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治亭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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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走来试读：
前言
《战争中走来》一书，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作序并题写了书名，我感到十分荣幸，对我也是莫大的鼓舞。在本书搜集整理资料、思考全书框架、筛选内容、着手写作至最后修改定稿的过程中，我有时陷入沉思，思绪万千，忆起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牺牲在火线上的战友而流泪，更思念那些至今没有音信的情同手足的战友；为了回忆战争年代某一次战斗情节，常常废寝忘食……
1940年，14岁的我参加了八路军，至今已77个春秋。忆往昔，戎马倥偬，77年的时光，如在眼前：我从少年到老年，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生命历程里有艰苦磨砺、不懈追求，也有狂风暴雨、险恶曲折、流血与牺牲汇成的激流……然而，我的信念始终坚定，崇高理想始终不渝。“竹密无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未泯灭。”这是1987年我从济南军区党委委员专职调研员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写的几句顺口溜，借以表达我的心情。我认为，离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由此便萌发了回首战争年代，握起笔来将亲身经历写下来的念头。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战争年代、和平时期从事新闻工作28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是战地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在济南军区《前卫报》担任总编辑、社长近20年。因此，对文字工作有着特殊的感情，写作已成为我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事情。
我们这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相互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惨烈，目睹了那么多的战友为了人民的解放，向困难、挫折、绝望甚至死亡宣战的英雄气魄，更感受了千千万万的英雄战士向生命极限发起冲击、创造生命辉煌的伟大壮举！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内心就极不平静，他们的业绩，他们的情操，历历在目，触动着我，激励着我。因为我与这些人同生死共患难度过了那些峥嵘岁月。现在我如实地记录下来，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和永远怀念。
战争年代使我懂得了人生真谛：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献身。
战争年代是一首生动的史诗。每一位战士身上的每处伤疤，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他们流的每一滴鲜血，都是军旗的底色；他们用血肉筑成了保卫祖国的长城。
我作为一名老战士，一名老新闻工作者，将《战争中走来》这本书奉献给老领导、老战友，奉献给读者们。为战争年代，为战争年代的人，留下一点印痕，留下一丝情谊，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写我个人，从一个战争年代小八路、基层政治指导员、战地记者、报社总编，和平建设年代多年任报社社长、担任了军的高级领导职务，深感是党培养哺育的结果，是各级领导关爱的结果，是广大干部支持帮助的结果。我永远忘不了党和人民之恩，永远忘不了长眠九泉之下的战友。
谨以此书向我军建军90周年献礼！第一章岳阳山之子西高庄——生我养我的故乡
岳阳山占地30平方公里，北界淄川，南毗崮山，横亘东西20里，是一座古老神奇的山，山上碑多、景奇、水秀。主峰高811米，山势雄峻，支峰都在海拔700米以上，是博山区四大山系之一。
岳阳山主峰西侧，有齐长城。齐长城上旧有风门、烽火台。西南崖下是龙门峪和箭楼遗址，其势酷似南天门。主峰南侧百米悬崖之上有一天然石洞，穿越东西，洞口冷风习习。出东口则是主峰东南侧路，险峰如隘，令人骇目。东侧齐长城以岳阳山为城，迤逦东延逾淄水，接临朐界东泰山。
主峰山门外有两米多高圆首大碑两座，题有《岳阳山新建玉帝阁记》碑文，记载着此山原住持全真道士杨正秀在后土庙扩建道房、塑玉帝神像之事。早年围墙外有一石砌戏台，十分宽敞，每年都会在三月十五、七月十五、九月十五日举行三次规模盛大的庙会。
岳阳山曾是明初山东农民起义军首领唐赛儿举兵抗明的根据地。清初，吕文兆的百回六十万字的小说《女仙外史》，就是根据唐赛儿的传说写成的。当地至今广泛传诵着这位女英雄的传奇故事。
然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位共产党人的楷模——焦裕禄又给他的出生地岳阳山涂上了一抹更亮丽的色彩。山下的焦裕禄纪念馆，向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咏颂着这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我的家乡西高庄村距焦裕禄家乡北崮山村只有五里路，仅隔一个山头。我的老姑、嫂子都是他们焦家人。1962年，我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报》总编辑时，曾去河南兰考县委武装部，有幸与焦裕禄见过一面。当说到我是西高庄村人，咱们是老乡时，他兴奋起来，热情地说：“我也干过武装部，当过民兵，参加过战斗，都是战友啊！”在出生时的房屋前
岳阳山位于我家乡高庄以西三里处。我的家乡高庄——源泉镇，是几百年前由东崮山迁来的，李、张、翟、高等近十多姓，我们李家是大姓，是村中的大家族。村河南一里路有眼井，是高庄最早住地。村顶有三官庙，每年农历六月十八日有庙会。全村有城墙垛口两米宽，在旧社会主要是用来防土匪绑票骚扰的。现南门、东边城墙仍残存着，是几百年历史的见证。现全村350多户，1600多人，是中等村庄，生活条件偏低。过去家乡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金郭庄，银源泉，高庄是个大提篮。”
