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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15 16: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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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忠真,阳玉香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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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城乡经济低碳化发展及制度建构

衡阳城乡经济低碳化发展及制度建构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衡阳城乡经济低碳化发展及制度建构作者:谭忠真,阳玉香排版:红枫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12-01ISBN:9787516613924本书由北京千华驻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篇引言

农村的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在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决不能“先污染、后治理”,必须始终注重低碳化发展,因地制宜的实现城乡低碳目标、要求的同一性与形式、手段的差异性相结合的对接,发挥其不同优势,殊途同归。  第1章 衡阳城乡经济低碳化发展背景与现状分析一、衡阳城乡经济低碳化发展是经济新常态的迫切需要

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威胁人类生存,潜在的能源危机将要阻断人类的发展,环境的破坏引发不可逆性的生态灾难;世界卫生组织声称,2012年空气污染造成约700万人死亡,全球每八位死者中就有一位其死因与室内外空气污染有关。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人类过去发展方式的不科学性、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受到的威胁性。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被英国政府在2003年2月24日颁布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我国党和政府进行着不断地探索并提出了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规律的低碳经济建设模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了具体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指标,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新一届政府把保护环境提到空前的高度,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2014年4月24日颁布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保护环境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第一次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将环境保护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衡阳作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受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影响程度较大,同时,衡阳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消费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摒弃传统粗放型的生产、生活方式,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之路。二、衡阳城乡经济低碳化发展的现状(一)衡阳城乡经济低碳化发展取得的成就

1.节能减排取得初步成效“十二五”以来,衡阳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在结构调整和湘江流域污染整治过程中,通过“关、停、转”,淘汰高耗能产业,共升级改造56家企业、淘汰落后产能510吨、关停企业49家。节能方面,完成华菱衡钢、水口山、湘衡盐矿、建滔化工等重点节能项目121个,累计投入技术改造资金35亿元,年可节约80万吨标准煤,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0.39%,完成目标的93%,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49%。减排方面,完成衡钢工业炉窑油改气和废水处理循环利用系统、水口山四厂锌冶炼废水深度处理等重点减排项目133个,累计投入技术改造资金50亿元;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11座、日处理能力达到34.5万吨,2013年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90.5%,市城区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97%,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率92%;全市现役火电机组全部安装烟气脱硫设施,“十一五”期间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砷和镉净削减量分别为15520吨、7752吨、8.41吨和0.91吨,较2005年下降17.3%、10.8%、16.3%和9.1%;2013年市城区空气优良率达到96%,空气优良率比2010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影响衡阳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为PM10。[1]衡阳废水、废气和固废的排放及处理如表1-1所示:表1-12013年三废排放及处理情况一览表(单位:万吨)资料来源:吴光平.湖南省衡阳市创建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实施方案

2.产业结构持续改善

实现低碳发展,就要优先发展低碳产业。从三次产业来看,近年来,衡阳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18.6:45.5:35.9调整到2014年上半年的14.6:47.0:38.4。作为低碳产业中占突出地位的服务业发展较快,2013年,衡阳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91.61亿元,增长12.8%,增速高于全市GDP增速2.6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增速2.1个百分点。全市“十二五”项目库中,服务业项目总数达160个、总投资1560亿元,分别占“十二五”期间全市项目总数的32%、35%。从工业内部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发展较快,正逐步成为衡阳市新的主导产业。2013年,全市规模工业中,高加工度工业增长19.9%;高技术产业增长44.1%,分别比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高8.1和32.3个百分点;电子信息产业增长51.4%,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39.6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产业增长得到抑制,全年增长7.3%,较上年减缓9.4个百分点。[2]通过发展低碳产业,逐步实现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的转变,进一步促进了全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3.积极推广新型节能及产品

推广新型节能,逐步做大新能源产业。全面累计改造燃煤工业锅炉110余台,应用循环流化床锅炉100余台,配置变频器的风机水泵1.2万台,投入无功补偿电控装置3980套;推广省柴节煤炉灶110多万台、太阳能路灯5000多盏、高效照明产品近50万支、节能空调器1.2万余台、冰箱8700台,年节约用电达1.2亿千瓦时以上。2012年,衡阳市累计水电装机占可开发水电资源的90%;天然气的用户规模扩大到40万以上;“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祁东四明山、坳家台风电场以及衡山贺家萱州风电场项目,实施“衡阳市九区四园一城”屋顶130MW分布式光伏,协作项目。[3]截至2013年底,全市共有使用沼气池用户15.4万户,年总产气量5069.97万立方米;拥有农业废弃物沼气工程543处,总池容量3.908万立方米,年产气量448.58万立方米;拥有污水净化沼气池118处,总池容量0.71万立方米,年污水处理总量33.995万吨,年产总气量6.853万立方米;拥有秸秆发酵沼气池7304用户,年产总气量24万立方米;积极推广节能产品,2013年衡阳市太阳能热水器达7.8294万户,户用太阳能热水器面积达15.471万平方米;太阳房10处,面积6.67万平方米,太阳温室大棚10处,面积4万平方米;拥有太阳光伏发电38处,功率1120峰瓦,发电量0.84万千瓦时;拥有微型水电站71处,装机容量3045.9千瓦,年内累计发电量950.74万千瓦时。

