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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8 03: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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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鑫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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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陵历史之谜

皇太极陵历史之谜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皇太极陵历史之谜作者:徐鑫排版:AGOOD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1-01ISBN:9787205077372本书由辽宁无限穿越新媒体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陵墓,历史的影子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存在276年(1636—1911)。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清王朝的历史地位具有无可替代性。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缓和中华各民族之间关系,促进中国版图的完整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这个王朝的第一个皇帝——皇太极,他与清朝的诞生、满族的发展,以及华夏政权的统一,都有着重要的联系,他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史称崇德帝。

崇德帝,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申时(1592年11月28日),死于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亥时(1643年9月21日),终年52岁。作为大清王朝的创立者,皇太极在治国方略上很有独到之处。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他自小就磨炼了意志,锻炼了政治头脑,培养出了宏伟远大的志向,这些都为他最终夺取政权做了准备。作为勇敢和智慧的统治者,上台后,他锐意改革,巩固政权,更换国号,正确对待汉文化等,这些都促成了他青史留名。也正因此,皇太极的个人经历和事迹也就比较受人关注。

纵观皇太极的一生,虽然战功赫赫,治国政绩斐然,但留给世人更多遐想空间的还是他的个人生活。他生活中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女人,皇太极因为政治多了女人,也因女人而增强了政治。生前的传奇与趣味、惊险与浪漫,都是他52年生命的真实写照。皇太极也是清朝皇帝中与女人故事较多的一位。

生前故事多,死后也传奇。一代英主皇太极,事业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离奇地死去。死后的皇太极火化后被葬入了沈阳北郊的陵墓——昭陵。陵址的美丽传说,陵寝的奇特规制以及神秘的地宫,这些历史的影子同样令世人兴趣十足。然而,人们在兴奋之余发现,作为昭陵的附属陵寝——皇太极的皇后陵即昭西陵,里面更是神秘多多。一是,昭西陵居然建在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附近的清东陵;二是昭西陵竟然被建在了清东陵的风水墙外;三是陵寝的规制十分奇特;四是昭西陵的墓主人就是清初疑案“太后下嫁”的女主角——孝庄文皇后。

在历史的长河中,原本就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疑案和不解之谜,虽然历史工作者力图在浩瀚的档案里寻找线索,诠释和还原那些历史真相。然而在现实研究中,仅凭那些库房里面的档案,还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

当前,研究古墓成为解决那些历史之谜和历史疑案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历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新课题。于是,文字档案与古墓相结合研究成为了研究历史的新方法。

为了更好地将皇太极和他的后妃死后的另一面历史——陵寝史较为完整地介绍给读者,本书从皇太极的继位和死亡处开始说起,进而介绍皇太极陵墓及陪葬墓的历史概况,在介绍陵墓的规制和演变的同时,将陵墓之谜与历史疑案也融入其中,将读者带回昨天的记忆,穿越时空与古人零距离接触,辨别历史的真相、诽传和猜测。

本书中介绍的陵墓共包括四座,即今辽宁省沈阳市的昭陵和昭陵妃园寝,河北省遵化的昭西陵和老贵人园寝。徐鑫序章由“寡妇看门”说起

在北京东北约260里的地方,即河北省遵化市的马兰峪境内的昌瑞山之南有一处规模宏伟的古陵墓建筑群,它就是驰名中外的清朝帝后陵墓群——清东陵。清东陵全景

清东陵自康熙二年(1663)二月始建,到1935年葬入同治帝的最后两位皇贵妃结束,在长达272年间共葬有清朝的5位皇帝和151位后妃及1名皇子。在这些埋葬的帝后妃中,可谓是历史名人众多,其中有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帝顺治帝;有中国历史上当皇帝时间最长的康熙帝;有寿命最长、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有为躲避洋兵而客死热河避暑山庄的咸丰帝;有寿命较短、与母不和的同治帝;还有两度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的慈禧太后等。不仅如此,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也是为了凸显皇陵风水的陪护之势,在清东陵的风水红墙外还建有许多王爷、皇子、保姆、大臣等人的陪葬墓。这些陪葬墓中的墓主人都非等闲之辈,有顺治帝的皇四子荣亲王、乾隆帝的端慧皇太子;有顺治帝的皇二子、曾率军征讨叛军的大将军裕亲王福全,有两立两废的皇太子允礽,有文武双全、能征惯战的康熙帝皇长子允禔,有曾与雍正帝争夺皇位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允禵,有为顺治帝殉死的侍卫傅达礼,有哺乳幼帝有功的4位皇帝的保姆,有被乾隆帝称为“第一宣力大臣”的大学士傅恒,有孝庄文皇后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等。清东陵的建筑等级森严,皇帝、皇后的陵寝用黄色琉璃瓦盖顶,而妃园寝和亲郡王园寝用绿琉璃瓦,其他陵园用布瓦盖顶。因此在清东陵,无论是陪葬墓还是陵墓的规制,这些无疑都处处显示出皇陵的等级与皇帝的尊贵。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清东陵大红门的东面、风水墙外,竟然孤零零地有一座黄琉璃瓦覆顶、规制也很完备的皇陵,此陵被称为昭西陵,墓主人则是大名鼎鼎的清初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

古制,皇后死于皇帝之后,如果不能同穴合葬,也要在皇帝陵附近建陵相伴。如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死于顺治帝之后,不便打开顺治帝的孝陵地宫与之合葬,于是就在孝陵的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单独建陵,取名孝东陵。按照这种制度,孝庄文皇后死后的遗体应该运到沈阳的昭陵与自己的夫君——皇太极年轻时的孝庄文皇后像合葬,或者在昭陵附近择地单独建陵。但事实上,孝庄文皇后死后,她的遗体不仅没有被葬入昭陵,反倒以皇太后之尊、清东陵所有墓主人中辈分最高之身,被葬在了清东陵风水墙外的大门东侧,这是什么原因呢?在东陵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孝庄文皇后生前为了辅佐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顺治帝,以及为了满足长期的空房寂寞,于是就下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多尔衮。在封建社会,由于这种与乱伦无异的嫂叔婚配发生在帝王之家,着实让皇室成员和朝臣感到无比的耻辱和羞愤。因此在孝庄文皇后死后,清皇室为了惩罚她,也同时为了警告后人,就将她葬在了清东陵的风水墙外大红门东侧,令其顺治帝半身像在阴间看守子孙的大门。也有传说葬在东陵风水墙外是孝庄文皇后自己决定的。因为孝庄文皇后自知自己的下嫁行为深为社会所不齿,很对不起夫君皇太极,自己没有脸面在阴间面对皇太极,于是就让孙子将自己葬在了远离皇太极的清东陵看守大门,借此陪伴自己的儿子顺治帝。民间称孝庄文皇后与多尔衮之间的暧昧事件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于是,按照东陵地区的这种民间说法,昭西陵建在清东陵的大门外,则是清初疑案“太后下嫁”的又一个有力旁证:即这在另一个侧面表明了清皇室承认孝庄文皇后确实与多尔衮之间存在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婚配行为。那么,上述说法到底成不成立呢?孝庄文皇后的陵墓位置和“太后下嫁”之谜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我们先来谈谈孝庄文皇后的陵墓为什么会建在东陵以及她的陵墓位置为什么这么特殊等两个问题。清朝皇陵分布图多尔衮像