我就出生在高庄。叫高庄，是因村子在一个山坡上，村南是一条淄河支流，东是全河村，北是源泉，西是岳阳山高峰。我记得参军前村外漫山遍野是果树，到了秋天，空气里充溢着果香。
小时候，我的家境贫困。6岁时我随父母和两个哥哥从乡下迁到了博山城镇东村，家里开了一个小杂货铺维持生活。我在博城怡园、第一高小上学，高小肄业。“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了博山，我随父母搬回了西高庄村，在家务农，有时到麻庄舅舅家，有时到源泉姑姑家，前后有三年多时间。我的父亲是1939年的老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兄弟三人都先后参加了革命，我们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大哥李治美到博山城后，考上了中学，毕业后，当了短期小学教员，“七七”事变后参加了革命。由于他是知识分子，是地下共产党员，在鲁中抗日根据地机关很快当了科长；日本投降后，在淄博地区当了粮食局局长、淄川县县长，后调到北京工作。我的二哥李治湘，下学后从博山到沧口工厂当了工人，在我党的指引下，不久便走上了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勤勤恳恳在事业单位工作几十年，享受离休待遇。1940年10月我参加了八路军后方四支队宣传队，也走上了革命道路，其后便是70多年风雨历程。母亲是我做人的榜样
母亲出生在博山麻庄，一个后有山坡前有沙河的小山村里，距我家西高庄只隔着一座叫泉河头的山岭，约五里路。记得我五六岁时，常跟着母亲到姥爷、姥娘家去，当时在世的只有舅舅、舅母了。我6岁那年，跟随父母去了博山城。“七七”事变后，全家在博山城待不下去了，1937年8月，我随父母又回到了阔别五年的西高庄老家。在家务农三年多，1940年10月，我经当时博山县县长张敬涛推荐，参加了山东纵队四支队（后为泰山区）后方宣传队，驻地是章丘观音村。母亲
我走的那天母亲为我送行，她站在河沿上，流着泪水向我招手。我走过了河，回头看，母亲仍站在那里不动，隐约看到母亲时时用手抹着眼睛。此时此刻，孩子第一次远离母亲的那种心酸、不舍的心情涌上心头。但想到离开母亲是要参加抗日的队伍，为国效力，内心渐渐平静下来。
我当了八路军，转战在鲁中山区，一晃就是五年时间，再没见到母亲。其间我本家一个叔叔到章丘县办事，到我们宣传队捎了个口信，说母亲想念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眼睛都哭肿了，叫我回家看看。战争年代回家难啊！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不久，我随部队解放博山城，夜间经过西高庄庄头，请了半个小时假急忙回家。推开门，在一盏暗淡的油灯下，一眼见到又瘦又黑、满脸皱纹的老母亲。“娘，我回来了！”我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眼泪哗哗流淌。
母亲激动地用手摸着我的脸颊，颤抖着说：“你是小三子吧，一走就是五个年头，我年年都为你烧香，保佑你平平安安。”“我这不是回来看你老人家嘛！日本鬼子投降了，和平了，我会常回家看您老人家的。”
不觉半小时过去了，我恋恋不舍地央母亲放开紧抱着我的那双磨得满是老茧的手，母亲放声哭了。我深知我是一个军人，正在执行作战任务，于是尽量抑制着内心深处的万分不舍，擦了擦泪水，毅然与老母亲辞别了，飞跑着赶上了前进的队伍。
母子五年分别，却只半个小时短短相会，我陷入了对童年时代的回忆。
小时候，到了年关，富人家花天酒地，吃好的，穿好的。可是我家穷，母亲左思右想为我变点花样，找出我穿的衣服洗干净，在油灯下，从箩筐里找出针线，给我做双黑布新鞋，帽子上钉个红疙瘩，再给我几个钱买几个小鞭炮。作为一个孩子，如此过年，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上小学时，总是要花点学费，买身校服或买个书包什么的。钱哪里来？好难啊！我父亲不管，落到了母亲身上。我放学回家常常依偎在母亲身边：“娘，给我点钱交学费，娘，给我点钱……”
母亲为难地唉声叹气：“小三子不要急，让娘想想办法。”
父亲给母亲点零花钱，她舍不得用，一点一点地攒，日积月累，用这点钱供我上学。1999年10月2日，我回到阔别63年的母校考院小学，思绪万千，脑海满是母亲供我上学的不易。
抗美援朝回国后，1954年8月，我与爱人回到了老家看望父亲、母亲。母亲高兴得泪流满面，拉着我们两人的手深情地说：“你们吃苦多少年，有了家庭该好好享享福了。”当我说到部队还是低薪制，一个月只几十元，这次探家买东西还是用我爱人的钱时，母亲很风趣地说：“你回去有了钱，可要还她啊！”我们都笑了。这时，老母亲回到屋里从箱子底绣花鞋里取出了一叠钱，一共是32元，是我前几年两次寄回家的钱，她舍不得用留下了。母亲说：“我老了，用不着花钱，你们拿着用吧！”
我们回家看望母亲回到工作岗位三个多月后，我正在南京军区干部轮训班学习，突然接到二哥的一份加急电报，说母亲病重动手术后不治去世了。我听到这一不幸消息，不禁趴到床上呜呜地哭起来。为母校博山考院小学做报告看望70年前的老师宋德圃（右）
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至今，我只知道她是“李门刘氏”，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生了我们兄弟三人，把我们抚养成人。她一生受苦受累，勤劳了一辈子。她心地善良、通情达理，是我一生处世做人的榜样。童年点滴
1933～1937年五年童年学习生活我是在博山城度过的。记忆中的怡园小学，也叫北亭子，是处环境十分幽美的地方。附近新泰山，庙会香火兴盛；赵执信纪念馆，是人们的参观重地；校外一处石桥，“桥上流水，桥下行人”，成为一胜景；校园中有一座四面环水的楼阁，成为学生小憩的乐园。更幸运的是，地下党员张敬涛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1936年下半年，我从怡园小学经考试转到考院小学，上了一年半。这所学校始创于1905年，原名博山官立高等小学堂。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停学了。
这五年时间虽短，却有许多往事至今仍刻印在我的心坎上。压花轿
我大哥在上中学时结婚。我嫂子是博山西山吴家宅人。那时是用花轿去迎娶新娘，但有个风俗，不能空着花轿去，我作为弟弟、嫂子的小叔子要压轿，那时我才10岁，懵懂地在人们的簇拥下上了轿，一路坐在花轿上一高一低去接嫂子。从家里到吴家宅近20里路。嫂子坐上了花轿，我只好在吹吹打打的乐声中跟着迎亲的队伍跌跌撞撞走，一回来，我累极了，当着父母的面委屈地大哭起来。父亲见状很是生气：“你这孩子，这是你哥哥的大喜事，你哭什么？”说罢便把我撵到了门外，以示惩戒。现在的年轻人哪里会理解这70年前的一件趣闻。母亲为我“偷花钱”
