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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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密码（下）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革命先烈
刘少奇和他的六个妻子
刘少奇确实结过六次婚，这一点在《刘少奇年谱》中堂堂正正地记载着。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做一个话题，如果能摒弃市井心理、低级趣味，未必不可。在第一代老革命家中，有过多次婚姻的并不在少数，这里确有其共性；刘少奇前后结过六次婚，也确有其特殊性，如果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视角去研究历史，说不定也能写出一本别致而严肃的好书来。然而，很多人，或说很多很多人，在此处永远无法严肃起来，他们对于分析，半耳朵都不要听，对于细节则准备了三只耳朵。对于这种谁也无法战胜的强大势力，刘少奇的研究者，以至刘少奇的亲属，充其量只有必要概述事实，以正视听。
这里仅仅企盼所有的善良人，铲除“四人帮”煽惑起来的，由于谎言与偏见而先入为主的好奇心，还刘少奇的英灵以清白与清静。
周氏 刘少奇的第一次婚姻
周氏，刘少奇的第一次婚姻，几乎与不计其数的旧戏里的故事毫无二致。他19岁在宁乡读中学那年，母亲为拴住已许身革命，走得离家越来越远的小儿子的心，在邻村说了一个农家姑娘。刘母以病重为由骗得儿子归里，而儿子踏入家门进的却是洞房。坐了一夜板凳，讲了一夜自由……周氏姑娘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重返娘家的劝告，惟一要求，刘少奇在将来有儿子时，送给她一个养老。刘少奇深深同情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者，把自己名下的30亩地划给周氏，后来并践诺，将自己与何葆贞所生长子，托给了周氏。
第二次婚姻 何葆贞
何葆贞（又名宝珍、葆珍化名王芬芳）刘少奇认识毛泽东的同时，认识了何葆贞。1922年，他从苏联回国，奉陈独秀之命，去长沙毛泽东处领受任务，在清水塘22号的板房里，毛泽东、刘少奇走到了一起。其时，因为学潮被开除的何葆贞正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住在一块儿。
今人可以从照片上看到，何葆贞是个何等充满朝气，端庄秀丽的女子谁都不难想像，24岁的刘少奇与何葆贞互相看见第一眼时的情形。接下去的，自然与不计其数的新戏里的故事大同小异，半年之后，在欢庆安源罢工胜利的日子里，两个青年革命者结婚了。而何葆贞的命运与杨开慧极其相似，她随同刘少奇东奔西走，三次生下儿女，三次忍痛割舍给别人，1934年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何葆贞的身世、经历，以及她真纯似火的性格、胆气，是一部尚无人吟诵的巾帼长歌。刘少奇对于她的感情，如同毛泽东对于杨开慧，至醇至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第一次由北京南下，便偕王光美专程到了南京雨花台，深切哀悼这位永铭他心髓的革命伴侣。
第三次婚姻 谢飞
谢飞 渔工的女儿谢飞，是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莫名其妙，谢飞与毛泽东的第三个妻子贺子珍竟也有相似之处。闯荡过大海与闯荡过大山的两个女人，几乎一样的干练、爽快、直性子。她不但是个真正的老资格，还是一个华侨小姑娘。在新加坡的中共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做地下工作时，谢飞就听人说过刘少奇。宣传部部长徐大红告诉她，中国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是毛泽东，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是李立三和刘少奇。
1932年谢飞回国，1934年到江西苏区，在开大会时，见过刘少奇，但离得远远的。长征途中，她又听了一次刘少奇的报告，但颇不以为然。她与邓发的爱人陈慧清说：“这个人讲话可重复了，重复好几回。”陈说：“人家是工人运动领袖，讲话重复几句算什么？”不久，谢飞在急行军中有些吃不消，约了另外三个女红军，找到负责后勤的刘少奇，要求给一个民夫挑行李。这一次她与少奇是“既见面，又讲话了”谢飞语。
到了瓦窑堡，谢飞的工农检查部与刘少奇的工会工作相关，联系自然多，请教自然多，争论自然多。刘少奇对这个快言快语的渔工女儿有了好感。邓颖超顺水推舟，撮合成功。后来，出了问题，也很好理解。谢飞那样的性格，能够长期忍受白区工作所规定的，她只能是个家庭妇女的身份吗？她那样老的工作资历，能够永远甘于只在刘少奇身边，干些收收文件、发发信函的事吗？天性与事业心都使得谢飞不能不飞，不能不自己飞。
她在刘少奇取得开创华北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之后，拒绝与刘少奇同往新的征途。争执未决，少奇只得以组织领导人的身份下命令。深谙白区与红军严格纪律的她，未必无怨地服从了，但又是老婆又做下级的一口气，到了延安仍未消，便主动要求进了马列主义学院，加油充电。从此，再也没有回刘少奇身边。但是，即使在少奇身后，谢飞接受采访与写文章，仍然始终不渝地高度赞扬着刘少奇的革命精神与人格魅力，其情感人。
第四次婚姻 王前
王前 刘少奇与王前生有一子一女。这次婚姻无疑是一次悲剧。个中是非，也无多少神秘之处。一个建筑工人与一个售货员的家庭故事，同样可能在一个党的领袖与一个新四军护士的家里发生。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婚变被江青利用，畸形曝光，成为严重贬损刘少奇人格形象的一个源头。当江青与王前出于不同的用心，又一同教唆已经成年的女儿作践刘少奇之后，刘曾忿忿地说过，在他一生当中，对他身心伤害最多、最深的就是这个曾任他妻子的人了王前与刘少奇所生的女儿，写了那张糟糕的大字报，得到的回报，是一个自己的人格也遭到贬损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分。
刘少奇与王前离婚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带着儿女。人们时常见到吃饭的时候，刘少奇端着大碗，轮流向女儿、儿子两张圆圆的小嘴里，一勺一勺喂食的情景。这样长大的女儿，是不可能不知道她父亲的真正形象的。那张大字报贴出后不久，她便再次叛逆，彻底走上了一条逃避那个时代的道路。“文革”未尽的悲剧在她与她生母，在她与她所有的亲人之间，恐怕将是永远绵延下去的浓浓阴影。
第五次婚姻 王健
王健 比刘少奇大一轮的朱德是中共党内名副其实的敦厚长者。他与夫人康克清出于关爱少奇，并基于王前的情况，一心想为刘少奇找一个人品贤淑、禀性文静的伴侣，使少奇的儿女有所依，身体有所养，“后方”有所安。恰巧，在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就有那么一位，这便是王健。
王健不爱说话，不爱谈笑，从不与人红脸，性情与刘少奇十分近似，朱德夫妇满以为他们成全了一桩美事。但谁也不会想到，某些健康的因素，也会使婚姻无法成活。这段关系几天就结束了。刘少奇非常体谅、周到地将王健托付给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林枫、郭明秋夫妇，把她送到东北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并请王健的姐姐陪伴着。为此，朱德夫妇深感对不住刘少奇，这才有了一二年后，他们与其他同志，共同撮合王光美与刘少奇的姻缘。
1966年秋，刘少奇、王光美同小女儿潇潇在中南海家中。
第六次婚姻 王光美
王光美 王光美完全可以有一本属于她自己的厚厚的大书，她的家庭传奇与她本人斑斓、曲折的生活历程，能够全部讲述的话，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在上高中时，她是闻名北平的“数学三王”中的女王；杨振宁、李政道、邓昌黎、吴剑雄，都是她十分熟悉的学长、师友，至今她的女儿玩笑地说，她与中国的诺贝尔奖金有缘；当她的四妹、五妹都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党时，她仍在信奉“科学救国”；在偶然被北平地下组织推荐，成为“军调小组”中共方面的英语翻译时，她仍抱着借机提高口语水平，为去美国求学打下基础的念头；“军调”事业夭折，一方面为逃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一方面因与共产党员共事产生进一步了解这个党的兴趣，她到了延安；因为她的专长，她被安排在中央军委外事部门；因为工作性质，她不难见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她在王健之前就认识刘少奇，在王健之后也听女友议论过刘少奇的不幸婚姻，但这一切尚与她无关，她该干什么干什么，仅参加晋绥土改，一去就是一年多；也就是在土改当中，她的科学梦想与美国梦想，才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替代。
刘少奇率领中共工委途经晋绥，曾见过王光美等工作队队员一面，但是没有故事。连续三次婚姻挫折，使得刘少奇在这方面心灰意冷，解放战争一泻千里的大发展也使得他没有片刻闲暇。他的胃病在这个时期日益严重，人消瘦得非常厉害，以至千里之外，转战陕北的毛泽东，都不得不经常通过电报，关心、询问刘少奇的体重、胖瘦问题。天下即得，百业待兴，刘少奇的身体状况与生活状况，早已远远不是他个人的事了。土改任务结束，回到军委岗位不久，王光美与刘少奇为了革命事业，结婚了。或者说党中央与同志们为了革命事业，要他们俩结婚了。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听来，无论如何都像是调侃，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大实话。王光美与刘少奇，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走到一起，有着太多的偶然，也有着太多的必然。
从1948年8月开始，刘少奇一天一天地胖起来，以至人们可以从“文革”前夕的照片上看到，刘主席需要背带提着微肥的裤腰。王光美与她非凡的丈夫共同生活了20年，固然她体会过无尚的荣耀，但她为此坐了12年牢房。无论刘少奇的处境多么险恶，她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感情。在几百个中央委员举手通过“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的决议时，有一个女人没举手，那是陈少敏；在8亿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有一个女人坚如磐石，忠贞不渝地爱着他，这是王光美。
王光美恪尽职守，不逾矩地辅佐丈夫的事业，盛极不骄，败极不惊；她把丈夫两个前妻的子女，与自己的孩子，维系成一个和睦的家庭；她自然天成，一派大家风范。如今，她除了平平静静地生活着，再就是为中国的母亲们搞了一个“幸福工程”，尽其所能。王光美，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在这一句之后，还要再声明一句：这绝不是阿谀奉承。因为，估计为数不少的人，如果没有亲自与这位被狂泼过墨水的女性直接接触过，恐怕真的很难很难把清华大学批斗会上那个挂着乒乓球的女人，从黑色印象中剥离出去。
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少奇的婚姻生活与他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多次遭际坎坷，能料想得到的遇上了，料想不到的也遇上了，悲剧远远超过喜剧。还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少奇除了这六次明媒正娶的婚姻，既便是“文革”那样的年代，再也没有一丝半点的绯闻揭露。对于一个10年里可以被肆意诋毁的人，居然在他的私生活上再无谣可造，这难道不是从反面证明了一个极其过硬的事实：那个写“修养”论“修养”的人，也是一个真正在以“修养”立身的人这与许多身后之名往往经不住两三年推敲的人物相比，是何其可贵。
毛岸英尸骨为何没能运回国内安葬
彭德怀写信毛泽东，“我意埋在朝鲜”。
彭德怀：昨二十四日赖传珠同志拟一封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以此教育意义甚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
金日成：岸英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
秘书把文件夹递给毛泽东，接着又说：“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们希望把岸英安葬在朝鲜。”
刘思齐、邵华提出“迎岸英回家”，毛泽东没有同意。
后来，刘思齐、邵华再次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毛泽东沉默良久，引用东汉初期著名老将军马援的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毛泽东没有同意她们的要求。
彭德怀写信毛泽东，“我意埋在朝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中南海永福堂灯火通明。这是一座挂着乾隆御书“永福堂”匾额的北京老式四合院，五间北房东西一字排开，当中一间是餐厅，东侧的两间是彭德怀的起居室，西侧的两间为办公室。东厢房曾作为召开军委办公会议的会议室，西厢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由于年久失修，有的门窗已经损坏，廊柱上的油漆开始剥落，整个四合院显得较为破旧。
此时，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正坐在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审阅军委总干部部送来的一份电报。他推开文件夹，摘掉老花眼镜，端起杯子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水，然后起身在办公室的地毯上来回踱步，脑子里琢磨着电报里的内容。
几天前，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一事给中央军委发来一份请示，军委总干部部起草了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按理说，在国内安葬毛岸英无可厚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以及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遗体，均已运回国内安葬在安东、沈阳等地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因此这样做并无特殊。
彭德怀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和光明磊落的人。他看完电报后，觉得把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国内安葬不太妥当，但又觉得事关国家主席，自己不好擅专。他准备给周恩来写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吃罢晚饭，他又坐回办公桌前，严肃得如同一尊神像。他点上一支烟，缭绕的烟雾漫过了他的发际，使他的心绪难以平静——
一场旷日持久的抗美援朝战争，牺牲了多少中华儿女啊！他们都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毛岸英也不应该例外。毛主席不是亲口说过岸英是志愿军中的一位普通战士嘛！再说作为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象征，作为毛主席本人和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毛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这是一座友谊的桥梁，架设在鸭绿江之上；这是一座感情的丰碑，竖立在中朝人民心中！
毛岸英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既有利于教育中国人民，又有利于中朝友谊。想到这里，主张“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的彭德怀掐灭烟头，戴上花镜，提笔疾书：
总理：
昨二十四日赖传珠同志拟一封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以此教育意义甚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敬礼
彭德怀
十二月二十五日
金日成：岸英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
周恩来看完彭德怀写来的信，沉思良久，认为老将军说得有道理，毛岸英的尸骨不宜运回国内安葬，更不宜在北京安葬，应该和牺牲了的所有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这也是主席的意思，这样做政治意义更大。于是，他将彭德怀的信批转给毛泽东阅示。“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拿着文件夹走进菊香书屋，轻声说，“总干部部给彭总发来一个电报，说岸英是主席的儿子，要求将岸英的遗骨运回祖国，破格安葬在北京。彭总从大局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彭总写给总理的报告，总理批给您阅示。”
