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传媒的声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重生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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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传媒的声音试读：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在东海之滨钱塘江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浙江儿女以敢为天下先的雄心和气魄，谱写出中国大地上一部自强不息、创业创新的时代华章。作为《中国新闻出版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吴重生同志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忠实记录了浙江新闻出版行业各项工作的发展轨迹，为浙江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鼓与呼。翻阅这本《倾听传媒的声音》，可以欣喜地发现新闻出版业近年来在浙江演进、深化的轨迹。《浙江民企抢滩海外传媒市场》《中国教科书有了事实核查员》《浙报集团拓展传媒产业链》《钱江报系：风正一帆悬》《新闻出版：杭州市文创产业核心》……一篇篇重头稿件，把来自浙江新闻出版界第一线的经验和探索，鲜活地呈现到世人面前，不仅在全国新闻出版系统，也在业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只有深入到第一线，深入到基层，才能得到第一手新闻素材，采写出真实、生动和有深度的好新闻，收获最佳的新闻传播效果。两年来，《中国新闻出版报》浙江记者站还先后参与或策划推出浙江新闻出版产业发展与民企商机论坛、媒体与企业阳光品牌财富论坛、中国出版高端论坛等社会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媒体与企业、政府的关系。记者站的工作，得到了业内外的积极评价。

作为一名优秀的传媒人，吴重生同志的新闻和文学作品自1999年开始连续获得国家级新闻和文学大赛的诸多奖项，并在由中宣部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联合主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奖。一般情况下，读者关注的通常只是新闻本身，而不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传媒人本身，传媒人幕后艰辛的劳动往往不为人知。然而，正是从他们头脑中迸发的火花，在某时、某地、以某种奇妙的方式，为社会前行照亮了道路，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倘若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体，那么传媒人就是孤独而诚实的守夜者，在众人安睡的时候看护安全，在必要的时候敲响警钟。从这个角度来说，传媒的声音，岂能不倾听？

思想的启迪，情感的交流，民智的开启，文明的进步，都有赖于信息的自由流动。重生既是一位交游广泛、思想活跃、业务水平较高的记者站站长，也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出版人，从《屋后园》《女儿的眼睛》到《缘溪行》，从《吴重生笔下的人物》到《穿越冰达坂》……他活跃于报纸和图书出版两大领域，在勤奋笔耕的同时，以建设迅捷、通达、透明的传媒线路为己任。为了冲破那些为阻止信息流动而设置的障碍，需要记者与出版人持续坚忍的努力。正如迈克尔•埃默里博士所言，传媒史“就是人类长期以来为了传播而进行斗争，即发掘和解释新闻并在观点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见解和引人入胜的思想的历史”。一名称职的媒体人，仿佛杨万里笔下的那条清澈小溪，面临重重阻挠却一心向前，终能到达隐隐在望的目的地：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进入新世纪，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成为新的主题词。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宛如气势磅礴的钱江水激波扬涛，不断升华。文化大省、新闻出版强省、生态浙江、平安浙江……作为科学发展的践行者，浙江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样本和标杆。网络时代，市场化背景下的浙江乃至华东新闻出版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闻出版业在浙江省的发展仍然很强劲，“定位高端，服务决策；关注基层，深度挖掘；鲜活经验，重点报道；引领舆论，扩大影响；树立品牌，促进发展”，风行浙江大地，广传时代强音……《中国新闻出版报》要在行业内外进一步发挥其行业旗帜的导向，格外应当注意发挥驻地记者站的示范作用。

2010年是出版改革决胜之年，是报刊分类改革的启动之年，媒体格局和舆论环境发生的巨变，给新闻出版业带来新的挑战，浙江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对宣传事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注意到，在较为领先的中央报纸驻浙江记者站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同时，还有些报刊记者站管理没有根本性改观，意味着其未来市场份额的减少和市场价值的丢失。借此，我希望重生同志再接再厉，多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促进团结、推动发展的好作品；希望《中国新闻出版报》浙江记者站，一如既往为浙江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舆论保障，作出更大的贡献。2010年5月17日教科书，想说爱你不容易中国教科书有了“事实核查员”

一个偶然的机会，教育学术杂志《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在与作者探讨选题时谈到现在教材的质量，这触动了杭州语文老师郭初阳的灵感。于是，郭初阳向浙江省内语文教育同行吕栋和蔡朝阳发出了邀请，他们打算把全国使用最广泛的“人教版”、“北师大版”和“苏教版”3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一些课文进行梳理、核实，用现代公民的视角重新审视。

郭初阳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跟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我们不是存心找茬，而是以更高的要求来审视我们的孩子天天捧读的课本，以期让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中小学教材中存在“伪文章”

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郭初阳和他的研究小组的成员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文艺类的作品可以分为小说、戏剧、诗歌、历史、传记、非虚构等六大类。前三者都属于文学艺术，都是生活的扩展，可以用想像的方式追求艺术的真实，有虚构的特权。后三者的写作必须严格尊重事实本身，否则就是捏造。

在美国，各个杂志都设有“事实核查员”一职。“事实核查员”只做一件事，即查对所有的来稿中涉及的事实，复按所有来稿中的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以保证杂志所传达的知识准确无误。而在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里，文体混淆，有很多历史不像历史、传记不像传记的散文体篇目，既谈不上艺术的真实，也不符合基本的事实，这样的文章，可称之为“伪文章”。

郭初阳说，中学语文教材也是问题重重。有伪小说（契诃夫《套中人》被删掉将近一半，变成了半通不通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有伪诗歌（连作者舒婷本人都已经接受不了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有伪童话（模仿拼凑，情节设计拙劣，没有童话真实感的《盲孩子和他的影子》）。“我们希望用一种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课文，让孩子认识一个健康的‘母亲’。”

研究小组成员刨根问底用事实说话。为了考证屠格涅夫《麻雀》的真实性，郭初阳翻阅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出的8个译本，甚至干脆到历史档案中去找答案；为了解《陈毅探母》的真相，郭初阳不但查阅了《陈毅大事记》《陈毅年谱》，还把所有关于陈毅元帅的书翻了个遍，从而证明了这个故事从时间到地点都是虚构的。“我不明白，编著者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才睁着眼睛说瞎话。难道实事求是地讲述陈毅同志孝顺母亲的故事，就不感人了？”郭初阳说。三套教材的四大缺失

