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真的故事，要对你讲——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作品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刺猬公社 著,

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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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真的故事，要对你讲——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作品选试读：

动物孤独

4→1→2

斑鳖第一次走进主流学界视线是在2006年9月。在那个凉爽的初秋，40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动物学家们齐聚在苏州西园寺，谋划这个物种的未来。他们环绕着西园寺放生池的斑鳖铜像前，两位身着黄袍的僧人分立两端，一名戴眼镜的年轻研究员蹲下来，似乎想要弄清楚斑鳖的尾部结构，白发苍苍的著名爬行类专家John Thorbjarnarson于

四

他们热切关注着的斑鳖看上去并不稀奇。人们更熟悉的是它的近亲中华鳖（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王八”），毕竟早在先秦，中华鳖就被当作一道美味的下酒菜。相较中华鳖，斑鳖的头部散布着黄绿色斑纹，瞧着更大一些，也更笨拙一些。

不过就是种“大型王八”，到底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动物学家们可不这么想。当苏州动物园面临搬迁时，他们为园里仅存的中国最后两只斑鳖犯了难。今年3月，斑鳖繁育专家组的外方负责人杰拉德·库克林（Gerald Kuchling）特地从澳大利亚飞来苏州，建议给斑鳖准备过渡性场地，一番折腾后，斑鳖被搬去了临时展区。红外线摄像机24小时监控着，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麻烦可就大了。

现如今斑鳖的超然地位自然得益于2006年的第一次斑鳖研讨会。解焱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她当时担任WCS（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中国项目主任，挨个上门，把农业部、中国动物园协会、TSA（国际龟鳖联盟）都请了过来。尽管斑鳖早在古籍中就时有记载，并被视为传说中龙之九子的老六“赑屃”的瑞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斑鳖似乎被整个世界遗忘了。在第一次研讨会召开的15年前，人们还将斑鳖和另一种大型鳖类——鼋混为一谈，直到苏州科技学院的赵肯堂教授对两只“癞头鼋”标本做了仔细研究，才为斑鳖正了名。

两亿年前，斑鳖沿着古地中海的北岸分布，和恐龙共同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随着印度次大陆的北移契入，青藏高原隆起，形成了一条天然的隔离带。斑鳖偏安红河一隅，血缘最近的亲戚是青藏高原另一头的幼发拉底河斑鳖，两者在此后的数百万年间遥遥相望。在400万到140万年前，金沙江改道，扬子江上游袭夺，江水裹着泥沙冲进长江。在如此剧烈的地质震荡中，居无定所的斑鳖又在长江流域繁衍了起来。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鳖，生命的韧性让斑鳖躲过了覆灭恐龙的白垩纪灾难，但很有可能会和其余的15000种物种一起，在这次人类一手炮制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中彻底消失。

会议上做了一次统计，清点了中国现存的已知斑鳖——数字是可怜的“4”。动物学家们意识到，他们必须要开始做点什么了。

但紧接着，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上海动物园的雌性斑鳖没有熬过2006年的冬天，传言寿命超过了200岁；苏州西园寺本有一对名为“方方”和“圆圆”的“夫妻”，但在第

二

整个物种只剩下一个雄性了，还能怎么繁衍生息？

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吕顺清曾任WCS两栖爬行动物项目协调员，他参与了2007年1月举行的第二次斑鳖研讨会，并接过了斑鳖繁育专家组中方负责人的重任。在此之前，中国动物园协会已向下属的所有动物园发文，要求拍摄并传来园中“鼋”的照片。在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照片在专家们手中传阅着，突然，一张来自长沙动物园的照片吸引住了吕顺清：看这头部的斑纹，看这吻突的形状，明明是只斑鳖，不是鼋啊！

尽管在心里认定了是斑鳖，但做科研的，“光看照片不严谨”，吕顺清没敢妄下定论。他思来想去，还是要去现场看看。会议结束，他临时买了机票，第二天就和来自TSA的专家组外方负责人杰拉德·库克林一同飞往了长沙。

斑鳖的生存策略是“R选择”，即产生的后代多，但存活率低，人工干预则可以迅速提升存活率。如果是雄鳖的话，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是雌鳖的话……这个物种岂不是有救了？与会的专家们都屏息期待着，几小时后，从长沙前线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这的确是一只斑鳖，还是一只90岁左右、正在产卵的雌性斑鳖！

让吕顺清、库克林以及所有的专家组成员没有想到的是，在此后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他们的命运会和这种动物紧紧地捆绑在一起。2006年9月在苏州西园寺举行的第一次斑鳖研讨会（来源：解焱）

婚礼

那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在此之前的15个月间，专家们一致同意要将两只斑鳖放到一块进行交配，但秉着“奇货可居”的心态，两家动物园对到底该把哪只斑鳖送走争执不休。最后是苏州动物园提出“雄鳖岁数太大，身体状况差”，中国动物园协会介入后才一锤定音，定于2008年的5月5日，将雌鳖从长沙送至苏州。

解焱向我回忆，那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拿这个物种来做一个特别大的宣传”“弄的全球都很那个”，甚至考虑通过摄像头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直播。

长沙动物园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上一回还得追溯到20年前一只会刷牙的黑猩猩的入住。居民们从全城各地赶来，操着方言大声交谈着：“王八”“海龟”“大乌龟”，有抱在怀中的婴儿被这种怪异的动物吓得噙满泪水。十几家媒体的记者们持着长枪短炮，为了拍到一个更清楚的画面，踩着池壁边缘紧紧趴在防护玻璃窗上。在小小的水池中，雌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它用蹼膜轻轻拍打着水面，像是发出的一阵微弱的呼救。

纪录片《最孤独的动物》记录下了将长沙动物园的斑鳖运往苏州动物园的全过程。片子的导演道格·舒尔茨（Doug Shultz）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雌鳖的场景，他被一种强大的力量震慑住了：它躲在背壳下安静地等候着，丝毫没有意识到它的身上将承担起振兴种族的重任。

中午1点钟，在做过最后一次生殖系统的检查后，“斑鳖新娘”在十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护送下启程了，此次旅途给它购买的保额是4.4万美金。除了吕顺清和库克林外，斑鳖所在的那辆面包车还有3名外籍乘客——专家一人，保险公司代表一人，摄影师一人。每个都是人高马大，拥挤着几乎不能动弹，只好蜷缩起身子挤在一起。保持着这种滑稽而又严谨的姿势，他们在第二天的清晨抵达了苏州。

