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长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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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冲突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试读：
总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崛起进程加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通过自身的改革开放逐步“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国家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到中心，中国与世界关系高度相互依赖，中国对世界的全方位影响日益增强、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复杂认知和期许相伴而生。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仍然缺失或不足；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拓展，中国遭遇外部世界的风险也愈加突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碰撞和矛盾也有所增多。一个对外开放的中国如何认识和看待外部世界，特别是随着中国崛起的态势日益明朗，中国应该如何认识自己过去的发展，如何定位自己的未来角色，如何回应国际上的要求和期待，如何应对各种不同的国际挑战？种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也使一个处在改革开放时期和崛起时代的中国对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更迫切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
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筹划、组织了“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系列丛书，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和外交史、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实践等领域，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也有西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还包括对重大现实问题，如金融危机、能源安全、国际冲突等问题的关注。丛书作者大都是我院中青年学术骨干，这套丛书是他们在自己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在他们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上述成果经过我院学术委员会的推选，将陆续列入出版计划。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增进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拓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这套丛书选题基本涵盖了理论、历史和问题研究等领域，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特色。基于近60年的学术传统和历史经验，历经数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和长期积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已经成为具有国内领先地位和较大国际影响的国际问题教学研究基地。学科优势明显，学科特色突出。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在国际关系基础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战略研究、欧洲问题研究、美国问题研究等领域确立了全国优势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领域。近年来，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在夯实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同时，特别重视对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战略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结合成为人大国际关系研究的鲜明特色。这既是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时代的呼唤，也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和成熟的必然需求。
国际关系学科最早形成于一战后的英国，二战后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包括国际问题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重心移到美国。美国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的行为主义革命，使得国际关系理论逐步摆脱了哲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影响，越来越受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越来越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必然要求我们的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但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的学术兴趣和视野，总是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局限。无论学者们怎样竭力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中立，这门学科的整体发展方向都与国家所面对的外部局势、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对外交往的政治需求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在理论的价值中立和现实服务之间保持平衡，推动知识生产和服务社会双重功能的实现，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初衷。
丛书的策划和出版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985工程”的支持，对此我们也深表谢意。
学无止境。由于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尚属年轻学科，丛书作者又多是中青年学者，作者们的观点难免有偏颇甚至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丛书编委会2012年5月
导论
一国际冲突研究的意义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经典主题，特别是二战结束后，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冲突和合作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冲突何以发生、冲突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现象还是非正常现象，人类社会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从微观层次的人性考察，到中观层次的国家理论，再到宏观层次的体系理论，都对战争和冲突的起源进行了探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从自己的视角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解释。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甚至社会科学理论，对冲突这一与人类相伴随的现象能够给予合理且权威的解释。
