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米•福特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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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小旅馆试读：
写给中国读者的话
我是中国人。大学一年级的一天，在填一份助学贷款申请表格时，我有了这样的感觉。当时，表上有一栏是要我指明我的种族，可勾选的格子有“亚裔”和“白种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我的母亲是白人，所以我各占一半。各占一半的格子在哪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此前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并没有充分感觉到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差一点就选了“白种人”。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和我的父亲、祖父不一样，我不会说广东话——而且我的姓是“福特”(这个容易造成误解的姓，是1865年我的曾祖父郑民到美国来“淘金”时随便选的)。而且，我从没到过中国。当你拿起这本书，就是我距离中国最近的时候了。希望这一状况会很快得到改观。
然而从小到大，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所有的班级合影中，我都是那个异族模样的小孩。我总是与别人有点儿不一样。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白人同学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你们家过圣诞节吗？”当然过，但在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祖父母家吃年糕。你们不是这样的吗？我还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的呢!
回想起来，我是在一个相当典型的美国华裔家庭里长大的。我们吃米饭的时候比吃土豆的时候多，银餐具的旁边总摆着筷子。虽然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但客厅里摆放着东方神像——弥勒佛、莲花佛、接引佛，全都有。大量的中国图片、日历、中式灯具和樱桃木雕花家具，和谐地构成了我父母家中20世纪70年代的装饰风格。
在美华人谋生的方式，在美国人看来好像都是一个路数。我父亲也没能摆脱这个俗套。他经营的是一家中国饭馆，副业是教武术。如果你去过美国的“正宗”中国饭馆——在那里，从大厨到洗碗工都来自香港，只有收银员会说一口“洋泾浜英语”，还有小孩子四下跑来跑去，好像他们就住在那里一样——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童年。
小时候，当大多数美国孩子都还吃不惯孢子甘蓝时，我已经吃着凤爪、海蜇、海参和我最爱的零食——鱿鱼干。周末的时候，我会和家人一起去西雅图的唐人街吃点心，而不是这辈子只在学校组织郊游时去上一回。
这样就够了吗？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看着那份助学贷款表格，我慎重地考虑着要不要勾选“其他”一格。
身为作家，我在过去许多年中所创作的故事都不涉及东方人物——这些作品也从未得到过出版。我努力想写出流行的东西，而非个人化的东西。结果一败涂地。可我仍刻意回避写中国人的故事——部分原因是我认为不会有人愿意看，但主要还是因为我担心自己不够“中国”，讲不好这样的故事。我没找到自己的声音。我没弄清自己的身份。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可是后来，父亲过世了。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
父亲出生在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家庭里，自幼家贫，他是家中独子。正因如此，我从小到大，身边并没有中国姑姑、叔伯和堂兄弟。在他撒手人寰的时候(祖父母此前已经辞世)，我感到自己远离了我的中国传统——只剩下文化上的空虚感，和“福特”这个姓。
于是我开始探究我父亲儿时的故事。
故事之一，是关于他被迫戴上的那枚胸章，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就拿到了那枚胸章。他告诉我，白人小孩朝他扔石头，骂他“小日本”。他告诉我，他打了不知多少场架。那胸章，是一种自卫的方式。
他还谈起过，他上的是一所种族构成十分复杂的学校。学校里有白人小孩、菲律宾小孩、韩国小孩、日本小孩和黑人小孩。有一天他去上课的时候，发现一半的桌子都空了。日本小孩都被送去了拘禁营。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他的这个故事，成了这本书的灵感来源。在他成长的年代里，日裔美国孩子和华裔美国孩子一道上学，一道玩耍，而他们的那些旧世界的父母，充其量只是困惑地旁观，但糟糕点儿的则会横加干涉。他的成长，伴随着中日之间种种冲突的回声，而他所在的城市，大部分的白人却认为：“他们看上去长得都差不多。”
他的经历，再加上我自己在种族认同上的不安和困惑(感觉好像一只脚牢牢地扎根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而且有时候还被要求做出选择)，促使我写出了《时光小旅馆》。一个有着事实基础的虚构故事，一个置于个人冲突中的家庭故事，一个中国小男孩长成“美国人”的传说。
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让我对我的父亲、对他的童年、对他的过错和奋斗、对他的欢乐，都有了更好的了解。我多么希望他仍在世[1]——我想他一定会喜欢这本书。
和父亲不同，我没有胸章用来提醒自己也提醒他人“我是中国人”。不过没关系，现在我不需要了，因为我已知道我是谁。杰米·福特2009年6月1日[1] 他也一定会喜欢我的婚礼。我和他一样，娶了一个白人姑娘。但我们是在2008年8月8日下午8点8分结婚的。我想，我终究是一个中国人。——原注(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巴拿马旅馆(1986)
年老的亨利·李怔怔地站在那里，巴拿马旅馆那里的骚乱令他有些困惑。原本只是一群好奇的看客在围观电视新闻节目组，渐渐地，人越聚越多，逛街购物的人、游客，甚至几个朋克打扮的街头少年都加入了围观。大家都想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亨利站在人群中，手里的购物袋垂在身侧。他感到自己好像正在从旧梦中醒来——一场年少时的梦。
这一生中，他来过这个古老的西雅图地标两次。第一次是在他只有十二岁的时候，那是1942年——他喜欢将那些年头称作“战争年月”。在那时，这座古老而又孤独的旅馆已成为西雅图的唐人街和日本城的分界处。那是两个展现着旧日仇怨的地方。中日移民几乎从不相互交谈，可他们那些出生于美国的孩子却总在街头一起玩踢罐子的游戏。这座旅馆一直是一处绝好的地标，一处上佳的见面地点——正是在这里，他曾与一生挚爱相会。
