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伍兹沃斯——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校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舒笑梅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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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斯·伍兹沃斯——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校长试读：

前言

早在1996年，我即萌生组织世界各国为数不多的大学女校长进行交流合作的想法，但当时忙于学校的学科建设和转型，这一想法被搁置下来。直到2001年，在诸多同事的帮助下，我才将这一构想变成现实，召开了大学女校长“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国际论坛”。此后论坛每隔两至三年举办一次。2006年，论坛挂靠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建了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组委会，负责论坛的筹划、组织工作；2009年，在江苏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论坛筹集资金。迄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已在中国北京、南京、厦门举办五届，并在新西兰、日本、美国、土耳其、津巴布韦和墨西哥等地召开六次分论坛，吸引了79个国家的800余人次大学女校长。

十年来，在与各国大学女校长的交流互动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作为决策者和领军者可谓凤毛麟角，其人生历练和办学实践值得浓墨重书。翻阅每位女校长的简历、细读她们给论坛提交的论文，总能激起我发自内心的共鸣，赞佩她们的治校理念、管理智慧和人格魅力。每一位女校长都拥有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卓尔不凡的领导能力与永载史册的辉煌业绩。

我的一位好友、著名女性传记作家赵凤翔教授曾说：“女人要写女人。”这给了我很大启发——女校长要研究女校长。追溯大学女校长成长、成才、成功的道路，总结女性领导力的形成规律和独特优势，开展大学女校长及女性领导力研究，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就成为“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活动的自然延伸。

2010年，我们筹划设立了“完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中世界女子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研究”课题，组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80余人的研究团队，选定34个国家80余位大学女校长，进行个案研究和群像描绘；对23个国家的女子大学进行历史梳理与全面考察。2011年，这一课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立项；2013年，由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结集而成的“世界大学女校长·女子大学”丛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这套丛书由四个系列组成，具有三个鲜明特点。四个系列：女子高等教育系列、中外大学女校长个案研究系列、女校长群体研究系列和“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图文集锦系列。三个特点：一是全景式描述。丛书对世界范围内大学女校长及女子高等教育，首次进行比较全面的观照和挖掘。女校长研究既有共性的揭示与比较，又有个性的剖析与呈现；女子高等教育研究既有全球视野的巡礼，又有具体国别的探究。二是人物传记式的写作方法。丛书以访谈当事人、发掘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研究和写作的过程力求再现传主的人生轨迹、突出其办学理念和治校业绩。三是可读性强。传主的真知和作者的匠心历历可见，读者能够在图文并茂中感受到智慧和灵感的融会。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通过教育追求真善美、通过自身努力彰显智仁勇的真实颂扬。著名女作家冰心曾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女人，就会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女性不仅是真善美的化身，也应是智仁勇的写照。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女性如何通过交流互鉴，凝聚智慧、取得共识；体认困境，直面现实、自立自强；付诸行动，同心同力、坚持不懈。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是改造世界的温柔力量”的生动诠释。置身于男性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女性要取得成功，需要充分展现女性特质，发挥女性优势，要以女性特有的视角观察、思考、解决问题。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校长们如何在战略决策上，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引领未来；在具体工作中，体贴入微、心系师生，用愿景激励师生，用行动示范师生，用厚德包容之心协理校务；在领导风格上，追求完美和精致，重视以人为本，在管理中实现个人的发展与事业发展的契合。

这套丛书是对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社会价值的全面展示。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形塑社会结构及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大学校长是具有社会象征、示范和引导意义的特殊群体。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性担任大学校长，在改变高等教育生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变迁、家庭角色分工、社会责任担当、时代价值导向。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子高等教育和大学女校长的发展历程，正是社会不断进步、两性趋于平等的见证，而她们成长的艰辛和不易，也呼吁现代社会迈向更加平等、公正、和谐的完善之路。

丛书已然油墨飘香，感激的话语也充溢心头。感谢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项目提供启动经费，感谢教育部将此课题列为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感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供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特别感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女士担任项目和丛书的总顾问，并欣然作序。

感谢这套丛书的传主、作者和编审们。他们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千方百计，保证了任务圆满完成。传主们倾力支持、积极配合；作者们夜以继日，数易其稿；编审们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叹。课题跨越四载，屡遭挫折，历尽艰辛，常常使我们困扰于“山重水复疑无路”，而殚精竭虑之后的新意迭出，又使我们惊喜于“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作者之中定会有著名的传记作家、女性研究专家脱颖而出。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出版社，为项目的完成和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丛书煌煌五十本，从策划、组织、申报、撰写到编辑、装帧，学校教师及出版社职工都是主力军，都是可靠、堪用、高效的突击队。如今项目和丛书按期完成、保质保量出版，我要向他们衷心致谢！

任何一项事业，都是“一人启其端，百人扬其华”。我只是一个组织者、牵线者，项目得以完结、丛书得以问世，应归功于各位热心的支持者、参与者。让每一位年轻的女性都能自由地筑梦、勇敢地追梦、幸福地圆梦，是我最乐意为之奔忙的事业。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参与到这一有意义的工作中来。刘继南2014年7月于北京朱迪斯·伍兹沃斯

2002—2008年担任劳伦森大学校长，2008—2010年担任康考迪亚大学校长。朱迪斯本人是一位出色的法英翻译家，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翻译研究者。2002年，她获得了加拿大最高荣誉之一的伊丽莎白二世登基金禧纪念奖章。

Judith Woodsworth，Ph.D.in French literature，has formerly served as President of Laurentian University（2002-2008）and Concordia University（2008-2010）.

In Concordia University，she initiated its first strategic development framework which has promoted research，enrolment，internationalization，etc.Judith herself has made a lot of effort to reconstruct the university’s reputa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a，communities and other external groups，and under her leadership，the Concordia University achieved financial balance.

Judith is an excellent translator and a world-renown researcher.In 2002，she received Queen Elizabeth II Golden Jubilee Medal，one of Canada’s highest honors.第一章　东欧移民社区闯出来的优等生：江山代有才人出9个月，移民了！1949年，朱迪斯被父母抱着从法国巴黎来到加拿大的东部城市哈利法科斯，随后一路西进，跨过了3700公里的湖泊和森林，定居在曼尼托巴省的省会城市温尼伯。温尼伯的阴郁荒凉没有熄灭小朱迪斯的热情，也没有磨灭她的求知欲。课余她帮开杂货店的父母干家务，懂事地替他们分担生活压力；同时她还迷上了音乐，爱上了体育运动。她更继承了母亲对巴黎的热爱，对法国、对法语充满了好奇……I am violently devoted to the new.Gertrude Stein，Everybody’s Autobiography“我如此痴迷于新鲜事物。”格特鲁德·斯泰因：《每个人的自传》

九个月大的婴儿能记事吗？朱迪斯·伍兹沃斯（Judith Woodsworth）的回答是肯定的。现年65岁的她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一艘名为“阿基坦”（Aquitania）的海轮上遭遇的“卷发遇劫记”。其实，这只是一个笑谈，真实情况是朱迪斯通过父母的多次回忆，才得以对自己婴儿时代发生的趣事耳熟能详。朱迪斯的婴儿照（1949年摄于巴黎）逃离生门　脱离苦海

1948年8月22日，朱迪斯在法国巴黎出生了。她的父亲佐尔顿·韦尔兹（Weisz Zoltan）和母亲苏珊纳·柘林内柯（Jellinek Zsuzsanna）把婚后迎来的第一位小天使看作是上天赐给他们的礼物！其时，这对年轻的犹太夫妇刚刚逃离了饱受战争蹂躏、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不久的匈牙利，离开了时为苏联红军管辖下的首都布达佩斯，辗转来到巴黎。稍稍安定的生活抚慰了佐理和苏希疲惫的身心，给予他们希望，帮助他们转移注意力，努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梦魇中恢复过来。大战的梦魇中恢复过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佐理和苏希的祖国匈牙利曾企图脱离与德国纳粹的联盟，因而招致德国纳粹的报复性打击：纳粹占领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至1944年，屠杀了当地十几万犹太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和德国纳粹激战的战火再次给布达佩斯这座多瑙河上的欧洲第七大古城带来无尽创伤，尤为严重的是，从1944年12月末到1945年2月初苏联红军向德国纳粹发起了强大攻势，在这为期102天的苏德大战期间，红军包围了布达佩斯，却在向市内进攻时遭到守城德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德国和匈牙利军队炸毁了多瑙河上所有连接布达和佩斯的桥梁，以阻挡苏联红军的进攻。苏德交战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布达佩斯的居民更是深受其害。激战中，3.8万市民丧生，布达佩斯75%的建筑被炮火摧毁，大约1.8万栋房屋完全毁坏（有的地段甚至达到90%—95%），布达皇宫、国会厅、国家剧院等市内众多的公众和历史建筑物几乎毁失殆尽，历史上布达佩斯从未遭到如此破坏。1945年5月24日瑞士公使馆的报告详细列举了布达佩斯遭受的摧残：估计布达佩斯超过一半的城区被摧毁。城堡山商业区的毁坏最为严重。连俄国人也承认，城内部分地段的破坏程度超过了2年前的斯大林格勒。多瑙河码头，尤其是伊丽莎白大桥和链子桥被完全毁坏。在要塞中央几乎没有仍然直立的建筑物：皇宫被烧毁，加冕礼大教堂坍塌，国会厅严重受损，只剩下轮廓。