尽管冷战结束以来，人们对战争研究的兴趣下降了，但冷战后出现的由不同原因导致的国内冲突、国际冲突仍然值得国际关系学界予以严肃关注。这些冲突既有传统的安全领域的冲突，也有大量非传统安全的冲突；既有纯粹的国内冲突，也有国家间关系紧张导致的国际冲突，更有国内冲突导致的大量国际冲突。从具体原因看，政治、经济、社会、权力变更、制度供给不足以及文化认同等，不一而足。
本书聚焦国际冲突的起源问题。迈克尔·霍华德认为，历史学家只对具体战争的原因感兴趣，而很少关注引发战争的普遍原因。霍华德进而认为，长期以来战争原因就没有发生过根本变化……战争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潜意识和情感力量，而是一种过度理性分析的结果。导致人们做出战争决定的恐惧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或者兼而有之。如果恐惧是战争的基本原因，那我们被迫得出这些的结论，战争是非理性和理性因素的产物。修昔底德曾指出，引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是“雅典人力量的增长和斯巴达人由此产生的恐惧”。正因为战争的起源来自于不同层次上、不同的原因，因此要理解战争和冲突的起源问题，我们就必须摒弃所谓的单一路径。自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4年讲授国际冲突与控制这门课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能否有一种比较适切的理论能解释从历史到当代的国际冲突的起源？或者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中有没有一种范式能够超越其他所有范式对国际冲突起源问题做出权威的解释？随着笔者的教学和研究的深入，笔者愈加觉得这如果说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非常偏颇的。从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出版以来，我们就知道在战争与冲突起源问题上，存在人、国家与国际体系三个意象（image），尽管后来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来发现冲突的起源，但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看来，冲突的原因确实分布在不同层次上，而且在同一层次上，也确实存在不同的导致冲突的因素。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同时也随着学界对冲突起源问题的深入思考，国际冲突发生的不确定性问题被提上了学界研究议程。在国际冲突起源问题上，一般认为有两种因素最终起作用，一种认为冲突是冲突双方决策者理性的计算的结果，主动发起冲突的一方一定是意识到冲突或者战争结果对其有利；另一种就是冲突的发生并不以决策者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广阔的社会政治力量和运动，任何具体的统治者都无法控制这些力量和运动。还有，冲突的发生是决策者之间错误知觉导致的，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很多，错误知觉也不定就决定了冲突的发生，但是在其他因素给定的背景下，错误知觉可以加剧冲突爆发的可能。最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关注的是系统的复杂性效应，也就是说，冲突的发生可能是偶然性因素导致的，也可能是国际关系中诸多行为体在互动中偶然导致的。
研究和认识国际冲突的本质、发生原因和机制，把握国际冲突演变的规律，对于预防冲突和战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研究国际冲突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探讨如何有效抑制和消除对人类发展具有破坏性的冲突。尽管我们很难说，我们可以根除所有冲突发生的根源，但对于某一种具体的冲突，我们还是可以进行控制和管理的。
研究国际冲突的根源，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崛起与中国的对外大战略也不无启示。众所周知，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新兴大国崛起势必与既有守成大国发生冲突，甚至直接战争。目前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历史上的守成国与崛起国冲突的现象，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建立中美新兴大国关系，其目标就是解构这一历史铁律。因此，如何通过中国的对外大战略的选择、如何在中美关系可能产生冲突的具体领域进行有效管控，降低中美关系频繁出现的危机风险，既是中美两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议题，也是作为中国学者研究国际冲突问题的现实关怀。
冷战结束后，随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国际冲突与合作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形态和样式。传统安全领域的冲突依然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上存在，大量非传统安全领域导致的冲突也纷纷涌现。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冲突与传统安全领域的冲突交织在一起，非传统安全领域冲突导致的传统安全领域冲突发生。另外，国内冲突导致的国际冲突时有发生，它既包括国内冲突自身溢出到国际，国内冲突导致国际冲突；也包括国内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干预，这种干预最终往往也是以冲突和战争形式出现。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加强对国际冲突的综合研究和理论思考。二相关概念界定与本书的研究对象
冲突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某一可认可的人群（不论是部落群体、种族群体、具有相同语言的群体、具有相同文化的群体、宗教群体、社会经济群体还是其他群体）有意识地反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可自我认同的人群，原因是他们追求的目标相互抵触或看上去相互抵触。刘易斯·科塞尔（Lewis A.Coser）给出的冲突定义在社会科学界比较权威，他认为“一场争夺价值以及稀有的地位、权力和资源的斗争，敌对双方的目标是压制、伤害或消灭对方”。霍尔（Francis W.Hoole）定义冲突是“一次战斗或者一场战争，全球冲突体系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性和动因的动态过程，涉及众多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且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存在密切联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对冲突的定义是“涉及一国政府及其领土，在两个集团之间运用武装冲突的一场不相容竞争，其中冲突中至少一方是一国政府，且一年中至少导致1000人以上的战场伤亡”。
从各种不同的冲突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冲突大致有这样的特征，它是指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人群之间的互动，这就区别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和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不在本书研究的范畴。同时，科塞尔的冲突定义是从社会学角度下的，着眼于群际冲突，而没有关注人际现象以及人的内心活动现象。但人的内部结构的冲突与外界社会秩序冲突有着一定的联系。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永远无法分开，仅用心理状态不能解释社会行为，仅用社会环境也不能解释个人行为。