综观这三套教材的问题，郭初阳概括出四大缺失。

经典的缺失。因为孩童所处成长阶段的特殊性，因为经典本身的重要地位，我们期盼在教材中能有更多的经典作品。但这三套教材中有关母亲和母爱的文章，来自经典的文本并不多，且时有篡改。苏教版共17课，只有4篇可称经典。原来琅琅上口的《游子吟》，被费尽心思地包裹起来，仿佛农民家里新买了空调，室内机上颇费气力加做的木套，沾沾自喜以为是伟大的发明，其实臃肿而累赘；《少年王冕》节选自《儒林外史》，但只要翻开原著对照一下，几乎每一句话都被改动，已是面目全非。

北师大版倒是有《游子吟》的原文，但包括这首诗歌在内，24篇课文中，真正属于公认的经典的也只有4篇。人教版中则更少，22篇课文中，属于经典的只有2篇。

目力所及，涉及“母亲”的经典文本可谓众矣：《诗经•邶风•凯风》“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论语》“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顾城《安慰》、于坚《纯棉的母亲》、泰戈尔《飞鸟集》、密斯特拉尔《母亲的诗》、川端康成《母亲的眼睛》、黑塞《幸福的时刻》、帕索里尼《祈求母亲》、塞弗尔特《窗旁》……舍这些优秀文本而不用，是何道理？

儿童视角的缺失。仅就这三套教材的课文来看，有赞美母亲的，有提倡发明的，有呼吁保护环境的，有歌颂伟人的……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处处都是教育与禁止：“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如北师大版《妈妈的爱》：“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是的，我们诚然爱妈妈爱祖国，但枯燥的说教，如何能让孩子明白，“爱”是个什么东西，“祖国”又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

快乐的缺失。在苏教版17篇课文、北师大版24篇课文、人教版22篇课文中，快乐并不多见。最不快乐的孩子，莫过于人教版玩具柜台前的那个孩子。“只要看到谁买小汽车，他就马上跟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柜台上跑动的小汽车”，可是他得不到他心爱的玩具，他还必须懂事，必须分担父母的生活之重。有什么能够安慰这个貌似坚强的孩子孤独的心灵呢？不快乐是有原因的，可能是贫困，但母爱不会因为贫困而打折。要说根本原因，在一篇评论课文《小狮子》的文章《药》中有尖锐的分析。《小狮子》这篇北师大版和人教版都有的课文，可以被看作是集不快乐之大成的“典范”之作。《药》一文的点评直击要害：对吃苦精神的推崇正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试比较一下泰戈尔《小大人》片段：“我人很小，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到了我像爸爸一样年纪时，便要变大了。我的老师要是走来说道：‘时候晚了，把你的石板，你的书拿来。’我便要告诉他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我决不再学什么功课了。’我的老师便将惊异地说道：‘他读书不读书可以随便，因为他是大人了。’”

每一个孩子，若是读到这样的句子，一定会开怀大笑吧，因为这才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事实的缺失。这是最不可原谅的。可以讲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快乐，但捏造事实就显得十分荒唐。北师大版和苏教版都有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人们已经忘记去质疑其真伪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何易，竟然就去研究了，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还有前面提到的陈毅孝顺母亲的故事，也属作者虚构。苏教版《云雀的心愿》（云雀妈妈似乎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中写道：“云雀妈妈擦去头上的汗水。”鸟类没有汗腺，哪来什么汗水？还有《乌鸦反哺》，生物学已经证明，乌鸦没有反哺习性！可这篇习作，却是以目击证人的视角来讲述反哺的故事。创作可以虚构，但是虚构编造出目击证人，等同于说谎。家长有权知道孩子在读什么

无独有偶。继郭初阳、吕栋和蔡朝阳之后，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于爱群也加入到了这支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队伍中来。作为一个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五年级孩子的家长，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放厥词’，实在是看不过去这些课本的编写质量。想到我的孩子要通过这样的课本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接触文学、体会人生，我深感悲哀。”

郭初阳也认为，一些课文的价值判断也有问题，不能与时俱进。如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中，兔子妈妈把蘑菇奖给了和骏马赛跑的小白兔，而把和乌龟赛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边；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的《儿子们》中，老爷爷无视跳舞歌唱的两个儿子，眼里只有正在劳动的儿子……“这些，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让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都注意到。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教会孩子的不仅是识字、作文，更重要的是它在培养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是非判断能力。”郭初阳说。

北师大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有一篇课文《黄河象》，是一篇科学小品文。文章从考古挖掘出来的一头早已灭绝的剑齿象骨骼化石展开想像：“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踏扑踏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它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它们就高兴地跑起来。”于爱群说，现存的大象，不论是非洲象还是亚洲象，象群都是以母象为首领的。不知道这个作者有什么根据认为200万年前的剑齿象是以公象为首领的。

在另一篇课文《他发明了什么》中，于爱群发现，文章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应该算是一篇历史小品文了，可是却又在时间顺序、人物关系、历史背景、事件进展，甚至数据等各个方面遍布错讹。她认为，这篇文章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就主题先行，人为地改编历史以塑造主人公的光辉形象，对历史缺乏基本的尊重。《成吉思汗和鹰》这篇课文讲述成吉思汗在打猎途中口渴，想接泉水解渴。但是他的宠物鹰却一次一次地撞翻他接水的杯子，最终惹恼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射死了自己的鹰。之后成吉思汗发现，这泉水的源头处有一条“粗大的剧毒死蛇”，“几乎占满了整个池子”。成吉思汗明白，是鹰救了自己的性命，而自己却杀死了它，不禁追悔莫及。于爱群说，人人都知道蛇毒可以致命。但是蛇毒一般是通过进入人或其他动物的血液和神经系统而发挥毒性的，死在水里的毒蛇还有毒吗？退一步说，就算这条蛇在临死之前分泌了毒液溶在水池里，那么这水是否就被毒化了呢？她咨询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她认为，这个有名有姓的“传说”既没有史实依据，更没有科学依据，很容易让孩子误解。为了教给孩子一个道理而顾此失彼，对教育而言是得不偿失。