闻名欧洲的利兹、匈牙利亚、卡尔顿、瓦达泽鲁克等大酒店全部化为灰烬……商业银行的损毁程度比信贷银行更为严重。在河对岸的建筑物：摩卡塔、阿德里亚和国家娱乐场被完全烧毁。法国公使馆被德军完全摧毁……

罗马教廷驻布达佩斯大使助手安哥洛·罗塔神甫也描述了战后这片梦魇般的景象：我们只穿过了蒂兹广场——已经不复存在的罗马教皇使节楼将这里和皇宫分开。这虽然只是一段很短的路，但是怎样的一段路啊！教皇使节楼的旁边是冒着熊熊烈焰的外交部，广场对面的国防部同样也陷入一片火海。即使是皇宫本身也有好几处窜着冲天的火柱。广场上到处都是弹坑、战壕和残骸……只有火焰在照亮我们面前的道路。在皇宫里面，我们沿途的每一个大厅和走廊都挤满了受伤的人们，手术就在普通的桌子上进行着，到处都是哭喊和哀号……这简直就是地狱！

的确，战后的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的惨烈景况。这个地区的民众正承受着无尽的痛苦：食物耗尽、燃料几乎用完、运输中断，上万民众在饥寒交迫中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是正如美国作家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书名所预示的那样：战争结束了，太阳还会照常升起，生活仍将继续！劫后余生的人们一边忙碌着努力维持生计，一边想方设法和在战争中走散的亲人取得联系。佐理和苏希这两个年轻人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相识的。

到1945年，苏希已经在犹太集中营里被关了四年了。刚进集中营时，苏希还一直期待着意外发生，好让她尽快从这可怕的地方逃离出去。可是，从16岁到20岁，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好像沉了船的水手一样，在遥远的雾蒙蒙的天边寻找白帆的踪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在集中营中度过了近1500个暗无天日的生活。这位花季少女对未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唯求活着，哪怕再卑微也要活下去！1945年10月，苏联红军解放了布达佩斯，20岁的苏希终于离开了犹太集中营，活着回到布达佩斯，和幸存的父母团聚了。惨不忍睹的集中营生活让苏希一生都不敢回忆，只能将它深深地掩埋在自己的潜意识之中，即使对最亲近的家人也很少提及。“二战”爆发之前，苏希是一名快乐的中学生，在布达佩斯的一所中学读到了八九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中二年级或三年级。与她的同龄人，尤其是同龄女孩相比，苏希的受教育程度在当时并不多见。尽管家境不富裕，可是，豆蔻年华，哪个少女不怀揣一份美好的梦想，为自己未来的事业和家庭生活镀上一层玫瑰色呢？可惜，苏希的美梦全被战争破坏了。从集中营出来以后，苏希根本没有时间去憧憬未来，现实也容不得她有任何幻想，因为她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养活自己。苏希经过短暂的思考，做了一番实地考察，很快在布达佩斯的一个集贸市场里开了一家小小的家具杂货摊，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苏希这种勇于面对现实、自食其力的实用主义精神在此后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朱迪斯和莫妮卡。

战争结束以后，人们都急于安身立命，重建家园，所以苏希的家具生意收益不错，她的摊铺虽小，但每天前来咨询、购买家具的人倒也络绎不绝。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以后，善良的苏希开始琢磨怎样帮助自己的亲戚。她有一个叔叔“二战”爆发之前住在德国柏林，战争爆发之初从柏林逃亡到基本保持中立的阿根廷，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保全了生命。尽管自己的生活并不丰裕，苏希还是很希望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她给远在阿根廷的叔叔寄一些东西，却不知道该如何办理邮寄业务。这时，集贸市场中有人提醒苏希：干吗不去找“路路通”推销员佐理呢？

于是，1946年春季，苏希找到了佐理，认识了这位年轻人，也幸运地找到了她生命中的Mr.Right。佐理比苏希大6岁，是一名手提皮箱，穿梭在集贸市场、推销小件商品的推销员。小伙子高高的个子，深色的皮肤，大大的眼睛，瘦削的脸上常带笑容。虽然佐理来自农村，可是他见了布达佩斯这些城里人却一点也不胆怯，而是十分擅长与他们沟通，总是用得体的语言和合适的举止赢得他人的认可。佐理在农村老家读到小学五六年级，后来辍学帮助父母维持生计。虽然他受到的正规教育不多，可是却很好学，也十分机灵，因此，在集贸市场里，他的推销生意做得像模像样。

佐理有一个叔叔住在法国巴黎，他的一个姐姐在“二战”结束不久投奔了叔叔，此后又辗转从巴黎去了加拿大，佐理本人时常寄出和收到他们邮寄的物品，所以对于如何往国外寄东西十分在行。在一次又一次共同筹划给亲戚邮寄包裹的过程中，两个年轻人相识相知，培养了平平淡淡、温馨却又长久的情感。佐理觉得他这辈子最为成功的推销就是把自己“推销”给了苏希。20岁的苏希，宛如初花绽放，人如其名，像百合花般纯洁而又美好：一头深褐色的浓密长发，微微卷曲，皮肤很白，圆圆的脸庞，脸部轮廓立体生动，修眉端鼻，虽然小小年纪已饱经沧桑，可是她的眼里却没有留下阴影，依然清澈明亮。随着交往的增多，佐理发现自己除了喜欢苏希的外貌，更欣赏她的勇敢、顽强和热忱，喜欢她即使是在有遗憾的日子里也依然温暖和热情的个性。1946年，战后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两个有缘人喜结连理，一个小小的崭新的家庭诞生了。

然而，1946—1947年蔓延欧洲西北部的罕见寒冬让这对年轻的夫妇苦不堪言，布达佩斯城也同欧洲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饥荒。佐理和苏希思来想去，决定离开布达佩斯，告别承载了自己欢乐和苦痛记忆的祖国，另寻一条生路。可是，出路在何方呢？最初，两个年轻人的意见并不一致：苏希想去阿根廷投奔自己的叔叔，而佐理则想去巴黎。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最终苏希听从丈夫的建议，决定去巴黎，因为当时从布达佩斯前往巴黎无须准备任何文件、证件等申请材料，简单易行；此外，当时的巴黎已经开始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听住在巴黎的亲戚介绍，那里的生活条件和治安情况都要比布达佩斯好。新婚燕尔的佐理和苏希就这样离开了祖国匈牙利，启程前往巴黎。来到花都　开始新生活

1947年3月韦尔兹夫妇辗转来到巴黎，在巴黎生活了近三年时间。作为轴心国的沦陷区，巴黎在“二战”中也深受其害，满目疮痍。战后的巴黎没有公共汽车，没有出租汽车，也几乎没有煤气和电力供应，有人开玩笑地说：“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每天早晨都由公鸡把它叫醒。”幸好“二战”结束后不久，法国等西欧国家很快就得到了美国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援助。马歇尔计划，又名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 y Program），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对遭受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G.C.马歇尔（G.C.Marshall）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首先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故名马歇尔计划。他说当时欧洲的经济濒于崩溃，粮食和燃料等物资极度匮乏，而其需要的进口量远远超过它的支付能力。如果没有大量的额外援助，就会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危机。他呼吁欧洲国家采取主动，共同制订一项经济复兴计划，美国则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1947年7—9月，英、法、意、奥、比、荷、卢、瑞士、丹、挪、瑞典、葡、希、土、爱尔兰、冰岛16国的代表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原定期限5年（1948—1952），1951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马歇尔计划，代之以《共同安全计划》。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4个财政年度中，西欧各国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马歇尔计划实行初期，欧洲国家将援助大多用于进口生活必需品，例如食品和燃料，但随后大宗进口转向了他们最初也需要的用于重建的原料和产品。截至1951年中期，在马歇尔计划提供的共130亿美元援助资金中，有34亿美元用于输入原料和半成品，32亿美元用于购买粮食、饲料以及肥料等，19亿美元用于进口机器、车辆和重型设备等重工业品，还有16亿美元用于输入燃料。在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5%，1948—1952年期间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可以说，马歇尔计划为西欧经济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客观来看，马歇尔计划对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援助间接地促成了韦尔兹夫妇的巴黎之行；就主观而言，苏希出生于有着“东欧巴黎”之称的布达佩斯，一直对法国首都心向往之，希望有生之年能到那里去看一看。受过中学教育的苏希，在来到法国之前就已经通过学校课本、文学作品、绘画和音乐等艺术作品对法兰西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少女情怀更让她对浪漫之都巴黎充满了憧憬。如今，她来到巴黎，徜徉在塞纳河畔，走过香榭丽舍大街，在协和广场稍作休息，瞻仰断头台，看埃及方尖碑，经过凯旋门的拱门，仰望圣母院高耸的尖塔，曾经被犹太集中营扼杀了的、少女时期的梦想之一终于实现了，她心满意足。