库克林在回复我的邮件中说，两只斑鳖的历史性会面是他印象最深的时刻。雌鳖已经有超过70年没有见过同伴，雄鳖也经历了多年的独居生活，谁也说不准它俩的初次见面会发生些什么。为了防止意外，雄鳖的水池与雌鳖的用栅栏隔开。隔着栅栏，两只斑鳖来回地泅游，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第二天，一场暴雨席卷了苏州。库克林认为，打开通道闸门的时机到了。雷声轰鸣中，吕顺清撑着伞给动物园管理层打电话：“如果你们有很强烈的愿望，我们就不开了。”园方最终亮了绿灯。

这是漫长的5个小时。十余位专家和工作人员紧张地观察着，时刻准备在突发情况下拆散它们。也许是感受到了雌鳖的气息，雄鳖有些蠢蠢欲动，慢慢游到了门口，但又对这个闸门存在着顾虑和警觉。等待的时间太焦灼了，原本挤着来看“珍稀王八”的人群逐渐散去，只剩下一些在园区锻炼的老人，还在向水池中好奇又茫然地张望着。

终于，雄鳖跨过了闸门，迅速地游向雌鳖，两只庞然大物很快消失在了水面的泡沫旋涡之下。库克林调皮地说了一句：“池塘中正发生着什么。”从长沙到苏州，他已经几个晚上没睡上好觉，此刻难得松了口气，开始用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录下交配过程。

那时候还不能确认交配是否成功，但整个专家组都仿佛被婚礼上欢快的情绪感染了。按照常理推断，只要坐等雌鳖产卵、孵出小斑鳖就大功告成。“想想看，那时候是2008年，觉得这个事情都太顺利了。”吕顺清笑着回忆。

在一片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中，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是发生在运送雌鳖的途中，司机前一晚连夜从上海开到长沙，没经过一刻休整，立刻又踏上了这段跋涉960公里、历经17个小时的旅程。在经过一段正在整修的高速公路时，司机迷瞪了一下，撞上了提醒车辆绕行的红色桩子。那一刻吕顺清屏住了呼吸，死亡的念头“蹭”地冒了出来：“要完蛋了。”

好在，“完蛋”的结局并未发生，司机及时醒了过来，猛打了一把方向盘，将将从工地边避了过去。一车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差一点我们都是为了这个事业牺牲了”。

这次遭遇像是给故事的后续埋下了一个并不吉利的伏笔。在“婚礼”举行后的7年里，两只斑鳖每年都有交配行为，雌鳖每年也会产卵，但用手电筒照射乒乓球大小的卵时，始终没能够观测到胚胎发育的迹象。

专家们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整个野生动物保护界都屏住了呼吸，从那以后就一直失望。”TSA会长里克·赫德森（Rick Hudson）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没办法，只能孤注一掷了。

在刚开展繁育工作时，专家组曾经达成过一个人工授精的协议，但遭到了库克林的坚决反对。人工授精需要用电动震动仪刺激雄性的阴茎进而取精，对动物多少都会产生伤害。另外，这种手段也从未在任何龟鳖类动物的身上实施过。

事到如今，曾经被库克林否决的人工授精只能重新被提上日程。

在2015年春节，第一次人工授精在惶惶然的氛围中开始了。这时候，专家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雄鳖的阴茎没了。更确切地说，龟鳖的阴茎像章鱼的爪子，有五六个触手，但这只雄鳖只拥有一个不完整的触手。专家们猜测，这是早年间他和另一只雄鳖打斗时负的伤，另一只雄鳖被咬死了，它的代价就是成为了一个空荡荡的“太监”。

2015年和2016年的

三

今年四月中旬，专家组再一次发起了尝试。用库克林的话来说，他“召集了当前世界顶级水平的队伍和设备”。来自柏林Leibniz动物园的Thomas Hildebrandt教授与Susanne Holtze博士加入了团队，德国专家带来了可伸缩、可弯曲的便携式内窥镜，通过镀金头导线定位，能够在雌鳖的泄殖腔中找到输卵管的管口，再伸到输卵管的更深处、离卵巢更近的位置进行人工授精。

这一次的结果不能说更糟，但至少没好到哪里去——专家们甚至没能找到雌鳖产下的卵。有两个可能的原因，雌鳖没产卵，或者是由于换了个地儿，雌鳖把卵产到了监控以外的地方。吕顺清倾向于后者：“我们那个时候通过B超检查发现它的卵已经挺大了，按说像这么大的卵，应该是不会再被吸收的。”

但结果就摆在那里，这条缓慢行驶了十年的大船，又搁浅了。专家们将长沙动物园的雌鳖运送至苏州（来源：解焱）

Plan B

吕顺清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物种的有害是相对的，有益是绝对的。”有害是针对人类，有益则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甚至是苍蝇、蚊子也不该赶尽杀绝，经过千万年的进化，它们体内携带的遗传信息都是无价之宝。

斑鳖的保护还多了一层特殊意义。作为旗舰物种（keystone species），斑鳖站在食物链的顶端，一旦灭绝，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岌岌可危。

一个眼前的血泪教训是我国大型猫科动物的消失。华南虎野外已灭绝，金钱豹濒临绝迹，即便是一度广泛分布于中国南部的云豹数量也降到了数千只。很快，曾是它们腹中之餐的野猪开始泛滥，对农作物的侵袭成为近些年农民们的新困扰。“这个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农村都知道的，现在知道野猪很厉害，坏得不得了，你种的庄稼都给你拱掉了。”

所以，就算是人工繁育的计划一再失败，也远未到该放弃的时候。在中国最后两只斑鳖“圆房”后的第三年，专家们决定同时执行plan B：到云南红河流域的马堵山水库附近去寻找野生个体。

定位到马堵山水库是有据可循的。除了苏州动物园的一对斑鳖外，越南北部的同莫湖还曾发现一只野生斑鳖，同莫湖和红河相连，不排除在红河流域还有野生个体甚至种群存在的可能性。马堵山水库形成于2007年，在此之后，当地的渔民就报告说看到一只不同寻常的大鳖，“在偏僻河湾岸边沐浴着春日暖阳”。专家组认为，被截流的50公里河道可以被视为野生斑鳖最后的据点。

吕顺清找到了一个盟友，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类动物首席专家饶定齐。从1982年进入云南大学就读以来，饶定齐已在云南定居超过30年的时间。选择饶定齐，正是看中了他对当地环境的熟稔。