关于孝庄文皇后葬在东陵的原因,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孝庄文皇后死后,其遗体没有火化而是用棺椁装殓的。皇太极死时,按照满洲旧俗,皇太极的遗体火化后装入骨灰坛,而孝庄文皇后死的时候,满洲皇室已经接受汉俗,不再火化遗体,采用棺椁装殓。棺椁要是与骨灰罐放在一起,不伦不类,因此不能合葬。死于孝庄文皇后之前的孝端文皇后,因为死后的遗体是火化的,所以孝端文皇后的骨灰坛就被送到关外与皇太极骨灰一起合葬。因此,孝庄文皇后死后的遗体没有与皇太极合葬,其原因是孝庄文皇后遗体没有被火化。

以上说法,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在皇太极陵墓附近另建皇后陵。也没有解释不合葬就要葬在东陵的原因。

二、孝庄文皇后葬在东陵,是她自己的遗愿。对于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建在清东陵之事,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帝曾有谕大学士、内务府总管等的一段话:

太皇太后疾大渐时,谕朕曰:“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谆谆降旨,朕何敢违!伏思慈宁宫之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曾向朕称善,乃未及久居,遽尔遐升。今于孝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

清东陵守护官员所编辑的《昌瑞山万年统志》上也有类似的记述:清东陵孤本档案《昌瑞山万年统志》书影

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若另起茔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汝父子,不愿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

按照以上记载,孝庄文皇后死前留有遗嘱,在遗嘱中阐述了主要两点:

1. 卑不动尊,自己不能与皇太极合葬。

2. 自己希望留在遵化陪伴顺治帝和康熙帝。

也就是说,葬在东陵是孝庄文皇后自己决定的。

既然孝庄文皇后有这样的遗嘱,那么,作为与祖母感情最深厚的康熙帝只能遵照遗嘱,将孝庄文皇后安葬在大清国在遵化马兰峪境内的新的皇家陵园。

陵寝位置选好了,接下来怎么个安葬法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此,民间有这么一个传说:孝庄文皇后死后,康熙帝令人抬着孝庄文皇后棺椁来到了马兰峪境内的清东陵大红门前,突然棺椁沉重了起来,无论杠夫怎么使劲,都无法移动棺椁寸步。护送官员没有办法,只得将此事上奏给康熙帝,康熙帝一时竟然也没有了主意,夜间康熙帝做了一个梦:梦中的祖母对他说,棺椁停灵的地点就是风水宝地,可以即地为她建陵。于是康熙帝命人在那里为孝庄文皇后建立了陵墓。

其实,孝庄文皇后的陵墓之所以建在清东陵的大门左侧,是有以下三个原因的:

一、辈分最高、且是女性,不能葬入风水墙内。清东陵最好的风水及主要位置已经被顺治帝占用了,她不能祔葬在身边。封建制度下,不管她身份地位怎么高贵,都不可能高过男性天下的皇帝地位,因此她儿子不可能为他腾让出最为尊贵的皇陵位置。

二、左为贵,且地势佳。在方位上,古人认为左尊于右。在地理位置上,昭西陵位于清东陵的左侧即为大红门的东侧,且那里的地理风土适合建陵,而大红门的西侧,不但地势低洼,还靠近西大河,不适合建陵。因此,大红门的左侧是最佳的陵寝选址,孝庄文皇后的陵墓只能建在那里。

三、表明与清东陵不属于同一皇陵体系。清朝皇后陵名都是与先帝陵名为主的,再附以与皇帝陵方位而形成的。比如,顺治帝的皇后陵在顺治帝的孝陵的东侧,其名称就是“孝东陵”。孝庄文皇后的陵在皇太极的昭陵的西面,所以称之为昭西陵。清朝皇家之所以将昭西陵建在风水墙外,其用意是证明孝庄文皇后的陵与远在关外的昭陵是同一体系,陵寝虽然建在了清东陵,但却还是昭陵的附属陵寝。

由此可见,孝庄文皇后的陵墓建在清东陵并在大红门的左侧,与历史疑案“太后下嫁”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硬牵扯说有关系的话,反倒只能说明孝庄文皇后没有“下嫁”。这道理很简单,作为最为尊贵的帝王之家的清皇室,如果真承认孝庄文皇后是“下嫁”了,由于当时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肯定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家丑不可外传”是首先最应该做的事情,清皇室会想尽办法消除“下嫁”这件事情的影响和传播,根本不可能会将这件事情作为“家丑”而宣传的,这是基本常识。

历史是个大舞台,在力求真相的同时,百家争鸣,言论多种,其本身就是对历史疑案的解释和延续。在没有发现新的有力证据前,还是先对“太后下嫁”这个历史疑案存疑更为稳妥。

在历史上,孝庄文皇后和皇太极同样都是世人喜欢谈论的人物,提到皇太极不能不提孝庄文皇后,提到了孝庄文皇后也不可能不提到皇太极。每当提及清初伟大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的时候,大家自然都会想到更为传奇的皇太极的事迹,现在,就让我们拂去历史上的尘埃,看看皇太极这个神一样的人物以及他的传奇人生吧。第一章白山黑水间的巨人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因兵败明朝宁远城受伤死去,后金的政权出现了一时真空,经过一番激烈的内部斗争,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最终胜出。上台后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革除陋习,加强皇权的统一。他还审时度势,改换族名,建立新国号,并最终统一了辽东全境。然而正当事业蓬勃发展时,他却突然地离奇死去。一、看似平静的继位