1948年8月22日，结婚两年的苏希在法国巴黎诞下了她和佐理的第一个孩子。夫妻俩高兴地为孩子取名朱迪斯，并亲昵地称她为朱迪。在希伯来语中，Judith意为赞美，显然，身为犹太人的韦尔兹夫妇希望借由新生命的诞生赞美上帝的仁慈。当然，他们也希望把这名女婴培养成“文静、甜美、坚守信念”的信义之人。1949年韦尔兹夫妇携幼女朱迪斯摄于巴黎圣母院前

家中添丁，让佐理和苏希欣喜不已，可是，窘迫的物质生活又让韦尔兹夫妇倍感困扰。“二战”结束以后，尽管欧洲许多国家受惠于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形成对立，构成冷战（cold war）局面。“二战”之前，西欧的粮食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东欧出口的余粮，但冷战开始后，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iron curtain）几乎完全阻断了西欧与东欧的粮食进口贸易，加剧了战后西欧粮食短缺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德国尤其严重，1946—1947年德国人均热量摄入仅为每天1800千卡，这个数值完全不能保障人体的长期健康。美国商界领袖、积极促成马歇尔计划实施的政府官员威廉·克莱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数百万人正在慢慢饿死”。（“Millions of people are slowly starving.”）与德国人相比，巴黎人的生活水平虽然稍好，却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为了后代着想，也为了将来更好地发展，寄居在叔叔家中的佐理和苏希决定带上襁褓中的婴儿，再次启程，前往加拿大，与已经在加拿大哈利法科斯生活的佐理的姐姐，也就是朱迪斯的姑姑会合。移民加拿大　开辟新天地

横跨大西洋、从欧洲移民美洲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的迁徙，也是一次全新的心理体验：从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大陆迈向美洲新世界，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个遥远的新的国土之上。开创新生活，虽然没有多少积蓄，也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甚至语言不通，但是这些都难不倒年轻的佐理和苏希。1949年5月底6月初，韦尔兹一家三口勇敢地踏上了远洋海轮“阿基坦”的甲板，开启了加拿大航程。不过，开局似乎并不顺利。朱迪斯是这样回忆她来加拿大的“历险记”的：当我还是个被母亲抱在怀里的婴儿时，就来到了加拿大——或者至少我是在她的怀里，直到她把我交给我的父亲，而他又将我托付给一个空姐，因为他们当时正设法把行李弄上那艘名为“阿基坦”的英国船，他们正是坐着这艘船从法国穿过英吉利海峡，准备去往加拿大。我母亲发现我不见了之后变得焦躁不安，她问我父亲我在哪。“我把她托付给了一位女士。”他说。“哪位女士？”她问。“我不记得了。”我父亲回答。他们在甲板上四处寻找，希望能找到那位“女士”和他们的孩子，但对于他们这些仅仅知道一星半点法语和英语的匈牙利人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万幸的是，我很快就被找到了，母亲把我紧紧搂在怀中。

其实，佐理和苏希移民加拿大的决定代表了当时许多欧洲人尤其是东欧人的意愿。加拿大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远在2.2万年前，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就居住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了。“加拿大”一名亦采自印第安语“Kanata”，意为拥有许多茅屋的小村。这个谦称“拥有许多茅屋的小村落”实际上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二，国土总面积约为997万平方公里。

可是，加拿大的居民数量与广袤的国土面积却极不相称，每平方英里只有2—9人居住。要维持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加拿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加拿大一直对国外移民敞开怀抱。沃什（James Wash）在2012年的论文中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国际移民一直是加拿大实行的一个明智政策。中国学者龙瑞光也简单地梳理了加拿大的移民历史：1608年法国人尚普兰在魁北克建立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殖民据点，开创了欧洲人移民加拿大的先河。后来英国人也尾随而来，并于1763年击败法国人，从而成为北美北部即大概相当于现今加拿大版图的新主人。随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人纷纷移民加拿大，加拿大开始进入自由移民的时期。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1871年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英裔占全国人口的60.6%，法裔占31.1%，从而英裔、法裔成为加拿大的两大建国民族，也是加拿大人数最多的两大民族。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加拿大全国人口仅有368万，因此加拿大政府在成立后不久就把吸纳移民作为其基本国策。1869年就颁布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部移民法，倡导招揽移民，以促进加拿大的开发，加拿大开始了鼓励移民的时期。

19世纪末，加拿大经济呈放量增长，为了增加劳动力，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大胆而激进的措施，如有条件赠送土地，不遗余力地从世界各地吸引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士移民加拿大，造就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移民高潮。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统计：1896年，只有16000多名移民进入加拿大。而1905年，移民人数增长到了141000多人，扩大了几乎10倍。到了1913年，移民人数更直线上升到40万以上。1891年至1914年间，已经有超过300万人来到加拿大，其中大部分人来自欧洲大陆。自1896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大约有300多万新移民抵达加拿大，开始他们的新生活。新移民中近100万来自不列颠诸岛，75万来自美国，50余万来自欧洲大陆。1900年，加拿大总人口数仅为537万，其中57%为英裔、31%为法裔，绝大多数聚居在美加边境以北的狭长走廊地带。

加拿大的第三拨移民主要来自欧洲本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1—1913年达到顶峰（1913年超过40万移民）。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成了加拿大移民历史上的第四个移民高潮。1939—1945年“二战”期间，欧洲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难民，尤其是犹太平民，设法从纳粹的统治下逃离出来，从英国被运送到加拿大。这些人为加拿大提供了一批杰出的高级人才。但“二战”的爆发也让加拿大损失了不少人。据蒙特利尔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蒙城华人报》第156期报道：在1939年至1945年的6年间，上百万加拿大男女军人走上欧洲前线，为和平与自由而战。在6年的“二战”中，42000名加拿大士兵阵亡，包括23000名陆军、17000名空军、2000名海军、1600名商船队员，另有55000人受伤。单是加拿大皇家空军就有23万男兵和1.7万名女兵组成的86支中队参加了“二战”多次空战，1.7万多人在战斗中牺牲。

加拿大政府劳动部在1947年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增加国内人口，因为害怕“如此之少的人口无法控制如此之庞大的遗产”。1947年加拿大政府出台《公民法》，并重新修订《移民法1952》，开启了新一轮欧洲移民潮的大门。1947—1950年，大量没有资助的无家可归者获准进入加拿大。1957年有28.7万名非英语、非法语的来自东欧的移民进入加拿大。此外，来自亚洲、南美及加勒比群岛的移民与日俱增。据加拿大劳务部统计，“加拿大政府在1947年至1970年之间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国的80224名移民”。学者格林（Alan Green）根据统计数据指出：“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增长得益于移民。”沃什分析指出：“战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雄心勃勃地发起了移民运动，它们的这一行为相对而言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是最具扩张性的。通过这些方法政府官员试图完善自己国家的基础设施，建立国家制造部门，形成国内市场，以减少对重要工业国家的长期依赖，以及在世界市场中钟摆式摇晃的缺点。”

加拿大需要大量人口填充广袤的国土，此外，加拿大热衷于吸引国际移民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缘因素。哈内分析认为：“尽管加拿大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能够从半依赖性的殖民地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的经济帝国，保持人口还被看作是一个战略性的考虑。自从与美国在边境问题上产生有倾向性的争议以后，加拿大政府十分害怕美国在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上的侵略和扩张，因此加拿大政府自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来就发出了一个明显的吁求，希望增加加拿大的人口数量。”

