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将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易堂九子研究试读：
绪论
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的那一刻，意味着曾经辉煌的帝国大厦轰然崩塌，李自成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在汉族士大夫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然而紧接着的是占据东北一隅的满族铁骑强兵乘机占领紫禁城，意味着汉族政权的垮台，这是对汉族士大夫已经非常脆弱的心灵最为致命的打击。此时，生与死成为他们思考的深刻话题。于是，有无数的人毅然赴死，谱写出一曲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关于死亡的悲壮赞歌。死者而已矣，存者则在痛苦地受煎熬：该怎样面对新朝、怎样度过余生？苟且偷生、苟延残喘，抑或积极反抗、绝不合作？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一部分士大夫在各种压力或诱惑之下“屈服”了，而另一部分则始终守护着灵魂深处最后那片精神家园——气节。他们或起兵反抗，毅然赴死；或隐遁山林，不入城市；或躬耕自养，自食其力；或逃禅入道，云游天下……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遗民，形成了中国历史中一道独特且壮观的人文景观。
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清初明遗民谱写出了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变奏曲。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人生是一种“变态”的、“无奈”的人生。张舜徽先生在论清初明遗民生存状况时说：“自明社既屋，清兵入关，汉族士大夫抱亡国之痛，或竞起义师，或逃窜荒僻，或终[1]隐闾阎，或避地异域，著书立说，以寄其故国之思。”痛苦夹杂着血泪长期地郁积在他们心中，故发而为著述。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毫不夸张地说，清初明遗民的文学创作是蔚为大观的，具体表现在如下几端：一是遗民作家数量极其庞大，文学作品的数量也很庞大；二是文学创作的体式多样，几乎囊括了前代出现的所有的文体形态；三是从艺术成就上来讲，虽然良莠不齐，但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一代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及思想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大作家和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归庄、侯方域、魏禧、屈大均等，他们的文学创作达到了较高的造诣，于当世及后世影响颇大；四是由于清初明遗民特殊的历史遭遇，他们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心路历程，对于人生世故有着独特而复杂的内心感受，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便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貌和文学理念；五是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清初遗民文学上承明代文学，下启清代文学，是清代文学繁荣的先声，《清史稿·文苑传》在论述明清之际文学丕变时云：“明末文衰甚矣，清运迭兴，文气亦随之而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而魏、[2]侯、申、吴，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近代刘咸炘[3]云：“世咸知清初古文之盛，实皆明末之遗也。”朱东润在论及清初文学时亦云：“清初作家，一时称盛，侯方域、魏禧、毛奇龄、陈其年、朱彝尊、王士禛等，先后继起，牧斋、梅村有声前代者，尤无论矣。然溯诸人师承所在，多半出自明人，盖承天启、崇祯文盛之后，[4]始克臻此，非无故也。”如此种种，俱言明了鼎革之际文学的渊源衍变，而其中鼎革之初先朝遗老文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故此而言，清初遗民文学是明清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对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群的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清初“遗民”的学术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期。起初，由于时代际遇的原因，处于内忧外患的世纪之交的文人学者们在情感上契合了清初明遗民的某种“情绪”，从而促使他们去阐发表彰清初遗民的志节、学术及文学。这时对于清初明遗民的论述大多出现在各种历史、思想史（哲学史）以及文学史等学术著作中。
20世纪90年代之后，“遗民”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走进学者们的视野，或从历史与思想史角度，或从文学角度，清初“遗民”成为独立的考察对象。从历史或思想史角度，台湾学者何冠彪的《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在生死抉择的背景下，探讨了“明季士大夫”复杂的生存状况与思想境遇，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对清初明遗民的研究。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虽然也没有特别标明以“遗民”为研究对象，但在著作中论述的重要内容即是遗民话语与遗民思想。孔定芳的《清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则专以“遗民社会”为题，从清初满汉文化的整合与明遗民对清廷态度的变化为切入口，系统地论述清初遗民意识、心理与行为及其相对独立的“社会”的形成，立论角度新颖。汪学群的《明代遗民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专门以明代遗民思想为研究专题，以清初明遗民孙奇逢、陈确、黄宗羲、张履祥、朱之瑜、陆世仪、吕留良、王夫之、傅山等思想家为考察对象，对明末清初之际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在文学研究领域，对此际遗民的个案研究也陆续地多了起来，如对王夫之、黄宗羲、归庄、屈大均、魏禧、方以智、钱澄之、董说的研究等。此外，对此际“遗民文学”的整体研究也有了进展，张兵《清初遗民诗人群研究》（苏州大学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是较早的对清初遗民诗人群的整体研究，勾勒出了清初遗民诗人的流布及遗民诗歌的特点。潘承玉的《南明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则考量了“南明文学”的整体状貌及进程，倡导建构一个完整的“南明文学观”，这也是具有开创性的见解。而所谓的“南明文学”，遗民文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几年，又出版了周焕卿《清初遗民词人群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9）等，这些著作都从不同角度考量了清初遗民文学的状貌，表明对此际遗民文学的研究正逐步趋于深入。
