长官）宋遥、苗晋卿，为了巴结正受玄宗宠信的御史中丞（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的长官）张倚，竟让不学无术的前来参加进士考试的他的儿子张奭名列榜首，而当玄宗发现考试有弊，亲自主持复试时，张奭则不免出尽了洋相：战战兢兢地接过了试卷，愁眉苦脸地在考场枯坐了一整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人们称之为“曳白”，翻译成现代语，就是考试交白卷的意思，一时传为趣谈……这些丑闻趣事，读了之后，是会使人感到可恨、可鄙、可耻，也非常可笑的。
第三册：《古史中的劣行录》。这是最能体现封建官场黑暗的一部分。讲的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及一些大大小小的文臣武将是怎样地灭绝人性、草菅人命、残杀无辜的。正如鲁迅所说：“偶阅《资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读着第三册中印证着鲁迅的这两句名言的充满血腥味的故事，真会令人发指，促人毛骨悚然，不寒而粟。由此就更加反衬出了生活在新社会中的人们的平安、自由、幸福。“身在福中要知福”啊！
所以，切不可把上述故事，简单地看成是一堆反面材料，起不到正面宣传的作用。要知道：“分析好，大有益。”如果我们能认真分析一下此书中那些坏人坏事的历史背景、社会根源及其可耻下场，并联系现实状况加以思索，便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四点正面的启示：
第一，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般生产，已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了，然而，在封建年代的社会关系方面，特别是在封建官场中，“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通过名叫“九死一生”的主人公之口说道：二十年中，他“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看一看本书中特别是第三册中那些血债累累的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便会意识到，那位主人公所说的话，一点也不过分，是的，那些“人”，也确实太缺乏点人味了。而要改变那种缺乏人味的状况，就非进行社会变革，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只有这种制度，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
第二，加强民主和法治的建设，至关重要。在封建时代，特别是许多暴君、昏君在位的时期，那些独夫民贼，拥有至高无上的毫无监督、约束的权力，“朕即法令”是他们的一切言论、行动的唯一准则，凭这一准则，他们便可以丧心病狂地为所欲为，肆意行凶作恶，犯下擢发难数的种种滔天罪行，这正是封建社会中许多骇人听闻的悲剧、惨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只有高度发扬民主、建立健全法治，才会有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和谐，人权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人民才能保平安、获幸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盛世的到来，才不致流为空想。
第三，鲁迅指出：“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地袭用。”当前反腐败斗争中，所揭露出来的一些贪污分子、腐败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犯罪分子，他们捞取官职、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种种手段，无一不是此书中所涉及的那些“老谱”的运用，而产生那些“老谱”的土壤正是封建制度和架基于此之上的至今仍未彻底铲除的封建意识的流毒，只要这种流毒还存在一天，再加上资产阶级腐朽意识的影响，官场中就还会有人继续袭用这种“老谱”来危害人民、危害社会。而封建意识及资产阶级腐朽观念的消除，是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的，所以反腐败斗争必须长期地、持久地结合思想作风上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来进行，而不可稍有松懈。
第四，“邪不胜正”。此书中所涉及的许多天良丧尽、腐化透顶、罪行累累的历史人物，尽管他们曾经盛极一时，不可一世，然而，在正义力量的抗击下，终归免不了身败名裂，得到了作恶者应得到的恶报。东汉末年的权臣董卓，是个极端腐败凶残的家伙，他奸淫虏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而最后的结果是：他自己也被一把火点了“天灯”；隋朝的投机钻营者——亲卫校尉（警卫京城的武官）高德儒，一味向暴君隋炀帝逢迎献媚，他靠弄虚作假，谎报吉祥，而被隋炀帝提升为朝散大夫（隋代设置的颇有地位的散官），随后又当上了西河郡丞（今属河南省的西河郡的副长官），然而，正当高德儒飞黄腾达、助纣为虐、洋洋得意之时，唐太宗推翻了隋朝，抓住了高德儒，并严厉训斥说：“你指野鸟为凤凰，欺骗皇帝，窃取高官，我起义兵，为的就是诛灭你这样的侫人。”说完，就把高德儒斩了。唐代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的哥哥——司府少卿（掌管藏财物的官署——司府的副长官）张昌仪，用贪污受贿得来的巨款，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其富丽堂皇远赛过王侯、公主的豪华住宅，为此而被激怒的老百姓，在他住宅的墙壁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一日丝能作几日络。”“络”是“乐”的谐音，隐喻张的骄奢淫逸、作威作乐不会太长久。果然如此：神龙元年（唐中宗年号，即公然705年），随着武则天的退位，张易之的被杀，张昌仪也被斩首示众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证之于此类史实而益信。
本书中的故事，虽然取材于正史，但又不是对正史中那些人物传记全部的直接的翻译，而是摘取了传记中最能体现人物本质的最生动的一两段故事，再增加一些必要的背景材料，增加一些思想活动、性格刻画，并对人物的全貌作一点概括的介绍，然后适当地作一点画龙点睛的分析、批判，用现代语言及写作形式，编成了一个个文字不长，而又内涵甚多，主题甚鲜明、生动有趣的故事。其好处是：读来颇费时的、往往多达数千字甚至万余字的正史中的一篇传记，此书只用数百字就将其整体精神及精华之处，介绍给读者了。这也是写历史人物的新的体例、新的尝试吧！