如今加拿大接纳的新移民来自世界上240余个国家和地区，民族多达4000余个，其多元文化结构日益得到彰显。沃什和哈内诸多学者都认为“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也使人团结起来，铸就了一个‘种族’或民族，是集体身份、国家忠诚度和民族依赖感的假定来源”。就朱迪斯而言，她的个人生活始于父母的移民决定，移民杂居的生活氛围影响了她的个性成长。有加拿大“第一种族”之称的印第安人部落的图腾柱（摄影：徐天舒）定居温尼伯　适应新社区

经过约一个星期的航行，1949年6月韦尔兹一家乘坐的阿基坦号海轮横跨大西洋，抵达加拿大东部省份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省会城市哈利法科斯（Halifax）。

按地理位置划分，加拿大包括十个省和三个区，即安大略省、魁北克省、曼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阿尔伯塔省、爱德华王子岛省、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纽芬兰省和西北地区、育空地区、努纳瓦特地区。

位于加拿大东部的哈利法科斯市地域面积5577平方公里，大约为整个新斯科舍省面积的10%，是新斯科舍省主要的政府服务和商业部门的集中地。它地形地貌丰富多样，既有可以用来耕作的农业用地，又有多石地区，还有浓密森林覆盖的高大海岸。尤为重要的是，哈利法科斯是加拿大东部地区通往欧洲的门户，也是欧洲移民登陆加拿大东部的主要港口，这主要得益于其适宜的气候。作为加拿大第二温暖的城市，哈利法科斯的年度平均气温在2—23℃之间：冬无酷寒，气温在2—10℃左右，夏无酷暑，平均气温在23℃上下，春季温暖，秋季宜人。绚丽多姿的地貌和四季宜人的气候吸引了许多欧洲和世界各地的移民来到哈利法科斯，使它成为加拿大人口密集的城市之一。

尽管哈利法科斯气候宜人、风景优美，但是韦尔兹夫妇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是决定“向西进、向西进”，前往加拿大中部省份曼尼托巴省的省会城市温尼伯（Winnipeg）。一来，当时的哈利法科斯已经居住了许多来自欧洲的移民，相应地，留给他们的工作机会就不多了，而此时，佐理幸运地获得了一份温尼伯的工作，机会难得，不容错过。二来，佐理是一位十分虔诚的犹太教徒：每逢周六，他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自觉地前往犹太教堂做礼拜，当时哈利法科斯还不是犹太教区，相反，温尼伯则已经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相对稳定的犹太教区。基于工作生活和宗教信仰两方面的考虑，佐理携家带口，乘坐火车，穿越幅员辽阔的加拿大，途中跨过了长达3700公里的湖泊和森林，来到温尼伯，定居在这个城市。朱迪斯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旅程，因为沿途除了大片的荒芜之外鲜有城市和村落。

温尼伯是加拿大中部省份曼尼托巴省的最大城市。就地理位置而言，它位于加拿大的中心位置，也处于整个北美洲的中心，坐落于北红河与阿西尼泊因河交汇处的泛滥平原，城市周围被北红河的河道保护着。它是去往大草原的通道，距美国国境仅96公里。由于温尼伯的地理形状像个叉子，所以它又被称作“叉子城”。

从地理条件来看，温尼伯实在不是一个理想的居住之地。一方面，地广人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来自欧洲的移民习惯于集中在加拿大东部如哈利法科斯等大西洋沿岸城市；而来自亚洲的移民则倾向于居住在温哥华等太平洋沿岸城市，住在加拿大内陆地区的人口相对较少。“二战”结束以后，由于移民人数持续增加，来自中东欧的移民才开始陆续向加拿大的内陆地区迁徙。另一方面，与温暖宜人的东部城市哈利法科斯相比，温尼伯的气候相当极端：冬天寒风凛冽，平均气温-12.9℃，其中11月中旬到次年3月之间平均温度都处于0℃以下（夜晚甚至可以低到-24℃）；夏天炎热多虫，平均气温25.4℃，5月到9月温度经常达到30℃以上，甚至有时候高达35℃。好在温尼伯日照时间长，平均每年有2372小时光照，是加拿大光照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平均每年有2727小时晴朗天空，是加拿大晴空时间最长的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温尼伯冬季阴郁寒冷的不足。

在朱迪斯的印象中，温尼伯可能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城市之一：冬季酷寒漫长，往往从每年的10月一直延续到次年的5月，其中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介于零下十几到二十几度。但是，即使在如此严寒的气温下，少女的爱美之心还是常常让朱迪斯“只要风度，不要温度”，勇敢地光腿穿着超短裙去上学。父亲佐理总是心疼地紧追着一边搓着手一边蹦跳着跑出门外的女儿，冲着女儿的背影喊：“穿上长袜！回来，穿上长袜呀！”成年的朱迪斯笑着回忆说：“那时候可从来1951年苏希带着朱迪斯和次女莫妮卡摄于没有考虑过会不会得关节炎！只温尼伯的家门前是觉得如此打扮会在寒冬中让同学们羡慕、效仿，那还是挺爽的！”温尼伯的夏天炎热多雨，是蚊虫的绝佳滋生地。朱迪斯的表弟爱德华曾向笔者形容说温尼伯的蚊子有茶壶那么大！朱迪斯也回忆说：夏天，她和家人进汽车之前要先对着车体猛喷一阵灭蚊剂，然后迅速将车门打开一条缝，挤进车内，可是，当汽车预热完成即将开动时，前窗玻璃上已经又满满地铺上了一层蚊虫！朱迪斯在温尼伯居住的那些夏天，不仅要与酷热斗争，还要不断地与蚊虫“大战”。夏天来临时，朱迪斯和妹妹莫妮卡娇嫩的皮肤上常有许多红红的、让人浑身刺痒的蚊包。难怪朱迪斯形容说：《圣经》里上帝为了惩罚埃及长老制造了十个灾难，夏季温尼伯的蚊虫绝对堪比其中一难！1953年，佐理携女莫妮卡和朱迪斯摄于温朱迪斯曾经说过：“尽管天尼伯家前。前排为莫妮卡，中为朱迪斯气恶劣，地理条件糟糕，这里的人民却很热情好客。”她还举例说著名的卡通画《小熊维尼》中维尼的名字其实就是温尼伯的缩写。的确，正如位于温尼伯市的曼尼托巴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利奥·德莱杰尔和理查德·马佐夫所说：“加拿大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深受犹太—基督教影响，强调兄弟情谊。众生平等、每一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享有自由崇拜的权利，如今这种权利已经成为大部分欧洲国家和北美国家的合法权利。”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温尼伯吸纳了来自波兰、乌克兰等东欧地区，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地区，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地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等北欧地区和亚洲等其他各洲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与温尼伯当地流传久已的印第安土著文化冲击碰撞，相互包容，形成了独特的温尼伯多元文化氛围。温尼伯市有专业橄榄球队、冰球队和棒球队，保留着很好的运动传统。温尼伯市政府为了强化该市的多元文化特性，每年都会举办100多种文化节日盛会；此外，温尼伯人还很聪明地用体育运动来拉近各族人民的距离，他们知道体育运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可以调整心态，凝聚人心，让市民们更加热爱生活。朱迪斯对于各项体育的爱好和精通就源于温尼伯的浸润。可以说，温尼伯用它宽厚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韦尔兹一家。

作为初来乍到的移民，韦尔兹一家人的生活并不轻松。朱迪斯说：“在我成长的大部分时候我们家都过着艰苦的生活。”从下页图不难看出，朱迪斯的卧室是非常简陋的：窄窄的一张架子床上，辛苦了一天的10岁孩童正在酣睡。朱迪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她从幼年开始就帮助父母做家事。父母在温尼伯开了一家前店后家式的杂货店。寒冷的冬季，大人在前店忙着照顾生意，小朱迪斯放学回家，匆匆跺掉靴子上的积雪，赶忙回屋，点上火炉，做饭烧菜，给在前店忙碌的父母送去。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朱迪斯逐渐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同时她还要照顾比她小两岁半的妹妹莫妮卡。再稍大一些，朱迪斯还会帮助父母照看店面，清点现金，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邻居顾客们服务，也许这些经历在不知不觉中锻炼了朱迪斯与不同种族的人沟通和交流的能力，为她以后的职业生涯一步一步打下了基础。1959年，朱迪斯（摄于温尼伯的家中）

