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召忠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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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局座：悄悄话试读：
序言
今年5月的一天，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金丽红女士给我打电话，说要跟我谈谈出书的事情。金丽红号称中国畅销书之母，经她手捧红了一个又一个明星大腕，只要她经手的图书没有一本不畅销的，堪称神人一枚，业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第一次面谈约在我的工作室，寒暄了几句之后，她开门见山：“2016年我们有个小目标，就是先出一本书；然后就是个大目标，要进行战略合作，把你所有的图书全都打包出版。”胃口好大，我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这气势倒是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跟我的团队商量，看这样合作是否可以。他们告诉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每天都在忙微信公众号的更新，关于图书出版，正在与几家出版社商谈，有的几近签订合同。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金丽红是突然出现的，对于这样的突然袭击我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于是我就开始战略忽悠，跟她打马虎眼，希望一推了之，商量商量讨论讨论研究研究再说之类的。没想到她突然站起身，换了个位置，义正词严地跟我说：“合同几天后就发给你，预付款马上就打到你账上，小目标和大目标都要实现，我相信我们的目标一定都能实现！”天啦噜！那场景，让我一下子想到小说《红岩》里的双枪老太婆，把两个盒子炮掏出来，猛然往桌子上一拍：局座，这书出也得出，不出也得出，我们吃定你了！这阵势我从未见过，显然金丽红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久经沙场，她根本就没把我这小河沟放在眼里。
我只好支支吾吾地答应下来，但我必须做几点解释：首先，我的学科专业是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跨学科方向延展到国际关系、军事战略、联合作战、国际法规等，这些都是非常专业非常枯燥的内容，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图书大都是名人札记，偏重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所以内容上可能不适合做畅销书选题。其次，我是个个性鲜明、十分廉洁的人，虽然出版过20多本书，但从未通过关系推销过一本书，我认为图书是个性化需求的特殊商品，强塞给别人效果不一定好，所以你们不要指望我到处拉关系走后门帮你们推销图书。最后，网上的东西出书可能有问题，我习惯于网上来网上去，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像一阵风飘过，碎片而已，出版图书可能不太庄重，格调上怕压不住。我担心的事情其实她也担心，回去后出版社进行了慎重研究，最后还是决定要出。既然如此，局座就从了你们吧！
我是个非常讲信用的人，一旦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用心去做。1999年在撰写《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的时候，正赶上过春节，因为加班加点太过劳累，脖子底下长了个鹅蛋大小的瘤子，无法低头写作，我就躺在床上放了个小桌子坚持写，最后实在坚持不了，去301医院动手术，住院期间，才把书写完交稿。撰写《下一个目标是谁》这本书的时候，我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房子里，天天吃方便面、煮老南瓜，用一个假期写完大部分书稿。在如此浮躁的学术氛围中，我依然可以昂起头，拍着胸脯豪迈地说：我出版过的所有专著都是我自己撰写的！这话有意思吗，谁的书不是自己撰写的？那可不一定啊！是的，本来很正常的事情，我知道早已变得很不正常，好在我还算一个正常的文人。“局座召忠”微信公众号中有一个小栏目叫《局座悄悄话》，每期一二十分钟，主要是我用音频跟大家聊天儿，说说心里话。说的话题都是大家关心的事儿，很多是回答网友问题，家长里短、为人处世、人生经验和军事内容等。由于话题贴近年轻人，讲述的方式又是聊大天儿唠嗑儿，所以很受大家欢迎，到现在已经更新了110多期。出版社希望把这些讲述的内容变成文字，出版一本书，就叫《进击的局座：悄悄话》。这是个好主意，我很同意，双方一拍即合，就转入了操作。基本流程是：每天我负责讲述产生音频，讲述的内容由编辑大贝撰写一篇图文推介在公众号发表，讲述的速记稿和图文推送内容一起作为书稿的基础进行再编辑。全书的编辑工作交给大贝负责，这位美女编辑是位“90后”、文学硕士，文笔非常好，业务很熟练。于是，讲述+推文+书稿编辑开始正常运作。
突然有一天，我感觉哪里不对劲，这本书好像没有主题啊，拉拉杂杂讲了那么多，想说明什么道理？什么观点？这不行，必须要有宏大的主题，清晰的层次，翔实的论据，鲜明的观点。什么主题好呢？左思右想，最后想了一个主题，那就是要进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我很高兴，终于又回到我的老本行，我为之而奋斗了一生，这是我熟悉的专业方向。于是，我把以前写过的论文、书稿、报告、讲课稿等十几万字的资料交给了大贝，希望她融入书稿中。飞驰的列车本来按照既定的轨道在运行，突然间又要改变路线，重新铺设轨道，开向另一个前进的方向。我看得出来，大贝有点蒙。我不断鼓励她，随便裁剪，随便折腾，反正都是我自己的东西，没关系。就这样，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大贝像我以前遭遇的写书之痛那样，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终于按时交稿。
稿子交到出版社，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很满意，没想到他们提了一大堆意见，主要还是希望回归到悄悄话的风格。我说那好，稿子交到出版社，出版社就有权进行任何修改，你们修改越多我越高兴，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于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瑞暄就开始大刀阔斧地修改和编辑。这位海归的“90后”文学硕士再次经历了大贝那样的痛苦，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前后折腾了两个月！什么叫后生可畏？什么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大贝和瑞暄这俩“90后”真真教育了我，这一代年轻人太厉害了！简直不得了！
30多年前，我在一个部门担任领导，下面管着一个期刊编辑部。有一天，上级找我谈话，向我传达了高层首长的指示，要求对期刊室主任进行处理，因为他擅自修改了一位老教授的文稿。原来这位老教授主动撰写了一篇论文，投稿到我们编辑部，编辑室主任亲自编辑修改，发回征求意见后再发表。这很正常，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要处理和批评这位主任？作者大动干戈，告状信还寄送给高层领导，这本身就不对！我拒绝对这位编辑室主任进行批评，更拒绝对他进行行政处分，我坚持认为他做得完全正确。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从此之后我发出去的论文和书稿，都要专门跟责任编辑交代，我的任务完成了，编辑和修改的权力都交给你了，你随便改。尽管如此，几乎没有编辑改动过我的文章，顶多就是改正一些错别字而已。瑞暄不是之一，而是唯一，是我接触过的所有编辑中唯一一个胆子够大、改动够多、用尽洪荒之力且能锦上添花的好编辑。
