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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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明商谋财故事(下)试读：
前言
古老而恢弘的华夏神州，是世界所公认的创造谋略和盛产智谋的故乡。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既是一部智谋故事的传奇史，又是一部智谋人物的活动史。翻开浩瀚如烟、博大精深的史籍，我们犹如置身于巨大而辉煌的舞台上，与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黎民百姓直面交流，这边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那边是“血淋淋败者成寇胜者王”。每一次王朝的更替，总有谋略在其中屡建奇功，让人敬佩折服；而每一次时代的变迁，又总有智慧在其中大放异彩，让人叹为观止。当天下大乱、群雄纷争时，总会出现明君慧帝顺天承运，问鼎皇位；而当社会动荡、内外生变时，又总会出现智士谋臣应运而生，力挽狂澜。
走进这一幕幕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大剧中，无数鲜为人知、包容着正邪智谋在内的内幕奇闻，令我们触目惊心，发人深省：我们看到了励精图治、勤政德民的帝王御谋，也看到了文韬武略、安邦定国的重臣权谋；看到了继往开来、德高望重的贤臣运谋，也看到了权倾朝野、为害忠良的奸臣弄谋；看到了命运坎坷、前途凶险的皇子图谋，也看到了专宠一身、遗恨千古的后妃变谋；看到了投机钻营、富甲天下的名商财谋，也看到了金戈铁马、出奇致胜的名将战谋，等等。所有出场的历史风云人物，个个凭着超人的智慧和卓绝的谋略，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历史大片，绘制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历史长卷。这些凝聚着深邃而精湛智谋的故事，成为了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历史绝唱，也成为了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启迪着现代人类的智慧思考，也激发着炎黄子孙再铸辉煌的勇气豪情与信心。
历史告诉人们：人类的智谋是不分种族、不论出身的，但运用智谋的人，却要受到社会阶级的限制与历史环境的制约。丰富的知识与过人的智慧，只有与良好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结合，才能做出顺应历史发展规律、顺乎万民大众心意的正义之事，也才能名垂青史，万古传颂。否则，便只能助纣为虐，残害忠良，谋取私利，遗臭万年。
本书内容宠大，史料丰富，情节入胜，叙述传神，引领着读者沿着中华祖先留下的历史足迹畅游浏览，使人在阅读欣赏中，感悟前人的智慧与神奇，引发今天的思考与遐想，从而充分领略中国历史文化的奇妙与伟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重视历史的借鉴与警示。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割裂历史的传承就是倒退。21世纪的中国人，需要学习和了解包容着无数智慧和经验教训的中国历史。本书的目的即是为了满足读者探寻中国历史奥秘的兴趣和愿望，是为了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地被后人发扬光大。“继往”是为了“开来”，学习历史是为了未来，让我们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共同创造未来的辉煌。
九、民国官僚绅商：盛宣怀
1.盛宣怀事略：以官经商创奇迹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出生在江苏武进的一个传统官宦之家。盛宣怀少时即表现出聪慧过人的一面，但八股学问不行，曾三次乡试名落孙山，最终“绝意科举”。1870年，盛宣怀进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当时的李鸿章正处于步向巅峰的过程之中，盛宣怀天资聪颖而又勤奋务实，再加上其父盛康与李鸿章本为“雅故”，交情深厚。因此盛宣怀很快就平步青云，成为了李鸿章手下不可或缺的一员得力干将。
由于镇压国内叛乱和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内一批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了西方先进武器的作用。为了“剿发捻”和“勤远略”，曾国藩等人开始筹建近代工业，其发端为军工企业。但财政短缺迫使洋务派不得不开始寻求政府财政收入之外新的财源，“求富”的民用工业因而获得了第一个发展的契机。
1873年，盛宣怀成为轮船招商局会办，1880年任电报局总办，1892年任天津海关道。1893年10月，李鸿章筹办了10年但开张仅2年多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发生火灾，几乎毁于一旦。盛宣怀临危受命前往上海善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中，筹集了200万两的资本，并将重新开张的织布局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厂。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在国民心中破产，个人地位随之一落千丈，盛宣怀也受到一定影响，但他很快抓住了新的机遇，接手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烂摊子汉阳铁厂，1898年又开办萍乡煤矿，为日后建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建立了基础。
1897年1月，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同年5月，盛又在上海主持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官办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自此，他卸去天津海关道职务，活动中心也从天津转往上海。此时盛宣怀所管辖的企业横跨重工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总揽了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洋务企业，自己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然而，李鸿章的死使盛宣怀人生中最大的对手袁世凯开始浮出水面。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即开始与盛宣怀争夺洋务企业的控制权。最终，铁路总公司被裁撤，盛宣怀在电报局中的势力完全丧失，招商局亦受到影响。1911年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大臣，由于其将已经允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交由列强修筑，而引发了辛亥革命，并被斥责为卖国贼，不得不亡命日本。
1914年起，年迈的盛宣怀身体日渐衰弱，1915年12月开始卧病在床，翌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病逝，终年73岁。对于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人来说，盛宣怀成为了永远无法复制的旷代绅商，仿佛殿堂中供奉的神像，只能于顶礼膜拜、赞叹感慨中摹想其风采和音容笑貌。离乱动荡的特殊历史环境给这些人的生平经历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奇色彩。2.少年建议，解决父亲难题
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太平军将至常州，盛宣怀随父母逃往江阴长泾镇，再逃至盐城。时盛康正权湖北粮道，派人接到湖北。同治元年（1862年），盛宣怀与董氏结婚。盛康任湖北盐法道，四川与淮北互争引地，长期相持不下，盛宣怀建议川、淮并行，难题得以解决。盛康益勉以有用之学。当时先后担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严树森都是经世派著名人物，军务、吏治严明整饬，冠行于各行省，盛宣怀耳濡目染，事事研求，也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
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回武进县应童子试，双双入泮。六年（1867年），祖父盛隆去世，盛康扶柩回籍。盛宣怀乡试落第，意颇怏怏。盛康家居守制，一意为惇宗睦族之事，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盛宣怀也都参与规划。3.入幕李府，初展智慧与奇才
九年（1870年）四月，湖广总督李鸿章帷幄需才，无锡杨宗濂京卿写信给盛宣怀，招他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本来和盛康即为好友，一见盛宣怀更是深为器赏，派委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像机要秘书一样随侍李鸿章左右，磨盾草檄，顷刻千言，同官皆敛手推服。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外国以武力相威胁，清政府调李鸿章率部开往河北备战。盛宣怀随行，每日与淮军大将郭松林、周盛传等讨论军事，历练日深，声誉日起。接着即被奏调会办陕甘后路粮台、淮军后路营务处。盛宣怀以议叙主事改候选直隶州，其从军才一年多，即保升知府，升道员，赏花翎二品顶戴。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在李鸿章幕下的见闻，使盛宣怀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应发展以先进科学技术引导的近代工商业，亦即当时所称的洋务企业。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轮船日益增多地航行于沿海和长江内河，揽载客货，获利甚丰，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也想自己办轮船航运，夺回利权。盛宣怀亦意识到此，遂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书李鸿章，建议“由官设局”，“试办招商”，设立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同意他的意见，并让他筹办此事。从此，盛宣怀开始了他创办洋务企业的活动。4.初涉商场，经营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初办之时，承办者意见很不一致，盛宣怀主张商办，其他人主张官办。盛的意见最后被否决。招商局成了招商官办性质的轮船航运局，主要任务是运漕粮。由于官办轮运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它的局限性，即仅仅送漕粮，不揽载客货，起不到与洋商争利的作用，所以也难以持久。开办仅几个月，招商局就维持不下去了，只得转而筹议商办事宜。于是，盛宣怀又为招商局重拟了章程，里面贯穿着为商人设身处地着想的精神，体现了“先顾商情”的原则，即商股商办。根据新章程，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鸿章派人赴上海，招致殷实公正绅商，参与招商局的经营。由于盛宣怀具有“官”、“商”两种特性，既有“官”的身份，又因主张商办而使“商”的倾向性十分明显，所以李鸿章起初想让他总办招商局，欲借重他联络官商，起个中介作用。盛宣怀自己也跃跃欲试，准备做总办。但后来李鸿章考虑到招股集资，主要是面向买办商人，而盛宣怀未做过买办，与这方面人缺乏联系，他的集资关系是在封建官吏和士绅方面。以是之故，李鸿章任命大买办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盛宣怀只做了个会办。不过他这个会办要兼管漕运和揽载二事，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1）战胜外国轮船公司
轮船招商局成立伊始，即遇到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该公司历史久，实力强，欲以其优势挤垮新出现的招商局，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它把运费减至一半或六七成，通过压价竞争的方式排挤招商局。招商局虽力量薄弱，但官商协力，团结一心，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压力，不但没有垮下来，反而稍有赢利。而旗昌公司在竞争中并没有得到好处，“力撑一年，暗亏已重”，百两股票价格跌至六七十两，损失惨重。招商局对旗昌的胜利，盛宣怀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协同振作的方针，强调招商局是主，旗昌为客，主占地利人和，只要团结一致，协力进取，定能变不利为有利，反败为胜。有了这种精神，虽然旗昌有资本2印万两，招商局资本仅数十万两，力量悬殊，但招商局还是使旗昌认了输，并购买了旗昌船产，将其吞并。
收购旗昌是盛宣怀经办的一件大事。议买旗昌船产时，会办徐润与盛宣怀有些分歧，于是盛宣怀请示了两江总督沈葆祯，最后定下“购买”这一大前提，徐润代表招商局与旗昌协议，签下草约，正约则由盛宣怀完成，筹款付钱也是盛宣怀“一人之功”。收买旗昌壮大了招商局的力量，增强了它在航运竞争中的实力。
