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弗洛伊德(著),徐胤(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精神分析引论(果麦经典)试读：
前言
我新问世的这本书以《精神分析引论》为题，绝非有意挑战该领域现有的同类作品（席慈曼，Hitschmann：《弗洛伊德神经病学》，1913年第二版；普菲斯特，Pfister：《精神分析方法》，1913年；莱奥·卡普兰，Leo Kaplan：《精神分析概要》，1914年；雷吉塞特·海斯纳德 ，Régiset Hesnard：《对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症的精神分析》，巴黎，1914年 ；阿道夫·F.麦耶，Adolf F. Meijer：《精神分析对神经官能症的治疗作用》，阿姆斯特丹，1915年）。1915年的第16和1916年的第17冬季学期，我为一群医生和非专业人士开设了这门讲座，本书忠实地收录了当时的讲稿。
受此前提所限，本书可能会给读者留下一些特殊的印象。作为演讲者，不可能在叙述中时刻保持学术论文的审慎和严谨；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唤起听众的注意力上，使他们不至于在接近两小时的讲座中昏昏欲睡。考虑到讲座的现场效果，我可能会重复提及某些内容，例如讲到梦的解析时我们会提出一些观点， 随后探讨精神病问题时会再次阐释。讲座素材的安排顺序也决定了有些重要的话题，如潜意识问题，不可能一次就阐述透彻。它们将被一再提及或暂且搁置，直到在某个新的场合重新做更多介绍。
对精神分析研究文献了然于胸的人，将发现本书鲜有新内容。事实上，其他某些文献的论述可能更详尽。但出于论述完整和材料凝练的需要，我在某些章节（恐惧的病源学、歇斯底里式的幻想）中，引用了一些过去未曾披露的材料。维也纳，1917年春弗洛伊德第一部分失误行为第一讲导论
女士们，先生们！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曾通过阅读或听闻对精神分析有所了解。既然我公布的这门课程名为“基础精神分析引论”，那我有义务把你们看作一群对此一无所知、亟待指引的人。
假定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一种对精神疾病进行医学治疗的方法，但我能马上举例证明它与通常的医学方法有何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通常来说，向病人介绍一种新疗法时，往往会尽量避免提及其他患者的负面评价，而满怀信心地许诺这种方法可以见效。我认为医生有权利这样做，以提升病人对治疗取得成功的信心。但我们对精神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这一过程会有所不同。我们将坦言这种疗法的困难：它费时费力；需要患者做出很大牺牲；最终能否见效取决于患者的表现、对治疗的理解、配合程度及耐心，无法保证百分之百有效。采用这些反常的方式，自然有我们的用意， 这一点诸位之后会有所体会。
我会先把大家当作精神病人来对待，请别介意。事实上，我奉劝诸位第二节课就不必来了，因为这门课只能让大家了解精神分析的一点皮毛，很难对它形成自己的判断。你们会发现自己过去所学的知识和思维习惯将不可避免地让你们站到精神分析的对立面；必须实现巨大的自我突破，才能驾驭这种本能的反感。通过我的叙述，你们对精神分析会有什么样的理解，现在难以预测。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听完这门课，你们学不会如何进行精神分析研究，也无法从事精神分析治疗。你们中若有人不满足于与精神分析只有一面之缘，想进一步了解，我不仅奉劝他不要这么做，还要直截了当地警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旦入了这行，就别指望在大学里谋得一席之地；如果要做执业医师，必须面对周围的人不解、怀疑甚至敌视的目光，容忍他们暗地恶意中伤。从现今欧洲大陆上愈演愈烈的战争的流弊，你们不难推断这股力量有多么强大。
尽管存在种种不便，总有人会被新知识吸引。如果你们中有人无视我的警告，第二堂课时仍出现在这里，我自然不胜欢迎。但你们也有权知道，精神分析理论正面临着哪些严峻的困难。
首先是教学和授课的困难。你们上医学课时，习惯了用肉眼去观察。你们看到解剖学标本、化学反应生成的沉淀物，也看到成功刺激神经后肌肉的收缩反应。此后，教师会带领你们用感官去了解病人，观察他们痛苦的症状和疾病过程中的产物。许多时候，你们还能看到剥离出来的病原体。在手术领域，你们将亲眼见证医学干预的过程，看到医生如何对病患施以援手，甚至可以亲自操刀。即便在精神病学中，病人的表情变化、说话方式以及行为举止也能提供丰富的观察素材，给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医学教师更像导游和解说员，陪你们走进医学的博物馆，在你们和医疗对象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使你们用主观感受来确信新事实的存在。
遗憾的是，到了精神分析领域，一切都变了。在分析治疗中， 除了受分析者和医生的交谈外，别无其他。患者在谈话中说出自己过往的经历和现在的印象，他们会有所抱怨，或对自己的愿望和情绪直言不讳。医生则要认真倾听，设法引导患者的思路，并通过适当的提醒，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特定方面；还要给病人提供解释，并观察由此引起的反应——赞同或反对。有些病人的亲友没有太多文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或接触到的事情，甚至巴不得治疗过程跟电影上演的一样。对于“聊天就能治病”这样的事，他们当然不会错过质疑的机会。这当然是目光短浅和矛盾的，因为这些人其实也很明白，患者的症状“只不过是想象出来的”。最早的言语其实是一种符咒，时至今日这份魔力犹存。一个人的言语可以使人心境澄明，也可以将人推向绝望的边缘；老师通过言语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演说家通过言语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左右他们的判断。言语会引起情绪，是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常用工具。在心理治疗中，我们绝不应轻视谈话的作用，如果能够听到精神分析师与患者的对话，就该满足了。
可惜这一点我们也做不到。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对话绝不容许听众存在，亦绝不能公之于众。我们当然可以在讲精神病学时将某位神经衰弱患者或歇斯底里症患者介绍给学生，但这样一来，他就只会叙述自己的苦恼和症状，不会再多说其他。只有当患者与医生建立了独特的情感联系，才会吐露精神分析需要的那些话；一旦他们发现有无关的第三者在场，会马上闭口不言。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精神生活中最隐秘的话语，作为社会独立的个体，必须对他人隐瞒这一切；甚至从广义上来说，作为人格完整的个体，他们也必须对自己隐藏这一切。
这意味着，你们没法旁听精神分析治疗，只能从别人口中听说这一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你们对精神分析的了解其实都只是道听途说。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通过二手指引对精神分析形成自己的判断，最终效果如何，取决于你们对消息提供者的信任程度。