为了进一步厘清冲突的概念，我们还需要区分与冲突相关的几个概念。首先是冲突与竞争。冲突的含义不仅意味着竞争，当人们为某种稀有物资或者地位竞争时，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竞争者的存在，或者没有阻止竞争者实现其目标。只有当各方设法通过降低对方的地位而提高自己的地位，设法阻挠他人实现目标，设法击败竞争对手甚至消灭他们时，这时的竞争才转化为冲突。冲突也不同于紧张。因为紧张一般指潜在的敌意、惧怕、怀疑和利益不一致，然而紧张并不必然超出态度和认识范围而发展成为公开的对抗和相互攻击。持续紧张往往易于爆发冲突，但并不等于冲突。而且紧张并不总是与合作相悖。此外，如果紧张程度大到足以影响决策过程，那么紧张本身就会成为促使冲突爆发的诱因。
其次是冲突与战争的关系。“战争……是意在迫使对手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武力……因而是一种手段；最终目标是迫使敌人屈从于我们的意志。”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是一个政治行为，“战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行动，也是一个真实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战争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行为，且至少有一方是国家。冲突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国家之间，甚至的人的内心与现实的冲突。从小型冲突到大规模武装冲突再到战争往往有个过程，而且宣战往往需要有关国家立法机构批准。
澄清冲突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冲突。顾名思义，国际冲突就是指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行为或者状态。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国际冲突进行了界定。如霍尔斯蒂认为互动的国家不相容的目标及政策行为构成了冲突的基础；有些学者从冲突发生的不同阶段来理解国际冲突，昆西·赖特就认为国际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态且以不同程度存在于各种不同层次，从广泛意义上讲，国际冲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对目标差异和分歧的觉悟；二是导致紧张状态；三是由解决差异和分歧所需军事力量的缺乏而带来的压力；四是为寻求解决差异和分歧而诉诸军事介入或战争。”
国内学者高金钿在《国际战略学概论》中从国际冲突的原因和类型中界定了国际冲突，认为国际冲突是由国家利益矛盾引起的，以一般冲突、国际危机或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国际战略关系形态。蒲宁、陈晓东在《国际冲突研究》一书中认为，国际冲突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间为争夺稀有的权力、地位和资源而进行的压制、伤害或消灭对方的行为或其目标不相容时所处的状态，包括：一般冲突、国际危机和战争三种主要形态。国际危机是国际冲突的对抗阶段，是指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体，特别是国家之间在政治、外交、经济等关系方面发生严重的失衡、失序、失常，从而可能危及有关各方的利益，甚至可能引发武装冲突乃至战争的动荡或紧张状态。而战争是国际冲突的最高阶段。在这种状态中，武装力量对抗在当事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且双方或其中一方进入战时体制。
本书认为，从国际冲突的阶段性演变看，应该包括危机、冲突和战争三个阶段。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历史和现实中很多危机最后以和平、合作方式得以解决，例如美苏冷战期间的古巴导弹危机；冲突是冲突各方已经出现了对抗行为，如中苏1969年珍宝岛的冲突，但冲突在初期还是可控的，并不必然进入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战争就是敌对双方全面的对抗阶段，一般伴随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宣战。
本书侧重于研究冲突的起源问题，而不是冲突的控制和管理。从起源上看，冲突与战争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导致冲突的因素同样也会导致战争，因为一般冲突在前，小规模的冲突没有得到及时抑制就有倒向全面战争的可能。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国际冲突起源，但这里的国际冲突与战争笔者并不做特别区分。在本书很多地方，冲突与战争是作为一个概念在使用。三国际冲突的属性与构成要素1.冲突是正常还是反常状态
冲突正常论认为，冲突是一种正常状态，具有合理性者主张对冲突主体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包括冲突的主体的理性与非理性、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及其动机和对利弊的权衡。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冲突是一种与团体存在相伴生的正常现象，而不是像多数心理学家那样，认为冲突是一种破坏性的、机能失调的甚至是反常的情况。以帕森斯为主要代表，他们关注的是社会秩序而不是社会变迁，社会静态学而不是社会动力学，所以他们认为冲突是一种带来破坏并带来机能失调的疾病。另外，包括前面提及的刘易斯·科塞尔在内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则认为，冲突可以用来实现积极的社会化目标，有时候暴力冲突甚至可以被看做一种解决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争端的有效途径。这就是所谓的冲突功能论。持这样观点的理论家认为，冲突不仅可以整合整体，而且有助于建立群体认同、明确群体界限，并有利于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冲突正常论、冲突失调论与冲突功能论实际上反映了我们人类社会对冲突属性的不同认知。冲突正常论源于我们对人性、人的心理和生理情况的认识，冲突失调论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只不过观点相对立；冲突功能论则是肯定冲突的积极功能，已经超越了人性、人的心理生理上的认识，而是从社会整合、国家的凝聚力上看待此问题。后文我们将对此进行分析。2.国际冲突的构成要素
一般来说，国际冲突的构成要素包括冲突主体、冲突的原因以及实际冲突行为。①冲突主体。从冲突主体看，主权国家、国内政治势力、地区或全球性国际组织构成国际冲突的主体。国家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行为体，自主权国家体系确立以来，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样式和常态。国家之所以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主体，首先在于它最有能力，与其他行为体相比国家可以合法拥有和使用大规模暴力，而且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度构成了国民为国家而战的不竭动力。从国际冲突演变的历史看，国际冲突特别是国家性战争经历了从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到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冲突；乃至今天，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已难以想象，国际冲突更多发生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出现的新现象就是，发生在国内组织之间或者它们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逐渐成为冲突的主体。历史上国内冲突也时有发生，但民族国家体系确立以来，国内冲突从数量上相比远少于国家之间的冲突，当然国内冲突由于在很多时候具有目标的不相容性，冲突的烈度往往巨大且旷日持久。而且国内冲突往带有国际背景，且很容易导致国际势力卷入，国内冲突易于国际化。由于国内冲突的国际化，地区和全球性组织也不同程度上卷入了冲突。例如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北约对一些冲突的干预或者直接卷入冲突，如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非洲联盟的维和行动等等。地区和全球性组织介入国内冲突的性质比较复杂。