第二次就是今天，1986年。什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随着岁月无声地沉入回忆，他已经停止了对时间的计算。总之，这两次对巴拿马旅馆的造访就如书挡般矗立两端，而中间，已是他一世的光阴。结婚。生了一个不懂感恩的儿子。癌症。葬礼。他思念六个月前辞世的妻子埃塞尔。但是，他对她的思念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强烈，也并非乍一听上去那么痛苦，那更像是静静地松了一口气。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应该说很差。生在她骨头里的癌，有着彻底击垮人的力量，不是击垮她一个人，而是击垮他和她两个人。他这样想。
过去七年里，他喂她吃饭，给她洗澡，带她去厕所，再带她回来。他没日没夜地服侍着她，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他的儿子马蒂认为早就应该把母亲送进疗养院，但亨利绝对不能接受。“除非我死了。”亨利反对道。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人(尽管这是他反对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是亨利这一代人无法轻易丢下的文化遗存。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已经根深蒂固：要亲力亲为地照顾自己所爱的人，绝不能把他们送进疗养院。亨利的儿子马蒂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是，没有了埃塞尔，亨利的生活会裂开一个大洞，冰凉的孤寂之风将从那里吹出来，刺得他痛入骨髓，让似水流年变成永不愈合的伤口中汩汩淌出的鲜血。
如今，她已一去不返。亨利认为应该用中国传统方式安葬她，有斋供，有寿衣，做几天几夜的法事。而马蒂却打算让她火化。他真是够现代。因为母亲的过世，他一直在见辅导老师，并加入了一个什么互助组织。和陌生人说话，听起来就好像是没人可说话一样。关于这一点，亨利在现实中有着切身的体验，那就是孤寂。几乎和他安葬埃塞尔的湖景公墓一样孤寂。她现在有着观赏华盛顿湖的绝佳视角，比邻的是西雅图的一些知名华人，比如李小龙。但最终，他们每个人所得的，不过是一块僻静的墓地，还有永恒的孤寂。你的邻居是谁已经无关紧要。反正他们永远也不会和你交谈。
夜幕降临的时候，亨利会和妻子说说话，问问她这一天过得如何。当然，她永远不会回应。“我可没有疯或怎么样，”亨利自言自语地说，“开明一点。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有谁在听。”然后他就忙着修剪起他的蒲葵和万年青。从这些盆栽的棕黑色叶子你可以看得出，他已经好几个月疏于照料它们了。但现在他又有时间了，有时间去照顾一些东西，使之重新茁壮生长起来。
偶尔，他也会关心统计数字。倒不是关心夺走了他亲爱的埃塞尔的癌症死亡率，而是他自己。在人寿保险公司的精算表格上，他还有多少时间？他才五十六岁，在他自己看来，他还年轻。但他曾在《新闻周刊》上读到，他这个年纪的丧偶者，身体状况会不可避免地下滑。也许，生命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他并不能肯定，因为自从埃塞尔离去之后，时间似乎变得异常缓慢。
他此前已同波音公司签署了提前退休协议，所以现在有着大把时间，却找不到人和他共度。在凉爽的秋天傍晚，再没有人陪他一起走到万喜饼屋去买胡萝卜口味的月饼。
现在他来到这里，独自站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一生的光阴退去，他又一次站到了巴拿马旅馆的门前，走上布满裂缝的白色大理石台阶——这台阶让这家旅馆看上去更像是一家装饰主义风格的小客栈。像亨利一样，这座建筑也好似夹在了两个世界之间。亨利仍感到紧张和兴奋，和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每次走过这里一样。他从市集上听到了一些传言，于是从南杰克逊街那边的音像店溜达到了这里。刚开始，他看到人越聚越多，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故。但他没有听到或看到任何迹象，没有警笛的呼啸声，没有警车顶灯的闪烁，只有人群潮水般地涌向旅馆，艰难地挪动着脚步，一步步往前挤。
他走过去的时候，一个新闻节目组正好抵达这里，他便跟着他们走了进去。羞于面对摄像机镜头的看客们纷纷退开，人群就分作两半，让出了一条路。亨利紧跟在节目组后面，小心地挪动着脚步，以免踩到别人或是被人踩到。人群在他身后很快合拢在一起。在台阶顶端的大厅里，旅馆的新主人宣布：“我们在地下室里找到了一些东西。”
找到了什么？是一具尸体，还是某种毒品工厂？不，如果旅馆成了犯罪现场的话，警察早就在这片区域周围拉上了警戒线。
在归属新主人之前，这家旅馆从1950年起就用木板封起来了。那些年里，唐人街成了来自香港、澳门的帮会团伙前往避难区的入口。白天，国王街南边的这个街区有着引人入胜的面孔。游人们在仰头欣赏古色古香的卵箭纹建筑时，往往忽略了人行道上的脏乱和破损。郊游的孩子们穿着色彩缤纷的外套，戴着各色的帽子，手拉手走在路上，被橱窗里色泽鲜艳、嗞嗞冒油的烤鸭诱得垂涎三尺。但是，到了夜里，便有毒贩以及为了一小袋白粉出卖色相的枯瘦中年娼妓在这里的大街小巷出没。想到儿时心目中的圣殿曾变作售毒地带，他感到阵阵哀痛。他握着埃塞尔的手，看着她缓慢、悠长地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也曾这般哀痛过。
被视若珍宝的东西似乎已经远去，不再回来。
正当他摘下帽子用破帽檐扇风时，人群开始从后往前挤。闪光灯不停地闪烁。他踮起脚尖，探过前面高个子新闻记者的肩头向前望去。
是旅馆的新主人，一位苗条的、可能稍微比亨利年轻一点点的白人妇女。她走上前来，拿着……一把伞？她撑开了伞。当亨利看清那把伞时，他的心跳加快了。那是一把日本阳伞，竹子材质，伞面是鲜红色和白色——上面绘着橙色的锦鲤。旅店主人迎着记者们的镜头，转动起这纤弱易碎的工艺品，一片薄薄的尘雾升腾，随即在空中飘散。又有两人抬上来一个扁皮箱，上面贴着外国港口的标签：“东方海军航线，自西雅图、横滨和东京始发。”箱子侧面有名字[1]“Shimizu”，是手写的大大的白色字母。箱子在好奇的人群面前打开了。里面有衣服、相册，还有一个旧电饭锅。
旅馆的新主人解释说，她在地下室里发现了属于三十七个日本家庭的物品。她猜测，这些日本人受到了迫害，并被带到了其他地方。而他们的物品却就此隐匿起来，不见天日——这简直就是战争年月留下的时光胶囊。
亨利静默地看着一小批板条箱和皮箱被拖上楼梯。人群纷纷惊叹于箱子里面那些曾受到珍视的东西：白色的圣餐裙，暗淡无光的银质烛台，野餐篮——四十多年来积满尘埃、无人触碰。留存的是那从未曾到来的更快乐的时光。
亨利越去想那些脏旧的小物件、那些被遗忘的珍宝，就越好奇在那里能不能找到他自己那颗破碎的心。也许它就藏在属于其他时代的那些无人认领的珍藏中，就锁在一座废弃旅馆的地下室里。遗失了，却永远不会被遗忘。[1] 日语“清水”的发音。
马蒂·李(1986)
亨利离开巴拿马旅馆那里的人群，朝位于灯塔山上的家走去。他家的位置并没有远到可以俯瞰雷尼尔大街的景色，只是从唐人街上去不远的普通街区。一座小小的由三个卧室组成的房子，还有一个地下室——这么多年过去了，地下室却仍然没有完工。他原本打算在儿子马蒂去上大学后把它弄好的，但埃塞尔的身体状况变坏了，他们积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的钱全都花在了大笔的医疗账单上。这样的账单像滚滚洪流，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最后，他们及时赶上了政府的医疗补助，甚至有钱送埃塞尔去疗养院了，但亨利坚守着自己的结婚誓言：无论妻子是生病还是健康，都要照顾她。再说，谁愿意在弥留的日子里，还住在一个监狱般的、人人都排着队走向死亡的所谓的公立机构里？
