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海峰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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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试读：
一、“六年孔夫子”
（一）位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群山环抱，绿树翠竹，池塘波光潋滟。在一片松竹掩映的斜坡上，有一座凹形的房屋，这种房屋在当地被称作“一担柴”式民居。房屋的墙都是用土砖砌的，一多半盖着青瓦，另一少半盖着稻草。1893年12月26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就出生在这里。
历史上有着很多关于韶山的美丽传说。根据史书记载，“韶”是虞舜时的乐名，有“萧韶九成，引凤来仪”之说。虞舜为尧所器重，尧很快把盟主的尊位禅让于他。虞舜继位之后，为造福人类，开拓疆土，辞别爱侣，甘冒苦辛，渡黄河，涉长江，深入荆楚蛮荒之地，探测山川利弊，规划拓垦宏图。南下途中虞舜与侍从宿营韶山，侍从们为舜帝载歌载舞，随着优美的音乐舞蹈，山崖翕然，山鸣谷应，声震林木，凤凰闻乐展翅，嘤嘤和鸣。山间胜境，人间盛会，亘古传诵。日久，人们便把舜帝欣赏过的音乐称为韶乐，把他赏韶乐的山岭叫韶山。许多地名便由此而得名：山间潺潺的小溪叫“韶水”、山峦绵亘下的山冲叫“韶山冲”、山上陡峭的山尖叫“韶峰”。传说古时候在韶峰旁边住着3位漂亮的姑娘，她们日耕夜织，辛勤劳动。一天从彩云上飞来一只金色的凤凰，3位姑娘就骑着凤凰上天，成为仙女。她们留下的遗迹就成了今天韶山八景：凤仪亭址、胭脂古井、仙女茅庵、石屋清风、顿石成门、塔岭晴霞、石壁流泉、韶峰耸翠。
传说毕竟是传说，事实上，在毛泽东出生的年代，韶山同中国多数农村一样，长期和贫穷、落后相伴。那时候，没有铁路、公路，也没有行船的河道。若去湘潭县城，就要从天亮走到天黑。可以说是一个交通非常闭塞、经济十分穷困的地区。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歌：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根度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由此可见，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多么艰难。
韶山冲里有稀稀落落的房屋，居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家，以毛姓最多。毛氏家族从鼻祖毛太华算起，在这里生活已有600多年历史。毛太华元末由江西避乱至云南澜沧卫（今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在当地娶妻安家，后参加朱元璋军队，明洪武十三年（1380）因军功迁到湖南湘乡。10年后，毛太华的两个儿子又迁到邻近的湘潭县韶山冲。明清以来毛家后代将毛太华当作韶山毛氏开山鼻祖。乾隆二年（1737）韶山毛氏初修《毛氏族谱》，毛家从第7代开始一律按谱系取名。如果从毛太华算起，毛泽东刚好是第20代。毛泽东故居
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毛顺生只读过两年书，17岁时就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父亲毛恩普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由于他聪明能干，善于经商，还做粮食和猪牛的买卖生意，日子越过越好。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18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娘家在湘乡县的四都唐家坨，离韶山冲只十几里地，与韶山冲隔着一座云盘山。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文七妹中等身材，长得清秀，圆脸庞，宽前额，聪慧又善良，勤劳又俭朴，乐于助人。七妹每逢灾荒之年，常接济穷人，深得乡亲们的赞誉。
毛顺生和文七妹结婚8年了，曾经生过两个男孩，可惜都在襁褓中夭折。毛泽东出生以后，父母非常高兴，满月的时候做“三朝酒”，专门请一位有学问的老先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毛泽东，字润之。
毛泽东满月以后，母亲文七妹把他带到了外婆家。母亲文七妹还有点不放心，生怕毛泽东“根基不稳”。外婆文贺氏是个有经验的女人，她十分疼爱这个宝贝外孙，请算命先生看了八字，说要平安长大成人，必须拜一个长寿的干娘。那么谁长寿呢？外婆认为后山那块两丈多高的石头最长寿。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置办了香烛酒醴，把毛泽东抱到那块大石头前面，让他作了三个揖，拜这块大石头为“干娘”，还给他起了一个乳名叫石三，按当地的习惯就叫他石三伢子。后来，毛泽东在革命活动中还用过这个化名，有时用石山当笔名。
毛泽东两岁那年，被父母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四世同堂，人丁兴旺。在这里，毛泽东备受外婆宠爱，表兄弟姐妹们也对他非常好，整天领着他在宁静而秀丽的山野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
毛泽东寄养在外婆家期间，他的八舅文正莹开了一个家馆教孩子们读书。4岁的石三伢子跟着去当“旁听生”。几个弟兄由于平时贪玩，每当老师要求他们背《百家姓》《三字经》的时候，个个都憋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谁也背不下来。这时候，小小的石三伢子站起来，说：“八舅，让我背吧！”八舅惊奇地说：“你能背吗？”“我能背下来，不信，你听！”石三伢子从容地背起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字不错地背完了。外婆听说这件事以后，高兴地说：“石三伢子真是聪明，怕是天上的文曲星下了凡！”
八舅对聪慧的毛泽东特别喜欢，除了在课堂上教他读书识字外，还抽空教他一些古诗，如骆宾王的《咏鹅》、李绅的《悯农》等。毛泽东领会得很快。八舅还手把手地教毛泽东写字，不久毛泽东居然能写得一手颇为像样的毛笔字，文正莹高兴得到处向乡亲们夸耀。在毛泽东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以后，文正莹又教他一些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神童诗》，等等。
毛泽东的个子长得很快，6岁时就长得像是七八岁的孩子。于是，外婆允许他同表兄弟们一道，随村里的放牛娃们上山放牛、砍柴等，参加劳动。孩子们都贪玩，高兴的时候经常忘了放牛的事，不是让牛吃了人家的禾苗，就是牛吃不饱。怎么才能又让牛吃得饱，孩子们又玩得好呢？石三伢子想了一个好办法：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一伙人放牛，一伙人采野果子，割青草。然后，把牛拴起来，让它们吃割来的青草，小伙伴们就可以做游戏，讲故事了。
童年的毛泽东就这样在外婆家快乐地生活着。但是，他不喜欢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板着脸孔，用刻薄、严厉的话语训斥他、指责他，常常使他很不开心。所以，每每韶山冲来人，他便闻讯而逃，唯恐来人将他带回父母身边。（二）
1902年春，父亲毛顺生还是把毛泽东接回韶山，开始了正式的私塾读书生活。临行前八舅送给毛泽东一本《康熙字典》。在毛泽东以后读私塾期间，他常借图书报刊给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文正莹一家被列为“匪属”屡遭缉捕。1929年2月，军阀许克洋将文正莹抓获，严刑拷打，逼他声明同毛泽东脱离舅甥关系，招供甥媳杨开慧的下落，均被他严词拒绝。后经地下党组织发动湘乡各界乡绅联名作保，他才得以获释。文正莹回家后就重病不起，于同年6月27日去世。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才从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得知舅父已经去世。他十分悲痛，立即回了一封长信，其中说道：“八舅父仙逝，至深痛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动情地说：“八舅父是个大好人啊，他不仅是我知识上的启蒙老师，他还教我怎样做人。他对我毛泽东是有大恩的！”