野外考察并不像它的名字听起来一样迷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徒劳无功地观察和等待。上午10点出发，下午4点归来，这段时间也是斑鳖活动最频繁的时候。通常是四到五个人，包一辆车过去，一整天都在河两岸来回巡逻，用双筒望远镜盯着水面。另外也要随时关注岸边，马堵山水库的西岸几乎竖直，风化面上裸露着被河水刨出的砾石，东岸的上游同样陡峭，下游则是绵长的缓坡，如果没有钓鱼人围坐，是最有希望见到晒背的龟鳖的地方。其他时候则是去市场上和鱼贩闲聊：“今天这有没有人捞着鳖给你”、“来卖什么东西的”。

出野外会持续三周到两个月不等，每次都是研究所的一名司机师傅开的车。他原本是个普通的野生动物爱好者，这么多年下来，“他也变成，说句实话，比好多专家水平都高的。”吕顺清笑着对我说。

寂寞是野外考察的常态，饶定齐将其视为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肯定会显得枯燥，但是没办法，那还是得这样子做啊。”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和亚热带季风区的高温作斗争：“你知道红河流域是很热的，那都是热死人的温度。”

偶尔的线索如草蛇灰线，能迅速点燃专家们心中的火焰，他们曾经历过一次和斑鳖咫尺之遥的时刻。在前年的一次考察中，专家们经过红河一条支流的洄水湾，发现水面翻滚着，颜色变得越来越浑浊，波浪从岸边一直摇曳到河中央。吕顺清猜测，这应该是一个贴地的大型爬行动物，由于行动缓慢，可能是被当地百姓下的渔网缠住了。

但这道踪迹很快又湮灭于茫茫一片的宽阔水面。吕顺清感到可惜，按原计划推进的话，无论是雄鳖还是雌鳖，都要捉来送进动物园。这是基于最小可生存种群的概念，低于一定数量的种群是没办法在野外生存的，只能通过人工干预。

WCS爬行动物保护专家史蒂文·普拉特（Steven Platt）是在2016年5月加入到野外考察团队中来的。在一篇文章中，他把这次任务比作是寻找尼斯湖水怪，两者间的相似处显而易见：屡有目击，但从未出现在科学探测的视野。

普拉特给专家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带来了新的方法。比如用鱼内脏、猪肝、牛肾等“能搞到的最臭气熏天的东西”当诱饵，在他看来，对一只饥饿的鳖来说，这是“真正让它开心吃到撑的自助大餐。”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尝试。在聊到普拉特的加入时，电话那头的饶定齐显得有些不屑一顾：“那各有各的（方法），他不建议是那样子，我说我们这边可能不行，我不接受老外这个做法。”红河流域现在仍是当地居民打鱼的好去处，饶定齐认为，如果说河里还剩几只大鳖的话，它们应该不缺食物来源，不会为了这点小恩惠上钩。

关于斑鳖最新的一个发现是在今年夏天，一家叫做中国绿发会的环保组织声称在泉州的寺庙里发现了疑似斑鳖。这个组织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此之前，他们发动了各种民间力量来寻找野生斑鳖，甚至发布了5万元的斑鳖“悬赏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一无所获。通过我，他们联系上了吕顺清。有别于背甲光滑的斑鳖，图中的这只大鳖背甲前缘有一排很大的隆起。仔细辨认过后，吕顺清给出了答复：“很肯定地说，是亚洲鳖。特征很清楚。”

这样的“发现”，吕顺清已经经历过几十次了。

异见者

闻丞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科学与保护项目主任，也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个旧人。个旧在红河边上，有“世界锡都”之称。从闻丞懂事起，由于过度开采导致的石漠化现象就非常严重，“全是石头，白颜色的，就跟骨头一样”。但在他出生前夕的70年代，个旧还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每天早上7点钟，汽笛轰响，两边山上的豺狼们一同开始嚎叫，雾气中汇成的交响乐唤醒了北回归线上湿漉漉的河谷和村庄。

红河是一条重要的生物地理分界线，也是唯一同时拥有斑鳖和鼋两种大型鳖类的河流。在他大把的童年时光里，龟鳖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当地村民有着朴素的泛神论信仰，“像大的这些东西多少都认为有点神奇”。他们把斑鳖的头称作“猫头”，它的吻部短而粗，头上覆着密密麻麻的铜钱花纹路，像极了一只去掉耳朵的猫。8岁那年，他还曾在菜市上见过一只灰绿色背甲的大鳖，小贩颤颤巍巍地背负着大鳖叫卖，行走起来相当吃力。

在2007年2月，闻丞主持开展了第一次在云南红河流域的斑鳖野外考察。考察中闻丞发现，几乎所有海拔1000m以下的热区原始森林都被砍伐殆尽，红河东岸和南溪河两岸的原始低地雨林已经被香蕉、橡胶和菠萝代替，绿春县也正在发展橡胶、紫胶寄生林等产业。另外让人担忧的一点是，“接触的地方渔、林部门官员之前都没有听说过斑鳖。”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由吕顺清和库克林领衔的斑鳖保护专家组成立了。闻丞并没有加入专家组，相反，他一步步走向了专家组的对立面，成为了一个在野的“异见者”。

在闻丞看来，人工授精是一种外行的做法，对龟鳖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伤害。相较哺乳动物，龟鳖的生理节奏更慢，应急恢复也需要更长的时间。“你这么大一个东西拿起来折腾，你还要麻醉，还要采血样，还要取精、电击，它应激非常激烈。”

捕捞红河流域的野生个体来和苏州动物园的配对，也有可能沦为天方夜谭。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怀庆曾发表过论文，通过大量斑鳖标本的DNA检测，证明红河流域的斑鳖和长江流域的斑鳖“分化达到亚种以上的水平”。说得更通俗一点，即意味着两处的斑鳖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即便交配也几无繁衍的可能。

确认该说法成立的唯一途径是采集苏州动物园两只活体的DNA。然而，采集DNA的尝试受到了园方的阻挠：“去苏州动物园想去采这个DNA的样的时候，当时苏州动物园这边就以各种理由，反正没有接受。”

饶定齐也曾在文章中呼吁：“尽快分析和掌握目前苏州动物园所饲养的一对斑鳖的遗传信息及其与红河流域（包括越南）斑鳖的亲缘关系。”然而，即便身为专家组成员，饶定齐对进度依然一头雾水：“不知道做了没有，不知道做了没有公布……组织这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几度联系苏州动物园都遭到了拒绝，最后通过吕顺清，他们给出了这样的答复：“由于斑鳖10年来没有繁育出后代，他们承受了太多来自于领导和社会的压力，因此特别希望低调。”