秘书把文件夹递给毛泽东，接着又说：“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们希望把岸英安葬在朝鲜。”“老彭说得对，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啊！”毛泽东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文件上慨然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
这就是一代伟人的胸怀！
于是周恩来当日在彭德怀的信上作了“尊重你的意见和朝鲜同志的要求，请（传珠）重拟复电”的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圈阅后也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主张烈士与青山同在。他早年走出韶山冲赴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读书时，为表示自己满怀豪情闯天下、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和信心，曾将改写的一首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题目叫《呈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时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后来，刘思齐、邵华再次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毛泽东沉默良久，引用东汉初期著名老将军马援的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毛泽东没有同意她们的要求。
就这样，毛岸英与千千万万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他战斗过的并用鲜血浸染过的朝鲜大地上。他们与青山同在，“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在平安南道桧仓郡西北一百五十多米高的山坡上开始兴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占地面积九万平方米，一百一十五名党员、十六名团员和三名无名烈士的坟茔准备安葬在一百三十四棵青松下，其中包括毛岸英烈士的忠骨。
桧仓像朝鲜的许多山城一样，坐落在一片较大的山坞里。城镇不是很大，一条狭窄的街道逶迤穿过城区，道路两旁挤满了参差不齐的低矮建筑。一九五一年九月，志愿军总部移驻此地，在以后七年的时间里，共建有两处办公地点：一处是志愿军总部洞库指挥所，彭德怀曾在这里运筹帷幄；一处是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在城区另建的志愿军总部。
志愿军烈士陵园距志愿军总部约一公里。陵园的大门朴实无华，上面用中朝两种文字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进入陵园，首先要通过用条石铺就的二百三十七级台阶（象征着二百三十七万参战志愿军官兵）的陵道，然后是一道飞檐翘角、琉璃瓦顶的陵门，门楣上刻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背面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各军兵种的军人画像。
走过陵门便是一座碑亭，飞檐斗拱，绿瓦红柱。亭中丰碑矗立，正面刻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烈士永垂不朽”字样，背面是抗美援朝战争简介；碑亭雕梁画栋，梁枋的四面是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的画像，栩栩如生。
碑亭后巍然屹立着志愿军战士雕像，通高七点五米，像高三点三米，为红铜塑制。像基前面有和平鸽，并刻有“和平万岁”四字；左右两侧分别是郭沫若和彭德怀的亲笔题词，字迹浑厚洒脱。雕像后面是两组反映志愿军战斗和中朝友谊的大型群雕，形态逼真，意义深刻。
墓地翠柏环绕，肃穆凝重。烈士墓组成一个整齐的方阵，烈士们头枕青山，面朝祖国（西南的北京方向）。除三个无名烈士外，每个烈士墓前都竖有一块刻着名字的石碑，每个墓旁都栽有一株英姿挺拔得像烈士本人一样的中国东北黑松。
第二章 党国秘闻
揭秘43名国民党“要员”的最终结局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这一名单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大员，半个世纪过去了，尘埃落定，从第一个死去的戴季陶，到最后一个离世的宋美龄，这43名战犯的人生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的最终结局是怎样的呢？
第一号 蒋介石：悬棺待葬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949年，蒋介石逃至台湾。当时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惶惶不可终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使国民党政权有了自保的机会，蒋一面支持美国的侵朝战争，一面在岛内开始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及建设，为60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1972年，蒋因感冒并发肺炎，又发生车祸，致一蹶不振，1974年复因流感引起肺炎，终于在次年4月5日清明节一命归西。遵其遗愿，“灵柩暂厝于慈湖，俟来日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这一愿望，如果还是意在“反攻大陆”，已是绝无可能，但如是移葬大陆，中共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悉听尊便。”
第二号 李宗仁：叶落归根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桂林人。1949年1月，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大陆解放后，他不愿去台湾，前往美国。被台湾当局罢免“代总统”职务。随后在美居住长达十几年。晚年，受中国GCD“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他冲破重重阻碍，冒着生命危险，于1965年7月间偕夫人郭德洁女士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消息传出，轰动世界。李宗仁返回大陆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在生活上得到周全安置。“文化大革命”时，受周恩来总理保护，未受冲击。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第三号 陈诚：主政台湾
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人。字辞修，号石叟。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等职，去台后，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决定，对台湾经济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同时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1965年3月5日，陈诚因感冒并发肺支气管炎在台北停止了呼吸。
第四号 白崇禧：独死公馆
白崇禧1893～1966，广西桂林人，字健生，回族。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华中“剿总”总司令等职。白崇禧作为桂系首领，既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出过力，又屡次参与逼宫，为蒋不容。去台后，蒋一直想置他于死地，但当时同属桂系的李宗仁尚在海外，蒋介石还要利用白来牵制李，所以没有下手，但将其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派保密局对他进行监视。后蒋获悉：白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遂令毛人凤筹划暗杀，但白因副官救助幸免于难，从此深居简出。李宗仁回大陆后，白崇禧的利用价值已失。时白妻病逝，他的心灵受到重大创伤，遂终日寻欢作乐。特务机关在知其常买补药后，便暗中命令医生给其下重剂量。白服药后，产生了返老还青春之错感，与护士张小姐热恋，于1966年12月2日被发现气绝身亡。
第五号 何应钦：失权有宠
何应钦1890～1987，生于贵州兴义，字敬之。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和行政院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去台后，曾出任蒋介石“总统府”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计划主席。何应钦原是蒋介石的宠臣，但因其曾偏袒桂系，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意图主持武力进攻西安，欲在讨伐中置蒋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而逐渐大权旁落，但仍保持相当地位。去台后，开始深居简出，不闻政事，“闭门思过”。于1987年10月20日死于台北，时年98岁。
第六号 顾祝同：心思谁知
顾祝同1893～1987，字墨山，江苏涟水人。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行政长官。去台后，任代“国防部长”等职。由于对蒋介石忠贞不贰，顾祝同一生官运不衰，在台湾被圈定为替蒋经国保驾护航的“辅国大臣”，曾多次提拔、指导蒋经国。他晚年身体很好，散步养花，生活规律。1973年5月，82岁的顾祝同还与何应钦一起，兴致勃勃地访问了金门与澎湖诸岛。他在参观金门炮台时，手举高倍望远镜，对着大陆方向，凝视了足有十几分钟，方才还谈笑风生的顾祝同，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1987年1月17日，顾祝同在台北病逝，终年95岁。
第七号 陈果夫：潦倒而死
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CC系，长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合称四大家族。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并给蒋经国扫清政治道路，“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陈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后能回到故乡浙江吴兴。他写过一首《故乡》诗，字里行间寄托着他浓浓的乡情。
第八号 陈立夫：期盼统一
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CC系的首领。1949年12月去台湾，1950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整肃CC系，陈知大势已去，写信给蒋请求出国，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1967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晚年陈立夫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并提出对大陆经援方案，期望为统一事业做出贡献，被评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曾震动台湾朝野。2001年2月8日，新华社发布新闻：“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第九号 孔祥熙：客死异域
孔祥熙1880～1967，国民党四大家族代表之一，山西省太谷县人。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1948年赴美为国民党政权寻求贷款，随即定居美国。在美国，孔祥熙貌似当寓公，实则替蒋介石做着暗中牵线的角色，被美国人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1960年10月，美国进行总统大选，孔祥熙受国民党当局指使，暗中向尼克松提供竞选费用的内幕曝光。1967年8月15日，孔祥熙死于纽约一家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引述他的一位前下属所说：“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对孔给予了很高评价。
第十号 宋子文：因噎而亡
宋子文1894～1971，原籍广东文昌。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1949年，宋先赴法国，后定居美国。虽作为皇亲国戚，但蒋宋并不始终和善，宋在美国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一直在建设自己的独立王国，结识并在经济上照顾着各种势力的人物，还曾被指从加拿大向中国内地走私枪支，这一切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与警觉，但也对他无可奈何。1963年，宋曾接受蒋介石邀请，访问台湾。蒋仍指望借助宋对华盛顿施展影响，但无果。1971年4月24日晚，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小型宴会上，传出一条消息：前国民党政要宋子文，因误吞鸡骨被鲠死，终年77岁。
第十一号 张群：百年老人
张群1889～1991，号岳军。四川华阳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因他与日本关系密切，奉蒋之命，频繁往来台北、东京之间，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上层右派，鼓吹“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971年7月，张群最后一次访日，试图阻止中日建交，以失败告终。晚年的张群闲来无事，便著书立说，谈修养，说喝酒，论爱情，并宣称：“人生七十才开始，六十几岁还在摇篮中。”还与张学良、张大千、王新衡一起轮流做东，参加“三张一王转转会”。1991年12月14日，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2岁。
第十二号 翁文灏：回归大陆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曾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1951年回国。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翁文灏原是一位爱国地质学家，因感于蒋介石知遇之恩而步入政坛，成为蒋的高级幕僚，直至行政院长之职。在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决定“弃暗投明”。1951年，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离开了人世。
第十三号 孙科：虎父犬子
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字哲生。孙中山之子。曾任考试、行政、立法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美国，以种菜为生。1964年由美国至台湾，任“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但只是木雕泥塑偶像。他一生节俭清廉，在这点上没有给自己的先父留下污点。1973年9月20日，孙科在台北逝世。举行葬礼之时，宋美龄出面瞻仰其遗容，亦算是对孙家的一个交待和礼遇。
第十四号 吴铁城：晚年受辱
吴铁城1888～1953，原籍广东香山，生于江西九江。曾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职。1949年底，吴铁城逃到香港，后到台湾，次年3月，蒋介石复任“总统”，吴被任命为“总统府”资政。1953年，吴因好友王世杰撤职查办之事，自恃劳苦功高，与蒋当面顶撞，蒋原就对吴曾支持李宗仁怀恨在心，故当面责骂，并将其赶出了大门。吴年近古稀，受此“大辱”，当夜连服三枚安眠药。次日，家人发现这位“党国铁老”已长眠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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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号 王云五：在商言利
王云五1888～1979，广东中山县人。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到台后，先后担任考试院、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后淡出政坛，将精力投入其热衷的文化事业。曾被聘为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专职教授，培养了众多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台湾有“博士之父”的誉称。但他本人既无什么学历，也无文凭。后于1969年获韩国建国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了却其一大缺憾。1979年8月14日，病逝于台北，终年92岁。
