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伦伦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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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方言历时研究试读：
前言
说起来惭愧，《潮汕方言历时研究》这本30多万字的书，我陆陆续续写了20多年。
书中的潮汕方言语音与中古音比较研究部分，始发表于饶宗颐教授担任主编、1992年出版的《潮学研究》创刊号上。第一篇是声母部分，第二篇是韵母部分，接着是声调部分，一篇又一篇地发。随后，又凭着1991—1993年在《汕头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潮汕方言语法研究》3篇系列论文，我于1994年荣获了当时中国语言学界授予中青年语言学者的最高荣誉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吕叔湘奖）。想当年，年富力强，意气风发。心想，再努力几年，就可以完成这本书了。于是，趁饶公到汕头大学参加潮学会议之机，便请他老人家赐题书名。
但是，人生的道路不一定是按自己设定的方向前行的。继1993年被推上汕头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岗位（时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陈梓权先生兼任院长）之后，1996年转正为院长，1999年8月又被推上汕头大学副校长岗位，分管最烦琐、最忙碌的教务工作。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省长的任命书还没下来，整个暑假就跟教务处的同事们在忙着更新配装全校的电子教学设备，一直到9月初开学。从此以后，我就身不由己了，一心一意搞学术研究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2002年8月至2003年8月，我被上级派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高等教育管理，加上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预习英语的半年，就花掉一年半时间了。出国回来后不久，2004年4月，我又被调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分管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当时该校的主攻目标，是争取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全省仅有两个指标）。学校党委书记兼院长郭斯淦大哥说：“老弟，就把这重大任务交给你了！”我当时听了，真有点儿“舍我其谁”的傻劲，全身热血沸腾，甚至有点儿热泪盈眶了。于是，那两年我就都在为这事奔忙了。皇天不负苦心人，在省教育厅罗远芳副厅长的亲切指导下，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终于在2006年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当我参加完国务院学位办的初选入围学校答辩会、带着答辩顺利通过的喜讯从北京飞回广州时，郭斯淦书记亲自到白云机场迎接凯旋的我们。平时总是一脸严肃的郭书记在出口处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看到的是一张憨厚的脸上灿烂的笑容，就像一朵绽开的花。我这回不是热泪盈眶，而是泪流满面了。
就这样，忙忙碌碌又过去了几年，转眼间新世纪已溜走了10年。2010年的阳春三月、韩江两岸木棉花盛开的美丽时节，我又被调任韩山师范学院当院长了。此后，不用说，我更是杂务纷纭、分身乏术了。