天命十一年(1626)即明天启六年八月十一日,后金汗努尔哈赤在沈阳东四十里的叆鸡堡黯然死去。《清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对于这一事件有着这样的记载:(七月)癸巳(二十三日),上不豫,幸清河坐汤。八月庚子朔,丙午(初七日),上大渐,欲还京,乘舟顺太子河而下。使人召大妃来迎,入浑河。大妃至,泝流至叆鸡堡,距沈阳四十里。庚戌(十一日),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年六十有八。努尔哈赤死了,但死去的只是他的生命,他的名字和事迹却已被载入了史册。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显祖塔克世的长子,母亲喜塔拉氏,大清国的奠基人。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其父、祖被明军误杀后,他被授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但他以此为借口,立誓为父、祖报仇,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了统一东北的战争,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已经基本统一了努尔哈赤半身朝服像女真各部。翌年正月,他在赫图阿拉城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即汗位,建立后金政权,建元天命。后金政权的诞生,为其后将近300年的清朝史拉开了帷幕。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借口起兵反明。天命十年(1625)迁都沈阳。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围攻宁远城,被袁崇焕打败负伤而回。同年八月十一日从清河返回沈阳,因痈疽突发死于途中叆鸡堡,终年68岁。天聪三年(1629)二月十三日迁葬福陵。庙号为:太祖。经累朝改谥加谥,最后谥号全称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努尔哈赤已平静地死去,留下的却是汗位继承带来的内部激烈的斗争。当时,努尔哈赤的子侄很多,其中儿子就有十六个,最年长的是代善46岁,最年幼的是多铎13岁,之前,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因遭到了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和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等人的联名控告其有血腥报复众人的罪名,被努尔哈赤囚禁两年后处死。按理说,老皇帝临死前应该公布汗位最终花落谁家,但是努尔哈赤却在临死前也没有确定汗位的继承者。对此,《清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上于国家政事,子孙遗训,平日皆预定告诫,临崩,不复言及。

虽然努尔哈赤临死前没有确定继承汗位的人选,但在他临死前的一个月,因身体状况不好,制订出了一项被称为“八王共治”的办法。按照后金的这项政治制度,新汗的继承办法是八和硕贝勒推举嗣君。即嗣君由八王推举,嗣君在八王中产生。

后金的国体,是军事农奴主阶级的专政,在政治、军事、社会和宗族上,实行的都是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女真氏族社会特有的军事组织。当时三百个男丁编成一个牛录,五个牛录为一甲喇,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各牛录、甲喇、固山的长官都叫“额真”,如牛录额真(即佐领)、甲喇额真(又称扎兰厄真,即参领)、固山额真(又称固山厄真),固山额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又称梅勒额真,即副将)。“固山”满语意思为“旗”,“固山额真”意为“旗主”,即旗的长官。固山额真虽然是旗主长官,但并不是旗下所有人的主人,八旗的真正主人是“和硕贝勒”,“和硕”满语意思为一方、一隅的指挥带头人,“贝勒”是女真部落的一部之长,“和硕贝勒”的意思一方面是女真人的主人,还是所在旗的所有人、包括固山额真在内的主人。“和硕贝勒”与“固山额真”之间是主仆关系或君臣关系。学者称他们为“主旗贝勒”或“领旗贝勒”。据记载,努尔哈赤时期的主旗贝勒为:正黄、镶黄二旗的主旗贝勒是努尔哈赤;正红、镶红二旗的主旗贝勒是代善;正白旗的主旗贝勒是皇太极;镶白旗的主旗贝勒是杜度;正蓝旗的主旗贝勒是莽古尔泰;镶蓝旗的主旗贝勒是阿敏。八旗兵铠甲

据《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皇太极即位后,镶黄旗的主旗贝勒是阿巴泰;正白旗的主旗贝勒是多铎;镶白旗的主旗贝勒是多尔衮;正红旗的主旗贝勒是代善;镶红旗的主旗贝勒是岳托;正蓝旗的主旗贝勒是莽古尔泰、德格类;镶蓝旗的主旗贝勒是阿敏、济尔哈朗。

又据朝鲜史料记载,皇太极是正黄旗的主旗贝勒。镶黄旗的主旗贝勒还有豪格;正红旗的主旗贝勒还有萨哈廉;镶红旗的主旗贝勒还有杜度。

后金的政体,是君主集权制下的八大贝勒共治体制,八和硕贝勒即常说的八王,也就是后金的旗主贝勒,他们既是后金政权机构的权力代表,又是权力的执行者。八大贝勒的地位和权力,在当时的后金是有政治支持和法律保障的。据《清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天命七年(1622)即明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颁布实行八王共治国政的《汗谕》:

继朕而嗣大位者,毋令强梁有力者为也。以若人为君,惧其尚力自恣,获罪于天也。且一人纵有知识,终不及众人之谋。今命尔八子为八和硕贝勒,同心谋国,庶几无失。尔八和硕贝勒内,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位。若不能受谏,所行非善,更择善者立焉。择立之时,若不乐从众议,艴然变色,岂遂使不贤之人,任其所为耶!至于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或一人心有所得,言之有益于国,七人宜共赞成之。如己既无才,又不能赞成人善,而缄默坐视者,即当易此贝勒,更于子弟中,择贤者为之。易置之时,若不乐从众议,艴然变色,岂遂使不贤之人,任其所为耶!若八和硕贝勒中,或以事他出,告于众,勿私往。若入而见君,勿一二人见,其众人毕集,同谋议以治国政。务期斥奸佞,举忠直可也。

努尔哈赤的《汗谕》是对八王共治制度内容的具体解释和明确规定:

一、明确确定了八和硕贝勒的议政王政治体系基础。

二、强调以八和硕贝勒为共同联合执政,平衡八和硕贝勒的权力和利益之争。

三、禁止八和硕贝勒之间私下议论国政和单独见新汗。

四、新汗由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产生,八和硕贝勒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罢免权。

以上是来自后来编撰的《清实录》记载,而据《满文老档》记载,还有一些琐碎的规定,如国主在一月之内,要于初五及二十日升殿,八王可以经共议后分设满、蒙、汉官员各八人协助办事,以及八王中如有人不牢记父汗训言、不听从众兄弟劝告悖理行事,可以定罪,甚至监禁等。

八王共治国政宣布后,因老国君努尔哈赤还在,于是只是部分实施新国政。如八旗贝勒定期在大政殿“审事”;处理下级官员任免的备案;八旗分别缮录奖惩档子,各旗奖惩升降官员;后金向汉人下达命令,“皆以八王之书颁发”,等等。