第十六号 戴季陶：油尽灯枯
戴季陶1890～1949，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曾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是国民党内反共理论权威，被称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戴季陶也同蒋家王朝一样，最终避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1949年2月11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在广州面对窗外连日大作的风雨，大生悲恸凄惨之感，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匆匆在他乡结束了生命，他是43人中第一个死去的人，距名单公布不到2个月。
第十七号 吴鼎昌：病死香港
吴鼎昌1884～1950，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绥定，字达铃。曾主持《大公报》，任社长，后投奔蒋介石，从此摇身变为国民党的鹰犬，使《大公报》的立场从“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变成为国民党张目，鼓吹反共的工具。后任总统府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他曾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结果弄巧成拙。1950年8月23日病逝于香港，享年67岁。
第十八号 熊式辉：一介草民
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字天翼。曾任淞沪警备司令、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熊式辉受命负责“接收”东北，败于解放军，他本人也从此失宠于蒋介石，退任虚职。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熊式辉由于蒋对他的冷落而举家迁往香港。1954年7月，熊式辉到台湾，但不为陈诚所容，连蒋介石的面也未能见上。最终完全沦落成一介草民，后又迁回香港。1974年1月21日病故，终年81岁。
第十九号 张厉生：终遭遗弃
张厉生1900～1971，字少武。河北乐亭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驻日“大使”等职。在台期间，他与陈诚配合，共同经营台湾，政绩突出，一度深得蒋介石垂青。不久，出任“驻日本国大使”。在日本与台湾关系疏远后，蒋归咎于张厉生“工作不力”，从此不再任用。他不禁心情黯淡，身体也每况愈下。张厉生虽多年官高位显，但清廉自律，一心于“党国事业”，最终晚景凄凉。1971年4月21日，病逝于台北家中，享年72岁。
第二十号 朱家骅：苦守学术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去台湾前，时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与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负责将故宫、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及书籍运往台湾，为中央研究院迁台做准备，同时收容国内各地有名望的教授，成为中央研究院在台发展的基础。他为在台重振中央研究院煞费苦心，最后却于1957年不得不黯然告退，让位于对中央研究院无尺寸之功、由蒋介石圈定的王世杰。1963年1月2日，朱家骅在台北病逝，终年71岁。蒋介石亲临吊唁，特赠“怆怀勋硕”挽额。
第二十一号 王世杰：凄然北望
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阳人，字雪艇。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宣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台湾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研究院院长等职。去台后不久，多次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及蒋氏父子专制统治的王世杰因涉及“吴国桢案”被革职查办。6年后复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晚年的王世杰经常独坐在花园中低吟苏东坡的《西江月》：“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思乡之情溢于言表。1981年4月，王世杰病亡于台北，享年90岁。
第二十二号 顾维钧：外交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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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在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期间，为争取山东问题的解决，代表中国据理直言，赢得了极高的声望。曾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大使，参加起草联合国宪章，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国民党逃台后，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当局“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晚年的顾维钧身居美国几十年，但始终未入美国籍，并对祖国的和平统一抱有坚定而执著的信念。1985年11月，即将迎来97岁华诞的顾维钧仙逝于纽约寓所之中。
第二十三号 宋美龄：世纪老人
宋美龄1897～2003，原籍广东文昌，生于上海。1927年12月与蒋介石结婚，任蒋介石的秘书与英文翻译。1936年西安事变后，赴西安谈判，为事件的和平解决与随后的国共合作抗日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也大大增强了她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加了蒋介石对她的信任和倚重，此后多次赴美为蒋争取援助。到台湾后，由于蒋介石有意扶持蒋经国，其“第一夫人”的位置日益礼仪化。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逐渐淡出台湾政坛，赴美长期休养。晚年仍关注着台湾的政局，反对台独。2003年10月23日，这个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中国著名女性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106岁，她也是43人中最后一位离去的人。
第二十四号 吴国桢：书生本色
吴国桢1903～1984，湖北建始人，字峙之。曾任重庆市市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职。去台后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曾得到蒋介石欢心，但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吴国桢，不满国民党一党专制，反对蒋氏父子“家天下”，于1953年离台赴美。后因被台湾当局指控卷入“王世杰案”，与台湾蒋介石政权隔海对骂，公开指责国民党的专制统治。1954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解除一切职务，1984年6月6日在美病逝。
第二十五号 刘峙：嗟来之食
刘峙1892～1971，江西吉安人，字经扶，曾任河南省主席、第五战区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逃往香港，但在九龙遭土匪抢劫，竟落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而此时台湾当局又以他滞港久未归队，取消其战略顾问资格。当年10月，刘峙被迫流落印尼，以教书糊口。1953年10月，由何应钦、顾祝同等人说情，台湾方面终于给刘峙出了一张“入台证”。回到台湾的刘峙于次年被委任以“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虚职，他在台中的寓所深居简出，过起了现代隐士的生活。1971年1月15日，刘峙在台中病逝，终年79岁。
第二十六号 程潜：礼遇有加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字颂云。曾任武汉行辕主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使湖南全省和平解放。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中央政府和毛泽东对这位爱国将领、人民的功臣礼遇有加，1952年秋天，毛泽东邀请他到中南海划船游览，曾亲自为年已古稀的程潜操舟。1968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第二十七号 薛岳：冯妇难当
薛岳1896～1998，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抗日战争中曾指挥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巨大战绩。后曾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南京政府参军长、广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底，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防守海南失败。到台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虚职。长期赋闲家中，未得蒋氏父子的重用。到了1990年2月，台湾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正、副“总统”。当局出于安抚和拉拢资深及军系“国大”代表的考虑，居然推出96岁的薛岳主持开幕典礼。结果民进党代表大闹会场，进行抵制，弄得薛岳好不尴尬。1998年5月，在台湾病逝，终年102岁。
第二十八号 卫立煌：北上回归
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曾担任孙中山卫士，后追随蒋介石，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战局失利，被蒋撤职查办，软禁于南京。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卫化装出逃上海，再乘船到香港，开始隐居生活，但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当他获知自己名列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时，长叹道：“我有救了？选”与蒋貌合神离，可见一斑。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秘密回到了祖国大陆，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争取国民党人士回国和台湾和平解放，祖国统一，尽心尽力。卫立煌早年从军，曾两次因坠马而导致脑震荡，使健康受损。196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3岁。
第二十九号 余汉谋：种菜赌棋
余汉谋1896～1981，广东高要人，字幄奇。曾任陆军总司令、华南军政长官。解放后，从海南岛退往台湾，被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但是有名无实。长期闲居台北北投郊区的家中，过着“种菜未容终老去，赌棋时约故人来”的悠闲生活。晚年空虚无聊，便皈依基督，成为虔诚的信徒，昔日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度早已荡然无存。1981年12月17日去世，终年85岁。
第三十号 胡宗南1896～1962，浙江镇海人，原名琴斋，字寿山。曾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是蒋介石嫡系，一度执掌西北军事实权，被称为“西北王”。1947年曾率部进犯陕甘边区，受到人民解放军痛击。解放战争后期率部撤往西南，逃到台湾后，胡被任命为“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又被调任澎湖防守司令等职，旋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研究员”等职，从此完全失去往日“西北王”的威风。1962年2月14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
第三十一号 傅作义：和平起义
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字宜生。傅作义在北伐战争期间以守涿州而闻名，抗日战争期间，指挥过怀柔三役、绥远战役和光复五原的战役，都取得巨大胜利。傅作义因此成为民族英雄，并有“常胜将军”之称。1949年1月，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长期心系祖国统一，临终还留下一篇对台讲话，盼望台湾能通过和平统一的方式回到祖国的怀抱。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将军因病离开了人世，终年79岁。
第三十二号 阎锡山：离土而死
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字百川。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从此长期踞晋自保，投靠蒋介石后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职。1949年3月逃出太原。南京解放后，曾在广州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去台湾后，任“国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实际被蒋介石剥夺了实权，只存虚名，而在名义上蒋却给予阎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的评价。1960年5月21日，阎锡山在台北病逝，终年77岁。
第三十三号 周至柔：仍受重用
周至柔1896～1986，浙江临海人，原名百福。原为陆军将领，后受宋美龄赏识，负责创建中国空军，并在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周也因此一直升至空军司令之职。去台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台湾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侍从室主任等职。其间政绩突出，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周至柔侍母甚孝，其母直到93岁高龄才去世。周还披麻带孝，甚为悲哀，这点颇得世人好评。1986年8月29日，周至柔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享年90岁。
第三十四号 王叔铭：钟情梨园
王叔铭1904～1998，原名王勋。早年曾加入中国GCD，曾赴苏联空军航校学习，回国后投靠蒋介石，是国民党空军创始时期的重要人物。解放战争时期任空军副总司令。去台后，活跃于军政两界，先后任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职。王为人倔强阴险，火气大，善耍手腕，有“王老虎”之称。他爱好广泛，最喜欢跳舞，常由亲信驾车寻找舞伴。尤其爱好京剧，公务之暇常参与唱和，并创立大鹏剧校，训练京剧人才，组建剧队。
第三十五号 桂永清：短命总长
桂永清1900～1954，字率真，江西贵溪人。在黄埔军校时深得何应钦器重。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得到蒋介石重用，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率教导总队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伤亡重大。后被派往英国开展军事外交。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解放战争中，“重庆舰”等几十艘军舰起义或投降解放军，使国民党海军损失巨大，桂永清因此受到“弹劾”。去台后，辞去海军总司令职，任“总统府”参军长。1954年，升任参谋总长。但上任不足两个月，便因病身亡。
第三十六号 杜聿明：立地成佛
