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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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茅以升试读：
序言
1989年11月12日，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茅以升同志逝世于北京。中央轸念勋劳，海内外师友故旧追思遗范，家乡人民亦深切缅怀，遂有“茅以升纪念专辑”之议。
茅以升同志是中外知名的科学家、成就卓著的桥梁专家，竟毕生精力，投身祖国建设大业。他自束发就学，便树立了励志图强之心。他一生行事，严于律己，讲求实效，在工程教育、学术研究、科技普及等方面，创始开拓，奖掖后学，为新中国成立后日益发展的铁路建设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尤其是在培护、教导桥梁工程专门人才方面，成就突出。当茅老九十寿辰，有人献诗称颂，有“主路政者当道贤，录才不遗三十年。雄跨长河与大川，半出公门桃李间”之句。他同时又是一位一生丰富多彩、不遗余力的社会活动家。在全国，从白发老人到红领巾儿童，知道茅老和有关他的故事的人，是相当多的，并且都怀有敬佩向往之情。他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不仅留下了不朽业绩，更留下了与世长存的宝贵精神财富。
茅以升同志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主义者。抗战前后他对钱塘江大桥的建桥、炸桥、复桥之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峥嵘岁月里，他前后出访了东西方11个国家，大力宣传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同侨居国外的中国科技界人士恳切谈心，满腔热忱地提出“报国有门”的共同心愿。他一生识大体、顾大局，为民主党派及知识界人士做出榜样。他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矢志不渝，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德。这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有待于身体力行、发扬光大的时代精神，茅老更是我国年青一代的学习楷模。
在中央举行茅老追悼会后，即由中共镇江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讨论提出征集、编辑“茅以升纪念专辑”之议，并受到了江苏省和全国政协，特别是全国政协王任重副主席的赞许与支持。镇江市政协受全国政协的委托，国内外各界人士、茅老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及家乡人民的属望，遂集一方英才，全力从之，承担了纪念专辑——《桥梁专家茅以升》（本书原书名——编者注）的全部采访、组稿、编辑工作。经近一年的努力，征集到海内外文稿56篇，中央领导人及知名科学家题词10幅，茅老生平照片百余帧，为成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专辑之作，由当事人与亲人写亲历事，可信可征，情节感人，且文风严谨朴实，使世之读者，知所景从，有所矜式。
全国政协委托地方政协编辑全国政协领导人纪念文集，尚属首例；可谓我政协文史资料之搜集整理工作的一次有益尝试。值此出版之际，谨向从事和支持此项工作的同志，特别对镇江市政协致以谢忱。同时还望对茅老熟知的挚友、同事、学生继续提供鲜为人知的史实，以供我们今后做再版或续编之考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11月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纪念茅以升同志周培源1989年11月12日，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著名桥梁工程专家、94岁高龄的茅以升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茅老是我素来最尊重的老友之一。他一生在科技工作上的业绩和高尚的品德，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茅以升同志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镇江。少年时代的茅以升，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决心发愤图强，以科学技术振兴祖国。他1916年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于1920年获美国卡利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国。从那以后，他为祖国的科技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
作为一名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看到济南黄河大桥、郑州黄河大桥等许多铁路桥梁的修建权被帝国主义把持，深感痛心，决心要在桥梁事业上为中国人争气。
1933年8月，茅以升承接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后担任工程处处长。当时有关方面请茅以升和美国桥梁专家各设计一个方案。两相比较，茅以升的方案既好又省，很快得到了批准。但是，钱塘江江面辽阔，江潮浩荡，江底覆盖着厚达41米的流沙，要在江上建造大桥，谈何容易！一些外国工程师说：“他们没有建这种大桥的经验和本领！”“一定要失败的！”但这些冷嘲热讽丝毫没有动摇茅以升要为祖国建造大桥的决心。他深入施工现场，亲自实践，废寝忘食。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他创造性地采用了“射水法”，克服了在厚硬的流沙上难以打桩的困难；采用“沉箱法”，克服了水流湍急难以施工的困难；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的涨落巧妙地在桥墩上架设了钢梁。在建桥过程中，他克服了80多个重大难题，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激流汹涌的钱塘江上建起了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的大桥，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显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显示了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新中国成立以后，茅以升又参加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工作。他作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为建好大桥倾注了心血。
茅以升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30多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致力于桥梁史的研究，主编的《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史》荣获中华图书荣誉奖；他曾对科学技术中的一些宏观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写下了数十篇论文。近年来，他又积极倡导发展继续教育，并自告奋勇兼任北京市科技进修学院院长，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茅以升同志虽然是中外闻名的科技专家，但却非常重视科普工作。他认为“科学属于人民”，“科普是一座通向四化的桥梁”。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从事科普活动，写下了大量的科普著作。他曾撰写了《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等科普书籍和数百篇科普文章。他写的《桥话》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荣获1981年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他经常到群众和青少年中去做科普演讲，深受欢迎。他不仅为祖国江河架桥，而且在科技与人民之间架设了一座知识的桥梁。