各位不妨设想自己不是在听精神病学课，而是历史课，授课人在讲述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和战功。你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说的一定是真的呢？乍一看，历史似乎比精神分析还不可信，因为历史教授跟你们一样，不是亚历山大大帝军队中的一员；精神分析学家至少可以分享他参与过的事。但你们很快会发现，历史学家至少有据可查。他可以展示一些古人留下的文献，例如迪奥多、普鲁塔赫和阿利安等人写的书，这些人要么生活在那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要么稍稍滞后；他还可以展示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钱币和他的雕像，让大家逐一传阅庞贝出土的伊索斯战争拼接画的照片。严格地说，这些材料仅仅证明了早几代人相信亚历山大大帝的存在和事迹，你们当然可以对此重新进行批判。你们会发现，不是所有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报道都真实可信，也不是所有的细节都确凿无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离开讲堂的时候，会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存在。两个因素左右了你们的决定：首先，讲演者如果不是自己信以为真，就没有理由将这当作真相来说；其次，全部现有的历史图书对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叙述大同小异。如果要对这些信息来源进行考据，也会首先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即信息传播者可能的动机以及证据的一致性。单就亚历山大大帝的例子来说，考据结果一定是令人心安的；而对于摩西或尼姆罗德之类的人来说，结果可能有所不同。稍后你们会清楚地知道，自己对精神分析的信息提供者会提出多大质疑。
现在，你们有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精神分析既没有客观证据来证实可信度，又不能公开展示，那么该如何学习它，其观点又何以使人信服呢？的确，学会精神分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通晓其道的人，目前屈指可数，但学习精神分析还是有可行途径的。 首先，精神分析可以通过对自身个性的研究，在自己身上学到。这种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自我观察，但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将它归入其中。在得到一定的技法点拨后，我们就可以将自己身上出现的一系列常见的、众所周知的精神现象当作分析对象。这一过程中，不难发现精神分析并非无稽之谈，其过程和观点的确有据可循。当然，你们由此取得的进步依然有限。如果能将自己交由一个精于此道的分析师做分析，亲身体验分析效果，并借此窥视他人分析技巧的精湛之处，你们可以走得更远。当然，尽管这条路前途光明，却只有少数人走得通，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
理解精神分析的第二重困难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它来自你们目前受的医学教育。你们的思维被固定在一个特定方向，这个方向与精神分析背道而驰。你们被灌输的，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用化学和物理的方法阐释机体功能，并从生物学的角度总结，却从来不关注精神生活；而后者恰恰是复杂机体运转的最高级形式。因此，你们对心理学的思维十分陌生，习惯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它，将其视作伪科学，从而任由门外汉、作家、自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借它之名兴风作浪。这一局限性无疑会妨碍你们行医。患者讳疾忌医，本是人之常情。如果对此不够重视，你们原本鄙视的那些江湖郎中、巫医和玄学家将大行其道，并在治疗产生效果时分走部分功劳。
你们过去的教育存在缺陷，这当然情有可原，你们学医时没有得到哲学的帮助，而哲学其实能对实现医学目的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你们在学校里被告知，无论思辨哲学、描述心理学，还是与感官生理学密切相关的所谓实现心理学，都不能有效地解释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提供理解精神功能障碍的钥匙。尽管描述观察到的精神障碍、总结其临床表现的精神病学也属于医学范畴，但实际上就连精神病学家也怀疑这类描述能否够得上“科学”一词。他们总结出的这些临床症状的来源、作用机理和相互联系都是未知数，人们没有发现与此对应的解剖学组织变化，即便发现了，也无从解释。只有当这些精神障碍被诊断为某个机体疾病的间接结果后，才可能对其展开临床治疗。
这就是精神分析试图填补的缺陷，它力求为精神病学提供其欠缺的心理学基础，找到能解释生理和精神障碍的共性原因。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抛开解剖学、化学或物理学理论，从纯粹的心理学概念入手。我担心恰恰是这点会让你们心生疑窦。
此外，有一类困难并非源自你们所受的教育和你们的认知。精神分析提出了两个触怒了整个世界的观点，由此招来世人的反感。其中一点与人们固有的理性观念相违，另一点则与主流的美学和道德观念不和。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成见，它们十分强大，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的必要积淀。它们有情绪的力量做支撑，要与它们为敌，绝非易事。
精神分析第一个不受欢迎的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意识仅占整个精神生活的一小部分。诸位请回忆一下，我们往往习惯把心理与意识混为一谈，将意识看作是心理的标志，并认为心理学是阐释意识内容的学说。没错，我们理所当然地给两者画上等号，任何对此提出异议的看法，都被当成歪门邪道。而精神分析就是要提出这种异议，它无法接受将意识和心理混为一谈。精神分析将心理定义为感情、思想和欲望的共同产物，思想和欲望都可以存在于潜意识中。这样一来，它便无法被那些头脑清醒的科学人士接受，并为自己招来了装神弄鬼、浑水摸鱼的骂名。在座诸位当然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把“心理的就是意识的”看作一种偏见，也猜不到人类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否定潜意识，以及这种否定会带来什么好处。到底应该将心理等同于意识，还是扩展其范围，这听上去似乎只是口舌之争；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诸位，承认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将为世界和科学发展的新方向铺平道路。