从8岁到16岁，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读书。他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础，培养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厚兴趣。
最初，毛泽东就读于南岸私塾，启蒙老师是邹春培。邹塾师与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同辈，所以毛泽东称他“春培阿公”，他则称毛泽东“石三伢子”。他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但毛泽东早就会背诵了。他又教《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邹春培也和当时许多塾师一样，让学生背诵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背诵时，气氛相当紧张。初入学的儿童望而生畏，往往已熟读的课文也吓得背不出来。轮到毛泽东第一次背书时，他不按规矩肃立，依然端坐在自己的课桌旁。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起来，他回答道：“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邹先生没办法，就把此事告诉毛顺生。毛顺生说：“他兴许是背不出来！”但邹先生却说他读几遍便能记住。毛顺生将信将疑，晚上问孩子，果然背诵如流，父母暗中欢喜。邹春培还教学生填红蒙字，但毛泽东不填，要自己放手写，写得比别人填得还要好。由于他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费神，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邹春培教学认真，对学生却管理严格，常进行体罚。有一次邹先生外出，给学生们布置了背书的作业。一个多小时后，邹先生回到私塾看到空无一人。过了很久，学生们才一个个水淋淋地回来了。邹先生知道这一定是毛泽东带头游泳去了，便严厉责问他，却遭到顶撞。毛顺生知道后要打儿子，毛泽东为此离家出走了3天。后来，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接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时，有趣地把这次离家逃学称作“胜利罢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毛泽东知道父亲的脾气比邹老先生还暴躁，他不敢回家。如果回家，肯定要挨一顿打，连母亲也劝不住。于是，他拼命地跑，决定不回家了。可是，到哪儿去呢？他想去外婆家，一想不行，父亲肯定会找到他。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他想如今皇帝废除科举，省城长沙、湘潭都有洋学堂，洋学堂里不读四书五经，不打板子，何不去看看。想着想着，就决定去湘潭，看一看洋学堂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毛泽东就这样不停地走着，太阳当头照着，热得直流汗，也没有戴草帽，也没穿草鞋，光着脚板在发烫的碎石路上奔跑。两只脚烫得又疼又痒，一瘸一拐的，真不好受。他走了3天，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只看见崇山峻岭，青翠的松树和竹林，稀稀落落的房屋。和上屋场的一样，哪里是湘潭呢？幸好一些好心的阿婆和大婶们给他饭吃，留他过夜。可是，什么时候能到湘潭呢？这一天，毛泽东又奔跑了一天，眼看太阳落山了，晚霞散尽，天空出现了几颗星星，远处一只猫头鹰咕咕地叫着，他有点着急，上哪儿去过夜呢？正在此时他隐隐约约看到前面一个人影在走动，壮了壮胆子走上前去，一看是位老爷爷，推着一辆装满木柴的木轮车，车轮子陷在一个坑里。老爷爷怎么用力车子也上不来，累得直喘粗气。他忙跑过去说：“老爷爷，我帮你推车吧！”老爷爷一看，是个孩子，老爷爷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结果，终于把车拉了出来。
老爷爷十分感谢毛泽东，笑眯眯地问他，为什么天这么晚了还在赶路。毛泽东一五一十说了缘由。老爷爷听了哈哈大笑，告诉他，你走了三天三夜也没走出韶山冲。这儿离你们家只有8里路，老爷爷说着一指：“你看，那不是韶峰吗？”毛泽东借着月光一看，前面果然是一道藏青色的波浪形山谷。这天夜里，他在老爷爷家里美美睡了一宿。天亮了，太阳升起来了。老爷爷慈祥地说：“你快回家吧，你们家里到处在找你。”毛泽东仍担心回去会挨打，老爷爷说：“不会的，你父亲已经托人带了话，只要你回家就不再打你。”就这样，毛泽东回到了家里，父亲真的没再打他。父亲和邹老先生对他的态度都温和了许多。
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了两年多，长进很快。他也没有忘记邹老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当得知邹春培已经谢世，十分怀念，曾三次给邹春培的儿子邹普勋写信致以问候。毛泽东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三）
1904年秋，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转到离家有二里多路的关公桥私塾，塾师是毛咏生。毛咏生是出了名的恶先生，毛泽东对他的教学方法极为反感。一次他对老先生要求学生多听先生点书、少提问的观点发出了质疑。毛泽东说：“先生可以动手打人，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动口请教先生？”毛咏生对毛泽东亦无可奈何，他写了一张字条，叫毛泽东带回家给父亲，并说让他从此不要再来了。
1905年春，毛泽东又转到桥头湾，塾师是周少希。在这里，他继续攻读《四书》《五经》。虽然学习方法依然是死记硬背，不讲经义，但聪颖的毛泽东还是能领悟不少。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老师毛咏生和周少希的辅导下，对毛笔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是随毛咏生学习欧阳询的字，后来开始研习怀素的字，他发现怀素的狂草非常适合自己的气质和性格，后来他就一直都练习狂草书法。
1906年秋，毛泽东又转学至井湾里私塾，塾师是毛宇居。毛宇居，即毛泽启，是毛泽东的堂兄，长毛泽东12岁。毛宇居为人正直、练达，诗文书法都好，颇具才学。在井湾里私塾，毛泽东学习了《春秋》《左传》，由于他聪颖好学，深得毛宇居喜爱。从此，他开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与日俱增，到老都没有衰竭。通过读史，他熟悉了不少战史战例，为后来钻研军事辩证法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
然而，毛泽东的顽皮淘气也使塾师深感头痛。他不满私塾的陈规陋习和死板的教学方法。一次，先生要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要在屋里背书，不准出去。老师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去了。他一边背书，一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给每个同学一份，同时也孝敬先生一份。先生回来非常生气地责问他：“谁叫你到处乱跑？”毛泽东说：“闷在屋里头昏脑涨，死背硬读也是空的。”“放肆！”毛宇居脸涨得通红。毛泽东说：“那你叫我背书好了。”毛宇居知道背书是难不倒这个学生的，便心生一计，来到院子中央，指着天井说：“我要你赞井。”毛泽东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赞了出来：“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同学们听了都拍手叫好。先生很尴尬，但毛泽东的才思敏捷也使他很佩服。后来，毛宇居对毛泽东因材施教，根据他基础好、领悟力高的特点，专门布置高深一些的教材让他学。