此书中的各个故事，文字通俗，凡涉及到古代官名、地名及非用不可的文言词语，均在括弧内作了白话注释，因而可以收到易懂、一目了然之效。1 西汉、更始、东汉时期谨小慎微的石建
虽然身居高位，却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本事，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人们称赞的治迹，只是在谨小慎微方面，给后人提供了一些笑柄：西汉时期的大臣石建就是这样一个人。
石建是石奋的儿子。石奋有个姐姐，会鼓瑟（古代的一种乐器），汉高祖娶了她为妃嫔。从此，石奋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到景帝时，就成了“九卿”（古时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之一。由于他是靠着裙带关系上去的，缺少文韬武略，所以只能靠谨言慎行来保官保禄，而他的儿子石建将这种保官保禄的本领，发挥到了极端荒谬可笑的地步。
石建当郎中令（守卫宫殿门户的官员）时，向皇帝写了个奏章，被批下来以后，他读着读着，竟吓出了一身冷汗，不由得惊恐地叫道：“马字下面四点，跟那一个尾巴加起来，应是五笔，而我只写了四笔，少了一笔，真该受谴责而死！”
还有一次，石建作为太仆（管车马的官员）为皇帝驾车外出。皇帝问车中几马，石建睁大眼睛，扫视一番后，仍恐有误，直到他举起鞭子指向马身认认真真地一一数完后，才敢举手回答说：“六马。”
遇小事，石建是这样认真、“尽职”，面临大事，石庆就束手无策了。元封四年（汉武帝年号，即公元前107年），洪水为患，二百多名饥民死亡，这时已身为宰相的石建却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救灾建议，受到了武帝的严厉谴责，武帝在石建的引咎辞职书上愤怒地批示道：“君其反室（回家的意思）！”石建死后，他的子孙也因无能或种种罪过而纷纷被罢官，盛极一时的石氏家族，就这样衰落了。正因为面临大事，束手无策，所以石建才会在小事面前谨小慎微，深恐小事都办不好，出笑话。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总是从大处着眼，即使“得其精而忘其粗”也无妨大局。当然，办大事也好，小事也好，固应谨慎小心，但切忌过分谨慎（即谨小慎微），列宁曾经用狐狸作比喻，说明过分谨慎的害处。他说：“狐狸的被捉，正是由于它的过分谨慎。”石建虽然没有被捉，但毕竟被赶出了朝廷。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哪能容得下此等谨小慎微之辈！有好机遇 没好下场
昨日还是一个被达官贵人们看不上眼的卑贱苦力，今日就突然阔了起来，一跃而为上大夫（地位仅次于卿——宰相的高官），汉文帝时的邓通，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机遇。
这邓通原来是个摇桨的船夫，只因汉文帝梦见自己想登天而上不去，却被一个船夫送上了天，醒来以后，到一个海中的小岛上游玩，见海中一摇桨人的衣着跟梦中见到的船夫一模一样，一打听，才知道此人姓邓名通，邓和登天的“登”发音相近。于是，文帝便对邓通分外宠信起来，不仅让邓通当了上大夫，赏给邓通巨万金银，还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邓通私自铸钱。这样，邓氏钱便遍布于国中，邓通也就成了阔人了。
然而，邓通却没有什么别的技能，做不出任何跟他的官位、报酬相称的贡献，只有靠令人肉麻、作呕的种种献媚的行为，来讨得文帝的欢心。文帝身上长了恶性脓疮，邓通就一次又一次地亲口将疮中的脓血吸出来。不料这种过分的“关心”，反而把文帝惹烦了。因此，当文帝问及“天下谁最爱我”而邓通回答说“谁也比不上太子（即后来的景帝）”的时候，文帝就叫太子来为自己吸去脓血。太子虽然勉强地这样做了，但脸上却显出了一种为难的神色，及至太子听说邓通已在自己之前多次为文帝吸出脓血时，太子顿觉十分尴尬，从此，就憎恨起邓通来。
文帝死，景帝立，邓通当即被罢官。不久，又有人告发邓通擅自在塞外铸钱，经审问属实，结果，其家财全被没收，使邓通落了个一文不名、贫饿而死的下场。古人云：“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邓通靠机遇而得了上大夫的高位。他本是船夫，不必苛求他施展治国安邦的才能，但总该有点仁义之举罢，无奈他不仁不义，终于被人抓住了“擅自在塞外铸钱”的把柄，所以，他的位连同他的家财、生命都守不住了。李广利之死
征和三年（汉武帝年号，即公元前90年），屡屡侵犯边境的匈奴，又攻进了五原（现今宁夏）、酒泉。汉武帝派遣武将李广利等率兵十余万，奔赴前线，进行抗击。李将军出师不利，燕然山（在蒙古境内）一仗，汉兵大败。丧失民族气节的李广利，竟投降了匈奴。匈奴单于（匈奴首领之称）早就知道李广利是汉王朝的大将、贵臣，所以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了李广利，对李广利的器重、笼络竟超过了卫律。
这个卫律本也是汉王朝的官员，他先李广利一步投降了匈奴，匈奴单于当即委以带兵出征、指挥作战的重任，并封他为丁灵王。然而，当他看到李广利到匈奴一年多以来，受到的笼络竟越来越远远超过自己的时候，不免心生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适逢单于的母亲阏氏生病，单于很着急，不知怎样对症下药。卫律便借此玩弄阴谋，他唆使装神弄鬼的巫师向单于编造了这样一篇谎言：“单于父亲的在天之灵大发雷霆，他严厉质问道：‘往年祠兵（古代出兵作战前的一种礼仪）时，常许愿道：一定要砍了贰师（即贰师将军，指李广利）的头，来祭祀神灵，现在为何不实行！”
愚蠢的单于，真以为这正是阏氏生病的原因所在。于是，他断然下令：杀了李广利。一个屈膝投降的将领，就这样落了个罪有应得的下场！卫律和李广利都是叛徒，前者咬后者，叫做“狗咬狗”。然而正如英谚所云：“两贼相争，好人得到好处。”这好处就是叛徒李广利的被杀，这定当使好人（其中当然也包括恨不得“渴饮匈奴血”的爱国的坚贞不屈的志士仁人）大呼一声：“快哉！快哉！”大司农贪污巨款 大将军决不宽容
本始二年（汉宣帝年号，即公元前72年）春天，朝廷中发生了一件震撼人心的事，有功之臣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的大臣）田延年自杀了。
田延年是被看中了他的才识、胆量的当时主持朝政的大将军霍光一手提拔起来的。当霍光想废除新即帝位的刘贺而拥立宣帝，并召集大臣来商议时，大臣们犹豫不决，不敢表态，独有田延年挺身而出，讲了一番义正词严的道理，表示了对霍光的全力支持。他按剑大喝：“谁敢不率先响应，我就用这剑宰了他！”于是，参加商议的大臣连忙叩头表态：愿意听从大将军的命令。宣帝在大将军的拥戴下，登上皇位后，随即以“决疑定策”功封田延年为阳成侯。