同样，你们很难发觉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大胆命题与前者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第二个命题认为，性冲动——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在精神疾病产生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还不够重视，但事实上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同一股性冲动还参与了人类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创造活动，为其卓越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个结论是精神分析研究招人反感的最主要原因。想知道我们怎么解释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文化是在生存的压力下，以牺牲欲望的满足为代价生成的。新文化不断被创造，是因为随后加入人类族群的个体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做出类似的牺牲。这些被牺牲的欲望中，性冲动占了绝大部分；它们被“升华”了，即它们被从原来的性目标身上转移开来，转向更高尚、与性无关的社会目标。这一过程是不稳定的，因为性冲动并未因此被约束；在每一个参与文化事业的人身上，它都可能发出抗议声。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性冲动得到彻底解放，并回归它原始的目标，文化就岌岌可危了。因此，社会并不愿意轻易触及文明这一棘手的根源，也无意承认性冲动的强大力量以及它对个体的重大意义。出于教化的考虑，人们更愿意将自己的注意力从这方面转移开来。所以他们无法忍受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甚至不惜给其打上丑陋、不道德以及危险的烙印。尽管一再受到非难，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不容置辩。反对声要使人信服，必须有理有据。由此可见人的本性：不喜欢一样东西，就倾向于认为它是错的，从而更容易找出反对的理由。我们的社会把不喜欢等同于不正确，用含有情感因素的“逻辑和客观理由”去驳斥精神分析的正确结论，并坚持这一偏见，对一切反对的声音置若罔闻。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绝不会屈服于这些反对声。我们只想说出事实，这正是我们辛勤工作的研究结果。我们将行使我们的权利，将一切试图干涉科学研究的现实顾虑排除在外。即便这种顾虑背后的担忧不无道理，我们仍不会改变这一初衷。
以上这些，就是你们从事精神分析研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对初学者来说，我可能讲得太多了。如果你们能超越这种负面印象，我们就继续下一讲。第二讲失误行为 Ⅰ
女士们，先生们！这一讲将从研究而非假设出发，展开论述。我们的观察对象是那些很常见，却很少为人注意的现象。它们并非疾病，我们在健康人身上也能经常观察到类似现象，即所谓“失误行为”。比如，有人本想说一个词，却误用了另一个，这就是口误；这一现象也可能发生在书写中，无论当事人是否对自己的失误有所察觉，都形成笔误；再举一个例子，从文字中读到了原文并不存在的内容，是误读；同样，听错了别人说的话，叫误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听力器官存在障碍。还有一系列类似现象都以遗忘为基础，但不是永久性遗忘，只是临时的。比如，有人认识另一个人，一见面就能认出他，却偏偏想不起他的名字；有人忘记做一件事，后来又能重新想起，就是说，他的遗忘是暂时的。失误的第三类情况不一定是临时性的。比如，有人错放了一样东西，再也找不到了；类似的还有丢失东西的情况。这类遗忘与众不同，因为它会招致我们的懊恼和不解，甚至让人摸不着头脑。还有一些谬误以及名目繁多的类似现象，虽然也有一定的暂时性，然而都可以归为此类。例如有人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件事情深信不疑，但无论是在事前事后，他都清楚自己的想法是错的。
这些现象在德文中都以“ver”这一前缀开头，它们的内在关联不言自明。这些现象看上去几乎都无足轻重，不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太大影响，所以人们往往一笑而过。只有丢失东西这类现象会对生活造成一定不便，不过影响也微乎其微。
现在我要提请各位注意这些现象。你们也许会闷闷不乐地问：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都有许多伟大的谜团待解，精神障碍这一领域里还有许多奇迹急需解释，叫我们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样的小事上，岂不是戏弄我们？要是您能解释为什么一个耳聪目明的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听到或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另一个人突然有了被最亲近的人迫害的念头，或者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那些连孩童都感到荒谬的幻象是怎么回事，我们好歹也算对精神分析有一定了解。但如果您只是带我们研究为什么致贺词的人用一个词替代了另一个，或者家庭主妇为什么错放了自己的钥匙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我们毋宁将时间和精力花在更为重要的事情上。
对此，我的答复是：请耐心一些，女士们、先生们！在我看来，你们的批评并不正确。事实上，精神分析绝不以从不研究小事自诩。恰恰相反，它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通常意义上被认为无足轻重的小事 —— 这些为其他学科所不屑的现象世界中的残渣和碎片。想想看，你们的批评是不是将问题的重要性和迹象的显眼程度混为一谈了？有些重要的事物，是不是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或者在某个时间段里仅仅露出极其微妙的表征？我能轻易地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在座的年轻男性朋友们，你们是从哪些细微的迹象中看出自己俘获了某位女士的芳心？难道要一直等到她对你们直白地袒露心迹，乃至投怀送抱？还是一次暗送秋波、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乃至握手时稍稍多停顿一秒便足够了？再假设你是一位参与谋杀案调查的警探，难道你会指望凶手将自己的照片和地址留在犯罪现场，还是在情非得已的时候对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放过？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微不足道的迹象，也许顺藤摸瓜，就能有重大发现。其实我也同意诸位的想法，认为应该优先关注人世和科学界的大问题，但仅仅空喊口号，说自己要献身这个那个难题，是派不上用场的。那样的人往往才走出第一步，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在科学领域，研究那些摆在眼前、有迹可循的事物，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方法得当，不带偏见和假设上阵，又有点运气，说不定可以将小问题和大问题联系到一起，以小见大，借小问题找到研究大问题的法门。