亨利还没来得及回答自己的问题，马蒂敲了两下大门，径直走了进来。“还好吗，老爸？”他漫不经心地和父亲打了个招呼，然后就朝厨房走去，“我马上就出来，你不用起身，我就是喝点水。我从国会山一路溜达回来的，锻炼锻炼身体。你自己也该想着去健身了，我感觉妈走后你好像长胖了。”
亨利看了看自己的腰身，按下电视上的静音按钮。他一直在留心有关今天巴拿马旅馆重大发现的新闻，但什么也没听到。今天一定是个新闻过剩的日子。他的膝头上放着一叠老相册和一些学校毕业纪念册，西雅图浓重的湿气已把这些东西变得污渍斑斑，散发着霉味。亨利家那间久久不能完工的地下室里，水泥板也在这样的湿气中变得冰凉冰凉。
他和马蒂自从葬礼以来就很少交谈了。马蒂仍在西雅图大学忙着攻读化学专业，这挺不错，好像让他躲开了很多麻烦，但大学也把马蒂从亨利的生活中剥离了出去。埃塞尔还在世的时候，这倒也没什么，但现在，这让亨利生活中的那个大洞变得更大了——他就好像是站在一个大峡谷边上，大声喊叫，然后徒劳地等待着永不会有的回声。马蒂也会回家，但他好像只是来洗衣服、给车打蜡或是找老爹要钱花的——亨利总是眉头也不皱地给他。
如果说照顾埃塞尔是亨利打的第一场仗，那么为马蒂支付大学学费则是亨利打的第二场仗。虽然有一小笔助学金，马蒂仍需要依靠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亨利为了全职照顾埃塞尔，已经从波音公司的工作上提前退休了——名义上，他名下有一大笔钱，看起来是个富足的人。所以在放贷方看来，马蒂的家庭有着体面的银行账户，但放贷方并不知道他们家的医疗账单。在马蒂的母亲去世之时，他们剩下的钱也仅仅只够操办一场体面的葬礼了，马蒂却还认为这样的花费并没有必要。
亨利没打算告诉马蒂第二笔贷款的事——那是为了在助学贷款耗尽时还能供他上完学而申请的一笔贷款。何必让马蒂为此忧心呢？何必让他承受这些压力呢？学业已经够艰难了。即便他们俩之间并无多少言语交流，亨利仍像所有慈父一样，希望儿子万事无忧。
亨利一直在看那些相册，看他学生时代的褪色回忆，他是在寻找一个他从未找到过的人。他想，我一直努力着不要活在过去里，可谁知道呢，有时候，是过去活在了我身上。他把视线从相册上移开，看到马蒂端着一个高脚杯，里面盛满冰绿茶，慢悠悠地走进来。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以后，他移到他母亲留下的那张破旧的人造革躺椅上，正对着亨利。亨利呢，倒是很高兴看到埃塞尔曾经的位置又有人占据……无论是谁都好。“那是最后一点绿茶了吧？”亨利问。“没错，”马蒂说，“这最后一杯留给你，老爸。”他把杯子放在亨利边上的绿玉色杯垫上。这让亨利意识到，自葬礼以来的这几个月里，他是何等衰老和悲观。不是马蒂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他需要多出去走走了。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
即便这样，他也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谢谢”。“很抱歉我最近没怎么回家。期末考试折磨得我都要喘不过气了。你和妈千辛万苦挣钱送我进了一流大学，我不能让那些钱白交。”
古旧的暖气炉停止了轰隆隆的工作，屋子里冷了下来，亨利却因为内疚而脸红了。“对了，我给你带了一点小东西，表达我的谢意。”马蒂递给他一个小小的鲜红色利是封，正面装饰有凸起的闪光金箔。
亨利双手接过这份礼物：“红包——你是还我钱吗？”
他的儿子笑着挑挑眉毛：“差不多。”
里面是什么并不重要，亨利已经因为儿子的这份心意而变得有些局促。他摸了摸金色的封条。上面印的是汉字“福”。打开来，里面是一张叠起来的纸，是马蒂的成绩单，他得了完美的4.0分。[1]“我是以‘优等生’身份毕业的，也就是说，我是带着最高荣誉毕业的。”
一片静默，只有静音的电视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怎么了，老爸？”
亨利伸出生满老茧的手，用手背擦擦眼角。“也许下一次，我就可以向你借钱了。”他说。“如果你想要完成上大学的心愿，我很愿意为你付钱，老爸——我会让你拿到奖学金的。”
奖学金。这个词语对于亨利来说有特殊的意思，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尽管那也是原因之一。1949年，他从华盛顿大学退学，成为一名绘图员学徒。波音公司提供的这个项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在内心深处，亨利知道他退学的真实原因——一个令人痛苦的原因，那就是，他难以适应。过去那些年里遗留下来的孤立感在作祟。这样的感觉，并不算是什么攀比心理，更像是被同伴排斥。
他低头看着他的六年级纪念册，想起了这个学校里他恨过和爱过的一切。奇怪的面孔在他的头脑中一遍又一遍地翻滚，就好像古旧的纪录片一般。校园里敌人不友善的目光，和纪念册里照片上他们无邪的笑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巨大的班级合影旁边一栏里是一份名单——那些“不在合影中”学生的名单。亨利在这一列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确实不在那一排排绽放笑容的孩子当中。但是那天他在那里。一整天都在。[1] 原文为拉丁语。
我是中国人(1942)
年少的亨利·李在十二岁时就停止和他的父母说话了。并不是因为什么愚蠢的孩子气，而是因为他们让他这样做。至少他们给了他这种感觉。他们要求他——不，是告诉他——不要再说他们的母语——中国话。这是1942年，父母极希望他学好英语。所以，当父亲在他的校服衬衫上别上一枚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的小胸章时，他就有些不明白了。其中的矛盾好像很荒诞。他想，这讲不通。不过父亲的权威让他只能服从。“唔明白。”他用标准的广东话说。
父亲打了他的脸一下——更不如说是轻轻的一拍——以提醒他注意。然后父亲用“洋泾浜英语”说道：“不许。只说你美国话。”“我不明白。”亨利用英语说。“啊？”父亲说。“如果我不能说中国话，那我为什么要戴这枚胸章？”“啊，你说？”父亲转头看从厨房里往外张望的母亲。她也是一脸困惑，只是耸了耸肩，又回去做饭了。厨房里飘出马蹄糕甜甜的香味。父亲又转向亨利，用手背朝他挥了挥，轰他出门上学。
既然不能用广东话问，父母又几乎听不懂英语，他只能放弃。他一把抓起午餐和书包，走下楼梯，走出门，走进西雅图唐人街咸腥的空气里。
整个城市在清晨中苏醒过来。男人们穿着脏污不堪的T恤，拖拽着装石斑鱼的板条箱和半埋在冰里装象拔蚌的桶。亨利从旁边走过，听见那些男人们用连他也听不懂的中国方言相互喊叫着。
他继续沿着杰克逊街往西走，经过一个卖花的推车，又经过一个卖彩票号码的算命先生。他并没有往东去那所华人学校，那所学校距他和父母居住的二层小公寓只有三个街区。他每天早上走的这条固定的路线，和别的孩子的路线正好相反，于是他就总是跟一群群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们迎面碰上。“白鬼!白鬼!”他们用广东话朝他大声喊。而有的则只是对他指指点点地嘲笑着。这个词是用来辱骂白种人的。只有几个孩子同情他，他们是他过去的同学和曾经的朋友，是他从一年级起就认识的，比如弗朗西斯·龙和哈罗德·邱。他们只是叫他“卡斯珀”——友好的小精[1]灵的名字。至少不是赫尔曼和卡尼普。
也许这就是原因了，亨利想，然后低头看看那可笑的写着“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谢了，爸，你这么干，还不如直接在我背上挂个牌子，写上“踢我”!