收并旗昌后，招商局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改为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与怡和轮船公司。为了挤垮招商局，太古、怡和仍采用旗昌的手段，即降低运费以为招徕，结果同样没有达到目的。之所以如此，除了由于招商局业务不仅有揽载客货，尚有漕米运输，而且各项费用均比洋商节俭外，也与盛宣怀等人的竞争指导思想有关。盛不畏洋商，从民族资本的利益出发考虑洋商的特性，认为彼既为谋利而来，就不可能长期折价运输，而招商局却有条件长期与之较量，因为招商局只要运3个月漕粮，收入即可维持自身将近一年的费用，所以长期竞争下去，首先对洋商不利。他预见到“太古争衡，势亦不久”。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招商局竞争取胜的精神保证。果然，时间一长，太古、怡和坚持不下去了，被迫在光绪三年（1877年）冬，与招商局签订了第一次齐价合同。（2）及时进行内部整顿
在招商局战胜了太古、怡和的竞争并已站稳脚跟的情况下，盛宣怀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在对招商局内部的整顿上。他先是针对招商局存在的问题提出整顿意见8条，后又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拟《整顿招商局条陈》，发表了招商局的弊源和救弊之法的意见。盛宣怀所提之法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增加赢利。为此他建议首先要购造先进的新式轮船，免除招商局历年所购船只价昂、破旧、耗煤多、行驶慢的弊病，把这些旧船酌量减价陆续出售，将售得之款存放起来，以备随时购进耗煤少、行驶快、装货多的新船。这种救弊之法，就是降低消耗，增加效益和利润，达到竞争对手目的的资本主义经营之法。其次他建议不任用洋人管事，以省开支。招商局创设，他就主张戒用洋人管事。收并旗昌后，洋人随同旗昌船产一起移交过来。这些洋人工资很高，但做事不力，浪费较太，所以盛宣怀极力想把他们“斥退”出局。再次他主张不准任用私人，凡属局员之亲戚本家，均应避嫌辞职。盛宣怀的这些建议与主张对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加强竞争能力都是有益的，符合近代企业经营原则。
盛宣怀所提的改进意见，基本上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实行后，对招商局起了良好的作用，这可从1878～1881年间的赢利情况得到说明。4年里，招商局共得运费1300余万，扣除修船费、官利及提存保险外，净得盈余200余万。全局30艘轮船，也全部折旧换新。与以往相比，招商局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这其中自有盛宣怀谋划之功。
购买旗昌船产和整顿招商局两事充分表明盛宣怀具备经营近代企业的超群才干。他善于分析竞争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在此基础上敢于果断决策并且坚持贯彻下去，显示出一种超凡的胆略和气魄。在经营管理上，他引进资本主义的经营之法，注重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加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3）实现总管督办轮船招商局的愿望
光绪八年（1882年），盛宣怀因受人弹劾而暂时离开了轮船招商局，但他始终不甘心，一直在窥伺时机重回招商局，实现自己当督办的愿望。
这个时机终于被他等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因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上海银根奇紧，出现金融风潮。招商局会办徐润亏欠了巨款，濒临破产，这笔巨款中有不少是招商局的资金。于是李鸿章派盛宣怀到招商局查处整顿。对盛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差使，为他重回招商局掌权提供了契机。徐润是盛宣怀在招商局进一步上升的绊脚石，盛一直想把他踢开，有了这一查核他的机会，盛就采取了一些过分举动，不给他以丝毫宽暇。根据盛的查核结果，李鸿章上奏朝廷，给徐润以革职处分。
由于徐润、唐廷枢先后离开招商局，朝廷乃亲派马建忠为会办。盛宣怀则在查处工作结束后不久，调署天津海关道，局务由马建忠经理。此时正逢中法战争进行，影响招商局轮船的行驶，在盛宣怀授意和支持下，马建忠将轮船售与美国旗昌洋行，以保局产，并期于战争中照常营业以继续取利。
为了达到任督办的目的，盛宣怀在做查处工作时就开始整顿招商局，并制订了新的用人章程。这一章程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设置官督办，撤销商总办，把权力集于督办之手。光绪十一年（1885年），盛宣怀受命出任轮船招商局督办。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招商局的夙愿。光绪十二年（1886年），盛宣怀出任山东登莱青道，不常驻局，他把局中机构分为8个股，由会办马建忠、沈能虎等分别掌管，让他们互相牵制。局中数马建忠地位高，而权力仍归总于盛宣怀。
在督办任上，盛宣怀为振兴招商局做了大量工作。他先是抓成本核实工作，稽核账目，把招商局“无从考核”的烂账一笔笔算清楚。估算的结果是招商局共欠股本银、仁和济和保险银等款项370万两。把这笔欠账补上，成了盛宣怀首要的努力目标。在他的精心筹划和指挥之下，招商局上下同心协力，营运效果颇佳，很快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中法战争进行之际，招商局为保全局产，曾将船只售与美国旗昌洋行。盛宣怀上任后，在核实成本的同时，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30万镑，以赎回招商局船产。这一过程颇费周折，借款时，不得已接受了汇丰银行一些苛刻条件；赎船时，多次与旗昌洋行交涉，“大费唇舌”。因当初只订了卖船契约，未订买回密约，故旗昌想将招商局船据为己有，不再归还。所以盛宣怀最后能“悉照原价收回”，是相当不容易的。
为了振兴招商局，盛宣怀还极力争取官方的支持和帮助。他既是官督办，自然要依靠官府的力量把招商局经营好。经他呈请，李鸿章决定给招商局一些优惠，如减免漕运空回船税，减免茶税，增加运费，暂缓拨还官本，待洋债还清再还官本，等等。这些优惠条件，对于招商局恢复经济力量，无疑是一种支持。此外，盛宣怀也把雇佣有真才实学的洋人技师作为振兴招商局的一项措施。在这方面，他特别强调要有自主权，对外国技术人员提出了一系列须遵守的要求。经过他的一番整顿，这些人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由于盛宣怀任督办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整顿措施，使招商局不仅很快得到恢复，而且有了较大发展，竞争能力增强。招商局票面额为100两的股票，从他任督办前一年的50两，很快涨至100两至2印两之间，洋债逐年按数偿还，官款亦得以逐步归还。招商局呈现一派生机。不过，尽管如此，盛宣怀并未掉以轻心，因为招商局还面临着太古、怡和两大洋商轮船公司的有力竞争。（4）巧用智谋，再次战胜竞争对手
光绪十六年（1890年）初，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家第二次齐价合同期满，虽经续约谈判，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太古、怡和又开始以运费跌价的办法招商揽客货，与招商局展开竞争，以期挤垮商局。面对这种局面，盛宣怀沉着冷静，让招商局也降低一些运费，但他并不想凭跌价硬争，而是要利用对手的矛盾另图良策。他知道太古向来轻视怡和，怡和争气已久，双方矛盾甚深，遂决定联络怡和共同对付太古。不过他也没有忘记警惕怡和，经常告诫下属，既要防备太古表面倾轧，也要防备怡和暗中搞鬼。可见在这场竞争中，盛宣怀是很注意斗争手段而且十分谨慎小心的。
为了战胜太古、怡和，盛宣怀在增强招商局竞争能力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指示各分局要想方设法招揽客货，要求九江、汉口、福州等分局趁夏秋新茶上市之机，务须“设法招徕”，可以给各茶栈一定好处，把茶叶运输业务揽过来。他还通过李鸿章这位权势人物争取政府的津贴。他估算招商局所需经费连同还汇丰银行利息需要150万两，在跌价竞争的情形下，招商局大致收入为80万两，尚缺70万两。他请求政府帮助解决这70万两的用度，认为能如此延续3年，太古、怡和就会因竞争带来的巨大损失而自动退却。此外，为了鼓励属下的斗志，他把战胜太古、怡和作为主要考绩标准，以此要求各分局总、会办竭尽全力多揽客货，改善经营，在竞争中取胜。
在跌价竞争一段时间后，太古、怡和见无法战胜招商局，只好又回到谈判桌前，与招商局重开谈判，签订第三次齐价合同。这是盛宣怀靠增强实力，以斗争求和谈策略的胜利。
齐价合同签订后，在执行合同过程中，盛宣怀仍然毫不妥协地与太古、怡和破坏合同的行为作斗争。当太古、怡和派人与盛宣怀商议“应公派一洋人查账”，并拟派他们的私人时，盛宣怀坚决予以拒绝，说“此事不应以私人充当，必须三家公司保举信其公正无私方能公请查账”，从而击破了太古、怡和欲借此营私并掌握招商局账目大权的阴谋。盛宣怀始终警惕着对手是否有违反齐价合同之事，曾查出太古私自降低运费的行为，向其表示了抗议，说如“太古强词夺理，即与散去合同亦属无妨”，迫使太古、怡和再不敢无顾忌的任意违约。
齐价合同执行不久，即产生了实际效果。光绪十六年（1890年），当三家跌价竞争时，招商局当年赢余为2.08万余两，第二年降至1.7万余两。而执行新合同的第一年，即光绪十九年（1893年），招商局净余27.64万余两，此后更是逐年增多。招商局面值百两的股票，也由光绪十六年的50两左右，上涨到光绪十九年的140两以上。这也就是盛宣怀极力促使招商局与太古、怡和竞争并签订齐价合同所起的作用了。
除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公司外，在长江上还行驶着不少不属于这三家垄断联盟的船，即“野鸡船”。对“野鸡船”，盛宣怀的政策是使其无利可图，逐步就范归并。所以他让招商局采用各种手段排挤“野鸡船”，并设法吞并或邀其入伙，以减少竞争对手，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由于“野鸡船”大多是外国洋行企业的轮船，盛宣怀这样做，也起到了保护民族航运业的作用。（5）创办内河小火轮船运
在招商局督办任上，盛宣怀还做了一件利商利民利国的大事，即倡议设立航行于内河的小火轮航运公司，以发展内河轮船航运业。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出于避开洋人、到内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商业以致富强的考虑。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兼任山东登莱青道，第一次正式出任道台之职。有了自己的辖区后，他开始实践自己设河内小轮航运的梦想。在先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盛宣怀又做山东商人和山东巡抚的工作，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赞同，巡抚也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样，中国内河小轮航运业，首先在山东省出现并很快发展起来。由于这一举措十分有利于商品运输和交流，便商利民，所以深受人们欢迎。盛宣怀见它有了初步成效，加速了商品流转，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遂想把它从山东推广开去，以至全国。
广东和台湾首先推广开办内河小轮航运。在广东，盛宣怀打算先行举办佛山、三水、肇庆等地的小轮航运，并为此亲自拟定《粤省内地江海民轮船局章八条》，决定在资本40万两中，由招商局出6成，粤商出4成，使之既成为招商局分支机构，又照顾到地方绅商的积极性。肇庆等地通航后，盛宣怀又将下一个目标定在梧州。梧州通航后，当地出产的药材得以外运，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十分有益。
台湾的内河小轮航运是在盛宣怀建议之下，由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下令举办的。台湾为此专门设立了商务总局，负责轮船航运。该局与招商局采取了“外合内分”形式。“外合”即表面合起来，以对付太古、怡和两公司，因这样就不会受到“野鸡船”的对待，使两公司无法挤垮它；“内分”则是在台湾商务总局另立账簿，实行独立核算。“外合内分”是盛宣怀的主张，既对招商局有利，更促进了台湾民族航运业的独立发展。
在盛宣怀的大力倡导下，内河小轮船航运扩展很快。光绪十七年（1891年），专门设立了粤港渡轮公司，成为太古、怡和的有力竞争对手。光绪十八年（1892年），盛宣怀指示厦门招商分局设立福建泉漳两郡民轮驳船公司，把内河小轮航运推广到福建省。
在督办轮船招商局的同时，由于李鸿章的提携，盛宣怀的官位也逐步上升。光绪十二年至十八年（1886～1892年），他任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二年（1892～1896年），他任天津海关道，这一重要官衔成了他大发迹的起点，也为他进一步经营洋务派其他企业创造了更好的条件。5.矿业经营失利，电信经营成功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这之后，洋务企业又向其他方面进一步拓展。在工业生产领域，首先兴办的是矿业，即煤炭、金属矿的开采和冶炼。这是由于军事工业的发展和轮船航运的兴起，极需金属原料和燃料的缘故。在兴办矿业的热潮中，盛宣怀积极参与其事，成了矿务企业的创业者之一。
光绪元年（1875年），盛宣怀开始经营湖北省广济、大冶煤铁矿，该矿是清政府最早用洋法开办的3个煤矿之一。盛宣怀之所以热衷于此，乃在于此时各制造局和招商局轮船需煤甚多，煤之销路甚好，另外也可由此“敌洋产”，减少外国煤炭的进口。李鸿章对盛宣怀办湖北煤铁开采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期望甚高，他想把湖北作为办矿典型，成功了再向其他地区推广。有李鸿章做后盾，盛宣怀对湖北矿业建设自然尽心尽力。
在筹备湖北煤铁矿的过程中，盛宣怀在官办、商办还是官督商办问题上，费尽了心思。他已有办轮船招商局的经验，深知这个问题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前途。思前想后，他认为湖北矿务以仿照招商局的官督商办形式为宜。在当时形势下，官督商办是切实可行的，有利于发展民族工矿业。盛宣怀以这种形式招徕资本，很快就得到10万巨资。不久传出消息，说政府欲将湖北之煤厂归并于轮船招商局。闻此讯，盛宣怀十分焦急，他上书李鸿章反对归并之事，认为这样做势必导致湖北煤厂的失败。为了保证煤厂的顺利开工，最后盛宣怀只好提出非其本意的官办一法，以求尽快获得政府的批准。经过一系列努力，政府终于正式批准成立官办的湖北煤铁开采总局，该局于光绪二年（1876年）初成立。