4.低碳技术广泛应用

2012年,衡阳市累计新增新型节能汽车5612台,完成近800台出租汽车的燃气改装工作。严格实施节能审查,实现新建建筑的节能设计覆盖率100%,新建建筑施工阶段节能强制性标准实施率100%。衡阳市出台了《关于推广十大清洁低碳技术的实施意见》,确定了新能源发电技术、“城市矿产”再利用技术、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脱硫脱硝技术、工业锅炉节能技术、绿色建筑技术、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技术、污泥垃圾焚烧技术、城市公共客运行业清洁能源、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沼气化推动农村畜禽污染治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等十大清洁低碳技术的推广任务,确定63个重点项目,涵盖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4]

5.生态碳汇初显成效

大力推进生态农业发展,推广低碳农业新技术,推广使用的测土配方施肥、葡萄套袋、绿色防控等技术实现了近2.4亿元经济效益,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减少了农业污染排放,进一步增强了农作物碳汇作用。同时,继续开展“三年塑城”、“十万乔木进雁城”、“三边”造林等行动,加强森林植被保护,衡阳市林地面积674502.3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44.078%,其中有林地564139.97公顷,灌木林25134.23公顷,疏木地27915.73公顷。森林蓄积量1354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44.67%,每年可吸收处理二氧化碳近3亿吨,森林碳汇作用初显成效。(二)衡阳绿色低碳发展存在的问题

1.污染减排压力仍大

截至2013年底,衡阳市化学需氧量减排仅完成“十二五”减排任务的56.4%,生活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全市水污染物排放量的44%,是水污染减排的关键方面,生活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同比2010年不降反升,分别增长了6.7%和5.5%,减排任务艰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占到全省的11.8%、12.9%、12%和11.2%。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主要污染源常宁水口山矿务局的治污技术及环保设施尚未完备和彻底,铅、隔、砷排放量分别占全省的48.63%、67.93%和64.71%。

衡阳市湘江流域污染面之宽、之深导致去污任务繁重,尤其在干旱季节枯水期,水流自净能力下降,污染物浓度升高,造成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另外衡阳普遍存在污水处理厂建设不到位、污水管网不配套、雨污未分流、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和生活污水直排等现象。有些工业园区污水管网还未接入污水处理厂。在现有技术设施方面,“十一五”期间减排的潜力与效益已基本耗尽,“十二五”减排空间较小,再加上城市人口和机动车的双增长,给减排造成巨大压力。

2.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从衡阳市2005—2013年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见图1-1)来看,虽第一产业占比有所下降,而第二产业比重却呈上升态势,第三产业呈震荡式波动状态,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态势,距离“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还有一定的差距。2013年衡阳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15.6:47.9:36.5,经济增长依赖于第二产业,占了近一半,低消耗、低排放为主的第三产业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低碳效应。[5]图1-1衡阳市三次产业结构占比趋势图

资料来源:衡阳市统计年鉴2006—2014年表1-22011年衡阳市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2012、衡阳统计年鉴2012

从2011年衡阳市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比例表(表1-2)中也可以看出,衡阳第二产业比例过重,第三产业比例过低;而且衡阳工业结构中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2013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轻、重工业化比例为21.8:78.2),工业结构表现为“重型化”趋势,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能耗大,仅2012年衡源能源消费中第二产业能源消费占到53.8%,能耗比重明显偏高。

3.能耗结构仍不合理

衡阳是能源输入型城市,本地能源类资源储藏量有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很高。2012年,一次能源的消费量1507万吨标准煤,生产量为1191万吨标准煤,一次能源的综合对外依存度高达79%。衡阳市能源自给力较低,对外界能源依赖度过高,处于能源贫瘠的状态,资源供需矛盾明显,严重制约了衡阳市的经济发展。

衡阳能源消耗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原煤和电力,其中原煤占的比例达60%,电力占比达33%,其他能源品种加总也不过7%。风能、秸秆、太阳能等资源条件不优越;生物质能、垃圾发电和余热发电等尚属起步阶段;水电开发也是小规模。煤炭的大量直接消费,不仅造成了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而且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增加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环保的投入。大力发展火电会给本地的单位GDP节能降耗带来不利影响,如2010年一季度,由于某电厂四台机组同时发电,能耗增速同比达58.2%,造成衡阳地区单位GDP能耗上升2.82%,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上升4.49%。

4.低碳技术创新不足

从“减量化”到“再利用”再到“资源化”,循环经济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成熟的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回收和再循环技术、资源重复利用和替代技术、环境监测技术以及网络运输技术和生态工业链接技术作为支撑。衡阳市在低碳方面的科技创新能力仍比较薄弱,如核裂变的研发利用落后、光伏集成技术、电动汽车技术、生物质能技术、建筑节能和能耗监测技术亟待加强,尤其在煤炭开采、煤矿装备等重点行业的关键环节技术水平较低。衡阳市科研机构不强,校企合作不紧,自主研发技术不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平台至今未达标。按科技部要求,有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城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基地不能少于2万平方米,而衡阳市目前尚为0.8万平方米,且主要用于机关办公。如果迟迟不达标,“高新技术开发区”有摘牌的危险。