图书出版之前，出版社要求我写个序言，我问瑞暄，这本书你最了解，说说看有什么特点呢？她说了七个字：“幽默，真诚，有诗意。”言简意赅，这是对我这本书最好的诠释。幽默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不懂得幽默，听不懂别人所开的玩笑，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那是没有文化的表现，跟野蛮人没什么两样。不会用幽默的语言去化解尴尬，不会用幽默的方式去与人沟通，开口就给人训话，说话就大嗓门吼叫，张嘴闭嘴都是大道理，好像天底下只有自己最伟大最正确最牛×。要知道，群众，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最可笑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凡事没必要都那么认真，说话办事也没必要都像暴风骤雨，轻声细语不是很好吗？我从来不喜欢讲空泛的大道理，上千人听我演讲，我也都是在讲故事，故事听完了，道理自在其中，什么道理你自己去揣摩，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都是成年人，用不着我手把手去教你怎么做。我讲课、做节目从来不用稿子，都是娓娓道来，抽丝剥茧，循循善诱，有理不在声高，任何强加于人的吆五喝六都是没有用的。
我服役45年，一辈子进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不管是讲课、做报告、写书还是做节目，权威性应该不成问题。如果我倚老卖老，跟年轻人说，我要对你们进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要好好听讲！几分钟后再看，肯定全吓跑了。要想达成战略目的，调动千军万马正面进攻，如此兴师动众未必有效果。如果侧翼包抄迂回进攻反而可能曲径通幽，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小时候坐在土堆边听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讲述人可都是老红军、老八路啊，那些故事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当时听得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今天我自己成了老爷爷，我应该怎样给孩子们讲故事呢？年轻人都很忙，谁愿意停下来听你个退休老头儿瞎唠叨？这就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所谓润物细无声。于是我摇身一变，成为人生导师，给孩子们讲自己是怎样学习、怎样生活、怎样成才、怎样面对批评、怎样面对坎坷、怎样面对嫉妒、怎样面对失败、怎样面对成功等等，这些人生经历不可复制，别的书中也不会有，都是我个人的体会，所以这些悄悄话并非一阵风，可能影响他们一辈子。
真诚是什么？就是掏心窝子，打开天窗说亮话，有啥说啥，别整那些高大上。真诚就是厚往薄来，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吃亏是乐，吃苦是福，别总想着占别人便宜，这样就能感受到真诚所在。我总说，跟孩子们说话要蹲下来，别高高在上，首先在物理上要保持平等，这样就不存在势位差，没有高低贵贱这些势位差也就不会积累能量差，孩子们就感觉跟你是平等的，就愿意跟你交流，就会把你当成他们的朋友、战友。我就是这样的心态，以前的功名都让它随风飘去，现在无官一身轻，就是一个退休老头儿，没事儿跟大家在网上聊天儿，现实生活中也坐地铁、遛狗、逛商场，跟大家一个样。小伙伴儿们一看我跟他们是一头儿的，都叫我局座、老张、老司机，没人再尊称我张将军、张教授，他们感觉那太生分了。在798举办的军武大本营见面会上，262他们在现场让我用如下词语造句：见局滚、因果律、狗带、23333、6666、卖萌、中二、二次元、现充、老司机、一条咸鱼、打酱油、膝盖中箭……我当场造句是这样说的：“一年前我膝盖中箭，变成军武打酱油的，偶尔也去《最强大脑》卖萌，要知道我也曾是中二，只不过现在变成一个老司机，希望不要成为狗带，要变也要变成一条咸鱼，在网络上翻江倒海。希望大家见局滚，看局座如何使用因果律武器守疆护土。23333，我说得还6666吗？”
我小时候在老家种地，挖一个坑，小心翼翼地把几粒种子撒进去，期待着它们发芽、开花、结果。现在突然发现，很多地方使用飞机播种，广种薄收，撒下一麻袋种子，秋后能收获个半斤八两的就心满意足了！我经常想，任何事情都有个度量衡，那么衡量传播力的标准是什么？你说了那么多话，写了那么多书，做了那么多节目，用什么来衡量你的传播力？按照唾沫星子所散发的泡沫多少，按照图书销售量的多少，抑或按照收视率收听率的高低？都不是，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口碑！俗话说这奖那奖不如群众的夸奖，老百姓说好那才是真好。《防务新观察》制片人多年前向我讨教提升收视率的方法，我告诉她，随便拿一期节目，找些士兵、司机、民工、保安、保洁员或者路人来看，他们的评价就是最真诚最可靠的评价，只要他们说好，收视率一定不会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有的人用领导的评价、专家的评价来衡量，我从来都是用人民群众的口碑来衡量。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顺应时代潮流者才能兴旺发达。作为一个学者，研究出来的东西总是想让它被最大限度地传播，被最大限度地接受，那就不能自个儿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搞研究，得走出去看看我面对的那些“被传播者”，看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想让别人对你说真心话，告诉你他们在想什么，那你自己首先得说说真心话，告诉他们你自己在想什么。这本书里，写的都是我的真心话，此谓真诚所在。
至于有诗意，我很惭愧。想当年我也曾是文艺青年，小学就读完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六年级就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而且经常给《中国少年报》写文章。后来开始写散文、诗歌，在北大读书的几年中，经常好为人师，在楼道里给青年学子们讲诗歌散文创作，要知道，我住在35楼，隔壁就是中文系，那可真是无知者无畏！文学文艺的种子大概就是那个时期种下的，可惜后来就再也没有开过花，更谈不上结果。自从转入科学技术研究后便开始了枯燥无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死磕，文学艺术细胞逐渐死去，科学精神日渐升华，最终走上大众普及这条道路，利用电视、网络进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这方面，我早年的文学功底、表达能力的确帮了不少忙。如果说这本书中有诗意，那一定是两位美女编辑妙笔生花，她们用“90后”的视角和“90后”的笔触来向年轻人进行文学表达，比我更富有诗情画意，更具有时代气息。
网上流行一句话：“真当局座不上B站？”孩子们说的B站就是哔哩哔哩动画网站，英文叫bilibili，故而得名，里面大多是二次元文化。其实，说起我跟二次元文化的接触，最多的还是军武次位面。去年刚退休我就去军武次位面工作室参观，他们是中国二次元军武文化的集中营，全都是一帮子“90后”，虚拟现实、网络游戏、3D建模、3D打印、网络视频等等一应俱全，看后让我眼界大开。今年9月份，我与军武次位面合作的新节目《军武大本营》开播了，节目中我跟孩子们一起玩儿一起闹。二次元文化中我喜欢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漫画。今年初，我在网上发现一组漫画《舰娘之玉碎：局座进击》，起初大家认为是黑我的，因为很多画法扭曲了我的正面形象，把我与舰娘结合在一起，很不严肃。我看后却兴奋不已，我很喜欢运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二次元文化来表达爱国主义情操。经与作者联系，“局座召忠”微信公众号已经连载了20多期这个系列的漫画作品，好评如潮。