官本官办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盛宣怀在解决于由官督商办改为官本官办的问题后，抓紧进行开办矿厂所需做的工作。首先是物色矿务人才。用西方先进技术开采矿产，在当时的中国系首创之事业，盛宣怀本人对开矿也毫无经验，必须有专业矿务人才协助他，才能做好从勘矿、采矿到生产加工的一系列工作。所以盛宣怀急切地托人物色矿师，并予重金聘请。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到处寻找有关矿务的书籍，以期略知其理，从外行变为内行。经人介绍，他先聘请了洋矿师马利为师，在发现该人技术平平后，便毫不犹豫地辞退掉，又聘请了英人郭师敦。郭不仅精通矿务之学，而且懂得机器原理，令盛宣怀非常满意。
专业人才找到了，接下来就是积极勘矿、开采和冶炼了。盛宣怀的指导思想是“先煤后铁”、“以铁为正宗”。本着这一原则，盛宣怀在兴济探煤的同时，又派矿师到大冶勘探铁矿，并决定到外国购买新机器，用洋法开采和冶炼。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勘探终于有了眉目。光绪四年（1878年），盛宣怀亲到大冶勘查铁矿，经与矿师反复切磋，证明该矿铁的蕴藏量丰富，极有开采价值。同年炼出铁样，质量令人较为满意。
大冶铁矿已勘查清楚，下一步就该采矿冶炼了，但此时查明原勘的广济煤煤质欠佳，煤层亦薄，满足不了炼铁之需。新找到的荆门当阳煤倒很合适，不过采掘起来，所需资金将大大超过原来估计的数字。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开办时，政府拨款并不很多，此时已用去一半以上，要把荆门当阳煤矿办起来，靠现有经费根本不够，政府又不可能增拨经费，所以盛宣怀主张招商办理，把官办改为商办。李鸿章同意盛的建议，盛遂于光绪五年（1879年）结束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另开办荆门矿务总局。荆门矿务总局招股开矿并不顺利。开局之初，只招到5000股，即银5万两，距离煤铁同办需款数十万两之额相差甚远。盛宣怀只好决定先用土法采煤，洋法炼铁，但铁矿需待煤无匮乏之虞时方可开设。至于规模，则由小而大，由浅入深，慢慢扩充。程序和规模既定，荆门煤铁矿开始经营。一年多之后，再次招股，由于该矿经营不善，运输困难，成本昂贵，无利可图，故认购股票者寥寥。资本不足，荆门煤矿未能扩充，大冶熔铁炉也未能开办，预期目的没有达到。于是李鸿章下令裁撤荆门矿务总局。盛宣怀赔垫了1.6万余串钱，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始结案。
湖北煤铁矿被裁撤之时，正是国内掀起投资办矿热潮之际。盛宣怀虽办矿失败，但他没有气馁，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又投入了这个热潮。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各省矿产开采大都与他有一定的联系，或曾率矿师勘踏，或有股份在其中。他亲自创办的则为山东和辽宁金州等矿。光绪八年（1882年），他率矿师到山东登州等地勘查金属矿藏，随后又到辽宁金州勘查煤铁矿；与此同时，他还着手招股20多万两，集资顺利。但在金州矿筹办过程中，由于他与矿师意见不一，加上各种困难，一时不能按预定计划进行，矿股难以获得，他遂把十余万两的股资移入自己正经办的闽浙电线工程中。此举股东们并不反对，但遭到政府的指责，并给予盛宣怀一定处分。
盛宣怀创办的矿业涉及到煤、铁及其他各种金属矿，成功率并不高，有些不能善始善终，半途而废者较多。尽管如此，他毕竟在中国近代矿业建设中起了开路先锋作用。
中国近代的电信业的第一块基石也是盛宣怀奠定的。电信业是近代社会的血脉，尤其为商务、军务所必需，因而久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所垂涎。他们根据不平等条约得到在通商口岸敷设海线权利之后，又觊觎陆线。60～70年代，俄、英、美、法等国先后向清政府提出在中国架设电线的要求。1865年，英国人未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在上海架设陆线12英里。1875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又擅自在福建架设陆线。这些行径虽然为中国民众百姓自发性的抵制所阻止，但是，盛宣怀认为，只有中国发展自己的电信业，才能真正遏制外国势力对中国电信业的渗透。他说：“伏念各国交涉常情，凡欲保我全权，只争先人一着，是非中国先自设电线，无以遏其机而杜其渐。”字里行间，表达了自办电报业以保国权的主张。1880年，经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在这年4月从天津、上海两头同时架设“南北洋电报”。10月，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12月竣工。盛宣怀担任电报总局总办，尽力向全国发展架设电线。
盛宣怀经营电线电报业，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这首先体现在他所拟定的《电报局招商章程》中。他从“必先利商务”这一根本目标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措施。如在官股与商股的关系上，“官”需对“商”“护持”，从天津到上海近3000里电线经费20万两，官商各半，但“利息出入全数归商”，官本10年之内不提利息，10年之后才同商本一律起息，息金仍存局作为加添官股；在维护企业自主权方面，规定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且要先付款后发电，而且电报局内部管理，一概按经商原则，“官”不得干预，等等。在具体经办过程中，盛宣怀十分注意抓电报人才的培养，他专设了天津电报学堂，而且不断增加办学年限，培养了为数不少的专门人才，对促进中国电讯事业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此外，盛宣怀还要求电线材料免税，电报局用人“不得徇情滥收”，巡警沿途保护电线，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有一定之规。所有这些，都基本符合近代企业的赢利原则。
以赢利为原则办企业，必然要同竞争对手发生冲突，电报业主要是同丹麦大北、英国大东两家公司发生矛盾斗争。盛宣怀以维护主权为基本原则，抵制这两家外国公司的侵权行为。经反复交涉，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与其签订了齐价合同。这一合同基本是平等的，对半殖民地中国的电报业而言，并无不利之处。齐价合同订后，中国电报局年收入达200多万元，除维持正常开支外，尚有节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签订了第二次齐价合同，此后收入更是逐年增加。可见办电报已起到了“分洋商之利”的作用。
除津沪电线外，盛宣怀在总办电报局期间，还在不少地区推动架设了大量电线，极大促进了中国电线电报事业的发展。光绪八年（1882年），盛宣怀办理苏、浙、闽、粤等省陆上电线，次年办长江线；光绪十至十一年（1884年～1885年），因“海防吃紧”，设济南至烟台线，随又添至威海、刘公岛、金线顶等地方；光绪十五年（1889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至吉林、珲春没线。另外，济宁至开封、沙市至襄阳、襄阳至老河口、西安至老河口、武昌至长沙、长沙至湘潭、醴陵、萍乡等线，也都是在盛宣怀主持下兴建的。除这些干线外，盛宣怀还促进兴建了更多的支线，适应了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电线电报建设达到高潮时，全国电报商线纵横达数万里，有电报分局100多处。6.任职海关道、设立华盛织布总厂
九年（1883年）春，李鸿章回合肥葬亲。法国侵略越南，中法关系骤然紧张。清政府命李鸿章驻上海，统筹全局。盛宣怀参与机宜。七月，李鸿章回直隶总督署本任，盛宣怀随同抵天津。李鸿章计划兴办海军，盛宣怀缮具条陈，得到赞许。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调盛宣怀赴广东办理沙面案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奏调盛宣怀赴福建重用，李鸿章上《奏留盛宣怀片》，称盛宣怀精明稳练，智虑周详，于交涉重大事件，洞悉症结，是以经办数事，刚柔得中，不为挠屈，历著成效。今之熟悉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生隔阂，究之洋务与吏治，不应分为两途，盛宣怀施措咸宜，经权悉协。李鸿章曾保荐他堪胜关道，兼备使才，如试以通商繁剧之地，历练数年，当能宏济艰难，缓急可恃。盛宣怀认为李鸿章是他毕生第一知己，更加感激自励。五月，李鸿章奏准盛宣怀署理津海关道。海关道任内，盛宣怀挪金州矿款以济闽、粤电线之急，部议为办理含混，铺张失实，科以降级调用处分。左宗棠初入军机，正奏保盛宣怀才堪大用，乃再请查明妥议。李鸿章、曾国荃奉命复查，为盛宣怀辩解，改为降二级留任。
十一年（1885年）七月，盛宣怀管理电线成绩卓著，李鸿章奏请奖励，以海关道记名简放。盛宣怀请将招商局运漕水脚照沙宁船一律，并准回空货船免税，经李鸿章、曾国荃奏准分别依行。翌年六月，授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
十四年（1888年）七月，驻天津法国领事林椿奉其政府命令，至烟台与盛宣怀谈判云南、广东边界与越南北圻接线事件，十月，订立条约，经李鸿章奏准。十七年（1891年）五月，因倡捐劝赈，赏头品顶戴。十八年（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前后到烟台同法国驻天津领事林椿谈判滇、粤边界与越南北圻接线事件，订立条约；赴上海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齐价合同；在被焚的上海织布局原址设立华盛总厂，又劝告华商分设大纯、裕源、裕晋等纺织厂，李鸿章奏请以盛宣怀为督办。7.受光绪帝器重，督办铁路总公司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侵略朝鲜。盛宣怀曾建议仿欧洲瑞士之例，由数大国公同保护朝鲜，格于清议，未被采纳。他曾屡次要求起用宿将刘铭传，清廷初不以为然，事急召之，刘不出。还曾要求募德国军官，训练新军；购买快船，协助海军；李鸿章独喜用汉纳根，议遂中錣。盛宣怀奉委办理东征转运，有人参劾他采办兵米，侵蚀浮冒。李鸿章查复奏称：前敌军米奏明饬由直隶按察使周馥、道员袁世凯就近在辽宁采办，无从浮冒，至天津招商局北栈被火所毁，商米、杂货，均系客商存件，并无官米在内，盛宣怀无从侵蚀。在平壤战役中，盛宣怀五弟盛星怀阵亡，盛宣怀忧劳愤激，一病几殆。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马关条约》签订，盛宣怀以宿疾频作，未老先衰，阴有退志，屡请开缺，不准。后在天津创办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即北洋大学堂。
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刘坤一招盛宣怀至南京，商议新政条陈。随后张之洞约往湖北，商议铁路、铁厂等事。遂奏准由盛宣怀接办湖北汉阳铁厂，任铁路总公司。九月十三日，光绪帝召见盛宣怀，谈修筑铁路、练兵、理财、育儿等事。光绪帝倾听动容，说诸臣皆不知之，患在因循耳。次日，即命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补授太常卿。十二月初四日，铁路总公司成立于上海，奏明先造卢汉干路，其余苏沪、粤汉次第开造，不再另设公司。次年十二月，调大理寺少卿。8.排除干扰，创办中国通商银行
对银行的重要性，盛宣怀早有认识。在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后，他即向张之洞表示必须办起一家银行，同时他暗中向数十家富商大贾招股，得款300万两，以作为办银行的基础。
由于盛宣怀不断向朝廷上书要求创办银行，也由于张之洞、王文韶等权要人物的推荐，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清政府下令责成盛宣怀招集股本，开办银行。盛宣怀接受办银行谕旨后，立即着手组织董事会，选择各方面极具经济实力的代表8人为总董。这8人的身份使银行在筹集资本上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
银行筹建过程中，盛宣怀遇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在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扰，尤其是俄国人的兴师问罪；在内则有一些官僚掣肘。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清醒地认识到，要办成中国第一家银行，必须依靠朝廷的支持，而要得到此支持，则非争取官本投诸银行不可。为了打消一些商人怕引进官本造成后患的疑虑，盛宣怀特别指出，官款投向银行不是作为股份，而是暂借，与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情形类似。借人的200万两官款，可“作为生息存项”，6年为期，期满后或分年提还，或仍继续存下去。这种做法使银行既有官办作后台，又能令商人放心投资，不必担心官股的侵害。在官商之间，盛宣怀可谓调解得当，平衡有术。
经过盛宣怀的精心筹备，战胜了各种干扰，银行总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在上海成立，定名为中国通商银行。它是中国自己办的第一家银行。银行创设后不到一年，即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等地开设了分行，经营状况颇佳，做到了官商两利。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时，银行每6个月结账一次，除日常开销外，发给股东利银40万两，上缴户部利银10万两，在社会上也初步发挥了金融资本的效能与作用。这一切都与盛宣怀的不懈努力分不开。毋庸讳言，和经营其他企业一样，盛宣怀个人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