有些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合法性强；但是有些国际组织，如北约的单边对外行动，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外战争，实际上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②冲突的原因——相互对立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多样，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纵观国际冲突的历史，领土和主权、地区主导权、霸权的护持、民族自决与自治等成为冲突目标。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当冲突中存在情感、价值观等非物质性因素时，冲突将由最初的专为解决现实争端的工具性冲突向目的性冲突转化。冲突将烈度更强，且更加旷日持久不可调和。③实际冲突行为。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武装冲突，因此冲突发生一定是使用暴力手段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这些冲突行为既包括正规的军事手段，也包括非正规的恐怖手段。四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不同学者往往在国际冲突研究上采取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具体研究方法。乌尔斯·路特巴希尔（Urs Luterbacher）注意到，在研究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问题上，人们经常采取两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一方面可以认为，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例如，发动战争的想法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统治者看到可以赢得战争……（这种分析）就属于这一常规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大量的文献研究认为国际政治行为，特别是战争的步伐，其原因在于广阔的社会政治力量和运动，任何具体的统治者都无法控制这些力量和运动……对具体的作者来说，“理性决策”和“社会学解释”之间并非总是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每个作者最终都倾向于赞成这两种看法中的一个。
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提出了冲突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其意义在于我们是从人类的本性中还是社会结构和制度中寻找到冲突的根源。一般来说，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博弈论者以个人的行为作为出发点，并由此对人类的行为做出推断；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分析家主要在团体、集团、社会结构、社会阶级、宗教和种族实体等方面对冲突进行考察。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华尔兹在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这本书中提出了他著名的国际冲突起源的三个意象，试图从人、国家和体系三个不同层次分析国际冲突起源。其中第一意象认为，战争源于人类的本性和行为；第二意象是从国家的内部结构中寻找对战争的解释；第三意象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寻找战争起源。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国际冲突的起源，因此从大的结构上选择华尔兹的层次分析法，从个体、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分析战争的起源。但是，随着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跨层次研究趋势，为了提高国际冲突起源的理论解释力，笔者在对三个层次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专门辟出一章讨论跨层次视野下国际冲突的起源问题。
从结构上看，本书在导论部分之外，从个人、国家、体系、跨层次四个部分展开分析。个人层次，重点分析了人性对国际冲突起源的意义，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认知心理因素对国际冲突起源的影响。国家层次上，本书拟从国内结构的视角、国内决策的视角和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相关性角度分析冲突的起源。在体系层次，本书在一般性分析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冲突起源的关系后，通过考察现实主义的权力的分配、极的黏稠度、权力的转移、安全曲线、动态差异理论等更深入分析冲突的起源问题；通过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着重探讨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供给以分析冲突的起源；通过研究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和无政府文化等要素来探究冲突的原因。跨层次分析主要讨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和不对等关注理论。
本书尽管借鉴了华尔兹的层次分析法，但对每个层次的分析更加细化，讨论的变量和因素更多，以提高理论的解释力，为我们认知国际冲突起源提供更加复合的理论图景；同时本书也尝试提出跨层次分析对于国际冲突研究的意义。本书借鉴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近年来的创新成果，如前景理论、政治知觉与直觉理论、意象理论、动态差异理论、安全曲线理论、不对称关注理论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等。另外，案例研究也是本书特色，且在案例研究过程中对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文本解读，以期达到理论演绎和历史案例相结合的效果。第一章个体与国际冲突
考察国际冲突的起源，我们首先就要重视个体层次因素。个体层次的解释是有意义的，因为最高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个人决策的作用，因为决策者在涉及冲突、战争这样高政治议题时毕竟需要充分考量国际、国内情势，还有官僚集团、社会舆论的压力。尽管如此，本章为了充分展示个体之于冲突起源的意义，还是尽可能把个体层次因素从其他层次因素中剥离开，聚焦个体因素的独特作用。一个人与国际冲突：基于人性的理论梳理
从人性出发研究国际关系，包括研究冲突与战争的起源问题，是经典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研究的起点，甚至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对人性的探究。而对人性的判断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也导致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如国际关系的诸多科学理论，往往超越于对人性的研究，回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国家也是人”，国家的最高决策是由人做出的，因此对人的研究，对人性的把握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回避不了的。这里首先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类是否具有统一的人性？这是一个人类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恒久的问题。本章拟从国际关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人是否具有统一的人性，或者说普遍的人性是否存在，可以分解为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第一，所有的人是否有相同的本性？第二，同一个人的人性是否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人类存在统一的人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性的内涵又是什么？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对人性的高度抽象的单一假设，还是应该有更复杂的对人性的认知。本章拟以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争史》）的文本，结合国内学者对《战争史》的研究成果，对以修昔底德代表的国际关系经典人物关于人性的论述进行剖析，以期回答上述问题。1.人性的统一？