2012年,市本级财政科技投入为7340万元(含全市各科研所的人头经费和办公经费),占本级财政总支出不到0.9%,全省平均水平为1.3%,省内其他四个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长沙、株洲、湘潭、常德”分别达到2.0%、1.7%、1.8%和1.4%。财政预算专项安排的科技项目资金为1800万元,排全省第七,全省各市州平均投入为4153万元,离政策要求和兄弟市州水平差距很大。

5.低碳经济观念还未深入人心

关闭、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阻力仍然很大,代价较高,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不正常使用环保设施,偷排、漏排现象时有发生,引资招商和工程项目中,“环评把关”和“三同时”措施难以落实到位,阻力很大。如我市某县工业园,现有企业35家,有10家没有环评手续就入园生产,还有8家企业没有环保验收就投人生产,而且到目前园区都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的排污管网,工厂废水无序排放,造成当地环境严重污染。有的人们自觉节能减排意识不强,追求高消费的个人享受,导致用水、用电、用气、用车及垃圾产生日益增长。

6、过于追求眼前利益

现行的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是GDP,同时它也是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但长期的追求和考核固化了GDP的重要性,有些企业和领导过于追求GDP数值而忽略了环境的保护,产生了不良影响。还有有些农村地方在烧砖窑时未经处理直接向空中排放气体,造成大气污染。在利润的追逐下,企业宁愿被罚而不主动治理,因为处罚额度比治理成本要低。如一水泥有限公司一条新型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日产水泥孰料2500吨每天,每生产一吨孰料脱硝费用约6.4元,一年按365天算费用达385万元,而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超标排放,最高处罚只有10万元。三、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与国内外经验借鉴(一)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

低碳经济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产业转型升级、碳汇建设等多种推动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乃至价值观念的变革,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双赢发展。

1.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是指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单个经济个体的生产活动或消费活动对自身之外经济个体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好的影响称为外部经济,坏的影响称为外部不经济。很多国家排放超出环境承载力的温室气体,给别的国家造成负效应,也给全球气候环境带来额外成本,所以,低碳经济需要应对的是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明确气候环境方面的外部性问题是进行相关问题的分析、政策的制定的前提。为了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不经济,可以参照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后者认为政府通过税收和补贴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对外部经济的生产者给予财政补贴等支持,对外部不经济的生产者征税,即所谓的庇古税,从而促使生产者的成本和造成的社会影响保持一致。庇古税正是当今世界各国征收碳税的理论依据,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思路。

2.脱钩理论

根据学者刘传江的观点,“脱钩发展理论”在经济方面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分析某一地区经济与资源两者的关系上。多数实证研究表明,一国或地区资源投入值在本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初期,会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一段时期之后不再同步而是斤始降低,直至稳定在初期投入值之下的数值周围,统计数据显示为“倒U”型,这就是脱钩发展理论。低碳经济的可能性可以运用脱钩理论进行证实,就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例,消耗较少的水、土地、能源和排放较少的污染,换来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3.环境库兹涅茨理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源于描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假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被用来描述经济发展和造成的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关系。主要观点是,环境破坏在经济起飞阶段随着经济增长而剧增,随着经济发展到达某一峰值之后开始持续下降。人均收入会伴随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现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低碳经济正是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之后的发展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培养人们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低碳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大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所以说EKC理论是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之一。

4.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够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发展能力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一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当时的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时,在一次国际环境会议上提出的。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虽然还不是十分统一,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已经得到了广为传播和接受。这种发展模式要求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注重在同一代人内部实现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机会的公平,也要实现代际之间的公平。低碳经济的发展将延长煤炭、石油的利用年限,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范围、提高各种能源的效率,能够降低能源对人类持续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的生态效用是减轻了人类对土地、森林、水以及气候等环境的破坏,因为增强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多样性的长久性,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在同代人以及代际之间实现可持续发展。(二)国内外低碳经济发展的启示

1.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做法(1)英国的低碳经济发展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是最先倡导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为推动英国经济迅速向低碳经济转型,英国政府成立了碳信托基金会(CarbonTrust),负责联合企业与公共部门,研究低碳技术,协助各种组织降低碳排放。英国的低碳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第一,确定减碳目标,并进行量化。2020年全英国CO2排放在1990年水平上降低26%-32%,2050年降低60%。第二,推广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控制能源需求。第三,降低交通、建筑、工业等三个领域的碳排放。第四,科学合理地选择低碳城市建设途径,争取最大程度的公众支持。存量住宅是伦敦最主要的碳排放部门,约占全市碳排放的40%,但只要三分之二的伦敦家庭采用节能灯泡,则每年能够减少57.5万吨CO2排放;如果所有炉具都转换为节能炉具,则能够再减少62万吨CO2排放。第五,低碳经济发展注重技术、公共政策并重。在推广新技术、新产品的同时,构建鼓励低碳消费的城市规划、政策和管理体系。(2)日本的低碳经济发展