于爱群在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册中发现了一篇课文《草帽计》，讲的是红军长征期间，贺龙使用计谋，不费一枪一弹使敌人自相残杀的故事。但是读完后于爱群却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她查遍图书馆内和长征以及与贺龙有关的十几本传记和历史文献，找不到任何关于“草帽计”的记载。这篇课文本身没有出处、没有作者，时间和地点也极其模糊。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于爱群提问：“红军长征中有那么多英勇不屈、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战例，我们的孩子需要读这样一篇于史无据、自相矛盾，甚至可能是凭空杜撰的文章来学习什么是‘智谋’吗？这样的文章能入选小学课本，不知道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是怎么审定的。作为家长，是否有权利要求该委员会给出一个解释呢？”“读书的目的在于求真、求善、求美。伪文章于事实不符、于科学无据，此为不真；主题先行、道德拔高、空洞说教，此为不善；语言干瘪无趣、人物假大空、形象高大全，此为不美。不真、不善、不美，完全与读书的目的背道而驰，何来教益？”于爱群说。呼唤更多的民间“事实核查员”《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教材的好坏事关孩子教育的成败，事关民族的未来。现在教材中虚假的东西很多，找不到出处，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把教材中的问题收集起来看，可以说让人触目惊心。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郭初阳们”和作为家长的“于爱群们”的质疑精神和求证努力难能可贵，对教材编写和出版部门的提醒和警示作用不言而喻。

在谈到对教材编写部门、出版部门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建议时，郭初阳说，其实很简单，只要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学术独立，教育普及”：教材编写团队是独立的，编写经费并不依赖国家提供；编写的意图在于普及教育，培养现代公民健全的人格。

70多年前，“商务”巨擘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精选出十几篇文章译为白话文，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意在呼唤慷慨悲歌之士抵御外敌，同时也希望在新一辈少年身上养成坚忍昂扬的意志。同在“商务”的王云五则主持“万有文库”，“日出一书”。他们就是教材编写者的典范。

在北师大版教材的后记中有一段话也引起了于爱群的不满。文中说：“本册教科书选编的课文，有的作者佚名，有的根据教学需要进行了修改。受时间和条件限制，来不及与作者联系，在表示诚挚歉意的同时，一并致谢。”于爱群问：“教科书里的课文已选了好几年，怎么来不及联系作者？今年来不及，第二年还来不及？几年都没找到作者，这作者怎么这么鬼鬼祟祟啊？这样的文章可信吗？”

于爱群发现，有硬伤的课文几乎都是无作者、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这样的文章，来路不明、无法考证、文责不能自负，还可能有人浑水摸鱼、随意增删，导致错讹。因此她呼吁：尊重知识产权，杜绝“三无”文章。她建议，所有文章要标明作者，并尽可能对作者作简单介绍；不收录佚名作者的文章；如果文章经过改编，应该同时标明作者和改编者；所有文章应该标明出处、发表时间和是否节选。

于爱群表示，做教科书的义务核查员，本身也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她会继续为此而不懈努力。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职责是对现行教材进行监督和审察，及时提出批评，促使教材进步。郭初阳认为，教科书“事实核查员”职责的保障有赖于“专业的素养”、“独立的身份”和“有影响力的传媒”。郭初阳说：“我们担任‘事实核查员’一职，只是出于岗位责任感，是为中国教育做义工。如果现状不够理想，这个岗位我们只能继续坚守下去，并希望越来越多的同仁加入我们的队伍。”相关链接

从专题研究发起之日起，以浙江的郭初阳、蔡朝阳和吕栋3位老师为中心，迅速汇聚了30多个身处全国各地、执教于各年级段的语文老师。他们分成了三个小组，分别对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的语文教材进行了重新审视。他们在杭州市萧山区开了碰头会，明确分工与任务，之后的问题讨论都在QQ群里进行。在这一群富有激情的“事实核实员”为期半年的努力下，近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以专辑的方式，刊登在今年2月的《读写月报•新教育》上，当报告转帖到天涯论坛后，两天之内点击率高达20多万。《南方人物周刊》等全国多家媒体也对几位老师进行了采访。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9月18日05版爱迪生到底有没有救过妈妈

空洞的说教、随意的改编、模棱两可的事实、甚至杜撰一个个“名人故事”，这样的课文竟然在时下通用的小学语文教科书里时有出现——浙江3位较真的语文老师，咬文嚼字，挑出了课本里的刺。

昨天，杭州语文教师郭初阳来到本报编辑部，拿出了他整理的“问题课文”目录和点评。他说，他用几个月时间，仔细梳理了全国包括浙江广泛使用的“人教版”、“北师大版”、“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用现代公民的视角进行审视，发现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并不想找茬，只是希望大家从人文的视角，时代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我们的孩子回到家后都必须认真背诵的课文，希望孩子们得到真善美的教育。”

无独有偶，关注伪课文的，还有来自绍兴稽山中学的蔡朝阳老师、桐乡凤鸣高级中学的吕栋老师，他们也都发现了语文教材中的各种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发给记者，希望更多读者来商榷。爱迪生真的救过妈妈吗“主要问题有四类：一是内容不符合历史与常识，如人教版的《爱迪生救妈妈》；二是缺少童心，扼杀儿童天性，如苏教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三是思想不符合现代观念，如人教版的《妈妈的账单》；四是随意改编戕害经典，如苏教版《少年王冕》、北师大版的《不愿长大的小姑娘》等，至于无作者名字、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更比比皆是。”

郭初阳说，时下的教材普遍缺乏经典作品，可笑的是，有很多经典被随意篡改后出现；有的课文内容老旧，灌输过时的思想；很多甚至连故事的真实性都让人怀疑。“如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第30课《爱迪生救妈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37—139页），虽然很感人，却在任何爱迪生的传记里都难以找到事实的根据，而且从医学上考究，当年也不可能做那么一个阑尾炎手术。”

郭初阳说，这样可笑的课文很多。如苏教版《云雀的心愿》中写道：“云雀妈妈擦去头上的汗水……”鸟类没有汗腺，哪来汗水？

为了证实《陈毅探母》的真实性，他查阅了《陈毅大事记》《陈毅年谱》，还把所有关于陈毅元帅生平的书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故事的蛛丝马迹。“这个故事从时间到地点都是虚构的。”他得出结论，“或许这些故事的本意是好的，但孩子们不需要善意的谎言。”价值观陈旧，用美德“绑架”孩子