闻丞觉得，专家组有些过于盲目自信了，缺乏对斑鳖生命史的了解。江水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斑鳖的繁殖需要洪水冲刷的刺激作用。假设贸然把野生斑鳖搁到净水里头，就像把美洲豹关进了笼子，失去奔跑的能力，只能寂寥地度过余生。

直到七八年前，闻丞还在家乡见过渔民捕捉上来的死去的小斑鳖。在公开资料中，关于野生斑鳖存在的最后一次确切证据是在90年代末，元阳县水产站放生了一只斑鳖，并留下了十余张照片。如果闻丞公布了这个消息，将使专家组搜寻野生斑鳖的信心大增，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力度的加强，他选择了隐瞒：“当时我就不想把这个事情报出来，就是因为动物园人工繁殖这个，要知道了肯定去把里面能抓到的抓起来送动物园。”

坐在位于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闻丞对2200公里外的家乡发生的一切忧虑重重。他承认对于这些童年的玩伴，自己“都会格外关注”。采访期间，他几番升高了音调：“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个观点，河里头那个千万不要抓起来，护住，千万不要抓起来。”

今年春节，闻丞又回了一趟红河。他在一个信佛的朋友家见到了一条快两米长的花鳗鲡。花鳗鲡是典型的降河洄游鱼类，性成熟后便由江河的上、中游移向下游，群集与河口处入海，到远洋中去产卵繁殖。

闻丞没想到，在离海600公里的地方能见到花鳗鲡，水电站的建设彻底截断了它向大海洄游的路线。每到天黑，这条花鳗鲡就从水池里爬出来到处乱转，闻丞知道，它又在找下海的地方了。

人工繁育和野外考察两项工作的久久停滞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斑鳖的出路。饶定齐曾提出过“最后拯救斑鳖的唯一机会和办法”：将苏州动物园的斑鳖放入马堵山水库，让其自行寻找同类和配偶。在采访中，饶定齐再次申明这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但“至少是种建议”。他相信，动物有动物的本能，就像两颗相互吸引的恒星，在百米宽的浑黄河水中，斑鳖远比人类更容易找到它的伙伴。

然而，在吕顺清眼里，饶定齐的建议“非常好，但难以实现”。斑鳖的繁育早就超过了保护生物学本身，而将触碰到更为复杂的“动物园政治”。没有哪个动物园会愿意将“镇园之宝”拱手相让，十年前的那场争夺战只是个开端，这些年来，长沙动物园还在孜孜不倦地谋求将雌鳖要回来的可能性。放归野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等同于痴人说梦。

一旦苏州动物园的任何一只斑鳖死亡，专家组和动物园之间的合作协议就自动结束。剩下的最后一只“肯定要回到它的动物园”。命运，就只能交给上天了。雌鳖产下的卵（来源：解焱）

在山下耍着玩

在见到吕顺清的时候，我给他带了一本杨振宁为封面的《人物》杂志。他翻到写杨振宁的那篇报道，看了好久，看完后把杂志整齐地放到一边。在他眼里，杨振宁是站在山顶上的人物：“你看最后华山论剑的时候，还没有走到华山的时候，旁边小群那些人物也在那舞枪弄棒的说什么争个天下第一的，杨过一嗓子、一吼，全吓跑了。杨振宁他们就是属于真正的华山论剑的，我们这也就是小把戏，在山下耍着玩的那些人。”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伟人的诞生也需要无名之辈的付出。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单靠某一个人振臂一呼是搞不好的”。他收回了原本挂着的一丝愧怍的笑意，那股严肃劲儿又回来了：“像杨先生这样的人物，我们很羡慕、很敬重他，但是我们绝不会因为他来轻视自己，让自己没有信心。”

饶定齐和吕顺清是同门师兄弟，分别于1989年和1991年硕士毕业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两句口号贯穿了他们求学的八九十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和“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在这波发端于国家号召的浪潮中，他俩也成为了坚定投身其中的一个。那是大熊猫正当红的年代，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把大熊猫做成了徽标。而后一首《丹顶鹤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把这种头顶有一块鲜红色斑记的鸟禽送上了神坛。相较而言，斑鳖所属的两栖爬行类可谓是一片冷清。

近三十年来，公众对两栖爬行动物的关注度逐步上升，这是基于一个令人叹气的现实：它们的生存处境实在是太糟糕了。愈发频繁的人类活动大大改变了地球上的生态格局，由于是冷血动物，它们对周遭环境的变迁非常敏感。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的野生龟鳖类种群已基本崩溃，种群数量直线下降。“孤独的乔治”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龟鳖，作为平塔岛象龟中已知的最后一个个体，从1971年被发现起，它在这座59平方公里的无人岛上独自生活了40年，直到2012年离世。现如今，“最孤独的动物”的称号落到了斑鳖的头上。

在某种层面上说，研究斑鳖的专家们和这种生物一样孤独。

永远都不够的经费——饶定齐估计，这些年投在野外考察上的资金有30多万，考虑到找村民帮忙的日薪都要100块，这些钱都能说是杯水车薪。很多时候，“没有这个预算，他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的。”迄今为止，他还没见过斑鳖的活体。

永远都在争吵的学术界——加入到斑鳖专家组的十年来，库克林说他听到了太多的声音：“在国际学术界，无论是哪个物种，要不要做、该怎么做从来都没有定论。有人说‘你们干的漂亮’，就会有人说‘太迟了，早点放弃吧’。”

永远都克服不了的负面情绪——即便离开WCS中国项目主任这个位子5年，解焱还是忘不了斑鳖没有繁育成功的遗憾。她曾在访谈中表示：“我做了20年，还是看到生物多样性不断地在下降，每天还是有那么多灰心丧气的事情发生。”

曾和专家们朝夕相处数天的导演道格毫不掩饰对他们的赞赏：“我有点嫉妒这些科学家们——拯救一个濒危物种的感觉一定很奇妙。”但他很快话锋一转：“那些天里，我看到很多人为科学家的努力鼓掌欢呼，并祈祷成功，但我敢打包票，在知道斑鳖在全世界只剩下两三只之前，他们才不关心这种动物的死活。”

有时候吕顺清也会感到后悔：“如果这个项目要是早几年的话，那肯定效果就会好很多。”“如果”的假设不会成立，所以他只能选择死磕到底。库克林常常这样激励自己：当他望向这两只斑鳖的眼睛时——即便那只雄鳖已经半瞎，他能感觉到它们并没有放弃，那么，他又有什么理由要放弃呢？