1959年毛泽东返回韶山时，邀请毛宇居和一些老人共同进餐，并举杯敬酒。按排行毛泽东称他为大哥。毛宇居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主席紧接着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四）
1906年末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他白天同长工一起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自己仍坚持自学。有时，他也为父亲在生意方面打打下手，比如赶赶猪、要要账等。从劳动中，石三伢子深深体会到了耕耘的艰苦和收获的快乐。
1907年，毛泽东14岁了，高高个儿，细长的身体，俨然一个棒小伙子。儿子大了，到了该成家的年龄，毛顺生、文七妹夫妇开始为他的终身大事张罗。他们按照当时大多数人的做法，娶一个年龄大、会过日子的女子做儿媳。最后，他们替儿子定了一个大4岁零两个月的姑娘，也不管儿子是否满意，就把她娶进了家门。在举行婚礼时，毛泽东衣着整齐，与从花轿上下来的新娘一起，在唢呐声中拜了天地，拜了列祖列宗的神位，也拜了父母。
然而，毛泽东对这位元配夫人并不感兴趣。不知是因为从父母的不幸婚姻中受到了刺激，还是脑子中早就有了理想伴侣的形象，或者压根儿看着这个大姐姐不顺眼，毛泽东对父母强迫他接受这桩婚姻，心理上非常反感。28年后，毛泽东在谈到这段婚姻时说，“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 “我从来没有和罗氏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他还说，从来没有碰过她一个指头。
新娘姓罗，韶山冲附近杨林村人，乳名叫“秀妹子”。由于她在三姐妹中最大，所以父母叫她“大秀”。大秀的父亲罗合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生活殷实的农民，与毛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不幸的是，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二，大秀因患痢疾突然去世，时年20岁。年轻轻的儿媳死了，对毛家也是一个打击，他们感到痛惜，同时也哀叹家庭的多灾多难。
毛泽东虽熟读经书，但并不太喜欢它们。他最爱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尽管老师严加防范，毛泽东还是看了《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最初，毛泽东是从同窗好友那里借来一本《水浒全传》，梁山泊好汉们造反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他。上课的时候怕老师发现，毛泽东便在《水浒全传》上面放一本《论语》，当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装作认真读经书的样子，老师走开以后，他打开小说继续读。后来，受他的影响，同学们也都偷偷读这些小说，对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他几乎能背得出来，他们还常常还反复讨论，互相讲述。
在家务农期间，毛泽东白天干农活，晚上看书，两年中读了十几本小说。他自己没钱买书，就跟亲戚朋友借着看。他非常喜欢那些爱国的有本事的人物，像李逵、鲁智深、武松、岳飞、诸葛亮、孙悟空等人，特别痛恨那些奸臣，像秦桧、蔡京、高俅等人。他还发现一个问题，那些小说中，主要的角色都是王公、贵族、官吏、公子哥，为什么没有受苦的人，没有农夫工匠呢？他多么希望，有一天农夫工匠也成为小说里的主人公，把农夫工匠们写成英雄豪杰。
就这样，每天晚上，毛泽东总是点上桐油灯看小说。有时，毛顺生发现毛泽东的屋里半夜还有灯光，就唠叨：“早点睡吧！一盏桐油要好几个铜板呢！”毛泽东舍不得放下小说，就用被单把窗户挡上，不让灯光漏出去。
1909年春夏，毛泽东读了一本叫《盛世危言》的书，他非常喜欢。作者郑观应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他还提倡应该从政治上进行改良，主张设议会，制宪法，实行“君民共主”，办报纸，开学堂，提高民众文化。读完《盛世危言》后，毛泽东决心要恢复学业，继续上学。（五）
1909年秋至1910年夏，毛泽东说服父亲后，先后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复学，塾师分别是毛岱钟、毛麓钟。
在乌龟井私塾，塾师毛岱钟毕业于政法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毛岱钟是一个对毛泽东影响非常大的人，他当时正值青年，且接受的是新式学堂教育，思想比较激进，对封建末代王朝法度紊乱、官场腐败的社会丑恶现象颇为不满。因之很不得志，甚至连“饭碗”也谋不到，不得不回到家乡。毛岱钟思想活跃，一改旧时私塾死读古书的传统格局，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在私塾讲解大清帝国的法律条例，传授衙门诉讼的诀窍。这无疑是毛泽东在学习生涯中第一次接受正规的法律教育，也是他一生中头一次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授法律课。
毛泽东曾回忆说：“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我跑到一个失业的学过法律的人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读了更多的经史之类的书，而且还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几本新书。”
毛泽东回忆中的“老先生”是指东茅塘的塾师毛麓钟，他的堂伯父。毛麓钟又名毛贻训，学名绍芳，生于韶山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清末曾做过几任县丞。他自幼天资聪慧，在祖父教导下潜心攻读诗书，26岁考中长沙府学秀才，是当时韶山毛氏家族中惟一的长沙府学秀才，深受毛氏族人和乡邻称誉。
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毛泽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他思想上并不守旧，主张废科举，办新式学堂，学西方技术，富国强兵。毛麓钟对毛泽东也是格外看重。毛泽东十分仰慕毛麓钟的学识和为人，也不再淘气，刻苦攻读，学识长进很快。毛泽东主要攻读了《公羊春秋》《左传》《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这期间，他还在毛麓钟的辅导下阅读了《资治通鉴》，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经史古籍。毫无疑问，这些书不仅使毛泽东懂得了许多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著者的学问、德行，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都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愈到晚年，其阅读史书的兴趣愈加浓厚。此外，毛麓钟的古典诗词造诣很高。他辅导毛泽东读了许多中国历代诗词名篇，并教毛泽东赋诗填词。在他的熏陶下，古典诗词成为毛泽东一生的最爱，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在同塾师毛宇居叙旧时，他深情地说：“那时我能读书，可就是不好好读，后来在家种了两年田，到了东茅塘麓钟二伯手下读书，才晓得用功了。我二伯不愧是韶山的秀才，教书育人很有办法哩！”