郭初阳仔细研究了3个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后还发现，时下的课文说教的多，充满童趣、让孩子们快乐的课文却非常少，课文中的儿童形象也大多是成人化的。“这些课文有赞美母亲的、提倡发明的、歌颂伟人的，却极少有童趣、符合少年儿童心理特点的课文。有的价值观陈旧，用美德‘绑架’孩子，已经不能让时下的孩子们信服。”

郭初阳举了几个例子：苏教版的《蘑菇该奖给谁》中，兔子妈妈把蘑菇奖给了和骏马赛跑的小白兔，而把和乌龟赛跑的小黑兔冷落在一边；在北师大出版社的《儿子们》中，老爷爷无视唱歌跳舞的两个儿子，眼里只有正在劳动的儿子……“三鹿奶粉事件，没有一个母亲不觉得触目惊心。现在部分语文教材，不就是混杂了各种成分不明的甚至有毒添加剂的劣质奶粉吗？看我们给孩子提供了怎样的成长营养！”郭初阳毫不客气地说。审视教材的一个准则：常识“现行的几套主流小学教材，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昨天，绍兴稽山中学教师蔡朝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侧重于关注那些不适当篡改、价值观念上值得商榷的课文。这些文章都是从现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找出来的，浙江省用的也是这些教材。”“我现在教高中学生，计划在三年内，引导他们多读一些课外书，看一些美好的童话、经典电影等，这些作品有一种人性美，融‘伟大’于平凡中，我知道学生的童年里缺少了这一课。”

一个高中教师为何会关注小学教材？蔡朝阳说：“自从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才更加深刻理解到，一个成年人对孩子所肩负的教育重任。作为孩子启蒙读本的语文教科书，我们有责任吹毛求疵，有责任让它尽善尽美。”“我提出一些观点，不敢说都是正确的，但是一种不同的声音。我在审视这些教材时，有一个准则：常识。”

桐乡凤鸣高级中学老师吕栋认为，教科书是孩子文学启蒙材料，任何虚假都来不得。他说：“看到我们的小学生每天捧着课本，用稚嫩的声音认真朗读这些文章，还把那些有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背下来，我们能安心吗？”还有多少教材谬误　等待我们去修正

23日、24日连续两天，《钱江晚报》报道了郭初阳等浙江3位语文教师，给时下广泛使用的“人教版”、“北师大版”、“苏教版”等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挑出不少“刺”，其中有与事实或常识不符的，有价值观陈旧的，甚至还有“杜撰”名人故事的，这一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几天来，我们接到了不少读者的电话，大家都对小学语文课本中出现这些问题感到忧虑。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各地媒体记者，也都纷纷打电话来要求报道。

让那些误人子弟的问题教材曝光，我们并不是唯一的急先锋。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在北京第三十五中学初二（5）班听了一堂地理课，随即指出，该校所选用的初中地理教材“有问题”，把陕西、甘肃划入了华北地区。

郭初阳等老师给小学教材“找茬”是一种教学研究行为，而温总理给教材挑出了错则实属偶然。这样的“低级错误”居然要一国总理来指出，岂不令教材编写和出版者汗颜！

但没过多久，教材的出版方——中国地图出版社就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媒体的报道不实”，因为自然地理概念中的“华北地区”，与行政或经济概念中的“华北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材的依据之一是“长期以来初中地理教材编写中达成的共识”。

记者不知道这样的“共识”是多久以前达成的，很有可能和教室里的那些学生年龄一样大。一本教科书连一位有相当文化的成人看了都产生误解，怎么能指望那些十几岁的学生看明白呢？

这件事也使我们隐约感到，要给时下的教材来一次彻底“大清理”，前路漫漫。我们给三家出版社的教材挑出一些“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不知在全国各类出版社编写的林林总总的教材中，还有多少谬误等着我们去修正，前面还有多少“拦路虎”。

但我们不会放弃呼吁。教材是什么？是教师借以传道授业的依据，是学生获取知识最主要也是最系统的来源。教材的发行量动辄以百万计，其影响之巨大，非常规书籍所能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教材的编写、审定和出版，是学术权威的体现；教材影响的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未来。它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准确性必须达到“零差错”。

温总理给教材挑错，使我们对总理严谨的治学精神肃然起敬。同时，也给了我们诸多启示：必须改革传统的教材编写和出版模式，像给“问题牛奶”把关一样，全程监控教材的编写、出版流程，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温总理给教材挑错，打破了教材的传统“权威”，同时也警示我们不要迷信，更不要盲从，要敢于质疑，要用科学的精神“小心求证”，老老实实地去找材料找根据，一切用事实说话。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民间人士进一步关注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建议对于教材中无作者、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要开展一次大清理。教材中所有文章要标明作者，并尽可能对作者作简单介绍；不收录佚名作者的文章；如果文章经过改编，要标明作者和改编者；所有文章应该标明出处、发表时间和是否节选，以免以讹传讹，贻误青少年。这样做既是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对作者的尊重。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来说，也是出版物的题中应有之义。

教材编写是出版部门的事，但也是全社会的事，需要大家共同关注、共同努力，消灭教材面世之前在把关、审查程序中存在的纰漏，给广大学生提供最好的“放心教材”，给祖国放心的未来。特级教师呼吁：教材有错就要改

昨天，我省部分知名特级教师接受记者采访，就本报近日对小学教材必须具备严谨性的报道，阐述了各自的看法，并呼吁及早对教材进行必要的修订，有错就改，使之更趋完善。

作为我省教育战线上的“领军”人物，特级教师们也从各自的角度，对时下普遍使用的教材提出了看法。特级教师们普遍认为，给教材挑刺是一种积极的行为，无论是一线老师还是学生，有这种挑刺的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完美的教材是不存在的，”特级教师们表示，“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这也是我们对下一代的责任。”编过教材的特级教师表示欢迎“挑刺”

我省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张化万老师，曾经参加过小学语文教材的选编工作，钱报给全国影响最大的三个版本的教材挑“刺”，他特别高兴：“不管这‘刺’挑得对不对，无论是一线老师还是学生，有这种挑‘刺’的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学生给课本挑‘刺’，说明他们相信真理，不迷信书本，这种探究精神尤为可贵。”