地球上最后两只人工养殖的斑鳖依然安静地生活在苏州动物园里，为了避免外界打扰，斑鳖馆暂时还未向公众开放。每到农历惊蛰前后，冬眠的斑鳖从埋身的池底淤泥里苏醒，冒出到水面上呼吸，在阳光和煦的午后会爬到岸边斜坡处晒背。

早上9点或下午1点，饲养员会把新鲜的鱼肉、龙虾、牛肉串到筷子上，单手拨动水面，两只斑鳖慢慢地浮游过来采食。用餐后的斑鳖眼睛明亮，四肢伸展开来，这是它们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在漫长的时光河流里，它们见证了自己的同伴一个接一个消失。谁也说不清这个物种的命运，也许能像扬子鳄恢复野生种群，也许就是下一个“孤独的乔治”。它们别无他法，只能选择小心翼翼地相信看似无所不能的人类。

记忆大师的脑力江湖

输赢之间

中国最好的记忆选手王峰已经五年没参加过记忆竞赛了，作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问鼎过世界记忆总冠军的中国人，他创下的世界纪录已经被慢慢超越，但脑力总积分依旧让当时的他稳占世界第五的排位。

今晚这个舞台给了他重新体验的机会，最常规也是他最拿手的数字项目：快速扑克。这曾是世锦赛的重要项目之一，选手被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记忆一副扑克牌（52张），当年他创下的世界纪录是24.22秒。而此时他的对手是排名世界第二的德国选手西蒙，他曾经在一场公开赛上打破过王峰的世界纪录，此次比赛的规则是，记忆正确且用时少者获胜。

主持人蒋昌建宣布开始，王峰迅速抓起扑克牌，手指快速拨动牌面，眼睛紧紧盯住闪过的每个数字和花色，每拨过一张牌他便轻点一下头，由于过牌的速度太快，他看起来像在小鸡啄米，19.8秒后，他果断按下了计时器。两秒后，西蒙也按下了计时器。

选手有5分钟的记忆时间，稍作整理后，西蒙很快开始了复牌，而王峰却紧闭双眼，低头沉思，似乎回忆并不顺畅。这样的表现让台下的科学判官魏坤琳眉头紧锁。然而在规定时间还剩十秒钟时，王峰拿起扑克，流畅地开始了复牌。

对牌开始。“正确”、“正确”……突然，一声“错误”出现，然而那是西蒙的牌，随后又有几声“错误”，西蒙紧锁眉头。直到最后四张，观众的悬着的心仍未放下，终于，倒数第二张，“正确”，王峰赢得了这次对抗，刷出了新的世界纪录19.8秒。

这是2015年《最强大脑》节目第二季的一场中德对抗赛，“归来王者”王峰又一次在竞技场上所向披靡，不管是与西蒙·莱茵哈德的对抗，还是应对鲍里斯·尼古莱·康拉德的挑战，稳如“定海神针”的王峰从来没有失败过，排名也不能使他畏惧。

但冠军总有被打败的时候。这一年，来自美国的记忆高手Alex横空出世，这个记忆新人一举打败了记坛老将，接连突破了世界纪录，在IAM网站上脑力积分值排名世界第一。2017年，他来到最强大脑，迎接他的仍旧是王峰——魏坤琳认为他是中国战队里唯一一个能跟Alex对决的人。王峰和Alex的对决图片来源于网络

节目组特地为他们设计了一个高难度项目，选手需要在12分钟记忆50组滚动的航班信息，记忆完全准确且速度快者得1分，率先拿到2分获胜。

英文、数字夹杂的航班信息快速滚动，一条条飞行线路随机降落，让人眼花缭乱。规定的时间一到，两位选手开始飞快地在10行5列的玻璃板格上填写答案。一开始，王峰明显领先于Alex，他使用分隔记忆，所以必须跳跃再转回格子填写信息。而Alex则使用合并记忆，根据表格顺序流畅地填写信息，优势慢慢显现出来。书写到第三行时，王峰对其中一格信息稍有犹豫，Alex趁机追赶上来。在王峰还剩最后三格信息时，Alex按下计时器，王峰的答题板随即碎落在地。

Alex的答案全都正确。接下来的比赛中，率先拿到两分的Alex赢得了比赛，这也意味着中国战队输掉了这一季节目的中外对抗赛。面对失败，王峰一字一句地陈述着他的感言，细框眼镜下的双眼无甚波澜。“其实竞技来讲，只要你上场，就迟早会被超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这叫社会进步，这叫生生不息。”王峰说完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鼓掌。

是的，竞技记忆的奥秘就在于，随时被超越，随时在超越。如果说《最强大脑》是脑力锦标赛运动和现场效果结合得最好的节目，应该不会有人异议。“王峰和Alex是典型擅长记数字的选手，他们有自己擅长的编码系统，节目可以以任何表现形式，反正那个信息你用

记忆术

所有的记忆大师，包括记忆冠军在内，都是普通人。这是任何看过他们酷炫表演的人最初无法相信的事实。记忆大师们依助一种古老的记忆术修炼成现在的记忆能力，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记忆大师”，但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记忆冠军。”

公元前5世纪，诗人西蒙尼德斯在富人的宴会上朗诵诗歌，突然被两名来客叫出大厅。一瞬间，大厅坍塌，只有诗人得以幸存。然而现在有了新的麻烦，废墟下，不幸丧命的人们血肉模糊，无法辨认。此时，西蒙尼德斯用自己的记忆力，将刚才宴会的座次一一复述出来，让人们得以确认遇难者的遗体。

这个故事被当作记忆术的起源传颂，古希腊《修辞学》一书认为，记忆术就是空间记忆法，它将人工记忆力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图像和位置，这也被称为“记忆宫殿法”。现在，世界记忆大师们会用编码把信息想象成特定图像，再将图像储存在特定“地点桩”，这是一组有序的、事先熟悉的地点。

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想象的过程要尽可能地注意细节，尽可能地有趣、粗俗、奇特一些。大脑中联想到的图像越生动，就越能防止记忆内容与地点脱离，多种感官的应用也很重要。世界记忆大师何平向我描述他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满嘴爬的是蜈蚣，牙齿在咀嚼。在这幅图景中，蜈蚣是数字59的编码，嘴巴是他从自己身体上找的地点桩。