其实,努尔哈赤在后金政体上的改革,仅仅局限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新汗与八和硕贝勒之间的关系,排挤异姓皇亲于最高权力之外。在天命时期,后金的实际统治权是在汗和四大贝勒手中掌握,汗是努尔哈赤,四大贝勒则是努尔哈赤的四个有才且年长的子侄,即二子代善,又称贵永介,因赐号古英巴图鲁也称贵盈哥,或大贝勒,后封礼亲王;侄阿敏,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的次子,又称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又称三贝勒;八子皇太极,又称四贝勒。在颁布“八王共治”之前的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实施的是四大贝勒“共理机务”,天命六年(1621)二月,四大贝勒又是“按月分直”,当时“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即每人一个月当班处理国家政务。而这次通过改革之后,后金政体的原四大贝勒议政形式通过增加四小贝勒而变成了八和硕贝勒议政,并想借助增加的诸小贝勒的势力监督和牵制四大贝勒,以此平衡和限制四大贝勒权力的爆发,因为只有彼此之间的地位平等,权力相同,才能做到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在推举新汗时,也不会受到某一方稍强势力的控制与操纵。

努尔哈赤以八王共治国政的贵族会议方式建立的后金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新老汗权的过渡起到了平稳作用,然而当新汗一旦产生后,由八王共议国政的贵族权力机构必然因新汗“南面独坐”而失败。努尔哈赤在人到暮年时将汗权过渡给八和硕贝勒而以此实施共治国政,显然他的真正目的是为自己准备后事,平衡和制约八和硕贝勒权力是为了不出现因争夺权力而出现血腥政治。

实际上,八王共治的国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诸小贝勒的地位,分散和削弱了四大贝勒的权力,但并未真正使八和硕贝勒之间的权力达到平衡。四大贝勒占主导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最有希望竞选汗位的人也就是四大贝勒,然而,由于二贝勒阿敏不是努尔哈赤的直系,因此被排除汗位的候选人,这点阿敏贝勒心里也很清楚,所以在推举人选时,曾提出率自己的镶蓝旗“出居外藩”,另立门户,但未能如愿。于是,四大贝勒中只有代善、莽古尔泰和皇礼亲王代善像太极才是汗位的最强有力候选人。

代善,虽为大贝勒且“能得众心”,但性情“宽柔”而缺乏“威暴桀骜之势”,之前的天命五年(1620)三月,因被揭发与努尔哈赤的大福晋乌喇纳喇氏(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的生母阿巴亥)有暧昧私情,同年九月又虐待其子岳托致使他逃亡明朝等事件,努尔哈赤斥责代善:“像你这种人如何够资格当一国之君?”因此代善在名声扫地的同时,也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并被削夺一旗,自知无力与皇太极抗争。

莽古尔泰,本来势力和威望就不及代善,又因性情鲁暴,为了表示自己对努尔哈赤的忠心,将天命五年(1620)二月因“窃藏金帛”获罪的生母杀死,影响恶劣。因此与汗位的缘分也是极其渺茫的。

皇太极,则将卒精锐,智勇双全,战功独多,“奢得众心”,当时的年龄又仅有35岁,可谓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

从以上三人的实力来看,四贝勒皇太极是汗位继承的不二人选。皇太极年轻时画像事实上也证明,皇太极的实力和威望果然是非同一般。

据《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

天命十一年八月庚戌,太祖高皇帝崩,大贝勒代善子贝勒岳托、萨哈廉兄弟共议,至其父代善所,告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协,其谁不从!”遂与岳托、萨哈廉定议。翌日,诸贝勒、大臣聚于朝,代善以其议告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诸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皆曰:“善。”议遂定。乃合词请上即位。

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我宁不畏皇考乎?且舍诸兄而嗣位,我又畏上天。况嗣大位为君,则上敬诸兄,下爱子弟,国政必勤理,赏罚必悉当,爱养百姓,举行善政,其事诚难,吾凉德,惧不克负荷也。”辞至再三。

三大贝勒及诸贝勒曰:“国岂可无君,众议已定,请勿固辞。”上又不允。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遂择九月朔庚午吉日。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即努尔哈赤死的当天晚上,代善的长子岳托、三子萨哈廉等两人决定推选汗位继承人,他们到代善的住所与其商量,推荐皇太极即汗位,代善赞同。第二天早上,他们来到朝堂上,将他们的意见告诉其他两位大贝勒及诸小贝勒,取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对此皇太极推辞:“皇考没有让我当汗的命令,若不让兄长当汗,就不能秉承皇考之前的志愿,也不能符合上天的安排,会很难统治朝臣和百姓的。”皇太极从上午的卯时(5—7)到下午皇太极朝服像的申时(15—17)这段时间推辞再三,诸贝勒及朝臣一再坚持敦请,最后皇太极才接受请求,答应继位。

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一日,皇太极于沈阳皇宫的大政殿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礼,定明年为天聪元年(1627),并大赦国内。九月初二日,皇太极与众大小贝勒一同拜天盟誓。皇太极宣誓“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三大贝勒宣誓要“教养”、“善待”子弟,并要求子弟“听其父兄之训”,“忠于君上”,“力行其善道”;诸小贝勒宣誓不背叛“父兄之训”,“尽忠于上”。作为父兄长辈,四大贝勒有教养子弟即诸小贝勒的责任;诸小贝勒则必须接受父兄的管束,以尽“子弟”的义务和责任。

皇太极的继位是很顺利的,显然他是八王共治的最大受益者,八王共治的结果令他能免遭众人合伙攻击。但努尔哈赤所制定的八王推举制度,只不过是将汗位继承的明争变成了暗斗。在这成功的背后,无时不在的充满了恐怖和残忍,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或多或少的都在含蓄地表明皇太极谋位已久。

一、据历史记载,天命汗权建立之前,已经58岁的努尔哈赤就已经考虑了继承人的事情,曾于万历四十年(1612)让自己的长子褚英执政,暗示将来他就是汗位的继承者。当时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褚英的生母佟佳氏是努尔哈赤的正室,相当于后来的皇后地位;二是褚英自小就有战功,先后被授予“洪巴图鲁”和“阿尔哈图土门”称号,前者为“勇士”之意,后者为“谋略”之意。由此可见,褚英不仅是长子,还智勇双全。虽然当时的满族没有立嫡长制度,但长子的身份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但后来的褚英不仅被努尔哈赤指责心胸狭窄,还遭到了四大贝勒和五大臣的联名控告,令他身败名裂的同时也死于非命。当时皇太极是四大贝勒中的四贝勒。