然而，正当田延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时，他的贪污罪行被揭发了。原来，修建昭帝陵墓时，身为大司农的田延年雇用了牛车三万辆，运沙至墓地，每辆费去千钱，而田延年却造假账，将费用增至二千钱，总共增到六千万，田延年从中盗取了一半，计三千万之多。御史大夫（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的长官）田广明搬出孔子的《春秋》一书作根据，说什么：“《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并打算按这一番道理向霍光讲讲情，霍光却铁面无私地说：“田大夫应赶快通知大司农，令他入狱，听候公议裁决！”田大夫派人把这意思告诉了田延年，田延年表示：“我有何脸面进入牢狱，让众人指笑我，让狱卒朝着我的背后吐唾沫呀！”随即独身钻进书房，关起大门，光着膀子拿起刀，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地惶惶不安地踱起步来。几天后一使者召田延年到廷尉（掌管刑狱的官）那里去受审，田延年听到鼓声，便自刎而死了。有功当赏，有罪当罚。田延年当年有功，应当封侯；但他后来因贪污而自杀，也是罪有应得。冯奉世受封的一段曲折
一位主动出击，立了赫赫战功的武将，由于受到固守“君权至上”思想的腐儒的阻挠，再加上皇帝的昏庸，竟得不到应有的奖赏。西汉宣帝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
宣帝晚年时期，为了加强同西域（汉以后对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汉时，共有大宛、鄯善、莎车、车师等三十六国）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派遣冯奉世以卫候使的身份，持节（即符节——出使的凭证）出使大宛。冯奉世刚到伊修城（原鄯善国），就听说莎车国与其邻国共同攻杀了汉王朝任命的莎车王万年，并杀了汉使者奚充国。当时匈奴又出兵攻打了车师城，不克而去。莎车借此制造谣言说，北道各国已经归顺匈奴。于是莎车便攻击南道，并与匈奴结成盟国，共同对抗汉王朝，这样，鄯善以西各国就跟汉王朝断绝关系了。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冯奉世跟副使严昌商议说：“不马上反击，莎车便会越来越强悍、嚣张，越来越难制服，其结果势必危及整个西域。”于是，冯奉世以符节为凭，用天子名义向西域的一些国家的国王调来了兵马，合南北道一万五千人进攻莎车，一举攻克其城，莎车王自杀；其他一些叛汉的国家也相继被平定，威震西域。这时，冯奉世才动身赶到了大宛。大宛听说冯奉世斩了莎车王，对他的尊敬，接待他的规格，便远远超过了其他使者。于是冯奉世便带着赫赫战功，带着大宛进贡的良马，凯旋归朝了。
然而，当宣帝高兴地叫大臣们讨论一下，按照冯奉世的功绩，该赏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爵位时，大臣中间却分成了明显对立的两派。
丞相、将军们一致认为：按照《春秋》一书的主张，大夫出使疆外，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便可以专断行事，冯奉世在这方面，功绩尤其显著，所以应给予爵位的奖赏。
少府（供应皇室用度之官）肖望之独以为：冯奉世带有皇帝指定的专门任务出使，却违背命令，擅自假传圣旨，调动各国兵马，虽有功迹，却不可以为法。假如封了冯奉世一个什么爵位，那么必然引起后来者的争相仿效，动不动就利用圣旨，调兵遣将，争功于万里之外，害得国家跟“夷狄”（当时对少数民族的贬称）不断生起事端，永无宁日。此风断不可长。所以，冯奉世不宜受封。
宣帝居然听从了肖望之的意思，只是叫冯奉世担任光禄大夫（掌论议之官）、水衡都尉（掌上林苑——皇帝打猎场所、兼保管皇室财物及铸钱的官员）。
不过，冯奉世并未因此而消极起来，永光年间（西汉元帝年号，公元前43年—前39年），他又因立了战功，而终于被封为关内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大夫出使疆外，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便可以专断行事。冯世奉正是这样立了大功的。宣帝偏听了肖望之的意见，不给有功者以封侯的奖励，把君令、君权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实在是专横之至！不公之至！他这样做，怎么能动员他的高层发挥主观能动性，放开手脚去为国为民建大功立大业？石显用权术骗取信任
西汉元帝时，位居中书令（掌机要的大臣，相当于宰相）的阉宦石显，专断朝政，陷害忠良，祸国殃民，罪行累累，朝野痛恨。他担心有朝一日皇帝会采纳忠言，任用贤才，自己会被猜疑、疏远。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经过他的精心策划，一个骗取皇帝信任的阴谋诡计出台了。
一天，石显要出宫到各官府办事，临行前向元帝报告说：“回宫时，恐怕漏尽（古时用漏壶——一种滴水计时的仪器来测定时刻）夜深，宫门关闭，请允许臣用皇上的诏令叫开宫门。”元帝不知此中有诈，随即点头应允。石显出宫后，故意拖延至夜深才归。到了宫门前，他声称皇上有诏，当立即开门。守官哪敢违诏只好放进石显。不久，不出石显所料：果然有人上书元帝告发石显假传圣旨，骗开宫门。元帝阅后，只是笑了笑，便将其交与石显。石显看后，当即流着眼泪，向元帝诉说：“陛下过分信任小臣，让小臣掌管朝中大事，对此，群臣无不嫉妒，总想陷害小臣，置小臣于死地，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多亏陛下圣明，才没有使我遭受冤屈。我自知微贱，确实不能凭着自己的身心，使万民称快，并消除世人的怨恨。现在，我愿辞去显赫、机要的官位，到后宫去担当扫除的劳役，即使就这样死去，也无所怨恨。望陛下用一片慈悲、哀怜之心来裁处小臣，使小臣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吧！”
石显这一番诉说，竟感动了昏庸愚昧的元帝，认为石显确实忠心耿耿，更值得宠爱和依赖了。从此以后，元帝一直是唯石显是听，任何对石显的非议，他都置若罔闻。致使石显更加横行无忌，作恶多端，专权长达十九年之久。直到竟宁三年（汉元帝年号，即公元前33年）5月元帝死，成帝即位数月后，石显才被免官远徙，一路上忧闷郁结，于途中病死。只凭一时一事，便偏信了善用权术的石显的谎话，从而一直是唯石显之言是听，元帝的昏庸愚昧，真是无以复加了。假如元帝能像孔夫子所说的那样，不止一次地“听其言而观其行”。又肯深入到反对石显的人们中，搞点“兼听”，又何至于叫石显专权达十九年之久。王莽的假仁假义
阳朔三年（汉成帝年号，即公元前22年）秋，位极人臣、显赫一时的大将军王凤病入膏肓，太后和皇帝以及有关的文武大臣心里都很着急，独有王莽在暗中庆幸，因为他已意识到：自己显示“孝心”、“忠心”，从而踏入仕途的大好时机到来了。