9月1日是开学日，我在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玩手机打游戏已成潮流，家长再不跟上时代，就要被娃娃们淘汰啦》，另配有30分钟的音频，从而引起网友热议，两天内评论340多条，很多评论说：“张爷爷你还缺孙子吗？”显然，孩子们把我当成了他们的朋友和长辈，显然年龄在这一刻不再重要。他们为什么喜欢我？因为我的观点得到他们的赞同。如今我们进入信息时代，不懂数字化就无法生存，不让孩子们玩儿手机、上网、用电脑，这行得通吗？我跟孩子们站在一起，高呼要向大禹同志学习，要向李冰父子学习，治水之法宜疏不宜堵，网络不是洪水猛兽，运用得好受益无穷！然并卵，一个退休老人微弱的声音早被淹没在一片喧嚣之中。我只能在我的自媒体“局座召忠”微信公众号给大家说句悄悄话，这种耳语之声就像那风声雨声随风飘逝，但读书声却声声悦耳，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去读书吧，从《进击的局座：悄悄话》开始……张召忠2016年10月第一章“局座”，一个退休老头儿的进击！一个人，进入一个行业，有很多的偶然。偶然认识了一个人，偶然看了一本书，偶然听人讲了一个故事，偶然听了一次报告，这些个都会影响他的一生。老张进入军事这一行很偶然，至于成为“局座”，开微信公众号，那就是更偶然的事了。误打误撞闯入新媒体
2015年7月，我退休了，一个63岁的老头，退休之后干点啥？我对出国旅游没什么兴趣，那就在家待着呗，也算是陪陪家人。可我身边的人，他们也都有各自的乐趣，看剧、炒股、遛弯，生活过得也算是丰富多彩。我不会钓鱼，坐在池塘边钓半天也钓不上来一条鱼，我也不会打麻将，也不会打牌，啥都不会。别人建议我去练毛笔字，说万一你要写得好了，以后还能被人珍藏起来，我看了看我写的那些个毛笔字，自己都没兴趣留着，怎么还能想着让别人留着呢？我不是这块料啊。想来想去，我到底能干啥呢？
我这个人是草根出身，18岁之前是农民，在农村踏踏实实种地的那种农民，1970年入伍，先后在海军南海舰队、北海舰队、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从事岸舰导弹及其他海军武器装备的使用、论证和研究工作，1993年以后从事国际战略、海战法、海洋法及战略问题研究。1998年调入国防大学任教，2015年退休。从事了一辈子科研教学工作，我这一辈子似乎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也只会做这么一件事儿，也只爱做这么一件事儿。如今这么一个无趣的老头儿退休了，除了看看书，写写文章，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做点什么有价值、有意义，并且能让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了，所以老张最后决定不“隐退”了，退休说不定是另一个开始，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与心思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2015年的最后一天，我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开通微信公众号之前，我不知道微信是什么，我也没玩过，我身边的那些年轻人跟我说，可以把我以前的研究成果放在这上面，跟大家交流交流，说很多年轻人都玩这个。这些话可真是说到我的心坎儿上了，我一直都想通过这么一个平台，给大家看看我研究出来的东西，跟大家说说心里话，看看今天的年轻人都在思考些什么，看看我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能为咱们国家七八点钟的太阳做点什么。他们都说其实我是想网住这些年轻人，哈哈，确实是这样，年轻人爱在微信上逛，我就赶快来占领这个阵地，生怕自己落后了。
现在有许多人告诉我说，我怎么就没有感觉到你是个退休的老头呢？电视上能看到你，网站视频上能看到你，微信上也能看到你，跑个书店，还能看到你！我跟你们说，虽然老张今年64岁了，但老张可不老，老张跟年轻人一样，都在不断攀登中，不断进击中！神奇的“90后”“00后”
对我来说，“90后”“00后”是神奇的一群人，是谜一样的存在。
我的小孙子一岁多的时候，他爸爸不让他玩电脑，怕伤眼睛。我说爷爷带你偷偷玩！等他爸爸出去了，我抱着他开电脑—点优酷，儿童游戏，找到《愤怒的小鸟》，开始玩起来。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一般人需要学习。当时我抱着孩子一步步地做。玩着玩着，他爸爸回来了，我们马上关了。过了几天，我突然发现，孙子自己开机在玩。天啊，他是怎么打开的？从那一刻开始，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研究这帮孩子—这还得了，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努力学习怎么玩这些新媒体新科技，可是“90后”“00后”“10后”，对这些新媒体高科技的掌握，都是与生俱来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一定要走近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代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战乱饥荒的时期，人们的生活危如累卵，颠沛流离。我20岁到30岁那段年轻的时光，是在非常艰苦、非常贫穷的状态下度过的，也是在战争威胁的环境下度过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越海上武装冲突等等。1980年两伊战争期间，我还身处炮火纷飞的战场！我是幸运的，尽管有各种干扰，却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业和事业，艰苦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更加坚强。可是我的同龄人绝大多数没有我这样的幸运。再看看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吃喝不愁，沐浴着幸福的阳光，接受着多媒体的教育，看着好莱坞大片，每天电视上都有大量的娱乐节目供他们欣赏。没有战争威胁，没有贫穷困扰，每个人都很自信，每个人都很坚强，每个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此阳光灿烂的新一代，是素质最高的一代中国人，是承前启后的未来接班人，我对这一代人寄予无限的希望，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对于这些年轻人，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他们是懒惰的一代，是颓废的一代，是浮躁的一代，是没有信仰的一代，是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大局观念、自私自利的一代，是依靠别人不能自我奋斗的一代，等等。我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由于媒体炒作和一些错误的引导，年轻人中的确有一些是这样的，但他们不是主流。我接触到的更多的年轻人，他们的素质很高，悟性很好，理解力很强，事业心也很强。我是一个对人要求非常苛刻的人，一般人很难接受我的苛刻，我经常教育他们要在批评中进步，在骂声中成长。这些年轻人听我的批评就像吃糖豆似的，把苦果当作糖豆吃下去，转换出来的都是令人愉悦的成果。他们好学上进，我从他们身上也学习到很多东西。
年轻人是祖国的未来。可是现在，媒体的快速传播，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有些电视台用一些粗制滥造的娱乐节目去刺激年轻人，搞得年轻人心里痒痒的，急功近利，整天琢磨如何出人头地，当明星，赚大钱，就是不想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很多年轻人都去追宋仲基了，很少有人去关心教育，关心个人长远的发展，大家都在上网、聊天儿、玩儿游戏、看视频……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一个从事了几十年国防教育工作的老兵，看到这样的状况，最大的忧虑就是中国的未来—如果年轻人不再关心时事政治和国防军事，如果整个民族的科技素质日益低下，未来的中国谁来保卫？高质量的兵员从何而来？人民战争的基础又在哪里？战争动员潜力还有多大？有的时候，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的英雄都是董存瑞、雷锋，这个时代的英雄是谁？
少年强则国家强，自古英雄出少年，让孩子们少看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多一点正能量的内容行不？我一直觉得没有把年轻人从娱乐这个阵地抢过来，是一件很让人惭愧的事。