潮汕俗语（其实也是格言）说得好：“针无双头利。”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主动还是被动，既然被推上了行政管理的岗位，就得把工作做好，对得起信任你的上级和群众；学术研究有所偏废也是正常的（我自己形容为“功夫差不多就废了”）。但为了不被学术前沿甩得太远，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读读学术刊物，了解学术动态。有时候也写点小文章、作个学术报告什么的，但做严谨的学术研究就真的是很难了，常常是文章写了个提纲，再一搁就是一年半载。从2013年暨南大学出版社约稿立项至今，我下决心要把这本书写成。于是，两个暑假和两个寒假搭进去了，这本书也终于可以杀青交稿了。谢天谢地！
当我再次把饶公的题签从书桌里请出来拍照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1995—2015年，正好整整20年过去了！
人生有多少个20年！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20×2周年，在大学任教20×1.5周年。这本书的出版，也算是对我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上面的这些文字，很不像学术著作的前言，而是我在倒自己既想尽力搞好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又舍不得放弃学术研究这种窘况的苦水。哲人说：“舍得舍得，有所舍才能有所得。”这道理好懂，然而我乃一介凡夫俗子，对学生舍不得，对学术研究舍不得，对潮汕方言与文化舍不得，因此追得好苦好累！真想像潮剧《井边会》中的女主角李三娘一样，来一个足足几十秒长的一唱三叹：“苦啊……啊……啊……”
幸亏，我们这代人学习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还颇能苦中作乐，而且乐此不疲。幸亏，很快就年届花甲，到了赋闲的年龄了。于是乎，我私自做出一个让我的妻子也一定很高兴的决定（未经家庭委员会审议批准）：从高校行政管理岗位退下之后，再全心全意做回自己与之难舍难分的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林伦伦羊年（乙未年）春节于羊城番禺南村雅居乐村居第一章潮汕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第一节 秦汉以前的潮州先民及其语言
潮汕方言，也叫作潮州话、汕头话、潮汕话，属于汉语闽方言的闽南次方言，所以，学术化的称谓应该叫作“粤东闽南方言”。它主要流行于粤东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和汕尾市的部分地区，现在在海内外的使用人口有2000多万。
那么，潮汕方言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从了解现在的潮汕地区这片滨海土地上的居民情况开始。
据考古成果资料可知，早在原始社会，在现在的潮汕地区的大地上（当然有些地方那时还是大海）已有先民居住。1956年至1960年间，在潮州、潮阳、揭阳、饶平（今属潮州）发现了8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骨斧、骨椎、陶片、石锛等远古文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进入奴隶社会后，潮汕属百越之地，《舆地广记》《寰宇记》等均有所载。春秋时期，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百越的两个支系——古俚（里）人和疍（蜒）人。潮安陈桥、池湖等地发现的贝丘遗址，饶平浮滨出土的青铜戈，揭阳云路出土的铜鼎、铜剑、铜钺都明显带有(1)古越文化的特征，可以为证。
那么，这些古俚人和疍人在当时使用什么语言呢？有专家认为应(2)是今天的壮侗语族一系的语言，也即古台语。古台语和古汉语虽同属于汉藏语系，但分属于不同的语族。那么，在春秋时期，潮汕地区有没有讲华夏语（北方民族）的居民呢？据现有的可考资料来看，我们只能说：没有。