2004年，朱迪斯在接受中国传媒大学外事办公室相关人员的采访时回忆道：我是在移民社区里长大的，那里聚集着早年从欧洲各地来的人们。最近，加拿大的土著居民大规模地从乡间迁入城市，从其他大洲来的移民也加入了那些欧洲移民的行列。由于家庭背景和居住的地区特殊，我熟悉多种语言，对多元文化的体验有浓厚的兴趣，并有能力在不同社区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这些在文学尤其是翻译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但作为管理者特别是大学校长，这些对我有更大更多的帮助。

虽然温尼伯社区的居民总体热情友好，但身为在移民社区里长大的犹太人，朱迪斯或多或少依然会感受到一些偏见和歧视。1981年，利奥·德莱杰尔和理查德·马佐夫随机选取了温尼伯市的9所高中，将9—12年级的高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重点调查了不同种族背景的高中生对其他种族可能存在的偏见和歧视。在收回的2520份有效答卷中，2/3的犹太学生察觉到歧视；大约50%的波兰学生（51%）、超过40%的意大利学生（46%）、法国学生（45%），以及1/3的乌克兰和德国学生认为自己受到过歧视，而少于1/5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学生认为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这些歧视主要体现在玩笑、嘲笑和语言辱骂中。除了犹太人以外，大部分学生没有遭受过严重攻击、发表仇恨言论和故意破坏财产的行为。虽然大部分的歧视只是不足为奇的玩笑，但是也有一些恶意的言语，如称呼他们为“肮脏的犹太人”、“血腥的犹太人”、“廉价而又富裕的犹太人”。1981年已经是加拿大自1960年开始实施《平权法案》的第21个年头，温尼伯的中学里还存在如此的种族偏见，更何况在朱迪斯成长的50年代呢？时代、国家、家庭和种族背景锻造了朱迪斯吃苦耐劳、奋发要强的个性。在学校里她力求做到最好：学习好，运动好，组织活动能力强！她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消除人们的偏见。

尽管生活清贫，韦尔兹一家却开朗乐观。爸爸佐理是个成年的“好奇宝宝”，对一切新鲜事情永远保持好奇心，充满了求知欲。他始终记得在阿基坦的那艘英国轮船上因语言不通，找不到自己女儿时的惊恐和焦虑，意识到学习语言的重要性，所以他随时随地都会带上一本英语或法语词典，经常跟他的顾客打听这个单词该怎么发音，那个单词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该用在什么场合，那句话又有什么深层含义。很快，这位匈牙利农民的儿子掌握了加拿大的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

佐理还发挥自己善于与人沟通的优点，将自己的小店打造成左邻右舍们最愿意来的一个聚会闲聊的地方。佐理的店里有一台收音机，只要佐理在店里，他总是打开收音机，一方面练习自己的英语或法语听力，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积累谈资。佐理本人既不打篮球也不踢足球，也不玩号称加拿大国球运动的曲棍球。可是，当他的某个爱好曲棍球的顾客来店时，佐理总是会先假装随意地问他：“嘿，约翰，你觉得昨天的那场曲棍球赛怎么样？你喜欢哪个队？”短短几个回合的攀谈之后，这位顾客很快将佐理视为知己，与他畅谈一番自己的比赛观感，然后买上一些东西，心满意足地离开佐理的杂货店。等到下一位顾客进店，佐理又会问他：“麦克，约翰刚刚来过，他认为红队打得更好，你的看法呢？”如此这般，等到下一次曲棍球赛开赛后，这些顾客会主动到佐理的杂货店，和这位店主一起分享自己的比赛观感。一来二去，佐理和这些顾客都成了好朋友。

当然，佐理不仅善于与顾客沟通攀谈，在店里营造友好氛围，作为一名体贴的丈夫，他更善于与妻子和女儿们沟通，尤其擅长表扬她们。苏希勤快能干，打点家事之余爱好研制开发各种美食，佐理总会在饱餐之后，心满意足地抚着鼓鼓的胃部乐呵呵地夸耀：“要是有谁说她做的菜比苏希做得好，她肯定是在撒谎！”作为慈爱的父亲，佐理也为自己两个女儿取得的点滴进步而自豪。受妈妈的影响，朱迪斯也很擅长烹饪。有一天，成年的朱迪斯亲手烤制了一个提拉米苏蛋糕，请父亲品尝。佐理赞不绝口，随口说道：“哈，要是有谁说她做的比朱迪好，那可得问问我同不同意了！”可是，佐理一转头，发现妻子苏希正站在自己身后，面带委屈地看着他。于是，佐理在椅子上欠了欠身子，想了一小会儿，面露怯色地对朱迪斯说：“我……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你做的蛋糕确实美味，当然，当然……嗯，你妈妈做的也是非常好的。”乐观开朗的爸爸就是这样影响了朱迪斯的个性发展。

母亲苏希则在文化心理方面影响了女儿。作为出生于布达佩斯又在巴黎生活过一阵的“城里人”，苏希当然觉得温尼伯太小了。她常常向朱迪斯提起巴黎的种种好处，细细描述她在巴黎逛过的街景、看过的戏剧、戴过的帽子、穿过的衣服、吃过的料理……她的回忆不知不觉浸润了小朱迪的意识，潜意识中朱迪斯对法国、对法语存了一份好感，这份好感为她将来选择学业道路和职业生涯提供了依据。

如果说佐理擅长与人打交道，苏希则更擅长与数字打交道。20世纪50年代，佐理在自家经营的杂货店里兼做屠夫，出售各种肉类，生意还不错。但是60年代以后，随着大型超市的兴起，佐理的杂货店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为此，佐理想出一个新招：将自己的杂货店改成以自制香肠为主的便利店（Delicatessen）。60年代，佐理的店里还没有用上收款机，每天店铺打烊以后，佐理将当天收到的所有现金放在一个类似褡裢的布袋里，兜着带回家。吃完晚饭以后，苏希做总会计，两个年幼的女儿做“实习会计助理”，将毛票、硬币分门别类，整理、登记、入账，然后将不同面值的硬币归类整理，卷成卷，以便存入银行。这是一份单调却很考验人耐力的工作，而苏希却做得井井有条，从未出过差错。朱迪斯记得自己大约从八九岁开始就在妈妈的指导下干着兼职会计的活，一直干到中学毕业后离家上大学。朱迪斯开玩笑地说：“看，我爸爸妈妈雇佣童工！”不过，她很快补充说，她做校长时对财务的精通也许就得益于幼年的“家庭会计教育”呢。

除了做会计，苏希也继承了犹太人天生善于经营的基因，佐助丈夫，生财有道。每年5月份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苏希会将自家花园中种植的鲜花剪摘下来，用漂亮的包装纸把它们包装好，系上丝带，放在佐理的便利店里以低于超市的价格卖给顾客。圣诞节来临之前，苏希便去大型超市批发大包礼品，回家后带着女儿们一起将它们拆分成小份，重新进行包装，低价出售。童年时的朱迪斯在干这些活时有时会抱怨几句，偶尔还会耍赖偷懒。长大以后，朱迪斯却很感激苏希通过这些貌似单调的工作培养了自己的耐心和细致，还教会了自己经营之道。

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佐理和苏希还是尽其所能地为孩子们提供接受教育和休闲度假的机会。有时作为对自己辛勤工作的奖赏，韦尔兹夫妇会带上一对幼女，坐上几天的火车，到五大湖区度假，领略与内陆城市温尼伯不一样的风景。朱迪斯上小学以后，为了锻炼她的意志和自主精神，父母每年都会让她独自一人到安大略湖边的夏令营度假。1954年，朱迪斯姐妹在安大略湖边度假，后排坐者为朱迪斯