我这样说旨在引起诸位对健康的人的这些小失误的兴趣。现在，我们找一个对精神分析理论一无所知的人来解释一下这些现象。
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样的：“哦，这就是些小事，简直不值一提！”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某些小事可以游离于环环相扣的世间百态之外，不受任何拘束吗？否定自然决定论的一小部分，等于否定了整个科学世界观。我们不得不告诫他，其实宗教的世界观更讲求因果，它肯定地告诉我们，即便一只鸟儿从房顶上跌下，也是上帝的旨意。当然，这位朋友肯定不会任由我们拿他的第一反应说事，他一转念，会认为只要仔细回想一下，便可以合理解释：大概是机体功能失调或情绪错乱引起的。这并非没有可能。一个正常人出现口误，一是也许有些疲倦或不适，二是情绪可能比较激动，三是注意力可能集中在其他事情上，有些心不在焉。这些说法都很容易求证。当人有些疲倦、头疼或者偏头痛的时候，的确更容易出现口误，记不起专有名词；事实上，许多人正是因为想不起某个词，才意识到自己患了偏头痛。同样，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容易说错话或做错事，乃至手足无措。当人分心的时候，忘记原本的意图或是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也常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传单》杂志中记载的那位教授将自己的伞忘在一边，又错拿了别人的帽子，这都是因为他在思考下一本书的内容。人一忙起来就会忘记本来要做的事情乃至食言，相信每个人都有亲身体会。
这种解释看上去那么自然而无可置辩，却未免有些老套，也不符合我们的预期。让我们再仔细审视一下这种对失误行为的解释。它列出的条件不一而足：身体不适和内循环失调从生理学的角度解释了正常功能受损的情况；情绪激动、身体疲劳、有事分心则是心理生理学的原因。后者很容易转化成理论，无论是身体疲倦还是分心，乃至情绪有些激动，都可能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出现心不在焉的情况，从而无法准确、不受影响地完成某些行为。同样，身体微恙或者中枢神经器官供血量的轻微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注意力造成类似的影响。按照这种解释，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来讲，失误行为归根到底是注意力受影响的结果。
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满足我们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好奇心，只让人觉得有些乏味。不管怎样，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失误行为的注意力理论，就不难发现它并不完全准确，至少其推理过程并不自然。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既不疲劳，也心无旁骛，情绪平稳，可谓一切正常，还是可能出现失误或遗忘的现象；就连我们事后将他们的失误归咎于受情绪影响，他们都不愿意承认。同样，我们也不敢说只要集中了注意力，事情就必能顺利完成；注意力不集中，事情就有失败的危险。许多日常事务不需要太多注意力，就可以机械完成。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散步的时候虽然不知道该去哪里，却总能走一条正确的路线，并在到达终点后停下来，而不会误入歧途。训练有素的钢琴家无须思考，就能触及正确的琴键；当然，他肯定有错弹的时候。按理说随性弹奏会加大出错概率，可事实上，越是技艺娴熟的大师，越能将出错的概率降到最低。相反，还有一些事情，当它们不是注意力集中的焦点时，往往十分顺利，而一旦专注其中，失误就开始出现了。你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情绪激动的后果，但兴奋感为何不能使注意力更集中，我们不能理解。有人在重要的谈话或谈判中出现口误，说出与他本来的目的南辕北辙的话，也不是心理生理学或者注意力理论能解释的。
失误行为中还有许多现有理论不能理解的附加现象，譬如，有人因突然想不起某个名字勃然大怒，绞尽脑汁要将那个名字回忆起来。为什么这个人就是没法如愿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个在他看来“就在嘴边”、一经提醒就能想起来的词上呢？另一些情况下，失误一再出现，甚至环环相扣，交替不断。比如，一个人忘记了第一次约会，第二次一再提醒自己不能爽约，却又记错了时间。有人想借助联想回忆起一个词语，却发现自己连有助于联想的第二个词也忘了，如果继续深究下去，可能还会出现第三个遗忘的词。同样的错误在印刷排版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这显然是排版者的失误。一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曾出现这种失误，它在报道一次庆典活动时写道：“我们注意到，尊贵的谷粒王子（Kornprinz）也出席了活动。”第二天，该报对此做了更正，向读者致歉，并写道：“当然，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克诺尔王子（Knorprinz）。”对这种情况，我们总说是妖魔附体所致，或者说是排版机在捣鬼，这些显然不是心理生理学理论所能解释的。
我不知道诸位是否清楚某些暗示可能诱发口误。有这么一桩逸事是最好的佐证：一位新人被委以重任，在戏剧《奥尔良姑娘》中向国王报信说“统帅（Connétable）将剑（Schwert）送回来了”；可一位主演在排练时拿他开玩笑，紧接着说了一句“马车（Komfortabel）将马（Pferd）送回来了”。他的确实现了捣乱的目的。在正式演出中，那个不幸的新人虽然一再提醒自己不要犯错，却事与愿违地说了那句被歪曲的台词。
这些失误行为的细节都无法用注意力不集中这一理论来合理解释。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理论是错的，只是我们还需做一些补充，让它变得更完美。对另外一些失误行为，我们则完全可以换个角度来看。
让我们从口误中找一些例子吧，同样的例子也可以在笔误或误读中找到。到目前为止，我们其实只研究了“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口误”，并给出了答案。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探究人为什么恰恰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会出现口误，在其他时候则不会出现。诸位也看到了，如果不能就此给出答案并解释口误现象的成因，此前的解释最多只是从生理角度看成立，从心理角度来说依然只是一种偶发现象。如果我出现了口误，那我说错话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可以用上千个词取代那个正确的词。是不是存在某种力量，使我在如此多的可能性中恰恰选择了某一种，还是说这一切只是巧合和天意，根本无规律可循？