茅以升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曾先后担任过唐山交通大学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教授，河海工科大学校长、教授，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交通大学校长等职，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科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在教学上注重启发，反对灌输，做过很多革新探索。例如，他曾主张不但老师考学生而且学生也要考老师，根据学生所提问题水平的高低打分，不仅对学生独立地、创造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大有益处，而且收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茅以升同志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为此写过许多文章加以论述。他曾把钱塘江大桥工地当作一所桥梁工程技术学校，让有关大中专学校分批派学生来参加建桥工作，并结合实际给他们讲课。在我国解放以后参加兴建大型桥梁工程的许多总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曾受到过茅以升钱塘江“桥梁学校”的陶冶。
茅以升同志在科技事业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荣誉。新中国成立前他曾经被选为中国工程学会会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在国际上，他被选为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会员，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名誉会员，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他是第一位获得这一称号的中国人）。为表彰他对科技事业的杰出贡献，中国工程师学会曾授予他荣誉奖章，美国康奈尔大学曾授予他“斐蒂士”研究奖章，美国卡利基—梅隆大学曾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
茅以升同志的一生是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奋斗不息的一生。他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使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放出新的光彩。当他一旦认清只有共产党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追随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全部生命贡献给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青年时代的茅以升同志是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从美国留学回国之后，在许多高等学校主持校务的时候，曾多次对爱国学生运动给予同情、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一心希望通过科学技术救国救民、振兴国家。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他的这一良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幻想。他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我的前半生，自诩‘无党派’、‘超政治’，是一个一贯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投靠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从那以后，他投身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矢志不渝。
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使茅以升终于认定：“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信念。这不仅表现在科技工作上，更表现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上。
1949年茅以升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后一直连任全国政协二至六届委员、全国人大一至六届代表。他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发展社会主义科技和教育事业问题，向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指出科技与生产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倡导科技与实际相结合；他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提倡发展多种形式的教育。1963年，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的建议，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教育制度改革的建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这些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彩的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对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茅以升同志积极致力于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事业。他于1952年参加九三学社，并于1958年起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职务。几十年来，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在联系和推动海内外人士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曾多次率领中国科技代表团出国，向世界人民介绍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为促进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辛劳奔波。他曾广泛联系海外华侨中的科技工作者，热心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成就，鼓励他们积极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1981年国庆节前夕，中国共产党向台湾当局发出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号召，茅以升深受鼓舞。他认为这座和平统一的“大桥”正式动工之前，海峡两岸的科技工作者可以各修一座“引桥”。为此，他提出了海峡两岸的科技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的一系列建议。198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茅以升在设计引桥》一文对此进行了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
