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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一达(著) 李滨声(绘图)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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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试读：

刘一达，北京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当过工人、教师、副校长、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干部，曾任《北京晚报》主任记者、专栏主持人。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迄今出版多部作品。代表作品有《人虫儿》《京城玩家》《故都子民》《百年德性》《胡同根儿》等。其创作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京味儿风格，深受读者喜爱。自 序　打开鼻子说亮话

Ⅰ 一般的说法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打开鼻子说亮话”是北京土话。什么意思呢？鼻子能打开吗？得，作者一上来就给您出道题。答案在书里。您要能把这句话弄明白，也算开卷有益，这本书没白看。

Ⅱ 老舍先生说：“北京话是活的。”写北京话当然也要让它活，这是本书的写作宗旨。

Ⅲ 本书不是学术专著，所以不想玩深奥，更无卖弄学问之妙想。它只是作者研究四十多年北京话之心得，也是作者由衷热爱北京话之感悟。

Ⅳ 话是人说的。语言的根在民间，语言学家采集北京话必须要找老北京人。所以，谁是北京话真正的专家，还用问吗？从这个角度说，本书谈论的北京话属于最接地气的那种。

Ⅴ 本书不是北京话词典，因此您不必为有些北京土话没收进来而感到遗憾。虽然这是一部写北京话的书，但作者是实操北京话的作家，当然写出来的书与众不同。

Ⅵ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而语言的严谨性，使写语言类的书不能偷一点儿懒，来不得半点儿投机取巧，必须一丝不苟地面对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因为要对读者负责，每句话的马虎大意都可能误人子弟。所以，写这本书要比写其他书费力。

Ⅶ 搜集北京话如同搞收藏，让人上瘾。这本书是作者四十多年搜集北京话的积累。书稿案头，日常记录土话的小本有几十个。当作者翻出46年前的笔记时，光阴的流逝与岁月的沧桑之感，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Ⅷ 采访《北京方言词典》作者陈刚先生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本《词典》从1943年动笔，到1985年正式出版，花了42年时间，而《词典》只有五六万字。可见写北京话要下怎样的功夫！多年之后，认识了陈先生的公子，在北京电视台当编导的陈大立，从他那里知道陈家是福建人。一个福建人花了42年时间写北京话——前辈呀！但愿您能理解我在前辈面前肃然的感喟。

IX 语言学是枯燥的学问。就语言写语言，您肯定不爱看。所以作者只好独辟蹊径：写的是北京话，讲的是北京人，聊的是北京城的历史文化。蹊径就是小路。在这条小路散步，您能欣赏到许多风景，也许就不觉得累了。

Ⅹ 要把北京话写活，不能绷着脸，不能玩纯学术。本书不是采用学术专著的文体，用的是随笔方式。假如您看这本书，能找到跟作者面对面聊天儿的感觉，那作者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本书能成为您的“三上”（枕上、厕上、路上）悦目读物，作者当然会感恩戴德。

Ⅺ 写书是给人看的，读者永远是作者的上帝。写出的书有人看，是每个作者的期望。本书原稿约30万字，编辑说市场需要使然，最好别超15万字。作者为取悦读者，不得不抽丝剥茧，忍痛割爱。简约而不简单，但愿您在书中能找到沙里淘金的感觉。

Ⅻ 本书的京味儿没的说。一个用北京话写了60多部书的人，对北京话道不出个幺二三来，那不是棒槌了吗？如果说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是牙慧，那么他笔下的文字当然会有珠玑，但愿您在书中能捡拾到。

ⅩⅢ 有关北京话的书很多，从早年齐如山的《北京土话》，到后来徐世荣的《北京土语词典》，以及再后来的种种。纵观这类书，多为对土话的注解，而对北京话的探源、发展以及北京话的特点、应用等方面论及得很少。因此多年来，一直想对北京话做一个全面的梳理，本书算是作者交卷了。

ⅩⅣ 北京话算是“国语”，了解或学说北京话的意义毋庸置疑，所以本书面向的是全国读者。您翻两页就知道，本书是以介绍北京文化为主的，因此它的可读性并不只局限在北京话上，这也许是您有欲望看此书的重要理由。

ⅩⅤ 作者本想再沉几年写此书的，无奈北京城的变化忒快，说北京话的人越来越少，更没想到北京话已经成了需要抢救和保护的对象。2016年，北京市教委还把“北京话进校园”作为一项基础教育工程。所以，本书的出版当属及时雨。

ⅩⅥ 北京文化博大精深，高手永远在民间。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要把北京话写全，写透，是一个系统大工程。不过，作者已尽最大努力。本书的出版是作者用功的结果，字字心血凝成，问心无愧于每位读者。想想，这也就知足了。

余言不赘，以上是为序。2016年8月18日　　北京 如一斋　　第一辑谁是北京人

北京人把追根溯源叫“捯根儿”。对北京话捯根儿，就跟对北京人捯根儿一样，是一件“扯不清理还乱”的事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历史上，北京就是一座移民城市。首先，“北京人”就是个模糊概念，因为北京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根儿在北京的人非常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过一个例子：朋友聚会，饭桌上坐着十个人。您如果跟大伙儿盘道：“您是哪儿的人？”

可能有八个人会说：“我是北京人。”

是呀，他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工作，有孩子，有户口，怎么能说他不是北京人呢？

但是如果您接茬儿问：“您的老家是哪儿？”

可能这八个人里会有六个告诉您：“我老家是河北。”“我老家是山东。”“我老家是江西。”等等。

您要是追着问：“您家在北京几辈儿了？”

估计他们当中，能说出超过三辈儿的人都不多。

当然，有的老北京人会说，自己是满族，老祖在旗，老家地起（压根儿）就在北京。

但他说的这个“地起”，也是应该打引号的。因为满族人的根儿在“白山黑水”（长白山、黑龙江），清朝进关到现在，也就是300多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单霁翔说：“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每当此时我都要啰唆一番：我的籍贯是江苏江宁，出生在辽宁沈阳，成长在北京。您说我是哪里的人呢？”籍贯地、出生地、成长地，过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会十分明确地指向故乡，但是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人们的空间归属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一句就可以回答的简单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在现实生活中，像单先生这种难说自己是哪儿人的不知有多少。单院长说他出生3个月，就被母亲抱着来到北京，而且在北京生活了60年，但填表时，仍然不能写自己是北京人。