现在，我用个人的知识与文化，自掏腰包筹办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去做这些事情，跟年轻人讲新闻背后的故事，讲如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是我的责任与义务，但我个人的能力很有限，希望我们的有关部门都能重视年轻人的教育问题，年轻人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要努力把他们给抢过来！“局座召忠”，为了话语权？
当年，美国未经联合国批准，就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战争，在战争中伊拉克死亡数十万人，国土沦丧，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天天都在看有关伊拉克的新闻，但是你看到过伊拉克人诉苦的新闻吗？你看到过伊拉克人如何打击美国人的新闻吗？没有人为他们说话，他们没有话语权—因为话语权完全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美国主导着世界的话语权，他们每天都在进行激烈的舆论战，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至于普通人很难分清真假。
看来，掌握话语权是信息时代极重要的软实力。信息时代，媒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它是凝聚力量的集结号，是瓦解敌军的锐利武器。
中国的话语权在世界上非常非常微弱，对此我深有体会，你出国就会知道。一方面，我们的语言外国人听不懂，这是个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的对外宣传方式，大都是正面宣传、灌输和程式性的，外国人不习惯这种教条式教育人训话的模式，这种模式也难以深入中国人的内心。我做电视节目已有十几年了，我对电视访谈有很多体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在电视上给观众训话，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救世主，别人都是阿斗，动辄说服教育别人，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平等探讨问题，语言要通俗，说话要和气，要循循善诱，就像是拉家常，这才是掌握话语权的要诀。不然你一说话，大家都跑了，你说这些话还有什么用？对于观众来讲，听专家解析与听新闻发言人的谈话是一样的，好像每一个嘉宾都是国台办的官员，这样端着架子讲话就很难贴近百姓，难以与观众进行心灵互动，也很难让人信服，这是我们在掌控话语权方面需要注意的。
另外，对于一些敏感话题，“沉默是金”真的是最好的态度吗？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日本和美国说中国军费增长是“中国威胁论”，台湾说“入联公投”是为了寻找生存空间，美国说世界油价上涨是因为中国进口石油太多造成的，类似这样的敏感话题很多很多，因为西方媒体控制了全世界80%以上媒体的话语权，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至于是真是假他们可不管。如果我们再没有自己的观点，再不利用各种媒体进行申辩，再不通过专家学者之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就等于默认！
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国台办新闻发言人，以及将来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是代表国家和军队发言的权威性机构，他们的发言代表着国家和军队的态度和立场。但是，仅仅到这一步是不行的，还需进一步的详细解读，否则普通大众很难理解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背景和未来走向，这就需要权威的专家学者以访谈的形式来解读。专家学者以个人身份来表述各自研究的领域，提出相应的学术观点，这对于维护国家形象、阐明相关道理、维护相应权益是很有好处的。
话语权是信息时代最优先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我们的话语权。随着国家的富强，应该下大气力，投巨资扩充我们的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络媒体，要成千上万亿元的投资去干这件事情，要把我们的舆论阵地扩展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扩展到五湖四海，让地球上所有人类都能够听到中国人的声音，那才是一个大国、一个强国、一个现代国家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是GDP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软实力，是文化，是舆论，是话语权，是影响力！我们不能再沉默，我们必须发言！
我跟媒体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接触过各类媒体，也在国外工作和学习过，对媒体有一定的了解。我感觉，中国的声音要想在世界上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有国际新闻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必须精通外国语言，熟悉国际传媒运作特点和规律，要用外国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思维模式去进行宣传，而不是用我们习惯的那种概念化、模糊式、逻辑性很强很抽象的语言去宣传。
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外国人对于我们那种高度抽象、逻辑化、概念化的语言风格很难接受，因为他听不懂，莫名其妙。比如，美国人宣扬未来航天的战略目标是这样描述的：“到2020年，要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去！”如果是我们来描述这样的战略目标，可能就会是这样的语言：“中国一定要征服月球！”这样模糊的概念性语言，因为没有时间、地点和具体化的指标，缺乏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不能说服人。同样很重要的还有宣传平台，美国的CNN全球落地，多种语言覆盖，24小时滚动播出，而且全都是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美国之音广播电台更是使用数十种语言全球广播，传递美国的主流声音和观点。我们的电视频道很多，但海外落地的只有第四频道，语言也过于单一。国内的电视大都是娱乐性节目，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节目太少。
舆论宣传是一个战场、一个阵地，我们必须占领并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就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和顽强作战那样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当前，国际的较量转向综合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这些较量的最前沿就是媒体，如果在这些较量中总是躲躲闪闪，避其锋芒，不能正面应对，那将会严重损害我们的形象。保卫国家安全利益，新闻宣传阵地也是一个重要的作战方向。我们应该像在战场上作战那样，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战役指导，组织强有力的作战梯队和突击队，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去组织冲锋，打赢每一场战斗，最终赢得战争的全面胜利。
舆论这块儿高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我退休之后，一直在思索这些问题，提出上面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引起相关媒体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就我个人而言，开了“局座召忠”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深入新媒体世界，也是想在对内宣传这块儿，跟如火如荼的娱乐节目抢抢人，能网到多少年轻人是多少。这个微信公众号，我还用了年轻人喜欢的称谓“局座”去命名，现在粉丝也是越来越多，对于这种情况，我还是蛮欣慰的，你们看，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来关心军事文化建设的！我有信心网住年轻人！