早在20世纪50年代，茅以升同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强调“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十分重视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他身体力行，积极参加九三学社及其他方面组织的政治学习，自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地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使他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敬佩和爱戴。为了团结和影响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做了许多工作。他曾发表过30多篇文章、讲话，结合切身经历，论述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加强思想建设，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积极影响。1982年5月，在他的倡议下，首都100多名科学家签名制定了《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得到首都广大科技人士的热烈响应。
茅以升同志很早就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做工作，他牢记周总理的话，始终把这一美好愿望埋在心里，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晚年，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终于提出了入党要求并于1987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自己数十年的夙愿。
茅以升同志离我们而去了。他一生为祖国江河架桥，为科技与人民架桥，为党和知识分子架桥，也为自己架设了一座由爱国主义者通向共产主义者的人生之桥。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他的崇高形象将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
钱学森茅以升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桥梁工程师，中国科学技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代宗师。
1935年以前，我还是个学生，未见到过茅以升老师。1935年至1955年我在美国，也没有机会见到茅以升先生。1955年回国以后，又因工作领域不同，见面机会甚少。直到1980年，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这时茅以升同志是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才有较多的机会向茅老当面请教。1986年第三届中国科协授予茅以升同志名誉主席称号，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茅老九十寿辰庆祝大会，我也有幸参加了。
回忆起来，茅以升先生是以他的成就对我进行了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我虽祖籍浙江杭州，但中小学时代家住北京，大学时代又在上海，就读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幸而这时家已搬回原籍，我才有机会在寒暑假回到杭州。可假期钱塘江无大潮，致使这一壮观胜景至今未能见到。但钱塘江我是熟悉的，特别是在1933年夏。那时，我刚读完大学三年级，工程热力学和电机工程学的课已学过，按上海当时的规定，进入四年级之前的暑期，要安排一个月的工厂实习，我就选了杭州钱塘江边的闸口发电厂。这里有两台汽轮发电机，总容量约1万千瓦，这在旧中国是难得的了。那时天天到钱塘江边上班，看到轮渡过江，人、货停在木船上，用拖轮拖。我还在一个假日，亲自上船尝尝过江的感觉，一次要花一个多小时，真不方便。那时听说江上要架一座现代化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我从内心盼望早日实现，但又担心当时的腐败政府要请外国公司来承办筑桥工程，滥花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1935年夏我出国前，行色匆匆，未能见到杭州闸口附近动工建桥。钱塘江大桥建成的好消息，我是在国外听到的，听说桥梁的总设计师、总负责人就是我早已闻名的茅以升工程师，心里真是高兴极了。大桥的建成通车证明，在工程技术领域，外国人也不能独霸天下，他们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茅以升先生是我的好老师，他为中国人民争了气。
后来我又听说，在日军入侵逼近杭州时，是茅以升先生忍痛主持炸断钱塘江大桥，不让日军利用这条重要通道。茅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再一次教育了我。
1955年10月8日我终于回到了解放了的祖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南昌、杭州到上海，这时钱塘江大桥已在茅以升先生指导下修复通车。列车过桥是凌晨，在朦胧曙色中我把头贴在车窗，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茅以升先生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心情十分激动！目睹这一雄伟的工程，我深深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
带着这个思想，两个月后，我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受到院长陈赓大将接见时，他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就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我要感谢中国科协名誉主席茅以升给我的爱国主义教育！（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核物理科学家）忠诚报国 风范长存——学习茅以升同志的爱国主义精神孙承佩
茅老是闻名中外的桥梁工程专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88年起任名誉主席。茅以升同志的一生，是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奋斗不息的一生。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以自己多方面的业绩、过人的才华和高贵的品质，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和爱戴。这里，仅就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以寄托我的哀思。
茅以升同志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生于清朝末年，少年时代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对清朝腐朽政府极为不满，对革命党人十分敬佩。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才15岁，正在唐山路矿学堂上学，本来准备弃学从军，参加国民革命，后因年纪太小，母亲劝阻，特别是听了孙中山先生讲到中国革命需要武装斗争和建设两支大军，从此下定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他要用勤奋学习所得的现代科学知识，报效自己的祖国。