那时我上小学要交学费，做校服，还有统一书包也要钱，钱从哪里来？我家做小生意赚点钱都是父亲经手管，用钱父亲管得很严，我母亲白天黑夜勤劳做煎饼，卖了点钱也要交给父亲保管。我上小学要用点钱怎么办呢？母亲趁父亲不在家时，从钱柜里拿出几个铜元放在床铺底下藏起来，我要用钱时就给点，说：“小三子，钱可不要乱花，得省着点啊。”有一天出事了，父亲从床铺底下看见有钱，追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见状毫无办法，只得实话实说：“小三子上学总得要花点钱，你又不给，我不偷着拿点有什么办法。”父亲因此事与母亲吵了一架。后来，母亲实在没办法，就拿点钱放在她的绣花鞋里，父亲再也没有发现，顺利过了关。慈母的心肠时刻拨动着儿子的心弦难以忘怀。穿一双新鞋的周折
我上小学时，要穿一双新布鞋可不容易。我母亲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麻线一针一线地给我纳鞋底、做鞋帮，要用一些布，也要花钱。新鞋样母亲做不了，我在考院小学有个同学叫光永泰，他家在南城里，家里很富裕。一天，我到他家要了个鞋样，回家给母亲看，她为难了：“孩子，这种鞋样布料花钱多，咱家没有那么多钱啊，就做个敞口布的吧，花钱少。”母亲花了半个多月把鞋做出来了，是一双大头鞋，我穿着到考院小学上学，有几个学生唧唧笑说：“嗬，穿蛤蟆头鞋还要上考院。”我当时被说得哭了，回去就向母亲讲了。母亲流着泪说：“孩子，咱穷，就不要和人家比了。”母亲这一句真情话语，使我受用一生。迎接省长
我记得有一次，全校学生到博山火车站，敲锣打鼓欢迎山东省省长韩复榘。当时在学生中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传说笑话：看到学生打球抢球，他不解地说，抢什么，一人发一个球，不就不抢了吗？还有，在一次学生集会时他点名。“计开！”没有答应的，秘书在后边回话说，“计开”不是人，他生气地说：“是人不就早答应了。”弄得大家哈哈大笑。当“亡国奴”的滋味
日本人侵占博山城后，我停学了，但还未离开。我清晰地记得，日本人在西城门把守，要求中国人进城时都要向日本人低头施礼。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学生，有两次进城门也是低头经过，虽然不甘心，但也得学着大人样子。由此激发了我不当亡国奴、积极抗日的爱国之心。革命引路人
山东省原副省长张敬涛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长辈。1936年，我正在上学。一天，在家里见到我大哥领来一位客人，就是张敬涛。我大哥与他同在洗凡中学读书。后来他们又都是博山的短期小学教员。我大哥结婚时，他送了红绸子的贺幛。这期间，从接触中看到他的举止、谈话，使我疑惑不解。我大哥悄悄向我耳语：“你小，懂事少，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是我的知己，是我信赖的朋友，你听到的话，不要出去乱说。”“嗯，知道啦，大人事我不懂也不问，哥哥放心好了。”说完，我连蹦带跳走开了。“七七”事变后，我大哥外出参加了抗日工作，张敬涛同志也见不到了。后来知道，他参加了博山的地下党组织，那是抗日的武装。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回到了老家西高庄。当时只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有时在家，有时在源泉姑家，有时在麻庄舅家，帮着干些零碎农活。期间，看到我父亲常常带着个小包袱白天出去晚上才回来。当时已任博山县县长的张敬涛及县里的干部也常到我家吃饭，向父亲了解博山城、八陡镇敌人动向。我家成了地下交通联络点。有时我惊奇地问父亲：“您到哪去了，干什么？来的这些人您认识吗？”父亲则严肃地呵斥：“小孩子问这个干啥？去去，走开……”当时中共博山县政府，不是驻在瓦房、小峰，就是驻在李家庄。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来来回回是做抗日情报工作。
由于我大哥和父亲与张敬涛的特殊关系，1940年上半年有几次父亲去博山县政府找张敬涛谈事，也带着我去，认识了县各救会长谢伯望，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济南军分区任政委时，我们有多次交往。经过多次接触，“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思想逐渐在我心中牢牢地扎根了。有一次我还在县政府驻地李家庄参加了一次野地演出，剧名《小鬼》。“这个李大爷的孩子还能演戏啊！”名声便传出来了。正好，泰山地委、四支队后方宣传队向博山县要一名宣传员。这时，张敬涛县长向我父亲讲叫我去，父亲满口答应：“好！你看着行就行，叫他去锻炼锻炼，他兄弟三人参加抗日，我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说的。”1940年10月，我离开了故乡，走上了抗日前线。父亲送我去参军
1940年，正是抗日烽火燃烧中国大地的时候，我的老家距日伪军据点仅20多里路。我当时是一个14岁的学生，八路军抗日打鬼子的情景，看在眼里，印在心上。深秋的一天，刮着凛冽的西北风，父亲递给我一个准备好的小包袱，要给我送行。与父亲并行在村庄北头小沙河岸上，我和父亲两眼相视都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还是我先开口：“爹，你回去吧！”“噢！我走！我走！”可是，父亲还是木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问：“孩子，还有什么事？”我说：“没有了。”“那就好。”此时此刻，父亲眼里的泪水流了下来，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心里一震，大步跨过了童年常常与伙伴一起嬉戏的小沙河，回头看时，父亲的身影隐约可见，母亲时时抹着眼睛，那情景让我终生难忘。
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已是一名穿军装的“小八路”了，当了宣传队员。一天我正在驻地排演节目，突然部队的通讯员跑来说，有个老大爷来找我。匆匆跑去一看，原来是老父亲从150里外的老家来看我。一路上又是河又是山，多不容易啊！一年不见父亲，他老了许多，额上的皱纹深了，背弓得更厉害了。我惊喜地问老父亲：“我娘好吗？生活怎么样？”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当兵一年的生活，告诉他我长大了，不仅会演戏，会唱歌，而且懂事多了。父亲高兴地捋着胡子说：“部队成全人，教育人，我和你娘在家一百个放心。”说着，父亲打开了包袱，拿出一双用麻线纳底的布鞋，一双结实的白布袜子，还有几斤煮熟的地瓜干和炒的带皮的花生。最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二毛钱，送到我手里，说：“钱不多，是老人的心意，节约着花吧！”我接过父亲拿来的物品和一块二毛钱，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这鞋，这袜，是老母亲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缝制的，这钱，是家里卖鸡蛋得来的。我偎依在父亲身边不知说啥好，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好好干，不会给您老人家丢脸。”父亲满意地笑了。父亲结婚后和妻子与父亲合影