春秋时代，离潮汕地区较近的楚语和吴越语已经形成，它们相互之间大同小异，但与中原的夏语有一定的差别。《孟子·滕文公上》云：“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谓南蛮人（吴越人）说话像伯劳鸟叫，令人不知所云。《吕氏春秋·知化》云：“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语言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由此可知，当时潮汕地区先民所操语言与当时的吴越之语相近可通，而与齐语等北方方言不同。吴越语的底层语也是壮侗一系的语言。汉代刘向《说苑·善说》里记载了一首春秋时代榜绁越人所唱的歌，用汉字把当时的读音记录下来，并加以注释，才能勉强读懂。据考证，这首歌所使用的语言便(3)与壮语有很密切的关系，可以作证。现代吴语的雏形正是在春秋时期古越语受夏语的影响并融合而成的。此后，吴越语便逐步变成了汉语的一支重要的方言。战国时期，福建的闽越族人归越国统治，因而吴越语便在闽地传播开来。但是，在当时，夏语和吴越语对远在天边的潮汕来说还是鞭长莫及的。汉人由闽入潮和由晋豫入潮，那都是之后的事。
春秋战国时期与潮地接近的还有楚语。《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楚语近于吴越语，《汉书·地理志》谓：“本吴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当然语言也该“略同”。伍子胥由楚奔吴，吴王请他“上殿与语三日三夜，语无复者”（《越绝书·荆平王内传》）。可见他们之间并无大的语言隔阂。楚语接受夏语的影响，变成汉语方言的时间比吴越语更早，吴越语接受夏语的影响有不少还是通过楚语而来的。依汉代扬雄《方言》可知，楚语尚有荆楚、南楚之分，大概是因为少数民族底层语的不同而造成了差异。南楚方言后来在广东北部、西部及广西东部、北部传播，与这里的土著语言——古台语融合而形成了现代粤方言的雏形。楚语是融合的胜利者，而古台语只在古粤语中保留了一些语言成分，有些至今还存在着。(4)
那么，当时楚语的影响是否延及潮汕地区呢？从历史事实和现代粤方言与潮汕话的系统看来，未发现有影响的迹象存在。因而，我们可以推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潮汕先民所操的应该还是土著越语——一种属于壮侗语族支系的少数民族语言。这个论点可以从潮汕方言中保留的古台语沉积层得到印证。
试举几例如下：
墟，潮汕地区，特别是山区谓上市赶集为“斗墟”。“墟”作市集解的词源是古台语词，今武鸣壮语谓市集为，龙州壮语叫，毛难语叫，而潮汕话叫，同出一辙。古籍对此也有所载，《太平寰宇记》云：“容州夷多民少，不习文字，呼市为墟。”钱易《南部新书》云：“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谓之趁墟。”“趁墟”之说，今犹存于粤西。“墟”字古作“虚”，《说文》释作“大丘”，可见“墟”字与“市集”一义本无关涉。“市集”一义是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吸收的，此义约始见于唐代。在南方，特别是在闽粤方言区，以“墟”命名的地方有很多，而北方几乎不见，可作佐证。
妳，潮音两读：指乳房或乳汁时读［ni6］或［ne6］，阳上调；指奶妈或母亲时读［ni1］或［ne1］，阴平调。这个词也是古台语词，如今武鸣壮语称姨母为［me6 na4］，龙州壮语称为［na5］，西双版纳傣语称为，德宏傣语称为［me6 la4］等。《博雅》谓：“楚人呼母曰妳。”今闽北的福州、福安、福鼎等地也称母亲为［n］。这个词存在于汉语中，是由南方方言作为中介而进入的，在南北朝时的汉语中已见。
寮，指简陋的小屋，如“草寮”，潮音［liau6］。据宋代朱辅《溪蛮丛笑》知古代山瑶有“打寮”的习俗。“寮”乃苗瑶语“房子”一词的音译，今瑶语勉话称房子为［pjau3］，湘西苗语称为［plaw3］，“寮”的上古汉音［※liaw］（来母宵部）相近。潮地以“寮”作地名者不少。如澄海的“田寮”（龙田）、“蔡厝寮”，饶平的“许厝寮”“红港寮”等。古代曾经居住过南方少数民族的闽、浙、赣、湘诸省也均有以“寮”命名之地。以此还可窥古代苗、瑶族分布之一斑。