杜聿明1905～1981，陕西米脂人，又名光亭。曾参加北伐战争。1942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赴缅甸与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1月被解放军俘虏，成为阶下囚。1959年，人民政府宣布将他特赦。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晚年的杜聿明十分关心祖国统一，曾多次发表文章，寄语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第三十七号 汤恩伯：死于日本
汤恩伯1900～1954，浙江金华人。北伐战争时投*蒋介石，成为其嫡系。抗战初期建立卓越功勋，但在防守河南时名声不佳，有“水旱蝗汤”之称。日军进攻河南时率部溃逃，造成中原大溃退的惨局。抗战胜利后，任南京卫戍总司令、第一绥靖区总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职。1949年在上海负隅顽抗，同年5月守军覆灭。汤逃往台湾，任“总统府”顾问虚职。在大陆时，汤曾出卖劝其投降人民的恩师陈仪，致陈仪遇害，因此背上“卖师求荣”的恶名，受到朋友离弃，落落寡合。1954年6月29日，在日本手术期间死于医疗事故，时年54岁。
第三十八号 孙立人：清白难还
孙立人1900～1990，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抗战爆发后，任三十八师师长，远征缅甸，获英国皇家勋章。去台后曾任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受命“整军”，但他在“整军”的过程中损害了黄埔系的利益，并因试图削弱军队政工制度而得罪蒋经国，使得蒋介石担心孙最终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威，阻碍蒋经国日后“接班”。1955年6月，孙的下属郭廷亮因策划“兵谏”被捕，孙立人也被软禁，直到1988年才获得自由。1990年11月7日在家病逝，终年90岁。他至死也没有等到当局的平反。
第三十九号 马鸿逵：晚景凄凉
马鸿逵1892～1970，甘肃河州人，字少云，回族。曾任袁世凯侍从武官。后随冯玉祥。1929年投蒋，任宁夏省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积极参加并进行反共、“剿共”。1949年溃逃于台湾。马鸿逵在西北时与马步芳互相倾轧，“贻误战机”，在台湾受到“弹劾”，由原来的一品大员已成寄人篱下。不久迁往美国，在美期间虽生活富足，但妻妾争风，子孙不睦，令他极为痛苦。1970年1月，马鸿逵病逝于美国。
第四十号 马步芳：出逃中东
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回族，字子香。早年服从冯玉祥，后弃冯投蒋，通过依附强权，并吞弱势，逐步奠定了在青海的统治地位。曾任青海省主席、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等职。马步芳素有虎狼之性，曾残酷镇压西路红军，盘剥青海人民，犯下了种种罪行。西北解放前夕，马步芳逃往台湾，后长期定居沙特阿拉伯，曾任台湾驻沙特“大使”，虽年将垂暮，却恶性不改，不仅侵犯部属之妻女，甚至罔顾伦常，强暴自己的亲侄女。台湾当局终于以腐化无能为名将其免职。1975年，病逝于沙特阿拉伯，终年72岁。
第四十一号 陶希圣：御用文人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陶原系文人，曾主编《独立评论》周刊。后秉笔从政，1938年12月随汪精卫叛逃，任伪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至上海，揭露了意在使日本独占中国的汪日“密约”。后成为蒋介石御用文人，为蒋介石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集中阐述蒋介石的反动理论，为发动内战制造依据。去台后，陶希圣曾任“中央”评议委员、国策顾问等职。1988年6月去世，终年89岁。
第四十二号 曾琦：反共难成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曾在留学法国期间成立中国青年党。回国后创办《醒狮》周报，反对国共合作，煽动蒋介石镇压GCD人。但在抗战中，曾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46年任“国大”主席团主席，次年4月参加蒋介石政府，1948年秋赴美，鼓吹美国应继续援助。
第四十三号 张君劢：误入歧途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号立斋。江苏宝山今上海宝山人。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鼓吹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曾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在蒋介石拉拢下，参加伪国大。国民党逃台后，张君劢在海外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以“第三势力”自居。张君劢一生未置产业，仅靠稿费与少量养老金维持，生活清苦。1969年2月23日在美国去世，终年82岁。
蒋介石早逝之谜：宋美龄导致丈夫病情恶化
蒋介石初期卧病时，宋美龄急切期待蒋介石能早日恢复健康，尽快到“总统府”销假上班。到了1972年9月以后，宋美龄更希望借助物理治疗方法，达成让蒋介石康复的目标，并且能“早一点恢复上班”。
宋美龄交代由孔二小姐负责主持的台北天母“振兴复健中心”，延请一位从美国医院退休的医师，到官邸专门为蒋介石进行物理复健疗程。同时，“振兴复健中心”还有复健技术员，为蒋介石作全身按摩，活动四肢各个关节。
复健课程的场地，就在士林官邸大客厅靠壁炉附近的空间。“振兴复健中心”派了复健医师、复健技术员，医疗小组的医师、护士、侍从副官等人在旁服侍。宋美龄也总是在场旁观复健，不断鼓励蒋介石多走几步。大病初愈，蒋介石的四肢关节和肌肉萎缩情况虽然不算严重，却相当程度地影响行走活动，蒋介石虽然勉力为之，巍巍颤颤，战战兢兢，最多也只能走几十步。
除了走路训练，因为右手萎缩得厉害，病中已无法以右手写毛笔字，更遑论批示公文了。宋美龄强迫蒋介石用左手练写毛笔字，希望他日后能用左手写字办公。
复健工作持续了好几天，蒋介石毕竟是军人出身，意志坚定，毅力惊人，从复健之初，在有人扶持之下，行走数十步，到稍后可以到户外作短距离散步，观赏园中花木景致。在稳定中见到身体情况一天天进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复元情况理想，竟然想揠苗助长，恢复病前每天下午坐车兜风散步的老规矩。宋美龄这项举动，却引起医疗小组一阵紧张，没人敢拍胸脯保证，在座车兜风的过程中，不会发生致命的突发事故。
1 强行兜风，“御医”冷汗直流
从1972年7月以来，蒋介石卧病期间，身上插满了各种医疗用的管子，氧气管、胃管（自行进食后拆除）、点滴管子、抽痰管，以及四五条心电图线路，医师时时刻刻都要监测蒋介石心脏搏动状况。复健期间，作物理治疗，蒋介石必须拔除这些管线下床活动，但毕竟脱离仪器监控的时间不长，顶多半个小时，又会回病床躺下，重新插上这些管线。何况散步地点不出官邸或病房周边，近在咫尺，纵令有紧急情况，医护人员亦可随时应变，风险不大。
可是，若是搭着“总统”座车到郊区兜风，脱离了官邸和病房的各种医疗器材的监控范围，万一蒋介石的心脏负荷不了，或者发生紧急情事，谁都负不起这责任。无奈宋美龄坚持要蒋介石一块儿去兜风，医疗小组只好奉命行事，请“三军总医院”调来一部最新式的救护车，配属一组医护人员，坐在救护车上待命，车上齐备全新的医疗急救器材，紧跟在“总统”座车的后头，亦步亦趋，全程一路尾随。
那天是蒋介石病后第一回坐车兜风，久未出门的蒋介石心情格外兴奋，宋美龄也好久没有外出，能再次和蒋介石夫妻同行出游，显得十分开心，交代侍卫长，今天可以开远些，就往高速公路方向开吧。
台湾的“十项工程建设”，是蒋介石亲自批准计划并全力推动的，中山高速公路正是“十项工程建设”相当重要的一环。是时，中山高速公路只有北部部分路段完工，而且尚未开放通车。蒋介石车队是第一批开上中山高速公路的车辆，新建的公路，路面修得非常平整，行驶平稳舒适。座车一路从台北，直奔桃园龙潭；沿途风景秀丽，令人心旷神怡，蒋介石凝视车窗外景致，思及“十项工程建设”已有初步成果，而这两年卧病在床，不能亲身与闻国政，深觉既欣慰又感慨。
车队到了龙潭，已到当时高速公路通车路段尽头，医疗小组人员考虑到蒋介石恐怕太累，马上调转头返回士林官邸。
一趟兜风行程不到一小时，已经让整个医疗小组的“御医”们，捏了好几把冷汗，生怕稍有闪失，蒋介石的心脏要是在路上出了一点状况，谁都没有把握能不能救回来。直到“总统”座车和车队安返士林官邸，“御医”们心里那颗大石头才放下来。
蒋介石重病兜风，固然让医护人员紧张不已，但从宋美龄的立场而言，要蒋介石外出散心，也是一种促进蒋介石康复进度、早日过正常人生活的一种手段。
宋美龄除了想尽办法，希望蒋介石尽早康复，尽早恢复上班，宋美龄也思虑到另一个事涉观瞻的问题。蒋介石久未公开露面，特别是庆典场合，总是不见“总统”主持，而由严家淦“副总统”代表，难免留给外间种种揣测的空间，是不是蒋介石已经一病不起，甚至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在蒋夫人深思苦虑之下，“政策性”地安排了几次公开场合，让蒋介石出现在电视镜头或是摄影镜头面前，借此昭告天下，蒋介石还十分健朗地活着，外界的谣传，纯属无稽，不攻自破。
为此，宋美龄一共为蒋介石安排了三次公开露面场合，还有一次秘密露面场合。这些露面场合分别是：孙子蒋孝勇结婚后偕同新婚妻子方智怡，到“荣总”第六病房和蒋介石、宋美龄合照；孙子蒋孝武婚后生了儿子友松，特地抱到病房，让蒋介石享受含饴弄孙之福；国民党全会主席团在中山楼晋见蒋介石；而秘密会面场合，则是和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马康卫晤面。
2 美国“颠覆大使”刺探老蒋病情
和马康卫的会面，时间点应是1974年的秋冬之交。之前，美国方面曾经多次向台湾当局“外交部”反映，马康卫“大使”希望在卸职之前，能和蒋介石会面晤谈。马康卫大使人称“颠覆大使”，凑巧的是，许多他驻在国家，在他出使期间，都发生了离奇的政变事件。1970年，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访问美国，险些被“台独”分子黄文雄等两名歹徒刺杀，事后亦有传媒臆测和马康卫“有关系”。
蒋、马最后会晤，安排在士林官邸大客厅，蒋介石当天的精神状况良好，体能也不错。马康卫进入官邸大客厅，和蒋介石、宋美龄握手客套寒暄。蒋因为腿部肌肉萎缩，只能坐在椅子上和马康卫握手，为免失礼，有关人员曾经事先告知马康卫，蒋介石腿部肌肉不能随意坐立，故只能坐着和马康卫握手，宋美龄也一旁致意说明，马康卫表示他毫不介意，并礼貌性地表达他对“总统”阁下健康的关切。晤谈过程，全部由宋美龄担任翻译。当天会晤时，蒋介石除了开头讲了几句话，之后几乎全由宋美龄和马康卫交谈，蒋介石只是一旁微笑点头。
马康卫见蒋，有两大目的，其一是向蒋介石表达感谢之意，因为，他即将在第二年春天结束出使任务，返回白宫复命；其二，马康卫显然是要借着这次会晤，亲自探知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向美国当局作第一手的简报。
马康卫是美国驻台湾当局历任“大使”中，任期最久的一位，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美国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首先，被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视为“义子”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秘密访问北京，为美中关系破冰，鸣第一枪。尼克松此举，曾引起台湾当局内部强烈震撼，无异于台湾五雷轰顶之打击。蒋介石一度把这项“外交”失利，归咎于台湾当局“外交”人员的办事不力，甚至归咎于孔令侃受台湾当局委托，转赠尼克松选举团队政治献金，没有发挥既定效果。
1972年1～2月间，孔令侃兼程返回台湾，由宋美龄代其争取“行政院长”职位，遭蒋介石峻拒。尼克松对台湾当局态度丕变，突然秘密造访北京，蒋介石盛怒之下，更迁怒孔令侃没有做好对美工作，怎么可能再授他以更高权柄？更何况，在此之前，1971年10月间，因美国政府未尽全力支持，台湾当局黯然退出联合国；而早先孔令侃曾信誓旦旦，能做好美国关系。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一败涂地，蒋介石对其“外交”系统深表不满，也影响蒋介石对孔令侃之观感。
从1972年9月到1974年12月1日之间，蒋介石固然仍在病中，但病况大致仍在医疗小组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换言之，蒋介石健康情况仍在相对稳定的阶段。这个阶段当中，官方的《蒋介石治疗报告》叙述的治疗情形，也大致还符合实情，并无过分粉饰情事。
在提及1973年12月22日，蒋介石出院回士林官邸，以至1974年12月1日之前，这近一年之间，蒋介石身体情形，《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蒋介石返回士林官邸后，心情极为愉快，食欲增加，体重亦随之增加至110磅左右，每日在官邸庭园中游览数次。在返回士林官邸休养的一年之间，每日仍接受物理治疗……但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仍不时发作，每次仍赖服用各种抗生素药剂始能控制，因血管硬化所造成之心脏肥大，虽经休养及医治，偶仍有心律不规则发作。”
但是，官方版的《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中谈及1973年12月22日至1974年12月1日治疗情况时，若干关键字句，隐隐约约地间接透露了日后在医疗决策上，出现重大问题的伏笔。在这一阶段的《蒋介石治疗报告》中指出：“医疗小组因感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时发时愈，此对蒋介石之健康有极不良影响，又蒋介石之血管硬化及心脏肥大症，亦可随时产生并发症，因此曾邀请国内外泌尿、心脏等科专家会诊，几经商讨后，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只有增加营养，增进体力，随时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
这段记载中所谓：“曾邀请国内外泌尿、心脏等科专家会诊，几经商讨后，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除非是明了蒋介石晚年医疗过程实况的“御医”，此外，没有人会意识到上述《蒋介石治疗报告》这段文字，正是攸关蒋介石生死之谜的关键字句。
3 1974年12月1日，成为蒋氏身体状况的分水岭
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呢？且听娓娓道来。
蒋介石神智清楚尚能视事时，有关岛内事务，无论巨细，僚属们总要问过蒋介石的意思之后，方能拍板过关。官邸事务，蒋介石向来尊重宋美龄，鲜少过问。至于政务，蒋介石向例不允许宋美龄插手，惟独对美“外交”事务例外，蒋介石相当尊重宋美龄的意见。等蒋介石卧病在床，医疗事务则由宋美龄一把抓。当上了“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尽管接掌了大多数的政务，士林官邸内的事务绝不轻易碰触，更不敢过问宋美龄的决议。
蒋介石卧病昏迷期间，官邸重要事务惟宋美龄马首是瞻。宋美龄宠信外甥女孔令伟，溺爱有加，孔二小姐和孔令侃并称为宋美龄的两大金童，孔令伟地位如同宋美龄亲生女儿。官邸人当面称她“孔总经理”，背地里称她“孔老二”或“孔二小姐”。此人天赋异秉，鬼灵精怪，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似乎什么都懂，颇有点小聪明，又老爱做怪。孔二小姐的外行硬充内行，难免捅出许多纰漏来，宋美龄非但从不追究，而且深信不疑，溺爱有加。
孔令伟每出馊主意，宋美龄深信不疑，动辄铸成难以挽救的错误决策。
1974年11月间，根据历次肺部X光摄影显示，蒋介石肺部积水仍然未见改善，但是，蒋介石病情既未见恶化，也未因肺积水感觉任何不适。当时医疗小组的说法，截至1974年12月1日以前，蒋介石已从“荣民总医院”搬回士林官邸，蒋介石心情极为愉快，食欲也不错，体重也随之增加到一百一十磅左右，每天都会在官邸的花园里散步好几趟。加上每天接受物理治疗，蒋介石肢体体能颇有进步，不但行动较为敏捷，而且还进步到能自行梳洗、洗澡的地步。这证明直到1974年的12月1日以前，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有显著起色。
而《蒋介石治疗报告》也巧妙地以1974年12月1日，作为蒋介石身体状况的分水岭。
医疗小组分析，蒋介石肺部积水的肇因，是心脏功能较差而引起。左右肺叶有三分之二浸泡在积水里（浸润现象），医疗小组拿不出更好办法，肺积水一时之间不易改善。医疗小组认为，肺部积水问题，短时间里不致威胁蒋介石性命，惟一麻烦的，因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肺脏正常运作，势必二十四小时插上氧气管。尽管肺部有浸润问题，身体及生命现象均称稳定。医疗小组主张暂时按兵不动，不宜贸然抽取肺部积水，以免节外生枝。此即《蒋介石治疗报告》中所谓“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只有增加营养，增进体力，随时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
此时，号称士林官邸“医疗总顾问”的孔二小姐，却向宋美龄鼓动，声称她和哥哥孔令侃在美国找到了一位世界名医，又是一个洋华佗，可以抽出蒋介石的肺部积水，让蒋介石身体快速复原。宋美龄听孔令伟把这洋医师说得如此神奇，大感兴趣，如果蒋介石能迅速康复，即刻上班，“第一夫人”的权力方得确保。当下命令孔令侃、孔令伟兄妹赶紧把这位旷世名医请来台湾。
1 孔二赤脚顾问，越洋礼聘“华佗”
1974年11月底，孔氏兄妹把这位美国名医千里迢迢从美国请到台湾。这位名医是美国某知名大学外科主任兼教授哈医师。哈医师风尘仆仆刚到士林官邸，宋美龄待他宠若上宾，和他促膝长谈。宋美龄一相情愿地认为，与君一席谈，胜过医疗小组三年的病榻旁苦心照顾。
哈医师看过蒋介石一长串病历表之后，提出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应该在蒋介石病情尚称稳定的此刻，赶紧施行肺部积水抽出手术，以便做进一步的治疗，如此一来，才有康复希望。