28年后，我在济南军区机关工作。我父亲已是82岁高龄的人了。我多次想接他到部队来住一段，也好对父亲多些照顾。可是老人说什么也不肯，他总是乐呵呵地说：“现在日子过得好多了，身子骨还壮实，还能劳动，到城市来吃闲饭不习惯，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在济南时，父亲来过三次，老是待不住，匆匆三五天就回家了。父亲每次到我家都是带着家乡的小米煎饼、香椿芽、山果等等，我知道那都是老人对儿子的绵绵深情。
我能够14岁就参加八路军抗日队伍，是受老父亲影响。当时我的家成了抗日同志联络点，来往人住在家里睡觉、吃饭、写情报材料，我父亲作为联络员与当时博山县抗日根据地李家庄、小峰、瓦泉、夏庄等地联络，传送情报。1941年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日军在我村西高庄山顶建了炮楼，设了一个小队敌伪军据点。有人向伪军告密说，我父亲的三个儿子都是八路军。一天夜里，几个伪军到了我家把父亲抓走关进了伪军炮楼，严刑拷打，问三个儿子在哪里，并威胁说：“不把他们叫回来，你就别想活着出去！”父亲严正回答：“我哪里知道他们在哪里，抗日救国，有什么罪？”伪军头目见状气急败坏地要人把我父亲捆绑起来用皮鞭抽打，父亲口里出血晕倒了。这时伪军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就松了绑又关起来了。一星期过去了，博山县政府联络人员才知道父亲被抓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八路军从县大队派了一个班在敌人据点外面喊话：“小队长王兴利你听着，你们不把李同圻放出来，我们就用炸药让你们炮楼飞上天，让你们去见阎王！”真管用，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父亲放出来了。
父亲当时还是博山县人大代表、村支教委员。他是我们全家人的楷模。高庄村老人讲到我父亲也都交口称赞，说他是有革命意志坚定的老人。
1973年，86岁的老父亲去世了，接到电报时我正在部队巡视工作，不能马上请假，待回到老家父亲已经安葬了。“儿子来迟了！”我跪在父亲坟前痛哭不已。父亲的深情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间。兄弟三人全家在济南合影1954年结婚照1960年与妻子合影结婚50周年纪念照全家福第二章走上抗战道路
日寇侵入了山东，投降派便挂上了免战牌。投降派逃跑了，我们便从地下站起来。徂徕山，举义旗，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土生土长，在农村、在民间，虽然是赤手空拳，但是有三千八百万人民和我们血肉相连。
虽然是无中生有，但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迈步向前！
虽然是年青的党军，但是也进行过无数的血战：我们用土炮打下过飞机，击沉过兵舰，在雷神庙、魏家堡、杨家横、刘家井、五井、孙祖、大青山、青驼寺……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
看吧！看吧！敌人正在我们面前发抖，只要我们战斗，战斗啊！不断的战斗！胜利就在我们的前头！
这首《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曲》是山东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时代强音、战斗号角。徂徕山旗帜高高飘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战火很快烧到山东。日寇五师团三万多人，分两艘战船渡过黄河。12月27日，济南沦陷。
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有钱的人家除了逃走之外，都关上了大门，忙着埋东西、藏粮食。有的还受了汉奸的宣传，偷偷地做了“膏药旗”，甘当亡国奴。群众的议论多了，老年人说“老天爷要叫黎民百姓下苦海了”，成天唉声叹气，吃不下饭去；年轻人说“绝不能当亡国奴”，要成立“齐心会”打鬼子。各种议论都有。
慌乱之后，不愿当亡国奴的山东人民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才有光明的出路。这就是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前夕的基本情况和背景。
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泰安地区包括莱芜、新泰、泰安、泗水、宁阳等县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首先一个任务就是开展组织工作，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救国的各种力量。
12月24日，省委机关撤出了泰安城，转移到篦子店。在篦子店，省委又召开了行动会议，参加的人都是起义的主要领导，其中有林浩、洪涛、景晓村、孙陶林、程照轩、马馥塘、鲁宝琪、夏天庚（夏辅仁）、武中奇、武思平等同志。会上分析了敌人占领济南、泰安后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了我们的对策，确定了起义前的具体工作事项、起义的具体时间、军队番号、做红旗和八路军臂章等。
当时参加徂徕山起义的队伍有一百六十余人，其中有工人、农民、士兵，也有教员、学生、职员。他们穿的服装也各式各样，有穿棉袍的，有穿大褂的，有穿制服的，还有个别穿西装的。手里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步枪和匣子枪，有“汉阳造”，也有“老套筒”“土压五”，还有大刀、长矛等等。服装虽然不整齐，武器虽然不精良，然而，战士们精神饱满，情绪高昂，个个生龙活虎。
日寇占领泰安城以后，对铁路两侧的地区进行残酷的烧杀、抢掠、奸淫。广大群众不堪其蹂躏，扶老携幼地逃向山里。负责站岗的同志每天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从西向东涌动的难民群。逃难的群众看到我们，声泪俱下地控诉日寇的暴行。同志们听了以后，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气愤地吼叫着：“我们要下山和鬼子拼命！”有的说：“鬼子有大炮，咱们背的也不是旱烟袋！”群情激昂，纷纷要求下山杀敌。