这位王莽本是王凤的侄儿，而其姑母又是成帝的母亲——王皇太后。仗着皇太后的权势，王凤兄弟及其家族都当上了大官，独有王莽一支，因其父王曼早死，未能受封。父亲死后，其兄又相继去世，这样，王莽就成了王氏家族中唯一孤贫者。然而，作为虚伪奸诈的野心家的王莽，岂甘心长期忍受贫寒，他决心乔装打扮一番，为出人头地而自我奋斗了。
首先从“修身齐家”做起，他拜陈参为师，勤奋学习礼仪，学了就做，他一副儒生打扮，且行儒生之所行，给人留下了博学、俭朴、谦恭、彬彬有礼、屈己下人的美好印象；同时在家中孝顺老母、尊敬寡嫂、养育孤侄，表现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他下工夫最大的是：对外结交英俊，对内巴结有权势的叔叔、伯伯。现在伯伯王凤病危了，他怎能不为自己的飞黄腾达而对其伯伯大效犬马之劳！为此，他亲自守候在病榻前，小心侍奉，煎汤尝药，一连数月不解衣带，顾不上寝食梳洗，弄得蓬头散发，脸上积满了尘垢，憔悴不堪。看到侄儿这样孝顺，王凤十分感动，临死时，王凤便将王莽托付给太后及皇帝，要太后及皇帝照顾他这位好侄子。王凤死后，王皇太后念王凤托付之意，就让王莽做了黄门郎（皇帝左右的供奉官），不久，又提升为射声校尉（京城屯兵长官）。
从此，王莽更加恭俭克己，礼贤下士，使自己的官职连连上升，权势越来越大。待他认为时机成熟时，他便立刻撕下了自己的“安汉公”的假面具，篡夺皇位，建立倒行逆施的新朝。随后不久，农民起义军攻入宫中，王莽被杀，落了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有一句名言：“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这就是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当王莽篡位之日，也就是他撕去身上的孔雀羽毛，露出他的伪君子、野心家、篡贼的真面目之时了。无心过问朝政 侍中充当替身
自己无心过问朝政，只好找一个替身来蒙混、敷衍。曾在公元23年称帝的刘玄，就表演过这样一场丑剧。
刘玄本是西汉皇族。当他依靠农民起义军，推翻了王莽建立的新朝，登上了帝王的宝座后，便立刻背叛起义，杀戮农民军将领，成为了一个不想治国安邦，唯知腐化享乐的无道昏主。由于他极端宠爱的夫人是赵萌的女儿，他便把政事委托赵萌，日日夜夜跟女人们在后庭狂欢滥饮。群臣想向他请示军政大事，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不能接见。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弄虚作假，叫侍中（在皇帝左右办理杂事的近侍官）端坐在帷内皇帝的宝座上，让请示问题的臣属不见其人，但闻其声。然而，这哪能骗得过那些十分熟悉刘玄声音的诸将，当他们听出帷内传出的声音决非出自刘玄之口时，便纷纷发出怨言说：“是成是败，还不可预料，怎能放荡到这样的程度！”
更始三年（刘玄年号，即公元25年），樊崇率农民起义军数十万入关，立刘盆子为帝，随即攻入长安，短命皇帝刘玄败降被杀。刘玄依靠农民起义军，刚一登上帝位，便翻了脸，杀了农民军将领，堕落成了只知吃喝玩乐的腐败分子。他的诸将，竟看不出刘玄这样放荡必然导致失败，竟说“是成是败，还不可预料”。眼光的短浅，判断力之迟钝，真是无以复加了。丧失民族气节的诈骗犯
东汉初年的卢芳，本是三水县（今宁夏同心东）人，居住在该县左谷中。王莽篡汉称帝后，人心思念汉朝，卢芳便诈称自己是汉武帝的曾孙刘文伯。他编造谎言说，他的曾祖母是汉武帝的皇后，生有三子，太子谋反被杀后，次子次卿逃往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第三个儿子回卿逃往左谷定居，生子孙卿，孙卿又生文伯。三水一带的羌、胡（古代西北部少数民族）贵族，受了他这一套谎言的诱惑，便跟他一道起兵，建起了一支以他为头目的队伍。更始皇帝刘玄打到长安后，随即授予卢芳以都尉（高级武职）的官职，命他镇抚安定（属今甘肃）以西。
更始皇帝失败后，三水的头面人物以为：卢芳是刘氏的子孙，理当承继皇统。于是，便立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卢芳派使者与西羌、匈奴和亲，被匈奴单于（匈奴的统治者）拥戴为汉帝。
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后，卢芳在匈奴扶植下，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今山西、内蒙古一带地方）五郡，定都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南），并擅自任命郡县长官，与汉王朝分庭抗礼，多次侵扰北方边境。建武十二年（光武帝年号，即公元36年），卢芳在云中（属今山西）之战失利，其将随即胁迫卢芳投降，处于内外夹攻形势下的卢芳，只得带领十余骑兵，逃亡匈奴。
建武十六年，卢芳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派遣使者向光武请降。光武帝封他为代王。他上书请求来京都朝见光武帝，光武帝允许他第二年正月来京。这年冬天，卢芳入朝，走到昌平时，突然接到诏书，叫他停止前行，待第二年入朝。他归还后，又气、又急、又恐，于是，他又背叛汉王朝，流亡匈奴十余年，直至病死。又是诈骗犯，又是丧失民族气节的败类，卢芳在历史上扮演的竟是如此可耻的双料货色。汉光武一再拖延其入朝时间的事实，说明他已看清，此种货色，万不可信，万不可近，根本不配做他治下的属民，只该拒他于千里之外。“妄自菲薄”的刘睦
刘睦是汉光武帝的侄孙，他承袭父亲靖王刘兴的爵位，被封为敬王。敬王年少时，就好学上进，博览群书，通晓经传，受到了光武帝的宠爱，多次被光武帝亲切接见。身居东宫的光武帝的太子刘庄，也很器重、信任刘睦，在家时，就叫刘睦陪同自己一起朗读诗书；外出时，就叫刘睦同车执缰。刘睦庆幸自己正处在光武中兴时期，法禁颇宽，而他又是个谦恭好士的人，于是，他便放心大胆地广交千里内外的朋友，从有名的读书人，到德高望重的君子，没有不争先恐后地来拜访刘睦的。从此，刘睦的声望就越来越高了。
永平年间（汉明帝刘庄年号，公元58—75年），汉明帝在位，刘睦曾置身于其中的宽松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变。面对明帝的严刑峻法，刘睦只好谢绝宾客，欣赏音乐，但始终没有在玩乐之余，丢弃读书的爱好。
年终时，刘睦派使者带上美玉，进宫去庆贺新春，临行前问道：“朝廷如果询问我的情况，你将怎样回答?”使者说：“大王忠孝仁慈，敬贤乐士，我的生命虽贱如蚂蚁，岂敢不照实汇报！”刘睦听后，竟大惊失色地说：“唉！你这岂不是要害我吗！你所讲的只是我年幼时，力求进取的行为，现在你应该说，我自从承袭爵位以来，志意衰惰，玩的是声色，爱的是犬马。”使者果真照此办理了。