要占领舆论高地，掌握话语权，你得善于利用各种新鲜玩意儿啊，今天的网络非常火爆，但究竟是在哪些层次上火爆呢？
青少年、社会普通民众、大学生及少数政府工作人员层面最火爆，中高级领导干部使用得最少。从年龄层次上来看，绝大多数是青少年，中年人较少，老年人更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中高级领导干部普遍习惯于阅读文件、签发文件、听汇报、做指示，到处转悠，每天应酬，忙得很，静不下心来。最关键的是，他们内心深处还是认为网络是非正规媒体，没有什么正经玩意儿，甚至认为网络上有太多不健康的东西，作为官员，不应该关注网络，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党报党刊和央视。中高级领导干部中，能够自己上网、自己用计算机撰写文章、自己懂一些计算机软件和操作系统的人很少，所以就出现了一些笑话：设立专门的机构为领导干部搜集网络信息，然后每天印发一大摞网络文摘送给领导看，领导再在这些网络文章上圈圈点点，长吁短叹—你说这不是污蔑网络吗？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时、快捷、交互、可操作，你把所有这些特点都给泯灭了，变成纸质媒介，那真是太蠢了！如果领导干部学会利用网络，好处简直是太多了。
信息时代，真正的专家学者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他们必须具备三种素质：一是本专业的学科知识和相关学科的跨学科知识；二是熟练运用计算机进行计算、操作和上网的能力；三是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流畅地利用外语进行网络搜索、阅读、翻译和借鉴的能力。如果不同时具备上述三个能力，很难称之为信息时代的专家学者。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折腾高新技术的东西，对于新鲜玩意儿都很感兴趣，我是中国第一批玩儿网络的人，早在20多年前，我就开始上网了，你们都可以叫我老网民。1987年到1989年左右，北京地区就开设了一两个终端，当时的上网方式是由专业管理员操作，通过小型计算机和地面站与通信卫星联通，在网上查阅美国AD、PB、NASA等英文版科技报告摘要，当时没有中文网站，全部是英文。一条几十个字的内容摘要就付费几十元，一次查询经常花掉数千元，非常昂贵。1996年左右，有了拨号上网，为了学习上网技巧，我专门跑到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培训了15天，价格十分昂贵，大约几千元的样子（当时我的工资不到1000元）。对于这些高新技术的玩意儿，我是很愿意花费金钱与时间学习的。
想想看，在当时，要想了解国外军事发展，懂外文是必须的，否则根本看不懂；其次是要能大把花钱，否则根本没有资料来源；另外还要干技术活儿，舍得花时间，光拨号上网就要培训15天！今天这些东西全部免费，网络搜索信手拈来，所以出现了很多不懂外文的军事专家。
几十年来，我一直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还曾经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学习，所以网络对我的工作学习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不仅使用网络进行工作学习，而且对网络的产生、发展及影响进行系统研究。1998年我出版了《战争离我们有多远：张召忠点评军事革命》，其中系统讲述了1993年以后互联网的产生、发展和成长，以及对时代发展和军事变革的重大影响。2000年我写了一本专著《网络战争》，对网络战、舆论战、信息战在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研究。长期以来，有关互联网、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图书我至少写了四五本，共300多万字，最后一本书是前几年出版的《打赢信息化战争》，将近60万字。
由于20多年对网络战、信息战、舆论战的长期研究，因而我对网络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一方面，网络是我工作学习的好帮手，是信息工具，通过网络可以获得第一手信息，可以与网友直接进行交谈，可以进行多层面的信息对比，对于正确决策非常有用。网络的发展将会兼容所有已知媒体的所有功能，除此之外还将超越所有媒体创新出一些新的传播方式。传统的纸质媒体如报纸、杂志、图书的传播功能，网络不仅全部具备，而且还可以多种颜色、多种格式、灵活剪裁、自由圈点、灵活编辑、海量存储，所以我最喜欢电子文档，我撰写一本50多万字的书从来不用打印文本，都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痛快淋漓！另一方面，网络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阴霾，搞不好就会出问题。
2000年我出版《网络战争》的时候，很少人知道什么叫网络战争。后来网络上烽烟四起，大家逐渐知道网络黑客、网络间谍、网络谣言是怎么回事儿了。于是，就开始了网络整顿，进行了各种网络规范。网络没有传统的国家疆界，也就没有传统的国家主权，如何管理网络是个新课题。管好了有利于信息社会的发展建设，管不好就容易阻碍信息化建设。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被裹挟进来，目前正在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网络信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是这次革命的核心与灵魂，如果错过这次工业革命将错过一个新时代，这是个重大战略问题。所以，对网络的管理必须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高度进行筹划，要顺水行舟顺势而行，就像大禹治水那样进行疏导。
我虽然与网络亲密接触了20多年，但严格遵守军队有关网络保密的相关规定。我从未开设微博、QQ或个人聊天室，从不在网上谈论敏感内容，十几年前曾在人民网开过博客，但两年后就停止了，几年来都没有更新。网上有很多冒充我的名义开设的微博、博客，也有很多人冒充我的名义撰写文章，更有人冒充我的名义出版数十万字的图书，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但仅凭我一己之力无法对这些损害个人名誉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20世纪80年代我就上网查资料，90年代就拨号上网，2003年后开了博客，我一直走在网络发展的潮头。后来因为军队纪律要求，虽然错过了微博、QQ聊天等机会，但我依然与网络保持密切接触，并研究撰写了大量信息化和网络化专著。2015年退休后，我重返网络，并开通了个人微信公众号，通常我在新媒体排行榜的百科类排名都是前十名，更多时候排在前几名。
我一个退休老人，靠自己的努力，不用国家一分钱经费，花自己的退休金开这样一个公众号进行国防教育，没想到效果居然这么好。这么想想，其实我还是能网住一些年轻人的！“我就宣你的幽默劲儿！”
有了微信公众号之后，收到了许多网友的留言，很多人说：张老师，我就宣你的幽默劲儿！我不知道“宣”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宣传的意思，以为他们是要宣传我说话的风格，后来我工作室的小伙伴们告诉我，“宣”就是喜欢的意思。唉，我这不是闹笑话了嘛，给网友录制悄悄话的时候，我还跟他们说，既然你们想宣我，那就多宣传宣传我这个微信公众号，让更多的网友进来坐坐，聊聊天。现在年轻人创造的很多词儿，还是挺有意思的，老张也算是涨姿势了！
不过话说回来，从当初那个木讷的男孩儿到现在能被人“宣”的幽默感，让大家看到在镜头前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的老张，也是很让人感慨啊！
年轻时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羞于在人前讲话的人。18岁以前我一直在农村长大，我说的农村就是那种地理环境非常艰苦、人文环境非常恶劣的真正农村，与现在江浙一带的农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我一定要躲出去，从来不敢在客人面前讲话，更不用说在公众场合了。参军入伍以后，每个礼拜都要开班务会，班长要求每个战士都要发言，我从来都是三言两语凑合过去就行了，不会说话，也不敢说话，不知道在人前到底应该如何说合适的话。