国内学者陈玉聃通过对《战争史》全面解读，试图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他在进行文本解读的同时，不断提醒我们，要谨慎注意修昔底德本人的观点与他笔下角色观点的差异。事实上综观修昔底德的《战争史》内容，他的人性观在不同人那里是否存在统一性的描述是模糊的。
在修昔底德看来，男性与女性的差别是验证人性统一性的主要标志。《战争史》中只有两次提到女人的本性。这反映出两个意涵：一是修昔底德本人对女性的忽视，人类的本性或者本质上就是男子的本性；二是也许在修昔底德看来，从两次提到女性的特质（尽管不定是人性）还可以看出他还是试图区分男性与女性的差异，至少在性别上自然赋予了不同的秉性。那么在男性之间，包括不同城邦的男性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本性？在陈玉聃看来，《战争史》对此的描述是模糊的。一方面，《战争史》上的诸多章节对人性的普遍性存在是肯定和承认的。例如，雅典人认为雅典建立和维持的帝国的政策“并不违背人类的通则”，“弱者服从强者，从来如此”，“如果其他人处在雅典的位置，它们不仅会同样实行帝国政策，而且比雅典人更不注重正义”。此外，在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雅典人也指出自己的行为并不超越“人类本性”，以他们“对人性的认识……人类处于不可违背的本性，会统治他们力量所及的任何地方”。
但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也经常区分不同城邦和个人之间的性质差异，这种差异被后世诸多学者用来批评对修昔底德做出的现实主义传统解释。例如，科林斯使者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演说：雅典人热衷于革新，其特点是敏于构想，并立即付诸实施。斯巴达人的天性就是维持现状，缺乏革新意识。伯利克里在葬礼演说中也强调雅典人的独特性以及相对于其他人（暗指斯巴达人）的优越性，“我们能够真做到既敢于冒险，又深思熟虑。其他的人勇敢，是由于他们的无知，但他们反思的时候，又会感到疑惧了。”
这些例证能否说明修昔底德本人的人性观？陈玉聃认为，因为这些证据都是出自别人之口，所以难以判断这是修昔底德本人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战争史》的描述中我们实际上很难在他与他的角色之间做出很清楚的区分，而且我们也需要反思这样区分的现实意义。至少在修昔底德时代，存在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同或者不同的理解。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实际上在谈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差异时，没有人本性、人性的词，而是提到两者在“在性格上”，“道路、方式、气质等”。这里面，性质、气质和人性相关，但并不相同。
在横向上我们尽管不能非常清晰地判断修昔底德的人性观，但是可以模糊感觉到人性既有其共性，也有不同的表现。那么，在纵向上，也就是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人性是否也有不同表现。修昔底德提到的是在环境剧变时人性的表现。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瘟疫流行时；二是在内战爆发时。由于瘟疫的流行，人们随时可能死亡，便只开始关心眼前的享乐，而漠视传统的礼法和好的行为，并将及时行乐称作好的行为和便利。当科基拉爆发内战时，修昔底德涉及人性部分的论述非常直接：
Ⅲ.82.2在各城邦中，这种革命常常导致许多可怕的灾祸。正如现在发生的那样，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祸将来永远都会发生，尽管依照不同的情况，情形各异，或者采取较为残酷的形式，或者采取较为温和的形式。
Ⅲ.84.2 现在，城邦的生活陷于混乱之中，总是与法律相对抗的人性，其主人兴高采烈地显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难以驾驭的情欲，它蔑视正义，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因为，如果不是为了那令人羡慕的致命的权力的话，谁也不会把复仇至于信仰之上。
从以上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修昔底德的观念是：人们具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当社会稳定、礼法规范秩序盛行时，人们会表现出较好的行为；当环境变化、外部制约消失时，人性便显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这是不少当代学者尤其是现实主义学者对修昔底德的解读。如史密斯指出：“在人类本性问题上，修昔底德所定下的论调是其他现实主义学者都遵循的。他质疑人们是否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情况下收敛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望……最好的情况是，以权力为后盾的法律会驯化我们‘对于正义概念的抵抗’。”但陈玉聃通过自己的解读认为，这种单纯的现实主义解读有失偏颇，人性与其说在没有约束的环境中完全现出了真相，不如说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暂时变化。但是无论我们对修昔底德的人性观如何解读，大致可以确定的是，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既有某些恒定的特质，又有在不同的个体和环境中的差异性表现。人性中哪些是变化的，哪些是恒久不变的，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的人性的内涵。2.人性的内涵
在研究修昔底德的人性观时，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战争史》第一卷中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大会上的演讲强调的三个因素——荣誉、恐惧和利益。尽管我们不能就此判断这三者构成了人性的内涵，但可以作为分析的参考。一般说来，恐惧和利益与欲望有关（对应于当代的生存和发展），而对荣誉的追求大致可以归为激情的范畴。《战争史》第三卷关于内战的篇章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欲望和激情的体现。那么修昔底德的人性中，是否存在理性？从有关内战的一句话中也许可以发现端倪，“在和平与繁荣时期，城邦和个人具有较好的思想”，较好的思想指的是更有力的思想、判断和智力。这里的较好的判断就是理性的体现。还有，在米洛斯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理性的影子，“我们相信，人们出于不可违背的本性，会统治他们力量所及的任何地方”，其含义是“任何能够统治的地方就去统治”。也就是说，凡是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当然并不强求去统治。
修昔底德关于理性、激情和欲望的人性观与柏拉图、苏格拉底的人性观有相似之处。在柏拉图看来，人性并不是单一的，有着不同的组成部分。苏格拉底对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分析：一个是人们用来思考和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一个是人们用来感受爱、饿、渴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为欲望部分；第三种介于两者之间，这就是“激情，亦即我们藉以发怒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的灵魂是有理性（较好的部分）、激情（中性的）和欲望（较坏的部分）组成，至于哪个部分占主导地位是可以根据情势变化的。