二、天命五年(1620)三月份,努尔哈赤的庶福晋德因察揭发代善与阿巴亥发生暧昧关系:“大福晋两次备佳肴送给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一次备佳肴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大福晋一天两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大约商量要事。大福晋又有两三次在深夜出宫院……”但从种种迹象表明,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者是皇太极。因为,以德因察的地位,她只能知道阿巴亥做过什么,不可能知道代善和皇太极都做过什么,因为这两个人居住在不同的府邸里。相当于皇后地位的大妃送饭给皇太极,很可能有笼络的意思。因此,即使皇太极不吃,他也不会直截了当让送饭的人带回去,只能做表面接受的样子出来。既然做出接受的样子,但还把没吃这件事情透露出去,显然是皇太极故意所为,以此陷害代善。

三、天命六年(1621)九月,阿敦“因挑唆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与四贝勒不和,诋毁国政,并用谗言挑唆其他小贝勒”,被“缚以铁索,囚禁于牢中”,后被处死。这就是被历史称之为的阿敦事件。也就是因此,代善跪在努尔哈赤面前,哭诉说皇太极要害死自己。这件事情除了说明汗位之争的残酷性,也说明代善与皇太极之间存有矛盾。

四、努尔哈赤死的第二天,即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二日,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的生母阿巴亥即努尔哈赤的大妃纳喇氏,被诸王以努尔哈赤有“遗言”为理由逼迫殉死。对此,据成书于崇德元年(1636)的《清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

后饶风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尔衮、多锋,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巳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的西北角。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呢?

原来,当时汗位的主要竞争者是代善和皇太极,但代善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对汗位的退让,而推举皇太极,于是这时与汗位有竞争能力的则成了小贝勒多尔衮兄弟。著名清史学者阎崇先生年在《清帝列传·天命汗》一书中认为,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份,后金八和硕贝勒的组成名单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小贝勒是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和济尔哈朗。据《旧满洲档》记载,天命五年(1620)的八和硕贝勒名单是九人,当时努尔哈赤是这样说的:

此后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八王为八和硕贝勒。为汗者,接受所给予的八旗人众,食其贡献,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贝勒若违犯扰乱政治的恶行,其余七位和硕(贝勒)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可杀则杀之。生活道德谨严,勤勉政事者,纵使治国之汗出于一己私怨,欲罢黜降等,其他七旗对汗可以不让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努尔哈赤的说法,当时的八和硕贝勒名单中没有代善的名字,而且还是八旗九王。原始档案上的多铎和多尔衮名字之间没有标点句号,据分析,当时多铎7岁,多尔衮9岁,因年纪太小,很可能是两人或与其兄阿济格三人共管一旗。所谓的“八王”实际只是一个泛指,八旗的各主旗旗主和与旗主有君臣上下关系的主旗贝勒等均可以被称为八王。有一点可以确定,代善在推举皇太极即位这件事中,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多铎像

又据记载,天命末年,当时多尔衮已经15岁,多铎已经13岁,颇受努尔哈赤的喜爱,由于年龄尚小,按照满洲习俗,多尔衮和多铎还没有分府独立生活即属于“未分家子”,因此可以分得死后的努尔哈赤产业即努尔哈赤领有的两黄旗,台湾学者陈捷先在《皇太极写真》一书中认为,当时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均没有分府,还称努尔哈赤死前将自己的产业即两黄旗分成四份,其中一份留给自己,另外三份给三兄弟。由于两人也是八王之中的和硕贝勒,他们的生母又是大妃,能控制着后宫,于是逼死他们的生母就可以减弱他们的势力而孤立他们。之所以说阿巴亥的死与皇太极继位有关系,还可从阿巴亥的死亡时间“辰时”与众贝勒推举皇太极继位的开始时间“卯时”来看,众贝勒是推举皇太极继位在前,逼死阿巴亥在其后,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扫清皇太极继位的障碍,有记载称皇太极是“英勇超人,内多猜忌”的人。

其实,皇太极的争权夺势早就有恶名。天命七年(1622)八月,都堂乌尔古岱额驸接受汉族官员赠送的黄金,随即将此事请示皇太极如何处理。皇太极指示他“不如暂留此金,以待事发。”这件事情被封锁后,当时只有皇太极和三小贝勒岳托、济尔哈朗和德格类等四个人知道,不仅其他三大贝勒不知道,就是努尔哈赤也不知道。这就是当时的乌尔古岱事件。皇太极的这种揽权行为,充分暴露出他争权的野心。

再后来,努尔哈赤严厉斥责皇太极不是真正的“贤明”从而对其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打击:

尔若贤良,则凡事秉公从宽处之,兄弟之间皆平等以待,相互敬爱。尔果独善其身,超越他人而行,致众兄于不顾,尔欲为汗乎?聚朝而散时,尔送众兄,则众兄之子弟必报尔,送尔至家,此方合礼仪耳。尔不送众兄,而众兄之子弟送尔,尔何故默然受之?尔之贤明何在?

从皇太极对这件事情的做法和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的斥责中可以看出,皇太极在继承汗位的行动上,采取的是打击三大贝勒、拉拢诸小贝勒的策略,让三大贝勒知道他的狠毒手腕儿不敢惹他,通过小贝勒对他的靠近孤立三大贝勒,小贝勒通过他也有依靠。

皇太极诸多暗含着暴力的清除策略大有成效,最有竞争汗位可能的代善,对皇太极感到恐惧的同时,更是感到了可怕的严重后果,因为他的儿子岳托等人都已经被皇太极拉拢过去。因此,当他的儿子岳托等与他说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时,他立刻表示了赞同。当然,这里所说的他表示赞同的说法,还是来自清朝官方的说法。事实上,当时的后金还是发生了争夺汗位的事情。

一、来自明朝的说法。担任辽东督师的王之臣与辽东巡抚向北京奏报:“奴酋奴儿哈赤死于沈阳,四子与长子争继,未定。”奴酋奴儿哈赤所指的就是努尔哈赤,称努尔哈赤为奴酋奴儿哈赤是对他的贬称。明朝熹宗皇帝也认为是这样的:“奴毙已真,其子争位,狡黠叵测。”从这里可以看出,代善与皇太极之间的争继已经被明朝方面探知。