到了北京大学上学以后，我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因为工作要求我必须讲话，我需要与同学交流，更需要与老师交流，还要考虑与学校及各班之间的关系，讲话成为我工作和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在北大学的是阿拉伯语，毕业后，我就出国到伊拉克担任口语翻译。又先后到美国、以色列等国兼任英语翻译。我记得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讲话，那是1980年的事情，当时我在一个有数百人参加的盛大晚宴上担任翻译。就外语水平而言，我在北大学了四年，又出国工作两年，专业没有问题，但是我一上台就害怕，紧张，听不懂，译不出，头脑一片空白。从那以后，我就注意锻炼自己的演讲能力，主动锻炼，并在多种不同的场合下进行尝试，慢慢地说话的功夫练出来了。
1992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军事天地》栏目担任主讲人，主讲《三十六计古今谈》。电视节目的访谈对我来讲是第一次，对我的锻炼很大，以此为起点，几十年来，我参与了大量电视节目的访谈和直播，现在面对镜头我显得稍微自然一些了。
说话是一门学问，不是学术水平高、文章写得好，就一定能说好。说话需要良好的口才，更需要演讲的态度、勇气和艺术。
我每次讲话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热情，面对听众去和他们交流，尊重他们，希望用我的语言来使他们获得愉悦和享受，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我的教育对象，我从来没有打算去说服他们、教育他们，我讨厌那种照本宣科、颐指气使的讲话，我讨厌那种自以为是、动辄训人的样子。我是一个说话的人，这个人很普通，与听众没有什么两样，你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交流，仅此而已。我不喜欢别人在我讲课之前介绍我那么多的丰功伟绩和头衔，我感觉没有意思。做节目的时候，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将军，称呼我教授、老师或直呼其名最好了。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能讲好课吗？靠耍大牌有什么用？要把艰苦的做学问的过程留给自己，把愉悦和享受奉献给听众，这就是我最大的追求。
现在大家觉得我说话幽默，我觉得这是对我很大的褒扬和认可。幽默来源于智慧和知识，只有拥有丰富的知识才能达到幽默的水平。我并不算幽默，但我在努力学习。在我看来，幽默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和修养，外国学者虽然学富五车，在重大的研讨会上，哪怕主持人只给他五分钟的发言时间，他也一定要利用其中的两三分钟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幽默，这是学术实力的临场展示。在中国，我们的官员总是拿着一个发言稿在那里读，尽管你字正腔圆、侃侃而谈，却不会有任何的反响，因为你在形式上就先输一着，你不尊重听众，没有看着他们的眼睛讲话，你没有读懂他们的心意，不知道他们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你只是在自说自话。这样的讲话了无新意，讲还不如不讲的好。我讲话、讲课、发言从来不用一张纸片，我讨厌那些东西，我感觉那是对听众的不尊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讲得有多好，只是表明我个人的一种态度，讲话需要互动，我必须看着我的听众来讲，与他们的眼神形成互动。
我做了几十年电视访谈，可还是无法学会看着镜头讲话，因为让我对着那个黑洞洞的空空的镜头实在是没意思，尽管那里是观众。我还是习惯于对着主持人和专家交流，虽然画面上很少看到我的正面，可我不在乎。专家是从下而上地做学问，一点一点积累知识，当做到了高端之后，就应该自上而下地娓娓道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不是相反。作为专家，没有必要在观众面前炫耀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多么丰富，如果满口都是专业术语，那只是在炫耀而不是在普及。专家应该在自己的家里把那些枯燥无味的东西消化掉，然后用自己的幽默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述给大家听，要会讲故事，观众喜欢听故事，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让他们自己去领会你的高深精神和学术观点，千万不要讲那些枯燥的东西，没有人关心，人家也听不懂。既然大家叫了你一声专家，那这些大家想了解的事情，你得学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大家知道。
讲话还需要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的青年时代每天都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中度过的，那个时候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其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般也就是一两句话，比如“抓革命，促生产”“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也要学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向雷锋同志学习”等等。毛主席很少有长篇大论的讲话，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曾经在我们国防大学的前身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课堂上多次讲过课。读毛主席的著作，听毛主席的教导，给人最深的感悟就是富有哲理，一语中的。毛主席说话很幽默，最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后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文章，发现小平同志也是这样，言简意赅，南方讲话期间视察了很多地方，并不是到哪里都做指示，他基本上不说话，不发表评论，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才做出最重要的指示。老一辈革命家为什么普遍具有这样高超的思辨能力、演讲能力和说话水平？主要是来源于丰富的实践，以及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到理论，边实践边总结，其中，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最关键的。
而现在很多人爱说大话、空话、假话。有人讲话，讲了一两个小时，不知所云，这番话要达到什么目的，知识点在哪里，我听不清楚。有人讲课，云山雾罩，拿腔拿调不说，既没有新鲜观点，又没有知识含量，东拼西凑，折磨听众。奉劝那些不会讲话的领导干部，多看看奥巴马的演讲稿，看看这位演讲天才是怎样演讲的。
电视访谈是一种很好的节目形式，可惜很多访谈节目都办得不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能实话实说。主持人太把自己当成主持人了，专家学者太把自己当成权威人士了，说话一本正经，把群众当成阿斗，端起架子甩开腮帮子就教训人，这样的访谈节目能办下去吗？有亲和力吗？专家学者要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幸福带给观众。什么意思？就是要把研究问题、思考问题、理论推导的痛苦过程在家里完成，带给观众的是轻松愉悦，举重若轻，谈笑风生，信手拈来，于不经意中提出一些大胆的构想和独特的观点，而且处处有包袱，把深邃的理论蕴藏于一个个小故事之中。新媒体里面的网友们，他们每天面对的信息太多了，可选择的太多了，谁有那闲工夫听你讲高深莫测、玄之又玄的东西呢？守住一方净土