三者关系在修昔底德笔下如何？“强烈的情感并不坏到骨子里”，“（理性的）判断和激情对于成功来说都是需要——只要两者处于正确的关系中”。当激情和理性结盟时，人性就呈现出较好的一面，当激情同欲望结盟时，人性就出现坏的一面。因此，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不同性格并不是本性上的差异，而是两者在激情上的差异。雅典人激情旺盛，所以动作迅猛，斯巴达人激情稍逊，所以行动迟缓。然而激情本身没有好坏，两者激情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既有可能和理性，也可能和欲望相结合。那么，在何种情况下，人的本性会变化？或者说，激情会超越理性的控制而受到欲望的牵引？从《战争史》中我们发现，环境的剧变，特别是原有的礼法秩序因为某种原因被打破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瘟疫、内战，甚至整个战争，都是使得人性发生改变的极端情景，激情不再受制于理性，人性呈现出较坏的一面。3.当代的演化
在修昔底德的笔下，城邦（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具有和人一样的本性。这种本性的不变在于：它总是由理性、欲望和易于脱离理性的激情组成。而它的变化也在于此：随着个体的不同、环境的变异（尤其是剧变），其组成部分彼此的相对力量会发生改变，从而使得人性呈现不同的特征。修昔底德所着力描述的，是人性在极端状态下的体现，而不是常态。
但是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家竭力把人性抽象化为某种单一、不变的特征，剔除了修昔底德人性观丰富、动态的内涵。因为20世纪后特别是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都试图把抽象的、普遍的人性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将人（国家）作为特定秉性的物质存在，甚至是相同的原子。例如，摩根索就认为，政治受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政治法则的根源是人性，而自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努力发现这些法则以来，人性就没有发生变化。在对人性与国际冲突起源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中，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华尔兹对人性与战争研究的学术贡献更是不容忽视，理查德·勒博在《国家为何而战》中更是把人性中的激情因素上升到决定性地位。（1）华尔兹的人性观与国际冲突起源
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中提出了战争起源的三个意象，第一意象就探讨了人性与国际冲突的关系。与其他学者相比，华尔兹更关注人性本身对冲突与和平的深刻影响。在华尔兹看来，战争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人的本性和人类行为，自私、被误导的侵略性冲动和愚蠢，都将导致战争的发生。“那么要消除战争，就必须提升人类的道德，启迪人类的良知，或者确保实现其心理-社会层面的重新调整。”实现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意象的研究出发点就是必须改变人的自身，无论是道德-智力方面，还是心理-社会行为方面。
华尔兹通过考察西方文明史中主要思想家的观点，以及现代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著作，试图探求对国家间战争的解释，以及实现和平的方案。关于人性与冲突起源，华尔兹分别考察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奥古斯丁、斯宾诺莎和摩根索。在考察他们的思想之前，华尔兹提出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者尽管在战争根源问题上承认第一意象——人性的作用，但在如何发现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消弭战争的问题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却分道扬镳。乐观主义者坚信现实是美好的，人类社会基本是和谐的，人类所面临的苦难只是表面和暂时的……历史的本质却是可以改变的；取得进步的可能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战争可能在下一代人时间里彻底消失；悲观主义者认为，现实是存在瑕疵和缺陷的，也许邪恶的力量会受到或多或少的短暂限制，但由于始终意识到人类本质缺陷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我们无法预期能够拥有普遍与美好的结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争实际上反映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的哲学争论。
作为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尼布尔对乐观主义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展开了激烈批评，他认为乐观主义者忽视了人类所有行为中所蕴含的趋向邪恶的潜在可能……人作为一种自觉的存在，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奥古斯丁强调自我保全（self-preservation）意识在人类行为动机中的重要地位，当然它并非足以解释人类所有行为的原则；斯宾诺莎也承认，人类所有行为是为了自我保全，但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根据理性原则人类展现的责任和情操，并不是一种无私举动，而是为了更好的自我生存和保全。当然，人并非都去遵循理性指导，更多时候是情感指导人的行为，在情感的驱使下人类被卷入纷争和冲突。摩根索的观点更加直接，人类行为中的邪恶之所以无所不在，根源在于人类对权力根深蒂固的贪欲，并导致“教会蜕变为政治组织……革命蜕变为专制……对国家的热爱蜕变为帝国主义”。
人性对国内政治的解释也适用于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正如斯宾诺莎所言，和平是国家的目标，却发现国家天生是相互敌对的，因此必须始终对其他国家保持警惕，彼此防范。所有这些，并非国家天生不爱好和平，而是因为国家随时可能变得寡廉鲜耻甚至穷兵黩武；情感的力量使得人类和国家的真正利益变得晦暗不明。对此，尼布尔指出，战争肇始于“人类心灵中黑暗、无意识的源泉”。
以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善恶的可能性来定义人性，并进而将国家间的战争归咎于某种一成不变的人性，这是奥古斯丁、斯宾诺莎、尼布尔和摩根索等人政治思想中的共同主题，尽管他们强调的是人性的不同侧面。但是华尔兹作为科学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人并没有停留于此，“人性作为一个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则因下述这一事实而遭到削弱，即无论对人性如何定义，我们都必须以相同的人性来解释变化无穷的社会事件”。人性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某个国家内部人民惨遭奴役，而在另一个国家则相对更为自由；人性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某一年会爆发战争，而在另一年却相对和平。然而人性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必然存在缺憾。其实在这里，如果我们接受前文所述的修昔底德关于人性内涵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许我们也可以挽救第一意象的解释力。但是华尔兹显然超越于此，他拒绝从人性本身，也反对从宗教-精神层面来教化人，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去寻找遏制人性邪恶的工具。人性不可改变，但是社会政治制度却是可变的。（2）国家为激情而战：勒博的解释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d Ned Lebow）在《国家为何而战》中对战争动机进行了深入考察。他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解释战争起源的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人性哲学基础上的四种理想类型世界，即激情、欲望、理性，以及他自己强调的第四点：恐惧。随后他又提出了关于战争动机的几个方面：安全、物质利益、地位、报复和其他动机。他认为自己的优势就在于结合自己总结的数据集，挑战了传统的战争起源观念，并且支撑了自己的观点，能更好反映现实。