1895年，语文学家梅林尔（Meringer）和心理学家马耶尔（Mayer）试着从这个角度解读口误问题。他们收集了许多例子，并用描述性的语言对它们加以论述。这虽然得不出结论，但至少能将我们引向结论。他们将口误造成的言语错乱分为五类：调换、抢话、延时、混合和替换。现在，且让我就这几类现象逐一举例。比如有人想说“米洛的维纳斯”，实际上却说成“维纳斯的米洛”，这就是调换；再举一个抢话的例子。我难（Schwest）…… 我心里（Brust）可难受（Schwer）了；延时的著名例子，是一段不幸的祝酒词：我请诸位，一起为老板的健康打嗝！（Ich fordere Sie auf, auf das Wohl unseres Chefs aufzustoßen. 干杯为anzustoßen）这三种情况并不常见，更常见的是混合的例子，比如有位男士在街上对一位女士说：“亲爱的女士，要是您不介意，就让我陪辱（beglei－digen）您一程。”显然，这位男士不止企图陪这位女士一程，还打算羞辱她一番。（顺便说一句， 这个年轻人追求这位女士估计是没戏了！）对于替换这种情况，梅林尔和马耶尔给出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说，我把标本放进了信箱（Briefkasten）里 —— 他本该用孵化箱（Brütkasten）之类的词。
不过，两位专家的解释不太令人信服。他们认为，每个词语的发音和音节具有不同的价值，价值高的元素会对价值低的元素造成刺激和影响。显然，这一结论是在研究抢话和延时这两种不太常见的现象的基础上得出的；就算某些音节受偏爱的现象的确存在，也无法从其他几种口误行为中观察到。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出现口误时，总会用一个相似的词取代正确的词，许多人认为这种相似性是口误最好的解释。比如，一位教授曾在就职演讲中说道：“我不愿意（geneigt）——其实他想说的是‘我不适合’（geeignet）——评价前任的成就。”还有一位教授曾说：“对于女性的性器官，虽然有过许多诱惑（Versuchungen）……对不起，我是说尝试（Versuche）……”
最常见也最明显的口误还数将原意说反。这显然不是发音类似或者音节相同引起的，更多因为两种矛盾的概念之间存在心理关联。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我国议会的一位议长在一次会议开幕时曾说，“先生们，我已经点清了到会人数，现在宣布会议正式结束。”
一些不当的联想也可能会起到词不达意的效果。据说，为庆祝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 Helmholtz）和大发明家、工业巨头维尔纳·冯·西门子（W. Siemens）的一对子女联姻，著名生理学家杜博伊斯·雷蒙（Du Bois－Reymond）应邀在聚会上致贺词。他的祝酒辞不可谓不精彩，最后他说：“愿西门子和哈尔斯克（Halske）公司事业兴隆！”可后者是西门子公司的旧称，身为柏林人的雷蒙一定是把这个名字记得太牢了，就像每个维也纳人都知道利德尔和博伊特公司（Riedel und Beutel）一样。
所以，除了发音和音节相似，我们必须再加上词组联想可能造成的影响，但这依然不够。在一些情况下，必须了解了口误者之前的所言所想，才能解释他们的口误行为。这其实也是梅林尔所说的延时现象，只不过两者时隔更远而已。不得不说，这番话说下来，我们离认清失误行为的真相已经渐行渐远了！
不过，我希望刚才这些例子至少可以让诸位对口误有更深的印象，这样也不枉我们多花些时间。我们研究了口误出现的条件，以及影响不同口误类型的因素，但还没撇开成因，对口误的影响单独研究。如果我们下了这个决心，就必能鼓足勇气说：在某些例子中，口误有一定意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也许可以把口误造成的影响看成一种完整的心理行为，它既有自己的目标，还有独特的内容和意义。我们之前一直说这是失误，但有时是否可以把失误看成一种代替了预期行动的正常行为呢？
某些例子中，失误行为的意义尤为明显。比如议长早早宣布会议结束，而不是开幕，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口误肯定有意义：说明他对会议的结果并不看好，内心早就希望休会。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解读这类口误，挖掘出其背后的含义。又如，一位女士面露赞色地询问另一位女士：“这顶漂亮的新帽子是您自己糊弄（aufgepatzt）的吗？”显然谁都不会反对，这番口误背后隐含的意思是，这顶帽子简直糟糕极了。又或一位以强势著称的女士说道：我的丈夫问医生他应该如何控制饮食，医生却说，他不需要节制饮食，我想怎么吃喝，他就可以怎么吃喝。显然，这番口误也有很多值得说道的地方。
女士们、先生们，假如并非只是一小部分，而是绝大多数口误和失误行为都意义非凡，那么之前我们忽视的失误行为的意义，便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暂且让我们将所有心理学和生理学视角都放在一边，专心研究失误行为的意义。现在，让我们借助临床案例来印证这一观点。
开始行动前，我想邀请诸位跟我一道，追寻另一条线索。我们经常发现，作家擅于将口误或其他失误行为作为表现手法。这一点足以证明，他们认为口误等失误行为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故意制造口误。作家绝不是碰巧出现了笔误，就将自己的笔误当成笔下人物的口误；他们的写作显然是有深意的，莫非他们是想暗示笔下的人物分心了、疲倦了，或者犯了偏头痛？如果作家将口误当成一种有意义的手段，我们自然不该低估它的作用。即便大多数口误在现实中的确无意义，只是偶发的心理行为，且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很有意义，但作家却可以赋予它们含义，让它们为其所用。所以，如果我们从作家，而不是语文学家和心理学家那儿了解到了更多关于误读的情况，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华伦斯坦》（Wallenstein）中有一个口误的例子（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第一场，第五幕）。在上一个场景中，马克斯·皮科洛米尼（Max Piccolomini）在陪同华伦斯坦的女儿回营地的路上见到了和平的神迹，所以极力主和，铁心拥护公爵。这可着实将他的父亲奥克塔维奥·皮科洛米尼（Octavio Piccolomini）和宫廷使者凯斯腾贝格（Questenberg）吓了一跳。于是，第五幕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对话：凯斯滕贝格：哎哟！难道就这样吗？朋友，难道我们就
任他这样疯疯癫癫而去，不马上把他叫回来，帮他开开眼？奥克塔维奥（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已经让我开眼了，
我看到了更多不想看的东西。凯斯滕贝格：朋友，你看到了什么？奥克塔维奥：对这次征程的诅咒。凯斯滕贝格：怎么会呢？那是什么？奥克塔维奥：跟我来，我必须顺着这条不幸的道路，用
我的眼睛看个究竟——来吧！（想要带他走）凯斯滕贝格：干什么？去哪儿？奥克塔维奥（匆忙地）：去她那儿！凯斯滕贝格：去——奥克塔维奥（纠正说）：去公爵那儿！快走吧！……
奥克塔维奥想说“去他那儿”，也就是去公爵那儿，却出现了口误，这句“去她那儿”，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他早已洞悉一切，注意到自己的儿子主张和平，完全是受了公爵女儿的影响。