宋美龄一听，康复有望，焉有不喜出望外者。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丈夫久病卧床，作太太的焉能不心浮气躁？宋美龄急望蒋介石赶快痊愈，甚至明天就复行视事，重掌权柄，使得“总统”的权力光环能普照夫人。
但是，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认为抽肺积水是一种“过激之治疗方法”，对治疗只会适得其反，使病人发生不可预测的危急后果。医疗小组的“御医”们没有人赞同哈医师的见解。医疗小组只和哈医师开了一次会，中国医师们不但提出反对意见，期期以为不可，私底下尤其议论纷纷；可是哈医师依旧坚持他的专业判断，认为抽出肺部积水是蒋介石康复的惟一机会。
医疗小组在王师揆医师领衔之下，力持反对之议。医疗小组成员甚至打了一个比方，说明他们的主张：蒋介石肺部积水中的病菌，就好像是一群盗匪，眼下全都集中在肺部，好比盗匪全躲在土匪窝里，医生们天天给蒋介石注射消炎药剂（各种新式抗生素），一如官兵围剿盗匪。医疗小组提出警告，把肺部积水抽出，这套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实际操作穿刺抽水过程中，无法控制细菌不扩散，稍一不留意，很容易因此造成严重的感染，恶化病情。这就好比官兵把强盗赶出了土匪窝，使盗匪四处奔窜，为患更烈，病况恐怕再也难以挽救与控制。
2 远来和尚会念经，十年“御医”不如一朝洋医
医疗小组成员认为，他们长期照顾蒋介石病情，非常清楚他的体质和病史，现有的治疗方法固然不能很快让蒋介石痊愈，但持续善加保养，尚可维持病情稳定一段时期。如果一旦使用过于急切的治疗方法，恐怕欲益反损，得不偿失。这也正是《蒋介石治疗报告》中强调“咸认为不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的主因。
心心念念认为“远来和尚会念经”的宋美龄，对医疗小组提出的反对意见，完全不当一回事看待，仍执意要听从洋医师的意见，作背部穿刺手术抽取肺脏积水。医疗小组的医师们担忧，宋美龄如果尽信洋医师，怀疑且推翻医疗小组原本稳健而安全的治疗方法，势必造成难以挽救的后果。
3 宋美龄践踏医师专业，“御医”找蒋经国评理
医疗小组的医师本于专业职责，和对蒋家的一片忠心，苦口婆心，仍然拗不过一意孤行的宋美龄。这群台湾的“御医”们，迫于无奈，只有私下跑去见蒋经国，要蒋经国帮忙劝阻宋美龄独断独行。医生们衷心表示，美国医师并不清楚蒋介石的病史，而且中国人的体质、体型比较纤细，明显和白种人不同，如果美国医师光是凭着阅读蒋介石的书面病历资料，骤下诊断并进行肺部穿刺手术，是相当危险的。医疗小组也一再向蒋经国抱怨，宋美龄屡屡偏听孔二小姐的非专业意见，洋大夫又执意要抽取蒋介石肺部积水，万一有个闪失，恐将严重危及蒋介石健康与生命安全。
蒋经国乍听之下，也大吃一惊。心想孔令伟又在搞什么花样，她闯的祸事还不够多吗？万一真给医疗小组不幸言中，让那个洋医生骤然抽肺部积水，抽出了毛病，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任呢？
蒋经国当即答应去找宋美龄“敬禀”、劝告。哪知道蒋经国不去还好，去了士林公馆，老太太一顿好比连珠炮地抱怨，迎面而来。宋美龄告诉蒋经国，她完全是希望蒋介石的身体能赶紧好起来，最好过完圣诞节和阳历新年，就能恢复正常上班，处理当局事务。这个美国医生，是孔家好不容易从美国以重金礼聘来台湾的，在美国，哈医师可是大大有名的外科权威医师，在美国的手术行程已经排到明年了，这次费尽唇舌请他破例从美国飞来台湾，到国外“出诊”，费用高得吓人哪！孔家预付了好多美金，动了好多唇舌，才请动哈医师的啊！
赞扬完哈医师的医药专业，宋美龄开始数落蒋介石身边的医疗小组：“经国，你自己回想一下，从‘民国’六十一年（1972年）到今朝，搞了两年多了，先生的病时好时坏，他们医疗小组的确很辛苦，但是先生仍未恢复健康却是事实，那为什么不试试看哈医师的抽积水手术呢？哈医师给我作的简报，十分专业，我们的医疗小组就该学习他的专业，要服气人家，更要尊重哈医师的专业，不要动不动就质疑人家。”
宋美龄扬起嘴角，很笃定地说着：“经国，我看就这样子，哈医师只能在台湾几天工夫，我马上就要召集医疗小组和哈医师一起开会，经国，你也一同来参加，等你听过哈医师的意思，就明白我的苦心。经国啊！我同你一样，也希望你阿爹早一点好起来，我们医疗小组太过保守了，要靠他们治病，不知要拖到几时啊！”
4 蒋经国无能为力，宋美龄强渡关山
1974年12月1日（恰逢礼拜天）中午，宋美龄召集全体医疗小组，加上哈医师和蒋经国，一起开会的人将近20人，在士林公馆的大客厅开会。会议首先由宋美龄讲了一段洋文客套话，赞美了哈医师一番，宋美龄发言大意是说哈医师来一趟台湾不容易，他在美国的行程都排满了，在台湾停留的时间有限，马上又要赶回美国，蒋介石的病情紧急，医疗小组要多听哈医师博士的专业意见，争取时间，为恢复蒋介石的健康共同努力。
接着，宋美龄让哈医师发言，以洋人的身材而言，哈医师的个子不高，讲话时面无表情，只顾重新讲解一遍他的抽积水理论，哈医师讲英文的速度不快，可是他谈话的内容一大半部是医学名词，以蒋经国的英文能力，普通谈话闲话家常还行，遇到讲些比较抽象或是稍微专业一点的话题，他就仿佛丈二和尚，完全摸不着边了。因为他完全听不懂哈医师讲的医药专业术语，根本无从判断眼前这位洋医生究竟高明到什么地步，更难以分辨做背部穿刺抽肺脏积水存在什么风险。
哈医师讲完话，会场一片沉寂，没人敢发言顶撞，或者发表不同的意见。宋美龄很清楚，在场的中国医师没有人会赞成肺部穿刺手术。她马上发言补充，她夹杂着一半洋文一半上海话说，哈医师讲得很有道理，不抽出积水，任由蒋介石的肺脏恶化下去，身体怎么可能变好。这积水里边肯定都是一些很毒的细菌，不把它们赶出身体，先生怎么可能好得起来？现在，蒋介石的肺叶有三分之二泡在这毒水里，每天靠氧气输管过日子，再不想办法把细菌抽出来，有再好的药也不成。
宋美龄一边替哈医师助讲，眼神往会议桌边每个人脸上一扫而过。当宋美龄掉转她的眼神的瞬间，医疗小组几位“御医”不约而同地看着蒋经国，他们深切地期盼蒋经国能在此时发言，及时制止宋美龄一面倒的意见。只要能及时帮蒋介石避开一场性命豪赌，哪怕是出言不逊，“御医”们也愿意冒死直谏，但是，关键必须由蒋经国先开口，他只须在会议桌上讲一句话：“是不是请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发表意见。”只要蒋经国发第一枪，他们就会同声响应。
就在这几秒钟时间，宋美龄眼神梭巡会议桌一圈之后，回过头来问蒋经国：“经国，你有什么意见？”蒋经国已经被哈医师一大套英文医学名词，搞得如坠五里雾中，完全无从判断哈医师是不是真能救自己阿爹一命，蒋经国明白宋美龄早已心有定见，自己根本无从在专业上反驳哈医师什么，他只好回说，一切请母亲决定吧！
听完蒋经国这句“一切请母亲决定吧”，医疗小组明白一切已经没有指望，连蒋经国都无条件投降了，他们只能坐着待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宋美龄以半洋文半上海话高声说，“我认为外国医生的意见很好，既然经国也没有意见，我们就决定请哈医师博士为总统施行肺部手术吧！”
老太太明明知道医疗小组并不认同哈医师的“高见”，却完全不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在宋美龄强势作为之下，她强制性作出了会议的最后结论。会议结束之后，医疗小组成员个个心灰意冷，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蒋经国怕宋美龄怕到这种程度，抽肺脏积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手术在台湾很少对80岁以上的老人施行，更何况蒋介石曾经一度昏迷，心脏机能又是如此脆弱，医疗小组的医师们个个摇头叹息。“国危思良相，病笃思良医。”这群蒋介石的“御医”们，想起蒋介石1972年第一次昏迷前夕，蒋介石的医疗小组特地派了卢光舜大夫，到美国敦请华裔心脏名医余南庚博士。
余博士早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通过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考试，出国深造。毕业后任职于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心脏科，不久便成为科主任。他生长于中国备受帝国主义者欺凌的时代，深切体会到这一代中国人负有振兴华夏的重责大任，余博士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良医救人的使命感。卢光舜医师远涉重洋，到美国找到余博士，当面说明蒋介石病情危在旦夕，希望能延聘余博士到台湾为蒋介石治病，余博士当下答应接受这项任务，放下手边的医疗工作，远涉重洋，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
从此，余博士经常往返美国、台湾两地，到台湾，短则停留几个礼拜，长则停留好几个月。每天一大早，“总统府”派车到余博士下榻的圆山饭店，载他上“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一天工作时间总是超过十几个小时，为了照顾蒋介石病情，他日以继夜，无怨无悔，拿的酬劳也不过是工作范围的应有报酬，从未借机勒索敲竹杠。
医疗小组成员大家心里有数，余南庚是咱们中国人，他为蒋介石治病，是基于一份民族意识，不是为金钱。但是，哈医师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据说，宋美龄透过美国的孔家，花了好多钱，才把他礼聘到台湾，为蒋介石开刀。哈医师毕竟是外国人，你们的“总统”生死存亡，干他何事？所以，他只管给专业意见，只管动手术刀，台湾当局付钱埋单，开完刀，哈医师拿钱走人，不会像余南庚带着任何一丝丝感情的。
余南庚博士的民族情操和专业知识，赢得了蒋介石医疗小组医师们的一致激赏与认同。在医疗小组成员的心目中，余南庚的水准和德性，和别人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对余南庚博士，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悦诚服，但是，对这个哈医师，医疗小组成员打心眼里难以服气。
为了配合哈医师匆促的行程，宋美龄主持开会的当天下午，就由洋医生在士林官邸动手术。
肺部穿刺手术不过是一项小规模的手术，不必动用手术刀划破皮肉，所以，手术不必大费周章搬到无菌室中进行。1974年年底乃至1975年年初的蒋介石，由于长期卧病和衰老等因素，他的体能状况已经十分羸弱，蒋介石的体重大幅减轻，外表也显得既苍老又衰弱，甚至连身体有些部位的痛感，都几乎丧失了。
据亲眼目睹手术进行的人士指出，那天的手术并未施行麻醉。哈医师手持一管50CC的长针筒，请副官和护士协助将原本仰卧在床上的蒋介石，翻转身体成侧躺姿势，哈医师即用那管长针筒，从背部刺进蒋介石的肺脏，再把针筒向外抽拉，从蒋介石肺部抽出好几针筒的脓血液体。
施行手术当天，宋美龄怕见血，不敢在床边看，蒋经国另有政务，到“行政院”办公去了，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则在一旁冷眼观察。
哈医师国外出诊的时限已经届满，施行完手术不久，他随即收拾行囊搭机离台，哈医师搭的飞机刚起飞，士林官邸那群中国医师们的苦差事才刚要开始。手术完毕之后，当天夜里，医疗小组早先示警的预言终于成真。
手术之后，蒋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当天夜里，蒋介石体温急剧拉高，高烧飙升到41℃，医疗小组急得手忙脚乱，士林官邸内气氛空前凝肃，原本拍板决定施行肺部刺穿手术的宋美龄，也慌了手脚，至于那位洋华佗，已经收了巨额的诊疗开刀费，搭乘飞机飞往新大陆途中。
1 治疗报告为宋美龄错误决策粉饰太平
由于肺部穿刺的决定者是宋美龄本人，因而没有任何人胆敢针对这一误诊事件，追究医疗责任。不论是哈医师或是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尽管意见南辕北辙，但基本上都是提供专业意见，没有最后决定权。既然当儿子的蒋经国又无异议，蒋介石的配偶宋美龄自然成为最后仲裁者。她不听从医疗小组中国医师的专业意见，执意听从哈医师的意见作穿刺手术。手术之后，却又发生蒋介石病情告急、高烧不退的紧急情势，医疗小组的各位医生们心想，果然不幸言中。“御医”们固然心知肚明，蒋介石病情突然失控，和宋美龄决定抽肺积水有绝对的因果关联，但又有谁敢去追究宋美龄的错误决策呢？
但是，真正离谱的事情，发生在后头。当蒋介石过世之后，医疗小组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故意略去肺部穿刺手术一节，而且捏造了别的病由，刻意掩盖并抹杀事实。《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1974年年底的治疗经过时，声称：“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医疗小组当即建议蒋介石应多作休养。十二月一日午间，蒋介石突发高烧，经检查后，发现蒋介石之肺左上叶及右下叶肺炎复发，两胸膜腔且皆有积水，细菌培养证实肺炎为一种抗药性之革兰阴性杆菌所造成。”
宋美龄延请美国医师为蒋介石做肺部穿刺手术，造成严重的手术后遗症，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搪塞为：“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
据一位医疗小组医护人员表示，1974年年底台湾并未发生严重流行性感冒，即使有季节性的流行性感冒，高峰期也是在每年秋季，不会拖延到12月才被传染流感。况且，在医疗小组层层把关、过滤之下，蒋介石周围基本上处于半无菌状态，任何随员一旦有感冒征兆，马上就会被隔绝在外围，不准进入蒋介石的生活空间四周。
从时空环境而言，晚年的蒋介石几乎“很难”传染流感。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明显在为宋美龄作出肺部穿刺的错误决策，作擦脂抹粉的掩饰动作。
蒋介石突发高烧，群医惊惶之余，只有投以“大量之抗生素”并采取“其他支持疗法”，70年代，尚无类固醇或强效抗生素可以压制顽强的细菌或病毒。由于蒋介石病况危急，为了消炎退烧，“御医”陆续为蒋介石施打了5000mg高剂量的抗生素，高温依旧不退。“荣民总医院”恰巧进口了一床冰毯，垫在床单下面，再插上电插头，床单的温度马上降低好几度。使用冰毯以后，蒋介石的体温随之略微下降。哈医师万万想不到，当他开完刀走人之后，台湾这群医护人员和“总统”副官随员们，为了蒋介石高烧不退，急如星火般地忙得几天几夜无法阖眼睡觉。
2 宋美龄两套标准，严责钱如标，放过孔令伟
原本极力吹嘘洋医师医术高明的宋美龄，以及对外号称是士林官邸“医疗总顾问”的孔二小姐，这下全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时之间全慌了手脚。一位高级侍卫官员，日后不讳言地引述“御医”们的说法称：“虽然夫人与总经理都是好意，但却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医疗小组“御医”们早就警告过宋美龄、蒋经国，所谓背部穿刺手术的高度风险，可惜，宋美龄始终置之不理。“御医”们自始就认定背部穿刺手术“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医护人员和侍卫人员心里都有数，决定肺脏穿刺手术，抽出肺部脓血积水，确实出自宋美龄一片善意，却无疑也是蒋介石生命快速终结的催命符。宋美龄和“女儿”孔令伟内心是否歉疚自责，外人无从得知。
宋美龄对戳破蒋介石肛门的钱如标，恨之入骨，关他禁闭还难消心中之气，每每提及，嘴里还不停臭骂，恨不得啃其肉而食之。这一回，宋美龄的左右金童孔令侃、孔令伟引介了“洋和尚”哈医师，搞什么穿刺手术，吹嘘可以“大有进展”，结果，不但没让蒋介石“早一点好起来”，反而数度让蒋介石病危。对孔氏兄妹，宋美龄格外“施仁”，从不责怪，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当然，宋美龄心里明白她和孔令伟两人闯了大祸，可又碍于面子，不敢自承错误。“医疗总顾问”总算搞清楚，医疗小组医师们不赞同抽积水的道理。“医疗总顾问”暂时收敛了好一阵子，再也不敢提议延请“西洋神医”的馊主意了，可是，千古大错已经铸成，悔时已晚。
蒋介石施行肺脏穿刺手术，是1974年12月初的事。四个月后，蒋介石即病死在台北士林官邸。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
孔家为蒋介石做了不少的事，据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蒋介石一心想“反攻大陆”，台湾当局缺少一笔钱购置一批新式、尺寸较宽大的LCM-A（一种可以搭载美造M-24型战车的登陆艇），当时，孔祥熙还在世，接到蒋介石希望他捐输购买武器经费的函电，慨然同意捐献好几亿新台币，并就近在美国购置LCM-A登陆艇。
1949年前后，蒋介石受孔家贪腐形象之累，屡屡受人怨谤；之后，孔家却大方捐输支助，形同雪中送炭；1974年年底，建议做肺部抽积水手术，又是孔令侃、孔令伟兄妹出的馊主意，宋美龄是最后拍板定案者。
手术后遗症，确实为蒋介石的晚年生命，笼罩着一层阴影。虽然没有人胆敢公然提议追究责任，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3 蒋介石死亡之谜，蒋经国了然于心
恶化的病体已经难以回复原点，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并且逐步走向生命终点。医药和身体的事情，谁都没有把握。即使蒋经国明白内情，也不敢追究这两位“女强人”的责任。
1975年1月1日，纵使接班态势底定，蒋介石的卧病不起，使得蒋经国内心愁苦不已，只能凭借日记抒发感怀和对父亲病情的忧急。而这段期间，也正是哈医师为蒋介石动过抽肺脏积水之后的日子。
1975年1月1日，蒋经国在一年伊始的日记中，开宗明义写道：“元旦，向父亲拜年，父亲在睡眠中，病情颇重，儿心殊苦。”蒋经国说的“父亲在睡眠中”，时间是元旦的上午，也是肺脏抽水手术之后的30天，因受手术后遗症影响，蒋介石仍处于高烧昏睡（迷）状态。
1月9日的日记写着：“父亲之病，仍无好转迹象。想起前天晚上父亲在病床上以左手紧握儿之右手良久，语音甚低，儿心忧苦。”
1月11日，蒋经国日记记录：“父亲病情经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反而有了起色，体温开始下降。”这段记载，说明了蒋介石，自40天前肺部穿刺抽积水手术后，一直发高烧，最高纪录为41℃，直到1月11日，因不断施打高剂量的抗生素及铺用冰毯，才开始降温。