勒博先是集中阐述了几个代表性的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如现实主义、权力转移、马克思主义以及理性和理性主义的观点，并且分别指出了各个观点的不足。如他认为现实主义的人性邪恶和体系悲剧都不足以解释战争与和平的变迁，不能解释战争频率和烈度的变化，需要有额外的概念补充；他进一步指出进攻性、防御性和古典现实主义都存在其不足，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的、“决定论”的国际关系观，防御性现实主义在解释一战时对史实的误读造成的解释力有限性，古典现实主义自我挫败特征。而被权力转移理论视为证据的1648年之后的战争进行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没有哪场战争能够被归因于权力转移，其历史解释力相当有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阐述，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层次之间的嫁接是非常成功的，但仍然显得过于武断。最后一个理性主义的假设可被视作以上三种观点中的共有特色，即战争是理性行为的结果。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脱离文化和环境的真空中的理性，其对理性的理解是幼稚的、建立在武断的假设和武断的决策规则之上，从而产生了忽视政治现实并且与现实并不匹配的武断理论。
在对其他理论质疑的前提下，勒博追随古希腊传统，认为战争的深层动机有四种，包括欲望（appetite）、激情（spirit）、理性（reason）和恐惧（fear）。勒博先阐述了激情。他认为以激情为基础的范式始于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人都要寻求自尊（self-esteem）的假设。自尊是一种与欲望等同的普遍的人类需求，是一个人对他的荣誉和地位的主观感受，它反映了得自他人之处的尊严，但也有别于后者。（古希腊人认为）荣誉是一种反映了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赢得的外部认可的地位，这种认可是对我们出众表现的一种回应。而地位反映了一个行为体在等级制度中所处的位置。激情是一种人类内在的动力，自尊是它的目标，荣誉和地位是达到目标的方式。现实主义和其他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生存是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但在荣誉社会（如古希腊）中，这不是真实的情况，因为荣誉是一个更高的价值。荣誉让人们超越了死亡。在现实世界中，战士、领导人甚至全体人民都倾向于将荣誉置于生命之上。既然荣誉比生存更重要，那么行为体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捍卫独立自主。以荣誉为基础的社会冲突围绕着谁被“承认”而产生。之后勒博论述了欲望。欲望是一种我们更加熟悉的动机。欲望是被柏拉图将之与精神并列的因素，而在现代的研究中，欲望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同时行为体的活动也是完全立足于利害计算之上的，不同于精神主导的世界。当代经济学家认为欲望的满足取决于财富多少，物质福利的满足得益于其他行为体的福利或者繁荣。早期的财富积累是暴力掠夺，后期取决于贸易的交换。以欲望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依赖于平等原则。在理想类型的欲望世界中，合作将是正常现象，并且围绕共同利益而产生。自由主义是典型的以利益动机为基础的政治和国际关系范式。第三个概念是理性。理性可以被视作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很大意义上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也有可能是一种指导性的总体理性，同时理性也存在着古典时代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分歧在理性化世界仍然存在，但不会威胁和平，行为体赞成妥协而不是在冲突中取得彻底胜利。第四个概念则是恐惧。勒博特别指出，恐惧是一种情感，不是一种根本性的人类动力。它与欲望、激情和理性不同，它产生于不平等以及人类将自己的想象力运用到预测未来可能的甚至是或然的结果中，恐惧激发追求安全的欲望。以恐惧为基础的社会同以欲望或者激情为基础的社会有着重要区别，它们是高度冲突性的。以激情和欲望为基础的世界是先天不稳定的，如果某些行为体不受约束地追求地位或者是物质利益，则必然会使其他行为体产生恐惧，结果是要么因此而服从，要么则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同时勒博认为，恐惧不是产生于无政府状态，而是产生于受威胁。勒博最后认为，现实社会不同于理论家的范式，而是一种多重因素的混合。表1-1对三者进行了比较。表1-1 战争动机的比较
勒博把阐述的重点放在了以激情为基础的世界。他认为如果是地位，而不是安全或者物质利益，导致大国或者崛起中的大国发动战争，我们应该根据发动战争的国家、攻击的对象以及环境来观察战争爆发的不同模式。这个模式应该区别于基于利益和恐惧主导世界的模式。据此他提出六个关于战争起因的命题：命题1：最具有进攻性的国家是那些寻求被认同为大国的崛起国家，以及寻求霸权的主导大国；命题2：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很少发生战争，如果发生，崛起国至少同一个大国结盟；命题3：主导国和崛起国的首选目标是衰落国或者虚弱的第三方，它们也进攻被认为暂时虚弱的大国，做好在联盟中与其他大国一起行动的准备；命题4：所谓的霸权战争，几乎都是偶然的，是无意识的冲突升级的结果；命题5：无意识的冲突升级和对均势发生的误判具有比信息不完全更加深刻的原因；命题6：弱国和衰落国经常发起针对大国的战争。
勒博在论证部分，首先是定义大国、主导国家、衰落国家、崛起国家、衰落国家和弱国。然后是数据集的构建，其中他对于某些有争议的观点做了自己的解释。然后是对六个命题根据数据集的数据来进行详细的证明。他的结论就是：不同于理性主导下的动机，国家很多情况下仍是为荣誉而战。同时当代国际社会有更多实现地位和战争的方式，而战争的频率是在下降的。
总的来说，勒博引用了古希腊哲学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人性，将以往在国际关系中经常假定的基础——人是理性人进行了修正，打破了狭隘的理性主导，突出强调了激情及相关的荣誉和地位在战争起源中的作用，使我们能够破除掉传统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的思维定式，开拓了我们在关于战争起源上的新思路。同时也为国际关系理论在结合其他学科得到发展上作了一个良好的示范。但是勒博回归古希腊传统，突出激情以及相关的荣誉、地位承认的作用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可能存在难以判定的问题。无论如何，在国际关系理论出现理性主义理论霸权的今天，勒博的研究结论确实让我们耳目一新，也丰富了从人性出发研究冲突和战争起源的研究成果。4.人性研究的拓展
当代有关从人性出发研究国际关系特别是观察冲突起源的研究成果很多，美国学者约翰·罗尔克从认知因素、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人性中的哪些基本特征影响了决策者对外部世界的理性判断。心理和生理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尽管也重要，但在国际冲突起源问题上，笔者认为不可夸大，因为战争毕竟是社会组织化行为。因此本书集中关注认知学研究成果，具体阐述人性对国际冲突影响。罗尔克关于认知因素提出要寻求认知的一贯性、充满希望地思考、限制决策的范围、运用探索式方法（民族信仰体系、陈规旧习、类推的方法）。本书重点从知觉与错误知觉理论、政治直觉理论、意象理论来考察。罗尔克的划分大致可以归到知觉与错误知觉理论中。（1）知觉与错误知觉理论
从认知心理学出发研究冲突起源的最有代表性成果是罗伯特·杰维斯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理论。杰维斯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行为体（主要是国家）在行为体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冲突的情景中、在本来可以实现合作的条件下，会发生冲突争斗，会拒绝合作而走向战争。据此杰维斯提出的基本假设是：国家决策者之间的错误知觉可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所谓知觉，指人受到刺激后进行选择、组织和判断自己接受信息的过程；而错误知觉指由于决策者对所接受的信息做出了误断，其决策和行为随之偏离了实际，结果事物的发展结果就与决策者的原本意图不相吻合。杰维斯提出了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式（evoked set）、历史包袱，并通过大量案例发现了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例如国家决策者经常把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程度，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杰维斯的研究开创了微观层次研究冲突起源的实证研究先河，对于如何减少国家间因为错误知觉导致的冲突有较强的政策含义。（2）政治直觉理论