单先生刚在北京工作时，我就认识他。那时，他从日本学习回来不久，正着手研究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问题。我当时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一连两次在座谈会上，听过他的发言，还在会后跟他聊过天儿。

因为我是在西单辟才胡同长大的，单先生当时还住在云梯胡同，这是辟才胡同套着的小胡同，离我家不远，我们算住过邻居，所以还有的聊。

虽然他说自己不算北京人，但我们聊天儿时，他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时不时还会蹦出一两句北京土语。

他曾经问我是哪儿的人，其实，我跟他的情况差不多。“我的祖籍是山东潍坊。我爷爷那辈儿，才到的北京。”我如实相告。

他听了，对我会心一笑，好像当时我们就对“谁是北京人”的说法有同感似的。

因为北京人的概念太含糊了，所以，谁说自己是北京人时得琢磨一下。前几年，我写过一本书叫《有鼻子有眼儿》，书里有“谁是北京人”的章节，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就是北京人吗？有北京户口就是北京人吗？在北京出生的就是北京人吗？严格地说：是，也不是。

虽说北京是六朝古都，但历史上它就是一个朝代不断更替，人口不断流动的移民城市。

那到底有没有纯种儿的北京人？有！70多万年前的北京人，绝对是正根儿，但那会儿的人，可还是猿人呢！

说到北京人，自然会说到北京话。虽然北京话是普通话的“母语”，但是地道的北京话，尤其是北京的方言土语，跟普通话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当然，即便是北京人，居住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住在胡同；有的住在机关宿舍；有的住在部队大院；有的住在厂区（如东郊、南郊）；有的住在城里；有的住在城外；有的住在南城；有的住在北城。居住区域的不同，说话也有所区别，比如南城和北城的人说话就有些微差异。当然，北京是首都，在北京当官的、上学的、做买卖的人很多，有的南方人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应该算是北京人了吧，但依然保持着乡音，普通话都说不利落，更不用说北京土话了。

什么是北京话？跟北京人一样，来自各地不同的方言土语凑到一块儿，就成了北京话。但这“凑一块儿”，可不是凉拌菜的“拼盘儿”，也不是北京小吃“卤煮”，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北京话，像是一坛陈酿了几百年的老酒。不，几百年不够味儿。至少3000多年了！老北京的八字

说到老北京人，人们自然要说到北京的旗人。所谓旗人，就是属于“八旗”下的人。说到这“八旗”，又不能不说到老北京的“八”字。

您得看准了，这儿说的可是“八”这个数儿，而不是算卦的阴阳先生说的那个“八字儿”。过去用天干地支表示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合起来是八个字，所以叫“八字儿”，但这个“八字”要儿化韵。

也许跟道家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关，老北京人特迷信“八”这个数儿，什么事儿总要凑成“八”。

比如说吃：老北京管会吃的美食家叫“八方食圣”；餐饮业有“八大菜系”之说；老北京有名儿的鲁菜有“八大楼”、“八大居”；淮扬菜有“八大春”；最有名儿的宴席是“八珍席”，“八珍席”又分“山八珍”和“海八珍”。

一般的席面儿讲究“八大碗”，还有甜品“八宝饭”；老北京的酱菜园酿制的有名儿的小咸菜叫“八宝菜”；点心铺的点心有“大八件儿”、“小八件儿”；此外还有“八大名酒”；评选北京小吃，也要搞“八大名小吃”。

风物景观有“燕京八景”；西山有“八大处”，即八座古刹；皇家苑林有名儿的是“三山五园”；道教的圣地有“三山五顶”，三和五加一块儿还是“八”。

京城的工艺美术行业有“燕京八绝”；药行有“八大堂”，布行还有“八大祥”；天桥的民间艺人有“八大怪”；说相声的有德字辈儿的“八德”；演唱岔曲用的是“八角鼓”；起个地名要用“八道弯儿”、“八里庄”、“八里店”、“八里河”、“八里桥”；此外，还有“八王坟”；老北京的红灯区有“八大胡同”，等等。

老北京的寺庙还有“大八庙”、“小八庙”、“内八庙”和“外八庙”。所谓“外八庙”，即紫禁城外的八座庙。

可能诸位对京城的“外八庙”有所不知，笔者特罗列如下：宣仁庙（风神庙）、凝和庙（云神庙）、普渡寺、真武庙（又叫玉钵庵）、昭显庙（雷神庙）、万寿兴隆寺、静默寺、福佑寺（雨神庙）。这八座庙宇几乎都在南长街、北长街和南池子、北池子。

在老北京，居家过日子要有桌椅，迎门放着的桌子叫“八仙桌”；过去北京人写信的信纸，大都用直线分成八行，所以那会儿的书信，又叫“八行书”；老北京人正式结婚之前先要订婚，订婚的帖子叫“八字帖儿”；媳妇过门儿坐的轿子叫“八抬大轿”（八个人抬的）。

老北京管朋友的交情深，叫“八拜之交”；比喻要办的事还没有眉目，北京人会说：“八字还没一撇呢。”形容什么事儿哪儿不挨着哪儿，叫“八竿子打不着”。

您瞧，生活中有多少离不开的“八”字呀！

清军以“旗”建制亦不例外，也分为“八旗”。其实是黄、蓝、红、白四种色儿，但为了凑这个“八”字，分为镶了边儿的和不镶边儿的，变成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其中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而在清入关之前，镶黄旗只属于皇帝一人（有关“八旗”，还有别解）。“八旗”制度外，还有皇族亲、郡王亲等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满洲旗人有“八大姓”：钮钴禄氏（郎）、瓜尔佳氏（关）、舒穆禄氏（舒）、那拉氏（分叶赫和辉发，最初都是地名）、完颜氏（王、金）、富察氏（傅）、费莫氏（费）、马佳氏（马）、章佳氏（章）。实际上是九姓，但费莫和马佳是一族，所以成了“八姓”。

汉军八旗还有“八大家”，即为大清国立国建过功的八个汉族姓氏：尚、耿、石、李、佟、祖、蔡、王。

这儿给您补充一句：所谓在旗或旗人，并不都是满族人，还有编入“八旗”的汉族、蒙古族、回族等，例如清末陕西巡抚升允是俄罗斯族人，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是达斡尔族人。

因为这本书聊的北京话，所以再让您长点儿学问：由于早年间，“八旗”在京畿（读jī，古代靠近国都的地方叫“畿”）各地都有驻军，所以留下了“厢（应该写成‘镶’）红旗”、“正蓝旗”、“正黄旗”、“西二旗”等地名。