蒋经国所谓“父亲病情经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应该就是指肺脏积水抽除手术引发的高烧昏迷后遗症。
1月14日，蒋经国日记说：“坐于父亲病床前，冬夜听雨声，不觉心痛难堪。”
1月17日，称：“傍晚探父病，父亲答以笑颜。”
2月7日：“父亲病情稳定、好转。”
2月10日，是那年的农历除夕，蒋经国在日记中说：“父亲卧病以来，多次均能转危为安，此乃天意，佑我邦家。”
3月26日，蒋介石身体情况有急转直下之势，日记里说：“父亲之病于今晚八时恶化，经三小时治疗后好转。余宿于病房中。日来余心不定，夜间多梦，不能专心处理要公，烦虑已甚。”
蒋经国对这段时间蒋介石身体状况的记录，充分说明蒋介石已经一分一秒走向人生最后的一段道路。不到两周时间，蒋介石终于撒手人寰。诚如一位侍卫官员叙述，肺部抽水手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影响先生迅速走向死亡。”“虽然夫人与总经理都是好意，但却是先生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抽取肺积水之后，蒋介石身体已相当孱弱。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不敢再加隐瞒，故而叙述称：“1974年）12月27日，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复发，同时发现膀胱内出血，脉搏增快。当即为蒋介石输血急救。……民国六十四年（1975年）1月9日晚11时，蒋介石已行熟睡，在值之医生发现蒋介石之脉搏突然转慢，瞬即降至每分钟不到二三十跳，于是立即施行刺激心脏药剂注射等急救，数分钟后心脏即恢复正常跳动。”至于被抽掉积水的肺部，《蒋介石治疗报告》说：“肺部炎症，终无法完全治疗，因此蒋介石时有轻度之寒热，所有之抗生素，对造成肺炎之细菌，皆不发生作用，医疗小组只能采用支持疗法。期能增进蒋介石之体力，使其体内产生抗力，而自行控制传染。”
肺部感染严重、心脏功能衰退、血液循环不畅，再引起体内器官积水，好几种病灶相互牵引，恶性循环之下，1975年4月5日夜晚11时50分，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失望地放下电击心脏急救设备，正式宣告蒋介石89年的人生道路画下休止符。
1969年的车祸，形成蒋介石晚年健康的一场大灾难，严重撞击心脏部位的内伤，使得蒋介石健康情况直线下降。蒋介石告诉严家淦：“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假如不是那场车祸，蒋介石不致卧病，假如不是宋美龄独排众议，执意赞同美国医师的意见，动抽取肺积水手术，原本尚称平稳的病情，更不致一夕突变，而不可收拾。一切的一切，究为天命抑或是气数呢。
第三章 秘书传奇
揭密袁世凯的女秘书：民国第一“剩女”
“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这就是风华绝代的民国才女吕碧城的感叹。“飞将词坛冠众英”吕碧城1883年生于安徽旌德，父亲吕凤歧为光绪进士。12岁那年，父亲去世，由于吕家一门生四女，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巧取豪夺，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定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家庭破落，她不得不随同母亲远走娘家。
1904年，吕碧城想去天津城内探访女子学校，被舅父苛责，年轻气盛的她，一怒之下，毅然“逃登火车”，只身奔赴天津。
吕碧城不仅是大才女，而且是大美人。从时人赠她的“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以及“冰雪聪明芙蓉色”等诗句里，我们也可看出她的美貌来。今传有其照片多帧，着装为欧式衣裙、胸绣孔雀翎、头戴翠羽，风姿绰约，娟秀妩媚，美丽可人。现代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曾誉其为“美艳有如仙子”。
在友人的介绍下，年仅二十岁的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
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在报端屡屡发表诗词作品，格律谨严，文采斐然，颇受诗词界前辈的赞许。她又连续撰写鼓吹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吕碧城也因此在文坛崭露头角，声誉鹊起。她在诗文中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深为时人尤其新女性们所向往和倾慕。一时间，出现了“到处咸推吕碧城”的盛况。
1904年到1908年，吕碧城借助《大公报》这一阵地，积极地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而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诗词，她结识了大批当时的妇女运动领袖人物，与秋瑾尤其交好。1904年5月，秋瑾从北京来到天津，慕名拜访吕碧城。两人此番相会不足四天，却一见如故，情同姊妹，当即订为文字之交。这可以称得上是两位新女性间的一段因缘佳话。
吕碧城连续发表的鼓吹女子解放的文章，震动了京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子李经义等人纷纷投诗迎合，推崇备至，一时间，京津文坛，形成了众星捧月的局面。她以女儿之身，大方地与男人们交游，唱和诗词，赏玩琴棋，自由出入男性的社交场所，谈笑风生，成为清末社会的一道奇景。
她是社交场上的明星。其时，各种聚会上常常会出现吕碧城的丽影芳踪。当时各界名流纷纷追捧吕碧城，如著名诗人樊增祥、易实甫，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李鸿章之子李经羲等。
1904年9月，于文坛大展锋芒的吕碧城，在英总经理的帮助下，得到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支持，出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任监督。这一年，她不过23岁。
1912年，袁世凯在京登上民国总统宝座，吕碧城凭借与袁世凯的旧交，出任总统府机要秘书，后又担任参政一职。“到处咸推吕碧城”
1915年，吕碧城因看不惯政坛丑恶，携母亲移居上海，从事贸易，正式进入商海打拼。通达的人际脉络、绝美的公关面孔、超强的经营智慧，天时地利人和，吕碧城可谓全副武装，短短几年，她就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从此衣食无忧。
稳固的经济基础，让吕碧城在男权社会里，找到了自我生存的奇特一角。跳舞、喝咖啡、奇装异服，吕碧城在上海过的，是一种非常西化的生活。可另一方面，她又爱写词，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精髓，这样的日子，中西合璧，好不有趣。
独居生活，多少影响了吕碧城的性格，因爱无所释，她移情宠物——养一对芙蓉鸟、一条宠物狗，珍爱万分。某次狗被洋人汽车压伤，碧城便连忙请律师同肇事者交涉，送宠物进兽医院才罢休。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任大总统，吕碧城进入新华宫担任大总统的公府机要秘书。后袁世凯欲称帝，筹安会的一批人积极充当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吹鼓手。吕碧城不屑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之所为，毅然辞职，携母移居上海。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生活极其西化、奢华。
我们或许可以说，是精英男性心中那亡国灭种的焦灼，有心无意地，成全了吕碧城的辉煌。可反过来，吕碧城性格上的乖戾与反叛，又使得她在羽翼丰满之后，必然会在某些方面与男权社会产生抵抗。这种对于女性自我的关注和保护，在婚恋问题上尤显突出。
吕碧城早年遭遇退婚，出道之初，受的是当时天津《大公报》主办人英敛之的赏识，青春貌美、才华横溢的她虽自无意，可英敛之却对她颇有好感，可吕碧城后来索性同英敛之一刀两断，其中奥秘，恐怕也出不了情感二字。
退婚的苦恼，加上一段不寻常的情感经历，很可能对吕碧城后来的情感走向造成了影响，对于恋爱和婚姻，她始终抱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态度，而且一有阻碍，便立刻知难而退。“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
文名卓著、资产丰厚的吕碧城，在婚姻问题上，对物质和权利，似乎都没有太多苛求，她所看重的，是精神上的琴瑟合鸣，心灵上的息息相通。在吕碧城所交往的高层精英男性圈里，这样的心灵伴侣当然会有，遗憾的是，大多数男性的婚恋态度，并没有随着女性的解放而进步：娶一两房姨太太，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依旧很常见。
吕碧城虽独身终老，可在早年，她并没有放弃走入婚姻的希望，她与诗人杨志云情投意合，“诗简往还，文字因缘，缔来已久”，可杨纳妾后，她只能是“悲从中来”，斩断情丝。
吕碧城对宗教发生兴趣。民国初年，吕碧城在北京见过天台宗高僧谛闲，若有所悟。
吕碧城要求的身与心两部分的一对一，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太少。她就像是现代都市里呼风唤雨的女金领：事业上极大成功，才情样貌一个不缺，可论及婚嫁，她能看上的人，实在有限，偶尔有一两个入得了法眼，没准也是“使君有妇”。更何况，从男性自私的角度暗想，这样的女强人，谁敢娶？娶回家，有没有好日子过？男人们不能不为最后的自尊留点余地。
吕碧城与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寒云，虽相差七岁，却有姐弟恋爱的苗头，一直交往甚密。一部《晓珠词》，寒云公子激赏备至，二人同住北京之时，吕碧城经常去参加袁公子主持的北海诗酒之会，吕碧城去上海之后，两人依旧鸿雁传书，往来不断，后来袁公子定居天津，两人还有诗词酬答。可这段精神恋爱，终究还是没有结果，吕碧城自己也看得清，谈及此事，一笑而过：“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高干子弟显然不适合吕碧城。别说袁公子偎红依翠，身边选择太多，就算袁寒云是痴情种子，独独钟情于吕一人，但一入豪门深似海，袁家的规矩道理，也未必能容得下任性的吕碧城。
身为长辈的清末文化名流严复，很是关心吕碧城婚姻大事，不止一次地“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1909年6月13日，严复日记更是有“此儿不嫁，恐不寿也”的记载。可吕碧城却始终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婚恋态度，始终不肯轻易把自己交付出去。谈及自己的婚姻，吕碧城曾说：“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诸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于文学自娱了。”“我到人间只此回”
1918年，在事业上极度成功，在感情上却几度失意的吕碧城决定出国游历，赴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出国前夕，她与朋友告别时，她嘴里反复念叨的，是李清照的那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四年后，吕碧城学成归国，1926年，她再度只身出国，游历欧美，一去就是七年。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
行旅的新鲜，不知可否冲淡人生虚无？吕碧城的人生孤旅，所求的，无非是精神的安慰。可走遍海角天涯，到底何处才是心的皈依？“二战”发生后，吕碧城自瑞士经美洲，回到香港。最初，她住在山光道自购的一座房子里，后来搬到香港东莲觉苑，一意礼佛。
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在港去世，享年六十岁。临终之前，她作自挽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她遗命火化后，和面为丸，投放海中，与水族结缘。
吕碧城太生逢其时，在那个动荡纷杂的时代里，她出尽风头，抢尽先机，成就一世性情。吕碧城又太生不逢时，她仿佛是误食了仙丹的嫦娥，虽身轻体灵，貌美如花，却只能守着明月度日，一生苦寂，谁人知晓。
吕碧城的诗词《琼楼》
琼楼秋思入高寒，看尽苍冥意已阑；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
金轮转劫知难尽，碧海量愁未觉宽；欲拟骚词赋天问，万灵凄侧绕吟坛。《祝英台近》
缒银瓶，牵玉井，秋思黯梧苑。蘸渌搴芳，梦堕楚天远。
最怜娥月含颦，一般消瘦，又别后、依依重见。
倦凝眄，可奈病叶惊霜，红兰泣骚畹？滞粉黏香，绣屧悄寻遍。
小栏人影凄迷，和烟和雾，更化作、一庭幽怨。《汨罗怨》
翠拱屏峰，红逦宫墙，犹见旧时天府。伤心麦秀，过眼沧桑，消得客车延伫。认斜阳，门巷乌衣，匆匆几番来去？输与寒鸦，占取垂杨终古。
闲话南朝往事，谁钟清游，采香残步，汉宫传蜡，秦镜荧星，一例秾华无据？但江城零乱歌弦，哀人黄陵风雨。还怕说，花落新亭，鹧鸪啼古。
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分别是谁
胡乔木，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北乔。胡乔木由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获得了党内外享。
有盛名的学者和章辞家的称号。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他先后协助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此时也在重庆，老友相见甚欢，此时的乔冠华也是个笔杆子，发表文章也使用“乔木”作笔名，而胡乔木当时也正使用这个名字，两个“乔木”聚集在一起，他们发文章时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曾经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就是此时他给自己起了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并且也取名字叫“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距离遥远，倒也不相干，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的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便以为哥哥在香港，并且还给哥哥写了信寄过去，但是这封信竟送到了乔冠华的手中！
这么一来人们渐渐发现有两个“乔木”，于是称延安这个为“北乔”，称重庆那个为“南乔”，而眼下两个乔木竟然相聚在一起这就“麻烦”了，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更改名字，但是两个人都喜欢“乔木”这个名字，都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而“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一趣闻。那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了“南乔”和“北乔”的事，一致请毛泽东作出评判，经毛泽东一问后知道，是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北乔”在名字之前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便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建国后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了《毛泽东选集》，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经验和编写经历使他对中共党史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1951年6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这由此而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的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泽东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写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大文章！事情源于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的分歧，胡乔木奉命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发表以后一时间内震撼国内外，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称赞过“再论”，这再次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这时的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他已经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毛泽东曾说胡乔木是“一介书生”，这话倒颇为合适，虽说胡乔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文革”期间，胡乔木怀着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并为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之后又积极推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编写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田家英于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年10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长期追随的人、机要秘书——叶子龙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叶子龙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作为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同时也要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叶子龙在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也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所以对他说过的话要格外的留心。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叶子龙想过很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录音的方法。录音作为现代化记录的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早在延安时，为了准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株连。