就这样，刘睦才得以稳坐王位十年，并在寿终正寝后，由他的儿子刘基继承王位。在“伴君如伴虎”的专制时代，皇帝唯我独尊、滥施刑罚的淫威，使得他手下的官员（包括皇亲国戚）、正人君子，也怕引起皇帝的疑心而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刘睦要使者向明帝汇报其“志意衰惰”，并非有意说谎，更非妄自菲薄，而是出于不得已的一种“韬光养晦”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指挥官充当纵火犯
一场大火，使一支正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遭到了物质上的重大损失。深受其害的战士们叫苦连天，咒骂不绝，恨不得将纵火者碎尸万段。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纵火者竟是他们的作战指挥者——度尚。
事情发生在延熹七年（东汉桓帝年号，即公元164年）。这时，由于朝廷腐败，剥削压迫惨重，被饥寒交困的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的许多老百姓，只好铤而走险，投身绿林，干起了打家劫舍的事情。桂阳（属今湖南省）的绿林首领卜阳、潘鸿等在荆州刺史（荆州地区长官，古荆州包括湖南、湖北等一带地方）度尚招募一些少数民族所组成的队伍的攻击下，逃进了深山，度尚穷追三百里，攻破了他们的三个驻点，夺取了许多珍宝。但阳、鸿的兵力仍然很强盛。度尚本想继续进击，无奈士卒又富又骄，已丧失了斗志。度尚想：若暂缓进击，必致贻误战机，前功尽弃；若逼迫这些士兵继续战斗，他们就必定会因怕苦怕死而逃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便把士兵们集合起来，装着十分关切他们的样子说：“卜阳、潘鸿做‘贼’十年，能攻善守。我们现在兵少，不可轻进，当等多郡调集的兵力，全部到达时，并力进攻。在这段等待的时日里，你们可以尽情地玩，尽情去射猎！”
士兵们听后，莫不喜出望外，他们连同大小头目，倾巢而出。趁这军营中空无一人的时机，度尚急忙唆使他的亲信偷偷地放了一把火，把营帐及营中士兵们的珍宝等积蓄统统烧光了。射猎者归来，见此情景，莫不又悲痛，又愤恨，度尚对他们一一加以慰劳，又虚情假意地进行了一番自责后，便开始进行战斗动员了：“卜阳等拥有的财宝，足够你们好几辈富有，就看你们能不能同心合力。比起他们的那些财宝来，你们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
这一席话，说得士兵们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打响战斗，大捞一笔。度尚趁热打铁，立即叫他们做好了战前的充分准备。第二天，他们迅速地奔赴阳、鸿据点。阳、鸿等自以为阵地坚固，麻痹轻敌，没有做防守的准备。所以，度尚带领的兵士，便凭着一股子锐气，一举歼灭了阳、鸿的队伍，个个都满载金银财宝而归。自古以来的良将，都会教育官兵为正义而战，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战，从而带出来的部队都是仁义之师，威武之师，打起仗来，既可以克敌制胜，又能做到：秋毫无犯，缴获归公，军纪肃然。但度尚不仁不义，竟玩弄阴谋，逼迫、唆使士兵抢劫对方财物以饱私囊。士兵为这种罪恶动机所驱使，即使打了胜仗，也万不可以为法，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丑闻，让后人斥责他们与匪军“彼此彼此”而已。2 三国及西晋时期从庸才到叛贼
景元四年（魏文帝年号，即公元263年），魏国数路攻蜀的军队长驱直入，由镇西将军钟会统帅的十万人马很快就攻进了汉中。这年九月，钟会的前锋——护军（出征时协调诸将的高级武官）胡烈又开始攻打关口了。协助将军傅佥守关口的人就是蒋舒。
这位蒋舒，原为武兴督（驻属今陕西省的武兴的武官），由于在职期间碌碌无为，没有任何政绩，被蜀国的朝廷撤了职。对此，他一直怀恨在心。所以，当朝廷叫他协助傅佥守关口时，他就决心捣蛋、泄恨。他假惺惺地对傅佥说：“敌兵到来，不主动出击，而闭城自守，不是好办法呀！”傅佥说：“受命保城，保得住就算有功，现在违命出战，假若丧帅辱国，死也无益呀！”蒋舒又针锋相对地说：“你以保城保得住为功，我以出战克敌制胜为功，请各行其志吧！”
于是，蒋舒便率领一支人马出了城。毫无警惕的傅佥上了蒋舒的当，真以为蒋舒会跟胡烈决一死战，便放弃了战备。不料蒋舒一出城，便连同他的部下一起投降了胡烈。胡烈乘虚攻城，傅佥格斗而死。这样，关口便很轻易地被魏国占领了。随后不久，魏国便攻进了成都，灭了蜀国。大敌当前，傅佥决心奋力守城，致格斗而死，虽死犹生；而骗得傅佥上了当的蒋舒，却由不称职的庸才堕落为投敌的叛贼。前者将永受后人的景仰；后者却必遭千秋万代人的诅咒，孰得孰失，这是一切明辨是非，视人的节操、诚信重于生命的人，都能判断出来的。怀帝被俘后的丑态
永嘉五年（西晋怀帝年号，即公元311年），十六国之一的汉国皇帝刘聪，派兵攻陷西晋都城洛阳。西晋怀帝当了俘虏。刘聪封怀帝为会稽公，并给了他一个仪同三司（较之最高级阶官开府仪司三司低一级的阶官）的阶官。
一天，刘聪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踌躇满志地对怀帝说：“你往日为豫章王时，我跟王武子一道去拜访你，王武子在你面前，对我作了一番介绍、称赞，你说，早就听说过我的名声了，接着，就送给我柘弓（用柘材制的良弓）、银砚，你还记得这件事吗？”
忍辱偷生的怀帝，当即显出一副媚态，恭顺地答道：“臣哪敢忘记，只恨当时不识龙颜！”“你们司马氏家族的骨肉之间，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刘聪又问道。“大汉将应天受命，所以我们要为陛下自相驱除，扫清障碍，这实在是出于天意，不关人事呀！假如我们司马氏家族，能够和睦相处，大家团结一心，把全部力量都献与武皇开创的基业，陛下怎么能得天下！”
刘聪听了怀帝的这段回答后，心中十分高兴，当即将小刘贵人（位次于皇后的帝妻）嫁给怀帝，并嘱咐她：“这是名公的子孙，你要好好对待他。”
然而，作为俘虏的怀帝，只是用他的可耻的奴颜，暂时地讨得了刘聪的欢心，苟全了自己的性命。后二年，刘聪欢宴群臣时，又故意羞辱怀帝，叫怀帝穿着青衣（帝王的一种礼服），巡行酌酒劝饮，随后，就将怀帝杀了。只是为了活命，尊严、节操、廉耻、仁义、脸面等等，统统弃之不顾了，怀帝就是这样的可耻的俘虏。他不是“杀身以成仁”，而是“求生以害仁”；不是“舍身取义”，而是“弃义存身”。可悲的是，最后还是免不了被杀。横竖是一死，倒不如以身殉国，这样，就不是死得轻如鸿毛，而是重如泰山了。无耻的羊后“我比起司马（西晋皇帝的姓）家儿来，怎么样？”提这个问题的人，是十六国时期的匈奴统治者刘曜。他于光兴七年（汉烈宗刘聪年号，即公元316年）受汉帝刘聪的派遣，攻破长安，灭了西晋，俘虏了晋愍帝及已死的晋惠帝的正妻——皇后羊献容。汉昌元年（汉少主刘粲年号，即公元318年）他夺取汉政权，自立为帝，改国号为赵，同时立羊献容为自己的皇后。