现在有些人不懂其意，“正蓝旗”的“正”给念成了zhèng，连公交车报站也发这个音。看上去，一点儿错没有，其实是大错特错了。

因为所谓“正蓝旗”，是整个儿的旗子都是蓝的。而“镶蓝旗”是镶着边儿的蓝色的旗子。所以“正蓝旗”的“正”必须念zhěng。

需要说明的是，广东人也喜欢“八”字，因为粤语“八”的谐音是“发”，说这个字有讨吉利能发财的寓意。老北京人也喜欢讨口彩，不过，这个“八”字，跟“发财”没关系。

因为北京话的“八”，发音不是“发”。“八”是个吉利数，北京人喜欢“八”，跟“四平八稳”的心态、“八仙过海”的风习有关。根儿是哪儿，话就是哪儿

闲话少叙，单说老北京人的“老”，远了不说，就说离现在比较近的清代吧。当时的内城，也就是大体现在二环路以里的地界，都住的是“八旗”，按“旗”划分居住的区域。

没有旗籍，也就是说不是旗人，您的官儿再大，比如纪晓岚、曾国藩、林则徐、李鸿章，也得住到外城。外城的人也算北京人，但归谁管呢？

原来当时的京城设有顺天府，下辖两个县：一个是大兴县（衙门最早在西城，后来改在东城，就叫大兴县胡同，后改为大兴胡同）；一个是宛平县（就是现在卢沟桥不远的那个古城），外城的人都隶属这两个县，东边的归大兴，西边的归宛平。

所以，您现在看到一些在京城住了七八代的老北京，籍贯却不是“城”里。如文化名人齐燕铭、罗常培，其籍贯一个是大兴人，一个是宛平人。您别以为他们是现在的大兴区人或丰台区人，人家二位正经八百是北京的城里人。

齐燕铭先生的名字，带出了他是哪儿的人。其实他是蒙古族，姓齐利特。这位京籍文化名人，曾在延安“鲁艺”当过教员，并在那里参与主持创作了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这两出戏让他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他后来从了政，当过政务院（国务院前身）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等要职。

罗常培先生，字莘田，号恬庵。满族正黄旗人，姓萨克达。在这儿得多说他几句。为什么？因为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在北京大学教语言学。20世纪50年代，他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出任第一任所长。他还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赵元任、李方桂并称中国早期语言学界的“三巨头”。

有意思的是，罗先生跟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发小儿”。当时老舍家住新街口的小羊圈（后改小杨家）胡同，10岁的时候，由私塾转到西直门内大街高井胡同口儿的两等小学堂三年级，跟罗先生正好一个班。两个人放了学，常到新街口的书茶馆听书，吸收老北京文化的营养，后来他俩又在国立北京三中念书，是中学同学。

俩人都是旗人，又志趣相投，自然成为莫逆之交。罗先生还是老舍的大媒。1931年，他把在北师大国文系毕业的胡絜青，介绍给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的老舍，俩人结为秦晋。

老舍先生早年在英国教书时，用业余时间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寄给罗先生指点。罗先生的专业是音韵学和语言学，他说：“我本不是作家，老舍让我审他的稿子，未免问道于盲。”于是，一向谦和的他把老舍的小说拿给有“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第一人”之称的鲁迅先生。

鲁迅是绍兴人，北京话说得不太到位，但对老舍先生用地道的北京话写的第一部小说，还是给予肯定。虽然比较客气地说技巧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但京味儿文学语言的特色，还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鲁迅对老舍小说评价的原话是：“地方色彩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小说后来在当时的《小说月报》连载。

老舍先生对罗先生一直非常敬重。因为罗先生是研究语言的，老舍是运用语言的，所以老舍先生说：“莘田是学者，我不是。他的著作我看不懂。”您从两位先生的客气劲儿就能看出，老北京人是多么看重研究北京话的人。

齐先生和罗先生，包括老舍先生，应该算地道的老北京，所以，走到哪儿，都说自己是北京人。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在北京住了几辈子了，还念念不忘祖籍，不认自己是北京人，如著名收藏家王世襄和朱家溍先生，一个祖籍福建福州，一个祖籍浙江萧山。

我跟二位大家颇熟，他们生前我多次采访过。二位都是北京生北京长的，但并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别人问起他们是哪儿的人，王先生总是笑呵呵说自己是福建人。朱先生也谦和地笑道：我是浙江人。其实两位的祖上都在京城做过高官，而且已然世居。

类似的还有老北京有名的大商人，如盐商查氏，也就是作家金庸先生的老祖，本籍是大兴，但祖籍是浙江海宁，在北京住了几辈子，人家到什么时候也说自己是海宁人。老“同仁堂”的乐家也如是，乐家人从明末清初就到北京了，但世居多少代，依然说自己是浙江宁波人。

这些根儿在南方的北京人，世居京城几代了，身上也是京味儿十足，如王世襄先生是京城有名的大玩家，但他们在宅门内，其日常起居、生活习惯等方面，依然保持着南方人的一些习俗。

至于他们平时说什么话，当然是北京话。但他们说的北京话里也杂糅着一些乡音，因为平时在家里，他们的父辈说的是家乡话，代代相传，保留着一些乡音在所难免。俗话说：最难改的是乡音，真是一点不假。

您瞧北京人的构成是不是挺复杂？其实北京话的形成过程跟这个差不多。换句话说，北京话是棵大树，虽然它是在北京的地界长起来的，但它并不都是北京人撒的种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京人就是在北京这地界不停地流动。变来变去的北京地盘

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历史上的北京城，有点儿夸张，但历史上北京城经历的多次改朝换代，确实使北京的人口如“行云流水”一般的变化。

跟一些老北京人聊天儿，挂在嘴边儿的还是内城和外城、城里和城外呢，殊不知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模糊了。到现在不是模糊，是清晰了。两个字：没了！

换句话说，现在的北京已经没有内城和外城、城里和城外的概念了。而十多年前，昌平区的人进城，还说我要去趟北京呢。

为什么老北京人习惯称内城和外城呢？原来清朝的北京城实行的是满汉分置。这种规制直到辛亥革命清政府倒台才取消，所以老北京人在问住家时，往往要问：“您住哪城？”

其实，城的概念并不确定，因为从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北京城的区划变动过无数次，北京城的概念也一直处于外延不断扩张状态，就连城市的名称也变了几次。