在大力开发矿务和创办银行的同时，盛宣怀还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即开办新式学堂，培养近代有用人才。盛宣怀在办企业的过程中，一直十分看重人才的培养，他深感中国缺乏新式人才而需雇洋工洋匠的不便，决心创办自己的学堂。随着他官职的上升和经济实力的步步雄厚，创办学堂的条件逐渐成熟，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设北洋大学堂于天津，即今天的天津大学前身。这是中国第一所大学。第二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即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另外，他还曾数次主持派遣留学生到美、英、德、日、比等国留学的工作。可以说，在人才的培养上，盛宣怀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9.为帝后咨政，倡东南互保
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附设译书院。开办中国通商银行。七月入觐，光绪帝连续召对两次，命递《练兵说帖》。盛宣怀认为康有为等将尽举吾国之政教、法制而变易之，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仓促南归，不久变法就告失败，盛宣怀认为政局难测。
二十五年（1899年）春，大学士徐桐奏称轮船、电报创立三四十年，获利不赀，而上不在国，下不在商，所称挽回利权者安在？大学士刚毅南下筹饷，先查轮船、电报两局。盛宣怀按照所参各节，逐条答复，刚毅据以上奏，并陈明常年报效数目。九月至京，受到慈禧召见，问是否可以多设制造枪炮局，盛宣怀认为不如就湖北局推广。不久，又奏递练兵、筹饷、商务等30条。十一月，慈禧再次召见，命暂时留京，备随时商询要政。
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又有人奏称电报局权利太重，请遴员接管。盛宣怀也上奏折，陈述历办情形，恳求将所管各局、厂一律交卸，以让贤能，俾释负荷，保全末路。清廷未准。盛宣怀仍留京会议洋货税则，并酌拟税厘并征事宜。四月，陈明前往上海考察货物时价。时值义和团运动风起，清廷下令沿江、沿海各省招拳民、御外侮。盛宣怀认为这是“矫诏”，命令各电报局只密呈督抚，勿声张。又电告各督抚勿转行，不然就会酿成巨变，两广、两江、湖广、闽浙总督都表示赞成。两广总督李鸿章在电文中，也有“乱命不可从”之语。当时，各国纷纷调动军舰，江海各口，人心惶惶，盛宣怀首倡互保之议，密电各督抚，又找上海各领事，约定在长江流域及苏州、杭州等地，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保护，上海租界中外商民生命财产，由各国共同保护。这就是《东南互保条约》。盛宣怀又电请下密诏平乱，并联合各督抚电请特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速定大计，共筹补救。李鸿章奉命入京议和，经过上海时与盛宣怀密谈两天，说出了“和约定，我必死”的心里话，认为议和时机尚未成熟，决定由陆路北上以拖延时间。李鸿章约盛宣怀随行，庆王奕劻又专电奏调盛宣怀襄办和约。刘坤一、张之洞则函电坚留盛宣怀，不让北上。盛宣怀犹豫不决，问计于其父盛康，盛康认为时局如斯，宜退不宜进，盛宣怀乃决定留在上海。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会办商务大臣（商务大臣为李鸿章），驻沪办事，承认上海一隅为集中地，盛宣怀又为之枢纽。十一月，补授宗人府府丞。
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欲令盛宣怀管理财政，袁世凯非常赞成。慈禧对荣禄说，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荣禄说现在理财、交涉等事，仗着他处很多，目前交涉要紧，令其在上海办事，诸多方便，内用不妨且缓，遂作罢。八月，盛宣怀被任为办理商务事务大臣，议办通商各条约，改定进口税则一切事宜。李鸿章在京谈判和约，诸被束缚，殚心降志，愤郁致疾，写信给盛宣怀说，时危事棘，岂余衰暮所能堪，此中补救，惟执事是赖。一个月后，李鸿章病死，盛宣怀悲感劳瘁，骤发痰症，电请乞假调治。十一月，慈禧懿旨：宗人府府丞盛宣怀赞襄和议，保护东南地方，著赏加太子太保衔。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盛宣怀任工部左侍郎，奏设勘矿总公司。九月，盛康病逝，盛宣怀电请开缺守制。清廷仍命盛宣怀一手经营卢汉、粤汉铁路总公司及淞沪铁路诸事宜。十一月，继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到上海吊唁盛康之丧，以与盛宣怀商议电报局、招商局问题，盛宣怀表示：电报局宜归官有，轮局纯属商业，可易督办，不可归官。我本不愿利权久操，为世指目。袁世凯回京与荣禄商定，另简电政大臣，改官办而不还商本，轮局亦由北洋派员接管。二十九年（1903年），盛宣怀应袁世凯之约北上，襄办慈禧与光绪帝谒陵大差。三月初十日，慈禧与光绪帝召见，说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10.创红十字会，主政轮船招商局
三十一年（1905年），盛宣怀与上海绅董创设红十字会，加入瑞士总会，中国遂拥有红十字会主权。十一月，电奏将上海铁路总公司裁撤，并归铁路总局唐绍仪督办，以专事权。铁路大权遂转入袁世凯的亲信、以唐绍仪为首的交通系。
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盛宣怀奉命与吕海寰赶紧商定加税免厘一事，吕海寰旋任外务部尚书，清廷即命盛宣怀会商袁世凯、张之洞妥速筹议。十一月，奉旨入京，慈禧召见，对盛宣怀说，苏杭甬路事发生风潮，或言英国要下旗撤使，或言百姓要抗粮拒官，特召汝来，解此一结。命盛宣怀随同外务部妥筹办理。
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右侍郎。该部主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前三项皆为盛宣怀创办。乃命下三日，仍以商约原差又令前往上海，他向慈禧陛辞，慈禧问他何故又要离京，盛宣怀知道支他往上海不是慈禧的意思，不敢多言，唯唯而已。慈禧还说：我有物赏汝。但退朝之后，并无赏物。他认为这也是因为有阻挠者。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奏折上后，慈禧对他说：藏富于商，乃是正办。盛宣怀于四月赴日本就医，考察厂、矿、银行，并与日本元老伊藤博文、松方正义等研求宪政、币制，参观公、私图书馆。十月，在神户知道慈禧与光绪帝先后病死，随即起程回上海。
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轮船招商局董事会成立，选举盛宣怀为会长。盛宣怀认为备员邮传部而归商选，似于体制非宜，电邮传部婉却。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等劝他担任。
二年（1910年）正月，清廷派盛宣怀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摄政王载沣罢黜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后，逐渐起用盛宣怀。七月初十日，盛宣怀到达北京，赴邮传部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十九日，浙路总理开缺，江西提学使汤寿潜电称盛宣怀为苏浙路罪魁祸首，不应令其回任，请收回成命，或调离路事以谢天下。清政府将汤寿潜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十二月初六日，盛宣怀替代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为邮传部尚书。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左侍郎，吴郁生为右侍郎。三年（1911年）四月，内阁改制，各部行政长官同负国务责，盛宣怀由本官简授邮传大臣。11.辛亥革命后，总理汉冶萍公司
在袁世凯夺走招商局和电报局时，盛宣怀剩下的主要企业为汉阳铁厂，他决心扩大经营该厂，并准备建立一个煤铁联营公司，想以此在工商界站稳脚跟。
盛宣怀早有将煤铁厂矿合为一体的构想，并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大力经营萍乡煤矿，采煤炼焦，为汉阳铁厂提供燃料。他先招股110万两，并向德商礼和洋行借款400万马克，用做建厂开矿费用。3年后因需建铁路运煤，又增招股份200万两。有了充足的资本，萍乡煤矿建设与开采的速度都比较理想，汉阳铁厂的燃料供应也不再有匮乏之虞。
燃料问题解决后，盛宣怀又进一步解决了汉阳铁厂所产钢铁的质量与数量问题。原来铁厂所制造的铁轨质量不符合标准，影响了产品销路。盛宣怀便派该厂总办李维格偕同在厂工作的英、德工程师、矿师赴欧洲考察炼铁新法，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质量难题。盛宣怀又采纳了李维格的建议，为铁厂购置了新式机器，改建了高炉。经过数年努力，工厂生产出了高质量的钢铁产品，产量也不断增加。
在萍乡煤矿开掘顺利、汉阳铁厂大有起色之后，盛宣怀认为煤铁厂矿联合起来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实现自己煤铁生产合为一体的夙愿了，于是他开始筹办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盛宣怀上奏朝廷，请求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建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很快，清政府批准了这一请求，汉冶萍公司正式成立，改督办为总理，盛宣怀出任第一任总理。
汉冶萍公司的成立，适应了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持续发展的需要，对钢铁工业的发展十分有益，对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也给予了较多的满足。从公司建立前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年产情况看，无论是生铁、钢、铁矿石还是煤炭，产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铁路、桥梁、轨件等订单应接不暇，生产和销售都呈兴旺之势。
然而，汉冶萍公司的兴旺，并不意味着盛宣怀组建公司的目的之一“挽回中国利权”的实现，因为内里已潜伏着为日本资本操纵的危机。日本资本家早就看中了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在汉冶萍公司成立前就想方设法向其渗透，先排挤走了德国在汉阳铁厂的势力，又以贷款引诱盛宣怀，企图把大冶铁矿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向外国借款，盛宣怀是相当谨慎的，生怕会被外人乘机控制。但在袁世凯夺去招商、电报二局，大冶矿和汉阳厂失去资金来源的情况下，盛宣怀不得不向日本借款，从而一步步进入日方设下的陷阱。汉冶萍公司成立前，盛宣怀已向日方借了5笔款项，将近7印万元。这些借款大都附有较苛刻的条件，更有利于日本势力的渗入。汉冶萍公司成立后，盛宣怀借洋债的数目比以往更大了，而且债权为日本独有。到辛亥革命前夕，仅仅3年，即向日本借款1200万日元左右，是前5年的两倍以上。日本之所以能在汉冶萍取得这种特殊地位，在于它采取了紧紧抓住盛宣怀的方针，它以共同抵制西洋为名，排挤欧美国家在汉冶萍的势力，并引诱盛宣怀坠入设下的圈套中。
汉冶萍公司成立不久，盛宣怀曾去日本从事煤矿等企业的考察。日方乘机对他进行拉拢，钢铁、煤炭等企业的领导人反复向他宣扬中日合作，共同抵御欧美势力，并对他及汉冶萍公司极尽夸赞之能事。盛宣怀受宠若惊，加之早有防范欧美侵略势力之心，遂表示中日同文同种，应互相帮助，并决定卖一部分生铁和焦煤给日本。日本见盛宣怀上了钩，就开始利用大量贷款的优势排挤欧美。盛宣怀几次与欧美商谈贷款和出售生铁、矿石事宜，均因日本代表从中阻挠而作罢。另外，日本还千方百计保护盛宣怀，不使他垮台，以能更有效地利用他。盛对日本的图谋不惟不警觉，反而感激涕零，对日本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
盛宣怀对外国经济侵略的态度从斗争到妥协的转变，与他官阶不断晋升、商人的成分愈益减少有关。他的企业愈到后来资金愈靠外债，而不是靠商股，他个人还从经手借外债中获取了可观的“手续费”。汉冶萍公司成立后，他的全部私产都投入了该公司，后来为了避免公司与自己资产发生纠纷与麻烦，他很想以借外债将自己的资产收回。日本的贷款填补了他抽回资金造成的空白，使他对日资越发依赖了。利用盛宣怀的这些弱点，日本人步步逼近，逐渐全面控制了汉冶萍公司。辛亥革命时，有人描述日本与汉冶萍公司的关系时说，汉冶萍“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
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逃亡日本。不久，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发还给他曾被没收的财产。盛宣怀从日本回到国内。自此，他一心一意办实业，直到1916年去世。十、远见卓识的票号老帮：李宏龄
李宏龄，字子寿，山西平遥县祠村人。生于1847年，逝于1918年。李宏龄的先世以经商致富，后遭战乱中落。同治初，李宏龄在平遥县的一个钱庄里做伙计学做生意，刚学有所成时，钱庄却倒闭了。
家境的败落，加之工作的不顺利，李宏龄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立志要在商场大干一番。于是他一边抓紧时间读些书（他认为这对日后的经商有好处），一边寻找发展机遇。
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其地“当四达辐辏之冲，晋商汇号骤施于斯。”李宏龄在无意间听到当地与经商有关的一些口头语。比如，当地流传着：“头等才能子弟入票号，二等才能子弟入书房”，还有“家有三万银，不如票房有个人”等等。当时李宏龄还不是十分明白为什么人们都对票号如此情有独钟，但他认为，既然人们一致对票号如此的青睐，无疑说明票号有厚利可图。因此，李宏龄在心中暗暗立下志向：一定要进入票号。1.凭真本事，进入蔚丰厚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不知李宏龄从哪得到的消息，听说蔚丰厚票号要招伙计，李宏龄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不能错过。于是他便去找同乡曹惠林，请他推荐自己。