据张化万介绍，老师、家长、学生和广大读者，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向各版本教材的编委会提意见和建议，编委会会接受合理建议。“完美的教材是不存在的，教材本身就是前几年甚至十几年研究成果的沉淀，势必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肯定是要逐年修订的。”张化万分析说。他当年参加教材编写时也曾给前人挑过“刺”：“有一段写中国发射卫星和宇宙飞船的文字，但当时距离写这段文字的时间已经有十几年了，早就有了最新的表述，原来的叙述成了常识性错误，这种错误肯定要修订。”

而课文里存在的杜撰问题，张化万认为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如果课文标了名人传记，那必须符合史实，读者挑出这种‘刺’，编委会一定要改。假如课文标的是名人故事或轶事，那就表示带有一定的传说性质，只要其价值观不错，可以让学生当故事读，当然如果符合历史就更好了。”例题过于陈旧不合时宜

浙江省人大代表、知名特级教师夏美丝认为，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但也有很多值得修正的地方，如其中的主题图情景教学，罗列了一些元素，对新老师来说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摸不着边，只能脚踩西瓜皮，教到哪里算哪里。

在教材的编排中，有些新设内容与学生的练习内容不匹配，有时练习题中会出现新知识，让执教者无所适从。部分教材内容、例题过于陈旧，不合时宜。

例如：北师大版一年级（下）教材第70页《买文具》中有关人民币一分、二分、五分的认识，学生缺乏生活背景，因为现实生活中一分、二分、五分钱基本已不使用，99%的孩子都未曾见过。

所设置的一些练习题也有违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比如：第74页的钢笔只要2元一支，削笔刀只要5角一把，是不是比现实的物品价格都便宜多了？四年级（下）中第17页中书本价格8.18元、7.11元等，现在的书本标价一般是整元。学生的课堂作业本上甚至会出现本子是5分一本等远离生活的情景设置，等等。

夏美丝指出，课时内容过多的现象比较普遍，并且教材中知识难度的编排应是螺旋上升的，可是该版本一年级（下）的教材和二年级（上）的教材难度还是差不多，学生学起来过于容易。集全社会之智对教材进行全面修订

浙江省知名特级教师、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王曜君说，每套教材都有其优缺点，比较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一套让基层教师和学生捧在手里比较满意的教材。

人教版比较关注人文性，但是语文的工具性得不到较好的体现，尤其是作文，没有一个阶梯性的训练提高的思路。学生作文能力的提高在初中三年中以怎样的方式去推进，缺乏序列性，只有散落在教材中的零碎话题。会把握的老师自己会设计一个思路，不会把握的教师只能是照本宣科，说到哪里算哪里。按理说，教材是领路的。

王曜君说，人教版在全国的使用范围较大，但其中跟地方资源结合的内容几乎看不到，还得用一个地方教材去结合，这又带来了一个地方教材怎么教的问题。

教材是按课程标准来制定的，而课标仅仅是一种标准的要求。这个标准对于学生来说，适合大部分人，但与现行的考试、升学要求有很大的差距，实际考试的标准和要求是比较高的。这个差异导致了很多老师只能用难度较高的题目去补充教材的“不足”。这是增加学生课业负担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王曜君认为，集全社会之智，对教材进行全面修订已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他反问：“教材为什么不选取集新颖、有趣、经典和地方特色于一体的文章呢？教材应更适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希望那种教也无味、学也无趣的课文，能够早日从教材里消失。”每册书都有“三无”文章“三有”文章一篇也没有

知名特级教师徐锦生告诉记者，教材中无作者、无文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较多。以人教版教材为例，课文一般只标明作者，基本上没有标明文章出处与发表时间。每册书都有几篇“三无”文章，“三有”文章一篇也没有。

徐锦生认为，翻译的文章，除了要标明原作者，还应该写上译者。徐锦生说，教师对教材的处理权力很小。以人教版教材为例，其中规定的略读课文不允许处理成精读课文，精读课文也不允许处理成略读课文，否则参加各项教研活动或上课比赛，即被当成另类处理。另外，有多篇课文标点符号用得不规范。基层教师忙教学对教材缺乏思辨性认识

杭州外国语学校资深教师、浙江省知名特级教师邱才妹告诉记者，基层教师在忙于应付教学的过程中，对教材缺乏思辨性认识。《钱江晚报》关注教材问题，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邱才妹认为，教材的内容永远是滞后的，教材的好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有见识的老师，可以在教学实践中灵活运用。邱才妹使用的就是她自己重建的教材。

她建议，广大教师要站在人本的立场上去“重建”教材。用批判的眼光来看教材，这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一种能力的培养。

换句话说，教材的好坏关键要看老师如何来使用，从人文的角度来讲，教材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学生自我发展的能力。“现在我们的教材解决的是学生的应试能力，更多关注的是怎么样解题，而忽视了人的内心建设，缺乏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原载于《钱江晚报》2009年9月26日A20版合作者：沈蒙和“修正教材谬误”成舆论关注焦点

9月下旬以来，《中国新闻出版报》和《钱江晚报》等媒体报道了郭初阳等浙江3名语文教师给时下广泛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挑出不少“刺”，指出一些教材中有的与事实或常识不符合，有的价值观陈旧，甚至还有“杜撰”的名人故事。报道刊发后引起强烈反响，本报记者就此对各界声音进行了跟踪采访，力求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媒体、知名教师以及教育专家对于如何编写教材这一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教材清理前路漫漫《中国新闻出版报》9月18日《读周刊》封面文章刊登了《中小学教科书有了“事实核查员”》《教材编写呼唤更多的民间“事实核查员”》等报道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记者纷纷加入到报道这一题材的行列中。

中国教育新闻网于9月21日原文转载了该文。《东方今报》9月29日刊登该报记者夏继锋的文章，文章中说：“小学语文课本竟然有胡编乱造的文章？浙江数位来自语文教育一线的老师说：是的。从《爱迪生救妈妈》到《乌鸦反哺》，自《中国新闻出版报》刊发有关消息以来，一场针对小学语文教材的‘打假运动’正在兴起。现在越来越多的网友参与其中。”