叶子龙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是毛泽东把他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同时叶子龙也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财富，到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他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就再也没有回去。叶子龙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2003年3月叶子龙在北京逝世。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
陈伯达，原名陈尚友，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后去苏联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延安。初来延安的那些日子他的心情不是那么顺畅，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在延安一次座谈会上讨论孙中山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争论颇为激烈。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开始展示他的本领了，由于他说话口音太重，所以他发言时尽量把语速放慢，以便让大家都听懂。陈伯达采用了对立的双方加以统一的方法讨论孙中山思想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毛泽东称赞“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还专门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随后毛泽东又邀他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当他得知陈伯达通晓古代哲学，而他正巧也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时，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搁在一边……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后，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秘书事务，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他手中的笔一直在写文章：民主革命时期，他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解放后他又写下了《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胜利大进军中，陈伯达在毛泽东的统率下也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做出过一些贡献。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往往会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表现出来，陈伯达也不例外。他曾随毛泽东出访过苏联，就是在出访莫斯科的日子里，他的那种爱出风头、争强好胜的鄙处暴露无疑。
那是在一次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了蒋介石，这时斯大林忽然对着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本来一直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当他在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时非常高兴，整个人马上变得兴奋起来，还未等翻译把话说完，懂俄语的陈伯达已经放声笑了。
斯大林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斯大林甚至举起了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举起酒杯回敬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忘乎所以，为自己在最高级会谈尚能这么大出风头而兴高采烈，这明显违背了基本的党际交往规则，因此事后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评。
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文革”初他曾经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堕落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成为历史的罪人。
夫人、生活秘书——江青
江青，1913年生，山东诸城人。她与毛泽东结婚后，名义上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实际上就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在婚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她还扮演着“贤妻”的角色，但是江青本质上是一位颇具野心、不安分的女人，在她地位巩固以后，她便渐渐得意起来，她利用其“第一夫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其以前的文化专长，开始干预起政治来。她出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批判电影《武训传》使她终于得以崭露头角，这令她颇为得意，从此江青便开始越出她应有的职权，步入了政坛。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正式决定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就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任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她就利用这些原本不应属于她的政治职位与地位紧紧盯住局势的发展，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利用价值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更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此时的江青不仅仅满足于只有国内知名度，她还想要有国际知名度。她深知记者、作家手中笔的影响力，她更知道“无冕皇帝”的威力，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最初她找到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可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但江青仍不放弃，继续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恰恰这个时候维克特出现了：维克特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但是所获无几，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的热烈握手表明了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既然一个愿谈，一个愿写，两人一拍即合，这样写一本书的意念已经明确，于是开始长谈。两人的谈话前后共达七次，十六个小时并记录整理成文稿，虽然由于毛泽东等人的阻止使文稿未落入维克特之手，但是维克特根据自己的笔记还是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书的封面上印着江青在延安所摄的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克特的一首诗。《红都女皇》一书的出版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在“文革”期间倒行逆施，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多次对她进行严厉批评，并警告她和张春桥等人不要结成“四人帮”。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等人更是加紧了篡党夺权的脚步，但邪恶终究战胜不了正义，江青最终还是受到了人民的惩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四章 史海钩沉
胡兰成偷渡日本后的烟花生活
1950年3月底，胡兰成和邹平凡，连同另外两个商人一起乘火车离开上海，途中三天两夜到达广州，然后一行人顺利从广州进入了香港。
自抗战胜利，胡兰成即改姓换名，在“民间”隐匿逃亡，到了香港才算真正逃脱了被抓捕的罗网，结束逃亡生涯。他重新开始使用胡兰成的本名。
一到香港，胡兰成就与台湾联络，真的给陶希圣写信请求帮忙。给陶写信，一来可向邹平凡交代，邹平凡毕竟给他出了路费花销，再则私心窃想，说不定真会走通一条门路。反正他已到此地步，要钱没钱，要势无势，连儿女身家都丢在了大陆，几乎重又回到了早年失业时那种百无聊赖做光棍的情景，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直等到六月，朝鲜战争爆发，陶希圣才来了信，却道是无法帮忙。从大陆一起出来的四个人，只得散伙各奔前程，邹平凡先偷渡去了日本。他们没有护照，只能依靠香港当地的“蛇头”偷渡，偷渡需要关系，更需要钱。邹平凡有的是钱，可剩下的胡兰成他们三个却没钱，同来的两个商人，一个只得折返大陆，一个在香港找了个职业暂且安身。胡兰成一时无处可去。
胡兰成寄寓在熊剑东一个部下的家里，食宿暂无问题。他在香港到处去拜访朋友，寻找门路。
他找到了樊仲云。樊仲云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以后又出任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也如胡兰成，为逃避汉奸罪的惩罚早早逃到了香港，在胡文虎系下的报纸做事。不知是真无办法，还是不愿向这位小老乡伸援手，樊仲云向他表示目前只能自顾，无法帮他的忙。
他去看望老长官林柏生的太太。林柏生随陈公博一起乘飞机逃到日本，后被重新押解回南京，在陈公博之先就与梅思平一起被枪毙了。林太太在香港与曾仲鸣的姐姐，即著名女汉奸曾醒住在一起，她们还牵记着胡兰成过去反对汪伪政府的旧账，自然不会帮他的忙。
他在香港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唐君毅[1]。这份友谊也是他主动找来的。其时，唐君毅跟着钱穆刚跑出大陆，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胡兰成在报上见了唐君毅的文章即登门求见，两人就此结识成交。唐君毅日记中记述了此事，从胡兰成上门拜访直至胡兰成偷渡日本，有关内容如下：
民国三十九年（1950）九月
七日 晴 胡兰成来访，其人颇有自得之言。
九日 晴 胡兰成又来访，谈后觉其人天资甚高，于人生文化皆有体验。
十一日 晴 阅胡兰成所著书二时，夜赴其处谈。
十二日 晴 下午应胡兰成约至半岛酒店谈。
十三日 晴 阅胡所著书四时。
十四日 晴 阅胡所著书完，夜约其来谈并晚饭。
十七日 晴 下午胡兰成来谈，彼见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刚一平易。
十九日 晴 上午送胡兰成行。[2]
由此，可大略知道胡唐两人相识相交的经过。
两人初见，胡兰成自是一副夸夸其谈架势，唐君毅觉其“颇有自得之言”且“天资甚高”，十天后竟认为胡兰成见解“甚高”似牟宗三了。这里要注意的是，唐君毅并未说胡兰成的学问好，只认为其“见解”、“天资”高，这与以后唐君毅对胡兰成的看法和评价有关。胡兰成给唐君毅看的“著书”，应该就是他那本《山河岁月》的初写本《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对此书，唐君毅却无只字片语评价。
有点奇怪的是，唐君毅是个深明大义的正人君子，似乎一点没计较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胡兰成到香港后恢复了原名，唐君毅再埋头书斋，不会不知道他是何等人，按胡兰成个性也不会不说。是汉奸，仍来往，唐君毅或许认为事过境迁，一切都不值得再计较、再较真了？
从相识到离去，总共不足半个月，两个人的友谊却持续了几十年。这于胡兰成是幸运，自他偷渡去日本直到晚年，唐君毅几乎是他唯一始终交往的中国朋友，从1950年始，至1974年底，两人之间的通信，留下公开发表的就达一百多封。
两人相识没几日，胡兰成偷渡，唐君毅帮了人力，没有帮财力，他们夫妇陪胡兰成去街上买了个金戒指，而买戒指的钱以及偷渡所需，胡兰成还是靠的老关系，主要是两位太太——老相识佘爱珍和熊剑东太太资助的。
佘爱珍抗战胜利后很吃了点苦头，先是因吴世宝和汪伪特工“七十六号”的关系被抓捕下狱，继而抄没家产。佘爱珍被国民党法院判刑七年，国民党政府垮台前被释放，前后坐了三年半牢。佘爱珍回家不久，女儿又因尴尬事自杀，上海解放前夕，她带着儿子一同来到香港，依傍吴世宝徒弟李小宝生活。
胡兰成原与佘爱珍有旧情，胡兰成出逃香港后，两人重又碰上：
却说吴太太到香港的翌年春天，我也到香港。我一听说吴太太就在广东街，当晚去访她，好像不知有多少话要说，见李小宝那里人多，我要她去到我住的旅馆里看看。而她竟肯去我处，我实在感激欢喜。在旅馆房里，先是两人坐着说话，真真是久违了，我不禁执她的手，蹲下身去，脸贴在她膝上。随后我就送她回去。我滞在香港凡五个月，但是去见吴太太也只有三、四回，我因方在穷途，不肯向她表示知己。
及我要密航来日本，熊太太拿给我一件她的皮大衣，教我托吴太太以二百美金卖掉，就做我的路费。大衣在吴太太处搁了几天，说没有人要买，仍拿回去。我只得向吴太太开口，请她帮忙钱，她叫我翌日去。翌日我去了，吴太太在梳头，我坐在旁边听她分说她的环境不比从前，她给了我港币二百元。我好像弟弟对姊姊的听话。人家说李小宝如何吃得开，你请吴太太帮忙，她一定有办法的，但我相信吴太太。后来那路费仍是熊太太给了六百元，另外一个人帮了四百元，合起一千二百元港币，才得成行。[3]
九月十九日，胡兰成在“蛇头”安排下上了“汉阳”轮，他与其他偷渡者一起先挤在船员房舱内，直到船启航，驶到公海上，他们才从小室中走出。
船经由台湾海峡，驶过东海、黄海，他从广播中依次收听到台湾的、上海的，然后是日本的电台广播。“汉阳”轮到横滨，胡兰成将随身所带的仅有一点东西丢进大海，装扮成船上水手扶摇上了岸。
胡兰成来到日本。“世上有个池田”
胡兰成从横滨上岸，再往东京。他去投奔的是他的老相识，日本前驻华大使馆的清水董三和池田笃纪。
清水居东京，仍在外务省做外交，胡兰成先在东京清水家里落脚。他几乎是赤裸裸光身上的岸，于是先将戴在手上的金戒指去卖了五千四百日元，然后“去买了一套汗衫裤、一套卫生衫裤、一件衬衫、二双袜子以及面巾牙刷牙粉，用去二千二百元”（胡兰成1950年9月28日给唐君毅信）。清水是职业外交官，在大使馆地位要比池田高，胡兰成与其关系并不深，再者，清水也并不如池田那么欣赏胡兰成，胡兰成知道，自己在清水家是不能久住的，他真正能依靠的只有池田。
在清水家住了约半个月，胡兰成被闻讯赶来的池田从东京接回自己家中。