被问的人是谁？正是刚被刘曜立为皇后的羊献容。她对刘曜提出的这个显然是要抬高自己、贬低西晋王朝的问题，竟采取了阿谀逢迎的态度，恬不知耻地回答道：“陛下是创业的圣主，他们是亡国的暗夫，怎可以相提并论！他（指晋惠帝）贵为帝王，连一妇、一子连同他三人，都庇护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都不想活下去了，心想：世间男子是不是都这样窝囊，但自从服侍陛下以来，才知道天下自有男子汉、大丈夫呀！”
从此，羊后备受刘曜宠爱，有时，还能站出来干预点朝政，成为了当时女流中最显赫的、登上了荣华富贵的最高峰的人物。唐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丧失人格、国格，而毫无民族自尊心的羊后，很有资格光荣地站进这类商女的行列。也许，她会因享尽了荣华富贵，而洋洋得意，然而却落了个“千夫所指”永远被后人耻笑的下场。3 东晋及南北朝时期王敦中计 误用温峤
太宁二年（东晋明帝年号，即公元324年）6月，大将军王敦向东晋明帝推荐左司马（大将军的佐吏）温峤为丹阳尹（当时的京城所在地——丹阳地区的长官），并嘱咐温峤，到任后要随时把朝廷的动静探听清楚，不断向自己报告。
这时，手握军政大权的野心家王敦，正盘踞姑孰（属今安徽省），与他的谋士钱凤一起，时时密谋策划向京城进兵篡位。他误以温峤为自己的心腹，想让温峤到丹阳充当密探。温峤很机敏，他预料到自己刚走，钱凤就会出面干预，使王敦改变主意。为了阻止这事情的发生，温峤不得不略施小计了。
在王敦为温峤饯行的宴会上，温峤站了起来，向赴宴的人依次敬酒，当他把酒杯端到钱凤面前，钱凤还来不及跟他干杯时，他便装出一副醉态，用手板（古代朝会时所执之物）击落了钱凤的头巾，气势汹汹地吼道：“你钱凤是什么东西，温太真（温峤字太真）敬酒，竟敢不饮！”王敦真以为温峤已醉，于是，连忙对双方进了一番劝解，就散席了。温峤临行与王敦告别时，哭得泪如雨下，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如此反复再三，显出了一种难舍难分的亲昵姿态，使王敦深受感动。
第二天，温峤刚走，钱凤就对王敦说：“温峤跟朝廷关系密切，又跟庾亮（当朝宰相）有深交，你不要这样信任他呀！”王敦当即驳斥道：“太真昨天喝醉了，这才对你小有冒犯，何必为了这种事，向我进谗言！”
温峤到了京城后，立即将王敦谋逆的事报告了明帝，并同庾亮相互合作，一举平息了王敦之乱，维护了东晋的偏安局面。孔子云：“兵不厌诈。”对自己人要讲诚信；而在作战时，在面对敌人时，就不能像宋襄公那样遵守“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而要“以牙还牙”，“以诈对诈”。温峤正是用了点诈计，才得以一举平息王敦之乱的。读史至此，无不赞叹温峤聪明，有谋略，为之拍案叫绝。拍马未中心意 玄硕惨遭冤杀
永和七年（晋孝宗年号，即公元351年）正月，当雄踞西北的苻健已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势力和一个效忠于他的文武班底的时候，左长史（相当于宰相府中的秘书长）贾玄硕出于拍马的动机，对苻健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向晋王朝申请，授予苻健都督关中诸军事（即陕西一带的驻军统帅）、大将军、大单于（匈奴等少数民族称其君长为单于）、秦王等官爵。然而，野心勃勃、不可一世的苻健早已不把什么王位看在眼里了。因此，当他听到玄硕的建议后，便大发雷霆道：“我怎么能当秦王……我的官爵岂是你辈所能料到的！”随即派人示意玄硕等向苻健献上皇帝的尊号，苻健虚情假意地辞让再三后，先是自称天王、大单于，定国号为大秦；第二年，便正式称帝了。
贾玄硕当初没有主动提出让苻健称帝的建议，这使苻健恨之入骨，所以就在他自称天王不久，便捏造了一个通敌的罪名，将贾玄硕及其诸子都冤杀了。
苻健在位时，注意崇尚儒学，减免租税，使前秦政权渐趋巩固，不失为一代雄主。但他对一时没有满足他的急切的权势欲的贾玄硕，竟采取了如此恶毒、凶残的报复手段，实在令人发指！玄硕出于不可告人的用心，拍了拍苻健的马屁。这行为的确令人肉麻，甚至会禁不住大喝一声：“可耻！”但这毕竟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没有触犯刑律，更没有犯死罪，苻健杀了他，显然是冤杀。但毕竟是给拍马者敲了一次震耳的警钟，即告诫人们：别想从拍马中得到什么甜头，若拍马未中心意，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官瘾十足露丑态 一封空信失乌纱
东晋永和十年（穆帝年号，即公元354年）正月，殷浩接到了桓温的一封信，这封信向殷浩表明：桓温将起用他为中书令（负责国务的要职）。
桓温多年担任大司马（中央最高军政长官），是专擅朝政的大臣；而殷浩则曾是声威赫赫的建武将军。这两人钩心斗角，势不两立。永和九年，殷浩率师伐后赵，战败，器械军储，尽落敌手。桓温便借此对殷浩进行打击，撤了殷浩的职，将其贬为平民了。
时刻都梦想东山再起的殷浩，当接到桓温请他出来做官的书信时，简直是欣喜若狂，激动得无法控制，飘飘然，昏昏然，完全失去了理智，以致如何向桓温写一封表态的信，他都觉得难以下笔了。他字斟句酌，考虑来考虑去，时而怕这个词显得不亲昵，会使自己得不到桓温的宠爱；时而又怕那句话把桓温捧得不高，以致讨不到桓温的欢心；时而又怕自己对桓温感激涕零的心情，表达得不充分，从而难以引起桓温的怜悯。就这样，他把信改来改去，刚封好，便拆开，又封好，又拆开……反复十几次之后，才把信送出去。
由于殷浩是在极端激动的官迷心窍的精神状态下写回信的，所以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到达桓温手里的信，竟是空信封。桓温大怒，从此和殷浩断绝了关系，不久，殷浩即抑郁而死。殷浩在给桓温寄信时，确实下了一番工夫，然而效果却适得其反，这只怪他官瘾太大，真有“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的心态。相反，假如他淡泊名利，接到桓温的信后，能够泰然处之，沉着应对，不是那样飘飘然，昏昏然，那又何至于闹出让桓温大怒的笑话来呢！死于“腹心爪牙”之手的高云
自从高云杀了盘踞河北一带的后燕王慕容照（公元401—407年在位），登上了帝王的宝座以后，虽然外表上得意洋洋，但内心却忧惧万分，食不香，睡不稳。他自知自己毫无功德，也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深恐有一天也会像慕容照一样王冠与头颅同时落地，所以他只得采取他自以为有效并力所能及的办法，来防患于未然了。
这办法就是：豢养一批壮士，让他们当捍卫自己的腹心爪牙。爪牙中最受高云宠信的有两个人：离班和桃仁，高云叫他们专管禁卫。为了鼓励他们尽职尽责，出死力以保障自己的安全，高云给他们的赏赐以巨万计，还与他们同吃、同住、同玩乐。然而，他们却因高云总填不饱他们无边的欲望而心怀不满，以致发展到对高云怨恨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正始三年（北燕王高云年号，即公元409年）10月的一天，高云到东堂办事。班、仁谎称有事启奏，带剑而入。班抽出剑来，正面向高云刺去，高云拿几来抵挡，仁又从旁来了一剑，杀死了高云。本想让爪牙保护自己，却不料死在爪牙手中。高云的这种结局，正说明钱“可以买仆从，不能买忠诚”。（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更何况离班、桃仁都是贪得无厌的小人！太子弄虚作假 皇帝上当受骗