易堂九子是清初著名的一个文人群体，是指甲申之变后，集结隐[5]居于江右赣南宁都翠微峰上的一个遗民文人群体，以文名远播的魏禧为首，还包括其兄魏祥（后更名为际瑞）、弟魏礼、姊丈邱维屏及同邑李腾蛟、彭任、曾灿、南昌彭士望、林时益等人。易堂九子在当时声名甚重，方以智曾一至易堂，惊叹“易堂真气，天下罕二”（魏[6]礼：《先叔兄纪略》）。易堂文人群的形成及其行为方式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从他们的心灵世界可以折射出明清易代之时士人的真实处境及生存心态。他们以一种痛苦而又倔犟的姿态审视着生命的意义，同时以坚韧的毅力追寻着自己的“理想”。易堂诸子虽然出身不尽相同，其中既有一乡之望族，又有明皇室之后裔。他们或云游天下，或隐逸山林；或躬耕自养，或游幕谋食，虽然人生轨迹有异，然而交友天下、聚徒讲学及著书立说却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因为这些行为本身寄托着他们对生之意义的求证。在某种意义上说，易堂九子也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团体，曾闻名一时的“易堂三馆”就是他们当时的讲学之所，邻近几省数十个县的学人士子闻声而往求学于易堂，影响颇大。著名的易堂后学有王昆绳、梁质人及“小三魏”（魏世杰、魏世傚及魏世俨）等。
易堂诸子著作颇丰，虽然在文网森严的清代受到清廷之禁毁，损佚很多，但庆幸的是九子俱有诗文集或学术著作传于今世。诗文集有魏际瑞、魏禧、魏礼《宁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十卷、《诗钞》六卷；邱维屏《邱邦士文集》十七卷；曾灿《六松堂集》十四卷（曾氏还有诗选集《过日集》二十卷存于世）；李腾蛟《半庐文稿》二卷、《诗稿》一卷；彭任《草厅文集》《诗集》等。除诗文之外，邱维屏亦创作杂剧《黄池三段梦》，可惜现无存。此外，九子之学术著作存有魏禧《左传经世钞》二十三卷；魏际瑞、魏禧、魏礼撰，邱维屏辑《易义参选》二卷等。九子之诗文创作，古文、诗、赋、词各体具备，然水平高低不一，其中以文名著于世的有魏禧、邱维屏、彭士望等，以诗名著于世的有曾灿、魏礼等。其他文体之创作亦有可观者。
易堂九子在明末清初的学术史以及文学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于学术，《清史列传》评价道：“论者谓西江自欧阳、邹、魏宗阳明，讲性学；陈、艾依复社，工帖括；其声力气焰，皆足动一时。易[7]堂独以古人实学为归。”刘师培、梁启超等人也都曾给予过大力的表彰。如刘师培在论及清初学术源流时说道：“至若刘、姜标帜于齐东，范、李授徒于汾晋，易堂九子标名于南赣，证人学会继迹于越东，虽北人尚躬耕，南人腾口说，尊朱崇陆，各异指归，然恂恂善导，义[8]归训俗，信乎特立之士矣。”台湾学者陆宝千在《清代学术史》中，以“明季诸子”之思想为开篇，其在顾炎武、黄宗羲之后，乃列易堂九子，并评魏禧云：“禧则遍游江淮吴越，多交奇士逸民，行事颇类[9]亭林，唯一南一北，踪迹迥异耳。”于文学，近人徐世昌尝言易堂诸人“提倡古文实学，一时从风。挽明末陈、艾帖括旧习，进之于古，[10]为西江一代文苑开山”。梁启超则把易堂诸子作为江右文统在清初的接续者，他说：“江西在北宋，为欧阳永叔、曾子固、王介甫产地，在南宋为陆子静产地，其士之秀者，咸以‘蓄道德能文章’相厉，故学风亦循此方向发展。清初则宁都魏善伯（祥）、冰叔（禧）、和公（礼）号宁都三魏，与同县邱邦士（维屏）、南昌彭躬庵（士望）等[11]九人，同隐于翠微山之易堂，号易堂九子，而冰叔为之魁。”刘师培更直接以“派”视之，认为：“顺、康之交，易堂诸子竞治古文，而藻丽之作，易为纵横。若商邱侯氏、大兴王氏（昆绳）刘氏（继庄）[12]所为之文，悉属此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易堂九子在清初学界与文坛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这样重要的一个文人群体，在学界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概括清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始，以钱仲联等前辈为代表，学界对清代诗文的研究有渐热的趋向，而且某些领域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与此相应，也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成果。这其中既包括对清代诗文集的整理、点校，也包括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改变了长期以来清代诗文研究相对滞后的局面。但总体上来讲，相对于清代诗文创作的实绩来看，研究的深度还嫌不够，如一些研究成果只是从宏观上对清代诗文作了总体性的概述，而对于具体的作家别集、文学群体、文学流派等的研究还不是很细致，具体文本的阅读与研究还不够深入，这恰恰也是繁荣清代诗文研究所应做的基础性工作。
就易堂人文群体来讲，目前学界对于它的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从个案上讲，九子中最受关注的当是魏禧，如从基础文献的整理上来看，目前只有魏禧的《魏叔子文集》（全三册）由胡守仁等人校点，并纳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于2003年出版。但其他诸子的诗文集及学术著作，仍未有完善整理。仅有由戴存仁、邱国坤选注的《易堂九子散文选注》由花城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对易堂诸子的个案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魏禧，早在1936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温聚民的《魏叔子年谱》。此外，20世纪初，宋佩韦、张宗祥、朱东润等就对魏禧的文学地位作出较高评价。