亨利加快脚步，终于转过街角，朝北走去。在去学校的半路上，他总会在南国王街拱形的大铁门那里停一下，把他的午餐给谢尔登。这是一个差不多是亨利两倍年纪的萨克斯手，他每天都在这里的街角为游人们吹萨克斯，挣些零钱。尽管波音公司的生意十分景气，谢尔登这样的本地人却还是没有富起来。他是一个优雅的爵士乐手。他的穷困与他的音乐才华关系不大，却与他的肤色有很大的关系。亨利一见他就喜欢上了他。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被排斥的一类人——假如他曾想到这一点，可能会有一部分是出自这个原因——但是，不，他喜欢他是因为他的音乐。亨利并不知道爵士乐是什么，他只知道那是他父母从没听过的东西，而这让他更喜欢爵士乐了。“胸章不错，年轻人。”谢尔登说，他正在打开他的盒子，准备上午的表演，“真是个好主意，针对珍珠港事件的吧。”
亨利低头看看衬衫上的胸章，他已经把它给忘掉了。“是我爸的主意。”他嘟哝道。他的父亲憎恨日本人。不是因为他们击沉了美军军舰亚利桑那号，而是因为在过去四年中他们一直不停歇地轰炸重庆。亨利的父亲从没去过那里，但他知道蒋介石的这个战时陪都已经成了有史以来受轰炸最为惨重的城市。
谢尔登赞许地点着头，敲敲亨利的书包上挂着的铁饭盒：“今天的午餐是什么？”
亨利把午餐盒子递给他：“和往常一样。”一个鸡蛋橄榄三明治，胡萝卜条，还有一个苹果梨。他的母亲至少还是好心地给他装了一份美式午餐。
谢尔登笑起来，露出一颗巨大的包金牙：“谢谢你，先生，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从到雷尼尔小学上学的第二天起，亨利就一直把午餐送给谢尔登。这样做更安全。亨利的父亲因为儿子被耶思乐路的这所全白人学校接收，一直非常兴奋。这对于亨利的父母来说是一个充满荣耀的时刻。他们不断地在街头、市集上向他们的朋友讲述此事，周六去秉公堂玩宾果游戏和打麻将时，他们也滔滔不绝地讲着。“他们收了他，还给他奖学金。”这是他听他的父母用英语完整说出的唯一一句话。
但亨利的感受和骄傲毫不相干。他的情绪很快就超越了害怕，变成了单纯地为生存而努力。上学第一天，查斯·普雷斯顿为了抢他的午餐，揍了他一顿，这就是他把午餐送给谢尔登的原因。不过作为交换，他也会稍稍得到一点回报，那就是在每天回家时从谢尔登的盒子里拿走一个五分钱的硬币。每个星期，亨利都会用他新挣的午餐钱为母亲买一束星火百合，那是她最喜爱的花——因为没有吃她用爱心准备的午餐，他感到有些内疚，所以要用花来补偿。“你为什么买花？”她会用中国话问。“今天所有东西都特价甩卖。”他会用英语编造一些借口来解释这一点，以及为什么他每次去市集跑腿，似乎总能多带一些零钱回家。他故意说得飞快，确信她绝对听不懂，母亲的表情则会从迷惑转为满意的接受，点点头，把零钱放进钱包里。她几乎听不懂英语，但亨利能看得出来，她很满意他讨价还价的本事。
要是学校的问题也能这么轻易地解决就好了。
对于亨利来说，奖学金这个词和学业没有半点关系，却和干活儿有关。幸运的是，他学会了飞快地干活儿。他必须这么做。尤其是午饭前的活儿——因为他总是提前十分钟下课。这十分钟的时间，只够他去到饭堂。在那里，他将系上一条长得盖住他膝盖的、浆得硬邦邦的围裙，为其他孩子分发午餐。
几个月来，他已经学会了闭起嘴巴，无视他人的刁难——特别是威尔·惠特沃思、卡尔·帕克斯和查斯·普雷斯顿这几个恶霸。
负责做午餐的比蒂太太也帮不上什么忙。她总戴着发网，爱絮叨，她的形象生动地诠释了亨利最喜欢的一个美国词汇：猛女。她用手做饭，准确地说，是用她那双脏兮兮的、布满皱纹的手去量一切的东西。她粗壮的小臂则说明她压根儿不需要什么电动搅拌器。但是，就像狗舍里的狗不愿意在睡觉的地方解决大小便一样，她从来不吃自己做的饭。她总是带午餐来吃。亨利一系上围裙，她就会扯掉发网，带着她的午餐桶和一包“好彩”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饭堂“奖学金”意味着亨利永远别想找到时间休息。当最后一个孩子吃完之后，他会去储藏室里吃一些糖水桃罐头，孤零零一人，周围是堆得小山般高的番茄酱和什锦水果罐头。[1] 类似《猫和老鼠》的另外一系列动画片中的角色，赫尔曼是鼠，卡尼普是猫。
升旗手(1942)
亨利真不知道，在学校饭堂里受到的无休无止的羞辱，跟他和父母居住的广东巷小公寓里尴尬的沉默比起来，哪一个更令他沮丧。不过，每当早晨来临，在完成日常惯例时，他仍会充分利用家里的语言障碍。“早晨。”这是他的父母用广东话对他说早上好。
他微笑着用标准的英语回答：“我要在裤子里撑雨伞了。”父亲严肃地点点头表示赞赏，好像亨利引述了什么深奥的西方哲理。好极了，亨利想，这就是送你儿子去拿奖学金的代价。忍着笑，他吃起了早餐，是堆得尖尖的一碗糯米饭，里面加了猪肉和黑木耳。母亲在一边看着，虽然听不懂他的话，却也好像知道他想做什么。
那天早上，亨利转过街区，朝雷尼尔小学的主阶梯走去时，注意到了班上的两张熟悉面孔被指定为了升旗手。这项工作是所有六年级男生都羡慕的，甚至包括几个女生，不过女生是没有升旗资格的，亨利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第一道铃声前，这两个男生要从办公室里的三角形架子上把国旗取下，拿到学校前面的旗杆处。在那里，他们要小心地把国旗展开，确保国旗的任何部分都不会擦碰地面，因为国旗一旦受到这样的亵渎，就会马上被拿去烧掉。不过这只是听说而已，无论是亨利还是别的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不过这样的威胁具有传奇色彩。亨利想象过西尔弗伍德校长——一个矮壮的、像哼哼的笨熊般的男人——在停车场焚烧国旗，震惊的教职员们在一旁围观，随后，他会把账单和犯了这个错误的笨手笨脚的小子一起送回家去，而他的父母一定会羞愧得举家搬到郊外，改名更姓，让任何人都找不到他们。
不幸的是，担任升旗手的查斯·普雷斯顿和丹尼·布朗，无论做出什么事，短期内似乎都不会搬走。他们都来自当地的望族。丹尼的父亲是一个律师还是法官什么的。查斯的家族拥有市中心的好几栋公寓大楼。丹尼不是亨利的朋友，查斯却是真正的讨厌鬼。亨利总是想，查斯长大后会成为他们家族的讨债头目，因为他总是欺压别人。他非常恶劣，其他的几个恶霸都害怕他。“嗨，东条，你忘了向国旗敬礼了。”查斯喊道。