在6年私塾里，毛泽东接受的虽是旧式教育，但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传统国学基础，培养起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厚兴趣，尤其是那些经纶满腹，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塾师们，对他后来的成长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影响。
1920年4月，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从北京到上海活动，尽管一贫如洗，他还是不辞辛劳，绕道去曲阜和邹县拜谒孔孟的故居和陵墓。他后来回忆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条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那里的感情。
二、志出乡关
（一）1910年，湖南大水，谷米收成锐减，昔日的鱼米之乡也出现了遍野饿殍。水灾歉收的邻近省份却仍然沿袭过去的做法，前往湖南采购粮食。洋商更是趁火打劫，竞相携带巨金来湘抢购大米。湘米大量外流，湖南粮荒日益严重。长沙城里的地主奸商更是囤积居奇，哄抬米价，使贫穷的人家难以维持生计，长沙城里竟然出现饥民全家投水自尽的事例。
4月13日，湖南巡抚岑春不但拒绝开仓平粜，反而下令向围攻巡抚衙门的灾民开枪。当天晚上，愤怒的灾民忍无可忍，涌向街头，一夜之间将长沙城厢100余家碓房、米店一齐捣毁。次日，他们又焚烧巡抚衙门，焚烧、捣毁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等盘剥人民的机构。斗争的锋芒还指向帝国主义的教堂、洋行以及一些洋货商店，参加斗争的人数达2万以上，并波及益阳、宁乡、湘潭、湘阴、安化、岳州、宝庆、常德、浏阳各地。
风潮发生后，清政府惊慌万分，连忙调集军队，开进湖南。4月15日，负责巡抚事务的布政使庄赓良开始了对群众的残酷镇压。刽子手们举着“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高脚牌，扬起沾满鲜血的马刀，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在大街小巷杀气腾腾地对人民进行恐吓。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帮助清政府镇压，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最终被中外反动派残暴地镇压下去。
这一事件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他是从学堂获悉这一事件的。一天，在他读书的学堂外面，学生们看到许多贩卖豆子的人从长沙回来，学生们问他们为什么要离开长沙，他们说长沙城里闹出大乱了，并把事情的经过一一告诉了他们。
毛泽东后来告诉斯诺：“这件事在我的学校里议论了好些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者’，但他们只是从旁观者的观点出发，而不明白这也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关，他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件很有刺激性的事情。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到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抱不平。”
不久，在韶山也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接济，他们发起一个“吃大户”运动。尽管本乡缺粮，毛顺生仍然运粮食到城里去卖，其中有一批粮食被穷苦的村民扣留，毛顺生怒不可遏。而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但他也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已有反抗意识的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10年农历三月，毛泽东因为抖搂族长毛鸿宾倒卖稻谷的事件，大闹毛家祠堂。毛顺生生怕再惹出事来，就想让毛泽东停止读书，送他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起初，毛泽东并不反对，认为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但不久之后，他听说湘乡县办了一所新式学堂，他的一个表兄在那里上学，说那里不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很“激进”。母亲文氏同情并支持毛泽东的求知欲，她和毛泽东一起劝说毛顺生，并请来毛麓钟、文正莹、李漱清和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等人一起到家里劝说毛顺生，让毛泽东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毛顺生终于同意了儿子的要求。（二）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了闭塞的韶山，走向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这首诗的内容就是：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表达了当时毛泽东立志求学和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情壮志。
东山高等小学堂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前身是东山书院。东山书院从1890年开始筹建。当年，湘军骁将、收复新疆的前敌总指挥、后任甘肃新疆首任巡抚的湘乡籍人士刘锦棠返回家乡，捐款倡修书院，全县士绅纷纷响应，并选址风水宝地——莲花屋场，拟名“东山书院”。起初，他们打算沿着传统的方法，让湘乡学子做秀才、举人、进士，走出一条光宗耀祖、光大乡里的路。然而，就在书院正式动工之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刘锦棠被朝廷召回北上抗日，病逝途中，许时遂等湘乡士绅继续筹办书院。东山高等小学堂旧址
1895年，清廷战败，李鸿章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了包括湘乡士绅在内的中国人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以许时遂为首的筹建人员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决定办一所经世致用的新式学校——东山精舍。1896年，东山精舍动工兴建，并于同年开课。相对于传统书院的学生皓首穷经而言，东山精舍的课程设置正是一种翻天覆地的改革。它效仿湖北自强学堂，分科造士，设算学、格致、方言、商务四门新式课程，注重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发展，了解世界大事。
1900年，东山书院建成招生，1903年，书院改为校士馆。书院辖田854.2亩，房屋6座，林牧场2处，岁收租谷1355石，作为办学经费。书院正厅三进，东西各五斋，合计60余间。整个建筑规模宏伟，屋宇轩昂，环境幽雅。
清廷于1905年9月颁旨，废除科举，广兴学校。圣谕传至湘乡，时任东山书院山长龚翼鹏发起将东山书院改为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学制为3年（1921年后改为2年）。东山高等小学堂订有校训，谱有校歌。校训为“公诚勤俭”，制以黑底金字匾悬挂在正厅。两旁在柱上有楹联一副：“公毕方将私治，师严然后道尊。”高等小学堂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均是按照现代学校的原则和要求进行的。当时课程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体育、图画、音乐等。教学方法强调主导和主体、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做到了循循善诱，生动活泼。