近年来，对魏禧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学术思想角度，如刘文杰《魏禧人才思想简论》（江西师大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支金平《魏禧论兵探析》（江西师大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黄明娣《魏禧社会启蒙思想初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魏禧伦理思想初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戴存仁、邱国坤《魏禧教育思想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等等。二是文学角度，作为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学者对魏禧文学的关注也自在情理之中。近年来，对魏禧文学的研究逐渐深入，突出表征就是相继有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其为选题，如李联的博士学位论文《魏禧文学思想考论》（辽宁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则有章宗文《魏禧散文研究》（兰州大学2007年）、刘楠《魏禧文学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陈丽娟《魏禧文学研究》（赣南师范学院2011年），等等。此外，也有相关魏禧文学研究的论文相继发表。魏禧外，也有对“宁都三魏”做专题研究的，如肖烽《宁都三魏古文研究》（广西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但易堂其他诸子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
对易堂诸子作整体研究的，有谢帆云的《易堂九子的生平与诗文》（作家出版社，2001），从总体上考索了易堂诸子的生平事迹，并对其诗文作了评述；此外，邱国坤的《易堂九子年谱》（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也是易堂九子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再版，更名为《聚合与流散——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虽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赵先生实地考察并感受到的那种“易堂”氛围，对研究易堂诸子具有诸多的启发。
本书力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整体观照中对易堂九子之生存状态、交游以及诗文创作、文学理论建构等进行比较全面细致的考察。从文化传统及时代背景中探求易堂文人群体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及社会动因；在对其行事的考索中，揭示他们的生存境遇及繁复的思想意蕴；从细读文本出发，力图做到知人论世，以确定其在明清文学史乃至整个古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整体思路上，试图把易堂九子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展现他们作为“整体”的趋同性；同时又注意考察他们“个体”的特征，也就是他们之间的相异性。但从文学角度来讲，一方面求证易堂文人群体的整体创作及文学主张及其与明末清初之文风的关系，以及对于清代文学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力图突出他们内部各自的风格特点。
甲申之变后，易堂诸子以砥砺名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为己任，他们的诗文作品往往表现出对故国的思恋，言语中经常有诋毁清廷之意，甚至有反清之举，因此他们的著作多为清廷所禁毁，今天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没有流传下来的著作内容，我们不得而知，现在只能依靠流传至今的不完备的诗文集及学术著作去探索他们的生命历程，力求深入到他们内心深处去体验他们的感受，因此，能不能够做到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心灵世界，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对其文本的深入解读，就成为一个难题。再者，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诸子流传至今的诗文作品，有一些重刻本经过后世编辑者不同程度的删改；或者作者本人往往通过一种隐晦的语言策略企图躲过清廷森严的文网而不至于招祸，这也给对诸子的学术解读与文学解读带来相当的困难。诚如余英时先生在《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中论述明清之际著作之难解时所说：“以隐语传心曲，其风莫盛于明末清初。盖易代之际极多可歌可泣之事，胜国遗民既不忍隐没其实，又不敢直道其事，方中履所谓‘讳忌而不敢语，语焉而不[13]敢详’者，是也。”的确，这对于我们后世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想要准确地破解这些“语言密码”，以期准确地触及他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1]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85页。
[2]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第13314～13315页。
[3] 刘咸炘著，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3页。
[4]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55～256页。
[5] 易堂九子中，除了魏际瑞于甲、乙之变后“贬服以出”，出试清廷，并长期辗转清幕之外，其余皆为抱节守志之遗民。然考际瑞心志，其“出”也实属无奈，从其内心来讲，一直都具有强烈的遗民意识与遗民情怀。故从整体上看，易堂九子是一个遗民性质的文人团体，在清初遗民社团中具有代表性。
[6] 魏礼：《魏季子文集》（道光二十五年宁都谢庭绶绂园书塾重刻本）卷15。本书所有魏礼的引文凡出自此本者，只随引文后标出所自篇目，不另出注；若出于别本者，则另注出。
[7]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文苑传一》，中华书局，1987，第5673页。
[8]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 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765页。
[9] 陆宝千：《清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页。
[10] 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诗话》，中华书局，1990，第269页。