1920年，茅以升获得美国卡利基理工学院工程博士学位。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到祖国，报效国家。尽管那时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片破败景象，他也毫不动摇这一崇高的信念。回国后，茅以升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为贫穷落后的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工程技术人才。
茅以升在科学技术上最具代表性的也是脍炙人口的业绩，是20世纪30年代主持设计和建造的钱塘江大桥。这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它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精神和聪明才智，是国人的光荣和骄傲。然而，就在大桥落成不久，日寇逼近杭州。为了不使大桥落入敌手，为了民族的利益，茅以升尽管悲愤难忍，仍毅然决定协助军事人员，炸毁了这座凝聚着他的心血、由他亲手建造的大桥。这是何等壮烈的行动！从建桥到炸桥，始终贯穿着茅以升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情。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后，茅以升两次回到钱塘江上，尽心竭力，修复大桥。1975年，茅老将自己精心保存近四十寒暑的钱塘江大桥全部资料献给国家，使之继续为四化建设发挥作用。可以说，一部钱塘江大桥的历史，也正是茅以升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写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发动内战，实行白色恐怖。面对这一切，茅以升逐步认识到，仅仅靠科学技术不能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为此，他逐渐接近党。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去台湾，并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他从国家的变革和自己的切身经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这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和忠诚的爱国者用自己的体验自然而然地得出的十分精辟的结论。从此，茅以升从一个民主主义者，从一个“科学救国”、“工程救国”论者，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不渝，从不动摇。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以充沛的精力，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工作的广阔领域中辛勤耕耘，奋斗不息。他把自己满腔的爱国之情，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为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茅以升长期主持铁道科学研究工作，为我国铁路运输生产建设提供了许多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人才。在武汉长江大桥等许多重要的现代化桥梁建设中，在首都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茅以升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顺便说一句，“人民大会堂”的命名，就是根据茅以升的建议决定的，反映了他“科学属于人民”的观点。在他心里，对国家的爱也就是对人民的爱，是全心全意地服务于自己的人民，而绝不是把“爱国”当作一句空洞漂亮的口号。
作为一个科学家，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他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重视科学普及工作，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呕心沥血。他为中国教育改革殚精竭虑，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系统的建议，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使之完善。他早在1957年就提出：“学校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极大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摇篮。”他把科学普及作为科学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科普作品，引导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可以说，茅以升把自己后半生的主要精力，都奉献给了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这一浩大的基础工程。对于一个素负盛名的科学家来说，如果没有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是很难有这样的见识和作为的。
茅以升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样体现在他繁忙的社会活动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在九三学社的进步和发展中，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联系海外华人的工作中，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广泛团结海内外知识分子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祖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茅以升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了新的升华。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同党和国家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如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更加勤奋地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
茅以升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真诚的，发自肺腑，出于至诚，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茅以升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彻底的，不折不扣，不讲条件，无论是事业成功还是身处逆境，都不移易，不动摇；茅以升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贯的，自始至终，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时间的考验，且老而弥笃，久而弥坚。茅以升的业绩，为我们树立了一座爱国主义精神的丰碑。