1912年4月，民国政府定都北京时，北京叫“京师”，下设“顺天府”，辖24个县，归直隶省管辖。两年以后的1914年10月，废除了“顺天府”，北京改叫“京兆地方”，简称“京兆”，下辖大兴、宛平等20个县。

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于南京，北京不是首都了，改成北平特别市，名字也不叫“京兆”，改叫北平了。1928年，北平作为特别市，直属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原来“京兆”所辖大兴等20县，划归给了河北省。

当时的北平仅限于内城和外城以及邻近的郊区，面积仅716平方公里，还没有现在昌平一个区的面积大（1352平方公里）。

面积小不说，两年以后，即1930年6月，北平的地位“咔嚓”一下，降了好几格，不叫特别市，改叫北平市了，划归到河北省，并一度成了河北省的省会。

但不到一年，北平又改为南京政府行政院的直辖市，河北省的省会迁到了天津。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北京作为行政区仍然是“城”的概念。1949年2月，北京的城区划分为12个区。1952年9月，北京的城区调整为7个区，即：东单、东四、西单、西四、崇文、宣武、前门。这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的划分，北京城也才有“城区”的概念。

但这会儿的北京城面积非常小，1952年，从河北省把宛平县和房山、良乡部分地区划入北京，面积才有3216平方公里。

为了确立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在随后的几年，北京城的面积开始大规模的“扩张”。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的昌平县划归北京，改为昌平区。

1957年，将河北省的大兴县新建乡划归北京的南苑区，1958年3月，把河北省的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5个县和通州市划归到北京。

这一年的10月，国务院又决定将河北省的怀柔、密云、平谷、延庆4个县划归到北京。至此，北京市的面积增加到16807.8平方公里，人口达到631.8万人。当然，这之后北京的行政区划又经过了若干次的调整，但面积并没再增加。

看到这儿您也许就明白了，现在北京的大部分郊区县，原来是属于河北省的，所以，北京话有郊区音儿也就不足为奇了。

直到北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建都，才相对稳定。但人口却一直在流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确定要建成国际大都市，人口每年以七八十万的速度在增长，到2015年，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已达2300万，这还不算上千万的流动人口。而我小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人口很长时间保持在800多万。

当然，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变化也是翻天覆地的。三十多年前，现在的二环路以外就是城外了。我上小学时，学农劳动去过玉渊潭公社下面的村捆过大白菜，当时的菜地就在老中央电视台的地方，现在这里已经是市中心了。

到2016年，北京市区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五环外的回龙观、天通苑、通州、门头沟和大兴的黄村了。按首都发展规划，要在通州建北京的“行政副中心区”，2017年北京市委市政府要搬到通州办公，城市的格局又会是一次大变革。

话是人说出来的，北京人变化这么大，能对北京话没影响吗？事实上，历史上北京城的变迁，对北京话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北京话成为北方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方言。

但是这种方言在北京已经根深蒂固了，要想改变它，一个字：难！

实际上，北京城在不断地变，北京人也不断地流动，但铁打的北京城，流水的北京人。北京城万变不离其宗；北京话呢，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您琢磨琢磨，看我说得对不对？燕国为什么要说烟国

北京城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当时属燕国。为什么叫燕国呢？因为它的北部是燕山，以山得名。

此外，早在周代之前的商代，古幽州这地界有一个强大的部族就叫燕。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此记载。燕国的地界在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的南部。

在春秋战国时代，燕国算不上大国，但因为出了一个大名人荆轲，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

燕国的太子丹干吗要派荆轲，大老远地跑陕西那地界去刺杀秦始皇呢？敢情他知道秦国要灭燕国。当时的秦国已经强大到逮谁灭谁的地步了，太子丹实在是没辙了，才玩了这个险招儿。但最后还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但荆轲没“复还”，燕国也被吞并，再也“不复还”了。

值得一说的是这个“燕”字，一定要读yān。现在很多人往往把这个“燕”字读成yàn，如“燕京”、“燕山”，读成“艳京”、“艳山”，这就猴子吃麻花，满拧了。“燕”字发“烟”的音，还有姓燕的燕，您也不能念成yàn。

有城就得有人，有人就得说话。那会儿的燕国人说的是什么话，发的是什么音儿，现在谁也说不准了，因为当时没有录音机，更没电脑和微信，现在的人只能去遐想了。

您也许知道仓颉造字的传说。当然，因为年头儿太久远了，又没留下文字记载，所以仓颉造字只能是传说。

其实那会儿，甭管是秦晋，还是齐楚，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土语。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但他“同”的只是文字。统一各地的方言土语，秦始皇没这么大本事。

大多数语言学家认可“雅言”是古时的通语，犹如今天的普通话，同“方言”对称。尽管“雅言”不可能统一各地的方言，但起码那会儿，已经有了文字的基本发音标准，比如天、地、人，怎么发音，在那会儿已经确定了。至于中原的人怎么念，南方的人怎么念，那是口音上的区别。

由此可知，燕国人当时说的话，也是以“雅言”为标准的。有人认为这是最早的北京话，这并非主观臆断。这也是为什么燕国要读“烟国”的原因。蓟原来是刺儿菜

北京这地界属燕国，当时的地名是蓟，而且还是燕国的都城，当然它跟后来的北京城不是一个观念。您看准了，这儿说的是“北京这地界”。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今天北京的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北的董家林村周围，发现了西周时代燕国都城的基址和燕侯家族墓地，有考古专家认为当时这里就是燕国都城“蓟”。

这个“蓟”字，按《新华字典》的解释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叶多刺，春天出芽，花紫色，可入药。”“蓟”，实际上就是一种野菜，北京人管它叫“刺儿菜”。我小的时候，每到开春，母亲常带着我们到城外采野菜。

那会儿的北京城区非常小，出了现在的二环路就是城外了。当时的阜成门还有城墙和护城河，出了阜成门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野地，春天，地里到处是这种“刺儿菜”。难怪古代的人把北京这地界叫“蓟”。

人们现在到饭馆吃饭，喜欢点几样野菜尝尝鲜儿。您别以为老北京人对野菜情有独钟，野菜哪有人种的“家菜”好吃呀？那会儿的北京人不是生活困难吗？再说春天吃野菜也有“咬春”的说法。但说老实话，刺儿菜虽然没什么邪味儿，但并不好吃，叶子上的小刺儿还挺扎嘴。