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新的日本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策,即“福田蓝图”。蓝图指出,日本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是: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8年减少60%-80%。日本的低碳经济发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第一,多部门参与低碳社会建设。要求所有部门实现碳排放的最小化,最大限度挖掘各部门的碳减排潜力。第二,重点加强在交通、住宅开发、公共场所、工业、消费行为、土地和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低碳转型。第三,政府主导低碳社会建设。行动计划指出政府应加强公共交通建设;根据对环境的影响征收环境税,完善相关制度,促进有利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活动;实行紧凑的城市布局,让居民徒步或依靠自行车就能方便出行;农村应推广使用生物燃料的汽车;引进高效、低价的可再生能源。(3)美国的低碳经济发展

美国虽然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但是在能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美国吸引的民间资本最多,税收减免政策对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美国在低碳经济实践方面的行动主要有:2006年9月,美国公布了新的气候变化技术战略规划。新规划计划通过捕集、储存的方式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2007年5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7月11日,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该法案提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目标:建议到202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减至2006年的水平,到2030年,碳排放量减至19%年的水平。

目前,美国已经有40个州执行了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20个州出台了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东北部各州还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制度。其中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2020年将该州温室气体减排25%,成为美国第一个对碳排放采取限制性措施的州;新泽西州通过了《对抗全球变暖法案》,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立法强制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州。

2.国内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做法

国内的低碳经济发展,多从“点”入手,建立低碳示范区,逐步推进低碳经济发展。2010年8月,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辽宁、广东等5省为低碳省区试点,另外,还有重庆、天津、厦门等8个低碳城市试点,我国的低碳经济全面开展。(1)广东省的低碳经济发展

第一,制定低碳相关规划。广东省印发《广东省循环经济发展规划(2010一2020)》,广州市在《广州绿色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发展森林碳汇生态网,欲将广州建成全国第一个实现碳排放零增长城市;《关于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指导意(2011—2015年)》提出广州市单位GDP能耗降低至0.54-0.56吨标煤,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3%的目标。第二,制定低碳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关于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第三,制定多项低碳政策。政府优先购买低碳节能环保产品;实行“绿色税收转型”,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开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实施税收支持。发展新能源汽车、清洁汽车技术和汽车尾气控制技术;实施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以及与建筑一体化的光伏等项目。第四,绘制低碳经济路线图。(2)保定市的低碳经济发展

保定成为我国低碳城市试点之后,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第一,进行低碳城市建设的交流。2008年与WWF共同组织“保定低碳城市发展国际研讨会”;编制了《保定:全球可持续能源生产的“电谷”研究报告》。

与WWF重点合作建立了风能数据库及信息服务网络。清华大学“低碳城市的制度建设与治理体制”课题组对保定进行了专题调研,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

第二,编制低碳城市规划。保定市政府编制出台了《保定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意见(试行)》。措施主要有:培育低碳产业,广泛传播低碳理念,实施低碳管理,促进节能减排等。重点做好六大工程建设:“中国电谷”建设工程、“太阳能之城”建设工程、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办公大楼低碳化运行示范工程、低碳化社区示范工程、低碳化城市交通体系整合工程。第三,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目前,保定形成了以太阳能光伏产业、风力发电产业、高效节电产业、新型储能产业、输变电和电力自动化产业等六大产业体系,获批国家发改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可再生能源)”,被科技部授予“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基地”。

3.国内外低碳经济发展对衡阳的启示

从国内外低碳城市建设实践来看,对衡阳低碳经济发展的启示主要有:(1)政府在低碳经济建设中占着主导地位。政府在编制低碳城市规划和低碳技术规划、制定低碳发展政策和法规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衡阳政府应该通过编制衡阳低碳经济发展经济规划,制定低碳发展政策,进行重点领域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政府在低碳发展中的引导作用。(2)调整能源结构,开发可再生能源。低能耗是低碳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

英国、美国都非常重视能源结构的调整,通过制定优惠的政策,积极引导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保定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形成了完整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衡阳属于能源贫乏的地区,未来更应该注重调整能源结构,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3)加强科技创新。美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规划,英国则注重推广已有的低碳技术,保定与WWF和清华大学合作交流以研发低碳技术。这些举措都充分体现了技术创新在低碳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衡阳的南华大学在核能方面科研实力较强,可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加强在低碳技术方面的研发。(4)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不同产业的能耗程度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国内外都非常注重通过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关闭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企业、积极发展降碳产业这一手段来进行低碳建设。目前,衡阳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加强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淘汰和关闭高耗能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5)重点领域实施低碳化改造。国内外研究表明,交通、房地产开发、工业是碳排放量较高的几个领域。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都非常重视这几个领域的低碳化改造。因此,衡阳应该重点加强在钢铁、电力、冶金、住宅开发、交通等几个领域的低碳化改造。四、衡阳城乡经济低碳化发展的可行性与途径(一)衡阳城乡经济低碳化发展的可行性