亨利继续向阶梯走去，装作没听见。父亲怎么会认为进这样的一所学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亨利永远无法理解。借助眼角的余光，他看到查斯把国旗打好结，慢悠悠地朝他走过来。亨利加快了脚步，想走进学校以自保，但查斯拦住了他。“哦，没错，你们小日本是不会向美国国旗敬礼的，对吗？”
亨利真不知道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被找麻烦更糟糕，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被谴责更糟糕。东条，日本首相，被称为“剃刀将军”的他以精明的法律头脑闻名。亨利只希望自己能够精明到在他的同学们针对[1]“黄祸”大发议论时留在家里，不去上学。他们的老师沃克太太很少跟他说话，也没有阻止过那些同学的不恰当言论。她一次也没有叫过他到黑板前演算数学题，也许是认为他听不懂英语——尽管他日渐进步的学业成绩一定会对她有所启发，至少，会有一点点。“他不会和你打架的，他是个黄种懦夫。再说，第二道铃随时就要响了。”丹尼嘲讽着亨利，往学校里走去。
查斯一动不动。
亨利抬头看着堵住他去路的这个恶霸，一个字也没有说。他学会了沉默。他的大多数同学都无视他的存在，少数几个喜欢捉弄他取乐的，看他没有反应，往往自己也会感到乏味。这时他想起了父亲让他戴的胸章，于是指给查斯看。“‘我是中国人’，”查斯大声读道，“这对我来说没有区别，小矮子，你同样不过圣诞节，不是吗？”
第二道铃声响了起来。“嚯，嚯，嚯。”亨利回答。我已经沉默够了，他想。我们还真过圣诞，也过春节。但是，珍珠港纪念日不是节日。“算你小子走运，我不能迟到，否则就不能再做升旗手了。”查斯说道，然后做了个要戳向亨利的假动作。亨利没有闪躲。看着这个恶霸后退，走进大楼，亨利松了口气，这才沿着空荡荡的走廊走向沃克太太的教室。因为来得太晚，他受到了一顿训斥，并被罚留堂一小时。他接受了这个惩罚，一个字也没有为自己分辩，甚至连看也没有看一眼。[1] 原文为“the Razor”，是形成于19世纪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该理论宣扬黄种人对于白人是威胁，白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编者注
惠子(1942)
那天下午，亨利来到学校厨房，见到了一张新面孔。不过这张面孔正冲着一摞被甜菜弄脏的托盘，所以他没能看得十分清楚。但很明显，那是个女孩子，可能和他是同一个年级的，跟他的高矮也差不多，她的脸藏在长长的刘海和脸侧垂下的黑色发缕后面。她在用滚烫的冒着热气的流水冲刷托盘，并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放到餐具架上。当她慢慢转向亨利时，亨利看到了她瘦瘦的脸颊，还有完美的皮肤：光滑，而且没有学校里其他女孩子脸上都有的雀斑。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她柔和的栗棕色眼睛。有一瞬间，亨利觉得他好像闻到了什么味道，像是茉莉花，甜蜜而神秘，但这味道消失在了厨房油腻腻的气味中。[1]“亨利，这是Keiko，——她刚转到雷尼尔来，是从你们那边来的。”负责午餐的比蒂太太似乎把这个新来的女孩看作了另一台厨房机器，扔给她一条围裙，就把她推到了服务台处的亨利身边。“见鬼，我打赌你们俩是亲戚，是不是？”这样的话他听过多少次？
比蒂太太一分钟都没有浪费，她拿出一个芝宝打火机，一手点起一支烟，拎着午餐走了出去。“搞定了叫我。”她说。
亨利和他这个年纪的大部分男孩一样，喜欢女孩却绝对不会承认——或者是表露出来，尤其当着其他男孩的面的时候。他们都喜欢扮酷，好像认为女孩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于是，他虽然竭力装出了一副冷淡模样，其实心底却很高兴在厨房里看到一张友好的面孔。“我叫亨利·李。我家在南国王街。”
那个特别的女孩轻声说：“我叫Keiko。”
亨利很奇怪为什么以前在家的附近从没见过她，也许她家是刚刚搬来的：“凯可，这是什么怪名字？”
有一小会儿的沉默，然后午餐铃响了。走道上的一扇扇门砰砰地被撞开。
她用手把长长的黑发分成两等分，用带子系了起来。“是惠子，冈部惠子。”她说，然后系上围裙，等待他的反应。
亨利目瞪口呆。她是日本人。在她扎起头发之后，他自己也看出来了。她看上去局促不安。她来这里做什么？
亨利的日本朋友总数为零。父亲不允许他结交日本朋友。父亲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据母亲说，他年轻时是一个狂热分子。早在十来岁时，他就曾接待过来西雅图筹集资金、以支持羽翼初丰的国民党军队对抗清王朝的著名革命家孙中山。起初是发行战时公债，后来，他帮助他们成立了一个事务办公室。想象一下，居然有为中国军队而成立的一个办公室，就在街的那头。在那里，亨利的父亲筹集到了成千上万美元，去帮助家园的人民抗击日本人。是他的家园，不是我的家园，亨利这样想。珍珠港事件很可怕，很出人意料，这确实没错，但是，和上海遭到的轰炸、南京遭到的屠杀比起来，却算不上什么——这是父亲的观点。可是对于亨利来说，要在地图上找到南京简直是一桩无法完成的任务。
但他还是一个日本朋友都没有，尽管在西雅图，他这个年纪的日本小孩有中国小孩的两倍那么多，而且就住在几条街开外的地方。亨利发现自己正盯着惠子看，而惠子紧张的眼神好像是看出了他的反应。“我是美国人。”惠子开始自我保护。
他不知道说什么，于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正蜂拥而来的饥肠辘辘的孩子们那里：“我们该工作了。”
他们揭开蒸屉的盖子，被熏得几乎要往后退，相互用厌恶的眼神对视了一下。里面是棕色的、像是意大利面的食物。惠子看上去都想要吐了。亨利已经习惯了这种糟糕的恶臭，倒是一点也没退缩。他简单地向她演示了一下怎样用一把旧的冰激凌勺把它盛起来。这时，那些满脸雀斑、留着平头的大大小小的男孩子们纷纷嚷道：“看，那中国佬把他的女朋友带来了。”或者说：“再来点炒杂碎吧，拜托了!”