二、来自朝鲜的记载。《李朝仁祖实录》称皇太极“其即位系夺立云”;对此,朝鲜的《丙子录》上记载更是详细:

建州虏酋奴儿赤,疽发背死,临死命立世子贵荣介。

贵荣介让位于弟弘他时曰:“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弘他时略不辞让而立。

另外,朝鲜李星龄在《春坡堂日月录》上还有这样一种记载:

奴儿赤临死,谓贵荣介曰:“九王子应立而年幼,汝可摄位,后传于九王。”贵荣介以为嫌逼,遂立洪太氏云,僭号天聪。

其中,上文中的“奴儿赤”指的是努尔哈赤;“贵荣介”指的是代善;“弘他时”和“洪太氏”指的是皇太极。“九王子”指的是多尔衮。

三、清朝官方记载中对此也有一些透露。《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称多尔衮罪状时写道:“擅自狂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

代善的后人昭梿在《啸亭杂录·续录》中有《明人论先烈王》一文记载:

尝读全谢山《鲒亭集》,载明人夏吏部允彝言曰:“东国乃能恪遵成命,推让及弟。又能为之捍禁边圉,举止与圣贤何异?其国焉得不兴?”盖谓先烈王让国事也。其时传闻异辞,尚不知先王拥戴文皇出于至诚,高皇帝初无成命也。

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大清国史宗室列传》中《代善》一文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天命)十一年八月庚戌,太祖上宾,代善于诸子最长,至功德茂异,夙有人君之度,众望尤属太宗,特诸贝勒大臣以次序素定,未敢言也。代善慨言与子岳托、萨哈廉自作议书,具言绍承大统,必得圣君,始能戡乱致政,以成一统大业,自顾德薄,愿共推戴太宗嗣位。

由上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皇太极继承汗位是由众贝勒推举是无需质疑的,但推举的过程中却是有争议和斗争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究竟期间发生过什么样的斗争,现在一切都只是猜测了,总之皇太极的继位并不像清朝官方记载的那么简单、容易。

胜者王侯。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即使其发生的过程中存在不合理、不合法的成分,但最终的结果却告诉世人,皇太极是以众贝勒推举的形式合法合理即位的,后金政权的天聪时代也由此开启,即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朝政,四人每人每月轮流分值。二、“南面独坐”

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登基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聪”,因此,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天聪汗”。

当时,皇太极掌舵后金汗位后,他面对的是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经济困难,而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由八王共同执政的政权,汗权陷于八王阻力,军国大计需要“共议”后方能执行。这一切现实问题都在告诉皇太极,他的帝王之路只是刚刚开始,后面的路还很长。不过还好,对着这些困难和阻力,皇太极早已胸有成竹,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于是他采取了国内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改革两手抓的原则:

一、猛药治国。即,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民地位。

努尔哈赤后期推行的一些国内政策,如降汉民为奴、“计丁授田”、满汉合居等,不但没有提高粮食的生产,反倒令民族关系紧张,经济则进一步恶化,“逃人法”和以暴制暴的屠杀式造成的结果是,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汉人的反抗呈现井喷式武装斗争。以至于皇太极即位后的半年时间内,粮食奇贵,每斗米价银8两,虽然不缺少银子,但却买不到物品。于是不仅频现抢劫、凶杀等恶性事件,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针对这些情况,皇太极做的是重点安抚汉人,重用汉官、汉儒等。皇太极即位后不久就连发三道命令,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五日发布的法令,赦免逃亡的汉民汉官;四天之后的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九日,皇太极又发布第二道法令,改善汉人的社会地位;天命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再次发布第三道法令,解放部分汉人由奴为民。这些措施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重新修订并颁布了《离主条例》,其中规定:奴隶和奴仆可以控告自己的主人,如情况属实,将治罪主人。满洲贵族和各级官员,不得擅杀自己的奴隶和奴仆,不得强奸属下的妇女等,用法律的形式对奴隶和奴仆的权利和生命给予了一些保护。后来甚至允许汉人逃跑,不予治罪,但逃跑之人不允许再回来,以此方便汉人选择居住明朝还是满洲地区的自由。皇太极大胆使用和重用汉官的做法,令很多汉官都成为了他的心腹大臣,为他出谋划策,制定国家大计。

二、文火改革。即改族名、建大清,削减八王权、改汗权为皇权。

皇太极即位后,他面对的政治格局是努尔哈赤留给他的八王共治,军国大事只有经过与三大贝勒为首的八王共议后才能贯彻执行,因此他虽然是后金的大汗,但是却没有努尔哈赤拥有的绝对权力。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战略家,皇太极深知,要想实现大业,就要打破这种政治格局,收回绝对的汗权,就必然要改革,而改革就意味着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成败可是关乎国家安危命运的大事,因此,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于是,皇太极不得不在日后的数年内寻找各种机会,消除三大贝勒对自己汗权的阻碍甚至对抗,增强汗权,取消八王共治,最后改汗权为皇权。

皇太极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主要采取了以下两条措施削弱三大贝勒权力:

一、通过增加官员和行政机构的办法,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

二、借口关怀和照顾,于天聪三年(1629)二月以自己弟侄辈诸贝勒执政方式削去三大贝勒的每月轮流执政权。

以上虽然能限制三大贝勒的一些权力,但并没有根除三大贝勒在统治集团所拥有的特殊地位:每当朝会、庆典、宴会和接见外臣时,三大贝勒均与皇太极有同等尊贵地位,即四人并列面南而坐,共同接受群臣的三跪九叩礼,三大贝勒与皇太极之间没有君臣礼,只行兄弟礼。三大贝勒和皇太极依旧共同参与国政。而他们则为了自身和本旗的权益,各行其是,甚至“掣肘”汗权。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时有发生。

于是,皇太极决定利用三大贝勒犯下的“罪状”打击他们:

一、以临阵脱逃、抢劫并屠杀百姓为罪名,囚禁了二贝勒阿敏。

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攻陷关内的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四城。天聪四年(1630)三月,皇太极令阿敏守卫这四城。同年五月,明军数万人进攻滦州,阿敏等未抵挡就私自撤退逃跑,逃跑前抢劫并屠杀了归降的汉官和全城百姓。由于阿敏未将皇太极离开永平时的谕令“宜严饬军士,毋侵害归顺之民,违者治罪”当回事。血洗全城的恶果令后金政治威信严重受损。同年六月七日,皇太极宣布了阿敏十六条罪状,其中以丢弃永平、屠杀降民罪最大。众议处死阿敏,皇太极免其死罪改为囚禁。