1.资源可行性分析

衡阳是湘中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市内矿藏丰富,区位优势明显,京广铁路、107国道和正兴建的京珠高速公路纵横南北,湘桂铁路、322国道和“三南”公路横穿东西;湘江、宋水、蒸水、米水可四季通航,四通八达,湘江衡阳大源渡航运枢纽工程,将使千吨级货轮顺湘江入洞庭、通长江达上海;还有两个机场可供开通,已经形成水陆空立体交叉的交通热线络,是名副其实的呼应南北、承接东西、合纵连横的南北交通枢纽。衡阳实现低碳化发展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有利条件主要体现在:

衡阳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素以“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著称。在全种重要矿产资源中,衡阳有29种;在牵涉全局的15种大宗支住性矿产中,衡阳占10种;在66种矿产中衡阳有44种纳入矿产储量表。衡阳市现已探明矿产资源总量127.6吨,其中钠长石,储量3499.7万吨,位居全国第一;硼的储量100.94万吨,仅次于辽宁,属全国第二;铁、金、银、硫铁、岩盐、芒硝、硅灰石7种居全省第一;有色金属中的铅、锌、铜均居全省前茅,铅的储量13.56万吨:锌的储量123万吨,铜的储量13.56万吨;贵重金属中的黄金储量48143公斤,居全省之冠;白银储量1852.3吨,镍也有一席之地。水口山“铅锌王国”至今保有储量达76.33万吨、居全国铅锌矿之首;衡山钠长石储量“亚洲之冠”,是远景储量达亿吨,是东南亚一带第一大钠长石矿;衡阳盐产资源全国罕见,盐卤资源量达140亿吨;常宁市和未阳市是全国重点产煤县。

水能蕴藏量大。衡阳属大陆型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丰沛,加之河网密布,地势高低不平,河流落差较大,故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全市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为64.17万千瓦,占全国水力蕴藏量总量的0.129%,其中可开发利用的为16.17万千瓦,占全省水力蕴藏量的70.7%,占全国开发利用总量的0.288%。

生物质能丰富。与传统化石燃料相比,生物质能属于清洁能源,其燃烧后二氧化碳排放属于自然界的碳循环,不形成污染。衡阳市全市年可利用的薪柴资源约11万吨标准煤,桔秆资源约90万吨标准煤,人畜粪便年产沼气能力约43万吨标准煤,合计约140多万吨标准煤。

新型能源较为丰富。太阳能因其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运输、无污染、无采购成本等优势,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最理想能源,是传统化石能源的最佳替代品。衡阳市年平均日照时数1663小时左右,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量约为420千焦/平方厘米每年,太阳能开发利用空间巨大。衡阳南岳区风速大于3米/秒的日平均风速年累计天数有315天,风力资源比较丰富,开发利用价值大。衡阳核资源丰富,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10家中央核工业企业,南华大学现有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核技术及应用博士学位授权学科;设有8个核专业和18个涉核专业,是我国核类本科专业齐全、本科生培养规模大、核类人才培养层次较完整的高校之一。

2.政策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衡阳市转型升级和科学发展,在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中央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衡阳市成功争取了一系列国家政策,包括长株潭“两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城市、湘南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全国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重点城市、国家首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全国现代服务业最佳投资城市、国家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松木经开区列入国家首批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等。同时衡阳市成功争取了湖南省两型示范创建单位,常宁市水口山经济开发区成功列入了省级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园区。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近两年出台了《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同时正在制定的《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修订《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电力法》等有力保障低碳经济的有效推行。[6]

从中观层面来看,湖南省先后发布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关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意见》、《湖南省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湖南省“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等一系列文件,为湖南省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与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保障。此外,2009年省人大常委会出台了《湖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省政府及经济、环保等部门制定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约束机制工作方案等,这些都使我省低碳经济发展的环境进一步优化。

从微观层面来看,衡阳市先后发布了《衡阳市“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2011—2015),《衡阳市“十二五”节能规划》、《衡阳市“十二五”减排规划》、《衡阳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衡阳市城市绿色照明发展规划(2012—2017年)》、《衡阳市城市绿色照明改造工程实施方案》、《衡阳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实施意见》、《衡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

3.经济可行性分析

低碳经济要发展,不仅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样也需要强大的经济与财政实力做支撑。2013年衡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957.7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1.8%。其中,一产业实现增加值322.89亿元,增长4.3%;二产业实现增加值949.51亿元,增长13.2%;三产业实现增加值685.30亿元,增长13.5%。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7258元,增长11.4%。全市三次产业比为16.5:48.5:35.0。与上年相比,一、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0.3、0.1个百分点,三产业占比提高0.4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收入突破180亿元大关,达到185.36亿元,增长20.4%;其中用于支持生态环保投入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资金达到10余亿元,有力地促进了节能减排以及“两型社会”的构建。因此,就政府而言,我市有足够的财力来保证农村工业低碳化的发展。

工业方面,衡阳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推行产业循环化改造工作。在结构调整和湘江流域污染整治过程中,共升级改造56家企业、淘汰落后产能510万吨、关停企业49家。松木经开区,于2012年成功列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盐卤化工及精细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常宁水口山经济开发区和衡东经济开发区均为湖南省首批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其中常宁水口山经济开发区初步形成了有色金属冶炼精深加工循环经济产业链,衡东经济开发区初步形成了废铜、锌、铝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产业链。