1938年1月1日，是一个令人永生难忘的光辉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山东省委正式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正式发动徂徕山起义，由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全山东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点燃了！
这一天清晨，朝霞映红了徂徕山。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冉冉升起，红旗中间醒目地写着“游击”两个大字。“游击”两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八路军第四支队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特点与性质，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想用什么办法打就用什么办法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日本侵略军瞧不起这支手持大刀、长矛和鸟枪的“游击”队伍，但是，就是这些勇士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为山东人民筑起了一座新的长城。
中共山东省委在大寺门前召开武装起义誓师大会。省委书记黎玉代表山东省委庄严宣布：“今天，我们隆重举行徂徕山武装起义，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正式成立！”誓师大会后，第四支队对一百六十余人的起义部队进行整编，暂编为两个中队，组织官兵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的练兵情绪十分高涨，很快就学会了站岗、放哨、投弹、射击、刺杀，接着，又开始演练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怎样打埋伏，怎样搞袭击……
徂徕山起义的消息风驰电掣般地传开，一时山上山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来参军的，有来探亲的，有来看形势的，也有给部队送衣服、送粮食的，整个徂徕山区呈现出一派积极备战的景象。
随后，在八路军第四支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
抗日的红旗照亮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之路，杀敌的歌声振奋了人民抗击敌寇的激情。从此，山东大地，黄河怒吼，泰山劲舞，屹立着一支为民族浴血苦战的人民子弟兵。“战争是长期的和残酷的，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部队。”这个理论指导着抗日游击队成长。第四支队与其他支队一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过无数次的战斗锻炼，数十次的整训，与地方民兵的配合，很快壮大成长起来，并逐步发展成正规军。沂蒙——抗战子弟兵的摇篮
1941年11月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混合旅团等日伪军五万多人，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中心——沂蒙山区进行毁灭性“扫荡”，妄图一举摧毁我沂蒙根据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鲁中军区主力部队分散突围，跳出包围圈，到外线打击敌人。我鲁中军区一个医疗所负责分散安置、救护治疗伤病员近百名。在沂蒙人民掩护下，伤病员和医护人员无一伤亡，奏出一曲军民鱼水情赞歌。
11月初，把伤病员安置到黑山、大青山一带。这里山高谷深，怪石林立，从南往北有五条大山谷，分布着六七个小山村，大的不足二十户，小的仅一两户，每户人家都要掩护两名以上的伤病员。当伤病员到达各村之后，没等村干部分配，各家都争先恐后，领的领、抬的抬、背的背，成了各家各户热炕头上的亲人。
11月中旬，敌人开始“清剿”，医务人员把能行动的伤员从老乡家接出来藏进山洞。这时，敌人在占领地区设立据点，修筑公路，分区分片“清剿”；对可疑的梯田都用钢钎步步钻探；对发现的每个大小山洞都用机枪扫射，用手榴弹轰炸；对搜捕到的群众，个个审讯，然后，让家属孩童认领，强迫填自白书；并组织联保，成立维持会，发良民证，实行所谓“强化治安”。被占领村庄青壮年被抓走，基层政权被瓦解，公粮和部分群众的粮食被挖光抢光。侥幸躲过的群众，白天隐蔽在洞里，晚间偷偷出来寻找食物，但见人就躲，闻声就藏，多少天见不到一个群众，直到11月底第一批“清剿”的敌人过完，伤病员才重新住进老乡家，前前后后几个月，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层出不穷。
五彩山北麓有两条山谷，每条山谷里都散居着十几户人家。山谷状似口袋，西谷较宽且长，住户稍多，称大布袋峪村。东谷较短，称小布袋峪村。两谷之间有一条山梁，山梁上开垦了不少梯田，田埂上种满了一簇簇、一行行的金银花。两村之间有一条羊肠小道，有三里多路。就在这两个小山村里，隐蔽着四十名伤员。
小布袋峪是这一带群众基础最好的一个村，村内有党的秘密组织，支部书记是刘大娘。
刚到的第一天，在山梁上迎接伤病员的就是刘大娘。她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中等个儿，瘦脸盘，尖下颏，额头上已有不少皱纹，头上已见丝丝白发。当她看到担架上的伤员穿着单衣，身上只盖着薄薄的被单，被山风吹得发抖时，立刻脱下棉袄盖到一个伤员的身上。到了村里，担架还没落地，全村的人都围了上来，有的从家中拿来被子、皮袄等，不一会儿，二十名伤病员都有了御寒的棉衣、棉被。在大娘的指派下，伤员很快分到了各家。
小布袋峪住了二十名伤员和一个医疗组。刘大娘家三间石屋坐东朝西，小院子南边是一间团瓢（简易草屋，屋顶圆形像瓢）。三间屋的南间一盘炕上，坐卧着四个伤员。中间是个锅灶，北间是大娘一家人睡的炕。晚饭，大娘特意切了些腊肉，煮了两大碗南瓜。饭刚做好，村长马大爷和一个腰间缠着子弹袋、腿上打着绑带、手提步枪的小伙子进屋来了。大娘一见就说：“咋才回来？同志们都等你俩回来吃饭呢！”村长就是大娘的老伴。饭后由马大爷领路，医疗组逐家察看，确保伤员都安顿好了。