当托尼·伯赞在图书馆了解到这种古老记忆法后，他渐渐开始了脑力研究，并于1991年创立世界脑力锦标赛，将“记忆宫殿”从英国推向了全世界。

这种记忆术被传给了马来西亚的记忆大师叶瑞财，又进而被他的两个徒弟，中国第一批记忆大师张杰和王茂华带入国内。几年后，一家名为“新思维”的公司横空出世，它是当时唯一一家选派选手去国外参加记忆锦标赛的机构，这也是它比80年代国内锦州市“实用记忆”函授班强的地方。

2007年，“新思维”开启了全国高校巡讲模式，当他们来到武大时，大三学生袁文魁也注意到了这个消息，准备考研的他站在后面听完了讲座。

和大多数台下观众一样，袁文魁对主讲者记忆数字、背诵古文的能力感到震撼，他当即报名了为期两天的课程。他没想到的是，在自己摸索学习的过程中，他渐渐背下了道德经、六级单词，记下了圆周率后一千位，并能够在2分钟内速记一副扑克牌。

欣喜若狂的袁文魁决定创办一个记忆协会，9月，武大记协成立。后来，他立下了要参加世界记忆锦标赛的目标，他想“挑战一下自己，实现一个梦想。”一年后，他和同年被“新思维”挖掘的人大学生郑才千一起，踏上了中东巴林参赛之旅，并成为当年仅受获封的两位世界记忆大师之一。

回国后的袁文魁收获了铺天盖地的掌声和拥趸者，其中有一位在学生会遭遇失意的大三学生也走了过来，他“文静木讷、桀骜不驯”，看着记协打出的标语，问了一个所有成为记忆大师之前的人都会问的问题，“记忆不是天生的吗？可以后天训练出来吗？”他就是王峰。事实证明，后来这个徒弟将超越他问鼎世界总冠军。

而与此同时，美国自由记者乔舒亚·福尔正在写作他的书籍《与爱因斯坦月球漫步》，这本书源自于他的一次“新闻参与实验”：在2005年采访完记忆力比赛冠军埃德·库克后，对方告知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记忆高手，乔舒亚由此开启了对记忆术的探索。在埃德的帮助下，经过一年训练的乔舒亚站上了“美国记忆力锦标赛”的赛场，并赢得冠军。

当这段经历被乔舒亚搬上TED讲台时，正好被在Johns Hopkins大学读书的Alex Mullen看到。2013年，Alex买了这本《与爱因斯坦月球漫步》，并自己进行记忆训练。这本书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乔舒亚在比赛上记忆快速扑克时，他脑海中记忆宫殿的最后一幅图像是，“在我父母卧室门脚边，我看见自己和爱因斯坦正在月球漫步(黑桃四、红心国王、方片三) 。”

三年后，Alex成为世界锦标赛总冠军。

规训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郑爱强的“强战队”所在的东湖新村培训基地。在中国记忆竞技场渐渐发生改变的今天，多数记忆大师们拿到记忆大师称号后即告别赛场，不再竞技。这个战队里的成员却不是这样。

让人惊叹的是，目前世锦赛排名最靠前的几位中国选手皆出自于此。在WMSC的世界排名中，“强战队”16年学员黄胜华、苏泽河分别排名世界第六、第七，超过了王峰，其15年学员石彬彬排名世界第十一，而排名世界第十二的则是“强战队”总教练郑爱强。更令人兴奋的是，这几位学员都是IGM（国际特级记忆大师），这是记忆大师的最高级别。

走进这个120平米左右的基地，你会看到房间里的每张桌子均铺上了墨绿色桌布，并以白色泡沫板隔开，桌上只有几副扑克牌，水杯，几支笔和一个计时器，以及防干扰的耳塞和头戴式耳机。上午这里刚刚举办完大测，六个房间的54个学员同时开始记忆，最后在密密麻麻的表格答题纸上填写所记忆到的东西。郑爱强在为学生们上课图片由记者拍摄

如果想达到世界记忆大师的标准，参赛者至少要完成三项，即1小时内记住1000个随机数字，1小时内记住最少10副扑克牌，2分钟内记住1副扑克牌。

学员们住在附近的出租屋里，吃饭自己解决，训练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到5点，晚上一直到9点，没有手机、只有数字、扑克、代码……这种训练、生活状态让人想到袁文魁、王峰及之前所有记忆大师们的集训场景。东湖新村是武大记协的训练基地，几乎任何一位参加世界记忆锦标赛的队员都会在此接受为期多天的艰苦练习，这是拿到好成绩的必要条件。

郑爱强也曾是其中一员。他是2014年世界记忆锦标赛的中国总冠军，师自袁文魁，并受到王峰影响，从他身上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遍全对”能力。而这一点在黄胜华看来，也是他从郑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经验。

晚上七点，郑爱强给队员开会，总结大测，并为下一场亚洲公开赛做动员。PPT显示队员的平均得分为2000，但郑爱强并不满意这个成绩，他详细列出了队员存在的问题，给每个分数段提出了奋斗目标，甚至打出了高达3000的奖金。现场气氛一直非常热烈。开完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他提议所有人一起去光谷大桥上跑步。“第一第一，我们绝对是中国第一。”在光谷大桥散步时，郑爱强语气坚定地跟我强调“强战队”的地位。当问到为什么这么在意竞技成绩时，他说，“我还在做是因为一份责任心在里面，我觉得他们既然是我的学生，我不能让他们落后。”

他特别兴奋地谈到强战队赶超蒙古队一事，使用PAO（Person-Action-Object）记忆体系的蒙古队一直是记忆强兵，而使用二位数编码系统的国内战队终于战胜了它。“去年我们为中国队拿了团体总冠军，真是跨时代的意义，我有算过，我们战队为这个团体总冠军贡献了70%。”

当问到是否会觉得训练辛苦时，他表现出了对训练的热爱：“以前我们高考是不是也觉得很枯燥？但是你也会从中找到成就感和乐趣，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和目标，不断总结改进，就有动力走下去。”

我请魏坤琳解释一下这种训练状态，他表示，“这就像运动员的训练，作为一个集体，为一个事情去奋斗，提升自己能力，争夺荣誉，是不是一样？”他用了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i Csikszentmihalyi）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福流”（Flow）概念，如果一个人对某一活动或事物表现出浓厚而强烈的兴趣，就会完全投入进去，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并产生愉快、兴趣等情绪。“你说一个人去打球，刘翔跨栏有什么意义？我们说记忆法的意义，不是非得功利地去看待它，我参加比赛的最好成绩是世界前三，我有的项目里还可以打破世界记录，那我觉得自己还有这种可能，我看待自己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做其他事的时候就会用另一种方式审视自己。”2011年的世界记忆大师李威这样对我说。