然而，当毛泽东肩挑行李，步行50里来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却遇到了难题——按规定，他不能在这儿就读。因为毛泽东是湘潭县人，东山高等小学堂却隶属湘乡县。毛泽东没有退却，他以才气和自信，挥毫拟就一篇入学应试作文《言志》。高远深邃的立论，华美典雅的词章，纵横捭阖的笔法深得当时东山高等小学堂堂长李元甫的赞赏，惊叹他为“建国材”。在学校部分董事反对收纳外县学生的情况下，李元甫据理力争，称如果不录取毛泽东这样的旷世英才，就辞去堂长的职务。在他的坚持下，毛泽东被破格录取。
东山高等小学堂坚持“唯才是教、通识教育”的原则，强调独立思考、积极创新，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学堂的学风严谨，引导教育学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吸引了大批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少年，也造就了一大批国家民族的有为人才，除毛泽东外，陈赓、谭政、萧三、易礼容、毛泽覃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早在东山精舍开办之初，即十分注重选择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其章程规定：“师以传道解惑，山长须择品学俱优、中西兼通之士，不得用本县举贡轮充。永杜于求钻营、请托、情面诸弊。”因此，毛泽东在东山求学期间，幸遇了一批思想进步、慧眼独具的教师。如时任堂长李元甫，热心教育事业，积极倡导新学，支持教师在课堂上开讲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鼓励学生仿效康梁文体作文；龚翼鹏治校严谨，教学勤奋，在他担任堂长时期，学生成绩优良，受到了湖南省提学使司的嘉奖；萧岳英一生清贫，淡泊名利，他和儿子萧三、萧子升给了毛泽东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沈春农早年参加民主革命，1925年入党，大革命时期投身农民运动，最后慷慨就义。此外，还有游学四方、学识丰富的贺岚岗先生，正直善良的谭咏春先生及留学日本思想先进的萧先生等。（三）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毛泽东当时最爱听李元甫堂长“中国一天天贫弱是遭受列强欺侮之缘由”的时事训话，也爱听贺岚岗先生运用新观点解释旧经文的经学课，特别对李元甫关于“中国的地形像一片桑叶，日本的国土像一条蚕子，中国有被‘蚕食’的危险”的讲述，感触更是深刻。从此，在毛泽东的心里就播下了两颗种子：一是解除农民痛苦，一是打倒列强。每天课余饭后，毛泽东总是喜欢独自倚着便河石桥上的栏杆看书，并边看边欣赏便河中东台山和文塔的倒影。有时，他也和同学们在这里谈论时事和中国富强之道，还经常把从书报中获得的新思想讲给同学们听。晚自习时，他也常和班上同学开辩论会，各抒己见，谈对时局的看法，谈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毛泽东学习非常刻苦，许多时间是在自修室里度过的。他最喜欢的是国文、历史、地理。学校后斋有一个藏书楼，收藏了许多中外古今的书籍。在学校读书的绝大多数是所谓缙绅和豪富人家的子弟，很多人连正课也懒得学，哪里还有什么兴致光顾藏书楼呢？而毛泽东一来学校，就成了藏书楼的常客。毛泽东到校后经常去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他喜欢《曾文正公集》《饮冰室文集》，对康有为、梁启超关于变法图强的文章更是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许多章节都能背诵下来，并时常写出心得和批语。他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给自己取号“子任”，意为“以天下为己任”。1955年，毛泽东与同学谭世瑛谈起那段往事说道：“那一年，我是‘土包子’进了洋学堂，对康有为、梁启超，可以说是崇拜得很哟！那时候懂什么？连孙中山都没听说过呢！人的思想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就跟小孩子一样，都有一个学习走路的阶段……”
由于毛泽东求知欲望强烈，看书量非常大，除了读学校藏书外，还向表兄文运昌借书来读。特别是《新民丛报》等宣传维新变法的书刊。现在保存着的一张他向亲友归还《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11本书的借书条子，据分析考证，这张借条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求学时写的。毛泽东注重且读得最多的要算《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在1907年已经停刊，表哥文运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从《新民丛报》的有关文章中，他对美国这个遥远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许多著名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着重宣传的西方“十贤”之一（梁当时介绍的西方“十贤”包括：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瓦特、亚当·斯密、伯伦知理、达尔文）。从毛泽东一生中多次谈到富兰克林的事迹看来，他在早年就已经熟知这位美国科学家和外交家，并被其与众不同的经历所吸引。
毛泽东不仅学习成绩好，作文更是全校首屈一指。他写的论说文，立论新颖，气势磅礴，教员看后，几乎每次都要在班上朗诵，并加圈加点，批给全班同学“传观”，深受同学们的赞许。例如他写的《宋襄公论》一文，三页格子纸，写了两页半，国文教员谭咏春先生阅后赞口不绝：“毛润之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意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并用朱笔写了一则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破例给这篇文章打了105分。当然，毛泽东仿效“康梁体”作文，也遭到了一些老师的非议，但是，李元甫堂长和贺岚岗、谭咏春等老师却非常欣赏和支持。李元甫堂长曾公开说：“毛润之的文章我都看过了，是写得很好的。”
毛泽东当时的字就写得很有功力，他的草书被称为全校“两绝”之一。学校没有开生物课，但是，毛泽东的动植物学知识也比别人丰富。比如，有些植物的学名和用途，别人不知道，他却晓得。当然，这些都是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博览群书的结果。
毛泽东除了学习刻苦之外，还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他除了经常性参加学校的体育必修课外，还经常组织同学到野外活动。有时登山，有时游泳。毛泽东和萧三、谭世瑛、萧子升等同学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穿上薄薄的衣服，跑步上东台山，在山上远眺，做操。校园内，有一条便河环绕，河上架了一座白石桥，桥左有一口水井，从东台山跑步回校后，他就打冷水洗脸。他还特别喜欢洗冷水澡，冬天，他就从井里打些冷水擦身，以磨炼意志。（四）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一个学期后，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认为他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过该校的教学要求，就劝他到长沙去报考“湘乡驻省中学堂”。毛泽东也渴望着更广阔的新天地。于是，1911年春，东山高等小学堂贺岚岗老师应聘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正好带着18岁的优秀学生毛泽东来到长沙，毛泽东顺利考取湘乡驻省中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堂是民主革命活动家禹之谟先生于1905年创办的。