从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日军集中兵力，重点合围蒙山东西两侧。在伤病员驻地大青山，进行过三次大的战斗。附近的山村，也驻上了二百多个敌人。敌人威逼群众说：不交出八路伤兵，不交出粮食，不领良民证，一律以八路论处。在这些日子里，白天伤病员无人敢钻出洞来，夜晚不熟悉隐蔽地点和联络暗号的人，也很难找到一个人。
群众利用敌人夜间不敢出来活动的特点，及时转移走一些易暴露的伤员。有些不适宜转移的重伤员，留在刘大娘家，隐蔽在她家挖的洞里，由她和一个卫生员共同照看。刘大娘家的洞，敌人两次重点“清剿”都未被发现，但后来一百多名日伪军住下来不走了。日军的帐篷安在刘大娘家洞旁一块梯田里，来来去去的日军就从上面经过，到沟下取水的日军常从洞口前来回走，脚步声、谈话声，在洞中都能听见。刘大娘沉着镇静，不时地叮嘱大家不要怕。伤员们的手榴弹都集中起来使用，只留下两颗准备与日军同归于尽。就这样，静静地熬过了两天一夜，直到外边传来日军已走的信号，这才打开洞口让伤员爬出来。在群众的掩护下，保护了伤病员的安全。
谭大爷身高一米八多，长方面孔，黑里透红的肤色，方额大眼，花白胡子，膀宽腰圆，五十六七岁。老两口无儿无女，过继了一个本家侄子做儿子，前两年二十多岁的儿子找上媳妇分了家。在村里谭大爷辈分大，人们都很尊敬他。
他主动领回五个伤员，有三个生活不能自理。全家翻箱倒柜把能御寒的衣服分给了伤员。家里的鸡蛋全部都给伤员吃了，不是煮就是炒，几乎顿顿都有。大爷还把自己养的一头猪杀了，全村有伤员的人家都分到了肉。他嘱咐各户要好好地给伤员保养身子。
谭大爷老两口对待伤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每当给伤员上药或换敷料的时候，大娘总是托着伤员患肢，格外小心仔细。换下的脓血纱布也是及时洗净、晒干，然后折叠得板板正正。她还常常烧艾叶水，为伤员烫洗肿胀的肢体，五个伤员都亲昵地叫她“娘”。
一天拂晓，我军一个主力营刚从外线转入内线，想打击一下“清剿”的日伪军，但刚刚进入大青山便被日军发现。我军立即占领了制高点，从上午8时打到下午5时才突围下山。下午2点左右，又送来了五个伤员，他们都是在大青山战斗中负伤的。
医务人员住在谭大爷家为伤员匆匆包扎了伤口，谭大爷早已在旁边等候，他焦急地说：“鬼子就在山下，随时都可能来，快把伤员交给我吧，我有办法。”他指着菜园东边沟崖下一个天然洞说：“这洞很暴露，洞口面朝大路，洞底像口锅，一眼就能看清楚，敌人不会怀疑这样的洞，而且在洞的深部有个土炕，可以卧下两个人，向洞里扔手榴弹，机枪扫射都不会伤着的。”就这样很快安置了伤员。不一会，山上的信号树倒了，这是日军上来的信号，大家迅速进入各自的隐蔽点。不久，日军从山下一直搜到山腰，把离路口远些的山草堆用刺刀挑翻了三堆，就再也未动其他的。看见菜园的洞，先是扫了一阵机枪，汉奸又喊了一阵话：“八路快出来，早就看到你了，再不出来就吃手榴弹了。”接着就扔进两颗手榴弹。事后那两位伤员说：“就是让烟呛得想咳嗽又不敢咳嗽，机枪手榴弹都没伤着咱一根毫毛。”谭大爷儿子藏伤员的那个洞，日军也一直未发现。这事以后医务人员、伤员见到谭大爷就叫“诸葛大爷”了。
黑山口的日军已撤走好多天了，情况允许医务组白天为伤员换药治病。有一天上午，山下东南方向响起阵阵枪声。伤病员闻声后多数又转入地下，但山上信号树没有倒下，也没有传来哨声，哨兵向东南方向看，发现从山下上来一个人，跑几步又走一阵，像是很吃力的样子，等到那人走近才发现是卫生员张敬林。他失踪一个多月了，头发很长，眉毛上染着白霜，面孔又瘦又黄，颧骨也突了出来，还少了两颗门牙，上身穿一件很破旧的棉衣，下身穿一条单裤，腰间扎着草绳，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地上。
张敬林才十六七岁，他稍微喘息之后，就讲起他失踪的经过：“我分工带领七个伤病员分散在李庄，一天鬼子来‘清乡’，我和两个轻伤员随着老乡向西跑，刚到崔家峪的西山梁，迎面来了一群鬼子，看见我们就开枪，几个人倒下了，我的右臂受了伤，流血不止。回头一看，后面的鬼子也上来了，只好躺在死人堆里装死，不知什么时候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的时候，已躺在崔大爷家的地洞里。“崔大爷四十多岁年纪，夫妇俩只有一个女儿。大爷家世代行医，附近人们都来找他看病。鬼子‘清乡’害苦了他们，房屋烧成灰，白天夜里都藏在洞里。洞中实在没啥可吃了，在夜深人静时，偷偷爬上来，提桶水，在烧饭的屋里将火光遮挡起来，煮些豆子红薯，煮好后还要把灶里的灰火扑灭扫净倒在茅坑里，下到洞里又是好几天，总算躲过了几次‘清乡’搜查。”
崔大爷告诉张敬林发现他的经过：“那天鬼子走后，在洞里听到邻居家哭天嚎地，我就爬出洞来想听一听是啥事。上洞来听到好几家在哭，西岭上也有一片哭声，到邻家一问才知道西岭死了不少人，俺村里就有好几个，俺跑到西岭帮别人忙，才发现你躺在那里，还有口气，就把你背回家来了。”
后来，张敬林知道自己得了破伤风，心里很清楚，所里治疗过不少破伤风伤员，可没有一个能治愈的，心想肯定活不成了。于是把家的地址和父亲的姓名告诉了崔大爷，请他在自己死后捎个信去。从此，大家一直忙着给他找药、配药、煎药，但他的嘴一点也不张开，一滴水也灌不进去。万般无奈，大爷拔掉了他的两颗门牙，口对口地给他灌药灌汤。他抽风一连抽了很多日子，身子弯得跟张弓似的。大娘和小妹看到他那痛苦劲，难过得直流眼泪。大爷一天不知给他摸多少次脉，改过多少次方，上山采过多少次药。一个星期后，他抽风逐渐轻了，次数逐渐少了。在他抽风的那些日子里，崔大爷一家像父母一样守着他。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清剿”，又要上山挖药，还多次到外村打听伤员和部队的消息。当他停止抽风逐渐病愈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高兴极了！大娘大爷各拉着他的一只手，一再重复着一句话：“可把你救过来了！可把你救过来了！”战地宣传队
确定参军后，父亲满心欢喜，可是母亲却舍不得。她对我说：“兄弟三人就你一个在家了，你年纪又小，还得打仗，你受不了那个累。”母亲一面说，一面心疼地望着我。我想到父母在家无人照顾，心里也难过。可是，一想到抗日人人有责，心里又动了。我向母亲央求说：“我能受得了苦，老人家放心吧！为国尽忠，也是为老人家尽孝。”
经过我这一讲，母亲笑着说：“叫你这孩子一叨叨，我心里也开窍了，你愿意走就走吧。”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八路军四支队后方宣传队。不到两天，便换上了土制的草绿色军装，我成为八路军的小宣传队员了。第一天晚上睡觉，我分在小兵三分队。因为一天多长途跋涉疲劳极了，这一宿睡得很沉很香，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了。吃的是小米饭、萝卜咸菜。刷牙缸半面掉了瓷，生了锈，没有牙粉是用炒糊了的盐代替，一刷牙龈刺疼。
住了两天，敌情有变化，部队行军转移，一夜走了八十多里。行军路上，渴了趴到水沟里喝点水，当中休息，躺到地上不觉进入梦乡了，拉起来又走。