Show

如果说《最强大脑》是对脑力类选手的一次集中展示，那么对于其中占比巨大的记忆类选手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被包装得酷炫的脑力锦标赛。

一些记忆类选手解释了他们的项目与比记忆锦标赛之间的关系：辨脸、辨形类的节目类似脑力锦标赛的人名头像项目，即在规定时间内记忆人的头像及其对应的人名，挑战者们将对方的脸部显著信息编码，形成图像记在脑海中；检索填字其实像随机词汇项目，它要求选手记忆各种随机的、字数不同的词汇再加以处理；像素项目，每个方格填充一种颜色，每幅图再匹配数字，其实像虚拟历史年代，即要求选手记住虚拟的历史事件及对应的年代……“我说这就是个show，但show不是表演，而是展示，不然你把记忆大赛的所有项目都搬到电视上，你看去？不要被表象所迷惑。我们可以设计出n多的挑战来，但每种项目的难度是可以调的。”魏坤琳这样解释节目的设定。

郑才千是《最强大脑》第一季出场的第一个选手，而他挑战的魔方墙并不是记忆类项目。袁文魁印象中的他，“非人类，当年在词汇项目上15分钟可以记300个，一般人记100多就了不起了。”对于选择魔方墙项目的原因，郑才千说，“你让我去做记忆类项目，我觉得很没有意思，我就想去做一些比较少见、看起来比较难的事情。”

面对左右各2500的一堵巨大魔方墙，他找出了一个魔方被换掉颜色的一个空格，即找出了1/45000的不同。关于“找茬”的过程，他说得特别云淡风轻，“把左右眼的图像抽离出来，进行二次的合成，这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他把自己这个能力归结为快速阅读的训练对眼球能力的提高。他认为只要经过练习，很多项目大家都可以做。

魏坤琳也认为，所有的选手都是练出来的，没有天才的选手，且练习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比如王昱珩是玩艺术的，平常就观察这些细节，碰到这样的挑战，当然比别人厉害。所以不要说我王昱珩就不需要练，你练了，你练了一辈子了。更不要说我是天生的，你是后天练的，这是不make any sense。”他说。

他更看重后天能动性的重要，“我们很难分清楚哪些是纯天赋的，哪些是后天练的，我可以把天赋等同于基础能力，但从基础能力到综合能力，到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到真正取得一番事业，这之间的预测效率极低。所以如果只谈所谓基础天赋，是不是很无趣？怎么能排斥练习的作用呢？”

在他看来，虽然记忆术每个人都能掌握，但每个人的水平不尽相同。“我们都能够练短跑，但为什么有些人会跑成世界冠军，变成传奇？他们就是最强大脑。在这个注意力、专注力缺失的时代，一种枯燥的练习，专注地练这么久，这就是一种天赋。记忆大师们一般说在智商的一个维度，处理速度processing speed上，会快过常人。”“世界记忆之父”托尼·博赞 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在王昱珩眼里，《最强大脑》上的很多记忆项目给他最大的感受是，“我发现我从小就开始用的很多记忆方法，也就是他们后来努力学习的记忆术，我没有想到居然有很多人平时记东西不用记忆法，这个让我比较吃惊。”

对于美国华人、休斯顿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二学生林君铝来说，这确实如此。2015年年底，他看到了《最强大脑》节目，从最初的震惊到确认可以后天练成，他感到非常兴奋，后来也练习记忆术，参加了记忆锦标赛，并跟Alex成为了队友。“在Alex之前世界记忆锦标赛几乎没有美国选手的，我想主要原因还是缺乏推广，不像中国有最强大脑这个综艺节目，可以使脑力运动一夜成名。”他说。

而在世界记忆大师、武大记协前会长何平看来，“大众通过媒体看着别人能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会去搜索这些选手，开始了解记忆术是可以后天练成的，从而有利于普及记忆法。而通过节目，记忆大师也不再籍籍无名，他们进行其他活动时也会比较顺风顺水。”

变异

没有一个智力类项目像记忆术这样，在竞技快感之余，还有着令人不能忽视的实用价值。玩魔方有什么用？会心算有什么用？能观察有什么用？会记忆呢？当然有用。生活似乎处处需要记忆，在应试教育氛围浓厚的中国，记忆术更被看做是天赐法宝，以至于它一传入中国便以星星之火迅速燎原。竞技场之外，记忆战的硝烟打得正猛。

珞忆教育研究院院长、武大记协终身荣誉会长刘大炜告诉我，他即将迎来自己教育机构的1000名暑假班学员。这位曾培养出刘会凤、申一帆等众多世界记忆大师的竞技教练十分肯定地说，“几年前我就看清方向了，千万不能从记忆大师这方面冲刺，因为记忆大师再怎么样只能解决学生一小部分问题，我要解决中国真正的问题，就是分数。”

他拿出自己研发的《图解道德经》，并展示了其中他最喜欢的一段：上善若水（上山落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上立玩物而不正），处众人之所恶（处在众人所厌恶的地方），故积于道（所以堆积于道上），居善地（居山地）、心善渊（中心有三圆），与善仁（与三人）……括号内的谐音被画成了图像，串联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它已经有别于传统的记忆术，因为它抛弃了“记忆宫殿”自成一体。“记忆就是记忆，很多人把记和理解混在一起，我们是先解决你的记忆问题，再解决你的读和理解，分开之后针对性就很强了。”刘大炜说。

他曾仅花3个月考上研究生，1个月考上博士生，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记忆法实用性的重要。2015年，他曾经的学生吴琼带着自己的奶奶和三个妹妹参加世锦赛，希望能帮助她们“轻松地学习”，最终三个妹妹全部成为记忆大师，今年，她的四妹成了本市的高考状元。

对于记忆法实用化到底是利是弊，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支持反对者都各执一词。但不可否认的是，记忆术本身及其发展已经影响到越来越多人。《最强大脑》记忆选手余彬晶在知乎live上开设价值39.9元的课程“最强大脑教你如何高效记忆”，有高达2300余人参与。申一帆的“图样”上线三个月，仅靠线上99元的付费视频课程，一个月销售额就达到了180万。

李威认为，“商业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关键是让学生、家长掏钱值不值这个价，有没有效果。”

我曾试图跟王峰聊聊这个话题，但对方拒绝接受采访，他说，“记忆法在我看来就是一门提高学习效率的技术和方法，技术本身并没有问题，关于这个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也清楚，但不想多说。”