政治直觉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认知心理学理论，试图在理性认知理论和认知心理学之间寻求平衡，它强调国内因素的作用，把决策者的外部环境和认知过程结合起来的。1997年，美国学者阿莱克斯·明茨（Alex Mintz）带领“决策团平台”通过试验展示了决策过程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决策者会把对自己在国内政治声誉方面遭受损失的方案（或者会把对自己政治生涯产生负面影响的方案）剔除；第二阶段，对各种方案进行直接比较。采取理性分析的方法，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选择收益最大的方案。这种政治直觉方法能够协调认知心理方法和主流的预期效用最大化方法。总之，这种方法简化面对的复杂情势，迅速找出对策，既关注外交决策过程，也关注外交决策结果；既关注外交决策为什么（Why），又关注外交决策怎么样（How）的问题。政治直觉理论认为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国内政治中的个人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战争与和平不仅关系到国际政治，也是国内政治的考量范畴，每一个领导者都非常关注其国内民众的支持率。
理解政治直觉理论需要区分两个核心概念：补偿策略与非补偿原则。补偿策略是预期效用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它认为国家是理性决策者，会权衡各个方案的收益与代价，从而选择预期效用最大的方案，同时将政策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进行选择时，如果某一个方案在某一方面的收益较低，而在另一方面对收益很高，那么收益高的方案可以弥补收益低的方案的不足，因此该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对于补偿策略而言，某一个单一属性的大小不是决定性的，而且每一个属性的定位是没有差别的，只要各个属性收益总和是最大的，那么决策者就会最终选择最大的方案。例如，在面对国际危机时，如果A国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获取B国的资源，战争可能会给本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但同时可能遭受国际社会的谴责、制裁，损失其道义影响力。决策者经过权衡最后选择战争，因为经济收益大于国际影响力的损失，决策者认为战争决策可能带来的损失可以被经济上的好处所补偿，收益大于损失。
补偿策略虽然具有一定的预测力，但忽视了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因素。而非补偿性原则强调认知因素的意义，它指的是一个备选方案中，某一属性上的高收益并不能弥补其他方面的低收益。如果备选方案的低收益不能达到能接受的门槛，那么即使该方案在其他方面的收益高，决策者也不会接受这个方案。政治直觉理论强调的是非补偿性原则。根据政治直觉理论，外交决策备选方案的国内政治属性至关重要。决策者决策时首先考虑这个标准。任何在国内政治方面给决策者带来难以接受后果的选择都被立即剔除。领导人的政治生命是外交决策的核心，国内政治考虑放在第一位。政治直觉理论首先关注的不是外交政策备选方案的总收益，而是在国内政治上的总收益达到决策者满意的程度，或者给决策者带来的损失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由于非补偿原则，即使某一个在其他方面的属性再高，只要国内政治上不可接受，决策者都会抛弃该方案。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政治直觉理论。老布什和克林顿在这两场战争决策时都是考虑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更多，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声誉，自己所在党派的政治利益。
政治直觉理论强调决策者对危机处理的国内政治考量，对于我们理解战争的选择、冲突的起源有一定启发。根据政治直觉理论，如果一国国内政治形势和政治压力，要求领导人对危机处理做出强硬甚至战争选择，即使战争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国际风险，领导人从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国内政治考虑也还是要选择这一方案；反之，当危机迫在眉睫，特别是出现了人道主义灾难，必须要国际社会包括某些大国军事介入时，如果国内政治氛围是厌恶战争，领导人就不会选择战争。
政治直觉理论在决策过程简捷直观的同时，也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主要问题在于有时候国内政治的收益、风险和国际政治的收益、风险难以度量，有时候国际政治的风险最终也会影响到国内政治，例如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战争前美国民众支持率高，但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国内的支持就大幅下滑，这说明政治直觉理论指导下的决策存在动态不足的问题。另外，物质性收益和荣誉、地位等观念性收益不具有可比性，也就是某一个方案到底在国内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特别是经济后果和政治地位，有时候不好权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直觉理论从整个决策过程看并非理性决策，尽管其在国内政治考量中是理性的。本章介绍政治直觉理论目的是为我们对冲突起源在微观层面提供另一个解释工具。（3）意象理论
意象理论是外交决策理论的重要分支，决策者对他者的意象会对外交决策产生深刻影响。决策者的意象不管正确与否，在决策者心理都将产生“现实”，决策过程一般可以看做信息输入和政策输出端过程，在信息输入过程中，决策者的既有认知，如意象就可能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处理产生影响，对问题和情势进行界定，从而直接影响政策的结果。
意象有不同定义，亚历山大·乔治认为，意象是一个国家对其在国际政治斗争的对手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认知者处理信息的认知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肯尼斯·博尔丁则是从一般意义上定义意象，他认为意象是人们过去所获信息的产物，它不是一般的信息积累，而是高度结构化的信息资本。根据来源，博尔丁把意象进一步区分为决策者意象和社会意象，决策者的心理意象比普通人意象重要。因为意象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信息资本，所以意象一旦形成就比较固化，很难得以改变。外交决策者中的意象有三个特征：一是国内认知主体对于他国或者地区的主观认识再现，而不是他国事实的客观呈现；二是认知主体对他国和地区的较为一贯和稳定的认识；三是意象的产生受认知主体价值观、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影响。理查德·科塔姆把意象分为敌人意象、同盟意象、帝国意象和殖民意象。
不同的意象导致不同的外交政策，从而对冲突与和平产生影响。例如一国对他国产生敌人意象，不管他国的政策如何，这个国家都会对他国采取敌对政策，从而加剧双边关系紧张，如果这两个国家是体系内的大国，势必加剧国际局势紧张。今天的中国正在国际体系中快速崛起，但中国给国际社会的意象是经济大国，历史上没有扩张的传统，目前又专注国内议题，这一意象不仅对周边小国觊觎中国领海、岛屿产生错误知觉，而且像美国这样的全球霸权更是对中国采取军事挑衅行为。最近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就是这样。反之，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意象是认为它是个军事强国，且俄罗斯历史上就有对外扩张的传统，这一意象使得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和西方对俄政策仅限实行经济制裁，而在中国南海问题上，频繁地进行军事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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