最恶劣的小孩会辱骂他们，其他的至少也会用轻蔑而怀疑的目光注视他们。亨利和往常一样既愤怒又难堪地沉默着，假装听不懂。他希望自己能相信自己听不懂——如果这样可以自卫的话。惠子学着他的样子。他们肩并肩站了三十分钟，偶尔，当他们把比蒂太太做的这被老鼠爬过的泔水般的食物，分特别多的一份给取笑他们最厉害的男孩，或是朝他们翻白眼、露出狰狞表情的红头发女孩的时候，他们会互相看一眼，露出得意的神色。“看，他们连英语都不会说!”那红头发女孩尖叫道。
他和惠子相视微笑，忙碌到最后一个孩子离开，再把所有的托盘和盘子都刷洗干净，收拾起来。然后他们来到储藏室，打开一个糖水梨罐头，一道吃起了午餐。
亨利觉得那天的梨特别好吃。[1] “惠子”的日语发音。
回家路上(1942)
惠子来到雷尼尔一个星期后，亨利有了新的日程。他们一起吃午餐，放学后在看门人的小屋边见面，开始完成第二部分工作。他们肩并着肩，擦黑板，倒废纸篓，在学校后面的一个老树墩上磕黑板擦。这挺不错的。惠子的出现让他的工作量减少了一半，而且他喜欢和惠子在一起工作——尽管她是日本人。而且，在他们完成这些工作，回到校园里的时候，其他孩子早就骑着自行车或是乘着公共汽车走远了。
情况本该是这样的。
但是今天，他们离开大楼时，亨利正推着门让惠子出来，却看到查斯站在阶梯底下。亨利想，他一定是没赶上公共汽车。或者也许，自从惠子到来后，他感觉到了某种幸福的味道。也许他看到了他们二人间的一个眼神，或是一个微笑。亨利想，如果他是来让我出丑的，那也没关系，只要他不伤害她就行。
亨利和惠子走下阶梯，经过查斯身边，亨利走在内侧，让自己夹在惠子和那个恶霸之间。在走下来的时候，亨利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这个对头比他和惠子都要足足高三十厘米。“你们打算往哪儿走？”
查斯本应该上更高的年级，但他留级了——而且是两次。亨利一直怀疑他是故意考砸的，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统治他的六年级王国了。是啊，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去八年级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呢？“我说，你们打算往哪儿走——小日本情侣？”
惠子想说话，亨利却向她使了个眼色，用胳膊揽住她，带着她继续往前走。
查斯走到他们面前，拦住去路：“我知道你们听得懂我说的每一个字，我见过你们俩在放学后说话。”“那又怎么样？”亨利说。“怎么样？”查斯抓住他的衣领，猛地把他拽到胸前，近得亨利都能闻到他的午餐了——洋葱和奶粉冲的牛奶，浓浓的味道漫在他的呼吸中，“那我就让你永远不能说话，怎么样？你喜欢吗？”“住手!”惠子喊道，“把他放开!”“查利，放开那个小子。”比蒂太太叼着一支烟，走下阶梯。看她那副淡定的样子，亨利猜想，她一定是对查斯的劣迹已司空见惯了。“我叫查斯。”“好吧，查斯同学，如果你伤害了那小子，你就到厨房里顶替他的位置。明白我的意思吗？”她的语气听上去好像真的挺关心这件事。她的较真表情让查斯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他放开亨利，把他推倒在地上——还从亨利的衬衫上扯下了那枚写着“我是中国人”的胸章，把他的衬衫扯出一个小洞。查斯把胸章别在自己的衣领上，朝亨利露出一个狰狞的笑脸，终于晃荡着走开了。也许，是去找别的孩子欺负去了。
惠子扶起亨利，把他的书递给他。亨利转身想感谢比蒂太太，却发现她已经走开了。连一个“再见”都没有。无论如何，谢谢。她究竟是想阻止查斯欺凌弱小，还是仅仅为了保护她的厨房帮手？亨利弄不明白。他拍拍屁股上的灰，不再去想这些。
和惠子一道在厨房工作的这一周以来，他本以为自己不会再感到沮丧尴尬了。真叫人惊讶。不过，在和查斯遭遇之后，惠子似乎并没对他产生什么不好的看法。她甚至还碰了碰他的手，想和他牵手走，但他没理睬。他并不是在女孩子面前害羞。但是，一个日本女孩，那是一面红色的旗，或者是一面白色的旗上有个大大的红太阳。父亲会气疯的，他想，而且在街上，会有人看见我们。“你是一直在雷尼尔上学吗？”她问。
他注意到她的声音很美，干净、清透。她的英语比他所认识的大部分中国女孩都要好出一大截。
他摇摇头：“从九月才开始的。我父母希望我接受西方教育，上大学，而不是像我们周围别的小孩那样回广东上中国的学校。”“为什么？”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你们这样的人。”话一出口，他就后悔自己受到挫折却拿别人撒气。但他说得不无道理，不是吗？借着眼角的余光，他看到她解开了头发上扎的带子。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脸的两边，前面的刘海几乎要挡住她栗色的眼睛了。“对不起，不是你的错。是因为日本军队侵略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战争离广东虽然远，但他们还是不让我回去。邻居家的小孩都上华人学校，然后回中国去把书念完。我父亲本来也是这样为我打算的。直到去年秋天才改变了主意。”亨利不知道该再说什么了。“那么，你不是在中国出生的？”
他又摇了摇头，指向第一坡道，那里有哥伦比亚医院矗立在唐人街的外围：“我是在那里出生的。”
她笑了起来：“我也是在那里出生的。我是日本人，但我首先是美国人。”“是你父母教你这么说的吗？”他小心翼翼地问，害怕再次伤害她的感情。反正，他的父母教过他这么说。“是的，是他们教我的。我祖父在1889年西雅图大火之后就来到了这里。我是第二代了。”“所以他们送你去雷尼尔上学？”
他们走过了唐人街的黑色铁拱门，来到了日本城。亨利住在七个街区外，他只来过这里一次，当时，是他的父亲必须到日本人市集边上的北太平洋酒店和一个人见面吃午餐。可即便如此，当父亲得知这个地方是由当地的一个日本商人“弗兰克”建造的之后，他便拂袖离开。菜还没上，他们就走了。“不是。”她停了下来，向四周看，“这才是他们送我去雷尼尔的原因。”
亨利所见之处，都是美国国旗——每个商店橱窗里，每扇门上。然而，有更多商店的玻璃被打碎了，还有几家商店用木板彻底封了起来。它们的前面，是一部占了三个车位的橙色市政工程起重车。站在吊斗里的一个留胡子的男人，正在取下“天皇街”的路牌，换上另外一块，上面写着“迪尔伯恩街”。
亨利想起父亲给他的胸章，于是伸手摸了摸胸章曾经所在的胸口位置，却只摸到了衬衣上的那个洞。他看了看惠子，突然发现这一天来，这一周来，惠子第一次露出了害怕的神色。
日本城(1942)