浦，各地亦作“甫”“埔”“圃”，或作“步”“埗”“埠”等，潮(5)音读［pou1］、［phou3］、［phou2］等，均出一源，即壮语的［bo5］（泉水）。《青箱杂记》云：“岭南谓水泮为步。”《正字通》也云：“吴楚间谓浦为步。”后来还引申为码头、港口。今潮地以［pou］或［phou］命名者如“汕头埠”“光华埠”“庵埠”“司马浦”“外埔”“埔美”“铺埔”等。有人认为以“埔”命名的有些来源于黎(6)语的“村子”［bou3］。“泉水”也好，“村子”也罢，可以确定其来源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
胡，这个“胡”不是“胡人”“胡麻”之“胡”，而是指用于动物名词之前作为词头的“胡”，潮音［hou5］，如“胡蝇”（苍蝇）、“胡溜”（泥鳅）、“胡虮”（水蛭）等。“胡”上古汉音读［※ga］（匣母鱼部），跟德宏傣语的动物名词词头［ka1］非常接近。潮汕话谓蟑螂为［ka1tsua8］，跳蚤为［ka1 tsau2］，一种贝类海产为，这些词第一个音节的［ka1］疑也与此同源，是古台语的底层沉淀。
摆，潮音［pai2］，动量词，谓“次”“回”“趟”，如“先摆”（那一次）、“底一摆”（哪一次）等，俗语有“一摆见百摆”。今布依语、壮语、侗语均谓“次”为［pai2］。古汉语却无此义，可见其源于壮侗语。
斗，潮音［tau2］，量词，谓“次”“盘”，如“去过一斗”（去过一次）、“行二斗棋”（下两盘棋）、“拍斗乒乓”（打盘乒乓球）等。今布依语、壮语、侗语也以“次”为［ta∶u5］，古汉语却无此义。
巴，潮音［pa1］，用以构成鱼名，如“巴鳞”［pa1 laŋ1］、“巴毛”［pa1mo5］、“巴土”［pa1 thu2］等。今壮语、侗语、傣语均谓鱼为［pa1］。“巴鳞”“巴毛”是按照壮侗语修饰成分置于被修饰成分后面的语法规则构词的，意即“鳞鱼”“毛鱼”等。
个，潮音［kai5］，结构助词，略等于普通话的“的”，如“我个书”（我的书）、“姓李个大过姓林个”（姓李的比姓林的大）。这个“个”跟粤方言、客家方言的“嘅”（同样是［k-］声母）显然是同源而与普通话的“的”［t］迥异。今壮语、布依语正以“的”“者”为［ka∶i5］，乃潮汕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之源。
［ta1］，“干湿”之“干”潮汕方言词叫［ta1］。“干”潮音［kaŋ1］，非其本字，至今也未能找到其他适合的汉语词源。但布依语谓“干”为［ta5］，“晒干了”叫［phiak7 ta5 xw3 lew］，也即“曝［ta1］去了”，与潮汕话［phak8 ta1 khliau］很相似。可见，［ta1］的源头也可能是古台语。
此外，潮汕方言保留的一些同于南方方言而别于北方方言的语法现象，如状语后置（如把“多吃点”说成“食加撮”）、量词前的数词“一”可省略、量词有指定作用，如“支笔唔见去”（那支笔丢了）(7)等，也属古台语语法现象。这方面在其他先生的著作中已有所述，这里不再赘举。第二节 秦汉六朝时期汉（闽）语的进入
中原汉人入潮的记载始于秦汉。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派大将王翦平定南越。二十九年（前218）越叛。三十三年（前214），秦始皇派屠雎率秦兵50万进军五岭统一南方。据文献资料记载，有小股部队来到了“揭岭”。不久，越人“杀尉屠雎，伏尸流血数十万”（《淮南子》）。秦又派赵佗、任嚣率军南下，戍守五岭，并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揭阳被划入南海郡版图，但尚未设县，只设“揭阳令”。史禄（监禄）正是在此时为大军凿渠运粮之后，和他的部下“留家揭岭”，成为文献资料所载北方汉人定居“揭阳”之首例。汉文帝时，南海王织叛乱，淮南厉王刘长曾率兵平叛，闽越王余善出兵攻打南越时也都曾“兵至揭阳”。揭阳成了吴越、闽越至南越的中间站。在这些军事行动中，也有汉人、吴越人、闽越人进入潮州的记录。汉元鼎六年（前111），置揭阳县，隶属南海郡，后属交州，再属荆州。那时的揭阳县包括今天整个潮汕、兴梅以至闽南、赣(8)南的一些地方，但人口也不过3.5万，户数不出1万。其地广人稀，可见一斑。（可惜的是，揭阳县的县治所在至今未被确证，具体的行政区域也未能确定。）正因为如此，“留家揭岭”的汉人和闽越人的语言和文化才得以轻而易举地对潮汕土著的语言、文化施以影响。同时，由于行兵运粮的需要，中原至潮汕、闽越至潮汕之水陆交通已经开辟，汉人、闽人入潮的人次越来越多，这也带来了汉语言和文化的影响。虽然现在已不可能知道当时语言影响的具体情况，但从澄海龟山遗址等地出土的秦汉陶器，揭西赤岭埔出土的秦汉时期的铜剑、铜矛、铜钺，惠来神泉出土的东汉飞人铜鼓等文物却可以看到明显的中原汉文(9)化特征。