[11]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第74～75页。
[12]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刘师培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70页。
[13]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4页。第一章易堂文人群体之形成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文人团体发展的高峰时期，其中主要以文人结社为主，此风一直延至清初。易堂文人群体即形成于顺治初年，时以“易堂九子”之名蜚声宇内，活跃于顺治一朝至康熙朝的前半期。若以时间计，从“易堂”初立（顺治三年，1646）迨至九子之中最后一位辞世者（彭任卒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长达60余年。从性质上来讲，它既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团体，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性团体，二者兼而有之。与其他遗民一样，易堂诸子极为关心天下形势，指点江山；又潜心于教授著书，激昂文字，成为明末清初之际遗民文人结社的典范。第一节易堂文人群体形成的时代境况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二日，李自成率大军从居庸关进入昌平。十七日，帝朱由检召群臣问对策，群臣莫之以对。顷刻之间，李自成军攻九门，门外三营全部投降，守城将士寥寥无几。十八日傍晚，外城陷落，大势已去，崇祯帝仰天悲叹道：“苦我民耳！”遂自缢于煤山，以至尊之身而殉社稷，屹立将近三百年的帝国大厦在顷刻间轰然崩塌；虽为亡国之君，但慷慨以死，为其后忠于大明的遗民的生活定下了悲壮且沉重的时代基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久已窥视中原沃土的满族统治者乘机发兵，势如破竹，入主中原，遂掌国柄。崇祯亡国之后，尚有福王、唐王、桂王等所谓南明政权苟延残喘，试图恢复，然大业终不能成。
先朝之亡，国柄落入异族之手，明遗民生活环境的恶劣便可想而知。统治初期，满人须以残酷的武力来巩固其政权的稳定，而忠于皇明的汉族士大夫则谋图恢复，南明政权虽然气若游丝，然依然是他们心中的灯塔，是他们义无反顾地以各种方式投身于反清斗争之中的精神支柱。于是，一方面是残酷之镇压，一方面是不懈之反抗，二者遂成为在短时期内不可调和的两极。毋庸置疑，在这样的时代格局中，易堂诸子等清初明遗民无疑是处在时代“夹缝”之中的“另类”：其心系皇明，然皇明已亡；身虽处大清，然视满人为寇仇。在这“两极”斗争之中，大清政权无疑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遗民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然而，他们也以桀骜的姿态，缔造着一种别样的人生。一 战事之惨烈
甲申（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以讨“贼”为名入京师；十月，福临入京，祭告天地社稷，大清之都遂由沈阳迁至北京。起初，清统治者借讨“贼”先后平定畿辅、山西、山东、河南等地，继而集中兵力夹攻李自成的“老巢”陕西，李氏败亡。清兵又移师入蜀，剿灭“流贼”张献忠，满人的政权从此也逐步地稳定下来。
清朝统治者志在谋图天下之统一，在平定“流贼”之时，南方朱明势力犹且残存。当时马士英等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师扬州。多尔衮遣书劝可法降，然史可法慷慨言辞，不为所屈。顺治二年（1645）二月，清政府命豫亲王挥师南下，揭开了征讨南明政权的序幕。清军所到之处，以屠杀掳掠为快事，其惨烈程度史所罕有。是年五月，史可法殉国以死，清兵于扬州城[1]“留十日，屠之而南”，至为残酷。据史料载，四月二十五日，“清军入扬州，大肆杀戮，奸淫掳掠妇女，且寸丝粒米搜刮殆尽，至五月初二日始宣布‘封刀’。劫后据焚尸簿载全城死亡人数共八十余万，[2]而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尚不在其内。”又顺治二年（1645）八月，“清军在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吴胜兆等率引下，攻克峡江、吉安、袁州等州县，血洗江南、江西等地抗清城镇。李成栋军尤甚。破松江时，烧杀抢掠，屠劫一空。于娄东沙溪、潢泾两地掠妇女千计，童男女千计，牛千计，杀人以万计，积尸如陵，所掠财物载舟数千艘，衔[3]尾而去。”又顺治四年（1647）七月，闽中“东关外三十六墩，为[4]清官兵焚掠抢杀殆尽”，又顺治五年（1648）五月，清军大破复降南明的金声桓部，连克九江、饶州等府，“清军屠九江，老弱幼妇等[5]杀掠殆尽”。清军这样的恣意屠杀抢掠，在当时征伐南明政权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易堂九子所在的江右赣地，自然也不能免遭其祸。赣州本为清军进入东南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战事自然十分频繁且惨烈。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军进逼赣州，对易堂彭士望及曾灿父子有知遇之恩的杨廷麟等人固守城池；十月，赣州城破，杨廷麟、万元吉皆慨然殉国以死，清军屠赣城。当时，彭士望、曾灿及其父曾应遴俱受杨廷麟之招而参加了赣州之役，因此，此役之惨烈成为他们心头最为难忘的记忆，也给他们留下了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痛。之后，彭士望每到赣州，都不免触感伤怀，不忘悼念死难者：“七年三度虎头城，胜败何常奕数更。却笑兔孤奔大将（戊己间金、王、李俱于此败北），空怜雀鼠殉中丞（丙戌，万茹荼先生城守殉节）。报韩始难家先破，相蜀多艰命亦倾（乙酉，杨机部先生首先起义；丙戌，城陷，死之），他日史杨宜合传，大江南北两先生（史道邻先生死扬州，杨与同[6]志）。”（彭士望：《虔州感旧》。按：诗中括号内文字为自注）而当年战事之惨烈，直至若干年后，那万马奔腾之声仍然清晰地响彻于曾灿耳际，在战斗中视死如归的将士们也每每让他无法释怀：“记得当年万马嘶，虎头城外战声悲。关山作客同狐貉，风雨招魂半友师。匣里祗应存德祐，塚边长欲结要离。萧萧黄发今何在，痛哭西台有所[7]思。”（曾灿：《秋旅遣怀兼柬易堂诸子》其三）当忆起这场惨烈的战斗时，曾灿不禁失声痛哭。而对赣州被屠之惨状，曾氏纪云：“岭南丹砂犀、瑇瑁、蜜蜡珠之属，辇载而肩，商之出入岭者，率多会于赣，故赣户口数百万，杂士贾而六四之。丙戌，赣被围，户子弟环城守且更战者六阅月。十月城陷，无士贾皆屠之，其骨肉交道路，几与城齐，犬狺狺然走啮人骨。”（曾灿：《赠邑人杨君序》）其惨烈程度若此，令人不忍卒读。同堂友兄邱维屏亦纪云：“今江西三卫曰南昌、九江、赣州，城皆已屠，而吾赣州最烈，卫之子孙多无存者。”[8]（邱维屏：《序诗送任氏二子省墓九江》）彭士望曾作《感旧诗》，亦述及其事。顺治七年（1650）二月，“易堂”所在之赣州南端的宁都被攻破，惨遭屠城，“是月，江西彭顺庆部农民军占据宁都城已二年，初八日，清军数路围攻，双方激战，十一日城破。清军杀害被俘农民军首领彭顺庆，并将大小首领一百五十七人、士兵一千一百五十[9]五人全部斩首，宁都城屠掠几尽。”而是时，魏际瑞独身冒死于白刃之中，翠微峰易堂始避于难。