9月27日，新华网也刊发文章，认为“空洞说教、刻意拔高、灌输成人化的价值观，其实早就不是某几部教材的个别问题”。《南方日报》则更为尖锐，认为我们的教材似乎进行了过多的美化与加工，使得学生必须遵循教育者的假想方向、道德观乃至标准答案思考，甚至于教育者不惜为了塑造“崇高形象”而造假。《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说：“时下的小学语文课文中有很多观念、价值已经显得抽象、陈旧，很多时候都缺乏吸引孩子们好奇心与注意力的具体化、形象化的教学内容。”《武汉晚报》则进一步指出，作为语文教育的载体，教材内容，尤其是它承载的价值观，确实应该做新的思考，应当有新的表达方式。当然，这种更新，并非以网络文字代替古汉语、以电子游戏内容代替诗歌为标志，恰恰相反，教材应当是一种“生命力最长久”的“常识式”的生动活泼的内容。

虽然讨论颇为热烈，但大家也意识到，要给时下的教材来一次彻底的清理，前路漫漫。但是在采访中，大家纷纷表示，他们不会放弃呼吁。教材是什么？是教师借以传道授业的依据，是学生获取知识最主要也是最系统的来源。教材的发行量动辄以百万计，其影响之巨大，非常规书籍所能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教材的编写、审定和出版，是学术权威的体现；教材影响的是我们的孩子，因此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它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准确性必须达到“零差错”。有许多老师和家长都这样强调。

本报的报道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浙江的3位语文老师给小学教材“挑刺”，确实是一件好事。正是因为有了争议、有了批评，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中小学语文教材，关注中小学教材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关注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与改革。从这个层面来说，这样的“挑刺”越多越好。

小学语文教改还在摸索，问题当然还会继续被发现，因此我们希望这篇报道给教材编写带来一些启示：要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编写教材要用科学的精神“小心求证”，老老实实地去找材料找根据，一切用事实说话；必须改革传统的教材编写和出版模式，像给“问题牛奶”把关一样，全程监控教材的编写、出版流程。

教材编写是教育、出版部门的事，但更是全社会的事，需要大家共同关注、共同努力，应在教材面世之前严格把关、严格审查程序中存在的纰漏，要给广大学生提供最好的“放心教材”。相关链接

2009年9月18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第5版刊登《中小学教科书有了“事实核查员”》《教材编写呼唤更多的民间“事实核查员”》

2009年9月21日　中国教育新闻网《新闻观察》栏目原文转载本报《中小学教科书有了“事实核查员”》

2009年9月23日　《钱江晚报》：爱迪生到底有没有救过妈妈

2009年9月24日　《钱江晚报》：编教材的节奏，已经OUT了

2009年9月24日　无锡传媒网：你们编的究竟是教科书还是科幻小说

2009年9月24日　《嘉兴日报》：让孩子“小马过河”般去尝试和思考

2009年9月24日　《中国青年报》：小学语文的真正问题是现代价值缺失

2009年9月24日　《东方早报》：教材不能用虚构的美德绑架孩子

2009年9月24日　《华西都市报》：课本用美德绑架孩子是美丽的错误

2009年9月24日　浙江在线：小学课文杜撰多遭疑续　教材问题不仅只在语文里

2009年9月25日　《钱江晚报》：还有多少教材谬误　等待我们去修正

2009年9月25日　《报刊文摘》A1：别用虚构的美德误导孩子

2009年9月25日　新华网：杭州数教师为小学语文教材里善意的谎言喊停

2009年9月25日　腾讯网：小学语文岂能胡编乱造

2009年9月25日　《南方日报》：教育应回归真实与真诚

2009年9月25日　《潇湘晨报》：课文回归常识的道路没有最后一课

2009年9月25日　新华网：虚构的课文与精神的塑造

2009年9月26日　浙江在线：给教材挑刺是积极行为　教师呼吁教材有错要改

2009年9月26日　《新京报》：“真实”应是语文教材的基始点

2009年9月29日　《东方今报》：语文课本里有几篇假文章？

2009年9月30日　《中国青年报》：教师给小学语文教科书挑错呼吁剔除虚假故事

2009年9月30日　《时代周报》：语文教科书再招声讨　中国式教育应停止“伪崇高”观点集纳“真”是首要价值

真、善、美之中，真是第一位的，真既是一种独立和客观，也是首要的价值。神话传说并不真实发生，但可以作为教育的读本，在于它在心灵和信仰世界里为真，这与制造虚假的历史也就是用类似于现代造神运动的办法去进行教育，不可以等同。在真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谈论善与美。当然，何谓善，何为美，都有辨析的必要。选择怎样的人生故事去教育，才合乎人类的正常认知；通过怎样的方式去教育，才合乎儿童的接受习惯，这是应该讨论的，但如果教材教给人不真实的故事、不正确的知识，那么端正价值、提升美感，就无从谈起。——刘洪波“伪崇高”坍塌之后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扭曲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为了说教的需要，就主题先行，人为地编造历史和故事，甚至认为这种作伪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是天经地义的。另外，对于所谓权威，中国人几乎从来不敢说不。似乎进了教材的就是不容置疑的经典，从而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文章”全盘接收。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们会逐渐发现这些说教的虚假，这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的人生观与信仰。在“伪崇高”坍塌之后，他们变得不再相信任何崇高，很自然地成为没有任何信仰的精神痞子，“伪崇高”坍塌后，“真小人”将成为最自然的选择。

教材是人生第一本导游册

教育部在编选教材时，可不可以通过教育部的网站公布编者名单以及思路？可不可以让相关的一线教师与家长推荐教材内容？我们希望相关专家编选的内容可以宽泛一些，然后通过网络征求家长与一线教师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材可能内容更为丰富，也会更符合孩子们的需要。

童心不可蒙骗，教材不可编造，对孩子们负责，就是对国家的未来负责，也就是对社会良知负责。教材是孩子们人生的第一本导游手册，教育主管部门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神圣的责任。

编者的“常识”值得探讨

时下教材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我们低估了如今少年儿童的认知能力，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僵固了。比如在数学上，我们总是认为孩子某个阶段该学什么知识点，而不该学什么知识点，我们的教材也往往按照这样的“常识”去编排，殊不知这些“常识”的正确性本身就值得探讨。