池田早已离开外交部。战后日本社会一片破败，物资缺乏，失业严重，池田刚从中国回国时，一下子沦入小贩群中，靠卖蔬菜瓜果为生，经过五六年的艰苦打拼，此时才稍稍有了点发展，现在担任一个清水市工商会理事的闲职。
抗战胜利已过了五年，胡兰成本以为找不到池田了，以他这样一个偷渡黑身份本也不该再去搅扰清水和池田，可他这样的狼狈相，不去找他们，又怎么能在日本待下去呢？他只能缠上池田了，池田也真是他应该奉香拜祷的朋友，他说：“这世上有个池田，我叫他一声必定天地皆应。”池田呢，待他确是高情厚谊，他将胡兰成从东京清水家带回了清水市，带到了自己家中，胡兰成就此住定了下来。
池田带胡兰成游逛附近的山水，安抚他那惊魂未定的心灵。稍稍安定下来以后，池田就帮助他向外发展，带他去参加会议，给他介绍社会名流，扩大他在日本社会的交际面，还请人教他日语。胡兰成还有个紧迫的谋生问题。他在池田家里可以白吃白喝，但这不可能持久，他自己要考虑，池田也在为他打算，池田给他联络去各处讲演，为他联系可以写稿的报纸杂志，一来有点收入，再则也为今后打下点基础。胡兰成去讲演的地方并不高明，只是日本小地方的炭矿和造纸厂，可他9月29日从东京写给夏承焘[4]的信上却说：“中秋到日本，过文字生活，每月写六千字，可维持一家三四口，有时亦去大学作学术演讲。”夏承焘已与他有过多次交往接谈，也看过他的《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对胡兰成的学问文章已经了解，对其说去大学作学术演讲，不由得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怀疑：“不知所写是何种学术也？”
去大学做学术演讲是吹牛，每月仅写六千字就可维持一家四口生活，那更是胡话，不要说在战后日本，就是日本经济起飞后的七八十年代，这也是绝不可能的事。偶尔一次高稿酬是可能的，常时或平均是不可能的，再说他胡兰成又是谁呢？所以，他这些话或许能够蒙一下大陆的夏承焘，要骗唐君毅就不行。当然，若从好处想，胡兰成也许是为宽夏承焘对他的悬念之心，只拣好的说了，可夏承焘像是和他并没有这样的情谊在。
但不管怎样，经过池田为他的东奔西走，他自己的全武行的拳打脚踢，既写文章，又是讲演，还到处联系与名流交谈，胡兰成的个人生计差不多能够对付了，不比一般日本人好，也不比一般日本人差到哪里，毕竟他住在池田家，而且是光棍一条。胡兰成最初往上海家中寄过钱，可很快就不寄了，无钱寄也无心寄，再后也就音讯不通了。他亡命海外，以青芸对他这叔叔的了解，也不会怎么指望他的。
胡兰成与大陆的联系，此时就依靠他那在香港的新知唐君毅，胡兰成与唐君毅之间留下的一百多封通信，将及三分之一是在1950年和1951年一年多时间中写成的，且全是唐收胡写的。于此，也可见他在这两年间的“闲暇”。为此，曾有日本人在交谈时告他：像他这样有饭吃有衣穿，可悠闲地写写文章度日，那真是令人羡慕的。当然，胡兰成这一切都拜池田所赐。
与唐君毅通信如此频繁，是因为胡兰成往国内、香港和台湾的通信主要由唐给他转，一则是怕检查，再则是为省钱，一封信中再夹带几封，信到香港，再由唐君毅一封封替他往大陆、台湾和香港本地寄，其时的邮资对他要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见他衣食不愁也并不宽裕。他写信给刘老先生和徐步奎，想对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根据他的说法，他人还在温州时就想对两人明说的，犹豫着没敢说，现在人已在海外，人身安全有了保证，可最终他还是没有说。在他可能是善始善终，体念刘老先生的年老体弱怕其承受不起，既蒙蔽一时，干脆就蒙混一世吧。他写信给梁漱溟，为自己未能“应邀去北京”说明，梁回了信却只是寒暄，自此也就再无音信来往。
胡兰成写信给梁漱溟，由唐君毅给他转寄大陆。不知他是否向唐君毅吹嘘过和梁的关系，其实唐君毅与梁的关系要比他深切得多，唐君毅去世时，梁漱溟曾撰一短文悼念：
唐君毅先生最近一代贤哲之士也，吾往昔有幸于欧阳竟无大师讲学的支那内学院得会晤君毅尊翁迪风公，其时君毅适在北京求学，而我则忝任讲席于北京大学，迪风公因以照顾君毅相嘱托，此即我与君毅结识之由来，后此，君毅既长期在海外治学讲学，而我始则为国事而奔走南北，继则安居着书于北京，彼此不得把晤者三十余年，犹幸君毅前后著作多种却都递给我，我虽未循序释读，然其识解正确，时有警语，精辟惊人，则我衷心叹服之矣（附注）顾我亦有足于君毅者：内学院所讲法相唯识之学，于内证离言是佛法却善为剖析，君毅胡乃轻视而不之求耶？君毅先我而去世，未得畅怀互致切磋，是可憾也！
附注：“人死只是其身体之销毁，然而身体这东西它自始即一销毁中之存在，而于此销毁中表现心理活动，所以人之身体自生至死，只是心之本体的活动之一段过程表现。所以，人之有死后的生活或第二代的身体来继续其心理活动之表现是不成问题的。”——以上为我钞存君毅的一段文章，惜其见于何处则失记之矣。禅宗有云：“有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身在心中”，盖身有尽而心无尽，君毅其知之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识于北京[5]
唐君毅早年在北京求学时，即与梁漱溟“结识”，而且梁是受其父之请托代为照顾。解放后三十多年两人虽未曾见面，但唐君毅每有著书都寄北京请教指正，唐于梁的关系自然决非从未得见梁一面的胡兰成可比。
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胡兰成的不负责任。
胡兰成写信到大陆，既通过香港唐君毅转，再加通信为私人间事，至少从道理上说，不管怎么写都无问题。但胡兰成公开写文章著书就不同了，可他对此却像是从未认真考虑过，从未想到，他这样直露地写来是否会对仍在大陆上的当事人有什么影响，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详细记述了自己逃亡过程中，得到了哪些人的帮助，哪些人在危急时分掩护了他。可这些人还在大陆，连那位他以为已故世的刘老先生尚在人世，他只顾自己写得顺手，就不曾想想，这样写会对当事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在大陆当时政治气氛下，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包括“他自己”的小周和秀美，还有两度收留了他的杭州斯太太。幸好他的《今生今世》当年是在日本出版，香港卖得不多，没多少人知道，但可以推断，肯定有人为此而要受罪“说清楚”的。
上蹿下跳终徒劳
经过池田家半年的调整，胡兰成逐渐恢复过来，来年三月，胡兰成移居到了东京。
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对胡兰成来说又是一个机会，通过几个月的报纸写稿，他重新担当起以往曾见重于日本人的谋士身份，上蹿下跳谋划献策。
朝鲜战争涉及中国、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对立，“联合国军”组成已进入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从北面开进了朝鲜，苏联的武器装备空降到了平壤机场，战争虽然在朝鲜土地上进行，事实上却已成了局部的世界战争。东北亚这种紧张局势是否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结局将会怎样？亚洲国家在关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也在关注，与朝鲜隔海相望且刚刚从战争中恢复了点元气的日本更在关注。在美国驻军的控制管理下，日本朝野各党派对于日本的处境、应对的策略举棋不定，上层人士在活动，下面的老百姓也在议论，是否又有重蹈战争苦难的危险。
但这恰是胡兰成表演的大好机会。经由池田、清水和谷正之等老关系，他得以参加了日本各政党和团体的多次聚会。日本战后，二次大战中的战犯已受到国际法庭的惩罚，有美国人在，许多日本右翼政治人物韬光养晦，不轻易也不敢随便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有胡兰成这样一个无家无业漂流无定的光棍，恰好可以利用来被他们当枪使。胡兰成本无任何可担忧，于是投其所好，一有机会即放言高论，大讲其东亚局势、世界发展的分析预测。他如此卖力的表演，在他一则可对得起池田、清水及谷正之等人对他的器重和关顾，以此证明他不是个一无所用的偷渡客，再则也可为他进入日本社会挣得吃饭的地位和身份。他之所以能够与日本右翼政党团体接近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共和反华。
其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正甚嚣尘上，反共主导了美国的基本对外政策，朝鲜战争发生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与美国处于对立的战争状态，在东亚，反共必然也就导致在外交上的反华。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右翼势力也开始大肆反共反华，结果又引发了新的结盟，与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所谓的“反共救国”、“反共复兴”运动合流。
这一新现象，对胡兰成又是利好消息。胡兰成本是日本人卵翼下的汉奸，是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对象，是故胡兰成刚在日本出现，在报刊发表文章且到处讲演时，台湾驻日本外交使团曾提出抗议，警告报社不许刊登胡兰成文章，斥责有外交官身份的清水董三不应介绍胡兰成去改进党会议上发表演讲，台湾使团还为此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去告状，要求日本地方警察调查他的身份。
可由于反共反华的共同需要，台湾也渐渐顾不得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了。据胡兰成自己说，台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到日本，郑曾与他秘密见面，以后何应钦到日本也秘密召见过他，何应钦并要胡兰成将他对美国有关朝鲜战争政策的看法写成书面意见，回台湾后何应钦将他的意见转给了蒋介石，以后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给胡兰成回信说，蒋对他的看法颇为赞许云云。
胡兰成在大陆时，毛泽东看过他的意见，现在他流亡日本，蒋介石又看过他的意见，虽则一“不以为然”一“颇为赞许”，但他胡兰成与海峡两岸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联在了一起，言下之意，他该是中国现代史上如何重要的一个人物。只不过，所有这些只是胡兰成自己在说，别无任何旁证。不过，不管怎样，以后台湾使团不再找他的麻烦，却是真的。
胡兰成得意洋洋地向唐君毅自夸：“我在此发表的文字影响很大，日本有权威的评论家纷纷介绍赞扬，而日共也很注意起我来了。我研究日共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大约不敢对我有暴行，再以后也得防范的。我的生活问题是到现在才完全安心，可以商量接家眷出来了。”[6]他还夸耀自己与多少多少日本政要党魁有交往，他们对他的意见又是怎样怎样看重，俨然一副日本著名政论家的姿态。他甚至妄想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专事研究反共和日本的外交政治策略，以备日本右翼政党团体咨询，为了向麦克阿瑟美军司令部请准，他还准备为其所用地研究美国东亚政治军事战略。可他所有的文章言论，不要说对中国人，即使对台湾、香港的中国人都难有一个交代，那就是他所有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首先为日本做打算。日本已战败五年多，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可他仍是五年前的汉奸样，而且更为疯狂和更无顾忌。他自己未尝不明白这一点，却巧为说词道，他这样做是首先帮助日本取得独立自主，而后再回头来帮助中国，唯有独立自主的日本，才能帮助中国。说来说去，还是往年曲线救国的那一套。
不过，不管胡兰成如何上蹿下跳，到处献演，他无论如何是高估自己了，听他说说可以，是否接受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以他这样一个漏网汉奸，一个非法偷渡入境者，托庇于日本可以，但任何严肃的日本政治人物、哪怕是右翼政党团体，怎会把他的意见真当回事呢？所以，尽管他在日本全国到处跑，各种地方去游说，可最终他热心的那个研究机构没有成立，他这个“业余政论家”，事实上也就是高级无业游民的地位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既没有政党也没有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雇他。他忙乎了几年，结果仍是一场空，令他伤心得想哭。他还唱高调：“光是车马宴会，我岂为此而来？”其实在他人眼里，他本就是一个亡命而来的流亡者。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东亚局势平静，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东亚各国的现实政治格局趋于稳定，胡兰成作为一个“业余政论家”基本上已无其活动的余地，日本的现实政治没有他插嘴的份，他的“强项”——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和预测，日本人也不再需要他甚至是不允许他再胡说乱道。清水董三在一次宴会上说：目前日本对于中共的研究，及不上美国和香港的研究，因为研究的热诚是从志气生出来的，日本人现在对中国的事没有志气。这既是清水的怨艾，也是对胡兰成再明白不过的暗示，就是要他收心收笔，不要再放肆胡乱议论。池田是胡兰成的朋友，清水却不仅是朋友，还是日本政府的正式官员，也是胡兰成在日本最大的依靠，他既如此明说，胡兰成懂得这些话的分量。胡兰成只能自嘲自解：“我为什么要这样的念念于政治呢？因为我是天涯荡子，不事家人生产作业。”[7]此后，胡兰成再不去多想“国事”，只规规矩矩地身缩于家中，开始转轨，谈中国文化，写自己的“散文纪实”体，闲时则游山水，看花石，听昆曲，偶尔去坐坐酒吧，欣赏酒吧女养眼养心。
最后的姻缘
胡兰成在生活初初安定之后，曾经想让留在大陆的“内人”“家眷”范秀美来日本。当然，这只是他自己做的美梦，在当时中美对立的状况下，中日之间断绝往来，以他这样一个偷渡客身份，自身本已难保，有什么力量让秀美来日本团聚？再加还有中国大陆的问题，此事自然全无可能。不过，秀美即便不来，对他也没有任何妨碍，他在男女情欲上又有了新的斩获。
胡兰成又成功勾引了一个日本的有夫之妇，一枝。这几乎是他离开池田家后一到东京就开始的。他也是非离开池田家不可了，整整苦熬了半年不近女色，在他已是极不容易。
一枝是胡兰成东京租屋的房东主妇，凭他尖利的色眼，“第一天我就留心看她在人前应对笑语清和”，马上就判断出“日本的少妇是比少女美”。第三天晚上，一枝母亲和一枝请胡兰成看电影，一枝坐他身旁，他就“吃豆腐”。天热，一枝穿短袖，露出臂膊，看电影时乘着黑色，他伸出黑手去搭到了一枝的臂膀上。他是渔猎成性，也是他判断准确后的出手，果然也就得手了。
一枝家是士族，她的丈夫却是入赘的，且有了孩子。日本人家的赘婿大概不自然，尤其上头有阿婆，她不是一枝的生母。男人的塌茸，阿婆的独愎，连一枝的小孩亦有阿婆帮在头里，敢与一枝平等。因此一枝没有为妻的成熟，其至也没有母性的成熟。又因她皮肤生得白，而且她走路的姿势像小女孩的可怜相，路上生人还当她是未嫁的姑娘。一枝的父亲是当她还在女塾读书时就去世了，生前因只有她一个女儿，当她如珍宝，父亲若在，亦不会给她找这样一个男人的。[8]
这样的“不幸”少妇，以胡兰成勾引女人精熟的功夫手段，再加以一日三餐的“举案齐眉”和扫除铺被的近水楼台的便利，一切自是马到成功的事了。
一枝和他说起战争期间的苦难，背了小孩沿街卖柿子，挣钱贴补家用，他心疼可惜；一枝说自己以前有过的恋人，而男人对她很冷漠，他是敬重更同情。白天男人上工孩子上学，一枝做饭，他跟到厨房里；早饭后一枝梳妆，他在旁边看。如此情意默默，在大丈夫风习下长成的日本女人还不中他的套？胡兰成又来了，他说要与一枝结婚，一枝道不可以，她已为人妻。他再问是否自己不够诚意，一枝答是的，怎么可以这样不作打算！一枝又笑：“你说我生得好看，从此对镜自己端详，果然还好看似的。”
须知，所有这一切调情调戏时，胡兰成还不会怎样说日语，无以表达，常常要用笔谈。笔谈再不达呢，那自然是用肢体语言了。胡兰成的功夫真是精湛。
胡兰成不敢将此事告知池田，他知道池田对他这样破坏他人家庭的事不会赞成，其时日本社会风气尚保守，一般人在男女之事上出轨，往往就会身败名裂。胡兰成知道，他身在异国，是无正式身份的偷渡客，且勾引成奸的是日本人的有夫之妇，弄得不好惹上杀身之祸都是可能的。可他仍是管不住自己的情欲，他与一枝的奸情整整持续了三年。三年一过，立刻斩断，再也不通音问，他自己也承认“我就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人”。“大约也是因为时势的缘故，前此我与之有夫妻之好的女子，皆不过三年五年，要算与玉凤最长。”
1954年3月，胡兰成与佘爱珍结合。
胡兰成生活中离不开女人，他的回忆录中多以女人为题记事，他与佘爱珍结合，是他一生中所有夫妻或准夫妻型与女人结合中的最后一次。是年佘爱珍刚过五十，胡兰成四十九岁。
佘爱珍依靠李小宝，在香港三年，整天仍是如当年上海那般打打牌，过上海白相人太太的日子，优裕自在，风光如旧。以后李小宝想到日本发展，佘爱珍跟着到东京，这才与胡兰成重新遇上，故时情人加现实需要，这才有了这段最后的情缘，无分男女对两人都是如此。
结婚头两年，两人仍是分居，佘爱珍与李小宝住新宿，胡兰成一人租住日本人家，不居一处，两人之间却经常吵个不休。最令胡兰成伤心、伤他自尊的是，当他得知佘爱珍在香港的风光，当年李小宝租住的房子每月租金即达一千多港币，联想起当年偷渡时佘只给了他二百港币，这才明白，他把佘爱珍当体己知己，佘爱珍却不了解他，更是从来没有看重过他，可两人却成了最后的夫妻，这真正是他人生最后的讽刺。
两人争吵的另一个原因是为犯罪，为此佘爱珍在日本先后吃过三次官司，连及损伤了他胡兰成在日本的“公众形象”。
佘爱珍的一次犯罪，与胡兰成相同为偷渡入境，违反了日本出入境管理法，还有两次是因为李小宝贩毒，据胡兰成说，这两次佘爱珍完全是受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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