星期六对于亨利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别的孩子都把收音机转到公共广播公司收听《超人历险记》，亨利却飞快地做完杂事，跑到了杰克逊街和梅纳德大街的转角处。哦，是的，他也喜欢那个拥有“钢铁之躯”的男人——哪个十二岁的孩子不喜欢呢？但是在战争年月，历险却不再是历险了。这个氪星之子不再击碎来自外星的机器人，而是忙着揭露第五纵队成员和日本间谍圈。亨利对这些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他对超人本身很好奇。在1942年，为超人配音的演员还是一个谜。没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一个人。每个孩子都渴望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所以，当亨利沿着街道往前跑的时候，他会盯着那些像克拉克·肯特一样穿西装、戴眼镜、举止文雅的人，好奇他们是不是正好就是为超人配音的人。他甚至会看中国人和日本人——谁知道是不是呢？
他想知道惠子是不是也会在星期六的上午收听超人的故事。他想过溜达到日本城去，就是闲逛一下。也许会遇到惠子。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这时，他听到了谢尔登在远处演奏的声音，就循着音乐声走了过去。
星期六是一周里他可以听谢尔登演奏的唯一一天。大部分日子里，当亨利从学校回来时，谢尔登的盒子里已经有了两三美元的零钱，而这个时候，他往往就停止了演奏，开始收拾东西了。但星期六不同。星期六，各式各样的游人、水手，甚至一群群的本地人都会来到这里，在杰克逊街上闲逛，于是星期六就成了谢尔登口中的“发薪日”。
那天早上，亨利赶到的时候，有大约二十个人围在那里，随着他朋友演奏的爵士乐摇摆、微笑。亨利挤到前面，坐在人行道上享受着令人赞叹的好天气与音乐。谢尔登看到了他，冲他眨眨眼睛，但没有漏掉一个音符。
演奏结束，掌声响起又停止，人群散去，留下了将近三美元的零钱。谢尔登把一个小小的手写告示牌放到盒子里，上面写着“下一场表演在十五分钟后”，然后停下来开始休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宽阔的胸脯似乎在测试他的绸缎背心的极限。下面有颗扣子已经没有了。“人真多。”亨利说。“没错，是这样。不过小子，你看看那儿，这些日子新开了许多夜总会——竞争可够激烈的。”谢尔登用萨克斯指了指。杰克逊街道的两侧，分布着一排排的夜总会招牌和广告板。
亨利曾在这一带闲逛过，总共数出了三十四间夜总会——包括“黑与褐”“摇摆椅”“乌班吉”“克罗尼”“丛林圣殿”。那些还只是正规的夜总会——点亮霓虹灯，公然向世人招摇。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夜总会挤在地下室和私人客厅里。父亲总是抱怨他们弄出的嘈杂噪声。
星期六的晚上，亨利会朝窗外望去，看街上路过的人们构成的一道道风景线。白天，到处都是亚洲人面孔。到了晚上，人多了一倍，而且大部分是穿着华丽晚装的白人，他们将去度过一个有爵士乐和舞蹈的夜晚。有的星期六，亨利还能听到远处隐隐的音乐声，但母亲不喜欢他开着窗户睡觉，担心他因为得上感冒或肺炎而死掉。“试演情况怎么样？”亨利问，他知道谢尔登曾去面试过一份晚上的固定工作。
谢尔登递给他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本地黑人493”。“这是什么？”“不敢相信吧？我加入了工会。白人乐手们为获得更多的工作组织了工会，我们黑人乐手也组织了我们自己的，现在我们的演出机会多得都演不过来了。”
亨利并不是太明白工会卡意味着什么，但谢尔登看上去很兴奋，那这一定是好消息。“我还得到了在‘黑麋鹿夜总会’做演出替补的机会——就在今晚。原先常驻的那个萨克斯手不知因为什么被关进了监狱，所以他们给工会打了电话，工会就派了我。不敢相信吧？我，在‘黑麋鹿’演奏……”“和奥斯卡·霍尔登一起!”亨利抢着说。他从没听过这个人演奏，但这个人的海报在城里到处都是，而且谢尔登常常用谈论英雄或传奇人物的口气说起他。“和奥斯卡·霍尔登一起。”谢尔登点点头，用他的萨克斯吹奏出几个雀跃的音符，“只是今晚而已，不过，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演出，和一个了不起的人。”“我真高兴!”亨利咧嘴笑道，“这真是个大消息!”“说到大消息，和你一道回家的那个小姑娘是谁啊，嗯？是不是该让我知道点什么？”
亨利感到自己的脸颊飞上红云：“她是……学校的一个朋友而已。”“嗯哼？大概，是女朋友吧？”
亨利赶紧为自己辩解：“不，是个日本朋友。要是给我父母知道了，他们会宰了我的。”他指了指衬衫上的胸章，旧的那枚被查斯扯走了，父亲又让他戴上了一枚新的。“我是中国人。我是黎巴嫩人。我是北京人。我是最最了不起的人。”谢尔登摇摇头，“对了，下次见到你的日本朋友时，你告诉她：oai deki te ureshii desu。”“哦——哎——嘚克——德——乌——哩——西——嘚——四。”亨利笨拙地模仿着。“说得不错——这是日语里的一句恭维话，意思是‘你好，美人——’”“我说不出口。”亨利打断了他。“大方点，她会喜欢的。每次有本地艺伎在这里的时候，我都这么说，她们总是听得美滋滋的。而且，听到她的母语，她会高兴的。这样做很有效果。神秘的力量。”
亨利大声练习了几次，又悄悄地在脑子里练习了几次：oai deki te ureshii desu。“现在你为什么不去日本城试试呢——对了，我今天要早点结束这里的演出。”谢尔登说，“再演一场，我就得去为我和奥斯卡今晚万众瞩目的拉风表演做准备了。”
亨利真希望能去欣赏谢尔登和那位著名的爵士乐钢琴师的表演。他希望自己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爵士乐夜总会是什么样子的。谢尔登告诉过他，在大部分的夜总会里，人们都会跳舞，但是，奥斯卡演奏时，人们都会坐下来静静地聆听。他太棒了。亨利想象过这样一间昏暗的屋子：每个人都穿着高档的西服和裙子，拿着高脚杯，倾听从聚光灯照射的舞台上流泻出的音乐，从冰凉的水道飘进来的冷雾萦绕在屋子里。“你今晚一定会很棒!”亨利说。他转过身，没有向东回家，而是向南往日本城走去。
谢尔登笑起来，露出了金牙：“谢谢你，先生，祝你今天过得愉快。”说完，他就开始了他的下一场表演。
亨利练习着那句日本话，一边走，一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直到街上的面孔从黑人变成白人，最后变成日本人。
亨利没想到日本城这么大——至少是唐人街的四倍。他在拥挤的街道上越往前走，越觉得要找到惠子是不可能的事情。没错，他曾在放学后陪着她往家走过，但那也不过是走到这里的边缘地带而已。他们会走到初音凯舞蹈学校那里，然后他就会对她说再见，再看着她往富士山旅馆方向走去。他会从那里折回杰克逊街，再沿着南国王街，往家走去。梅纳德大街沿路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有日本人的银行、理发馆、裁缝店，甚至有牙医馆和报馆。霓虹灯在白天依然闪烁。家家户户的门廊外都悬着纸灯笼。小孩子们在投掷着他们喜爱的日本棒球队画片。