不能完全由少数专家说了算

语文教材也玩“莫须有”，编造故事来糊弄孩子们，以假充真，尽管编写教材的专家们出发点是好的，但犯了教育之大忌——不讲诚信，其效果可想而知。联想到不久前由教材中鲁迅文章删减问题引发的争论来看，教材内容作为教学环节的重要一环，实在不能完全由少数专家说了算，至少得征求一下学生和老师的意见。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身处教学一线的教师开始多问几个为什么了，不再盲目相信所谓专家的绝对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有利于推动教学领域的改革。只有教师首先有了质疑精神，才能把这种理念灌输给学生，启发他们的思维，而不是机械地让孩子们记忆所谓的标准答案，尤其是集德、智、美等于一身的语文教学，更是如此。“人教版”、“苏教版”首度回应教材问题《中国新闻出版报》就小学语文教材问题作过系列报道，自从“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关于小学语文教科的研究报告出台以来，一场针对小学语文教材的“打假运动”方兴未艾。小学语文教材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谁有资格创编“教材体”文章？选文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一套好的教材应该怎样坚持儿童本位？好作文是教出来的吗？……

继北师大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主编马新国之后，江苏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以及语文教材主编朱家珑首次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日前在扬州的亲近母语儿童阅读研究中心，7位学者针对小学语文的一系列问题，各自从儿童文学阅读、语文课程论、课堂实践等专业领域出发，进行了有效的碰撞和深入的探讨。教材编写者：弘扬主流价值观

2010年元旦前夕，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同志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教材修订按教育部的进度，现在在等待新课程标准出台。目前，他们正在做一些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对国内外教材进行比较，结合语文教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做好编写前理论准备工作。小学语文编辑室的同志还深入到教材实验区进行调研，倾听一线教师的建议。

2010年元旦前夕，江苏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主编朱家珑致电《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对教材编写问题，以及前一段时间本报关于小学语文教材编写问题的报道作出回应。小组讨论中

朱家珑介绍说，1994年，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编委会正式成立。迄今，已经有三代教材出版问世，从最初的大纲本、大纲修订本，到现行的国标本，苏教版的教材建设逐渐走向成熟。现行国标本教材，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遵循母语教育的规律，注意从我国丰富的传统语文教学经验中汲取精华，并且注意学习国内外其他版本的母语教材，走出了一条以“民族化、现代化、简约化”为特色的教材建设之路。

朱家珑对媒体关于教材问题的报道表示欢迎。他认为这对教材编写工作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同时，他也对前段时间浙江三教师对教材“挑刺”的问题作了回应。他说，他们对于《陈毅探母》一文的来源和真实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核实，对有关提法作了修正。他说，陈毅探母，在陈毅的传记中确实没有记载。该故事是陈毅的侄子亲口跟陈毅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讲的，工作人员整理成文后，被收入了由中宣部、团中央和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推荐的一本关于青少年教育的书里。苏教版教材上的文章，正是从这本书里引用的。关于爱迪生救母一文，是从199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十部青少年教育小故事影片中选用过来的。“该影片由江泽民同志题词。”朱家珑说。

朱家珑认为，浙江三教师“教材以美德绑架儿童”这样的提法，模糊了对儿童进行美德教育的概念，这种提法有负面作用。党中央非常重视青少年的传统美德教育。作为小学教材，应理直气壮地弘扬传统美德。《乌鸦反哺》，是大家公认的经典美德故事，却被“挑刺”的教师冠之以“母爱寻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比较极端的。对于这些观点，我们虽然没有给予及时回应，但我们也作了积极的应对和反思以及修正，如将《陈毅探母》一文中‘你也五十多岁了’改成‘你也五六十岁了’。”朱家珑如是说。

朱家珑说，教材中有些故事的推理是合乎情理和逻辑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领和建设教材，开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如《孔繁森》《蝴蝶谷》《美丽的南沙群岛》等课文，体现的是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对国家、对儿童负责的精神。

针对小学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12月9日，记者采访了浙版小学教材主编张天孝。张天孝说：“现行教材普遍关注学生的现实性，而很少关注开发学生的可能性，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播课本知识，而是要使受教育者的智慧即思维和智力得到真正发展。自新课程改革以来，比较强调大众教育。我认为大众教育固然是要的，但也应该关注英才教育。任何一个成功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英才教育。因为英才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什么会出现“教材体”？

教师和家长关注的是教材编写如何从儿童出发，而教材编者可能更需要关注客观的语文知识体系以及其他诸多非语文、非教育的因素。编辑课文，要考虑语文教学的生字、词语、造句，难易度、字频等一系列问题，有时候就不得不删改修订。

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江苏省特级教师周益民举例说，一些教材的编写非常严格，规定每篇文章字数不允许超过多少，甚至连在哪篇课文中必须出现哪几个生字都有规定……重重限制之下，再好的文章也都慢慢走样了。因为这样的创编，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教材体”。“如果是选的文学文本，我完全反对教材体的选用。坚决反对，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曾任情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长期关注小学语文教育的李庆明认为，语文教材编写需要打破框框，让具有真正的语言创造力的人能够把自己创作的好作品放到语文教材里面来。进入到教材里面的文学作品，思想性、艺术性和趣味性，这三者是必须要有的。在这之后，就要和教学的规划、设计，教学的环节，教学目的相适合。

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语言发展的规律，需要找到合适的文体来对应。就目前比较流行的四五套教材来看，在整体质量上存在着短小轻薄的问题：篇幅上短小，思想性、艺术性上轻薄。为什么孩子到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时候语文能力还那么差？恐怕和其没有接触过复杂的文章有关。

专家们举上海教育出版社四年级第一学期教材中的《最珍贵的礼物》为例：一个8岁的孩子过生日，他妈妈送他一架手风琴，希望孩子学琴，可是孩子说：“我不想拉琴，我为什么要拉这种蠢玩意儿？”然后他妈妈就说了：“因为它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我不会让你放弃这样的礼物！”然后强迫他学琴。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学校组织演出，孩子上台表演，爸爸妈妈坐在下面感到非常满足。许多年后，这个孩子做了爸爸，他的孩子们发现了这架积满灰尘的琴，就拿出来让爸爸拉。爸爸勉强背起手风琴，拉了几首简单的曲子，这时，母亲的话又在耳畔响起，是的，能给你所爱的人带来快乐的礼物是最珍贵的。