不过，这难不倒会过日子的北京妇女。“刺儿菜”有好几种吃法，洗干净用开水焯一下，裹上面，上锅蒸熟了吃，别有风味。把它洗干净，直接蘸黄酱或者甜面酱，也是一种吃法。当然，拿三合油（酱油、香油、醋），砸上蒜，直接拌着吃也行。药书上说，吃这种野菜能败火消炎，生津止咳，养肝明目。

燕国时，刺儿菜的学名就叫（蓟）jī，现在依然是这个发音，但不知道那会儿的人吃不吃这东西。

当然，那会儿的有些汉字，到现在发音已经发生了变化，您在读汉赋或唐诗时，会发现很多诗句的平仄和韵脚对不上，比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韩翃《寒食》

这两首诗里的“斜”字，在古代都读xiá，音“霞”。

此外，杜牧《山行》里“白云生处有人家”的“白”字，在古代要读bó，音“脖”。“停车坐爱枫林晚”的“车”字，在古代要读jū，音“居”。

类似的诗句还有很多，如：

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扁”不念biǎn，要读piān，音“篇”。

高适：“忆昨相逢论久要，顾君哂我轻常调。”“要”不念yào，要读yāo，音“腰”。

白居易：“失却少年无处觅，泥他湖水欲何为。”“泥”不念ní，要读nì，音“逆”。

和凝：“香云双飐玉蝉轻，侍从君王苑里行。”“从”，不念cóng，要读zhòng，音“众”。

李商隐：“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令”，不念lìng，要读líng，音“灵”。

刘皂：“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并”，不念bìng，要读bīng，音“兵”。

杜牧：“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干。”“凭”，不念píng，要读bìn，音“鬓”。

杨炎：“玉山朝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胜”，不念shèng，要读shēng，音“生”。

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跳”，不念tiào，要读tiáo，音“条”。

此外，还有一些字的发音，也有很大区别，如：

一骑绝尘的“骑”，要读jì；浑身解数的“解”，要读xiè；将进酒的“将”，要读qiāng；保障供给的“给”，要读jǐ；四处游说的“说”，要读shuì；否极泰来的“否”，要读pǐ；空城计的“空”，要读kòng。

东北人管家里来了客人叫“来且了”。“且”，是客人的意思。老北京话也把客人说成“且”。但“且”跟一般的客人有所区别。“且”，指在家里住的客人。

其实，“且”这个字，在《雅言》里就发这个音，但字意却不同。当时的字义是暂且、姑且，此外也可做副词：尚且，并且，如“且慢，听我把话说完。”“且听下回分解。”

后来，这个字又有了引申义，即持久的意思，如现在的北京话：“他在这儿且呆着呢。”“他且得忙呢。”再后来，“且”字在北京话的口语上又有了变化，比如：“您且哪儿来呀？”“我且东边儿过来的。”“且”字变成了“从”的意思。

可见，当时燕国的话有一部分也传到了现在。换句话说，现在的北京话如果捯根儿，可以捯到西周的燕国时代。北魏里的北京话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再到魏晋，虽然北京的地名换来换去的，但基本还是稳定的，而且居民也以汉族为主。可是到了南北朝，北京这地界便开始不消停了。

司马氏建立的晋王朝（分西晋和东晋，公元265年至420年）之后，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起源于鲜卑山的鲜卑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公元439年灭了北凉，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

北魏的统治者拓跋氏，基本上是以汉文化立国的。北魏的开国皇上道武帝拓跋珪，非常崇尚汉文化，他在山西平城（今大同）建立魏国后，便以平城方言，也就是汉语当成了“国语”，而把他们老祖宗的鲜卑语称之为“北语”。

当时老百姓书写的文字就是现在的汉字，您看魏碑上的字多漂亮，而且后来魏碑在书法上也自成一体。

写的是汉字，说的话呢？据语言学家考证，北魏的“国语”是平城方言与中原和北方方言相融合的通用语言。当时北京这地界属于北魏，自然那会儿的北京人说的也是这种以平成方言为基础的“国语”。

记得当年，我跟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聊天儿，说起北京话的起源时，他对我说：“你知道吧，北京话来自山西？”“是吗？”我虽然有些疑问，但基本上认同他的观点。不过，我当时想到的是明初的大移民，想到的是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直到后来查阅史料，才知北京话的源头在北魏的拓跋氏这儿。

当时的北京话，或者说当时的“国语”发的是什么音，到现在没有样本作依据，但您从唐诗格律以及押韵的韵脚来看，应该与汉唐以及北魏建国前的魏晋时期的“官话”变化不大。北京话里的大同方言

拿山西大同话往北京话里掺和，确实让人觉得不着调（diào）。因为北京话属于北方方言，山西话则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的话相近，属于西北方言。

100元纸币刚面世的时候，北京流行过这样一个段子：

一个外地人在北京坐公交车买车票，拿出一张面值10元的纸币，伸到售票员面前说：“见过吗？”

售票员一听这话，心说：嘿，这不是跟我叫板吗？他陡然色变，立马儿掏出一张面值50元的票子，在这位乘客面前晃了晃说：“你见过吗？”

那个外地乘客不明就里，依然拿着那张10元的纸币说：“见过吗？”

售票员急了，“嗖”地从兜里掏出一张板儿新（非常新）的100元纸币，得意洋洋地在他面前晃了晃说：“你见过这个吗？”

那个外地乘客又说了两句“见过吗”，一看车进站了，懊恼地说“快让我下车吧，我到站了！”

车上的人一看站牌是建国门，这才明白他说的“见过吗”，其实是“建国门”，不由得哄堂大笑。

这位老兄就是大同人，您说大同话跟北京话的差别有多大吧？

大同人说话的口音确实比较重，比如：

真的，大同话是：“征的”；分了，大同话是：“疯了”；金银，大同话是：“经营”；春分，大同话是：“冲锋”；遵循，大同话是：“棕熊”；一群人，大同话是：“一穷人”；不赖，大同话是：“不累”；没赔，大同话是：“没牌”；不借，大同话是：“不贱”；茄子，大同话是：“钳子”；不全，大同话是：“不瘸”；悬，大同话是：“穴”，等等。

研究大同话非常有意思，比如大同话也有儿化韵，小盆、小碗、小口袋，也说成小盆儿、小碗儿、小口袋儿等，但有些动词，如上、下、进、出、过、回、起、醒等，如果后面用到“来”字，就省了，加儿化韵和“啦”字。比如“上来了”，大同话说：“上儿啦”；“进来了”，大同话说：“进儿啦”；“您们”，大同话说：“您儿们”，跟北京话区别很大。