清初战事异常频繁，剿除“流贼”、征伐南明，其后又有平定“三藩”之乱等，而各地民众不同形式的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不绝于时。清初之战火不熄，遍烧南北。然清军之所至，奸淫抢杀，无所不为；再加上各地“盗贼”纷起，社会动荡不堪。易堂之最长者李腾蛟目睹世事之乱，不禁感言：“今日之乱，甚于安史”（李腾蛟：《读[10]杜小言》），绝非过分之辞。二 政令之酷急
顺治之初，清廷尽力以笼络汉人，号召满族习汉文，以示尊儒右文，并诏修明史、开科取士，且起用明朝官吏，力图以安定民心，巩固统治。然其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受传统“夷夏之防”观念所深刻影响的汉族士大夫绝不甘心诚服于“异族”，对于他们来讲，这是奇耻大辱；再则，其时南明政权尚存，复明尚有一线希望，于是，各地反清势力风起云涌，直接威胁着满人的统治，因此，清朝统治者所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故而，一方面是尽量地笼络汉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以强制性的政令来迫使汉族人接受满族之文化，并同时以武力镇压此起彼伏的反清势力。清初政令之严急，其状况诚如邓之诚先生所言：“当时以薙发、圈地、逃人，为不可抗拒之政令，抗者及言其不便者必死。南方因护发而起义师，北方圈地，夺人民田土无算，督捕[11]之害尤烈。”
早在甲申（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以“讨贼”之名入京师，就曾令京城官民薙发易服，“十五日壬寅，摄政王登武英殿，受朝贺。王出示京城，令官民除服薙头，衣冠悉遵大清之制。自是京城[12]内外尽皆薙发。”此次薙发之令尚仅限于京城。待南都陷落之后，清政府视天下趋于大定，便试图强制性地推行满族文化，首当其冲的就是让汉人薙发及服满人服饰。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薙发之令下，“谕礼部曰：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为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辨，决不轻贷。……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13]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顺治二年（1645）七月，易服令下，“谕礼部：官民既已薙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近见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著旧时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风之义。尔部即行文顺天府、五城御史，晓示禁止，官吏纵容者，访出併坐，仍通行各[14]该抚按，转行所属，一体遵行。”薙发易服之令甚为严酷，时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
清统治者薙发易服的意图也非常明了，就是要从思想文化上征服汉人，以巩固其统治。然薙发之令至江南，遽然激起轩然大波，汉族士人民众起义暴动纷起，甚者以死而护发。此时，头发成为一种民族[15]尊严的象征，许多“贤人杰士，严夷夏之分”，而上演了一幕幕[16]“头可断，发不可薙”的悲壮之举。胡蕴玉云：“薙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则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发哉！[17]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另一方面，对于先朝之遗民来讲，一丝头发正系其故国之思，“目击夫犬羊满地，腥秽熏天，风景依然，举目有江河之异，惟此头上苍苍，犹足以系故国之思，表宗[18]邦之望。推其不肯薙发之心，直欲以一发存汉族之河山也。”由是而观，头发虽微小之物，然对此时的遗民来讲，关系不可不谓大矣。归庄之《断发》诗是当时整个明朝遗民心态的真实写照，其云：“亲朋姑息爱，逼我从胡俗。一旦持剪刀，剪我头半秃。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弃华而从夷，我罪今莫赎……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19]所恨身多累，欲死更中止。”
在北方，清政府则强圈畿辅人民之沃土为八旗之田。顺治四年（1647）正月，“户部奏请：去年八旗圈地，止圈一面，内薄地甚多，以至秋成歉收；今年东来满洲，又无地耕种。若以远处府、州、县、屯、卫、故明勋戚等地拨给，又恐收获时，孤贫佃户无力运送，应于近京府、州、县内，不论有主无主地土，拨换去年所圈薄地。”[20]按户部这次奏请的所圈之地，总共有九十九万三千七百〇七晌，[21]如按一晌为六亩算，则折合为五百九十六万二千二百四十二亩，数目之大令人咋舌，畿辅之良田，大部分归于八旗所有。虽然清廷有明文规定，凡是“被圈之民，于满洲未圈之州、县内，查屯卫等地拨[22]补，仍照迁移远近，豁免钱粮”，然使得无数人民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受其害者不计其数。
缉捕逃人，也是体现清初政令之严的重要一端。所谓“逃人”，就是指满洲贵族通过掠夺战俘、买卖人口、投充等手段占有的大量奴仆，在入关之后因封建农奴制及民族高压政策而造成这些奴仆大批逃亡，称之为“逃人”。逃人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顺治元年（1644），清朝统治者就制定了关于惩治逃人的律令，“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件，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23]告，俱治以罪。”但是仍难以杜绝。在顺治三年（1646）的五月前的几个月时间里，逃人多以数万计，清政府不得不颁布严惩藏匿逃人的律令，“隐匿满洲逃人不行举首，或被旁人讦告，或察获，或地方官察出，即将隐匿之人即邻佑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勘问[24]的确。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犯人从重治罪。”总体上看，窝藏逃人之罪重于逃人，清政府以此来维护其私利，不免有无数的无端牵连之祸，而使人人自危；清朝官吏也纷纷乘缉捕之机，大肆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其为民害自不必言。