奥托·朗克（O. Rank）在莎士比亚（Shakespeare）那儿发现了更令人震撼的例子。那是《威尼斯商人》的一个著名场景，幸福的求爱者需要在三个宝箱里选择一个。我觉得最好现在将朗克这段简短的论述原封不动地念给大家听：“就像弗洛伊德从《华伦斯坦》所发现的那样，莎士比
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第三场，第二幕），也有这样一幅
妙笔生花的场面，足以说明作家不仅明白失误行为的机理和
意义，还假定观众能理解它们。鲍西娅（Porzia）因为父命
难违，不得不靠抽签来选定自己的丈夫。此前，她仗着运气
避开了所有不喜欢的求婚者；终于，她对巴萨尼奥（Bassanio）心有所属后，担心他也会抽错。她当然想告诉
巴萨尼奥即便他抽错了签，也将得到她的爱，但不能违背自
己的誓言。作家使她的内心充满矛盾，从而对自己心仪的求
婚者说出了以下这番话：我求你，在做出选择前再等上一两天；因为一旦你选错，我将失去你的陪伴，所以再等等吧！有种声音告诉我（可那不是爱情），我不想失去你——我可以指引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但那将违背我的誓言；我不想那样，所以你可能会跟我擦肩而过。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免蠢蠢欲动，想打破誓言。哦，这双眼睛啊，它看透了我，想将我劈成两半！我的一半是你的，另一半是你的——我想说的是——另一半是我的；不过我的就是你的，所以整个我都是你的。（节选自施雷格尔，Schlegel和提克，Tieck的德文译本）她本应只对巴萨尼奥略做暗示，因为她不能向他透露自
己其实早已是他的人，并且深爱着他。作家此处的心理描写
可谓入木三分，他巧妙地借助口误将鲍西娅的内心活动展现
出来，并让仍蒙在鼓里的巴萨尼奥和同样情绪紧张的观众就
此安心了。”
诸位请注意，鲍西娅最后很好地中和了自己的两种说法，化解了两者的矛盾之处，从而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口误：不过我的就是你的，所以整个我都是你的。
完全与医学不相干的思想家偶尔也能发现并论述失误行为的意义，并试着解读这些行为。诸位应该都知道风趣的讽刺作家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1742 —1799），歌德（Goethe）曾这样评价他：“他在给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带来问题。”有时，他的幽默中包含了问题的答案。 利希滕贝格曾记录了自己一句带讽刺意味的俏皮话：“他常将‘假设’（angenommen）读作‘阿伽门农’（Agamemnon），这大概是他读荷马（Homer）的书太多了的结果。”其实这已经可以算作一种误读理论了。
下一讲，将检验作家对失误行为的看法是否值得我们借鉴。第三讲失误行为 Ⅱ
女士们，先生们！上一讲，我们将失误行为与受它影响的正常行为之间的关系放在一边，单独研究失误行为，得出了初步结论：有些失误行为本身就有一定意义。如果可以全面证实这一点，研究这种意义显然比研究失误行为如何产生有价值得多。
让我们先就心理学中“意义”的定义达成一致。意义无非是指行为的目的，或在心理过程中的地位。大多数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用“目的”或“倾向”来替代“意义”一词。我们认为失误行为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这究竟是被表象所蒙蔽，还是在刻意美化失误呢？
继续以口误为例再多看一些例子，我们会发现在很多案例中，口误的目的（或者说意义）十分明显，尤其是当事人把话说反的时候。议长在致开幕辞时说“我宣布会议正式结束”，其目的不言自明：他这番话的用意显然是希望会议尽快结束。我们可以说“这是他自己说的”，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位议长其实是想宣布会议开幕而不是结束，他本人作为最高权威也证实了这一点。”请不要用这类话反驳我。不要忘了，我们的前提是仅就失误行为本身进行研究。它与受其影响的本来目的之间的关系，我们稍后再谈。否则，你们就犯了把刚要拿来研究的问题又重新拿开的逻辑错误，这在英文里叫“乞题（begging the question）”。
即便在当事人没将话说反的例子中，口误也能表达一定的不同意愿。“我不愿意评价前任的成就。”在这里，“愿意”并不是“适合”的反义词，但这显然也将说话人的言不由衷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口误会在句子的原义上加上第二层意思，使整句话听上去像是多句话缩略、删减和整合之后的结果。比如那位强势的女士说，我想怎么吃喝，他就可以怎么吃喝。这番话就好比是在说，他想怎么吃喝，就可以怎么吃喝；可他能有什么想法呢？最后还得我来拿主意。这样的省略在口误中屡见不鲜。例如，一位解剖学教授在做完一个关于鼻腔结构的报告后，询问听众是否听明白了。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接着说：“我真不敢相信，因为即便在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能真正了解鼻腔结构的人，也一指……对不起，屈指可数。”这番口误显然话有所指，这位教授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只有我一个人真正了解鼻腔结构。
当然，在某些例子中，口误的意义可能并不明显，甚至与我们的期望相差甚远。颠倒专有名词，或者说出一些不存在的音节组合都是常见的口误，乍一看，这些口误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意义。不过只要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这其实很好理解：没错，意义模糊的案例与之前那些意义清晰的案例并没有明显区别。
一位先生被问及马匹状况时回答：“嗯，还要再悲续（draut）……持续（dauert）一个月。”当被问及他到底想说什么时，他解释说，自己以为这是一个不幸的故事，将“持续”（dauert）和“悲伤”（traurig）两个词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无中生有地说出了“悲续”（draut）这个词。（引自梅林尔和马耶尔）
还有一个人在说到一些让他感到不满的事情时说：“接着，事实终于出恼（Vorschwein）了……”在之前的论述中，他曾将这些事情称为“恼人的事”（Schweinerei）。于是，“出恼”（Vorschwein）这个词作为“出现”（Vorschein）和“恼人的事情”（Schweinerei）两个词的结合物，就这样诞生了。（引自梅林尔和马耶尔）