第二天一早到达了新的驻地莱芜。当上兵第一次长行军，脚上打起了血泡，腿胀得不能打弯，浑身酸疼，像散了骨头架子。当兵后驻防的一夜，虽然极端艰苦，但自己还是挺住了，对我而言，这是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
驻地是在章丘县的观音村，坐落在一个深山沟里，那里树木丛生，流水潺潺，好似一幅秀丽的风景画。那时，大的镇子多驻着日伪军，并安了据点。这里的祥和气氛让我心生疑惑，过了几天才知道，原来这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我所在的宣传队编了三个分队，我分在第三分队，是歌舞队，都是些男小兵和女小兵。我离开家乡，来到了八路军队伍里，要与女兵混编，感觉战斗、生活在一起很不习惯。
我们第三分队男女宣传队员十人，住在一间铺了干草的房子里，头枕石头（垫上鞋），和衣而眠，一件破旧的大衣两个人盖。开始几夜怎么也睡不浓，醒来觉得被窝冰凉，困倦了，翻过身又睡了，慢慢地也就适应了“草是褥、地是床、石头枕、和衣裳”的环境。
一间房子打的地铺，地分两界。一边是男宣传员，一边是女宣传员。女宣传员是七个人，最小的是银磊，才10岁，是莱芜县城关人，她是由父亲领出来的。后来她父亲也在宣传队。小银磊，大家都喜欢她。吃饭，21岁的董韵大姐照顾她，有点好菜，用自制的筷子向她碗里放，夜里睡觉，小银磊就钻到董大姐的大衣里，依偎在一起。夜深了，董韵大姐惦念着怕小银磊着凉，把大衣向她那边拽。小银磊醒来一看，董韵大姐冻得蜷缩着发抖，便又把大衣拉过去给她盖上。
主食是小米饭、煎饼、窝窝头。平时可以自己做，战时吃“混饭”。菜说起来一顿是两钱油，实际上达不到，看不到油花。饭少了，不够吃的，都是互相谦让，越饭少越剩下。一周或半月稍改善一下生活，吃一顿面食，先照顾病号和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宣传队对两位年龄大一点的老刘、老陈同志比较照顾，有点好吃的先想着他们，当时叫“敬老饭”。实际上他们也不过30岁，但在战争年代却是老大哥了。
一次敌人“扫荡”，我们宣传队随分区机关转移到了泰安北部山区，在野坡的丛林里露营。有两天没有吃上饭，每人随身携带的干粮袋要做救急用，不敢动。但有几个同志发疟疾、发烧，只好把粮袋子的仅有的一点粮食，用开水加点盐泡泡，当作病号饭送去。可是，他们一次次谢绝。直到第三天宣传队集体开饭，他们几个病号同志才一块吃了。战争年代，越是艰苦，人们越是毫无怨言，越是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宣传队演出任务频繁。每一场演出都是在村头土台子，用木头支撑，挂上几块幕布，用棉花捻的油灯照亮（后来有时用汽灯）。剧本大多是自编的，或从延安、山东纵队机关文工团那里移植过来，都是以抗日为主题，现学现演，言简意深，生动感人。如我们宣传队演出的《归队》，讲的是战士郑德功从部队上开小差回家，妻子、孩子耐心动员他回队、重返前线的动人故事。演出后，对巩固部队起到了很大作用。再如，《血泪仇》是讲地主压迫农民、农民翻身做主人的事情，是阶级教育课。此剧成为战前动员的活教材，演出起到了战斗动员作用。因为我们的战士大都家庭贫穷，对地主恶霸无比仇恨。有一次在莱芜西峪村演这个剧，台下的不少战士哭了，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打倒吃人的旧社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穷人翻身得解放报仇雪恨！”口号声此起彼伏，上千人的演出场地沸腾了。
演出道具、化妆十分简单。男女服装是借用老百姓的，演姑娘用的辫子也是临时借的。跳舞用的短上衣、短裤是用粗红布自制的。面部化妆只是用一点凡士林油，算是高级品了。抹黑脸，是用凡士林与锅底灰搅拌而成的，对面部皮肤刺激性很大。老人的胡子，是用黑色染的麻用胶水粘在嘴上，往往不结实当场就掉。化妆室是在台后的庄稼地里，冬天冷风刺骨，夏天热汗浸身。道具效果，如演冬天下雪，一个人爬到台子顶上，把撕碎的细纸片向下撒。有一次演的剧正是需要雪片纷飞的时刻，却没有纸片了，急得导演大喊：“快！快！下雪！”逗得台下观众笑起来了。打枪声音，是用木头自制的摇手盘子，摇时发出“咔嗒咔嗒”清脆的声音；或点燃鞭炮用脸盆捂住，发出类似枪响的震动声音。大地舞台，每个人演戏时都非常认真。有时演一次戏，有八路军和老百姓几千观众，甚至几十里外的老百姓也兴致很浓地赶来。战地宣传队是战争年代文艺工作的一大特色。
我们时常到前线去开展文娱活动。频繁的行军、战斗，宣传队要分散到各部队去，边打仗、边演出、边教歌。一次跟随部队去泰安蛤蟆石村附近，一夜行军，天刚拂晓，便与敌人遭遇，宣传队与部队一起冲出重围，到达了新的驻地。在休整期间，帮助部队自编自演以抗日为主题的活报剧——《奇袭鬼子兵》《入虎穴》《掩护》《抗日小唱》等等。每出戏都是一堂生动形象的教育课。宣传队员还分头到各个战斗连队教歌。银磊是年龄最小的女宣传员，她一到连队就受到欢迎。“小银磊同志请您教歌！”“小银磊同志请您指挥歌！”这是部队集合时提出的要求。
银磊腼腆地说：“好吧！我学着干！”战士们一再鼓掌欢迎，可是，银磊个子太矮了，她指挥唱歌、教歌，后边的战士看不清她打拍子，她只好站到小木板凳上，居高临下，像燕子振翅似的挥动着两只手，指挥着唱起《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千百个战士和着节拍，激昂地唱着，千百颗战士的心在跳动，走向前方，插向敌人心脏。我在宣传队度过了最初入伍的两年时光，为走向战斗连队做了各种准备。战斗在连队
第一次经受战争考验是在当兵不久遇上的一次敌人大“扫荡”。当时，第一军分区机关驻扎在莱芜上游庄。首长决定连夜急行军插到泰北山区，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这一夜，部队行军六十多公里。天将拂晓时，部队在一个小山村稍事休息。这时有人发现村外有部队经过，还没等大家弄清怎么回事儿，前面已响起了枪声。原来这是一股从北面包围过来的敌人，前卫排发现后就和敌人接上了火，紧接着警卫连也投入战斗。机关人员撤出村后，首长指示大家分头突围。我和宣传队三男两女五个队员跑上了村南的大山。
村南这座山足有八九百米高，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半山腰时，突然山顶也出现了敌人。上有敌兵往下冲，下有敌兵往上追，枪弹在四周如飞蝗般乱钻。我一看不好，忙和他们沿着山腰一层层的石堰往西猛跑。正跑着，一脚踏空顺着山坡滚下去二三十米，全身被石头、蒺藜碰擦得到处是伤，顾不上这些，爬起身来和他们继续往西跑。这时，当初的五个人已跑散了两个，只剩下我、孙立芳和女队员银磊。几百米开外的敌人一边朝我们打枪，一边追了过来。
当我们跑过一处山坡时，无意中发现在一片茂盛的树丛杂草后有一个小洞，洞口刚刚能容一人通过，往里探头一看，里面黑咕隆咚。情急之下，我们三个便钻了进去。原来这洞口小肚子大，藏十个八个人没有问题。