哲人已逝，风范长存。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中，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里，表现在茅以升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显得可贵，光彩照人。我们要以茅以升同志为楷模，永远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使人民更加团结一致，精神振奋，使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更加蓬勃发展。（作者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怀念恩师茅以升博士林同炎 陈乃东
恩师茅以升毕生为国效劳，致力于桥梁结构、交通设计和建造，发展交通，利国利民，享誉国际。他主持多所最高学府，教育英才，提倡科技，桃李遍天下，实乃我国发展交通工程科技的舵手、为国育才的导师，赢得国内外科学技术工程的众多最高荣誉。以升恩师是我们唐山交大的老前辈学长，也是我们“唐大”数任的校长，在学术、处世、爱校和爱国等领域，他给我们太多宝贵的教诲和示范，诚令人由衷敬仰，实乃国家之光，亦乃我唐山交大之荣也。
同炎在唐山交大就读时，适茅老掌校政并授课，时得其教诲和指导。诱导有方，获益良多，使同炎嗣后在工程科技以及国际大桥设计建造上有些贡献，心中至感！抗战时“唐大”迁徙至湖南杨家滩。当时茅老在万般困难的环境下，接掌母校，使唐山交大的辉煌历史不致中断。当时乃东亦随校迁徙，继续学业，时蒙茅老亲临教诲，使出校门后一生应用享受不尽，尤为感激！
1982年以升校长以其优越工程科技和成果，为各国工程科技界所推重，赢得遴聘为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外籍院士。此乃永久名衔，亦美国最高工程科技的荣衔，也是世界各先进国家工程科技界所向往争取者，而恩师以升博士当之无愧，实为我国之庆，我校之喜也。
最近十年来，以升校长莅临美国多次，同炎、乃东亦常返回祖国，得以多次接近。恭聆恩师谆谆教诲、面授训言，意在期望我等要饮水思源，爱国家、为人民，为四化建设、富国裕民工作效劳，做出一些贡献，报答祖国于万一。
更有进者，同炎原名为“林同棪”，一日恩师对同炎说：“你的名字，何不改为‘同炎’，岂不是更有意义？因你现身在美国，而心向祖国，炎黄子孙饮水思源，‘同炎’二字可以表达你的心，岂不更妙！”同炎聆训，欣然接受，当即改名以志热爱祖国，同时纪念恩师的命名！
记得1979年以升恩师曾率中国科协赴美友好访问代表团来美访问考察，至为成功。当时在旧金山因手杖突然失落，幸有女公子于燕女士护奉扶持在侧，然仍感步履不便。乃东赶为购到一支手杖，茅老至感得力，行动得以自如，至表谢意。不意回国后，恩师竟又亲函，再向乃东致谢，此情此意实不敢当。由此亦可看出以升恩师充满了爱以及和蔼可亲的伟大长者之风，至今念及能不依依神往！
为继承并发扬唐山交大中外驰名的辉煌荣誉和历史，以升恩师赞同以成都西南交大校园为基础以恢复唐山交大的盛名，重振唐山名闻海内外的“唐山精神”和历来卓著的成果。我等自当尊重恩师的意旨，并希望和校内外师长同学们在恩师精神号召下，共同努力，为国为民，重振唐山雄风，发扬光大，以垂永久。
数年前同炎提议开发浦东，把浦西浦东打成一片，发展工商企业、先进科技；批租土地，吸引国内外资金，交流文化，富国裕民，把上海市建成现代化的世界一流城市；提高上海的综合功能，使之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我当即与乃东共同研究计划、谋策献计，并和上海市领导研讨演进，前后共拟就开发浦东各项计划建议书七次之多，均蒙以升恩师赞赏鼓励，认为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不只鼓舞民心，壮大了上海市，强国裕民；同时还带动了发展全国经济和加速了四化建设，值得一做。目前中央已决策，开发浦东，开放浦东。茅老在天之灵，闻此大好消息，必定欣慰欢乐也。
今者恩师与世长辞，顿令我等痛失良师，实乃我交大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同学们的极大损失，更是我国家的巨大损失。
以升恩师是中外驰名的科学家、成就辉煌的桥梁专家以及教育英才的伟大教育家，其丰功伟绩不胜枚举，为举国上下崇敬。他老人家年高德劭，福寿全归，可称已无憾事；唯我等永念于怀，更以恩师的遗训作为我等精神堡垒。（林同炎，唐山交大毕业生，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被誉为“美国预应力的功勋人”。陈乃东，唐山交大毕业生，林同炎先生之得力助手。）哭唐臣师赵祖康 口述 李温平 许宏儒 整理
唐臣师逝世的噩耗，我是在上海医院病榻上，从电视中得知的。一时悲从中来，不能自已。虽然知道他自1988年在京住院接受治疗，一直甚少起色，但一旦永诀，为我情所难堪！
记得1986年秋，我正准备出院，茅老带了他的小女儿特来医院探望我，虽然匆匆一面，谈话不多，但两人的心情是那么的愉快！谁曾料到这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面呢！
往事依稀，我却历历如在目前。1921年，我从上海交大土木系转到唐院，那时恰好是唐臣师任唐院副主任（即副院长），我还上过他的课，称他茅老师，这是69年前的事了。目前，上过他的课的学生，除我而外，可能没有几位了。我在唐院毕业后，唐臣师即约我担任东南大学工科秘书。在老师家，经常受到师母热情款待。从那时起，我和茅老师多次共事，或在一地工作，交往既多，情好日增，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同在上海迎接黎明曙光，并曾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共同经受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严峻考验。他1949年5月9日在八国领事的筵席上当了两个小时的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我从5月24日起当了几天的上海市政府代市长，我们师生举手投足之间，如出一辙，可谓无独有偶，用陈毅同志的话来说：“上海解放，对保护工业不受破坏，你是有功的。”这一史实，竺可桢教授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了来自张孟闻的消息。虽然唐臣师从不对人谈起，可是这一受人注意传奇般的故事，还是不胫而走。当时，上海的英文《大陆报》曾对此事发表评论，说：“工程师比政客可信任。”道出了对唐臣师的敬意。
我作为唐山校友之一，最能理解唐山校友的心情。在校友心目中，尤其是老一辈的校友，对唐臣师的敬仰，历70年不衰。原因是他从在校时起，便以突出的学习成绩，为母校在国内外赢得了荣誉。更使人难忘的是1938年、1944年、1948年，母校在动荡危急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由于唐臣师的挽救扶持，得以安然无恙，其功绩是不可掩的。
1937年平津相继沦陷，京唐两院，仓皇南撤。1938年春，师生陆续经沪港转到湖南，在湘潭集中。经各地校友商议，推请唐臣师力挽危局，唐臣师毅然肩担重任，在战局万变的情况下，他在湘乡杨家滩找到了宿舍，让两院师生卸下行装，安下心来，在湘黔铁路局腾出的一栋大楼里上课。谁料长沙一把野火，又迫使他率领着这一群惊弓之鸟，千辛万苦地徒步前行，穿过敌机狂炸的桂林，在柳州停下来，等待新校址的选定。唐臣师一方面向长途漫漫步行的男女学生安慰鼓励；另一方面奔走于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经过反复选择，最后决定在贵州平越（今福泉县）复课。历时五个月，才得到一个安身之所。在此期间，唐臣师还要向教育部做工作：第一是把京唐两院划入准许内迁的大学；第二是争取到图书仪器经费，并派员分赴上海、香港采购；第三是聘齐教员以复课。在搬家途中，还进行了新生的招考。第一张新生榜刚刚贴出，马上就被日机投弹炸毁，跟着第二张榜又贴了出来。在平越刚安定下来，一批批新生就来报到了。在这小小的山城里，唐臣师送走了三届毕业生。
1944年，敌军一度冲到独山，平越的唐院师生，再度迁徙，来到重庆。唐臣师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筹款、联系校舍和接待工作。在两路口桥梁公司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唐院的师生和在渝的校友。经过大家努力，在璧山丁家坳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生活。我还记得，当新校址确定后，同学们去丁家坳之前，曾由校友会举办了一次联欢会，地点在七星岗剧院，邀请了著名的相声演员演出助兴，招待的食品是大花生和葵花子。剧场里一片欢腾，情绪高昂。那年的校庆日，在渝的校友，大都去了丁家坳，还带去了八个大蛋糕，作为对老教授们的慰问。这是唐院在战火中的第二次播迁，也是京唐两院最后一次合校上课。她们就是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的前身。