蔚丰厚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介休北贾村侯氏，资产很雄厚，总资产达七八百万银两，侯氏所开办的票号、商号“几遍行省”，这些票号在当时都很有气派。但在用人上要求很严格，不但要有可靠的保荐人，而且要进行严格的业务考核，合格者方可录用。
李宏龄到了曹惠林家说明自己的来意。曹惠林思索了片刻说道：“我可以保荐你，但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核，这一点来不得半点虚假。”其实曹惠林的言外之意是：保荐你没问题，但你是否能被录用就只能看你的真才实学了。
李宏龄是一点即通，忙答道：“只要曹先生能出面保荐我，其他的不成问题。”
经由曹惠林保荐，次日，李宏龄便去票号参加考核。考核的程序分为口试与笔试，首先是口试。
主考者是一个掌柜的。主考者神情严肃地问道：“为什么你要住票号？”“因为票号有出息，能顶生意。”李宏龄不慌不忙地回答。
主考者接着问道：“票号要出远门，一去三年，你不怕？”“不怕。”“三年不准回家！”“不怕。”“不准告假。”“不怕。”“伙计也没银子，一年只二两。”“不怕。”
李宏龄对所有的提问都以“一口咬定”的果断语气，以简短的“不怕”二字来回答。
掌柜的不再问，只眯着眼看着他，带着笑。
口试结束了，接下来的是笔试。
首先考了珠算，接着主考者从笔简里抽出了一支笔，放在桌子上，说道：“你写几个字。”
李宏龄走近桌子，卷起袖口，拿起了笔，看了看笔尖，有好几个叉，这是写不出好字来的！李宏龄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笔尖，沉思了片刻，便把笔尖放进嘴里含着，再拿出来，那笔尖竟成了一个荷花骨朵，圆圆的、胖胖的、有一个尖。此时，主考者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明显的笑意，尔后即刻恢复了原有的严肃表情。
李宏龄取笔在砚台上舔了舔墨，然后举着笔，自言自语地说：“写什么呢？”“随便。”主考者说。
他眼珠转了几下，把纸铺平些，低着头，一个字接一个字地写下去，一气写出了八个大字：“厚德载物，丰我蔚号。”“哈哈哈……”主考者大笑起来，然后说道：“明天你就可以入住票号了。”
李宏龄经曹惠林介绍而入号，以他的才干，渐为主事者所器重，很快就从一个小伙计晋升为票号的分庄老帮的职位。曾先后担当过蔚丰厚票号汉口、北京、上海等分庄的老帮。
光绪十九年（1893），李宏龄被总号调往上海分庄任老帮。在他由京赴沪，途经扬州时，恰逢总号致电扬州分号，令扬州分号不得收上海之银，否则以违犯号规论处。而扬州分庄的款项大半来自上海，扬州分庄老帮白子直接到此来电后大为作难，他早闻李宏龄的名声，深知他经营有道，能随机应变，便求教于李宏龄。
李宏龄分析了形势后，对白子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市场形势变化多端，要以变应变，所以不一定事事死板地按总号布置的去做。做生意要考虑赔赚，这是恒定的第一准则，根据现在的形势来看，收上海之款有利可图，因此应该照收上海之银。”
但白子直仍犹豫不决，担心总号知道后责怪，畏缩不敢做主，说道：“如果总号知道后，说不定会受到严厉的处分。”
李宏龄慨然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做生意就是以机遇的把握来分高低上下的，谁能把握住时机，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不容放过，如果总号以违令见责，全由我一人承担，与扬州分号无关。”
白子直遂按李宏龄的主张，没有遵从总号的电令，而是照收上海之银。结果年终结账获利三万多两白银，总号接到账单，得知扬州获利，大加赞赏，殊不知原是李宏龄的主张所致。
可见，李宏龄经商很会看行情，只要看准行情后，该做的绝不放过，而且敢作敢当、气度非凡。这展现出了李宏龄随机应变的非凡能力，但对“机”的发现，正由于他对时局的准确把握及其目光的敏锐性。所以李宏龄经商能做到以变应变、因时制宜。这一点，即便对当代商人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素质之一。2.经营上海分号，积极挽救颓市
李宏龄抵达上海后，时值银市疲软，生意清淡，李宏龄便不辞辛劳地进行了市场调查。经调查得知生意清淡的原因是：因伙友对官款汇兑库费、平码等规定不很熟悉，因而不敢贪做。
李宏龄认为，官款汇兑利益肥厚，不可不贪，而零星汇兑，则可权宜收之。为了改变生意清淡的局面，李宏龄便亲自将库费及平码一一开列，并抄了数张，然后让伙友熟记。不久，上海分号在李宏龄的主持下，生意越做越旺，日益兴隆。
总号大掌柜侯星垣赞扬李宏龄说：“狼行千里吃肉，宏龄在上海大为出力，可嘉！”
光绪二十一年，清廷甲午战败，中日议和，大清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朝廷一时哪能还得起如此巨款！英、法、俄、德列强便乘虚而入，将这笔巨款转为四国借款，每年还本付息，一千二百万两，户部摊二百万两，各行省及边海关分摊一千万两。
这一千二百万两巨银，每年都汇往上海的海关，中国银钱流向更是南下的多，北上的少。
西帮票业生意，全赖南北金融调度，南北失衡，使其汇兑艰难。加之今年开市伊始，朝廷下了一道禁汇的上谕：禁汇北上京饷。这对西帮票号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江南之失，岂不近在眼前！
而江南一旦失去，西帮大势将不复存在！
蔚丰厚京号在崇门外草厂九条胡同，天成元京号在前门外打磨厂，两家离得不远。此时，李宏龄任蔚丰厚京号老帮，天成元的京号老帮是戴膺（字子寿）。李、戴两人都是很贤能的人物，而且他们气息相投，交情甚厚。
戴膺深知李宏龄在京师票界深受众望，而且对事态把握较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每遇大事总喜欢找李宏龄商议。
当时的政策环境及整个时局对西帮大势很不利，为此戴膺前去拜见李宏龄。
先要拿到京师的“晋省汇业公所”，由各家京号共同商定。李宏龄正是“汇业公所”的总董之一。
京师的汇业公所，即是西帮票号在京的行业会馆。
像所有行会一样，汇业公所也是对外联手共保，对内协调各号利益。金融行会，尤其还得及时议定汇兑行市、存贷利息、银钱价格之类。只是，西帮的会馆，常爱设在关帝庙。或者说，他们常常是先集资修建一座关帝庙，然后兼做自己的会馆。
关老爷是西帮乡党，以威武忠义的美名传天下。经常背井离乡、浪迹天下的西帮，敬奉关帝，一半是为思乡，一半是想祈求他威武的保佑。但西帮这样一敬，无形中倒给关老爷多了一个新谥：商家财神。于是，各商户也逐渐效仿起来，格外敬奉关帝，祈求财运。
京师的汇业公所，在京城东北的芦草园。这处会馆也是前为关帝庙，后为议事堂。关帝庙院中，建有华丽的戏台和观戏的罩棚。
会馆定例，在关帝诞日，以及年节、端午、中秋等佳节，举行同业集会，演戏开筵、酬神待客、联络同帮，也议定一些帮内大事，平时遇有急事，也来集议。
这次集议，本来是临时动议，西帮各京号的老帮，竟不约而同地全都亲自出动了，云集到芦草园会馆。可见大家对眼前死局，也是十分忧虑的。这中间，却有一个例外：惟独日升昌的梁怀文老帮没有到。
大家对梁老帮不到，大感疑惑，纷纷问李宏龄：此次集议，就没有同梁老帮相商吗？
日升昌是西帮老大，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宏龄说：“哪能不先请教梁老帮？我登门拜见时，他说准要到的，我们还是再等一等吧！”
李宏龄见等不来梁老帮，就先带了大家，往关帝神像前敬香、祭拜。拜毕，进入后院议事堂。
李宏龄和戴膺向众人分析时下局势，陈说厉害，最后决定通过向小商户放贷来救市，以此挽回西帮劣势的方法，众人皆赞同，于是公议了一个较低的放贷利息。议事完毕，又摆了筵席，众老帮闲谈了一会儿，便各自散去。
散席后，戴膺有意迟走一步，单独问了问李宏龄：“梁老帮不来，会是什么意思？”
李宏龄说：“梁老帮今日不来，是事先说好的。”“为什么？我们所议之事，他都不以为然？”“那倒也不是。对设法救市、扭转死局，梁老帮也是甚为赞同的。只是，对做小额放贷，感到不大好办。他倒是无所谓，只是怕总号怪罪，挂着‘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招牌，做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只怕总号要骂他。所以，他就没有出面，免得扫大家的兴。”“在这非常之时，做点小生意，就不能‘汇通天下’了？还是不肯放下架子。”“梁老帮倒是说了，他的京号不会坐视，也要向相熟的一些炉房、钱庄放贷，和大家一起救市。他不来，只是留个向总号交代的口实而已。”
其实，日升昌京号老帮梁怀文没有去芦草园会馆见同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户部福建司的一位主事，那日正要约见他。这位主事刘大人与梁怀文一直有交情，所以也不好推辞。
那时代，中央户部设有十四个司，分管各省的钱粮财税。司的长官是郎中，其下是员外郎，再往下，才是主事。所以主事也不是很高的官员，但他往往很管事。所以，西帮住京的那些老帮们，也很巴结这些人。
梁怀文从刘主事处得知，朝廷已准许福建继续汇兑银饷了。并且刘主事还建议西帮各省的分庄以福建为例，劝说各督抚衙门上奏解除禁汇的命令。
那晚，梁老帮在告辞了刘大人，回票号的路上，他就想：刘主事透出的消息倒是个喜讯。朝廷禁汇才半年，就松了口了，正月，朝廷下了禁汇的上谕，他就知道禁不了。忽然梁老帮又想及同业的聚会，不知集议出什么结果。于是就决定先不回票号，直接到蔚丰厚，见见李宏龄。
梁怀文忽然夜访，叫李宏龄大感意外。正要张罗着招待，梁老帮连忙说：“子寿兄，快不用客气，刚从韩家谭（北京俗称的八大胡同）出来，路过，就进来了。倒口茶就得了。”“有些时候没见占奎兄了，好容易来一趟，哪敢怠慢？”“我说了，有口茶就得。我也坐不住，只跟你说几句话就走。子寿兄，叫伙友们都下去歇着吧。”
李宏龄明白了，就领了梁怀文进了他的小账房，要了壶茶，将伙计全打发开。
梁怀文向李宏龄讲了刘主事带来的好消息及建议。李宏龄认为此举甚妙，于是四下活动。
在李宏龄的主持下，西帮各地票号纷纷鼓动地方官员上奏要求解禁，事态还真像李宏龄所预言的，松了第一个口子，就能松第二个、第三个口子，最终朝廷收回了成命。3.虚心好学，经营票号有方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李宏龄奉令调往汉口做老帮。李宏龄每到一个新的商埠主持工作，从不急于放款求成，而是采取稳中求胜——先收款后放款的经营策略。所以他抵达汉口下车伊始，便命伙友将所有外放款项收回，放款容缓一步后再徐徐去做。事实证明了他这种先收后放观是正确的。
是年八月，汉口遭战乱，死伤数千，烧毁房舍货物无数，是百年未有之大灾。结果，不少商号因放款收不回而倒账，以致歇业。惟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庄在李宏龄的主持下，未受损失，营业照旧，获利丰厚。
李宏龄有此举，得益于前辈张微五的指教，当年，张微五曾对李宏龄说：“凡改住码头（分号），前任所放款均宜收清，以后再徐徐去做。”李宏龄谨遵前辈之言，使其受益不浅。
所以，李宏龄事业有成不仅在于他能灵活行事，与他虚心好学也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对当代的商人来说仍有借鉴价值。
1900年，庚子事变，西太后、光绪帝西逃，京师陷落后，京官走上海者纷纷持京师票券要求在沪兑换银两，而上海诸商号考虑到时局的紧张，皆不予兑换。
这时，李宏龄正主持蔚丰厚上海票庄。他认为由于时局的震荡，事出非常，应当照顾主顾的利益。当时很多人都对李宏龄的主张持异议。但李宏龄力排众议，酌量予以兑换，由是蔚丰厚票号名声愈显，生意愈盛。
李宏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主顾对商号，好比观众对演员。没有观众，演员无从谈起；没有主顾，也就谈不到商号。因此，主顾和商号，主顾是第一位的。商号要争取和吸引主顾，就必须对主顾讲信义。在这个基础上，主顾就会增多，生意也愈兴隆，达到“人己两益”。
显然，这也是李宏龄事业成功的法宝之一——顾客至上。
李宏龄的非常之举，展现了他讲信义的商业道德观。
信，就是诚信无欺；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李宏龄经商很注重信义观，从不欺诈他人，更不发不义之财，他以信义作为处世立业之本。
所以，“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是李宏龄经商的精神价值观的展现。
在山西商人中，由于受封建观念的影响，大多商人往往对经商所获利润不用在扩展业务上，而是把银两窖藏起来。李宏龄很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银两一旦窖藏起来，就会退出流通领域，成为“死钱”，“死钱”从某种意义上说便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相反的，如果把经营所获之利用于扩大再生产，就是“活钱”，能产生利生利、钱生钱的效应。所以，他主张把所获利润用在扩大业务上。
西逃的两宫太后于1901年8月17日到达山西太原。上至太后皇上、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还有护驾勤王的将士，两宫一行有数千人之巨。一个这么庞大的流亡朝廷，全照京中排场讲究起来，山西藩库怎么能支应得了！
虽然朝廷下了急谕；令各省将上缴的京饷，交给当地的西帮票号，火急汇至山西的祁、太、平总号。再由祁、太、平各号提银交付朝廷。其实，就是让西帮九家大号，开通汇路，即行收揽京饷，接济朝廷。
可各省的京饷，杳无音信。只是在八月二十日，日升昌总号收到湖南藩库电汇来的十一万两京饷，除此之外，再没有动静了。
西帮各大号的驻京老帮，也陆续来到太原。为把握时局，彼此少不了聚会计议，俨然将京师的汇业公所搬到太原了。李宏龄自然也在太原省号。
李宏龄见各省是如此态度，对时局的忧虑加重了。但从太监管道打探到的消息，却是西太后对太原行宫甚为满意，已铺派开，过起了京中的宫廷日子，看不出有急于要走的样子。
难道西太后真要在太原驻銮，静待收复京津？
李宏龄和戴膺、梁怀文三人凑在一块商议各省都不上缴京饷，而山西藩库又支应不了多久，那么朝廷很快就会捉西帮做冤大头。于是三人商议通过向官员太监哭穷，以使西帮脱身。并且借重堪舆之学，说晋阳已非吉地，龙脉早断，奏请朝廷早离山西。
就这样，三位京号老帮秘密议论起“驱銮”之策来。
可怜位处至尊的朝廷，这时居然落到谁都不想供养的境地，分明已到亡国的边缘。西帮这几位精英人物，也如此无情，倒不尽是太重利，实在是目睹官场的无情和无能，不愿给他们做冤大头。官场中食俸禄的大员小吏，平时谁不是把忠君报国挂在嘴边，可到了这真需要忠君报国的要命时候，连个靠实的人影儿也逮不着了！随扈的一班大员，除了排场不减，什么好招数也想不出来；各省高官呢，又口是心非，只顾打各家的算盘。西帮不食一厘官禄，倒给他们充大头？哪会那么傻！