少年毛泽东的性格和学识已经展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性格属于锋芒毕露型的，且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自尊心极强。叛逆性格的形成最初来自对家庭的反抗。同时，由于他父亲的严厉要求又使他不尚浮华和物质享受，而追求精神上的充实，这些都成为他不断向上进取的坚实动力。
长沙是毛泽东走向人生辉煌的真正起点。楚国故地长沙，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它众多的名胜古迹中，岳麓山下由南宋大儒朱熹创办的岳麓书院无疑是最令湖南人骄傲的。正如书院前赫曦台上的楹联所标榜的“唯楚有材，于斯为盛”那样，湖南学界以其特有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尤其近代以来的历次政治风波中，湖南的读书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出身岳麓书院的湘乡人曾国藩和善化人黄兴，前者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而后者却是推翻满清的革命元勋和第一军事领袖。而来自浏阳的谭嗣同和唐才常，一个是为变法而流血的中国第一人，一个是发动自立军实行反清的国内最早的读书人。
18岁的毛泽东挑着行李，来到长沙，顺利地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长沙的繁荣和喧闹使这个农村少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看到了更多讲述着近期所发生事情的报纸。报纸无疑让这个想迫切了解世界的年轻人感到好奇和惊喜，并成了他终生的朋友。
在省城长沙，毛泽东眼界大开，读到了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民立报》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于右任、宋教仁等任主编。该报激烈抨击清政府，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他看到了黄兴领导黄花岗起义，72位烈士殉难，深受感动。又听人说起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毛泽东满怀激奋，把自己的政见写成了一篇文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声称应把孙中山请回担任大总统；康有为任内阁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当时毛泽东还分不清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区别。他的想法虽然显示了他当时的幼稚，但也证明了他的敢作敢为。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堂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强行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剪掉了。这些事例再一次展露出他自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风格。
三、多梦年代
（一）武昌起义后，辛亥革命的起义军沿着粤汉路前进，1911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逼近长沙。当天，湖南成为“首应”的省区，在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的倡议与领导下，趁着湖南巡抚余诚格打算分散省会新军兵力、准备将部分新军调往常德之际，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驻长沙城东北城墙外协操坪响起起义的枪声，革命的新军握着步枪，兵分两路，从湘春门和小吴门分别攻进长沙城。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抚署，随即将该署改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军政府”，宣布了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并在起义胜利后迅速派出湘军援鄂，给武昌革命政权以很大支持，推动了其他各省区的反清独立。这就是湖南辛亥年长沙的光复起义。
焦达峰当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的都督后，他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征兵，要去湖北武昌与清军打仗，史称“援鄂”，以保证革命的胜利。焦达峰在执政的10天内，一口气招募了6万人，编成4个师。于是，招兵的宣传在大街小巷展开。但焦达峰的政权只维持了10天，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勾结新军中的一个营长在11月1日发动兵变，杀死了焦达峰和陈作新，谭自任湖南都督。
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堂校长的允许，到中学做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讲演，会上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会场里鸦雀无声。讲演完毕，当场有七八个同学站了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听了这次讲演的5天后，毛泽东准备参加黎元洪的湖北新军。由于当时习惯性的认识，多数士兵认为新成立的政府要有黎元洪这样地位高的人来带头才像个样子，黎元洪在士兵们的枪口威胁下，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毛泽东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而且已经从同学们那里筹到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须要穿雨鞋，毛泽东就到驻扎在城外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鞋。
原来毛泽东决定到武汉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而努力。现在，既然革命军已经到了长沙，他就不必去武汉了，于是就在湖南参了军，当上了一名列兵。他所在的部队是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
毛泽东参军后，每月军饷是7元钱，每月用去伙食费2元，还得花钱买水，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泽东却是从到营房来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但我是个学生，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买。”剩下的钱，他都用在订报纸上。毛泽东看报纸时全神贯注，将其奉为至宝。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毛泽东看到曾留学日本的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其实，那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是指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毛泽东非常感兴趣，他热情洋溢地写信给以前的同学，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概念，可是只有一位同学给他回过信。湖南起义新军占领长沙城