1948年，平津战役的前夕，唐院部分师生犯了一次盲动的错误，由于惯性作用又跑到上海。可巧在前一年，上海交大发生学潮，唐臣师和在沪校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了缓冲作用。因而很容易地在徐家汇为唐院南来学生安排下住处。当时唐院意见分歧，主持乏人。恰巧唐振绪校友由台湾返回，唐臣师推荐他以教授名义兼理院务，唐振绪校友自1943年留美归国后，一直和唐臣师共事，于是慨然受命，并自请为代理院长，不久即由部任命为院长，上海解放，即由铁道部接回唐山。
去年，唐院1943届毕业生26人组织了一个寻梦返校团，其中来自北美六人，来自台湾地区一人。他们特意去福泉县寻梦，然后同去成都参加校庆，写下了不少真挚动人的诗篇。诗篇中倾述了对母校之爱，对唐臣师之爱。我相信1943届如此，其他届也都会人同此心的。
我相信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他的生命是永恒的，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唐臣师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作者系上海市原副市长）纪念茅以升先生顾毓琇
茅以升先生是中国杰出的工程师、举世闻名的桥梁专家。他在1934年4月担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以罗英为总工程师。是年11月11日举行开工典礼，翌年4月6日正式开工，至1937年9月26日铁路桥通车，11月17日公路桥通车。桥总长1453米，分为正桥及引桥两部分。是时，国民党军政部以日军内侵，下令将钱塘江桥炸毁。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负责疏散物资与人员，坚持不能马上破坏。至12月23日，即杭州沦陷的前一天，将桥炸断。茅氏挥泪作“别钱塘”七绝三首。1945年抗战胜利，时先生担任国营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46年春，桥工处复员返回杭州，中桥公司负责修复钱塘江大桥。1946年5月，国立北洋大学复校，先生被任命为校长。8月，以修桥不克北来，辞去北洋大学校长职务。1947年3月，钱塘江大桥铁路公路恢复临时通车。夏，开始用“套箱法”修理桥墩。1946年，我曾与教育部长朱家骅及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杭州参加浙大开学典礼，并同至六和塔视察钱塘江大桥。
1955年2月，人民政府铁道部成立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任先生为主任委员，委员有罗英、梁思成、赵祖康等36人。其后由顾问委员会选定桥址在武昌蛇山与汉阳龟山之间。钱塘江大桥与武汉长江大桥均为铁路、公路两用联合桥，铁路两旁为行人道。全桥结构采用双层式，上承公路，下载铁道。武汉长江大桥全长1670米，1955年9月正式动工，1957年10月通车。1956年，先生曾赴葡萄牙参加第五届国际桥梁会议。1960年，先生率代表团赴瑞典，出席第六届国际桥梁会议，报告武汉长江大桥盛况，后取道苏联返国。1976年9月，先生赴东京参加国际桥梁结构会议，时年八十。
1916年先生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入康奈尔大学。1917年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由贾柯贝教授介绍至匹兹堡一桥梁公司实习，后入卡利基理工大学夜校博士班，以桥梁为主科，高等数学及科学管理为副科。1919年12月完成博士论文《桥梁结构的次应力》，成为卡利基理工大学第一个工学博士。此论文后获康奈尔大学金质研究奖章。
茅氏对于工程教育十分热心。经唐山恩师罗忠忱教授电邀，先生于1920年1月返国抵沪，旋即赴唐山交通大学任教授，后升副主任。1922年秋，任东南大学教授兼工科主任。1924年，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1928年北洋大学改称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先生任院长。同年参加济南黄河铁桥工程。1933年8月，先生赴杭州担任浙江省建设厅钱塘江桥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0月，先生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处长。
1938年春，钱塘江桥工处由浙江兰溪迁往湖南湘潭。唐山工程学院亦撤退至湘潭，由先生兼任院长。1939年年初，桥工处及唐山工程学院迁至贵州平越。唐院后由胡博渊先生继任院长。
先生于1916年参加“中国科学社”。1917年参加“中国工程学会”，1918年任匹兹堡中国留美学生会副会长。1919年4月30日夜，先生组织中国留学生举行名为“中国夜”的爱国宣传大会，由先生任主席，请蒋廷黻先生发表抗议演说，会后演出茅氏编写的京剧《虹》等节目，颇获好评。数日后，爆发五四运动。
1932年，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联合年会，本人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得尽地主之谊。先生欣然参加，并当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董事。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贵阳年会时，庆祝学会成立30周年，颁赠先生名誉奖章。1947年，先生继曾养甫后当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48年10月先生以会长身份赴台北主持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按：本人于1945年6月重庆年会时当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1947年10月南京年会时连任副会长。余三弟毓琼，曾担任中国工程师学会总干事十年。）1948年3月，先生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0年9月起先后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
自1973年起，本人屡次赴大陆探亲访问，并赴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方交大、东北工学院、华中工学院、浙江大学及南京工学院（新近改名东南大学）讲学。有次在北京机场遇见将出国访问的茅先生，经北方交大金士宣教授联系，得以晤谈。1979年6月，先生任中国科协赴美友好访问团团长。1982年2月，先生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86年，交通大学80年校庆，我与交大老校友赵曾珏兄一同返国参加庆祝。到北京时，茅老以欧美同学会会长身份亲自招待，后又在家中设宴，倍感亲切。席间，互相勉励，对国家民族前途富有信心，1988年，本人夫妇返国，曾到北京医院探亲。不意1989年11月先生遽归道山。虽享遐龄至九十四春秋，但对国事艰难，仍不无留恋之感。深望国内外同志精诚团结，共同“振兴中华”，庶几不负先生之厚望！（作者在1949年以前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父亲的两件珍藏茅于美
我慈爱的父亲，以94岁的高龄，于1989年11月12日弃我们而去了。怀念他的悲哀，使我久久提不起笔来。父亲平素珍惜光阴，又十分善于利用时间，以他孜孜不倦的勤劳，加之健康长寿，所以留给世人的东西特别多。正如四妹于燕所说：“真想写一点文章，可是他的事情那么多，无论说到哪，都会涌出几万字，真难下笔啊。”是的，这也是我迟迟动不了笔的另一个原因。我每触动一缕思绪，他老人家的事迹就像泉水一般趵突而出。我担心这泉水流失无踪，竭力要把它堵住。然而奔流的泉水，岂是人力可以长久堵塞的？我只好控制它缓缓流出，使我能一掬掬地捧给世人。