在薙发、易服、圈地、逃人等几个“敏感”问题上的“犯事”者，清政府是严惩不贷的，顺治三年（1646）十月，谕曰：“有为薙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俱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25]进。”清初政令之严酷于此略见端倪，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清初明遗民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恶劣。三 易堂“结社”与“性命共保”
身逢乱世之秋，朝不保夕，结社以隐就成为明遗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生存方式。易堂九子之结庐于宁都金精翠微之峰，首先就是出于避乱自保的目的。易堂诸子“结社”的确切时间应是顺治三年丙戌（1646）冬天，“丙戌冬，闽及赣郡既陷，诸子毕聚，始决隐计”[26]。先此，彭士望与曾灿出入乱世之中，期有所作为。彭氏曾于顺治二年（1645）春参加福王兵部尚书史可法之军幕，与其挚友欧阳宪万并出奇策，然终不为可法所用，几月后遂离去。是年九月，阁部杨廷麟手书督迫，彭士望赴赣入其幕；而此时的曾灿也与其父曾应遴受知于杨廷麟，与其共抚吉、赣之地。顺治三年（1646）十月，彭、曾都参加了惨烈的赣州之役，最终赣州城破，杨廷麟投水殉国，彭、曾之志亦随之破灭。时局凶险，事不可为，于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易堂诸子决定隐居翠微峰。
观“易堂”所在之翠微峰，地势异常险峻，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彭士望这样概括翠微峰在战略上的特点：“最利守，自上击下，石卵大，转激腾跃，势莫可当”，“闭重关垒塞，一弱女子可抗千劲卒”。（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魏禧亦纪云：“此峰迤竟里，旁无援辅，自下仰之，如孤剑削空，从天而仆。上则岐而三之：中高，右缩，左展。结屋者必山翼。山中灌木郁勃阴森，见者疑有虎豹。然自猿狖飞鸟而外，则皆不能至焉。庚辛间有西北善兵者至门而窥去，谓人曰：‘就使于瓮口彻其闸，使三尺童子折荆而[27]守之，虽万夫谁敢进者？’”（魏禧：《翠微峰记》）翠微峰地势如此险要。而易堂诸子之所以选择结社于翠微峰，实为凶险的时局所逼迫，乃为全身之策。实际上，国变之初的易堂诸子也高度警戒，随时处于“临战”状态之中，“檑木石，具斧凿，山尽为砲。掷雉尾炬，塞径口，立焦灼。孔出，伏暗桥侧，挺斧交下；仰攻，桥石厚，径转侧不得动。鸣金众聚，静逸以待。”（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而且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如“凡闻乱，纂严，增守械，益丁，守者宿乌谷，轮督，毋委避，毋玩，毋宵归”。（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等等。于是，易堂之结集于翠微峰巅，就具有了鲜明的“战时”特色，其结社共保之意亦已明矣，诚如彭士望所言，“患难一心力集思，性命可共”（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这也是易堂诸子等明遗民应对当时时局之乱的方式之一。
对于这一点，赵园先生在论及江南易堂结社及北方孙奇逢的双峰之盟的特殊性时论说道：“这一种士人的聚集，与有明一代大盛于南北的会社，有性质、功能、组织形式之别。……无论双峰还是易堂，都有临时性，有战时色彩，突出的是其生存的而非学术的意义。就中易堂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建立在相互认同基础上的共同体，其成员在避乱、防卫中所建立的精神联系，即使在聚居形式解体后，仍作为[28]精神象征发挥着作用。”时局之迫使得双峰、易堂等的结社具有了独特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在其结社的意义探求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其中那些似乎隐约但又确在其结社以及“群体”的活动过程、“群体”意识的体认中所起到重要的文化的、学术的因素。无论日后诸子之聚散无常，其共同的“群体”体认正是基于此。如易堂彭士望在论及易堂及易堂之友时，列出清初著名的几个文人群体，“弟所居山名易堂，南昌林确斋与弟携俪偕作，其曰李、曰邱、曰魏、曰彭、曰曾，皆邑人。魏母兄弟三人，及林子与弟为九人，并皆齿兄弟，家居不让，几几似古，人人外交，而海内亦遂传其姓氏，颇重其人与其文章……此外，如闽宁化之泉上、粤东之北田、新建之天峰、星子之髻山、南丰之程山、江东之板桥、浙之河渚、虞山之宛溪，与易堂相为酬酢。”（彭士望：《与贺子翼书》）这段文字是易堂中人群体意识的集中表现，从中我们能够体察出彭士望此处列举“与易堂相为酬酢”几个文人群体的个中意味。显然，在他们看来，易堂之所以为易堂，并不是因其有避乱或战时的色彩，而是与泉上、北天、天峰、髻山、程山、板桥、河渚、宛溪等文人群体具有一样的性质。因此，易堂诸子在“聚居形式”结束后，能够维系他们这种共同的群体意识的也未必仅仅是在起初避乱、防卫过程中所建立的某种“精神联系”，这种群体意识的建立实际上与古代源远流长的文人集结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第二节易堂文人群体形成的文化因素
易堂文人群体的形成是时代使然，明室颠覆、时局混乱是诸子聚集结社直接的时代动因，换言之，诸子之聚集于易堂，起初为生存之计，因此如赵园先生所言，与明代盛行于大江南北的会社有性质、功能、组织形式等诸方面的不同。但究其深处，考量易堂诸子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名声远播的文人群体，也自有其与一般文人社团共通的文化因子。故而就其形成来讲，也可以查明其中文化及学术的因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明代讲学风气及蔚然成风的文人结社风气对于易堂文人集团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明代文人的“诗酒风流”为尚的重文艺氛围以及前代遗民的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成为易堂文人群体形成的文化内因。一 明代文人结社与讲学风气的影响