新军操练甚是辛苦，每天三操，点名训话，栉风沐雨，不得稍歇。军营之中没有是非对错可言，一切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稍有辩解，非打即骂。仅仅一个多月时间，毛泽东就掌握了军事基础知识和战斗基本技能。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还回忆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程潜）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在半年的军营生活中，与队里大多数人都相处得不错，尤其是与副目（副班长）彭友胜、上士朱其升关系更是友好密切。朱其升是老兵，又自以为比毛泽东年长，因而在生活与军事方面，他都处处关照这位新来的弟兄。毛泽东因新入伍，还没有发军衣与军毯，朱其升就将他自己所发的棉衣给毛泽东穿，并让毛泽东先与他同床共被。有时，他还帮毛泽东擦拭枪支。可见，彭友胜、朱其升当年的确是与毛泽东像亲兄弟一样相处，致使毛泽东对他们始终不能忘怀，多年之后，还能对斯诺说到他们俩，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还能高兴地帮助他们。1952年10月，61岁的朱其升揣着毛泽东亲笔写给他的信，用毛泽东寄给他的钱，登上了进京的火车。他来到中南海侧门，向工作人员出示了毛泽东的信，并讲述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工作人员便安排他住下了。两天后的下午，工作人员说毛泽东要见他，并将他带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一见到朱其升，便抱着他的肩膀高兴得大笑。两人谈到了当年在新军的日子，也谈了同班战友的近况与分开后的情形。毛泽东说：“我们在新军的共同生活，虽只有半年，但记忆犹新，特别是你和彭友胜对我的照顾与帮助，我是不能忘记的，我很感谢你们啊！当时，我带有学生气，对军队生活不习惯，你们像兄长一样关心我。”朱其升连忙说：“不，不，是您关心了我们。您像老师一样教我们读书、写字，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畅谈后，毛泽东又嘱朱其升在北京要多住些天，游览一下长城、香山，看一看故宫、颐和园等名胜。
1912年4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决定退出军队，仍回到学校去读书。有一天晚上，毛泽东把要离开军队的消息告诉了彭友胜，彭友胜也深知毛泽东是个有理想、有抱负之人，如果执意挽留，会耽误人家的远大前程，只好两眼噙着泪水，与战友依依话别。第二天，全班战友凑钱办了酒菜，其中有一碗毛泽东最爱吃的红烧肉，为毛泽东饯行。毛泽东与战友们一一碰杯答谢。（二）
离开了生活半年的军营生活，毛泽东并没有留恋，因为他已将自己的目标定位在继续求学上。上哪所学校呢？毛泽东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于是他开始查阅《湘江新闻》和其他报上的招生广告。
那时候，许多学校都是通过报纸广告来招生的。毛泽东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但他无法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的主见。最后引起他注意的是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于是他就去报名投考。当考试还未举行，他已将目光集中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上，而且不收取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于是，他又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认为这样对中国的清洁、文明有益，对社会大有好处，还可富国利民。可这时，毛泽东的一个朋友劝他考法政学堂，这位朋友自己就是法政学堂的学生，学校的招生广告颇具吸引力：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可以做官。
与此同时，毛泽东很快给父亲写信要学费钱，并解释上这所学校将会有好前程，今后会当律师或做大官。还没等到家里回信，他又犹豫了。毛泽东不断地接受同学朋友的劝告，今天听这个的，明天又听那个的，他什么都想做，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结果一无所获。当然，每一次的报名费也都白搭上了。
就在毛泽东等候父母的回信过程中，他又看到一则学堂的招生广告——一所高级商业学校的宣传广告。这是一所政府办的公立的高级商业学校，设有很多课程，而且又听说教员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毛泽东又决定最好在那里学成，做一个商业专家，又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并参加了考试，考试的结果是他被录取了。在这期间，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亲，老人家听了很高兴，因为父亲理解经商理财的好处。毛泽东于是就进了这所学校，可只呆了一个月就退学了。因为他发现这所学校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他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英语，他只是曾在东山高小时学了点英语入门知识。学校也没有专教英语的老师，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讨厌，于是，月底就退学了。
有一天，毛泽东突然发现了一所理想的学校广告，即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他去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考了全校第一名。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创建于1912年，是湖南省较早的公立中学，素以名师云集，校风朴实。毛泽东入学后，在普通（科）一班读了一个学期。他发现这个学校很大，是当时办得较好的学校。毛泽东在这里获得不少知识，他的某些特长也得到了发展。他有文学爱好，写了不少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在这里学习期间写下的其中一篇。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认为，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4000多年的历史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这些法令惩罚坏人，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笑。
当时的国文教员柳潜（湘阴人，前清秀才）赞誉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并作了如下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因此，许多国文老师都很喜欢毛泽东，有一位教员还主动借给毛泽东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御批），这本书为他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跳板。和课堂上讲的东西相比，他更喜欢这些谕旨、法令以及皇帝的御批等等。于是，他决定自学一段时间。就这样，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学了6个月，毛泽东就退学了。（三）