若把人的一生比作一株树木，那么父亲这棵树的主干部分是：他对教育的贡献，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辗转跋涉到贵州平越办大学的艰苦历程；他在桥梁工程上的建树，钱塘江铁路公路大桥的创举，武汉长江大桥的精心设计；他对人才的赏识、爱惜、培养和扬长避短的安排使用；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那些感人的事迹大多已见诸公开出版物，我这里采摘的是旁枝侧条上的几片绿叶，虽不起眼，却耐人寻味。
父亲年逾八十之后，好几次有人提出要替他写传记，后来也有人写了，但他本人对这事始终不热心。问到他，他总是婉言谢绝。他的著作里对自己的一生历程有所反映，有的已出版了，有的尚存手稿。他的《钱塘江建桥回忆》一书里有一篇《征程六十年》和《附录》，约略记述了他的一生大事，他认为已经可以交代过去了。作为他的长女，我总觉得责无旁贷，暗地里为他写了十章类似传记的文章。我曾读过两章给他听，他听后半晌沉默不语。后来说：“这些东西在我生前最好别拿出来。”我体会他的意思：写传易流于溢美。“被人恭维，是极难堪的事。”他带着幽默的微笑说。他喜欢朋友，爱和青少年交谈，最怕被“拔高”，以致被“孤立”起来，弄得“高处不胜寒。”
父亲自云出生于镇江一个“寒士之家”。早年读书出国学习，全靠成绩优良，公费资助。他深谙稼穑艰难，钱财不易，所以对物资非常爱惜。比如，他用纸张十分节省，稿纸信纸从不浪费。写个小条，一定用写废了的纸，并裁成小条，不用整张的纸。他不但爱惜东西，还长于整理东西。他的文稿、书信、文件、照片，甚至底片全部分门别类，按年月编集成册，别人看了，一目了然。他的几部手稿都是在“文革”后期整理成册的。他用购物的硬包装纸，亲手制作成封面，再用家人裁衣剩下的绸缎下脚料，匀匀整整地粘好封面，装订成册。各本尺寸标准一致。在每一本手稿封面左上角贴上分类标签，用毛笔正楷书写题目。它们被陈放在玻璃书橱里，像是正规出版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内容丰富，且很有特色，我仅举《盛典存柬》为例，即可说明。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说来也怪，这是一本别人会扔进字纸篓的、过了时的纸片汇集而成的书，每一张都是他参加过的各种会议的请帖。
新中国成立前，我家住在上海铜仁路。这本纪念册上贴的第一张就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在1949年6月15日星期三邀请父亲参加会议并便宴的通知和请帖。不久，父亲到北京工作，参加了政协，请帖就年复一年地多了起来。那张印得典雅精致的是开国大典的观礼请柬。40年来，每逢“五一”节、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请帖，除了父亲有出国任务和“文革”期间有所缺漏外，都收集并贴在这个册子里。
那时父亲住在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他在胡同口的一家文具店购买彩色纸，裁得一样大小，装订起来，把这些会议通知，参加文艺晚会、宴会的请柬（甚至当天菜单），按年月为序一页一页地贴得规规整整。从1949年到1989年，跨度40年，这些旧纸片聚集起来，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缩影。父亲订好后，给我看了，叫我给这本册子取个名字。我浏览一遍，觉得好玩极了，就为它取名《盛典存柬》。父亲说这个名字取得不错，就用毛笔在封面题签条子上，写上这四个大字。这个本子经父亲亲手装帧，古色古香别具一格。当时这本东西只不过是父亲忙里偷闲弄着玩儿的。然而今天翻阅，这些无意中收集的“一次性使用片”，怕难以有人收集得如此齐全了，它作为一套国事活动的原始文献，具有文物珍藏的价值。
手稿之外，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和两位老朋友一同编纂选录的九本《桥话》。这九大册是些什么内容呢？说来也有趣。这是一套有如辞典一类的东西。在“文革”后期，他和朋友觉得无事可做，而浪费光阴又觉是莫大罪过，于是他突发奇想。他老先生平日爱读些文学作品，他见中国古典诗词中涉及“桥梁”的诗句很多，于是他和两位老友认认真真工作起来。其中的陆公达老先生为找资料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早出晚归，翻阅全唐诗、全宋词、元曲及各家选本，把古往今来关于描写桥梁、歌颂桥梁，隐喻明喻，及桥边悲欢离合的典故，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抄录在一式的稿纸上。父亲亲手装订，设计封面。日积月累，居然装订成厚厚的一套《桥话》。如今安放在书橱中，却也洋洋大观，可称是一部关于桥梁的文艺鉴赏辞典。
父亲治学涉猎很广，不但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上多所建树；在文学艺术上，他也有浓厚的兴趣。床边枕边，常备有各种书籍。他尤喜中外古典名著，最欣赏的是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作品，说是“百读不厌”的。对于文学，他还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如果陌生人听了会以为他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呢。
亲爱的父亲离开了我们，每想起他，那端坐书桌旁、握笔凝思的神情宛如雕像一般呈现在我的眼前。是悲痛吗？不，是胜过悲痛的力量。它仿佛教诲着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奉献”之中，他曾经说过：一根火柴虽小，但它燃烧自己时却点燃了别的东西。父亲的一生也像一根从头烧到尾的火柴：不断地燃烧，不断地奉献，直到化为灰烬，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作者是茅老长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忆茅老许宏儒
茅老溘然长逝，他留给人间的怀念，将是长存永在的。
我在茅老身边工作，始于1938年5月，地点是湖南湘潭陶公祠。那时因“七七事变”，我由北方回到家乡杭州；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又跑到长沙。人地生疏，忐忑不安。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被允许进入刚在湘潭复课的唐山工学院工作。从那时起，先后51年间，成为在茅老身边工作时间较久的人。因此，我对茅老的怀念与景仰，不免带有我的亲身感受和个人感情。
茅老的一生，是有所追求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是永不知倦的一生。他在自撰的《回忆录》篇首“征途三忆”中写道：“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为书三忆留念，忆时、忆地、忆人。”这简短的寥寥数语，可说是他心泉的流淌，但毫无迟暮低回之情，相反，他当时已是八十高龄，仍然神明不减，又继续以坚定的步伐，向前挺进了14个春秋，直到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应不是偶然。正是在这14个年头里，他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他在1987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的总结。”记得他老人家步履维艰地在身边人员的掖扶下，走进我家狭窄的小门户，对我宣告这一特大喜讯时，容光焕发，茅老年轻了。第二件大事是1986年庆祝茅老九十寿辰。在这次纪念活动中，茅老亲自听到了党和人民对他70年来全部工作的赞许与鼓舞。当晚酒会上，茅老醉了。第三件大事是1987年浙江省、杭州市和上海、杭州的铁路局为钱塘江桥通车50周年召开的座谈会。茅老和他50年前建桥时的同事们同登大桥，见到为新中国服务了38年的钱塘江桥，风景依稀，人桥俱健；他所建议的第二大桥，已在兴工。长桥隐隐，江水泱泱，一时意气风发，人间应无憾事。归途中，在镇江与家乡人民一起欢度“十一”。这是茅老最后的一次活动，回京不久，即病发住院接受医疗。因此，可以认为：茅老最后是在心理状态十分平衡、十分宁静的情况下，溘然长逝。
他的一生追求，一生奋斗，留给了世人和后人一些什么呢？