在李宏龄等几位京号老帮的周密策划下，最后终于“驱銮”成功，这使西帮松了一口气。
光绪二十九年（1903），李宏龄回到北京，一友人对他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贵票号怕战乱受损失，曾预先将数万银两起运回原籍，不想镖银刚出彰义门，就被歹徒抢掠而去，损失惨重。我想当年若是老弟在京主持，断不会将这么多的现银运回山西，而是在京接济众商，这样时至今日，生意变化将无穷矣！”
友人的肺腑之言，再一次有力地证实了李宏龄将经营获利用于扩展业务的经营观是很具有科学性的。
李宏龄能想常人不能想，做常人不能做之事，而且善于把握行情、灵活应对、因时制宜，这是李宏龄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光绪二十九年（1903），李宏龄主持蔚丰厚票号京师分号时，市面因讹言蜂起，人们纷纷向炉房提兑现银，出现了严重的挤兑现像。如果不能解决挤兑现像，炉房旦夕即败，政府忧之无计。
所谓炉房，即冶铸金银业者，票号及商号都有银存放在炉房。面对京师炉房所处的困境，李宏龄并没有盲目的“釜底抽薪”，加入挤兑者的行列，而是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他认为：如果炉房因挤兑而破产，必将产生连锁反应，进而影响整个市面，整个市面的下滑一定会影响票号的生意，票号的生意一旦萧条，再想柳暗花明，势必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周期。如果真出现这样的结局，损失将不堪设想。如果能想办法帮助炉房度过这次难关，就可以完全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因此李宏龄便四处奔走说服同行，同行听了李宏龄的分析，权衡其间的利害关系，认为李宏龄说的很有道理，同意与李宏龄联手出巨资接济炉房，市面才得以稳定。
李宏龄这样做，避免了因连锁反应而带来的“一损全损”的惨局。可见，李宏龄不仅考虑本号的利益，而且顾及与本号发生业务关系的单位的利益。李宏龄这种具有整体全局观的多赢理念，使得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光绪帝和西太后两宫先后去世，银市动摇，炉房再次发生危机，李宏龄再次带头出面，又一次联合同业给予支持，稳定了银市。于是，京师农工商各界“莫不交口颂君才贤”，李宏龄独以任侠、识大体，名震京师。4.针对票号弊端，首倡票号改革
正当票号业务繁盛之际，却遇到了新的困难。
首先是来自现代银行的挑战。
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公元一九一一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十七家。他们所拥有的资历虽各不相同，但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便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
掌握中国通商银行全权的盛宣怀就说过：“惟承汇官商款项，必须格外迁就招徕”，“通商银行不赚亦要收，况西号（按：指票号）亦未必有此章程。”
显然，通商银行是针对票号而争夺汇兑业务。
此后，盛宣怀又恳求清政府“敕下户部通行各省关，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有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有汇解”。经过盛宣怀的多方拉拢，使通商银行在官款的收存和汇解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数额。
之后，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和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立。他们利用清政府的特权，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户部银行总号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库伦、恰克图、张家口、烟台、青岛、营口、奉天等地都设有分号。
公元一九○六年，清政府批准，凡设有户部银行分支行处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接着，在《议改各省解款章程》中规定：“凡各省如有应行汇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总交京师，其未设银行之处，暂仍其旧，待银行成立之后，再改新章”。这些规定严重地影响了票号的汇兑业务。
通商、户部、交通银行利用各自所握的权力，在汇兑业务上因利乘便，有力地削弱了票号一向占有的优越地位。
据统计，公元一九○六年票号汇兑公款额达二千二百五十余万银两，其后逐渐下降，到公元一九一一年只剩下五百三十万银两，几乎减少四分之三以上。
其次，外国在华银行也极力与中国票号争夺汇兑业务。
从二十世纪初始，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年汇兑额约一千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占一半，中国钱庄银号经办的约占百分之三十，而票号经办的只占百分之二十。江西巡抚李勉林曾说：“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按：指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有。”
所以，国内银行和外国银行势力扩展对票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票号经营渐见困难。
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要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否则将会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所以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也就是说票号大势已去，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
李宏龄便与游历过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等一起，联合京都祁、太、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银行。同时致电各地票庄，征求意见。各地票庄纷纷来函，表示响应京都票庄的建议，要求改组票号。
后来，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记述这件事情的经过时说：“宏龄自幼肄业票庄，目睹时局至此，非改组银行，无以收权利平等之效。适戊申（1908）春驻京师，与渠楚南学士返里，复亲莅函总号，开陈利害。”
京都各票庄在李宏龄的带头下，也联名致函总号，陈述改革银行的必须。
李宏龄在致函总号的同时，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其内容如下：①每家各出资本三、五万两，作为有限公司。②集股本五百万两，每股一百两，每月四厘行息。③银行应名为晋省汇丰银行，悉遵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④银行成立后，除内地繁盛各处均占分庄外，可渐推及各国商埠，以保本国利权。
但是，总号领东毛鸿岁羽长期住在平遥县，思想保守，意在维持现状。于是，李宏龄等发动的票号改革，由于遭到了以总号领东毛鸿岁羽为首的守旧者的极力反对，使之最终成为美丽的肥皂泡，破灭了。
李宏龄善于观察形势，当清末社会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发生危机时，他针对票号的弊病，率先倡导票号改革。当票号改革计划遭到守旧者的破坏而未果时，他质问道：“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愤而著述《同舟忠先》、《山西票商成败记》等，详细论述了票号改革的思想、计划和经过。晚年，闲居故里，卒于家。
虽然李宏龄的票号改革失败了，但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欠缺，实在是手中无权，办事难，难于上青天啊！
李宏龄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老帮期间，值时局激烈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两宫去世等事件。所以李宏龄虽是个商人，但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观察事物敏锐，对时事有一定了解，具有进取精神的商人。
李宏龄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具有一定的认识。这一点，在他所著的《山西票商成败记》便展现出来。该书说：“遇倒账，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此各挟势务以凭陵，如丁未营口东盛和之事，银行收十成而有余，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尚何公理之可言哉？”
一个封建社会的商人，能对封建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作出如此深刻的分析，的确是很不简单的事。当然，他的这一思想认识，与他平时好学，了解世界形势是分不开的。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在时局变故面前，一些商人常因经营失误而导致失败。但李宏龄却能独具远见、应付自如，其主管之票号，具有改革思想，代表了当时商人中的进步思潮，因此，不仅能免遭损失，而且能够增值。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尚可“聊以自慰”。十一、近代中国杰出的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1.荣氏兄弟事略：面粉垒起财富山
在烟波浩渺的太湖东北角，有一座幽静宁谧的江南城市——无锡。现代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有“面粉大王”与“纺织大王”之称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的家乡就在无锡西郊离城2.5公里处的一座江南小镇——荣巷。
荣宗敬（1873—1938年），又叫宗锦，号锦园；荣德生（1875—1952年），名宗铃，又称德生，号乐农。他们祖上的遗产传到他们的父亲手里时，仅有两间旧屋和10多亩田地。他们的父亲自1883年起到广乐官府衙门里做了10多年的幕友，稍有积蓄。两兄弟在十四五岁时，先后去上海钱庄当学徒。1894年冬，荣宗敬失业回家。一年之后随父在广东帮忙的荣德生也和父亲一起回到无锡。1896年2月，他们的父亲在上海南市鸿升码头开设广生钱庄。额定资本3000元，自出积蓄1500元，另招股1500元，由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为管账。不久，又在无锡设立分庄，荣德生任分庄经理。这是荣氏兄弟合作经营事业的开始。就在这一年的7月，他们的父亲病故，留下了遗训：经营事业，信用第一，开支要省俭，做事要稳重。在钱庄开业的最初两年里，盈利不多，合伙的股东因信心不足而退出。自1898年起，广生钱庄完全由荣氏兄弟独资经营了。这时正值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无锡、常州一带有较快的发展，钱庄的汇兑业务也日益兴旺。因而，到1901年，广生钱庄盈利额已达5000余两银子。
这是荣氏工业企业集团最初积累的原始资本。他们将这些资本用来办企业是以面粉工业为发端的。在风景秀丽的无锡梅园山顶上，陈列着8个巨大的旧石盘。如果把它们拼合起来，就是四部大石磨。荣氏兄弟的面粉工业就是在这四部石磨的碾动中诞生的。
荣德生在1899～1900年间曾应广东省河补抽税局总办朱仲甫之邀，任该局总账房，管辖着204种货物的过境税收。他发现，外国面粉作为洋人食品，可免收关税，因而输入量居所有进口货物之首。这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要是经营面粉业，肯定会大有赚头的。到了上海，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荣宗敬。兄弟俩竟不谋而合。原来荣宗敬在钱庄经营汇兑业务中，注意到买卖小麦的款项数额巨大，尤其是上海的华商阜丰面粉厂和英商增裕面粉厂用于购小麦的款项占了其中的一大半。可见，面粉业很有发展的前景。因此，荣宗敬对弟弟的想法深以为然。于是兄弟俩决计创办面粉厂。
主意一定，首先需要解决办厂的资金。应该说，光靠广生钱庄的盈利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这时恰逢朱仲甫卸任返沪。荣德生与他商量办面粉厂的事宜。他欣然表示愿意合股经营。资金有了着落，接下来就是筹建厂了。当时全国开办的机器面粉厂已有4家，即天津的贻来牟、芜湖的益新、上海的阜丰和增裕。贻来牟是我国第一家机器磨粉厂，建于1878年，规模不大，每年获利仅六七千两。阜丰和增裕厂的设备较为完善，利润也较为丰厚。荣氏兄弟想参观这两个厂，却遭到阜丰厂的谢绝。经托人说情，增裕厂才接受参观，但只允许在楼下粗粗浏览一下，而不能参观轧粉间。但是，荣氏兄弟经过这一番的观察揣摩，对面粉厂的生产环节有了大致的掌握，并了解到中国市场上流行的磨粉机器主要来自美、英、法三个国家。美国货最好，但价格昂贵，全套设备约需10万多元。如果以英国的机器，配用法国的石磨，只需2万元左右。1900年10月，荣氏兄弟迈出了筹建面粉厂的第一步：集资3万元，朱仲甫出资一半，荣氏兄弟各出3000元，其余招股9000元。朱仲甫负责向政府立案，荣宗敬负责订购机器设备，荣德生负责在无锡选定厂址，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等。