但大同话中的许多方言和说话的词缀，跟北京话是非常接近的，比如：“不用”，用北京话说是“甭”，大同话也是“甭”；“很”字，北京人习惯说成“挺”，如“很多”、“特多”，北京人要说“挺多”；“很美”、“特美”，北京人要说“挺美”。大同人也这么说。

此外，有些词缀，大同话跟北京话也是相同的。比如“忽”字，大同话有忽闪（shan）、忽悠、忽颤等词，这些词不是北京人常说的吗？

再比如“哒”这个字，在大同话里经常做词缀，如“磕哒”、“蹦哒”、“甩哒”、“遛哒”、“拍哒”等，与北京话基本相同。

大同话里常用到“可”字，形容程度之好坏，有非常怎么样的意思，如：疼，说“可疼了”；冷，说“可冷了”；甜，说“可甜了”。这跟北京话也没什么两样。

跟北京话相同的方言还有：

天擦黑了——傍晚；大天早起——早上；大头——缺心眼儿；晌午——中午；二尾（yǐ）子——两性人；老疙瘩——最小的孩子；愣壳——愣头愣脑；跟前——面前；甭价——不要，不用；烧心——醋心；不缕忽（北京话也说：不缕会）——没在意；坐蜡——事了；跟脚——鞋穿得合适；放泼——撒泼；寡气——小气；够深的——学问大；没调——不着调，不靠谱；平不塌——不突出；山声野气——嗓门大；介壁（北京话加儿化韵）——隔壁；日子过得仔细——节俭；取灯——火柴；趿拉板儿——拖鞋；衣兜——衣服口袋儿；眼涩——疲倦；搌布——洗锅碗用的抹布；山旮旯——山沟；来不来——动不动；忽悠——煽动；可可儿的——正好；猴儿喽着——小孩儿放在肩膀上玩耍，走道；定会儿（北京话：愣会儿）——呆一会儿，定定神；款款的——轻轻的；活泛——灵活；二不大——不大不小；临完——到最后；缕续——陆续；来一骨（gū）节儿——来一段；拢共——总共；豪些——很多；稀里哈（哗）啦——随便；营生——工作；半不拉——进行了一半；由头——理由、借口；二不愣登——不在乎；酸不溜丢——说话拿腔拿调；骚眉辣眼——风骚之态；光不溜溜——光滑；七老八十——年龄大；黑不隆冬——天黑；归里包总（堆）——满打满算；哼（喝）五喝（吆）六——瞎咋呼，呵斥人；拐七趔八——走道不稳；可世界——到处；清汤利（寡）水——汤里没什么东西。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北京话跟大同话的渊源。虽然他们属于不同的方言区，但相互之间还是有关联的。这种关联源于北魏时代，您别忘了当时的大同话跟现在的普通话一样是“国语”。析津府的幽州话

唐代的北京城叫幽州。从幽州开始，北京这地界，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城市，而且人口一直处于流动之中。到了后晋（公元936年至947年）的开国皇帝石敬瑭这儿，北京这地界的归属才发生了变化。

石敬瑭在历史上是个不招人待见的皇上。此人有野心，也有野胆儿。为了灭掉后唐（五代时期的一个国家），这位什么都豁出去了，在向北边的契丹国求兵时，愣管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叫“亲爹”，而且“咣咣咣”磕了响头，甘当耶律德光的儿子。

这位辽国的皇上见天上掉下来一个儿子，自然心中欢喜，当仁不让地收下了。为什么要收石敬瑭呢？原来耶律德光老谋深算，既然这位汉人当了自己的儿子，他大大方方地提出了梦寐以求的想法，那就是要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割让国土？换个国君也得琢磨琢磨。您想没了国土，您这皇上还当什么劲儿呀？但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儿皇帝”居然没说二话。他的心态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就这样“燕云十六州”轻而易举地归了辽国。

当然，耶律德光也没白要这“十六州”，果真出兵帮着石敬瑭把后唐给灭了，让石敬瑭当上了后晋的皇上。

石敬瑭当上后晋的皇上了，这“燕云十六州”却从此脱离了中原的统治，成了辽国的领土。由于当时北京这地界就属这“十六州”中的“一州”，所以，从这时候起，北京就成了辽国的属地。“燕云十六州”的“燕”指的就是北京，当时北京叫幽州；“云”指的是大同，那会儿大同叫云中，即“云州”，所以“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这“十六州”包括：幽州（今北京）、蓟州（今天津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州市）、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原址已被官厅水库淹没）、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山西灵丘）、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马邑镇）、朔州（今山西朔县）。

毫无疑问，“燕云十六州”里，幽州（今北京）是契丹垂涎已久的地界。北京这地界归了辽国之后，耶律德光很快就把它设为重镇，没过几年，又将幽州设为析津府，并且定为南京，成为辽国的五个都城之一。

我们常说北京是“六朝古都”，这第一“都”也是从这儿说起的。不过，这种说法在史学界也有争议，因为辽国当时并没有南北统一，在辽国的南边还有南宋。而且，辽代的国都同时有五个，北京只是其中之一。

可话又说回来，甭管它是不是南北统一的首都，也甭管它是五个还是六个，总之，北京这地界在辽代是都城。

自然，当了都城就跟一般的城市不一样了。当时的北京也叫析津府。“析津”这俩字怎么来的呢？星象学家以星土辨风水，认为北京这地界属析木之津，所以取名“析津”。

当时的析津府管着顺州、檀州、涿州、易州、蓟州、景州及析津县、宛平县、武清县、香河县、昌平县、良乡县、潞县、安次县、永清县、玉河县、漷阴县等六州十一县，析津府的所在地在宛平城内，就是现在的卢沟桥边上的那个古城。您瞧辽代的北京地盘儿有多大吧！

从辽代的开泰元年（1012），到金代的贞元元年（1153），北京这地界叫析津府这个地名共141年。

这一百多年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这一地区的方言土语相应地得到了同化，虽然“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隔着一条河，说话的口音都不一样，但在析津府的辖区内，人们对汉字的吐字发声还是大体相同，而且有许多方言土语流传至今。