我不是个强人，强人是会成为众矢之的的。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得过且过，没有任何官架子。我以前是副军职、海军少将，相当于地方副部级待遇，有行政职务，接待单位通常都会认为我会带一两个随行人员，起码有提包的、操作计算机的吧！但是我外出讲学，基本上都是独往独来，轻车简从，自己的事自己去做，不麻烦别人，不摆排场，不拿架子。因为我认为学者要有学者的风范，要区别于娱乐界大腕儿和行政领导界的官僚，那些虚荣的东西，不是学者应该追求的。学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学问和学术。学问在前，边学边问，不断进取，只有这样才能有学术成就。
要想做好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踏踏实实的人，做一个敢讲实话、追求真理的人，做一个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人，而不是整天琢磨投机钻营往上爬和赚钱的勾当。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守住一方净土。做大学问者一定要从心开始，心不静的人可以做官儿，可以发财致富，但一定是做不好学问的。
在“专家学者”里混了几十年，我感觉专家学者大致分三种：
一是功利型。他们错误地把学问和知识当作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和撒手锏，而不是把心思用在如何做学问、教书育人、授业解惑、追求真理方面。好像当了官儿就是有了学问，官儿做得越大学问自然就越高。
二是御用型。御用型专家学者，实质上和功利型没有多大区别，他们都是追求名利地位，是学者中的官员，不是真正的学者。这样的人不是把功夫用在学问上，而是用在溜须拍马上，上面说什么他们就阐释什么，囫囵吞枣，自己不用脑子想问题，没有创建性，没有独立思考，形而上学、八股文和教条主义严重。过去毛主席严厉批判过这样的人，说他们是嘴尖皮厚腹中空，头重脚轻根底浅。尽管如此，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吃香，因为谁都喜欢听奉承话，闻过则喜的人太少了。
三是书斋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整天待在深宅大院和象牙塔中，穿梭于图书馆、宿舍和书斋之中，什么当官儿、赚钱、人际关系等他们不懂，就知道做学问。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学者，他们实事求是，绝不唯利是图。缺点是，他们涉足社会较少，研究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难以把高深的理论付诸实践。
说了这么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外在看，首先，我是个共产党员，必须在组织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绝对的一致，这是大局，不能有任何偏离。所以，我谈论国家大事、国际问题，必须首先把握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上级领导的意图，决不能出现上面的精神是批判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而我的观点是支持以色列的暴行，这是不可以的。其次，我是个革命军人、高级军官、共和国将军，虽然是学者教授，但还有行政职务。这一切说明，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个人的学术观点必须建立在服从和服务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有悖于这个原则。最后，我是个专家教授，在这个领域，我要有所创造，否则难以维护我的学术声望。
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但我想强调的是，我是一个喜欢干这行，并且喜欢跟年轻人交流的老头儿！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做国防知识普及的工作没有任何企图，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一份责任，你们看，我退休后搞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都是自掏腰包的！没有赞助，没有广告，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捯饬了，不就是写写文章嘛，我写了一辈子！可最后发现还需要去推送，微信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去注意，唉，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啊，实在是忙不过来，就找了一些年轻的小伙伴一起折腾，每天都面对着一群嗷嗷待哺的粉丝，不断地鞭策着自己向前进。你们说我做这些图什么呢？肯定不是赚钱，肯定不是娱乐，肯定不是当官，当然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很伟大，好像什么事儿离了我就不行。人微言轻，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能力非常有限，我仅仅希望利用我的所学和所知唤醒民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就像沧海一粟那样渺小，但这无关紧要，并不能因此说明我们自己不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像一颗螺丝钉，拧在社会这个大机器最需要的地方。
作为专家、学者，我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不管是写专著、做报告、做访谈还是讲话，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决不人云亦云。我是长期做研究工作的，我总认为如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如影随形是一种真正的悲哀，那还需要我干什么？是个人都能够做得到，上面说什么你就学什么，鹦鹉学舌谁不会？唱高调儿谁不会？但是，自己不感到悲哀吗？那样做对自己、对国家有用吗？我不愿意做那样的废物，我希望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的观点是自己研究出来的，是学术性的。既然是学术性的，就存在正确和错误两种可能，但没有关系，它是实实在在的，新鲜出炉的。如果非让我说我不同意的，甚至是反对的和错误的观点，我是不会做的，就算是你给我再多的钱、让我当多大的官儿我也不会做的，我认为这事关一个学者的职业道德。
我从农民到军人，从士兵到将军，从战士到北大的大学生，从国防大学教员到英国军事院校的留学生，在这一系列的变化当中，我既没有送过任何礼物，更没有接受过任何贿赂，一直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我非常痛恨那些不学无术，靠送礼行贿、不正当的社会关系而达到个人升迁目的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官儿当得有多大，都会是军队的蛀虫，只能对战斗力起到腐蚀和破坏作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开始的时候，斯大林一气之下枪杀了上百名师长，那些人都是和平时期能当官儿，打起仗来却不懂指挥的草包和笨蛋。但愿我们不要重复历史的不幸，要引以为戒。