而从文化所受的影响又可以推及语言所受的影响，不难想象此时期“潮汕人”的先民已不全是土著俚人和疍人，而是已有汉人了。这些“潮汕人”的先民所操的语言也不全是少数民族语言了，汉语方言开始在潮汕地区流行。与此同时，吴越地区的移民进入闽地的也越来越多，促进了吴越语在闽地的传播和闽语的形成。悔堂老人《越中杂识》云：“勾践卒，子鼫与立，数传至无疆……为楚威王所灭，其子孙散处瓯越，自相雄长。至闽君瑶，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瑶为越王，以奉越祀。东越、闽君皆其后也。”汉末三国，吴越人因避战乱而大量涌入闽地。西汉后期，福建才有冶县（今福州）出现，此前居民肯定为数不多。但在汉末至晋初的百年之间，来自江南浙北的移民分别从海（以福州为中途港）陆（经浦城）两路大批涌入福建。沿海相继设立了罗江（今福鼐）、原丰（今福州）、温麻（今霞浦）、东安（今泉州）、同安五县，在闽西北则出现了汉兴（今浦城）、建安（今建瓯）、南平、建平（今建阳）、邵武、将乐六县。各县居民的主体便是吴地移民，操汉（吴）语。入闽居民的吴语跟闽地土著的少数民族语言相融合，基本上形成了闽语的基础体系。后来，吴越语由于受中原汉语的深刻影响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它的主要特点反而在闽方言中保留下来了。
此后，晋室内讧，“八王之乱”长达16年。接着又是长达百年之久的“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六国”战乱，晋室被迫迁至江东，是为东晋。晋朝的百多家大家贵族也随晋室东迁。中原地区及西北一些地方的居民也多因不堪战乱而移居吴语区。《晋书·王导传》云：“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中州士女”入吴后，有的辗转入闽。《闽中记》载：“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陈、郑、罗先入闽。”既云“先入”，必有“后入”者，因而可以肯定是分期分批，不在少数。今福州又称晋安，泉州又名晋江，据说皆因晋代移民而得名。
泉州与潮州相距不远，吴人、中原人（均操汉语）既然到达泉州，有些移民再辗转入潮也是很有可能的。这可以从三方面得到印证：一是人口的增长和县郡的设立，二是中原文化的体现，三是六朝语言遗迹的对应。
潮汕地区在汉代时只置揭阳县，三国时属吴国广州，后改属扬州。东晋咸和六年（331），置东官郡（今东莞一带），析揭阳为四县属之，潮地有海阳、潮阳、海宁三县。义熙九年（413），析东官郡置义安郡，领绥安（今闽南）、义招（今大埔一带）、海宁、海阳、潮阳五县。这是第一次在潮地设立郡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充分说明了潮地居民的迅速增加。
从出土的两晋南北朝文物来看，该地区的文化风俗也多数带有中原文化的烙印。如潮州归湖黄蜂采花山东晋二号墓，揭阳仙桥区狗屎埔的两座东晋墓、仙桥区赤口山的三座南朝墓，其墓葬制式都与中原同期的葬俗相同，也即都是砖室墓，有墓道、墓门，随葬品以鸡首壶、滑石猪为主。鸡首壶、滑石猪的造型、工艺也与中原出土的制品无异。此外，潮汕地区还发现有南北朝时期的陶砚台，说明书法传练的风气也波及潮汕地区，估计当时中原文化已在潮汕地区占主导地位。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大量中原人入潮，除带来了文化，更直接的是带来了语言。由于潮汕土著人数较少，文化也较中原文化落后。所以，除了中原文化可以在潮汕地区占主导地位之外，入潮汉人的语言也可以毫无困难地战胜土著语言而在潮汕地区流行起来。当然，由于入潮汉人和土著居民杂处，言语交际必然不可避免。因而汉语虽是融合的胜利者，但也不可能不接受土著语言的影响，因此，潮汕地区的汉语不可避免地要吸收土著语言的一些成分。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独立发展，便形成了一种与闽南方言大同小异的汉语次方言。从现在的潮汕方言来看，还可以找到这个次方言的一些早期沉积层，比如保留古台语成分（上节已述），保留六朝以前的汉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等，试举几例为证：一、语音方面（1）无轻唇音［f-］。