诸位应该还记得那位想“陪辱”一位陌生女士的年轻人吧，此前我们讲过，将这个词拆解为陪伴和羞辱两层意思，现在看来，这种解释显然是正确的。从这些例子，诸位可以看到，即便那些乍看意义模糊不清的口误，只要我们排除言语干扰，就能分辨出其背后两层不同的含义。区别在于，在把话说反的情形中，一个目的彻底取代了另一个目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一个目的只是扭曲或者修饰了另一个目的，两者以结合体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或多或少都有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解开大多数口误的秘密了。如果认同这一点，我们也能理解其他更为神秘的口误情况。比如，说错名字的情况，被弄混的两个名字不一定总是相似的，但说话人的第二种意图不难猜到。事实上，说错他人姓名的情况不止在口误中，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出现。有时候，说话人故意将某个名字歪曲得十分难听，或者附加上某些下贱的含义。这种侮辱他人的方法十分著名，有教养的人被要求避免说这样的话，但许多人依然乐此不疲。所以，它常常以低俗笑话的方式出现。举一个不太雅的例子：有人把法国总统普恩加莱（Poincaré）的名字歪曲成猪排（Schweinskarré）。同样，这类情况在口误中出现，贬低当事人的意味十分明显。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某些滑稽乃至荒唐的口误。“我请诸位，一起为老板的健康打嗝！”此话一出，原本欢快的气氛立刻变糟了，与会者兴味索然。从某些脏话带来的经验看，说话人显然极不想恭维自己的上级，他说话时心里一定在想：千万别把我的话当真，我是骗他的！有些口误赋予了一些中性词伤风败俗的含义，也可以用这种观点解释，比如将“顺便说一下”[1]（Apropos）说成“顺便摸屁股”（Apopos），或者将蛋白片（Einweißscheibchen）说成蛋白女（Einweißweibchen）。（引自梅林尔和马耶尔）
我们注意到，许多人为了逞一时之快，会将中性的词语故意扭曲得很猥琐。这看上去似乎很有趣，但要真有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他的动机，看他是有意要讲个下流的笑话，还是的确出现了口误。
看来我们没费太多周折，便揭开了失误行为的秘密！它们不是巧合，而是一种严肃的心理活动；它们有自己的意义，由两种意图共同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相互作用产生。不过我清楚，在庆祝得出第一个结论前，你们肯定已经憋了一肚子疑问，需要我解答。当然，我也不希望诸位在疑惑还没有解开之前先入为主地全盘接纳我的结论。且让我们来逐一解答诸位的问题吧！
你们会问什么？这个结论是否适用于所有口误，还是仅仅适用于一部分？同样的解释是否也适用于误读、笔误、遗忘、误放东西、错拿东西等其他失误行为？身体疲劳、情绪激动、分心,这些影响注意力的生理因素对失误行为还有意义吗？还有，我们看到，失误行为中两种相互竞争的意图有的明显，有的并不显而易见。怎样才能发现后者？发现它后，又如何证明它不只是可能存在，而是唯一正确的存在呢？诸位还有别的问题吗？如果没有，那就由我继续补充。我想提醒诸位，研究失误行为，主要还是看它在哪些方面能够为精神分析理论所用。所以我的问题是：那些对其他目的和倾向造成干扰的目的和倾向究竟是什么？它们与被干扰的目的和倾向之间有什么关系？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研究才能继续下去。
这种解释是否适用于所有口误？我十分倾向于认可这一点，主要原因是我们每次研究口误案例，都会得出类似结论。不过我们还无法证明，如果没有类似的作用机理，口误一定不会出现。这当然不是没可能，但对于我们的精神分析引论来说，这一点在理论上并不重要，因为即便只有一小部分口误案例能印证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结论便成立了，更何况符合情况的案例实际上不止一小部分。对下一个问题，即口误问题上得出的结论能否延伸到其他的失误行为，我也倾向于先回答“能”。将来我们接触到笔误、错拿错放之类的例子，诸位肯定会被事实说服。不过从技术的角度看，我建议诸位将这件事先放一放，且待我们将口误先研究彻底再说。
如果采纳现有结论，那一些专家百般强调的循环障碍、身体疲倦、情绪激动、分心等因素以及注意力理论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值得深究。诸位应该注意到，我们其实并没有反驳这种观点。精神分析理论很少反驳其他理论提出的观点。通常，它只在现有观点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新内容，而有时候，这些从前被人忽略、现在重新加上的内容恰好是最为紧要的。我完全同意身体不适、循环失调、精神疲惫等生理因素会对口误的出现产生影响，许多日常和个人生活经验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但这种观点其实根本没有解决问题！首先，生理因素不是失误行为出现的必要条件。健康正常的人，完全有可能口误。身体因素只是给造成口误的心理机制带去了一些便利。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层关系，既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例子，就让我将这个比喻再复述一遍。诸位想象一下，我深夜在偏僻处行走，遭到一个无赖攻击，他抢走了我的手表和钱包。因为没看清劫犯的面容，所以在就近的警察局报案时，我只好这样说，偏僻和黑夜抢走了我的东西。这时，警察局长可能会这么跟我说，您这可真是忙中出错。让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说吧。在黑夜的掩护下，一个未知的劫犯利用偏僻的地形，抢走了您的贵重物品。所以在我看来，您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找出劫匪。那样的话，也许我们能让被抢的东西物归原主。
情绪激动、分心、注意力不集中等心理生理学因素对解释失误现象往往没有太大本质性的帮助。它们更多是一种托词，像一道屏风，我们的目的应该是看到屏风后面的东西。我们更应追问，情绪激动以及分心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发音的影响、词语的相似性以及由词语产生的联想固然重要，它们使口误更容易出现，好比为它指明了一条道路；但如果有一条路在前面，我就一定会沿着这条路走吗？还需要一个驱使我选择这条路的动机和推我向前的动力。发音和音节上的联系跟身体因素一样，只能给口误带去便利，不能解释口误现象本身。诸位不妨回想一下，我在说话的过程中也会用到许多与其他词发音类似、与反义词有着内在联系，或者容易引起人联想的词语，但我很少出现口误。哲学家冯特（Wundt）说过，人疲倦后，本来意图受制于联想的倾向，便出现了口误。这番话听起来似乎很正确，却与我们的经验相矛盾。我们知道在很多案例中，身体因素其实并不存在；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也并没有容易引起口误的联想因素出现。
对我个人而言，下一个问题更有趣，即如何才能证实两种互相干扰的倾向是存在的。诸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难度。两种倾向中受干扰的那种难道不显而易见吗？那些出现了失误行为的人自然明白自己的本意是什么，也很愿意承认这一点。可能引起我们怀疑和思考的是第二种产生干扰性的倾向。我们已经说过，相信诸位也还没有忘记，在许多案例中，第二种倾向也十分明显。它们随着口误浮出水面，我们只要任其暴露即可。将话说反的议长，当然是想宣布会议开幕，但显然他内心希望会议结束。对此，我们的解读只能有一种。但在其他例子中，干扰性的倾向只是使得原有倾向略微发生改变，没有暴露自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坐实它的存在呢？