农村方面,衡阳以解决农村面源污染源为重点的循环型现代农业产业已成雏形,“农业废弃物—养殖—有机肥加工—农作物”、“猪—沼—瓜果”等生态农业模式得到推广应用。服务业方面,衡阳绿色建筑、生态旅游、公共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循环型服务业发展态势较好。

4.技术可行性分析

衡阳市各产业具有强大的技术支撑优势。全市除了20家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外,还有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27家,市政府每年邀请赵淳生、方智远等10余位衡阳籍“两院”院士和大批科技人才回家乡解决技术难题。衡阳市近几年在科学技术方面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衡变公司“特高压并联电抗器产业化”省成果转化重大专项获得专利授权145项、天雁机械“高效混流涡轮增压技术开发与应用”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西渡经开区升级省级高新园区、中南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衡阳分中心。2013年,衡阳又出台了《关于推广十大清洁低碳技术的实施意见》,确定了新能源发电技术、“城市矿产”再利用技术、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脱硫脱硝技术、工业锅炉节能技术、绿色建筑技术、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技术、污泥垃圾焚烧技术、城市公共客运行业清洁能源、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沼气化推动农村畜禽污染治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等十大清洁低碳技术的推广任务,确定63个重点项目,涵盖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7](二)衡阳城乡经济低碳化发展的可行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与供给的巨大潜力都在于农村的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低碳经济如果背离了这个实际,就会落空。探寻因地制宜的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式,实现城乡经济低碳化发展的目标、要求的同一性与形式、手段的差异性相结合,意义重大。

衡阳城乡经济发展虽处于不同的阶段和层次上,但农村同样遭受重大污染,而且通过影响农作物和食品,从而影响所有人的健康,也都面临着共同的资源与环境危机,所以都有发展低碳经济的共同愿望和需求,都不能以牺牲当代人和未来人的健康和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而“先发展、后治理”,这就都具有共同的必要性;而且,经济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只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式不同,但只要因地制宜就可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同一目标要求,因为高碳与污染主要是由于石化能源的消耗,发展低碳的主要途径是发展新能源,而农村具有丰富的新能源资源,如风力、水力、生物质等资源,还有广阔的荒坡、滩涂可以大量用来发展太阳能,因此,城乡一体,将城市的技术、资本优势与农村的资源、空间、劳力等优势相结合,就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和方式在城乡实现低碳化发展,如节能建筑、绿色能源在城乡就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和方式来实现。所以,发展低碳经济,城乡统筹,可以实现方式差异化对接。

经济低碳化发展,是民生要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执政能力的综合体现,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和子孙后代,是最大的政治!衡阳市政府各部门在推进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都十分重视低碳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统筹建设,早在2010年就召开了《低碳经济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大型研讨会,非常积极研讨低碳经济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对接发展的对策,认为城乡一体发展低碳经济与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就发展途径而言,以企业或农合组织为载体,利用城乡不同的资源条件,实行城乡工业化与低碳化对接(见第二篇);以庄园或家庭农场为载体,以循环经济、综合利用为手段,实行农业产业化与低碳化对接(见第三篇);以县域经济为载体,以发展绿色能源为手段,实行城镇化与低碳化对接(见第四篇)。

实现以上途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的建设,理念、规划是目标导向,法律法规是方针准则,组织体制是实施动力的保障、政策机制是运作规范的保证。离开了制度体系的建构,一切都是空话!所以,我们最后重点放在制度建构的系统探讨上(见第五篇)。

注释:

[1][7]吴光平.湖南省衡阳市创建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实施方案.

[2]衡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2013年).

[3]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规划(2013—2020年)征求意稿.

[4]“发展低碳经济建设宜居家园”调研报告[EB/OL].http://www.hytyzx.gov.cn/tzb/zxxx/af933d50-ac39-44bc-9ab8-fab2e29f2ccd.shtml

[5]《衡阳统计年鉴》(2006—2014年).

[6]周晓唯,张金灿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研究[J].天府新论,2011(2):42-46.第二篇工业化与低碳化对接及企业低碳化发展

实现城乡工业化与低碳化对接发展,需从规划、评价、规范、激励诸方面进行系统的制度建构,并以企业为载体,以园区产业链结为手段,吸引企业、资本、技术、劳动力集聚,充分利用城乡不同的资源条件实行低碳式工业化发展。  第2章 衡阳农村工业化与低碳化对接发展及制度建构一、衡阳工业化与低碳化对接的现状分析(一)衡阳农村工业化与低碳化对接取得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衡阳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虽然目前衡阳农村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多样化,但主要表现形式仍是乡镇企业,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关联度较高,农产品加工业成为新的增长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部分农村劳动力,发展了农村的经济,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本土农民的“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比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二)衡阳农村工业化与低碳化对接的问题