在《毛泽东自传》中叙述了一段难忘的记忆：“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专心求学的好。6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安排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贵。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里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就这样，1912年7月，毛泽东离开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寄居于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在这里暂时居住，开始过着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离新安巷大约3里的定王台有藏书丰富的湖南图书馆。他每天在宿舍里吃过早饭后，就匆忙地走到馆里，赶上馆里开门时就进去看书。到下午五六时馆里要关门了才出来。中午就常常饿着肚子不吃饭，有时候口袋里有零钱，就到街上买几个烧饼充饥，这就算是他一天中唯一的休息时间了。从秋到冬，天气逐渐冷下来，有时天空中飘着雨雪，他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雨雪中走来走去，到馆看书却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毛泽东在后来回忆这一段生活时也说：“那时进了图书馆，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
毛泽东一走进湖南图书馆，就被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所吸引。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的地图，这张大地图名叫《世界坤舆大地图》。他在湖南图书馆每天都要经过这张世界大地图，不知看了多少遍，感慨万千。过去认为湘潭很大，湖南很大，中国被称为天下，那就更大，但是从这张世界大地图上毛泽东看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就更小。湘潭在地图上都看不到，甭说韶山了。毛泽东从世界大地图联想到，世界那么大，人也多得很。那么多的人，他们都是在怎样生活呢？以韶山村的情形来看，一般劳动人民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也有因为没钱吃药而活活病死的，也有交不出钱粮被关进牢狱活活关死的。韶山村如此，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世界恐怕也如此。因此，他想到：“我们青年责任真的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的多！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
在湖南图书馆的半年时间，是毛泽东学习生活中最值得可纪念的半年。他的异乎寻常的收获，不仅在于读了几十种新书，增进了知识，还在于提高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为解放痛苦群众而奋斗的目标。在读书方面，他看书的数量既多，种类又复杂，其中，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还是社会科学著作。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世界地理、历史的书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等。他认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书，立论新颖，译文畅达，经常反复阅读，不忍释手。
毛泽东在《毛泽东自传》中有这样的叙述：“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传奇）、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混合起来。”
在湖南图书馆学习的这段日子是毛泽东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后来他曾经叙述了这段难忘的记忆：“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础。但我的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却是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半年。这正是辛亥革命后的一年，我已经19岁了。不但没有读过几本书，连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是我们应该读的，都一点不知道。直到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3次派人来湖南图书馆借阅书籍。1954年4月，毛泽东派人来馆借阅《湖南掌故备考》和《湖南考古录》。1958年春，毛泽东派人来馆借阅有关科举方面书籍，因馆内缺藏，由孙渊等人去南岳索取。1971年9月，毛泽东派人来馆借阅有关《国际歌》作者的资料。
正当毛泽东继续着他的自学计划时，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影响了他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所带的钱已花完了，而且家里非常反对他自学，不肯再供养他了——除非他进学校读书才会寄钱给他。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会馆里也住不下去了，因为许多士兵也住在湘乡会馆里，那都是些“退伍”或被遣散的湘乡人。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钱，住在会馆里的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当时长沙妇孺相传的一句民谣是：“昔年怕丘八，而今怕丘三。”丘八合起来是“兵”字。丘三则八减三指退伍（五）兵。退伍兵自认是创建民国的功臣，以“准伟人”、“活烈士”自称。一天晚上，他们之间发生武斗，士兵袭击了学生，要杀死他们。毛泽东躲到厕所里，直到殴斗结束后才出来。
毛泽东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经过三思，他给自己的选择是：最适宜教书。于是，他又开始留意招生广告，希望去读师范学校……
四、求学一师 全面发展
（一）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毛泽东结束图书馆自学生活之后，偶然发现了一则师范学校的广告：免交学费，食宿便宜，毕业后会成为一名教师。该校招收的大多是贫寒学子，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成就了该校浓厚的学习气氛。因此，该校虽非正式大学，但也不失为一个学习的好地方，毛泽东自然珍惜这改变命运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本人的作文题目是《普胜法，毛奇谓当归功于小学教师，其故安在？》，考试的结果，毛泽东又是第一名，顺利被录取。这所学校就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所在的班级是预科第1班。
1914年3月，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成立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初被编在预科第3班，不久转入本科第8班。因四师春季开学与一师秋季开学的同编一个年级，毛泽东多读了半年的预科，到1918年夏季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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