您如果有机会走到这些地界，跟当地的老人聊几句，便不难发现尽管会有口音，但许多词儿的发音，跟北京话是相同的。

比如说“早晨”，老北京人说“大清早儿”或“早起”、“早清儿”。这些地方的人也这么说。

老北京人管“太阳”叫“老爷儿”（“爷”读三声，音“也”）、“日头”，这些地方的人也叫“老爷儿”、“老阳儿”和“日头”。

再比如“傍晚”，用老北京话说，叫“晚傍晌儿”、“天擦黑儿”。这些地方的人也这么说，只不过带着不同口音就是了。金中都与幽燕语

公元1153年，金朝的海陵王完颜亮把国都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迁到燕京（当时的北京改叫燕京），使北京正式成为一国的国都，这也是北京建都史的肇始之年。

北京成了国都，自然也就成了金代的政治、经济包括文化的中心，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开始涌进北京，原来住在北京的汉族人，跟少数民族居住在一起，肯定在语言、风俗习惯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使金代的北京话形成了吐字清晰、结构简单、有自己特点的汉语方言。

北方的辽、金时代，是与中原的宋朝同时存在的两个王朝，尽管南北不同民族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存在许多差异，但是从北方契丹统治时期起，北方的少数民族便与中原的汉族不断地进行“兵火对话”。在持续几百年的战事中，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地从中原地区俘虏汉人战俘，抢掠汉人到北方当奴隶。

当时的南宋，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现在的一些史学家认为：宋代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音乐舞蹈，百工百艺，都是中华传统文化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峰，但打仗却不行，跟金戈铁马的金朝军队兵戎相见，屡屡受挫，以至于让金兵打到了首都汴梁（今开封）。

宋朝的皇上徽宗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但他出名不是当皇上治国理政的本事，而是写字、画画儿的功夫。宋徽宗的字和画儿，在2015年的北京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到了近亿元。

说起来，徽宗这个皇上当得也够窝囊的，金朝的军队大马金刀打入汴梁城，他乖乖当了战俘。金人把他连同他儿子钦宗，还有皇后、太子、王公大臣及大批工匠两千多号人，一起押解到了北京城。

史书记载，当时徽宗被关在了延寿寺（今东琉璃厂东北，已废），钦宗被关在了悯宗寺（今法源寺）。后来这爷儿俩又被押往金中京，但宋朝的大批工匠却留在了北京。当然，这会儿的北京城，也有中原地区的人来经商贸易的。

这些南方人到了北方地区，必然要把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科技带过来，对相对落后的北方区域产生影响，自然，这种文化的相互交融，也包括语言和文字。在辽金统治的300多年中，汉语在东北各民族中占据了优势。

在金代，这种文化交融最为明显，以至于金朝的语言文字几乎全都汉化，最有力的实证就是金章宗时代出现的“燕京八景”：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道陵夕照。您看这些景观不全是汉文吗？而且字义跟今天的文字没有任何区别。

金代的北京，女真族的贵族和普通百姓，已经不会说本族的语言，汉语已然成了官方语言。

我们在《杨家将》《说岳全传》等古典小说及相关戏曲中，能看到金兵金将与宋朝的官兵对话，是不用翻译的。而且您从现今金中都留下来的城门的名字：会城门、丽泽门、彰义门等，也能看出金代的汉化程度。

但是可以肯定，在方言土语上，当时的“中都话”跟南方的汉族是有很大区别的。

可以这么说：金代的北京话是女真人说的汉语和幽燕地区汉人说的汉语相融合的汉语方言。有的语言学家也把它叫做“幽燕语”。这大概算是今天北京土话的源头了。元代的官话与方言

中国最早对文字进行解释的书，是汉初的《尔雅》。之后，有西汉扬雄的《方言》十五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收有9353个字，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

这三部著作不但对字义进行了解释，而且一一注明了读音，对汉语言文字的统一发音做出了努力，以至于形成了官方认可的“官话”。

考证起来，元大都人说的“官话”，是以中原口音为主的。元代的语言学家周德清，编著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中原音韵》。他在书中，把北方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归纳为“平分阴阳、入归他声、声母无清浊之分”三个特点。

这三个特点在秦、汉、隋、唐的汉语音韵中是不明显的，由此可以看出它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影响，相反，南方的几大方言区吴语、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客家语等则没有这些特点。

当然，大都话属北方方言，但我们通常所说的北方方言，其区域包括现在的河北、天津、河南、山东、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并非只是大都城。

虽说大都的“官话”带有中原口音，但并不完全是中原味儿，也不是汉语化的“幽燕语”，更不是蒙古语。是什么呢？

准确地说它应该叫“大都语”。当时的北京城叫大都，所以“大都语”说白了就是北京话。“大都语”是中原口音与幽燕语、蒙古语、突厥语、女真语，加上民间的土语以及外来语，相融合而成的北京地区的方言。

明朝初年，徐达率领的大军攻进大都城，战火把大都城变成了废墟。我们现在是通过相关史料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等了解和认识大都城的。

马可·波罗把大都城描写得美轮美奂，认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但元代的统治者是蒙古族，虽然元朝的统治者在很多方面已经汉化，建大都城的刘秉忠是汉族人，引玉泉山水通大都城漕运的郭守敬也是汉族人，可是在元代，汉族人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

按元代的社会等级来说：一等公民是蒙古族人；二等公民是色目人；三等公民是北方汉族人、契丹人、女真人等；四等公民是宋亡后的遗民。汉族人的社会地位才排到了第三位。您别看汉族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是，汉族人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其他民族的人，而且汉文化的影响力在元代起着主导作用。

当然，这种等级制度让许多有才有志的汉族人受到了压抑，自元太宗窝阔台举行过一次考试选士之后，在长达八十余年的时间，没举行过科举考试，有才的汉族儒生只能远离仕途，混迹于江湖。

但普通老百姓却没有受到这种等级制度的制约，他们在商业贸易，在文化的交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自己的语言，与其他民族的人进行交流，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大都城特有的方言土语。这种方言土语其实就是后来北京话的基础。

元代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是元杂剧。元杂剧是与汉赋、唐诗、宋词以及明清小说并列的文学样式。元杂剧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中国戏剧的老祖宗。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元杂剧的出现对北京话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许多北京话是通过元杂剧流传下来的，不过，当时北京人说的话还叫“官话”。