南北朝之前，轻唇音非、敷、奉、微尚未从重唇音帮、滂、並、明中分化出来。潮汕话至今保留这个特点。（2）无舌上音。在南北朝的声母系统中，知、彻、澄、娘四母尚未从端、透、定、泥中分化出来。潮汕话的白读音系统至今如是。（3）书（神）、禅不分。这也是汉魏六朝时期的语音特点。王力先生谓：“从南北朝某些方言神禅混合的情况可以看出，照穿神三母(10)已经由塞音变为塞擦音，因为塞擦音和擦音相近，才容易相混。”潮汕话的情况正是书、禅大体不分，有读塞擦音［ts-］、［tsh-］的，也有读擦音［s-］的。（4）牙喉音字相混。如读疑母字“蚁、鱼、渔、艾、额、讹、瓦”、见母字“懈、系”、溪母字“墟、恢”为［h-］，读匣母字“猴、厚、咸、滑、猾、县、汞、含、寒、糊、行、汗、下、峡”等为［k-］，读晓母字“许、吸、霍、罄、呼”为［kh-］等。这也是南北朝以前的语音特点。（5）读上古歌部字主要元音为［-a］。如“拖、歌、舵、惰、我、颇、骡、破、倚”等字韵母为［-ua］，“奇、骑、寄、企、蚁”等为［-ia］。歌部字中古以前一直读［-a］韵母。（6）寒、桓不分，开合相混。如寒韵的“单、滩、摊、坛、弹、干、肝、竿、散、寒、安、鞍、伞、杆、旱、旦、炭、烂、案、鼾”、桓韵的“盘、搬、潘、般、棺、宽、欢、伴、拌、判、幔、官、满、半、碗、瞒、换”等字韵母相同，都读。南北朝以前，(11)古音寒、桓未分，与此合。二、词汇方面
潮汕话古语词的层次非常明显。第一层次是汉魏以前的词语，试以先秦10例为证：
苞，植物茂盛，潮汕话叫“苞”。《诗经·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又《唐风·鸨羽》：“肃肃鸨羽，集于苞栩。”“萧萧鸨行，集于苞棘。”“肃肃碧行，集于苞桑。”
相好，友好。《诗经·小雅·斯干》：“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翘楚，有出色，有本事者。《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汉代毛亨传：“楚，杂薪之中尤翘翘者，我欲刈取之。”唐代孔颖达《春秋正义序》：“今其为义疏者，则有沈文何、苏竟、刘炫……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
薅，潮音［khau1］，俗语云：“作田畏薅草。”《诗经·周颂·良耜》：“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说文·艸部》谓：“薅，披田草也。”清代段玉裁注：“大徐作‘拔去田草’。《众经音义》作‘除田草’。《玉篇》《五经文字》作‘拔田草’。……披者，迫地削去之也。”此与潮汕话合。
营，游行，反复往来，童谣“云月人营灯”。《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毛传曰：“营营，往来貌。”《文选·魏都赋》刘良注：“周行为营。”“周行”，即游行，环游而行。
沃，潮音［ak4］，植物枝叶茂盛。《诗经·小雅·隰桑》：“其叶有沃。”《诗经·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诗经·桧风·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毛传：“沃，佼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奉匜沃盥。”唐代孔颖达疏：“沃，谓浇水也。”《说文·水部》：“沃，溉灌也。”清代段玉裁注：“自上浇下曰沃。”
腯，潮音，谓小孩子胖乎乎为“肥腯肥腯”。《左传·桓公六年》：“吾牲牷肥腯。”又：“博硕肥腯。”
糜，潮音［mue5］，稀饭，粥。《礼记·月令》：“行糜粥饮食。”《释名·释饮食》：“糜，煮米使烂也。”
冥，潮音［men5］，夜里。《诗经·小雅·斯干》：“哙哙其正，哕哕其冥。”汉代郑玄笺：“正，昼也；冥，夜也。”《玉篇·冥部》：“冥，夜也。”［me5］乃“冥”字的本音，“夜”读［men5］乃训读。