永明年间（齐武帝年号，公元483—493年）的一天，齐武帝突然来到东宫，对他的长子——文惠太子进行考察。
这位文惠太子虽然表面上有好学上进之名，背地里却过着一掷千金的奢靡生活。他修筑的堂殿园囿，其壮丽豪华，远远超过了上宫，耗费以千万计。为避免皇帝察觉，他竟在门口周围培植了一片高高的竹林。他还叫他的亲信徐文景为他制造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车辆，以及驾驭车马的许多精巧器物，其豪华的规格，也大大超越了当时太子的限度。这样的车辆器物，当然也是决不能让皇帝看见的。不料齐武帝突然来视察，时间紧迫，车辆来不及拉走，也无法掩盖了。侥幸徐文景急中生智，连忙把佛像放进车中，骗得齐武帝真以为：这豪华车是用来供佛的。所以，一点也不怀疑他的儿子会有奢侈的“僭越”的行为了。
这样，东宫和上宫，虽近在咫尺，但位在上宫中的齐武帝，竟像瞎子一样，对东宫中目无王法的状况，一无所知。直至太子死后，齐武帝来东宫详细查看太子遗物，才发现太子的衣服、宝器等等，没有一样不是价值连城、大超标准、违犯王法的。他盛怒之下，命令有关官员，立即将这些东西全部毁掉了。齐武帝观察太子，竟为太子所骗，教训有二：其一，只看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考察。假如他肯钻进高高的竹林，太子的豪华园圃，必将暴露无遗；其二，只是偶然去看看，而不肯多次地、甚至长期地进行观察。假如齐武帝肯这样做，那么，正如俗话所说，“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太子的“僭越”行为一定会被发觉。能不能吸取齐武帝的这两条教训，这对于一切负有考察任务的人，是否能顺利完成观察任务，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37个喜字
永明十一年（南齐武帝年号，即公元493年）七月的一天，郁林王萧昭业，怀着狂喜的心情，给他的爱妃何氏写了一封信。何氏拆开一看，信纸中央是一个大喜字，周围还环绕着36个小喜字，这37个喜字中包含着肖昭业的一段丑闻：
萧昭业是南齐文惠太子的长子；齐武帝萧赜的长孙。他荒淫无耻又野心勃勃，对于继承皇位有急不可待之势。太子有病及死后治丧期间，他装出愁容满面的样子，哀号不已，给人以痛不欲生的感觉，见到这种状况的人，都感动得流泪不止。然而，一回到自己的私室，他就立即撕破假面欢笑起来，开怀畅饮。原来，他是巴不得太子早死的。他曾叫女巫杨氏祷告上天，保佑他早日继位。太子的死，他以为是杨氏的祷告起了作用，便对杨氏倍加敬信。因此，当齐武帝有病的时候，他又叫杨氏祷告上天，求上天让武帝速死。武帝病危，萧昭业眼见自己即将戴上皇冠了，便一面向何妃写下了37个喜字去报喜；一面又在武帝床前，流着眼泪，辛勤护理。武帝以为：这样孝顺的孙子，必能负荷大业。临终时，还亲切地握着孙子的手说：心中当时刻想着你的祖父，好自为之。
然而，武帝刚入殓，萧昭业就把武帝的声妓找来，为自己奏乐助兴。即位后，他变本加厉，唯痴迷于声色，大肆挥霍。当他把武帝聚敛的钱财很快地挥霍一空后，竟跑到主衣库（存放宫中衣、物的仓库）中，叫他的后妃们拿着各种宝器，互相投击，在许多价值连城的宝器的破碎声中，欢笑取乐。
隆昌元年（萧昭业年号，即公元494年）7月，在中书令（中央政务机构——中书省的长官）萧鸾（齐武帝之侄）的策划下，萧昭业被杀身亡。孟武伯问孝，孔子回答：“父母惟其疾之忧。”当父母有病时，孝顺的儿子，总是忧心如焚。而萧昭业在其父有病期间，竟能开怀畅饮；祖父病危，他又以37个喜字表示庆祝。如此看来，萧昭业看重的只是皇位，为窃取皇位，什么爱心，什么孝道，什么亲情，什么人性、良知，他都可以踩在脚下了。“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白居易骂吴起的这两句诗，同时也可以用来赠给萧昭业。吓破了胆的书生
南齐武帝病危时，中书郎（中央政务机构——中书省的副长官）王融谋奉萧子良（齐武帝第二子）继皇位，未遂。郁林王（萧子良之侄）即位才十天，便把王融当做头号政敌处死了。
有一位名叫魏准的太学生，曾想借拥立新帝之机，出一把力，以便借此捞取高官厚禄。所以，当王融拥戴萧子良时，魏准曾极力为王融鼓励、打气，很想一举促成此事。及至王融被处死，魏准也被当做王的同谋者，召入中书省来问罪了。
魏准一听说要向他问罪，顿时吓得战战兢兢，一命呜呼，整个尸体，都呈现出青色。当时人们判定：必是胆破所致。真有吓破胆的，魏准就是这样的书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如果真是学了其中的仁义之道，“天下为公”之道，不去追名逐利，更不想通过攀高枝的歪门邪道来捞取高官厚禄，魏准就不会卷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而招致胆破身亡了。徐摛受宠遇 朱异起忌心
南北朝时期，给梁朝太子萧纲讲学的徐摛，其诗文华而不实，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宫体”，在东宫中甚为流行。梁武帝听到这一情况后，心中极为不满，决定召见徐摛，严加责问。
然而，武帝没有料想到，徐摛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回答得如此明快、敏捷，言辞、思想都大有可取之处。这使武帝的不满情绪，顿时平息下来。接着又向徐摛问及儒家经史及佛教教义等问题，徐摛侃侃而谈，旁征博引，对答如流，这更使武帝惊异、赞叹不已。从此，武帝对徐摛的宠遇，与日俱增。
这不禁引起了以深通经书为武帝所看重的领军（掌军政的大臣）朱异的忌恨。朱异对自己亲近的人们说：“徐老头出入两宫，其受宠的程度已超过我等，渐渐有一种咄咄逼人之势了，我必须对他早作处置！”
于是，朱异便别有用心地欺骗梁武帝说：“徐摛年老，又喜爱泉水、山石，他的意向是在能得到满足他的这种喜爱的地方安心养老。”愚蠢的梁武帝信以为真，便召见徐摛说：“新安（属今安徽省）大好山水！”这样，徐摛便莫明其妙地被赶出朝廷，去当新安太守（新安的长官）了。卑劣的人，比不上别人的才学，便会对那人竭力诽谤、排挤。朱异便是此类卑劣者。然而，假如梁武帝不是那样愚蠢，不偏听偏信，朱异排挤徐摛的阴谋又怎能得逞！丢尽国格人格的卢昶“人谁不死！怎能为了活命，而甘愿将自己跟牛马等同起来，屈身辱国，纵不远惭苏武，独不近愧思宁！”
这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痛骂他的臣子卢昶的一段名言。
延兴元年（南齐海陵王年号，即公元494年），南齐海陵王即位，北魏派遣员外散骑常侍（较高贵的皇帝的近侍官）卢昶、谒者（掌引见臣下、传达使命的官员）张思宁等出使南齐访问。当南齐明帝废海陵王自立，北魏派兵攻打南齐的时候，卢昶、张思宁等还滞留在南齐的首都建康（即今南京市）。南齐人痛恨北魏的入侵，把满腔愤怒往北魏的使者身上发泄，拿腐米、臭鱼、碎草、烂豆给卢昶、张思宁等充饥。张思宁严词抗议、拒绝用餐，壮烈牺牲于宾馆中；而卢昶面对这种难堪的侮辱，竟吓得战战兢兢，浑身冒汗，涕泪交流。为了苟且偷生，他居然像牛马一样，低头饮啄起来，丢尽了人格和国格。