中国有句谚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谚语用在朱迪斯身上也挺恰当。1954年朱迪斯上小学了。朱迪斯记得那时一个教室里有两个年级，也就是说，一年级和二年级同在一个教室。小朱迪领悟力极强，总是很快就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但她毕竟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完成了自己的作业以后就不太专心，有时蹭一蹭邻座的同学，有时又转头与坐在后排的同学说说话，叽叽喳喳、窃窃私语。幸亏朱迪的老师西比尔·夏克宽宏大度，不仅没有责怪小朱迪，反而和蔼地问她是否愿意试一试二年级学生的作业，结果朱迪很顺利地做完了高她一个年级的作业。老师见状，决定让朱迪跳一级，从教室的一端挪到另一端去听课，接受新挑战的朱迪这下“安分”多了。此后连续两个暑假，夏克老师还安排朱迪到培养天才儿童的一所特殊学校去听课。小小的朱迪独自一人蹦蹦跳跳地走上公交车、买好车票，接着再转乘另一趟公交车，才能到她所要去的特殊学校。听课之余，她又根据特殊学校的要求，独自一人来到社区图书馆，小小的人儿，踮起脚尖，努力从高高的书架上抽取出她想看的书，放进书包，沉甸甸地背回家阅读。两年以后，由于受到其他家长的抵制，这所特殊学校被废除，跳了两级的朱迪又回到原先的学校，和比她大两三岁的孩子在同一班听课。朱迪斯提起这一段往事时，一方面非常感激她的启蒙老师西比尔·夏克，另一方面她认为学校确实应该根据孩子的不同特点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如今的教育制度一味强调公平，让所有的孩子整齐划一地前进，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教育制度难道不是对有天分的孩子的一种偏见或歧视吗？当然，这只是成年朱迪斯的反思。作为当事人的朱迪，她认为自己从这所特殊学校受益最多的是这个学校教会她如何使用公共图书馆。直到现在，公共图书馆依然是朱迪最好的朋友。安大略湖边森林，朱迪斯童年时期每年都会来此参加夏令营

在父亲佐理的影响下，朱迪斯从小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好奇，她学习成绩好，爱好广泛，滑雪、曲棍球、游泳样样擅长，尤其擅长冰壶球；受到母亲的影响，朱迪斯对法国、法语充满了好奇，阅读了许多有关法国文化和法语文学的书籍，她发现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法国女性大都是优雅精致的，她们在开沙龙时要么赋诗一首，要么弹琴助兴。小小的朱迪不由自主地向往法式生活，觉得钢琴是一种优雅的乐器，声音又悦耳动听，于是她不朱迪斯13岁时的中学照到5岁便开始学习弹钢琴。朱迪斯回忆说：刚开始学习时可能存有一份小女孩的虚荣心，可是不久以后她却体验到弹琴的乐趣，享受到音乐给她带来的愉悦。那时家中清贫，无法给她买钢琴，她就到自己就读的学校，借用学校的钢琴不知疲倦地练习。笔者采访朱迪斯时，她带着笔者来到起居室，站在钢琴旁，手指轻轻划过琴键，充满感情地说：“不知不觉钢琴这门乐器已经陪伴我60年了！”

1964年6月，年仅15岁的朱迪斯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了。那天韦尔兹全家特地换上正装：妈妈穿上白色洋装，戴上漂亮的帽子；爸爸着西装、打领带，还特地戴上犹太拉比标志的帽子；朱迪斯和莫妮卡也换上了裙装，穿上和妈妈一样款式的尖头带跟船形皮鞋。当天的“女主角”朱迪斯手捧妈妈苏希为她精心准备的一束鲜花，在犹太教堂前庆祝留念。朱迪斯在回顾自己的童年生活时，发现父母、师长都对她的个性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在我的整个学习和职业生涯中妇女总是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她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她的生活能力，她对法国文化的热爱源自母亲，尤其“对我最重要的是西比尔·夏克，她为温尼伯的公立学校引进了丰富的课程。我有幸被一个特殊学校选中，在那里我爱上了图书馆，并且在大部分学生接触和了解研究之前1964年朱迪斯和父母及妹妹莫妮卡在犹太就学会了怎样做研究。我还记得教堂前庆祝自己的毕业典礼，前排右一为朱夏克博士来到我们这个班级时所迪斯说的话。作为一位饱受赞誉的教育者，她激起了我们学习的热情，而那时她并不知道，作为我的第一个行为榜样——第一个在我生命中有重大影响的女性，她对我有着怎样的影响。”

的确，在西比尔·夏克这些优秀妇女的影响下，朱迪斯不仅增长了知识，还学会了做人。第二章　法兰西文化浸润中的高等教育：书山有路勤为径15岁，上大学了！朱迪斯以全A成绩从高中毕业，获得了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麦吉尔大学奖学金。母亲的影响让朱迪斯对一切与法国相关的东西都很着迷。有了奖学金的经济保障，朱迪斯决定大胆离开她从小生长的英语社区，去蒙特利尔，去追求法式气质，去研读法语和哲学，从此开始了她与法语、与法国文化的终生情缘……Eyes are a Surprise.Gertrude Stein，Everybody’s Autobiography眼见的全是惊奇。格特鲁德·斯泰因：《每个人的自传》

1964年上半年，15岁的朱迪斯面临着人生的重要选择：即将中学毕业的她是终止学业，迈入职场，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还是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朱迪斯和家人的回答是毫不犹豫的，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所有课程都得到全A成绩的她理应继续深造。的确，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大背景下，加拿大社会已经迈入后工业时代，根据哈尔品·布兰登（Brendan Halpin）等社会学者的观察，“后工业社会中女性接受后中学教育的机会增加，而且后工业社会也希望强化这种模式。”至于选择哪所大学，朱迪斯却稍显犹豫，究竟是选择位于温尼伯市的温尼伯大学以节省生活开销，还是去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麦吉尔大学？朱迪斯的中学毕业照雏鹰展翅　奔向麦吉尔大学

在朱迪斯的选择名单中令她犹豫不决的温尼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nnipeg）位于温尼伯的市中心，前身是曼尼托巴学院（Monitoba College）和韦斯利学院（Wesley College），这两所学院分别成立于1871年和1888年。1963年曼尼托巴学院和韦斯利学院合并，改名为温尼伯大学，成为政府公立大学。温尼伯大学的座右铭是Luxet Veritas Floreant，亦即将光明与真理发扬光大。

温尼伯大学的授课特点是采用小班教学，以便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在课堂内外与授课教授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这在加拿大大学教育中是比较特别的。该大学下设理学院、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四年制文理科学士学位的学生可以选择辅修一门感兴趣的其他专业的课程，以增加跨学科学习的经历和经验。

温尼伯大学除了设有本科、研究生等学位课程之外，同时还设有英语语言学校和大学预科课程。由于温尼伯大学所在地温尼伯市的人文地理环境，该大学还提供从原住民治理到妇女研究等涵盖40多个领域的800多种课程，包括商业与管理、应用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化学、心理学、戏剧与电影等。目前，温尼伯大学有近3.9万名校友分散在各地，从事不同的职业，如政治、法律、医学、商业、神学、艺术等。温尼伯大学（图片来源：http：//baike.baidu.com/albums/37605/37605/0/0.html#0$0d968f23e40c427eac34de29）

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中心的皇家山，依山而筑。春日，这里欣欣向荣，繁花似锦；夏天，这里郁郁葱葱，绿树成荫；秋季到来，皇家山上一片金黄，在铺满落叶的幽径旁，在夕阳锍金的余晖里，一座座由浅白色石灰石构筑的殿堂更显庄严肃穆；严冬来临，这里到处银装素裹，唯有人文大楼顶端三只鲜红可爱的欧洲燕在蓝天下迎风飘扬。校园之景季节变换，岁岁年年，仿佛永远不曾更改，因为麦吉尔大学总是跳动着一颗炽热的渴求知识与真理的心。麦吉尔大学校园正门（图片来源：徐天麦吉尔大学校徽（图片来源：http：//舒）zh.wikipedia.org/wiki/File：McGill_University_CoA.svg）

作为加拿大最杰出的大学，麦吉尔大学素有“北方哈佛”之称，它与多伦多大学堪称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双子星座”。1811年，蒙特利尔市的毛皮巨贾詹姆士·麦吉尔（James McGill）立下遗嘱，将一万英镑及皇家山下的46公顷土地用于建造一所永远以他的姓名“麦吉尔”命名的学校或学院。1821年，由英国国王批准成立的“皇家教育促进委员会”获得英国皇家的特许状，象征性地任命了一名校长和四名教师，由此宣告“麦吉尔学院”成立。此后麦吉尔学院克服各种困难和艰辛，在校长威廉·道森（William Dawson，1855—1895）的带领下，麦吉尔全体师生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885年，麦吉尔学院正式更名为“麦吉尔大学”。到1893年道森校长离任时，麦吉尔大学已经拥有人文大楼、摩尔森大厦（Molson Hal l）、雷德帕斯博物馆、图书馆、麦克唐纳理工大楼以及超过1000名正式注册的学生。麦吉尔大学已初具规模。麦吉尔大学主校区内捐赠人麦吉尔先生的塑像（图片来源：徐天舒）