丈夫，潮音［ta2 pou1］，男子，男孩叫“丈夫仔”。《国语·越语》：“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丈夫”“女子”只就性别而言，不就年龄而论。又《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五丈夫”指“五个男孩”。也有直作“丈夫子”者，如《战国策·燕策二》：“非徒不爱子也，又不爱丈夫子独甚。”当然，“丈夫”也指成年的男子，如《战国策·赵策》：“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列子·黄帝》：“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丈夫”与“妇人”“女子”相对，指男子无疑。
第二个时代层次是汉魏六朝时的词语，也举例如下：一、名词类
鬃，潮汕话以“鬃”［tsaŋ1］称发髻。南朝梁顾野王《玉篇·髟部》：“鬃，高髻也。”可见南朝也以鬃称髻。
面皮，潮汕话称脸皮为“面皮”，撕破脸皮为“剥破面皮”。晋代裴启《裴子语林》卷下：“王武子与武帝围棋，孙皓看。王曰：‘孙归命，何以好剥人面皮？’”“剥人面皮”或“剥破面皮”作为一个口语惯用语，一直沿用，如元曲《虎头牌三》：“你这个关节儿，常好道来的疾，可都枉擘（同“剥”）破咱这面皮。”
馃，潮汕话称各种用米粉末儿或面蒸成的饼为“馃”，此称南北朝也有。《玉篇·食部》：“馃，古为切，饼子。”其字也从米字旁作“粿”。
薄饼，一种用面粉烙成的薄如纸张的饼，也指用它再卷上馅儿的饼。南北朝已有此物此称。罗振玉《俗说》引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佚文：“长沙寿九子母神，四月八日无子者供养薄饼以乞子。”南朝梁顾野王《玉篇》“薄”字加食字旁：“……饼。”
油，潮汕话称一种有馅的油饼为“油”，“”即饼也。唐代李百药《北齐书·陆法和传》：“于是，供养具大薄饼。”《玉篇·食部》：“，丁回切，蜀人呼蒸饼为。”可见“”“薄饼”之类，均是南北朝的食物。
七样羹，潮人于农历正月初七人日和七样蔬菜煮而食之，称“七样羹”，这也是南北朝的民俗。《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
竹筅，一种用竹丝制成的用以洗锅、刷桶的洗刷用具。《玉篇·竹部》：“筅，苏典切，筅帚。”“筅帚”之称，后代一直沿用。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诸色杂货》：“并挑担，卖油苕、扫帚、筅帚。”，用来舀水或其他液体的一种容器，可以是竹木所制，现代的口盅也可称“”，潮音［koŋ2］。《玉篇·瓦部》：“，居悚切，瓶也。”“瓶”是古代用以汲水或盛酒浆的小容器，其状不同于现在的瓶子。
桁，潮音，屋梁。晋代王嘉《拾遗记·周灵》：“（千寻大树）大干为桁栋，小枝为栭桷。”《玉篇·木部》：“桁，下庚切，屋桁也。”跟潮语完全相同。
眠床，睡觉的床，南北朝时坐卧两用，南朝梁陶弘景《冥通记》卷四：“持之（九茎紫茵琅葛芝一斤）南行，取己所住户十二步，乃置眠床头案上。”《南史·鱼弘传》：“有眠床一张，皆是蹙柏。”“眠床头”之说，今潮汕话也然，指床上摆放枕头的一头。
铰刀，即剪刀。谓其由两半相交而成也，古代写作“交刀”。此名晋朝已使用，《太平御览》卷八三引晋代张敞《东宫故事》：“太子纳妃，有龙头金缕交刀四。”字后加金字旁作“铰”。唐代李贺《五粒小松歌》：“绿波浸叶满浓光，细束龙髯铰刀剪。”又曹唐《病马》诗：“欲将鬃鬣重裁剪，乞借新成利铰刀。”
菠薐，潮音［pue1 leŋ5］，即菠菜。“菠薐”之名为译音词，南北朝已记载。《玉篇·艸部》：“菠，博何切；菠薐。”又：“薐，勒登切，菠薐。”《唐会要·尼婆罗国》谓：“（贞观）二十一年，遣使献波稜菜、浑提葱。”菠薐之名译自尼泊尔之古名palinga，也即波薐国，或作颇陵国。
鼠曲，野菜名，也叫“鼠耳草”“茸母草”，潮人常采之洗净晾干，捣而为泥，和米粉末蒸为饼食，称“鼠曲馃”。以鼠曲草做饼之食俗，见于南北朝。《荆楚岁时记》载：“（三月三日）取鼠曲汁作羹，以蜜和粉，谓之龙舌，以厌（压）时气。”
吉贝，潮音［ka1 pua3］，粤东闽语称以土棉絮织成的土布为“吉贝”。“吉贝”也是古译音词，南北朝时已有，《梁书·诸夷传·林邑国》：“吉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洁白与纻布不殊。”此词的词源是梵语karpasa，汉魏六朝时已译为“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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