现在社会越来越浮躁，很多人都静不下心来搞学问，似乎守着书桌用功钻研的人都显得有点傻里傻气，我在这里很想说，这样的人是最不孤单的，因为他有自己的净土，他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这些人比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更成功。守住一方净土第二章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张召忠！” 每次被路人很兴奋地认出来的时候，我总是有点手足无措，好像被放在了展台上，让大家欣赏，然后评头论足。其实我也就是个普通人，一个鼻子两只眼，若真要说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长得高了点儿，鼻子大了点儿，脸大的人都特别喜欢跟我合影，一拍照，我的脸就成最大的了，他们可开心了。还有其他什么不一样的？我想不出来，我很普通，也就想做个普通人，别觉得我跟大家有距离，咱们经常说说知心话，挺好的。18岁前没吃过苹果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身贫寒，从小在河北盐山长大，那是一片低产或不产作物的盐碱地，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18岁之前，我一直在那片热土上度过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18年间村里没有电灯，没有吃过一个苹果，更没有买过一件成衣。上小学的时候，桌椅板凳连同教室都是用土垒起的，只是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才有了木制桌椅和用砖头砌起的教室。我们一个班40多名男生，全部住在一间宿舍里，大家睡通铺，一个人挨着一个人，浑身上下长满了虱子、跳蚤和其他小生物。我每个礼拜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身上背着经过精确计算后够吃一周的干粮。每天一两个黑黑的红薯面窝头，外加几把地瓜干，一天的伙食不超过四五两。黑窝头发霉后能拉出长达一两米的霉丝，而那正是我用以充饥的主要食物，没有青菜，没有鱼肉，更没有食用油。
1970年，我中专毕业后参军入伍，到海军导弹部队当了一名技术兵。别看我文化程度不算高，在部队还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由于我学过两年的电子、无线电和机械专业，所以很快成为训练尖子。那个时候当训练尖子压力很大，一旦业务强了别人就会怀疑你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光专不红是件很危险的事。为了进行思想改造，我特地剃了个大光头，强烈要求到炊事班，当了半年的“火头军”，还喂了半年的猪，而且在山上开了不少小片荒，种了好几块菜地，收成很不错。每天晚上9点钟熄灯后，我都是藏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偷偷地钻研技术知识，生怕让人看到说我是“单纯业务观点”。可能因为我“又红又专”，领导突然决定选送我上大学。最初是打算送我去某工程学院学习核潜艇技术，后来被北大招生的老师看中了，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当外交官的料儿。“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于是，我这块砖头便于1974年10月从山东半岛被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学习阿拉伯语。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个语言，那个时候学生是不能挑选专业的。
阿拉伯语和它的文化一样古老，样子有点特别，像小虫子那样从右边往左边写，发音还有许多颤音，是公认的外国语中最难学的语言，所以学制特定为4年，是北大学制最长的专业。由于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我对突然转学外语极不适应，科学技术主要是理解原理，而外语则是死记硬背。最让我头痛的是那些颤音，无论我费多大劲，都发不准确。后来我下决心动了个舌根切割手术，这下总算好多了。
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我还是军人身份，每月52元薪金，59斤粮票，待遇是不错的。为了学好外语，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那可能是我国生产的第一代晶体管式录音机。为了这个小东西，我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吃炒菜，天天是抓几个馒头，喝两碗大锅汤完事。每个月59斤粮票根本不够吃，有时一顿饭就能吃10个馒头，整整2斤，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北大是重灾区，受“四人帮”的影响极“左”思潮非常严重，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比较少，经常是半天学习，半天搞运动，甚至还到校办农场和工厂去劳动，搞半工半读，而且还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前往灾区进行抗震救灾。这些活动占去了我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再加上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行政事务也很多。学外语需要天天读，时时记，不能间断，我只好抓紧星期天、节假日等时间自学，同时，还喜欢听一些中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讲座，而且还学习了第二外语英语。说来也奇怪，这些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并没有太多地影响我的学习成绩，每次考试我都是名列前茅。在毕业考试中，外国专家在我用阿拉伯语撰写的毕业论文上判了一个满分，据说像这样的成绩在北大外语系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1978年1月，我走出北大校门，不久之后，就到伊拉克担任阿语翻译。两年的国外翻译生涯，让我感到自己不适合当翻译，因为我生性喜欢创新，而翻译工作只能从文字到文字。那时候国内刚刚对外开放，懂外语的人非常吃香，出国、赚汇、做生意都是很赚钱的事情，但我从1980年起毅然改行从事科研工作。刚开始，我非常注意强化英语和日语学习，并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美国畅销小说《追踪“红十月”号潜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外语和计算机为工具，广泛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资料，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最后得出个人独特而客观的观点和思考，形成了我的科研特色。
20多年矢志不渝，我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崎岖的小路一直颠簸着走了下来。当年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如今已进入暮气沉沉的花甲之年，曾与我一同共事的同学、同事有的当了大款、老板、经理、外企雇员、专业翻译、政府高官，而我还在从事我喜爱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仍然是一个两袖清风的穷教书先生。
对于“工农兵学员”人们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是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不少人在提干、评职称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牵连。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由于有多项成果获奖，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后转为教授）,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已有十几部著作出版，并在一些学会和院校中担任常务理事、理事和兼职教授等职务。我虽然没法与那些大家相比，但也并非一事无成。我想用自己的成就明白地告诉世人，不要嫌弃这些“工农兵学员”，他们毕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承上启下，我们的社会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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