在随后的150多年时间里，当年面积仅46公顷的荒山野地变成了如今占地300公顷（主校区和麦克唐纳校区）的校园，楼宇林立，秩序井然。更值得一提的是，麦吉尔大学的教育质量之高位居加拿大高等教育之首：建校150多年来，诞生了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00多位罗德奖学者，数十位著名作家、诗人以及难以计数的医学家、生物学家、建筑学家，政治家……麦吉尔大学新闻网页自豪地宣称：这些校友是加拿大的精英和中流砥柱，没有他们，便没有加拿大高度文明、发达的今天。

面对两所同样优秀的著名高等学府，究竟是留在温尼伯还是奔赴外地？对朱迪斯来说，她是在移民社区里长大的，像一只羽翼初成的小鸟，急于飞向外面更加广袤的世界，领略各国各地的多元文化。幸运的是，由于朱迪斯在学习、学生活动和体育运动各方面都很出色，1964年初，她的高中校长、曼尼托巴省前教育部部长罗伯特·本德（Robert Bend）先生给她和另外一名同学写了推荐信，推荐她申请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奖学金。不久，朱迪斯如愿获得1.5万加元的麦吉尔大学本科生入学奖学金（McGill University Entrance Scholarship for Undergraduate Studies at McGill）。有了这笔资金作经济保障，朱迪斯大胆地决定去蒙特利尔，去麦吉尔大学，追求蒙特利尔的法式气质，选择法语作为自己的专业，一圆自己幼年时的梦想。位于麦吉尔大学内的摩尔森大厦（图片来源：徐天舒）修身养性　学习生活两不误

作为加拿大顶级的高等学府，麦吉尔大学的课业并不轻松，即使是像朱迪斯这样的全A学生，也需要付出十分的精力来认真学习。朱迪斯曾回忆说：她在麦吉尔大学的四年本科生活，最常规的轨迹是沿着一条山间小径，从位于山谷中的学生公寓步行到与麦吉尔大学正门相对的、位于一道缓坡之上的摩尔森大厦，推开厚重的橡木大门，穿过一道幽暗的走廊，到达教室，在那里聆听教授的讲座。朱迪斯进入高年级以后，法文系从摩尔森大厦搬进了彼得森大厦（Peterson Hall），于是她又在彼得森大厦度过了两年时光。进入大学以后朱迪斯认识了同系的学长、年轻英俊的帕特里克·伍兹沃斯（Patrick Woodsworth），小伙子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朱迪斯很多照顾和指点。周末，帕特里克会邀请朱迪斯和其他同学到学生中心去喝上一杯，顺便打几局桌球。朱迪斯总是很抱歉地跟他们说：“你们去吧，我得先去图书馆，在那待上几个小时，完成我的作业，晚上再来与你们会合。”1966年大学二年级学生朱迪斯摄于麦吉尔大学校园内当然，朱迪斯不是一个只会学习的书呆子。她一如既往地热爱体育运动。麦吉尔大学依山而建，登山是朱迪斯在麦吉尔大学期间最热衷的一项体育运动。她会从山谷的宿舍出发，慢跑一至两个小时至山顶，每周运动两到三次，既释放了学习压力，又锻炼了身体，还保持了体形。朱迪斯笑着调侃自己说：“我最大的敌人就是脂肪。我的遗传基因中有发胖因子，因为我母亲后来就变得越来越胖，所以我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少食多运动。”后来，朱迪斯到麦吉尔大学的近邻康考迪亚大学任教以后依然保持这一良好习惯。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不再慢跑，而是健步走上皇家山山顶。放假时，朱迪斯还会和同学一起外出旅行，增加自己的阅历。19　67年朱迪斯在Montmorency瀑布前留念

除了学业，朱迪斯认为她在麦吉尔大学本科求学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规范了自己的举止行为，培养了自己的淑女气质。作为一名大学“新鲜人”，朱迪斯注册麦吉尔大学以后入住的是一栋名为“皇家维多利亚大厦”（Royal Victoria Building）的学生公寓，该公寓底楼大厅的正中央安放着一尊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楼如其名，这栋学生公寓确实是按照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淑女规范来教育和培养女大学生的。

皇家维多利亚大厦遵循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高校女生宿舍普遍执行的基督教的、中产阶级的行为标准，因为家长和教育者们都相信，女性的道德和举止需要依照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基督教标准加以引导和保护。因此，“女生宿舍大多数是依照理想中的中产阶级的基督教家庭来体现关系、营造家庭气氛的”。这座大厦有一名守门兼舍监的男性职员，在大厦入口处的一个小房间里办公。从某种意义而言，女学生和舍监的等级关系类似于标准的家庭关系：舍监像是父亲，高年级的女生像是低年级女生的长姐，刚入校的女生则处于他们的庇护和监督之下。

皇家维多利亚大厦每个学期都会组织一系列活动，例如正式的舞会、正式的晚餐会和早餐会。她们也会举办新生欢迎会，让新生们展示才艺并让新老学生相互认识。女学生们还会参与一些慈善活动。而这些活动增进了这些未来的妻子和母亲与家庭生活的感情。

皇家维多利亚大厦里尤其强调餐桌礼仪。每到晚餐时间，朱迪斯和其他女生需要身着得体服装，鱼贯进入餐厅，8人一桌，背靠高背椅，笔直坐好，等待用餐。在餐厅里女生们不允许脚踏拖鞋、身着宽松的居家女服出现。用餐时，不得跷起二郎腿，也不能站起来取食物，而是要耐心地等待坐在桌首的当值女生将食物传给坐在她旁边的女生，再由她依次传递给其他同学。尤其微妙的是，女生们要学会通过婉转的语言请同桌餐友帮助自己拿够不到的食物。比如某位女生很想尝尝放在餐桌另一端的橘子，她可以跟靠近橘子的女生这样说：“珍妮，你想要来个橘子吗？”心领神会的珍妮会主动拿起果篮中的橘子，递给这位女生。朱迪斯从小在具有多元文化特性的温尼伯移民社区成长，她的父母又是来自匈牙利的农民，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甚少接触这种婉转隐晦的英国式餐桌文化的训练。如今，在麦吉尔大学的学生公寓中，朱迪斯开始接触另一种文化，这为她以后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尤其是与来自英国的帕特里克的母亲、朱迪斯未来婆母的沟通和交流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晚餐过后还有咖啡，这时朱迪斯和其他女孩们会从餐厅移到大家集会的客厅享用咖啡，还是由学生轮流为大家服务。通过这种喝咖啡、做下午茶等与家庭生活相关的事务，女生宿舍希望女大学生们能够“举止得体、穿着合体、适应社会、泰然自若而又自信满满”。

在清洁卫生方面，尽管女仆会打扫公用场所，但是每一个女生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持自己所住的房间整洁。舍监和指导教师会不定期地检查女生房间的卫生。

在皇家维多利亚大厦执行得最为严格的是晚归制度和签到手续。通常情况下，舍监和学校其实都希望女生们晚上待在宿舍里，不要外出。但是，考虑到女生们的学习和社交情况，宿舍也允许她们有一定数量的晚归记录，但是必须在宵禁前回来。据加拿大学者纪德内的研究发现，1920年多伦多大学的住宿女生要在非周末晚上10:30前回到宿舍；所有学生每周允许有一次在晚上12:30前回宿舍；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女生在得到舍监允许之后晚归次数可以增加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定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同样奏效，只是宵禁时间稍微有所推后，但是总体而言，一年级新生应该在晚上11点至12:30回宿舍；每周学生们可以有一次机会在凌晨12点至2:30之间回宿舍。老生们晚归的次数可以比新生们稍多一些，但是，与新生一样，晚归理由要充分，而且要得到舍监和指导教师的允许。朱迪斯身穿学士服的毕业照

皇家维多利亚大厦的晚归签到手续十分严格。学生如若晚归要预先写好请假条，可以在晚上10:30和凌晨1:00两个时间段中作出选择，放在大厦门口的舍监那里。入夜以后，这位舍监会像门神一样守在大厦门口，负责验收假条，查看女生们是否按假条上标明的时间回到宿舍。如果有女生想要彻夜不归，那她可真是摊上事了。半夜时分，人人酣睡之际，舍监会摁响大厦的火警警报器，待全楼女生匆忙聚集在门厅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下以后，一一点名，查验夜不归宿的女生。数次夜不归宿的女生会被麦吉尔大学开除。从凯瑟琳·纪德内介绍的多伦多大学和朱迪斯口述的麦吉尔大学的晚归制度来看，虽然时光流逝了近半个世纪，但是截至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女生宿舍文化强调的兼顾事业和家庭的本质并没有太大改变。信息沟通　说出心中所想