文人结集而形成形形色色的文人团体是中国古代文化史、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可以说，文人群体伴随着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发展，并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也是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主张往往形成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学主流；而不同文人群体之间的争鸣或唱和又使得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坛呈现出立体性、多层次性的繁荣局面，推动了文学自身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古代文人团体发展的高潮时期，其中以文人结社为主。文人结社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气、古老的“私学”传统、汉之太学与唐宋以后的科举制度以及古代文人[29]贬弃、致仕、归隐思想等，都对文人结社的出现有影响作用。大抵来讲，文人结社在元代时已经较为流行。元初，东南地区的文人结社之风为最盛，《四库全书总目》云：“元初东南诗社，作者如林。”[30]至元季，此风犹存，成为文人们崇尚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这[31][32]一时期，以结社名者有“北郭十友”“南园五先生”等等。
逮及明代，文人结社遽然成风，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一道壮丽的景观。郭绍虞曾经这样评价：“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33]标榜攻击的历史”，“为此关系，所以出奴入主，门户各立，主张[34]互异，又形成了明代文坛空前的热闹。”郭绍虞分别以“以地域称者”“以社所称之”“以时代称者”“以官职称者”“以师门关系称者”“以家庭关系称者”“或泛加品题”“或齐名并称”等类别著录文人集团共176家；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中统计更为详尽，以地域记为南直107家、浙江97家、广东33家、福建18家、江西17家、湖广16家、北直15家、山东与河南各4家、云南与四川各1家，共计[35]凡313家，其数量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清初文人（包括清初明遗民）结集成社，从某种角度来讲，可以说是明代文人结社之风的余绪。清初文人结社风气依然很盛，陈康祺述“国初江浙士大夫以立社自豪”云：
国朝初定，士大夫犹沿明季遗习，方州大县，立社自豪。闻一知名之士，则彼此争斗入社，甚至挟兵刃弓矢以劫之。文酒翰墨之场，至效恶少椎埋，道途交哄，何其傎也。相传海宁有二社不相下，一社[36]遍致三吴诸名流，推吴梅村为祭酒，舟楫络绎数千里。
其盛况可想而知。据何宗美的初步统计，清初顺治至康熙初年，[37]各类文人社团至少有70余家，其中遗民结社有50余家，遍布大江南北的十数省。由于清初结社与反清复明斗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如此盛行的结社风气一度引起统治者的极度不安，于是为了惩治明季结社风气之弊，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上《严禁社盟疏》，旨在[38]“严禁社盟陋习，破朋党之根”。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二十三日，下诏严禁社盟之事：“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着严行禁止。以后再有这等的各该学臣即[39]行革黜参奏，如学臣隐徇事发，一体治罪，该部知道。”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明季社盟对于清初文人结社的重要影响。
其次，明代讲学之风的影响。讲学之风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渊源也极为深远，可追溯到春秋战国之时“私学”的发达，最著者毫无疑[40]问就是孔子了。他创立儒家学派，并且广收门徒，“有教无类”，弟子一度多达3000余人，有所成者70余人，可谓盛矣。儒家之外，[41]墨子亦有“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到战国时期，思想自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盛局面。是时，各家学派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学术理想，往往需要借助教授弟子的方式来扩大自己学说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通过授徒使得自己的学说得以代代传承。从此而后，建立在师徒关系之上而形成人文团体成为[42]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人结集方式，如宋代“苏门四学士”、明代的[43]“杨门六学士”等等。
明代讲学之风兴起于宣德年间，而盛于嘉、隆之际，其时“讲学者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私。其术本不足动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自东越之变为泰州，犹未至大坏。而[44]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讲学之风如此盛行，书院便应声而起，如雨后春笋般地兴盛起来；另一方面，书院的兴起又反过来推动了讲学之风的盛行，由此而导致官办之学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冲击。嘉靖十七年（1538）五月，吏部尚书许上言，极言民间大量修建书院之弊，并请禁毁：“近来抚按两司及知府等官，多将朝廷学校废坏不修，别起书院，动费万金，征取各属师儒，赴院会讲。初发则一邑治装，及舍则群邑供亿，科扰尤甚。日者南畿各处，已经御使游居敬奏行撤毁，人心称快，而诸路未及，宜尽查革。如仍有建立者，许抚按官据实参劾。帝以其悉心民隐，即命内外严加禁约，[45]毁其书院。”可见当时讲学氛围之浓重。万历初年，张居正秉政，对民间大肆修建书院与盛行的讲学之风深恶痛绝，对于其危害更是痛心疾首：
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兔鱼未获，无舍筌蹄；家当未完，毋撤藩卫，毋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毋[46]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扰上之法也。
万历七年（1579）正月，下诏禁毁天下书院。此前，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因为私创书院，聚敛民财，招致坐罪褫职。张居正令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先后毁改应天等府书院多达六十四处，可见其惩弊决心之大。对于此，他自己也曾经做出解释：“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47]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道尽当时讲学虚谈之弊。