在旧社会，茅老经历了清朝末叶、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三个阶段。茅老和他的祖、父三代，都是白屋书生。按照历史的演进，这三个不同时代，反映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倾向中，就是改良、革命，吸取现代科学文明。总的一个目的，都是想找到救国之道。茅老祖孙三代的经历，恰恰是三个不同时代、三个不同潮流的缩影，而茅老的不凡成就，则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自强、奋斗，是茅老一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特别体现在治学方面，他自髫龄就学，便不甘居人后。从5岁直到24岁获得博士学位，真是做到“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日积月累，孜孜不倦，不仅养成了读书习惯，而且兴趣广泛，文、理、工三科，无书不读。因此，不论是谈学问、写文章，总使人感到他目光炯炯四射，思路矫健敏捷，文笔淋漓酣畅，不时跳跃着闪光的火花，表达着卓越的识见。读书如此，工作也如此，因此，在旧社会奋斗24年，由名教授、科学家而获得社会上较高的知名度，确是得之不易。这就是他的全部成功吗？当然不是，原来他在学成归国之前，在思想中曾产生了一个“三不主义”，即一不当洋奴，二不做官，三不当教书匠。他是从污浊的旧中国政治黑暗窒息中，呼吸到新大陆的新鲜空气，所见所闻，引起他的向往。他十分欣赏个人事业，羡慕美国的钢铁大王，也想当一个中国的桥梁大王。新中国成立后，他自己承认受过美国中产阶级思想影响。这一想法，在他的头脑中，确实扎得相当深，不仅体现于抗战时期惨淡经营中国桥梁公司，也反映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桥梁委员会”所做的奔走和努力。他毕生钻研桥梁、建造桥梁、培育桥梁人才等数十年一系列不懈的努力，都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可惜，当时的时代与条件，是不可能如愿以偿的。可以这样说：茅老一生所取得的成就，虽都是他“计划产品的部件”，但仍然是熠熠发光的。这是由于他每一种努力所产生的作用，总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祖国的。茅老字唐臣，意义即中国人，即一个为中国服务的中国人。当茅老九十寿辰，方毅同志在庆祝会上赞美他当中国处于贫困落后的困难时期，学成后毅然回国，说他“子不嫌母丑”。此言如出自茅老的肺腑。
茅老曾对他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做过高度概括的回顾，他满意学生喜欢听他的课；他欣赏建钱塘江桥时所首创的“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快捷施工法；他难忘抗战中的恢复“唐院”的艰辛。但是，谈到他的机关工作，却总结了八个字：“经纶满腹，一事无成”，认为是浪费了光阴。他回忆他夫人戴传蕙的看法：“你这人，宜于教书而不应做官，如像唐山罗建侯老师，一生只在一个学校，教一门功课，前后达50年之久，那你的成绩，一定非凡出众。”这话也许一部分是对的，因为一个人的际遇与环境条件，不可能随个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茅老应属于创业成功者，无愧是时代的强人，他的业绩，为人所熟知。尤其是在师友学生中，影响极深。抗战时期，他任唐山工学院院长，每当应届毕业生离校前，他都进行一次单独的恳切的谈话。由于他待人热情，平易近人，与人为善，所以能够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工作。他遇事能谋善断，自有主张，持重寡言，不动声色。当南京政府撤退，他稳住他所管辖的两个机关的全部职工，坚守岗位，静候解放，并为保卫上海工业、救护革命青年，为人民立了大功。茅老一生，从不对人夸耀自己，即如我是他身边多年工作的人，也绝不谈起这些往事。所以，凡和茅老接近的人们，都对他的凝重谦和，深怀敬意。
新中国成立，党和人民给予茅老的信任与荣誉，远非旧时代所能比拟。茅老不仅在国内担任着繁重工作，当我国还未进入联合国时，多次受命以科技、文化使者身份，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苏联、日本、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等国家。与日美建交后，又多次访问日美，做了大量的文化沟通工作和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同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居留国外的知识分子提出“报国有门”的召唤，其影响是无比深远的。茅老并没有因为在国内外声望日隆沾沾自喜，而认识到旧脑筋里的东西，包括平时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有必要用新的尺度来衡量一切。因此他认真学习，自觉进行世界观改造。1952年，他主动在《大公报》上亮开自己的思想；1958年，他在九三学社学习中“交心”，都是勇于“觉今是而昨非”的坦荡行为。他历年在九三学社学习发言中，确是带着自己的真实思想，要求内外晶澈，言行一致，乃至对日常生活，也不例外。所以，他常能保持心情舒畅，在每个岗位上，都是尽心竭力地为祖国的需要做出无私的奉献。
茅老十分珍视党和人民对他的鼓舞与信任。他欣喜在庄严的讲台上和党的报刊上有了发言权，原来在旧中国的一些主张，一些得不到发挥的意见，一时都涌上心头。他从解放思想、改革旧制度的立场出发，对教育、科研、科普各个方面，提出了不少的建议与呼吁。有些是十分大胆的，被人认为不合时宜的，尽管有时反响相当冷淡，但他并不因受到冷遇而归于沉默。在出版社为他选编教育文集时，仍选进有关论点，意在作为一家之言，也许会起作用于较远的后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劳动群众文化偏低，职业教育、业余学校、职工培训等问题十分重要。茅老对此，在讲台上和报刊上都提出不少可行的建议。
茅老主持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年，是铁道科学研究的创始人。当时学习苏联，根据苏联经验，以技术改造为起点，摸索前进。在运输部门开展科学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鲜事物。铁道科研部门与各路局、工厂、工程局、设计院等单位如何在体制结构上相互配合，还需要经过一段适应的过程。茅老首先提出生产、学校、科研三位一体；要求现场人员留心科研，科研人员为运输服务。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铁科院的科研计划逐渐纳入轨道，研究成果逐渐为现场解决了问题，逐渐为现场所承认，尤其是对专业的齐全、技术力量的培养、技术骨干的培植和各级领导水平的提高，功效显著。因此，他的继承者——他的学生和战友能沿着新的起点，乘胜前进。
科普工作是茅老深感兴趣的一项活动。远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利用钱塘江建桥的机会，在《科学画报》连续登载建桥的施工情况，图文并茂，为的是面向广大读者传播桥工常识，引起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广泛兴趣。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茅老被选为副主席。从此，“科普”、“科协”成为他的终身事业和日常工作，直到沉疴在身，还在为科普报刊题词作书。
茅老在1951年出席了“世界科协”大会。他认为科普工作是实现科学大众化的起步，是改造自然、解放生产力的头等大事。他首先提出科学属于人民，要求把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他对科教电影极为推崇，鉴于我国人民一般文化偏低、对科学规律和自然现象缺乏系统理解的国情，他认为科教电影直观的教育方式收效最大。他还倡导大办科技报，办好科协报；通过科技报，因地制宜地把科学知识送给生产者，送给农民，送给劳动大众。他还呼吁建成全国科技馆为科技工作者创造良好的条件。
他喜欢和少年儿童见面，爱抚他们，关心他们，培养他们爱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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