励精图治的北魏孝文帝岂能容忍这样的怕死鬼、窝囊废。所以，当卢昶回国，孝文帝痛骂了卢昶一番以后，便随即将其罢黜为民了。卢昶、张思宁一同出使，后者铁骨铮铮，有自尊，有气节，虽死犹生；前者苟且偷生，甘受侮辱，丑态毕露，虽生犹死。北魏孝文帝痛骂卢昶的一段名言，既赞扬了苏武、张思宁，又鞭挞了卢昶的丑恶灵魂，有破有立，义正词严，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的警句。胡编乱造的史笔“什么东西！敢对我魏收变脸、发脾气！我要抬举你，就能使你上天；我要压制你，就能使你入地！”这是魏收主持编写《魏书》时，常说的一句话。
天保二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年号，即公元551年），高洋命中书令（中央政务机构中书省的长官）兼著作郎（编写国史的官员）魏收编写由拓拔珪创建的北魏王朝的兴亡史。魏收利用自己的职权，凭个人好恶及亲疏关系，任意进行取舍、褒贬。他推荐的史官都是一向趋附自己的人，凡事都由魏收做主，史官的祖先、姻戚以及向他行贿的人，跟他有亲善关系的人，多列史传，且不惜违背事实，用美言加以粉饰、夸张；而跟他有旧怨的人，则多使之埋没，甚至有意隐善扬恶。
书成后，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公愤，被称为“秽史”。诸家子孙，为此而向朝廷投诉的，前后有一百多人。有人控诉此书该予记录的家世职位，却没有记录；有人控诉此书对其祖先妄加诽谤……然而，昏庸的皇帝高洋竟公开庇护魏收，把一些控诉的人，下狱治罪；同时也被迫发出了《魏书》“且不施行”的命令。以后，历经北齐第三、四代皇帝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修改，始成定本流传至今。
魏收在《自序》中妄称，因创立西汉有功曾被汉高祖封为高良侯的魏无知是他的七世祖。汉初距魏收的出生年代有七百余年，在平均寿命远不到100岁的古代，魏收怎么可能是魏无知的七世子孙！即此一端，就可见魏收手握的是怎样的一支胡编乱造的笔了。翻开历史来看，在古代的一些有识之士中，能称得上“胸中有正气，手中有直笔”者，还是不少的。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历来爱戴李广，然而他在写李广传时，除了写他的武艺高强、智勇双全外，也同时写了他的官报私仇等缺点，决不因偏爱而掩人之短。撰写《三国志》的陈寿，他的父亲曾受到过诸葛亮的惩罚，但陈寿写诸葛亮传时，却公正地把诸葛亮的才干及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都写得非常出色，决不因私怨而弃人之长。无论写史、写其他文章，都应像司马迁、陈寿那样，据事直书；决不可像品质恶劣的文痞——魏收那样，凭个人好恶胡编乱造。讨好了妃子 贻误了战机“地道打通了！”“胜利在望了！”
欢呼雀跃的将士们，个个如同箭在弦上，只待一声令下，便会迅速地通过地道向敌方所占领的城内冲去。
上述战斗情况，发生在公元576年，地点在平阳城（属今山西省），交战双方是北齐和北周。北齐的统治者高纬，是个荒淫无道的皇帝，他穷奢极侈，无心治国安邦，只知成天陪着他所宠爱的冯淑妃吃喝玩乐，搞得民穷财尽，众叛亲离，国脉危如累卵。雄才大略而又颇得人心的北周皇帝宇文邕，抓住这个时机，向北齐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齐兵不堪一击，节节败退，好不容易在平阳城包围了周兵，而周兵却打得很顽强，无不以一当百，齐兵根本不可能从正面攻进去，只好进行“地道战”。然而，正当地道已打通，北齐将士想乘势入城之际，却突然听到高纬的一声大喝：“且止！”将士们只得止步待命了。
高纬为什么要阻止将士们即刻进城呢！原来他心里只有冯淑妃，正想用战斗中的热闹情景，引得冯淑妃的一笑。于是，他便利用将士正焦急待命之际，派人请冯淑妃来参观。而冯淑妃却磨磨蹭蹭，用了不知多少时间来梳妆打扮，等到披金戴银、浓妆艳抹的冯淑妃到来时，守城的周兵，已经用木头把好不容易打通的地道，塞得无隙可入，差一点到手的平阳城，就因高纬、冯淑妃这样地贻误了战机，而无法攻克了。
公元577年，北周终于灭了北齐。高纬当了北周的俘虏，随后又被灭了族。看上段故事，莫要误以为高纬与冯妃有不同寻常的爱情关系。须知：爱情是建立在为正义事业共同奋斗的基础之上的。高、冯绝没有这种爱情基础，前者讨好后者，全出于好色的卑劣用心。好色之徒连破家亡国都在所不顾，贻误战机又算得了什么呢？4 隋唐时期郭衍的“忠”
隋炀帝登基后，只是一味迷于声色，腐化享乐，越来越懒得过问朝政。光禄大夫（宫廷宿卫及诸官之长）郭衍面对这种情况，不但不以逆耳之言相告诫，反而投其所好，来了一个推波助澜：劝炀帝不必天天面见大臣，每隔五日，来一次临朝听政也就行了。他装出一副万分关切炀帝的姿态，对炀帝说：“千万别效法你的父亲隋高祖，他那样勤快，那样辛苦，到头来也只是落了个一场空而已！”
这位郭衍往日就是靠阿谀奉迎，赢得了炀帝的宠信，因而得以爬上高位的。现在的这一番话，更使炀帝以为他对自己确实是一片忠心，于是，炀帝便喜笑颜开地发表感慨说：“唯有郭衍，心与朕同。”炀帝竟将专会阿谀逢迎的“帮闲”者——郭衍引为心腹，而对一切直言敢谏的人，则视为仇雠，恨不得斩尽杀绝，这怎能不导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古有王世充 尽搞“假大空”
巍峨的府门外，赫然竖起了三块牌子，牌子上写明了这样三个要求：“一求文学才识可以济时救世的人；二求武勇智略可以冲锋陷阵杀敌的人；三求身有冤屈、受到压制而没有得到伸张的人。”
竖立这牌子的人是谁呢？就是隋末唐初的河南一带地方的武装割据者、并曾自立为帝的王世充。不明真相的人，仔细看了这“三求”后，真以为这位王世充心怀大志，求贤若渴，很想干出一番治国安邦的大事来。抱着这种希望，每天向王世充上书言事的有好几百人之多，世充都一一接见，亲自阅读他们的呈文，还殷勤地加以鼓励、安慰、劝谕，哄得他们人人自喜，以为王世充会对他们言听计从。谁知王世充在牌子上所宣示的和他在接见人们时所讲的全是假话、大话、空话，一样也没有实行。至于下面的那些士卒奴婢，王世充也照样用甜言蜜语取悦他们，俨然是他们的救世主，而实际上都不给他们任何恩惠和施舍，只是给他们开了些空头支票而已。王世充最后落得众叛亲离，一些有才干的人都归顺了唐高祖李渊，致使他兵败降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他尽讲假话、空话，处处失信于民。据《资治通鉴》记载：王世充的将领秦叔宝、程知节，正是因为痛恨王世充“多诈”，认为“世充气度窄而多妄语”，才毅然向李渊投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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