进洞不一会儿，就听洞外有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几个伪军站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咋呼道：“小八路别藏了，我们都看见了。快投降吧，皇军优待。”我们准备好手榴弹，想着如果被敌人发现，就来个同归于尽。幸运的是，过了一会儿，敌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约摸过了一个多钟头，听到洞外确实没有动静了，我们才从洞里爬出来。这时枪声已经稀疏，只见山下的小山村已成一片火海。看了看太阳，估摸有10点钟，我们几个便继续向西转移。将近中午时，来到一个村子外，刚松了口气准备进村找点吃的，就见村民成群结队地跑了出来。一个老乡告诉我们鬼子快进村了，赶快躲一躲吧。我们只好与老百姓一起跑。
大约跑出去有两公里，进了一个村子，已精疲力尽的我们敲开了一户老乡的家门。这户老乡两口子正准备带女儿出村躲藏，看见来了三个小八路请求他们掩护，那大娘忙把我们藏进两房之间的夹道，外面用柴草挡住。跑出没几步大娘放心不下，又带着我们来到村外由村民沿着山坡挖的一排排贮藏地瓜的窖子处，藏进一个不显眼的窖里，并吩咐不来喊，千万别出来，还给我们留下一罐水和一些地瓜干。
半下午时，敌人撤走了。大娘把我们接回家，吃了饭我们上了路。边走边找老乡打听部队的去向，晚上七八点钟时，终于在一个小村子里找到了部队。同志们见面后高兴得又蹦又跳，他们看见我们三个跑散的队员归了队，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在宣传队的两年一晃就过去了。1942年底，已满16岁的我被调到一军分区特务连任文化教员。经过在连队的战火洗礼之后，担任了连指导员。一天夜晚，我所在的特务连和另两个连奉命攻打敌人的费县白马关据点。白马关据点驻有一小队日本鬼子和一中队伪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部队打了一天一夜仍未攻克。这时，30公里外的费县仲村敌据点派出援兵。上级命令特务连打援。在距白马关8公里处，特务连连夜进入阻击阵地。
上午8点多钟，赶了一夜山路的十几个日本鬼子和一百多伪军乱放枪给自己壮着胆走进了我阻击阵地。开火令下，霎时枪声爆炸声响彻山谷，敌人纷纷倒地。部队开始冲锋，三个日本鬼子带着机枪占据一处有利地形开始疯狂扫射。我急命三班长刘庆亮带人打掉敌机枪。刘庆亮带着两个战士绕到敌人后边，蹑手蹑脚爬上小高地，刘庆亮飞身上前，一脚把敌射手踢翻，一把抢过机枪，另两个战士用刺刀把那两个日本鬼子挑了，日本鬼子机枪手被我俘虏了。
敌人机枪一哑，全连如猛虎下山冲向敌人，直杀得残敌抱头鼠窜。到了这天下午，白马关据点也被另两个连队攻克。白马关战斗结束后，我连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1944年底，我奉命调鲁中军区《前卫报》社当记者，用笔写出了一篇篇浸染着战场硝烟的新闻报道，记录着那段难以忘怀的血与火的战斗历程。熔炉中冶炼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对我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拉网、大“扫荡”，对鲁中军区部队发动了多次战役行动。此时部队机关大力精简，战斗部队进行了整编。有两年时间，我在战斗连队锻炼，在战斗连队成长。
我参加了热火朝天的百日练兵运动。刺杀、投弹、射击、爆破、土工作业等技术人人都要学会、精通。鲁中军区有个外号叫“老丈人”的刺杀教员，到我们的连队施教。让战士一刺就是几十下、上百下，战士的胳膊肿得不能打弯了，但仍然坚持不懈。某部干部王凤麟发明的爆破技术，在连队是个重大课题，专门组成一个小组研究总结经验，战士们爆破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后来在攻打沂水城、蒙阴城战斗中大显神威，使敌人在爆破声中坐了“土飞机”。我们这个连队的五大技术曾在第三军分区部队中推广。我与连队官兵一起参加了各种训练科目，军事素质逐步提高。鲁中军区1944年在隋家店子、松林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竞赛活动，我们连做了表演，受到鲁中军区领导机关表彰。严格艰苦的军事生活，不仅强壮了我的体魄，而且坚定了我的革命意志。
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发扬南泥湾精神，在翟家楼后山开垦荒地，渡过难关的情景。1942年底至1943年春，敌后战场粮食奇缺，补给不上，物质极端困难，全连集体参加了开荒。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有的干部战士被狼牙刺划破了脸，戳伤了手，手上磨出了血泡，仍不停地干，开垦荒地种上了玉米、南瓜、豆角，秋天获得了丰收。开荒种地，这是当时战胜困难的一项战略措施。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讲过一段话：“……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段艰难经历，我用一首七律诗作一记载：锄头翻滚荒山岗，野草根拔新土壤。拂面春风惹人醉，果实丰收溢芬芳。伙食改善人喜庆，抗日健儿度灾荒。一手拿镢一手枪，劳武结合保家乡。
1944年，我从连队到沂水县洪河参加了鲁中军区教导营的政治指导员集训。这次集训，对自己两年多连队战斗生活回顾一下，总结一番，很有必要。教导营教导员宋登华同志在开学动员大会上说得好：“你们从前线上来，带着你们的好思想、好风貌、好经验，到这里来学习、总结、提高。连队是冶炼炉，你们是人才。教导营也是个学校，学了再回到工作岗位，学一次提高一步，预祝你们有一个新的飞跃，一个新的提高……”
听了这个动员讲话，大家心情激奋。通过两个月的学习，对连队思想工作、战时政治工作座谈讨论、现身介绍经验、听报告听课，把零碎的经验系统起来了，把感性的东西提高到理性上认识了。
战争年代，这短短两个月培训是参训人员个人革命人生观的一个转折，是一次“小抗大”学习。这次学习对我来说，是对战斗连队生活的总结，也是调任鲁中军区《前卫报》社任记者工作的准备。
教导营结业后，我被调到了鲁中军区《前卫报》社，开始了记者生涯。从基层到了机关，更感到工作水平低，知识浅薄，心中打怯。办法只有一个：跟上形势，努力学习。在报社欢迎会上我讲了对自己的约法三章：一、快步紧追，奋发进取；二、不耻下问，虚心求教；三、欢迎批评，有错改正。我很快就参加了战时报道，采访了模范人物朱富胜、陈双太等。日本投降前，跟随部队大进军，在记者行列里，边学习，边采访，边报道，写了战斗英雄刘光荣、张胜怀、李干等。他们的勇敢战斗精神和不怕牺牲的崇高品德，激励着我，鼓舞着我，在新闻工作战线上尽自己的一分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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