二、因与皇太极口角而拔刀示威,莽古尔泰被削大贝勒爵。

天聪五年(1631)八月,皇太极率军围攻明军大凌河城时,因攻城正蓝旗死伤惨重,莽古尔泰为请调整兵力之事与皇太极发生口角,争吵中手扶佩刀怒视皇太极,皇太极的侍卫无动于衷。当莽古尔泰的同母弟德格类制止莽古尔泰胡闹犯上行为时,莽古尔泰竟然拔出五寸长佩刀与其弟在皇太极面前示威。同年十月,因莽古尔泰“御前拔刃罪”被革去大贝勒爵位,降为一般贝勒,并罚银万两入官。

同年年底,制定朝见仪式时,参政李伯龙认为莽古尔泰已不是大贝勒,就无权再与皇太极并坐。皇太极借此机会,令人对此事讨论。老成圆滑的代善见此,自己提出:

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我等之下,方为允协。

皇太极对此很是满意,于是立刻给予了批准。

天聪六年(1632)正月,皇太极正式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制度,改自己“南面独坐”朝政。自此,皇太极的权威迅速上升,汗权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

三、借口代善宴请与皇太极关系不好的莽古尔泰之妹(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姐姐)哈达公主莽古济,皇太极用斥责方式打击了代善,并发动一场被史称“蓝旗事件”的大狱。

天聪九年(1635)九月初六日,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出哈布齐儿驻地迎接征伐察哈尔部后携带察哈尔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及其诸臣胜利归来的多铎。九月初九日,代善因见察哈尔汗的妹妹泰松公主富裕而娶之。九月二十四日,哈达公主因与皇太极关系不好,自己赌气先行回沈阳,路过代善营房前,代善让夫人接哈达公主进帐并宴请她,临走还送礼物和马匹。皇太极对此大怒,派人到代善及萨哈廉住所责问,之后自己扔下诸贝勒独自回了沈阳,关闭宫门不与诸贝勒大臣见面。九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在内殿召见诸贝勒大臣及侍卫,再次谴责代善故意与他作对,并以辞职要挟诸贝勒群臣。经过诸贝勒群臣在三恳请,皇太极才出朝听政,诸贝勒群臣拟定代善四条罪状,拟革代善大贝勒爵位,削和硕贝勒职务,剥夺十牛录人口,罚雕马鞍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萨哈廉也处罚鞍马银两等。皇太极在做最后决定时,从宽处理:免革代善贝勒职,免夺十牛录人口;对萨哈廉也从轻处罚。

而恰在这时,蓝旗密谋叛乱案被人揭发。

天聪六年(1632)十二月,蓝旗贝勒莽古尔泰“偶得微疾”,忽然“暴毙”,其弟德格类继任。天聪九年(1635)十月,德格类暴病而死。两个月后,哈达公主莽古济的属下有个叫冷僧机的人告发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称他们曾与莽古济、屯布禄、爱巴礼等人密谋叛乱。对于这样的控告,虽然当时有人怀疑真假,但对于皇太极来说,正是一个难得的打击政敌的机会。于是莽古济被处死,屯布禄、爱巴礼及“亲支兄弟子侄”俱被在街市上处以磔刑,莽古尔泰的一子被处死,余子及德格类之子都被降为平民。两贝勒的人口财产全部归了皇太极所有,只是将其中的一部分赏赐给了贝勒大臣。正蓝旗也归属了皇太极,成为皇太极亲自统领的上三旗,即正黄旗、镶黄旗和正蓝旗。其他五旗则为下五旗。清朝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将自己领的正白旗纳入上三旗,将正蓝旗降为下五旗,多尔衮死后,顺治帝正式将正白旗纳入上三旗,此后成为定制。

蓝旗事件是皇太极即位后与八王之间发生的权力斗争,是汗权打击“八王共治”的一个重大胜利。作为转折点,在这次事件之后,以大贝勒代善为首的诸贝勒,再次向皇太极宣誓尽忠,“竭尽其力,效忠于上”。皇太极铲除汗权阻力、控制八王权力的目的达到了。自此,八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力量上,均因处于劣势而无法与皇太极抗衡,皇太极的汗权在政治上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为皇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皇太极在改善民族关系、发展经济和改革政治、巩固汗权的时候,他做的更多的则是不断出兵扩充版图,即向东两次打击朝鲜,向西三征蒙古,向北三打黑龙江,向南五次远征明朝,新火炮的研发使用,建立蒙、汉八旗扩充军力,这些无疑都为后金的发展增加了物质和兵源上的保障。

皇太极的一生以武功见长,为进攻中原的大明王朝,为大清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就他本人在历史上的功绩而言,具有深刻影响并有价值和意义的却是这两件事情:一改族名“女真”为“满洲”;二改国号“后金”为“大清”。高瞻远瞩,具有战略眼光的皇太极,为了提高本民族的地位,为了能消灭明朝而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权,皇太极知道他必须这样做。

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号称天聪汗的皇太极发布了一道《汗谕》: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原本,清国源出建州女真,前代女真曾建金国,因此,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时,沿用与中原宋朝时期的金国国号,称自己政权为“大金”,后世称“后金”,借以与前代金国有所区别。从皇太极即位开始,到清康、雍、乾三朝,清朝统治者对自己原本隶属明朝管辖的建州女真各部给予否认。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领兵攻打锦州祖大寿,曾这样说:“尔国(指明朝)君臣惟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尔明主(指明朝皇帝)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从努尔哈赤建金国到皇太极改名、称后金国号时间为21年。后金改国名后,以前文献中有关“金国汗”字样均改为“大满洲国皇帝”,并在修撰的《太祖武皇帝实录》中使用“满洲”为国名,等等。

女真(又名女贞和女直),亦作女真族,是古代生活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在十五世纪初期,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满洲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至其子皇太极时期已基本统一女真各部,遂颁布谕旨,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族,即现在的满族,就是女真族改名后的称呼。

为了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就一定要改换本民族的称呼吗?