与中国的“红海”形成对比的是，国外的记忆界是一片“蓝海”。不仅参赛多年的选手很少出来做专职记忆培训，国内的记忆术发展也并不宽广，更不用说培训机构。“这归根到底是教育体系造成的，美国教育体系宣扬学生个性，几乎没有学习压力，要付出时间精力的记忆训练对他们是一种煎熬，所以没有培训机构，都是业余爱好。”林君铝说。“我觉得记忆法只是一种工具，工具有好有坏，家长不能盲目，成绩不好的原因有很多，记忆法不是救命稻草，只有真正有不足再补才会更好一些。”袁文魁表示。

而魏坤琳则认为记忆法只在针对少数学科的少数部分才有用，他坚信知识是活的，有内部结构，需要理解，“他们鼓吹背英文，哪个记忆大师的英文高过我？你都背下来，so？我们都是靠理解去吃饭。假说有人说他可以把大脑的所有结构都背下来，我会说，呃，ok，so？他也不会拿那个东西来impress我。”

他则更愿意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过目不忘那帮孩子后来都成才了吗？小时候极限记忆能力很强，so？中国人特别喜欢强调实际，自古以来背那些东西背傻了。”

而林君铝更希望推动美国华人了解记忆术，给华裔儿童推广实用记忆，帮助他们学习中文，“我的目标是要让中文成为世界上最易学的语言，这样不仅能提高华人社区的影响力，还能给外国人传播中国文化。”他说自己不会做商业化，这一计划也是和Alex一起推动的。

当我问到Alex他在脑力锦标赛上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时，他回答说我没想过。但他说，他会尽他所能，保持竞技的姿态，“目前我热爱这件事，我不会放弃。”而对于记忆术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他说，“我确实认为这些技术可能会引发一场潜在的教育革命，尽管这是否真的会发生，还有待观察，我满怀希望。”

形婚同志

一

2016年的五一劳动节，刘渝强和苏吉终于结婚了。

在众人的见证下，新郎刘渝强和新娘苏吉互换了戒指，这是他们前一天在县城夜市的地摊买的，18块一对。

刘渝强的男友小何和苏吉的女友杉杉也来帮着张罗婚礼，忙上忙下，心照不宣。好几次，小何想去牵刘渝强的手，摸他的戒指，刚伸出手去，又缩了回来。

杉杉穿着伴娘装很自然地挽着苏吉，笑得甜美。“我和苏吉要是能公开举办一场婚礼，这辈子就满足了。”杉杉说。刘渝强不能喝酒，杉杉就抢过杯子代他喝，醉后吐得直流眼泪。宾客都说这女娃儿耿直，但在杉杉看来“这些酒本来就是我和苏吉的。”反而是苏吉进入不了角色，“感觉在参加别人的婚礼”。

为了尽快演完这场戏，他们没有请司仪，连粉色气球都没有布置。

婚礼是在重庆市奉节县新县城刘渝强家举办的，一个由拆迁安置房组成的小区，六十多桌酒席摆在小区的露天停车场。一

从重庆文理学院毕业之后，刘渝强便回到奉节工作，考上了当地政府的公务员。他喜欢穿浅色衬衣，扎着皮带，身高一米七，才三十几岁就有了白发。他说自己没有多大出息，在小县城做个公务员，也算知足了。“从初中开始，我看到班上的帅哥就会心跳加速。”刘渝强说，那时候他的同桌是个女生，长得很漂亮，学习也好。全班的男生都嫉妒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他心里就是“没感觉”。十五六岁的年纪，班上的男同学开始早恋，刘渝强还愣在原地。

上大学后，刘渝强也没谈过恋爱。晚上等室友都睡着后，他一遍一遍地看李安的《断背山》，“看得直想哭”。电影中的悲惨结局让刘渝强觉得和同性爱人结婚这条路并不好走。他常常深夜醒来，浑身是汗，“一直骂自己，想不明白父母为什么把我生成了这种人”。

大学毕业后回到奉节工作，刘渝强为了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前后谈过两个女朋友。牵手时，女友主动摸索着去扣他的五根手头，他却感到“遭钳子夹住一般。”看电影时，女友把头靠在他肩上，耳朵和头发擦着他的脸，他却耸起肩膀，“痒得不舒服”。

28岁时，他不再找女朋友，打消了“变直”的念头。

他觉得在这个小县城只有他一个这样的“怪人”，对找爱人不抱任何希望。结果打开同志交友软件一看，“附近密密麻麻好多都是”。找来找去，觉得只有小何与他投缘。两人第一次出来见面的时候，是在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吃了两个小时火锅，喝完整整两箱啤酒后，小何抓着刘渝强的手走了五六公里来到长江边，两个大男人在一块大石头上肩并肩坐到凌晨。“那晚的月色太迷人太温柔，江风太撩人太纯粹。”小何用诗一样的语言回忆。

小何是奉节县一个乡镇的小学语文老师，文质彬彬，喜欢戴黑框眼镜，比刘渝强小了11岁。

刘渝强把小何带回家，给父母说是玩得好的同事。父母都是农民，小学只读到二年级，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同性恋，更不会相信儿子就是这样的人。小何每次去刘家都受到热情招待，时间久了，老俩口开始琢磨着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一次小何和刘渝强在刘家的果园摘橙子，父亲当着小何的面，给刘渝强下了命令，“一年之内找个女朋友把婚结了”。二

为了顶住家里的压力，刘渝强有了找一个拉拉（女同性恋）“形婚”的想法。他开始频繁地逛带有“同志”、“形婚”等字样的贴吧。每个贴吧里的形婚信息都有上万条之多，但刘渝强有自己的筛选经验：一般诚心找形式婚姻的，发的帖子有很多项内容，信息也十分详尽。除了身高、体重、户口、学历、职业、个人兴趣爱好等基本资料外，还有是否办结婚证、婚礼举办的费用如何分摊、婚后是否同居是否要小孩、双方的亲戚怎样走动等方面的要求。

凭着自己敏锐的“嗅觉”，刘渝强分辨出了苏吉的味道，主动加了对方的QQ。

为了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刘渝强见面之前特意去理了发。在奉节县城的一家咖啡馆，他第一次见到苏吉，他对苏吉说，希望能找个永久形婚的对象，必须能定期看望对方的父母，其他的条件双方都可以协商。苏吉觉得“这孩子挺孝顺的”，俩人逐渐熟络起来。过了半年，双方都觉得满意，便开始打算“为了结婚而结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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