亨利找到一张长凳坐下，浏览起别人留下的一份当天的《日本每日新闻》。出人意料的是，这份报纸上大部分的文字都是英文。一则消息说，对松堂书店正停业大甩卖。另一则消息说，中村珠宝换了新的老板。亨利朝四周望去，好像有很多商店都在大甩卖，还有一些店大白天的就关门了。这一切都讲得通，因为报纸上的大部分新闻都说，日本城正面临着艰难时刻。明显，这里的生意很差，甚至在珍珠港事件前已是如此——时间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亨利之所以记得这一年，是因为父亲经常提到中国的战争。报纸上说，中华公所已经号召抵制整个日本社区。亨利不是很清楚这个中华公所究竟是个什么组织，也许就是像他家所在的秉公堂这样的唐人街组织吧——但是比秉公堂更大、更政治化，不是仅限于他的邻居们，而是包括整个唐人街区域，包括所有帮会。他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亨利望向那些在街上闲逛、购物、玩耍的人。来来往往的人流让人一时忘记了什么时世艰难、什么抵制之类的，也忘记了那些用木板封起来、垂挂着美国国旗的店面。他走在街上，大部分本地人都对他视若无睹，只有一些日本小孩在经过时会对他指指点点说些什么，然后又被他们的父母用“嘘”声制止。街上能看到不少黑人，但没有白人。
亨利终于看到了惠子的脸，于是停住了脚步——其实那只是惠子的一张照片——在“相知照相馆”的橱窗里。一张棕色调的照片上，一个小小的女孩，穿着漂亮的节日服装，坐在一张过于宽大的皮革椅子里，拿着一把精致的竹制日本阳伞，上面画的是锦鲤。“你好，”一个看上去十分年轻的男人来到门口，用日语向他打招呼，“你好，小朋友——”
亨利听不懂他说的日语，只好揭开外套，指指那枚写着“我是中国人”的胸章。
年轻的摄影师笑了：“哦，我不会说中国话，你好啊，是想拍照吗？还是想坐一会儿？还是来找人的？”
现在轮到亨利吃惊了，因为，这个年轻摄影师的英语说得实在太完美了。“这个女孩，我和她在一起上学。”“冈部家的？他们把女儿送到了华人学校去上学？”
亨利摇摇头，摆摆手：“冈部惠子，是她，我们都上雷尼尔小学——是耶思乐路那边的一所白人学校。”
汽车引擎的轰鸣声遮掩住了他们两个人的沉默。亨利看到照相师在端详惠子的照片。“那你们俩一定是非常特别的学生。”
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变成了一种烦恼？甚至是一个骂人的词？在雷尼尔，奖学金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完全没有。他想起了他来这里是找人的。也许，她才是特别的。“您知道她家住哪儿吗？”“很抱歉，我不知道。不过，我老在日本馆剧院那边见到他们。那儿有个公园，你可以去那里找找看。”“多谢。”亨利用日语说。除了刚才谢尔登所教的之外，这是他知道的唯一一个日语词汇。“不客气。有空再来，我给你拍照!”摄影师喊道。
亨利已经沿着街道走远了。
亨利和惠子每天从学校回家，都要经过神户公园，他能从沿路的两排樱树认出这个傍山的公园。公园对面便是日本馆剧院，那里其实是一个歌舞伎剧院，总是贴着他从没看过甚至从没听说过的剧目的海报——比如《哭泣的久松》《心欢的一夜》——都是用汉字和英语写成的。和唐人街一样，公园周围的区域在星期六最为活跃。亨利先是追随着人群，后来又追随着音乐声走去。日本馆前面正上演着露天表演，人们穿着全套的传统服饰，用亮光闪闪的剑战斗(不过那些剑就连砍向空气的时候也会弯折下去)。他们身后，乐手们演奏着样子古怪的三弦吉他般的乐器，完全不像京剧武戏中他听惯的粤胡(也叫高胡)。
观赏着乐舞，亨利完全忘了他是来找惠子的，不过他还会偶尔嘟囔一句谢尔登教他的——哦哎嘚克德乌哩西嘚四——完全是出于紧张的惯性。“亨利!”
尽管音乐嘈杂，他还是听出了是谁的声音。他四下里张望，好一会儿，才终于看到了坐在神户公园高处山坡上的她。她望着街上的表演，朝他挥着手。亨利朝山坡走去，感到手心湿漉漉的。哦哎嘚克德乌哩西嘚四。哦哎嘚克德乌哩西嘚四。
她放下一个小小的本子，仰起头，微笑着说：“亨利？你在这里做什么？”“哦哎嘚克德……”这些字像麦克卡车一样从他的舌头上滚出来。他感到额上在淌汗。还有呢？怎么说来着？“乌哩西……嘚四。”
惠子脸上带着惊讶的微笑，呆住了，只有睁得大大的眼睛间或眨一下：“你说什么？”
呼吸，亨利。深呼吸。再来一次。“Oai deki te ureshii desu!”他流利而自然地说道。做到了!
沉默。“亨利，我不会日语。”“什么……？”“我，不，会，日语。”惠子大笑起来，“就算在日本人的学校，他们也不教日语了，从去年秋天就停了。我爸妈说日语，但他们希望我只学英语。我只会说一句日语：wakarimasen。”
亨利在她身边坐下来，望向街上的表演：“那是什么意思？”
惠子拍拍他的胳膊：“意思就是‘我不明白’。明白了吗？”
亨利在山坡上躺了下来，身下的青草凉凉的。他闻见了日本小玫瑰的香味，这些黄色的小花正星星点点地点缀着山坡。“亨利，我不知道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听上去很动听。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是‘几点了’。”
亨利窘迫地望了一眼惠子，看见她眼中的疑云。“你跑这么远来，就是为了问我几点了？”
亨利耸耸肩：“我一个朋友刚教我的。我还以为你会吓一跳呢，我错了——那是什么本子？”“是速写本。我确实吓了一跳，因为你居然会来这里。要是你父亲知道了，他一定会很生气的，是不是？”
亨利摇摇头。他父亲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这里。以往周六的时候，亨利总是和中国学校的男孩子们去码头海岸区闲逛，在类似科尔曼码头的耶欧德古玩店这种地方出没——看那些真实的木乃伊和人头标本，互相挑战，看谁敢触摸它们。但自从他去雷尼尔之后，他们和他的关系就变了。他没有变，但是，他在他们的眼中变了。他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和惠子一样，他是特别的。“没什么大不了。我不过就在家附近而已。”“真的？那么，是哪个邻居教你说日语的？”“谢尔登，南国王街上的萨克斯手。”亨利的目光落到速写本上，“我能看看你画的画儿吗？”
她把小小的黑色速写本递给他。里面有用铅笔画的花朵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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