原本,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习惯和规矩,这只不过是皇太极在本民族集团内部人员思想上做的一种精神洗脑行为,即统一思想,也统一认识。于是,这样做就有了以下两个现实意义。

一、为了便于统一本集团的思想。皇太极时期的女真族,其民族人员成分是很复杂的,主体虽是四大部人,但同时也有很多外来民族加入的人员,如汉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的女真族,其内部实际上也分为很多的小群体,很不利于思想和认识上的统一。因此,把这个复杂成分的民族共同体变成一个新的民族集团,是相当有必要的。

二、为了改变外界对他们集团的原有形象而树立新的形象。历史上的女真族曾建立过广泛性的政权——金朝,并以此对当时占据长江以南的宋朝政权和人民不断地辖制和打击。以汉族为主体的民众,对金朝人恨之入骨,仇恨极大。宋朝之后的明朝政权,依旧是汉族皇帝,他们为了便于统治,也一直不停地宣传与金朝女真族的仇恨。改换民族称呼,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化解或降低汉族对本集团民族的仇恨。

自此,简称“满族”的满洲族名称正式载入了人类的文明史册。沈阳故宫大政殿

改变本集团名称,这只是为占据中原称帝做的第一步准备,因此,当皇太极完成对整个东北疆域统一后,为了体现新的政权和军事力量的诞生和存在,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即正式建立新的国家,国号为“大清”。《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对皇太极称皇帝与改国号为“大清”的记载

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即崇祯九年四月十一日,在沈阳皇宫大政殿,皇太极举行了隆重的登极大典。并按照中原大国传统仪式,举行了告祭天地仪式,其祭文为:

惟丙子年(1636)四月十一日,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

臣以眇躬,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边疆。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窃思恩泽未布,生民未安,凉德怀惭,益深乾惕,优惟帝心昭鉴,永佑家邦。臣不胜惶悚之至,谨以奏闻。

皇太极的祭文大概意思是说,我继位以后,经过10年的奋斗,依靠先辈的功德,获得民心,获得了做天子的玉玺,拓阔领土,现在很多人根据我的功劳,认为我可以上帝王尊号,但我认为还有明朝这个对手,不能上尊号,为了顺应民心,只能勉强做皇帝。正式建立大清帝国,改年号为崇德。

因皇太极称帝时是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以后用“崇德”年号,所以,皇太极就有了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他是清朝皇帝中唯一用过两个年号的皇帝。这也是出现清宫十二帝十三朝说法的原因。

尊号又称徽号,是尊崇皇帝的称号,是封建社会对帝王、皇后、皇太后的美称。当皇帝对国家有重大贡献、政绩、战争胜利或高寿、在位年久等情形时,朝臣就会给皇帝上尊号。皇太极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

国号,顾名思义即为一个国家的正式名称,中国古代国号就是一个朝代名称,历朝建国者第一要事即确立国号。国号很早就有,《史记·五帝本纪》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

年号,是封建皇帝执政纪年的名号。年号由西汉武帝首创,他的第一个年号为“建元”。改朝换代以后,新的皇帝即位,需要重新确定年号纪年,以显示奉天承运,上顺天道,下合人意。即每个朝代的每一个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叫做改元,当然也有中途改元的。封建皇帝每遇军国大事或重大祥瑞、灾异,常常改元。

皇太极即皇帝位的礼仪与程序,均是参照汉人制度。但在这些仪式中,却无处不在地体现出了各民族团结一体的含义,即在受封的人名和所需文字均用满、汉、蒙三种文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皇太极重视各民族关系和民族感情。

皇太极在祭文中所说的玉玺,据说是元顺帝的传国玉玺。相传这颗玉玺曾藏于元朝皇宫,元顺帝被朱元璋打败后,带着家属放弃北京,北走沙漠,这颗玉玺也被带走。后来元顺帝在应昌府死去,这颗玉玺也就不知了去处。200年后的一天,有一个牧羊人发现,他所放的羊群里,有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只是不停地刨地。牧羊人感到钤有元朝玉玺“制诰之宝”的清崇奇怪,就将地挖开,发现了这颗玉德元年诰谕玺。不久,元皇室后裔博硕克图汗知道了,派人取走了玉玺。后来,博硕克图汗被林丹汗打败,玉玺落到了林丹汗手中,被苏泰太后收藏,多尔衮西征察哈尔时,知道了这件事后,强行索取过来,献给了皇太极。据《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玉玺“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为质,交龙为钮,光气焕烂,洵至宝也……”。皇太极得到这颗玉玺之后,便在政治上开始了一系列的攻势。

首先,将玉玺获得的理由写成敕谕,在其上钤用此宝,颁行满、汉、蒙三种文字,借以说明“天命攸归”。其次,将此宝的印样向朝鲜等国颁示。对此《朝鲜李朝实录》记载:

戊午,朴鲁回自沈阳,言“汗击破蒙古诸国,广地千里,且得玉玺,以玺印纸,使示我国。”其印文曰制诰之文。

不仅如此,皇太极还在沈阳城门等处,张贴同样文字的文告,笼络国内民心。这是政治上的心理战术。皇太极以此来暗示诸贝勒大臣推举他当皇帝,并建立华夏统一政权。皇太极就是借用玉玺所造成的社会舆论,顺利完成了满族后金政权由地方性政权向全国性政权的转变,这在清朝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国号,就是一个国家的正式名称。皇太极为什么将清朝的国号定为“大清”呢?据说有两个原因:

一、为了冲淡中原汉人对后金历史上侵犯宋朝时的民族仇恨;

二、顺应阴阳家五行说。明朝属“火”,原国名“金”,正好犯了“火克金”的忌讳,而“清”在五行中属“水”,则应合为“水克火、清灭明”的吉祥兆头,借此之说,向天下表明其问鼎中原的决心,以及建立全国政权的信心。

其实,皇太极想称霸华夏之心早已有之。据《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天聪三年(1629)三月,皇太极就发布有这样的一条《汗谕》:

若谓我国偏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上天既已佑我,尔明国乃使我去帝号,天其鉴之矣。

皇太极既有这样的政治性格,又有那样的军事韬略,大清帝国的建立及强大则是一定的,也是必然的。只不过,皇太极创立的是大清帝国的基业,大清帝国的天下尚未到来时,这位大清帝国的缔造者纵然有定天下的本事,可惜却敌不过天命的到来,于是寿命不长的他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只能带着未能大统天下的遗憾进入了史册。三、突然间的死去

公元1643年9月21日夜间九点至十一点,即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崇祯十六年)亥刻,大清帝国的开国皇帝、52岁的皇太极端坐在沈阳故宫清宁宫的南炕上,停止了呼吸。对此,《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上是这样记载的:《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对皇太极死时情景记载

是夜,亥刻,上无疾,端坐而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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