现阶段衡阳农村工业化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1)乡镇企业布局分散,规模小、重复建设,缺少区位积聚,单位效益不高、投入产出效果不理想,规模效益低,没有有效地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广大农民虽然工作非农化了,但生活并没有实现城市化;(2)资源配置利用效率低。一方面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工业普遍技术落后,工艺设备陈旧,对资源的利用率不足20%,物耗大,效益低。(3)生态环境恶化。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使得农村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农村工业的污染趋势正由过去的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和蔓延,转为现在的农村工业污染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4)农村工业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创新不足,经营机制不完善,适应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投融资机制还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5)市场竞争激烈、非农就业的压力巨大,在要素配置上处于冷点区域。

为此必须摒弃以往的先粗放后集约、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的发展模式,构建一条效益与环保齐头并进的发展道路,以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三)衡阳农村工业化与低碳化对接存在问题的原因

1.能源结构不合理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的国家。与石油、天然气等燃料相比,产生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碳排放比燃用石油、天然气分别高出约6%和61%。由于调整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源结构的制约,衡阳以煤为主的能源供给和消费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由于能源结构的现状,我国农村工业化在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需要付出比其他国家更多更复杂的努力和更多的代价。

2.成本收益的“剪刀差”

从成本因素分析企业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清洁生产尚没有全面推广和成为硬性要求的前提下,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其生产成本就会高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平均成本,从而偏离“成本最低”的原则,导致“绿色产品”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比如前些年遍地开花的小煤矿和小造纸厂就把大量正规企业逼上了绝路。

从价格因素分析,由于初次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一方面是初次资源价格过低;另一方面,再生资源价格偏高。这样,利用再生原料的成本常常比购买新原料价格更高,由此构成了推进低碳经济的价格障碍。成本与价格的单向权衡在市场规律的利益导向下,支配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1]

3.低碳技术的匮乏

目前,先进的低碳技术80%以上为发达国家所掌握。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技术研发能力较弱,为实现碳减排目标迫切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由于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同,这要也将是构成一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碳政治”博弈过程中,发达国家向中国家转让技术提供资金支持的主观意愿将进一步弱化。[2]

在低碳新技术开发能力弱与技术转让困难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低碳技术开发与运用的总体水平弱于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低碳经济的发展。

4.机制的不完善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现有的环保体制缺陷形成了现实的制度障碍。如低碳经济法律激励机制的不足,市场交易机制的不完善,低碳经济保障机制的缺乏,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的滞后等严重影响了衡阳农村工业化与低碳化的平稳接轨。二、国内外关于工业化与低碳化对接的理论研究与经验借鉴(一)国内外关于工业化与低碳化对接的理论动态

1.国外工业化研究动态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劳动力供给,可通过现代部门不断资本积累,吸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使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农业部门逐步缩小,实现工业化。二元结构模型理论是传统工业化理论的代表。[3]

拉克西特(Rakshit,1982)尝试把凯恩斯理论引入二元经济框架,从产品、信货和土地市场不发达三个方面揭示发展中国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并推导了需求约束下工业部门的产出与就业决定,主张运用凯恩斯提高投资水平的方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4]

墨菲等(Murphy&others,1989)通过对收入分配、市场规模与工业化关系的研究,认为收入分配影响市场规模,进而决定工业化边界,认为在二元经济转型国家,如果中间收入层居民占有较大的比重,就将扩大市场规模,加快工业化进程。[5]

OECD认为在农村兴办工业是有风险的,并且存在着政府寻租行为,再加上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对农业工业化的支持是缺乏效率,并且存在着资金流失的现象。[6]

唐奈勒.H.梅多斯认为,预防污染的源头治理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也并未大规模实施,并且末端治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他相信,经过努力,现代人类经济最终也会走向低碳经济。[7]

Ankathem分析了瑞典1918—1994年的碳排放情况,他指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符合EKC曲线。也有的学者对这一研究表示怀疑,Egl对德国的数据研究否定了EKC曲线的存在。但是更多的研究证明了EKC曲线是存在的。[8]

Lotralipour Mohammad Reza运用一次能源消费数据研究了伊朗的情况,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符合EKC曲线的关系。[9]

Pacala(美国2004)等将可再生能源、燃料替换及碳集存、能效提升、林地固碳和核电五类技术归为目前可利用的碳减排技术。[10]

2.国内工业化研究动态

王志雄认为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及社会因素的干扰,使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步履维艰,代价相当沉重,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二是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三是经济效益低,目前,农村工业的污染趋势正由过去的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和蔓延,转为现在的农村工业污染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因此,农村工业化必须调整战略思路,不能再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必须要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走出一条减量化、集约化、生态化的持协调、健康的发展新路,即农村新型工业化之路。[11]

同春芬等认为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资源高消耗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造成农村工业严重环境污染的原因包括:理论研究的盲点与导向的片面性、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和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及布局分散等。[2]

丁永波(2011)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减少C02排放,首先要对当前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尤其是要对第二产业中的工业结构进行调整。实现经济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进行工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3]

谭忠富等对1998年至2006年北京市三次产业的能源强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提高第二产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对降低北京市能源强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指出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对于降低能源强度的贡献率最小。[14]

王可达(2011)分析了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的意义和制约因素,认为低碳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各方。低碳化技术创新路径选择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有所突破: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完善低碳技术政策、健全知识产权制度、培育低碳技术人才、开拓重点低碳技术领域。[15]