1901年2月，荣德生选定无锡西门外太保墩作为厂址，购地17亩左右，开始兴建厂房。1902年3月建成投产。荣氏兄弟给面粉厂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保兴”，寓有保证兴隆之意。这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工厂，仅有法国石磨4部，麦筛3道和粉筛2道。60匹马力引擎1部，雇工30多名，日产面粉300包，用麦130多石。然而，就是这一个简陋的小厂，为荣氏家庭企业集团的万丈高楼奠定了基石。
但是，保兴厂的面粉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兴隆走俏，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地人思想守旧，不愿改变食用土面的习惯；二是江南主食大米，面粉需求量不大。因此，保兴厂开工一年，获利甚微。这时大股东朱仲甫拆股退出，其他几个股东也存散伙之心。荣氏兄弟面对这些困难，办厂的决心仍没动摇。他们把自己的股本扩增至2。4万元，使之成为最大的股东，并进一步扩大招股，使全厂总资本扩充到5万元。他们还将厂名改为“茂新”，由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同时，他们针对产品销路不畅的原因，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派人到无锡各面馆、面店、点心店进行推销，先试用后付款，而且给予一定的回扣；二是物色到了与北方客帮关系稔熟的王尧臣、王禹卿兄弟，重金聘请他们打开北方的销路。采取这两条措施后，面粉的销路打开了。茂新厂充满着茂盛发达的新活力。2.乘机发展，成为面粉大王
1904年，由于东北境内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只能停产，交战双方都极需面粉，茂新厂出产的面粉在东北销量急剧上升，价格也直往上窜，每天可净赚500余两银子。结果这一年茂新厂获利甚丰，达6.6万两之多。
面对茂新厂良好的发展前景，荣氏兄弟决定扩大生产规模，购买新的机器设备。他们打听到美商恒丰洋行有美国新式磨粉机，且价格十分便宜，又有分期付款的优惠，就订购了10多部磨粉机，生产能力比以往提高了9倍，且面粉质量更好。为了创立名牌，树立良好形象，荣氏兄弟采用了“绿兵船”牌作为茂新厂生产的面粉商标，包装上也力求改进，所以这一年茂新厂盈利更佳。
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实行“新政”，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因此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民营企业纷纷创立，无锡也成立了民族工商业的管理机构——无锡商会，荣氏兄弟已成为无锡有名的实业家，自然也成为第一批会员。
茂新厂使荣氏兄弟赚了不少钱，把创办实业当作事业来追求的兄弟俩又开始准备新的投资。这次，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广大民众同样迫切需要的衣着工业。
1903年，荣德生在杭州的通益公纱厂参观。纱厂总管唐懿诚陪着他考察了生产流程，并详细介绍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况。回到上海后，与其兄荣宗敬商量后，决定出资招股，创办纱厂。
1905年7月，在上海北京路寿圣庵怡和洋行买办荣瑞馨举办的一次宴会上，荣德生提出到无锡办纱厂的事，倡议在座的工商界人士出资合办，得到了许多人的积极响应。于是，由怡和洋行买办荣瑞馨、西门子洋行买办叶慎斋、禅臣洋行买办张石君、大丰布号老板鲍威昌、保康当铺老板徐子仪与荣氏兄弟共同发起，筹资30万元创办了无锡振兴纱厂，荣氏兄弟各认股3万元。由于荣瑞馨是最大股东，因此振兴纱厂的实权在他手中，他安排了张云伯为经理，徐子仪为副经理。
1907年3月，振兴纱厂正式投产，由于管理不善，张云伯对厂里业务也不闻不问，半年后就出现了巨额亏损。最后，在张石君、叶慎斋等股东的倡议下，召开了股东大会，决定由影响中国的历代名商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以扭转振兴纱厂的经营状况。
荣德生对生产各个环节加强管理，大力降低成本，几个月后，企业经营走上正路。1910年，振兴纱厂的棉纱在市场上已供不应求，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1912年底，荣氏兄弟与王禹卿兄弟、浦文汀兄弟共同出资在上海创办厂福新面粉厂（后来称为福新一厂），荣宗敬任总经理，王禹卿之兄王尧臣为经理，浦文汀之兄浦文渭为副经理。刚开始时福新一厂日产面粉1200袋，也用“绿兵船”为商标，在上海市场供不应求，当年便获利3.2万元，占总投资额4万元的80%。福新面粉厂获得的丰厚利润，使荣氏兄弟看好上海市场，逐渐把企业的中心由无锡转到上海发展。
1913年，荣氏兄弟在上海购地17亩，订购了美国磨粉机21部，建立了福新二厂，次年底即开工生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由于欧洲各国忙于战事，商品生产大为减少，面粉也要大量从国外采购。而中国面粉价格低廉，产量又大，各国商人纷纷前来收购。面粉供不应求，价格连连攀升。荣氏兄弟趁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一口气创办了多家面粉厂，形成了荣氏实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
1914年，荣氏兄弟与王、浦两家兄弟共同出资在福新一厂边开办了福新三厂。
为了扩大生产，占领市场，荣氏向日本台湾银行、中日实业公司等以福新厂财产作抵押，贷到95万元巨款，使生产能力迅速增加。
1919年，荣宗敬投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该行董事。荣氏企业也从该行贷到不少款项。
从1917年到1920年短短的三四年间，荣氏兄弟充分利用各种融资渠道，企业规模急骤膨胀，购买了300余部磨粉机，日产面粉能力达8万包左右，年产2100万包，约占全国产量的28%，荣氏兄弟也成为当时中国公认的面粉大王。
1920年1月，荣宗敬联合同行业人，发起成立了上海面粉交易所，荣宗敬任理事长。由于茂新厂“绿兵船”牌面粉质地优良，销量最大，被交易所确定为“标准粉”。面粉交易所的成立，为荣氏企业规避市场风险、判断面粉行情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3.跨越发展，形成产业链条
荣氏的“绿兵船”面粉之舟，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前进，使荣氏资本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这为他们已经涉足的纺织工业提供了充分有利的发展条件。早在1905年，荣氏兄弟与人合股集资27万元，在无锡筹建振新纱厂。1907年振新厂建成开工，但因经营不善，亏损甚多，股东们意见纷纷，而掌握该厂实权的大股东荣瑞馨却无力收拾这个局面。因此，1909年该厂进行改组，由荣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总经理。荣氏兄弟对工厂的经营管理进行了全面整顿，力求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振新纱厂的面貌大为改观。到1910年振新厂生产的“球鹤”纱风行常州、无锡等地，可与日纱“蓝鱼牌”同价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原来在中国市场上铺天盖地的外国纱、布顿时萎缩，中国纱、布企业乘势而上，获利倍增，以至社会上流行着“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荣氏兄弟当然不愿放过这一发展棉纺业的大好时机。他们在1914年提出以振新厂的盈余扩大企业规模，增设新厂。他们认为，“非扩大不能立足”。只有扩大自己的企业规模，才能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荣宗敬常说：“竞争如同打仗，我能多买一只纱锭，就像多得一支枪。”但他们试图发展纱厂的计划，遭到董事会中大部分股东的反对。这时，荣氏兄弟毅然决然退出振新厂，开始筹建以自己为中心的纺织工业。
1915年，荣宗敬购买了上海白利南路（即现在的长宁路）的一家轧油厂的厂房，改建作纺织厂，年底正式投产，这就是著名的申新第一纺织厂。开工之后，棉纱十分畅销。1916年，棉纱产量为3584件，盈利2万余元，到1919年全年盈利猛增至100多万元。
1917年，荣氏兄弟花40万元买下了上海恒昌源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
1919年，荣氏兄弟在老家无锡开办了申新三厂。
1922年3月，荣宗敬在棉花种植大省湖北的汉口，投资158万元，筹建了申新四厂。
1925年，上海棉纱巨子、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经营的德大纱厂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境地，荣氏兄弟出资65万元买下了德大纱厂，改名为申新五厂。该厂设备很先进，共2.8万纱锭，其中有1万锭是美国沙克洛纺纱机，1.8万锭是英国赫伦敦线锭。因此不到1个月就全负荷复产，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质量优良的棉纱。这时荣宗敬还取代了穆藕初的“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主席与纱布交易所理事长两个职位。
这年6月，荣氏兄弟又出资15万元，租下了常州纱厂，改名为申新六厂，荣鄂生被聘为经理。
办纱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再加上外商尤其是日本在中国已办有许多纱厂，并向国内倾销，棉纱业的竞争远要比面粉业激烈得多。荣氏兄弟自然清楚地了解这一决策的巨大风险，但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夺回经济利权，他俩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立志成为“纺织大王”的道路。荣宗敬曾说：“我一生做事的宗旨，就是要出人头地，处处争第一。做人要有不自足之心，大有为之志，现在要抓住时机集中全力发展纱厂。”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开展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国货在全国各地都极为畅销。这为申新集团的超常规发展带来了极好的契机，同1922～1924年相比，1925～1926年期间，申新各厂的棉纱、棉布的产销量均大幅度增长，盈利迅速增加。申新生产的“人钟”牌棉纱由于质量好，享誉国内外，并成为上海纱布交易所的标准纱。
1928年5月3日，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货更成了过街老鼠，国人纷纷购买国产棉纱，申新的“人钟”、“宝塔”牌棉纱成了各地市场最为畅销的棉纱。
荣氏兄弟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1928年初又创办了申新七厂，聘用朱仙舫为厂长。接着，又购进英国最新式的细纱机，因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厂址，就在申新一厂旁边的空地上建造了一座两层厂房，成为申新八厂。
1931年，荣氏兄弟又出资40万银元买下了破产的上海三新纱厂的厂房设备，建成了申新九厂。
至此为止，申新系统已拥有9个工厂，纱锭52.1万枚，布机5.3万台，职工共3万余人，年产棉纱30万件，棉布200多万匹，生产能力占全国棉纱业的近30%，又获得了“纺织大王”的桂冠。
经过二三十年的苦心创业和奋力拼博，中国民族工业的第一大财团——荣氏企业终于奠定了其牢固的地位。这时荣氏家庭已拥有茂新、福新、申新三大系统，共21家工厂，称雄面粉、棉纱两大行业，成为实力最巨、中外闻名的三新财团。荣宗敬曾自豪地说：“从衣食上讲，我有半个中国！”荣氏家族的三新财团，已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傲。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出奇制胜，立于不败之地，荣宗敬决定进军期货业与金融业，以拓展业务范围。荣氏兄弟注意到了商品交易所在控制原料、成品价格以及对市场竞争力所起的作用。1920年，他们与申大的顾馨一、阜丰的宁钰亭等人共同组织了“上海面粉交易所”，以福新的“绿兵船”牌面粉作为标准粉，从事期货交易。
1921年，荣宗敬又联合棉纱资本家聂云台、穆藕初等人筹备组织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
荣氏兄弟利用交易所这一期货组织，进行廉价收购原料与高价出售产品的交易，为荣氏企业开拓了广阔的面粉、棉纱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并不断把利润转为投资，驱动庞大的荣氏实业继续高速地向前行进。
为了更好地筹集企业发展所需的雄厚资金，荣宗敬决定涉足金融业，自办储蓄以筹措大量资金。
1928年，在上海江西路荣氏企业总部内，同仁储蓄部挂牌成立，广泛吸收社会游资，以较银行存款利息略高的利率招徕顾客，并以优良的服务取信于客户，储蓄额不断增加，当年存款余额就达147万元。1931年，同仁储蓄部存款已超过500万元。
可是，正在荣氏企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国民党政府却对民族工业采取压抑重税政策，对面粉业加征麦皮抽特税、布袋税等杂税，加重了企业负担，再加上军阀混战造成巨大损失。1930年，荣氏的福新各厂亏损达42万元，1931年亏损更增至190多万元。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爆发，荣氏兄弟在上海的企业被迫先后关闭，资金调度困难，棉纱存货堆积如山。为了减轻负担，华人所办纱厂共同决议：全体会员厂家实行减产限产措施，以争取渡过难关。
1933年，荣氏企业的申新系统为了维持生存，先后向英商麦加利银行、中国银行等借款近千万元。由于经营不见起色，荣氏企业危机不断加深。1934年春，中国、上海两银行宣布：不再对申新放款。与此同时，各大钱庄也要求到6月底收回贷款。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欲乘人之危，鲸吞中国最大的民族工业——荣氏企业的申新系统，实业部长陈公博派官员对申新资产进行调查评估，认为申新已资不抵债，提出要进行“改换经营组织”以“清理债务”，企图以300万元接管申新，收归国有。荣宗敬与全国民族工商界人士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纷纷加以抵制与反对，使陈公博的阴谋没有得逞。