1968年6月，不到20岁的朱迪斯以优异成绩从麦吉尔大学毕业，获法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9月，朱迪斯离开加拿大蒙特利尔，来到位于法国东北部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h）攻读硕士学位，并于次年8月份如期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1969年9月，朱迪斯回到蒙特利尔，和相识多年的帕特里克结了婚，这一年她刚刚21岁。同年9月，朱迪斯开始了新的学业之路：她重回母校麦吉尔大学攻读法语博士学位，继续接受法兰西文化的滋养，沉醉于法国文化的氛围之中。

朱迪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遇见了一位认真负责、对她的学业发展很有帮助的导师。X先生是当时加拿大文学翻译学方面的泰斗。他上课时总是习惯性地带上一大堆学术书，放在讲台上，随时准备翻开引用。尽管他讲课声音不大，可是他却能条分缕析地将自己的观点阐释出来，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论述中的错误和不足，帮助他们加以改正。朱迪斯还记得她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适逢导师去法国工作一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洲大陆和欧洲的通信系统远不如今天这样迅捷方便，每一次朱迪斯都将老师布置的作业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用打字机敲打出来，邮寄给远在法国的老师。一个月后当她收到老师的回信时，会毫不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打印稿上都是老师用铅笔修改的密密麻麻的痕迹，页边空白处还有老师用其他颜色的笔（如蓝色、黑色圆珠笔）写下的意见和建议。收信以后朱迪斯会认真思考老师的意见，再次修改自己的作业，用打字机誊写清楚以后邮寄给老师。一个月以后，她又会收到老师的回信，信中修改的笔迹一点也不亚于第一次的信件。有意思的是，老师修改学生作业的方式和习惯也传给了朱迪斯。如今，作为一名教师，她也会用不同颜色的笔来修改学生的作业，提醒学生注意事项。

X先生知识渊博，在学业方面很受学生的敬重，但是他的个性实在是太害羞了。朱迪斯认为他十分擅长书面沟通，却极不善于与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尤其避免和他人的眼光接触。朱迪斯开玩笑地说：X先生高高堆在讲台上的书籍其实还有一个作用，由于X先生身材并不高大，这样，他就可以凭借书籍的遮挡，安全地将自己缩在讲桌之后，而无须直面学生求知若渴的视线了。X先生不仅不想在教室里直面学生，平时对学生也是能躲则躲。1992年的一天，朱迪斯和丈夫林赛在超市购物，看见X先生也在同一家超市的蔬果区，朱迪斯和林赛刚想过去与老师打个招呼，却见老师十分窘迫，尽力把自己的脸深深地埋进蔬菜水果之中，假装自己正集中注意力挑选土豆、西红柿呢。见此情景，朱迪斯夫妇只能悄悄地转头而去。朱迪斯很纳闷地问林赛：老师是否不喜欢自己？朱迪斯的困惑一直持续到老师去世时谜团才得以解开。葬礼当天，朱迪斯陪同并帮助师母处理完一应事务以后，师母告诉朱迪斯：每一次老师上完课回家都会非常沮丧地说：“我觉得我的学生不喜欢我，因为他们毫无反应。”师母还告诉朱迪斯：老师去世之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亲口告诉自己的学生他有多爱他们，多为他们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师母的解释不免让朱迪斯心酸又后悔，她很自责，为什么自己和其他学生没有在老师有生之年告诉他，学生们有多么崇拜和敬重他呢？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其实他们很想课后请他喝杯咖啡、聊聊天？通过父亲佐理和自己导师的对比，朱迪斯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真诚沟通和坦率交流的重要性。她也不由得思考：个体之间缺乏沟通尚且会引发误会，从大的方面来讲，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更需要有效的沟通和交流。那么，何为有效载体呢？她从自己所学的专业阐发开来，觉得文学创作固然重要，但是翻译在传播人类思想、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同样发挥着不可缺失的作用。那么，翻译是否只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解码/编码的交换过程呢？带着这些问题，朱迪斯一步一步地开始了翻译研究。为了弥补对老师的愧疚，1995年在朱迪斯的发动下，她和博士同学们出版了一本论文集，献给自己敬爱的老师。文化交流　思考翻译本质

从1969年到1970年，朱迪斯用一年时间就进入了博士论文写作阶段，这在同侪中并不多见。据朱迪斯介绍，一般而言，美国和加拿大的文科博士生需要3—7年修完博士课程并完成博士论文，而朱迪斯在一年内就已经修满75%的博士课程，几乎可以被授予博士学位了。朱迪斯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有意识地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和探索，将文学和翻译学两个不同的专业方向结合起来。她选择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为研究重点，不再仅仅将瓦莱里视为著名的法国作家，更将他看作是对翻译学作出重要贡献的翻译家，在朱迪斯看来：虽然与他的同时代人相比，保罗·瓦莱里算不上专业译者，也算不上是翻译理论家，不过他陶醉、痴迷于翻译的程度并不输给任何人。当乔治·斯坦纳在他的重要著作《巴别塔之后》列举在翻译领域作出基础性或者创新性贡献的人物时，令人惊奇的是，他没有提及纪德的名字，尽管纪德曾经翻译过莎士比亚、布莱克、康拉德，以及写过一些有关翻译的文章——比如双语版的《哈姆雷特》的序言而蜚声国内外。乔治也没有提到瓦莱里·拉尔博，他既是一位笔译家也是一名翻译理论家，而且是保罗·瓦莱里在《商业》杂志社的同事，并曾经著有《圣·热罗姆的祈祷》一书（1946）。乔治唯独提到了保罗·瓦莱里。

朱迪斯对此提出疑问：为什么乔治对瓦莱里情有独钟？或者说，为什么瓦莱里在翻译史中占有如此独特的地位？在朱迪斯看来，那是因为瓦莱里为翻译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因为“他使翻译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向他崇拜的作家致敬，另一方面也借以表达译者自己的想法”。朱迪斯这样说道：在瓦莱里看来，他将翻译工作描述成对话。他在翻译维吉尔的作品时感觉自己如同诗人一般，翻译的过程就像是在和诗人交流一般。这是一种对于原作者的认同现象（源自瓦莱里的理论）。在一步步的翻译过程中，瓦莱里追溯到原文作者的时代，以作者的方式开始。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瓦莱里超越了简单的自我认同。由此他尽自己所能。反复斟酌，以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方式为基础来进行翻译。……他的创作融汇了自己点点滴滴的思索心得，而没有生硬地套用相应的翻译理论。……简言之，瓦莱里致力于某种理论化的创作，但并不是寻求建立一套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

在这篇论文中朱迪斯借由介绍和分析瓦莱里的翻译生涯、翻译理念及翻译方法，肯定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即作者和译者同是文化作用的产物，他们都通过描述话语的方式创造了文化产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朱迪斯又从译者的主体角度出发，肯定了瓦莱里提出的译者要与作者产生“认同”的观点，分析说瓦莱里对翻译的认识没有仅仅停留在语言或技术层面，而是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强调翻译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所以他认为翻译以对原作和原作者的理解为出发点，理解的程度越深，翻译的过程就越顺利，诚如瓦莱里所言：译者带着一种对形式相似性的关注，尽量努力做到与原作相吻合，而不需要再翻阅另一篇作品；然而，原作者的其他作品反映了所需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精神状态。实际上，译者所需翻译的原作与原作者的其他作品就如同一场演唱会，乐器之间要相互协调，彼此配合，促成演出的成功。这个生动的例子表明，在翻译时必须关注到原作以外的其他作品。

朱迪斯把瓦莱里的上述思想看成是“现代翻译理论的基本概念”，因为瓦莱里不再把翻译看成是基本的语言模仿，而是一种阅读和写作的创造性过程。在这篇论文中，朱迪斯引经据典，层层剖析，既确立了瓦莱里身为翻译家的地位，也分析了瓦莱里超前的翻译理论，还引用了瓦莱里的翻译实践和成果。从研究身为翻译家的法国作家瓦莱里开始，朱迪斯的研究兴趣被进一步激发起来，她注意到翻译不仅是翻译者的个体工作，而且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研究不同时代著名翻译家的发展轨迹，几乎可以串起一部翻译的历史。尤为重要的是，朱迪斯从瓦莱里的一句话：“人们衡量译文是否有价值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能引人思考”引发开来，确立了自己从事翻译研究的目的：通过翻译研究引发思考，考察跨语言交流和跨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和可行性举措。在随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她开始从一个更加宽广的文化研究视角来钩沉翻译的历史、剖析翻译的含义、洞彻翻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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