在有些情况下，这一点很容易做到，我们如何确定受干扰倾向存在，就可以如何确定干扰性倾向的存在。说话人会直接告诉我们他们的本来目的，在出现口误后，他会很快说出自己原本想说的词。“还要再悲续……是持续一个月。”说话人同时也把被扭曲的倾向说了出来。如果问他：为什么一开始说“悲续”呢？他会回答：我本想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在另一个例子中，说“出恼”的人，肯定也会告诉你他其实是想说这是一件“恼人的事情”，但在努力克制自己，所以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可见用确定受干扰倾向存在的方法，去确定干扰性倾向的存在，也会取得成功。在此我刻意引用了一些并非由我或我的支持者们发现的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为了找到答案，必须施加一些干预。我们必须询问说话人为何出现口误，以及他对口误有什么要解释的。否则，他可能稀里糊涂地就将自己的口误掩饰过去了。但如果有人问他，他会把自己脑海里首先闪过的念头说出来。诸位也看到了，这一小小的干预措施竟然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这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和精神分析研究的典范，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介绍的。
如果我猜测精神分析理论一放在诸位面前，你们的抗拒心便油然而生，是不是有些多疑呢？诸位难道不想反驳我说，那个受询的当事人的回答也不完全可信？你们会说，他当然会配合你的询问，想解释口误，于是将他首先能想到的最好、最合适的答案告诉了你，但这并不能证明口误的确因此而起。没错，这种情况的确可能出现，但也同样可能不出现。说不定他三思之后还有更好的想法，能更好地解释口误。
值得注意的是，诸位对心理事实的信任度实在是太低了！试想，一位化学家分析一种物质，测定其质量是多少克或多少毫克，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会得出某些结论。难道你们认为化学家会怀疑结论的真实性，怀疑分离出的物质中可能掺了某种杂质吗？每个化学家都会相信自己测出的质量是正确的，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其他结论。可如果摆在你们面前的是心理事实，即被询问者说出了某一个特定的念头，你们就要说他完全可能有别的想法！你们的心底还存在对心理自由的幻想，不愿意放弃它。但很抱歉，这一点，我不得不对各位进行言辞激烈的反驳。
好了，这下你们总算不那样质疑了，但新的反对声又出现了。你们会说，我们当然理解精神分析的特殊技法在于让被分析者自己说出问题的答案，但让我们换个例子，来问问那个在聚会上献祝酒辞，让大家“为老板的健康打嗝”的人。按照你的理论，在这个例子中，干扰性意图显然是他内心羞辱老板的念头，正是这一点妨碍他向老板表示敬意。但这只是你的解释，所依据的只是你的观察，要是你问那个口误的始作俑者，他绝不会承认自己想羞辱老板。相反，他会拼命为自己找各种借口。为何你要不顾他的极力反对，坚持自己这种无法证实的观点呢？
没错，这回诸位的反驳可以说相当有力。且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位致辞者可能是老板的助理，也许他已经评上讲师，前途可谓一片光明。现在我追问他是否感受到自己心中存在对上司不敬的念头，这可戳中了他的痛处。他变得不耐烦起来，突然冲我发脾气：“请您立即闭嘴！要不我可要生气了！您的无端生疑，可能会毁了我整个职业生涯。我说‘打嗝’（aufstoßen）而不是‘干杯’ （anstoßen），只是因为我在同一句话中已经两次用到了‘打（auf）’这个字眼。这就是梅林尔所说的延时现象，真没别的！明白了吗？你这个混蛋！”嗯，他这个反应真是出人意料，而且态度坚决！我知道在这个年轻人那儿没有什么好问的了，但我注意到他言辞间透露出一种强烈的个人倾向，即认为他的失误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诸位也许也觉得，他这番纯粹为了理论研究的反诘表现得有些过激了吧！但你们肯定还是会说，他总该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吧！
真是这样吗？这或许就是我的下一个问题。
现在，你们以为已经抓住我的把柄。你们会说，这就是你的技巧。如果当事人的回答对你有利，你就认为它可信，并说：“这不是他自己说的吗！”如果对你不利，你就会说：“这不算，我们不能信！”
情况的确如此，且让我再举一个相似的例子。如果一位被告在法官面前认罪，法官自然会相信他的供词；但如果他拒不认罪，法官便不会相信他。如果不那样，我们的法律就无法施行了；虽然这么做有时会出错，但我们必须认可这套体系。
难道诸位不正是这个例子中的法官，而犯下口误的人则是例子中的被告吗？口误不也是一种罪过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可不必争辩。诸位也看到了，失误行为看似无足轻重，但真要深入研究下去，我们之间的观点差异却十分明显，而且暂时还不知道该如何调和。如果继续拿法官和被告做比喻，我建议诸位先同意和解。你们得向我承认，如果被分析者承认自己的意图，那失误行为的意义就是无可争辩的。我也向你们承认，如果被分析者拒绝回答问题，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无法做出解释，那证明失误行为意义的直接证据就不存在。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像断案一样，向那些能够左右我们判断的间接证据求助。在法庭上，出于实际原因，在间接证据充足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宣判被告有罪。我们虽然没有必要那样做，但同样没有必要彻底忽视那些间接证据。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总是要建立在已经严格证实的命题之上，这显然是错误的，这样的要求也不合理。只有那些想用自己的教义去彻底取代宗教教义，妄想成为权威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便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科学的教义中少有无可置辩的公理，更多的还是基于一定可能性的论断。科学思维的一大标志，就是要在接近真理时学会满足，在还缺少最后的确凿证据时仍然能将建设性的工作继续下去。
可要是被分析者的说法无法解释失误行为的意义，我们又该从哪儿着手进行分析，来证实我们的论断呢？答案是多方面的。
首先，可以从其他与失误行为类似的现象着手，例如我们可以证明那些在口误中扭曲他人姓名的行为，其实与故意扭曲他人姓名的行为一样，都有一定贬义。
其次，可以从失误行为产生的心理状态出发，依据我们对当事人性格的了解，研究他在失误行为发生之前的状态以及他对失误行为可能的反应。
通常，我们会根据一些基本法则来对失误行为做预判，从而得出一种假设或建议性的解释，并通过对当事人心理状态的研究来证实我们的判断。有时候，尚需耐心等待那些由失误行为引起的后续行为出现，才能证实我们的判断。
尽管在这一领域，有些有代表性的例子，但如果我仅仅停留在口误现象，恐怕很难为诸位提供足够的证据。那个想“陪辱”一位女士的，是一个有些腼腆的年轻人；那个她想怎么吃喝，她丈夫就得怎么吃喝的女士，平时是一位当家做主的女强人。再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在康科迪亚（Concordia）新闻俱乐部的一次集会上，一位年轻的会员发表了一番激烈的反对言论，称俱乐部主席为“预支成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