朱自强教授批评道：“我质疑的是什么呢？就是文章里大人的愿望和孩子的愿望的冲突。母亲给孩子的生日礼物，原来不是为了给孩子，就是这个8岁的‘我’带来快乐；给孩子礼物，为的是让他拿着这个礼物去给别人带来快乐。你怎么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呢？你就要下苦工夫去学习。我们质疑的是，母亲这么做时，是不是考虑了孩子自身的愿望和孩子自身的快乐？”成人雨衣，最好不要拿给儿童穿

关于经典和选文的问题，周益民说：“《红楼梦》今天孩子不读，明天会读；《木偶奇遇记》孩子今天不读，也许他明天就不会读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两者如果让我推荐一个进入教材，我从面上来看，面对的是大众儿童，不是面对个体，我宁愿放弃《红楼梦》而推荐《木偶奇遇记》。我愿意把适合儿童的成人文学作品带到儿童面前，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儿童文学作品里面无法找到，就是无可替代的，没有类似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那么我把适合儿童的成人的东西拿过来。就好比下雨天，因为一时无法找到儿童雨衣，就穿成人雨衣吧。”

他还举了一个真实的教学课例来说明成人本位和儿童本位的区别：“苏教版二年级（上）语文教材里面有个口语交际练习《我长大了做……》，教材呈现的方式就是给了一些图，画面显示是教师、医生、战士等的职业形象。有一本日本的图画书叫《长大以后做什么》，非常好玩，问蒲公英说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蒲公英说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大狮子，问小鱼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小鱼说长大以后要做大鲸鱼，蜡笔长大以后要做一片大森林……图画书带进课堂后，这个课的面貌就全变了。第三次修订的时候，除了用图画书做资源，我们又补充了一首加拿大的童诗《我将做一个什么》，任溶溶翻译的，很好地催发了学生的想像、思维与表达欲望。”“我觉得成人本位和儿童本位有一个区别标准，就是是否张扬孩子的天性。像那种教材，其实是把儿童引向成人的一个规范化的话语方式。”周益民说。

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小学名师、吴江实验小学副校长张学青指出了语文教材中残存的暴力倾向，她举了苏教版中《卢沟桥的烽火》一文为例，其中描写战斗场面的一处段落，是这样写的：“英勇的中国守军举起明晃晃的大刀，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杀声中冲破县城，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顷刻间，刀光闪闪，鲜血四溅……到了桥头，大刀队员们齐声大喊‘小鬼子看刀’，日寇猝不及防，一个接一个人头滚落，尸横桥头。”真的很暴力。

张学青说：“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去血淋淋地呈现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对生命的漠视，对生命的不尊重。在文本里，日本兵的生命，就像马蹄下的几茎细草。我不是说不能呈现战争，而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安妮的日记》出版后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们能不能以一个很平民的视角，贴近学生的视角去呈现战争呢？”

她还指出教材隐蔽的价值观里，还有一些默认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性别定位。比如，低年级教材中《我爱爸爸妈妈》中所设置的场景：妈妈扫地，爸爸看报，其间的暗示就是女人做家务、男人看报就是合理的角色定位。“这种正面的本质化和负面的陈腐观念一样，否定了人成长和发展中的种种可能性。”老师学科知识树立与形成的关键是教材“我们聚焦到教材问题，讨论并要打破这种背后隐含着、潜在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用个比较专业化的术语叫做‘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或者叫PCK。”语文课程论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荣生如是说。

教师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受他本人的学科教学知识的影响，现在很多小学语文教师没有儿童文学的素养，那么肯定会影响到他对文本的解读。另一方面，如果大部分的教师认为目前通行的教法是好的，那就不能责怪某一个具体的实施者，而是整体的专业知识出了问题。

老师的PCK是怎么形成的呢？老师学科知识的树立与形成中，教材是关键。必须通过对教材的改变，来改变教师对课程、对教材、对教学、对学生的理解。

通过教材来改变实际上牵扯到很多问题，低段、中段、高段情况也不相同。王荣生说：“比如说低段的拼音一直作为学习的目标，也就是声母、韵母、声调，以及它的会拼、会写，这本身就是有问题。这就跟我们当时废除汉字这样一个文化背景有关。现在拼音的实际作用，一，查字典、认字、认读音；二，打字、输入法。用过输入法的人都知道，不可能一拼正确，也没有必要一拼正确。写字现在要完全按照那种格式，用田字格来写，类似于钢笔书法那种。那是要在小孩子生理相当成熟、识字相当多，对字的结构有相当的认识之后才能进行的一个工作。”值得小学语文教材编写者思考的问题

教育者为学生准备的教材怎么样？教授这些教材的方法是不是切合小学生自身的那种语言的天赋？能否激活他们的语言潜能？课文与写作如何恰当地结合起来？这些都是值得小学语文教材编写者思考的问题。

徐冬梅老师是亲近母语课题组主持人，也是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她的观点发人深省：“按照我们现行政策，孩子七周岁入学，每一个孩子站在小学语文学习的起端的时候，实际上他不是一张白纸，他从一个幼儿变成一个小学生，他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生活中进行会话，和在一个复杂的母语情境中生活的基本的能力，也就是他具备了一些简单的口语能力。中国这么大，其实孩子们状况不一样。有些孩子可能在入学前，已经由他的家庭、他的爸爸妈妈，给了很多阅读的教育，他已经能用耳朵去听很多的书，虽然他不一定识很多字。有的孩子呢，可能没有经过很多的阅读，但是一般情况下，孩子们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语言能力。”

一般情况下，翻开现在的教材，大多数都是这么编的：先是一些良好学习习惯的教导，然后就是汉语拼音，然后开始识字，集中识字，以及一些随课文识字，顺带一些小短文、童谣、小童话。我国大多数地方把教材和课程混为一谈，教材几乎成了课程的全部。

孩子们虽然刚刚入学，实际上已经有了很旺盛的语言学习的欲望，他已经可以听一些很复杂的语言系统的东西，可是在教材中，他们只能面对一些非常短的、简单的语言材料。“对于很多孩子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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