元代的“官话”是以中原口音为主，又与本地的方言相结合而产生的，它不但是北京话的原型，而且也是现代普通话的基础。元杂剧与官话

元代的北京叫大都城。如果从南北统一都城的角度说，元大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首都。所以，元代的大都话，可以说就是“官话”。所谓“官话”，就是“国语”。“官话”这个词，也是北京土话。在北京土话里，凡是跟公家（国家）或者政府有关的都被称之为“官”，比如官员们穿的衣服，叫“官衣儿”；从前官员出行坐的轿子，叫“官轿”；北京的公共厕所，老北京人叫“官茅房”等。顺理成章，政府规定的标准语言，自然就叫“官话”。

说到这个“官”字，我记忆犹新。小的时候，胡同里的孩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是真的，或表明自己说出的话具有权威性，往往要说“官的”。“官的”在当时属于北京的流行语。比如：“这事儿是李大爷说的，官的！”“永久牌自行车是上海产的，官的！”

这个词儿，常常让我想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中小学生说的“向毛主席保证”。跟“官的”一样，那会儿，孩子们说点儿什么事，想让别人相信，必要说这句话。

当时，毛主席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至高无上，向他老人家保证了，这事儿还敢有假吗？“向毛主席保证”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流行语。那个年代，北京胡同里的孩子，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官话”，实际上就是官方语言，就像现在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一样。

如果细心一点研究，不难发现，元代的“官话”跟现在的北京话几乎没有多少区别了。换句话说，元代的“官话”是现在北京方言的基础，或者说是它的原形，因为我们现在说的许多北京土话，就是原来的大都“官话”。

为了印证这个观点，咱们还从元杂剧这儿说吧。杂剧最早出现在唐朝，到两宋得到了发展，但到了金中都时代才有“院本”。当时民间演出团体叫“行院”，“院本”就是演出用的剧本。到了元代，杂剧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大都城是首都。首都汇聚了全国最有名的剧作家和演员，成为全国杂剧的中心。

在元杂剧有籍贯可考的87名剧作家中，大都籍的占了19人。其中有名的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都是大都人。

这些剧作家在大都生大都长，又在大都城混江湖，对大都的风土民情、人情世故了如指掌，所以在创作时采用当时的大都话得心应手，创作了大量的元杂剧。其语言特色鲜明，人物形象生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杂剧不但为中国的戏曲奠定了基础，而且也表明了北京话在元代，其特点和风格已经初步形成。

在元杂剧的人物对白中，您能看到大量的北京话。笔者在这儿摘几句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的人物对话，请您上眼：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

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

得其便。（楔子）婆婆索钱去了，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

人笑话了。（第一折）有累你。我如今打呕，不要这汤吃了，你老人家请吃。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第

二折）

这组对话里的“两得其便”、“这早晚”、“爷儿两个”、“顾不得别人笑话”、“你老人家”、“选大棍子打着”等，如果我不告诉您它的出处，您能想象得到这是600多年前大都人说的话吗？

这几句对话跟现在北京话几乎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您”和“俩”这两个字儿。但当时的大都人说话已经用儿化韵了，比如“爷儿两个”。

看了这组对话，您对大都的“官话”应该有所了解了吧。元大都人就说胡同儿“胡同”这个词儿是典型的北京话。很多南方人说不准“胡同”这俩字，很生硬地把“胡同”的“同”，读成同志的“同”。其实，它应该儿化韵，读“同儿”，也就是说“胡同”要说成“胡痛”。

其实，“胡同”这俩字，早在六百多年前的元代就有了。它最早出现在元杂剧里，而且在元代，大都人说“胡同”这个词儿的时候，就已经带儿化韵了。

在元杂剧的剧本里，人物对话多次写到了“胡同”，比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里有：“杀出一条血胡同。”王实甫的《四大王歌舞丽春堂》里有：“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来。”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的第一折中，侍女云：“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还有：张羽问：“你家住在哪里？”梅香答：“我家住砖塔儿胡同。”

元杂剧里人物对白中的“胡同”，是“胡同”一词最早见诸文字的。之前的文字没有“胡同”这俩字，所以它最有力地证明了“胡同”一词是大都话，而且那会儿的大都人说话就习惯带儿化韵了。

从这几句台词可知，那时的剧作家便把大都话直接运用到文学作品中了，其中的许多北京话作为人物对白的口语，一直流传到现在。

最早的“胡同”写成“衚衕”。这是形声字，“行”字中间加上“胡同”二字，望文生义，肯定是小巷。于是，有关“胡同”的字义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

最初，一些学者认为“胡同”是汉字，这个词是从“火熥”一词演变过来的。在江南一带，“衚衕”的发音就是“火熥”（火同），而且也是小巷的意思。但更多的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它是蒙古语，更准确地说是大都话。

20世纪60年代，《北京晚报》副刊还就这个词的来龙去脉开辟专栏，让大家畅所欲言。经过历时两年多的讨论，最后基本达成共识，认定它是大都话。

在蒙古语中，hottog“忽洞”是水井的意思，“赛因忽洞”是“好井”之意，“呜可忽洞”是“枯井”之意，“哈依忽洞”是“双井”之意。所以有专家认为：胡同是蒙古语的转音，最初是“水井”之意。

另外，在蒙古语中，还有一个词叫“浩特”，“浩特”的意思是“居民聚落”。此外，蒙古语还有“霍多”、“霍墩”，即“村落”的意思。“忽洞”、“浩特”、“霍多”、“霍墩”这些蒙古语，说的都跟居住有关，经过大都人的音转，说着说着就成了“胡同”。“胡同”这个词的出现，也最好地诠释了大都话的成因。

其实，除了蒙古语、突厥语、维吾尔语、女真语、鄂温克语、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水井”一词都发huto的音，被汉语吸收融合，借字表音，便产生了“胡同”这个词儿。我们所说的大都话就是这么来的。

您如果看过元杂剧的剧本，就不难发现，不但那时的很多文字现在还在用，而且那时的许多话，现在北京人还在说，比如上面说“胡同”举例的那几句台词“俺串胡同去来”中的“串胡同”和“去来”，现在仍然是北京人的口语。“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中的“砖塔儿胡同”，坐落在西四大街，现在依然存在。

这几句对话证明600多年前，大都人说的话，跟现在北京话没有什么区别。现在的北京人，到谁家做客，不说“做客”，说“串门儿”；到胡同走一趟，不说“到胡同走一趟”，说“串胡同”。

同时，大都话在发音上也使用儿化韵，除了胡同要说成“胡同儿”，“砖塔”也要说成“砖塔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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