总体来说,我国关于农村工业化与低碳化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要晚于国外发达国家,但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经过努力取得了突出成就,具体分析了我国走低碳工业化道路的可行性,客观地认识到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农村工业化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制度因素、布局因素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制约,为我国农村工业化与低碳化的对接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二)国内外关于农村工业化与低碳化对接的举措与借鉴

1.国内农村工业化举措

我国不同地区综合考虑了本地区的各种优势与劣势,确立了符合本地区的特色发展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苏南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为代表的工业自我发动型,以温州模式和泉州为代表的市场拉动型:

苏南地区起初是发展乡镇企业(主要是乡、村两级集体企业)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采取集体投资,集体所有生产经营模式的苏南模式。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际新环境下,苏南地区又通过吸引外资,产业转型来升级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形成了“新苏南模式”。

温州地区起初依托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来发展非农产业,以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为主;以家庭工业为主要形式;主导产业以日用小商品生产为主;生产的专业性很强,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区域经济格局,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方式。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企业制度的变革,温州人把品牌和技术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目标。“走品牌线路,尊重市场,维护市场”,形成“大品牌,国际市场”的“新温州模式”。

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注重开拓国际市场;在所有制形式上,以乡村集体经济为主;在经营形式上,以集体经营为主,积极发展包括同外商合资、合作经营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横向联营。[16]

泉州地区广泛吸收国内外两种资金,以股份合作制为主体,发展各类民营经济;注重新产品的开发和对国外产品的消化吸收;通过骨干企业辐射带动,区域化、专业化工贸经营一体化,增加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和抵御市场变化的能力。[17]

2.国外农村工业化举措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推行了“新村运动”。这场实施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新村运动,相继实行了农户副业企业计划、新村工厂计划、农村工业园区计划,重点落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果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民住房改造、自来水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二是鼓励城镇企业有选择地下乡,发展农村工业,使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在不荒废农业的同时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差距问题。

60年代初至90年代后期,日本先后颁布了《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等多部法律,发起了“造村运动”。日本政府制定了非常系统的政策措施引导城市工业下乡,其中的两大关键性举措是“一村一品”运动和振兴1.5次产业(对农、林、牧、渔产品进行初步加工,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造村运动的成功离不开以下两点因素:①政府职能定位非常正确。政府不下指令,不干预农民的生产自主性,也不直接提供资金补助;而是引导群众开动脑筋,唤起他们建设家乡的热情和干劲,并在技术指导、信息服务、市场开发等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

②农民组织建设。99%以上的农户都在政府的引导下参加了农协组织。农协为农民提供包括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新技术的培训和推广以及收购产品后统一包装、储存、运销等服务。此外日本十分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和激发村民参与意识。[18]

美国的农村工业化越过城乡结合,直接布局农区小城镇;在产业布局上选择以农区农产品加工出口为龙头,进行农业和农区工业的集约化发展,以发展当地特色产业作为创收的突破,以发展农区第三产业为新的发展增长点;通过农业的产业化生产,集约经营程度提高、农业服务趋势明显,社会化服务体系全面建立。家庭农场正在不断地向社会化大生产靠拢;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生物技术产业化、信息技术产业化已经成为农区主流的产业发展模式。[19]德国通过设计一种促进农村工业发展的中心点发展政策来进行农村工业化。这些中心点分布在德国农村,国家有一定的政策措施倾斜,并有各个层次的土地使用规划,以促进工业进入这些中心点,在中心点以外的地区还有另外的规划,通过中心吸引工业,从而组成一个整体,逐步形成了一个网络,道路通畅,原料、产品、劳动力可以从一个中心流到另一个中心,从村庄随意地流到城市,实现城市和农村无差别。

20世纪70年代后期,泰国政府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把发展的重点逐步转向农村地区,并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对农村中小型工业企业提供金融、技术和税收上的扶持,并在市场服务、职工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通过城市工业不断向农村渗透,逐步形成农工联合企业,推动农村工业的全面发展。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支持农工综合体发展计划、完善农村机械化、电器化和化学化计划、鼓励初级农产品加工出口计划等措施。还出台了多种优惠政策,如提供土地和基础设施。

印度的农村工业化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推动。一是实施农村工业项目计划。

政府成立了印度农村工业项目中心,培训农村工业企业家,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二是推行农村工业保留政策。为了保护农村工业免受城市工业的竞争压力,政府规定一些产品只保留在农村工业企业中制造;三是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减免优惠。[20]

根据国内外各国农村工业化的举措和特点,可以将农村工业化分为农村内源型和城市工业扩散外源型两种模式。外源型的农村工业化是指城市工业向农村地区逐步扩散,带来与城市工业相同或相似的行业、技术和产品市场,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村工业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工业从一开始就与城市工业形成竞争。而一些农业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为了避免与城市工业直接竞争,在工业化的路径上选择了农村内源型工业化,即依托农产品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这种内源型的农村工业化路径,从战略上值得高度肯定,但在实施过程却不得不面对农产品加工技术落后的瓶颈制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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