1935年，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也想迫使荣氏放弃申新公司，由中国银行发行公司债券，以达到吞并申新的目的。荣氏兄弟予以坚决拒绝，上海银行也深恐自己遭受损失，拒不同意。结果，处于困境之中的申新系统又一次转危为安。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惨烈的淞沪战役爆发。在这次战争中，地处沪东、闸北战区的申新、福新各厂都受到狂轰滥炸，遭到巨大损失。战后，荣氏兄弟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荣氏企业损失了2/3的资产，荣德生被迫离开无锡，去了汉口；荣宗敬则继续留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直到1938年1月4日才悄悄离沪去了香港。
荣宗敬抵港后，旧病复发，加上旅途劳顿，环境变化，生活不适，于1938年2月10日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享年66岁，临终犹以“实业救国”谆嘱子侄辈。4.坎坷之路，留下宝贵经验
荣宗敬去世后，荣氏家庭的经营重担落在了荣德生身上。
相比而言，荣氏家族的这对创业兄弟性格并不一致，但他们能和衷共济，配合默契，共同铸就了荣氏家庭的辉煌。荣宗敬办事果敢，富有魄力；荣德生稳重周密，理财有方。荣宗敬在创业和经营活动中表现出过人的胆识与眼光，荣氏企业的迅速崛起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由于荣氏企业规模庞大，权力必须高度集中，因此在荣宗敬时代，荣氏企业财团的一切重大决策几乎都由荣宗敬作出的，下面的各个分厂只是具体执行与贯彻决策，这时荣氏企业的组织构成可以说是“金字塔型”的。到了荣德生时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三大系统的权力都发生了分化。
1938年6月，荣德生从汉口转道香港，回到上海。这时的荣氏企业集团，已因战乱而显得支离破碎。原由荣德生亲自管理的无锡申新三厂与茂新系统，已全部毁于一旦，在上海租界外的申新系统7个厂已被日军委托给日商纱厂接管经营；在租界内幸存的申新二、九厂还由荣家掌管并照常开工，其产品在海内外市场上颇为畅销，获利甚丰。但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日军不断在租界内制造事端，“孤岛”的特殊地位已无法维持，两厂的前途岌岌可危；申新四厂、福新五厂内迁到重庆与陕西宝鸡，由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亲自掌管，在抗战期间获得巨额超额利润，不但还清了战前申四、福五两厂积欠的700万债款，而且还用丰厚的红利扩股，增强了企业的实力，李国伟也羽翼丰满，自成一个系统。
1936年至1941年，荣德生蛰居在上海租界内，基本上不对荣氏企业加以过问，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开始筹划另立系统，独立创办一个规模宏伟的企业，重振荣氏家族的雄风。1941处，他成立了“天元实业公司”，自任总经理，并自定经营范围与经营宗旨。
①专营实业，办纺织、面粉、电气、铁工厂、砖瓦厂等。
②厂址选择接近原料产地，交通便利，运输方便。
③工厂管理采取工人自治办法。
④培养人才，注重技术训练。
④扩充发展，量力而行，万勿猛进。
荣德生准备把“天元公司”办成纯粹是荣家自己一脉的独资企业，股份主要掌握在自己的几个儿子手中。1941年，“天元实业有限公司”成立，资本为5000万元，分成5000股。经营业务以进出口业务为主，是美国粘胶人造丝公司、雷诺金属制品公司等在中国的惟一代理商，并在香港、纽约、曼谷等地设立了分公司。但天元公司除了在无锡开设了天元麻毛棉纺织厂，在上海开办了开源机器厂外，并没取得多大的成就。
20世纪40年代，荣氏家庭第二代企业家开始崛起，他们有着丰富的业务知识与新颖的管理思想，富于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他们进入荣氏企业的决策层，使荣氏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们是荣鸿元（荣宗敬长子）、荣尔仁与荣毅仁（荣德生次子与四子）、李国伟（荣德生女婿）等。由于企业之间的矛盾加剧与利益的分歧，荣氏企业内形成了以荣鸿元为首的总公司系统，以荣德生、荣尔仁为首的总管理处系统与以李国伟为核心的申四福五系统三足鼎立的局面。
荣鸿元1938年春从香港回到上海，继其父事业担任了申新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但在战时各个企业他都无法插手，他主要从事证券投资与房地产生意，显示了高明的理财本领。他把每月从申二、申九等厂获得的丰厚股息与红利大部分换成外汇、黄金，委托在美国的代理人经营，取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禁止外币买卖，荣鸿元就转而投资上海的房地产业。他成立了协盛地产公司，先后买进了江西路、大华中路与虹桥路一些地块，然后再高价出手，赚了不少钱。
为了能给荣氏企业在战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提供巨额资金支持，1944年2月，荣鸿元办了三新银行，资本额1200万元，每股100元，共12万股，全由荣氏家庭人员持股。荣鸿元担任总经理，荣毅仁担任经理。
抗战胜利后，荣鸿元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收购创办了不少厂家，扩充了申新总公司的经济实力。1946年，他以85万美元购买了安徽芜裕中纱厂，同年创办了鸿丰纱厂一厂与二厂。他还出资收购了大华粉厂，改名为鸿丰粉厂。另外，他还与宋子文合资买下了上海最大的堆栈——隆茂堆栈。这一时期，荣鸿元管辖的申新总公司发展很快，规模不断扩大。1948年11月正当他雄心勃勃地经营着自己的申新系统时，他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判处缓刑。由此他心灰意冷，对前途充满了悲观情绪，不久就跑到香港去了。
荣德生次子荣尔仁也是荣氏家庭第二代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他从19岁起就进入申新三厂实习，有着丰富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因头脑清晰、判断准确受到荣宗敬的赏识。1931年他出任申新一厂厂长。1935年又改任申新三厂、五厂厂长。上海沦陷后，主持上海“孤岛”内的申新二厂、九厂的经营，两厂均获得巨额的战时利润，还清了战前荣氏家族的债务，显示了其出色的管理才能与经营手段。
1943年后期，抗战形势进一步好转，荣氏家庭看到了这一趋势，开始着手战后荣氏企业的恢复扩展工作，以重振雄风，再创辉煌。经过商议，决定立即向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正式办理总公司的登记手续，为战后的整顿恢复取得合法地位。1943年底，荣尔仁率有关人员奔赴重庆，以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总经理的名义，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使命。
经过两年努力，荣氏企业终于取得了战后营利法人的资格，领到了营业执照。在此同时，为了复兴荣氏企业，荣尔仁经过一番考察，提出了荣氏企业战后重建计划——大申新计划，包括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申新各厂战后整理及建设计划”，计划在10年内将申新发展到20个厂，拥有纱线机达200万绽、布机2万台、染整机17套。
第二部分是“茂新、福新面粉公司战后复兴计划”，计划在10年内，将面粉厂发展到16个厂，日产面粉X万袋。
荣尔仁这个大规模的大申新复兴计划，是以申新为发展重点，仍以棉纱业与面粉业为主，扩大市场占有率，并准备向水泥业等新兴行业发展。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荣尔仁主张建立起一个新式管理机构，使其成为荣氏企业真正的灵魂与中心。但由于这个计划尚有不切实际之处，又涉及各个系统本身的利益，它先后遭到了重庆的李国伟、美国的荣研仁与上海的荣鸿元等的抵制与反对，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荣氏企业在战后想迅速重振雄风的可能性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又马上发动内战，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作为中国当时创办民族工业最成功的家庭，荣氏家庭自然也成为黑暗势力迫害与压榨的目标。从1946年至1949年，接连发生了荣德生绑票案、荣鸿元私套外汇案、荣毅仁军粉霉烂案，这三件轰动上海滩、震惊全国工商界的荣氏大案，充分体现了蒋介石政府统治的恐怖与黑暗。三年之中，荣氏家族共被勒索财物达110多万美元，精神、名誉受到严重损害，荣氏企业的经营发展也受到损失。正是对蒋介石政府黑暗统治的唾弃，荣德生、荣毅仁等荣氏家族的中坚人物都没有在解放前夕离开祖国大陆，而是坚定地留了下来，并准备在新中国建立后继续为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而努力。
1952年5月，荣德生突患紫斑症，病势垂危，经多方抢救无效，于7月29日在无锡荣家寓所里去世，享年78岁。8月11日，苏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在无锡人民会堂举行的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对荣德生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荣德生的一生，是为开发民族工商业奋斗的一生，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有和困难搏斗的精神，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是一位民族资本家。”
这位与他的兄长荣宗敬一起铸就了荣氏企业辉煌的民族工业的一代伟人，被安葬在太湖之畔的无锡舜柯山麓边，长眠于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十二、擅长资本运筹的金融家：周作民1.周作民事略：资本运作高手
周作民，1884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原名周维新。周作民幼时勤奋学习，天资聪慧，15岁入无锡东文学堂受教于恩师罗振玉；23岁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民国初年，学成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首任库藏司科长。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后几经沉浮，1917年4月在北京成立金城银行，周作民任总经理。1926年，周作民倡导金融界筹资慰劳北伐军，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赏识，后任国民党财政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中不与汪精卫伪政府合作。抗战胜利后曾被戴笠关押，后离沪赴港。1950年8月，周作民由香港返回北京重新担任金城银行董事长。1951年9月在北京成立“北五行”公私合营联合总管理处，任董事长；10月出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55年3月病逝于上海。2.志存高远，敢向财政总长递辞呈
高远的志向，是走向成功的动力源泉，年轻的周作民早就决心成就一番事业。他初生牛犊不畏虎，竟两次向财政总长递交辞呈。
民国初年，周作民从日本留学完成学业回到祖国。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首任库藏司科长。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也来到北京。
一天，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宣布正式铨叙人员名单。周作民的名字排到最末一级，任命为“主事”。周作民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散会时特意到人事部查对，一点儿没错，在周作民名下的职务栏里清楚写着“主事”二字。
周作民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眼睛发胀，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像一条毛虫。他的脑子失去了理智，这不是歧视从南京临时政府北来的人吗？岂有此理！共和国政体刚刚成立，周学熙就来这一手。这绝不是我周作民一人的私事，它的实质是压制革命工作者……
思前想后，他想与周学熙说说明白！可是又一想，中国有句名言：官大一品压死人。何况这何止大一品？怎么能说清楚呢？最后，他果断地决定辞职，以示对任命不公的抗议。
次日，周学熙收到周作民的辞职呈文。他捧着呈文，好似捧着一只刺猬，扔不得，丢不得，捧在手里还刺手。
呈文洋洋数千言，通篇说理抗争，无一阿谀之辞。面对辞职呈文，周学熙非常为难！他望着笔架，不知拿起笔又放下了多少次，笔尖在砚台上反复濡着，放下，再拿起来，再濡笔尖，再放下……在呈文上签署什么文字合适？他闭上眼睛，痛下决心要突破思维与存在的界限，超越纯粹理念与物体的范畴。通过他的眼睑，阳光是通红的。他思考再三拿不定主意。批个“不准”吧，等于承认周作民那数千言的数落。这可是义正词严、毫不留情面的呵斥啊。周作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哩。一个泱泱大国的财政总长怎么可以……他再也想不下去了。他极力想找个台阶下，可怎么也找不到，只得丢尽脸面，还要给周作民升官。给周作民升官儿就等于公开向他认错，事后他便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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