当时之讲学者，大皆根底不实，人无定见，于是分门立户，影响至文坛，则表现为拉帮结派，或攻谪诋訾，或标榜虚名；甚至于同一社团之内亦互不相容，如以李攀龙等为首的“后七子”便是如此：“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48]天下，摈先芳、维岳不与，已而榛亦被摈，攀龙遂为之魁。”于是，才子文人们纷纷树旗立帜，招揽同志弟子，在文坛上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局面。如以明代诗坛为例，《四库全书总目》有这样的评述：
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幺弦侧调，嘈争鸣，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递相盛衰，[49]偏袒者互相左右，诸家选本亦遂皆坚持畛域，各尊所闻。
明代讲学之风盛，文人分门立户、相互攻谪标榜之风遂盛，一直[50]延及清初，“其时去明未远，犹存标榜之风。”《四库全书总目》评清初文人吴坰的《吴季野遗集》云：“今观其文，大抵摹拟周秦，[51]得其形似，士祯所云犹明人标榜之余习也。”又评清初王晫《今世说》云：“其中刻画摹拟，颇嫌太似，所称许亦多溢量，盖标榜声气[52]之书，犹明代诗社余习也。”类似评价还有很多。由此可见，在清初文人中，标榜风气之习依然较为流行。这种风气使得清初文人产生一种相互依附性，对于清初文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都有惯性的影响，也是导致清初文人结社盛行的重要文化因素。
易堂文人群体的形成亦与明末清初之讲学风气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讲学论道是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一条重要纽带。曾灿子尚倪纪云：“（中叔）与三魏暨李、彭、林、曾诸君子讲《易》定交，往来翠[53]微、冠石间，所谓易堂九先生也。”不难看出，“讲《易》”成为彭任与其他诸子之订交、直至结社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通过“讲《易》”，才使得他们相互引为“同志”，最终形成一个文人团体。当然，易堂诸人讲论的范围也不仅仅局限在《易》上。与此同时，易堂诸人开馆授徒，也成为当时著名的一个教育团体。当时之江右，除了易堂外，以讲学为要务的还有以宋未有为首的髻山文人群体和以谢文洊为首的程山文人群体等，他们都开馆聚徒、谈学论道、开讲辨难，成为江右一时之盛。因此，这三个文人群体在当时也以“讲学”而名垂天下：“时江西讲学者，易堂外，在星子者曰髻山，南丰曰程山。”[54]由此而观，明代讲学之“余习”对于易堂九子为代表的清初文人集团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二 明代文人雅集、诗酒风流等重文艺之风的浸润
文人雅集，吟诗作文，互相唱和，追求一种“诗意”的生活，是中国古代文人一个古老的传统。考察这些“诗意化”的文人，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身居高位，仕途得意之士；第二种就是官场失意、仕途坎坷之士；第三种就是那些本来就无意于仕途，任意“流落”于江湖市井之中的文人；还有一种就是那些功成名就之后，甘愿退隐山林的“遗老”们，他们结成“怡老社”，以诗酒为纯粹的娱乐方式。无论属于哪一种文人，他们往往会三五成群地徜徉于自然山水之间，沉浸于诗与酒的快乐之中。对于身居高位者来说，其地位本身就有特殊的吸引力，自然会在身边围绕一批文人墨客，诗酒唱和，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些特定的文人群体，如明代以“三杨”为主的“台阁体”文人群体。而与此相对应，那些遭受贬谪或仕途不如意的文人也并不颓废，往往会守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呼朋引伴，徜徉于山水之间，纵情诗文，如晋代之“竹林七贤”等文人群体。
总体上讲，明代文人似乎更加愿意去追求这种“诗意”的生活。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所谓的“思想解放”成为时代的主题，尤其是王学后期发展到泰州学派之时。文人思想的“趋新”促使他们突破了传统道学的钳制，表现为放浪形骸，风流自赏，于是纷纷结社，谈文论艺，品诗论画，陶醉于酒色声伎之中，并乐此不疲。明代之文人雅集，诗酒风流的风气很盛，也使明代学风整体上呈现出重文艺的风貌。郭绍虞在论及明清两代学风的不同时总结道：“明代的文人，大都风流自赏，重在文艺切磋而不重在学术研究。易言之，即大都是‘清客相’而不是‘学者相’，这是明清两代学风绝不相同的一点。因此，借了以文会友的题目，而集团生活却只是文酒之宴，声伎之好；品书[55]评画，此唱彼酬，成为一时风气。”又说：“明代学风也是偏于文艺的，可是又不像元代这般颓废和放纵。这好似由西晋名士的狂放行[56]为，转变为东晋名士的风流态度。”自明代初期起，延续了元末文人集团诗酒风流的风尚，如吴中之北郭社等由老年文人结成的“诗社”，其社事活动主要是：“或辨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丧乱之方[57]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所得也。”那些退隐里中的名公巨卿，常常集结成社，以诗酒而游优自娱，兹以杭州为例：“硕德重望，乡邦典型，酒社诗坛，太平盛世，杭士大夫之里居者十数为群，选胜为乐，咏景赋诗，优游自如。在正统时有耆德会，有会文社；天顺时有恩荣会，有朋寿会；弘治有归田乐会。人物皆一时之[58]选，乡里至今为美谈。”比较纯粹的“诗社”在明代很流行，这些文人往往不太热衷于时局政事，也较为淡泊名利，因此其社事活动比较单纯，或潜心作诗，或雅集唱和，或游山览水，或留恋声伎。这些较为纯粹的文人社团在切磋文艺之时，不免要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或标榜唱和，或相互争鸣，一呼而百应，于是形成不同的文学派别，在文坛先后粉墨登场，旗帜更易频繁，各领风骚若干年，从“台阁体”到茶陵派，再到前后七子派，又有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等，概言之，莫不以文艺之事为重。这样的文艺风气翕然成风，必然会影响到鼎革之际士人的生活方式。
易堂彭士望在迁家宁都之前，也曾频繁参加一些文人“社集”活动。如在甲申（1644）二月，有所谓“牡丹社集”，由“机部先生主社”。机部先生即为复社成员的杨廷麟，其事为“朱云涛宗侯家牡丹甚盛，诸公宴集累日”。（彭士望：《甲申二月自江州归遂迟牡丹社约呈杨机部先生舒鲁直徐巨源诸同社分得麻字》诗中自注，《耻躬堂诗文合钞·诗钞》卷一）由彭氏诗可知，这次参加社集的还有杨廷麟、[59]舒鲁直、徐巨源等人，俱是江右名流。又曾参加在刘西佩家的“东湖社集”，作有《东湖社集刘西佩宅用元韵》一诗纪其事。这些参加文会或社集的经历对他们以后参加易堂结社有重要的影响。再加上特殊的遗民身份，使得他们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以诗酒唱和、潜心著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既可以寄托情感，以求诗文传于后代，起到警世作用；又可以以这种具有“诗意”的方式来缓冲和消解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