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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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一百句试读：
卷前小引
每年夏天，我和太太都会到美国住上一段时间，离开热闹嘈杂的香港，隐居到旧金山的家中，一下子重又感受到世界的清静和凉爽，甚至还有点单调沉闷。除了出去听音乐会，会会朋友，也就是读书写作。季进打来越洋电话，说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在做一套“悦读经典”的小丛书，让我写几句话。我手边没有任何的资料，就翻出去年谈经典的一篇文章改写了一下，觉得作为开篇的话也还合适。
什么是经典？“经典”可以叫classic，也可以叫canon，或者masterpiece，大家可以见仁见智。我倾向于英文用classic这个词。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经典就是人人谈论却无人阅读的书”（Classics are books people talk about but never read）。“经典”就是很伟大的书，但你是从来不读的。喜欢阅读经典作品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l923—l985）对此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卡尔维诺对“经典”一词给出了十四个定义。卡尔维诺是在西方传统的内部谈论经典，而我想借助于他的几个定义，结合自己阅读经典的经验，略作阐说。
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1]，我现在就是处于一种“最佳状态”来享受它们。因为，如卡尔维诺所说：“一个人在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我不知道卡尔维诺所说的“青少年”是指什么年龄段，对我而言，青少年阶段就是我的大学时期，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经典，第一次接触到大师们的作品，其中包括了卡夫卡、乔伊斯、T·S·艾略特、托马斯·曼、弗吉尼亚·伍尔芙、威廉·福克纳、海明威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也就是l957—l96l年）台大外文系是不讲授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几个神通广大的同学，他们或者在图书馆某个角落发现一些，或者在当地的小书店设法买到一些（都是一些比较廉价的Modern Library版本）。我们深深陶醉于这些文学大师所营造的文学氛围。如果说“五四”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我们则以《现代文学》为基础发起了一场新文学运动。弗兰兹·卡夫卡充分体现了我们追求“新事物的震撼力”的信念，给我们注入了现代主义写作的新鲜血液。
那是我们文学性格形成的年代。“我们年轻时代的阅读行为通常收获甚微，因为那时我们太浮躁，不能潜心静思，缺乏阅读所需要的[2]技法，或者说，缺乏人生的经验。”真是至理名言啊！那时我读过一本同学翻译的卡夫卡《乡村医生》，读完之后都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还有一篇关于托马斯·曼的高深的学术性文章（我已经忘记了它的题目）要我翻译，可我连它意思都弄不清楚。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和触动，就像卡尔维诺所说：“它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未来经验的模式或形态——即便将来我们只记得一小部分或是全部忘掉，它仍将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事实确实如此，否则我也不会多年之后在香港开设“现代文学经典”这门课程。在美国这么多年，从没有想过要开这门课，而这门课首先是以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开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卡尔维诺的另一个定义了：“无论是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还是扮作个人或集体的潜意识[3]隐藏于记忆层面的背后，经典都是那些发挥着特殊影响力的书籍”。
对我而言，阅读卡夫卡的乐趣恰恰验证了卡尔维诺的第四个定[4]义：“一部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给来发现的书。”第一次读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被书中幽冥般的气氛所吸引，只是其中的意义我还是难以把握。但是卡夫卡的这种幽冥感却一直伴随着我。l980年代初期，我随同一个旅游团来到东欧，这是我第一次到东欧国家。在布拉格，我与卡夫卡第二次“相遇”。那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因为l989年的“天鹅绒革命”而瓦解，在相当沉闷的社会气氛中，我还是鼓起勇气询问卡夫卡的足迹。我读过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使我深刻地意识到卡夫卡对于所有捷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不论到了哪儿，无论走进哪家书店，“在捷克有卡夫卡的书吗？在布拉格还读不读卡夫卡？”这样的问题虽然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案，因为人们茫然的眼神已经回答了我。即便这样，我还是感觉到了卡夫卡的存在，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卡夫卡的探寻。一位干练的捷克女导游带我独自去了犹太人的墓地，在那里，我对卡夫卡的幽灵终于获得了最直观的感受。而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卡夫卡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布拉格的每个地方都可以买到便宜的卡夫卡T恤衫。从捷克回来不久我就急着重温卡夫卡的作品，不只是短篇小说，还有他的长篇《审判》和《城堡》。卡夫卡又以一个全新的面孔呈现在了我的面前：他不再是一个带有神秘性质的现代主义者，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预言式的历史人物。小说中所“想象”的东西，不论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还是那些不知名的专制制度，或者一种特殊理性生发而来的面貌不清的暴政，都显得异常真实。用理论化的语言来讲，这是一种经典文本的“回馈”，经典在被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潜在效应”（沃夫冈·伊瑟语）。正是这样的文本，我们对它一见钟情，又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以上提及的对现代经典的喜爱，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它们发掘出我内心珍藏的记忆，为我“追忆似水年华”提供了线索。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被强制坐在教室里，平生第一次阅读那些经典作品的学生，他们还会产生和我们一样的感觉吗？我们还会不会坚持这个时代仍然需要经典这样的信念？现在的年轻人寻欢作乐的方式都是容易上瘾的网络、数码、电脑游戏、动漫一类的东西。在这些全新的刺激和拟象中，经典还能拥有一席之地吗？在现代城市背景下，“经典”到底意味着什么？
卡尔维诺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文主义者。实际上，他早已预料到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快节奏的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位给人文主义者那种庄重悠闲”。他最后的两个定义正是针对当下的这种情况的：“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世的喧嚣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听得到卡尔维诺的幽灵发出的简洁的“背景轻音”。无论是前台还是幕后，经典永远伴随着我们，就像卡尔维诺的英文译者马丁·麦克罗林所说：“经典应该是保持自身的现代性意[5]识，却时刻不忘传统经典的作品（如同卡尔维诺的文本那样）。”让我惊喜的是，在商场里的一家书店Page One里，我发现了不少卡尔维诺的书，这说明这位意大利的杰出作家对当代读者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是，我必须对卡尔维诺的定义作出补充：假定我们还能把“现世的喧嚣”减弱为“背景轻音”，那么这种背景也不会是“和风细雨”，而可能是不受控制的暴雨雷鸣。但不管怎样，卡尔维诺还是在文章的背后作出了总结：“阅读总要比不阅读要好。”
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为了推动经典阅读，策划出版这套“悦读经典”小丛书，致力于“普及中外经典，倡导快乐阅读”，将经典的丰富意蕴，通过专家们的精妙阐发，传达给普通读者，我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真正的经典总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阐释中代代相传的，虽然这些经典的阐发难免有阐释者的偏颇，但毕竟为我们亲炙原汁原味的经典提供了津梁，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套小丛书进而去直接阅读经典，从而赋予经典以生生不息的新生命。2007年7月l9日[1] Calvino，Italo，Why Read the Classics？，translated by Martin McLaughlin（New York：Vintage Books，2000），P．4．中译文参见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2] Calvino，Italo，Why Read the Classics？，P．4．[3] Calvino，Italo，Why Read the Classics？，P．4．[4] Ibid，P．5．[5] Calvino，Italo，Why Read the Classics？，P．X．
开篇几句话
现代汉语诗歌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但仍没有在公众那里获得普遍的“信誉”。
一百年，无论是对于一种语言形式（现代汉语）来说，还是对于一种诗歌形式（以现代汉语为语言载体的诗歌）来说，都是太短了，也许还只是处于最初的阶段。
公众的不满和怀疑，自有它的道理；却不足以抹杀现代汉语诗歌已经取得的成就。现代汉语诗歌当然有它面临和需要克服的诸多问题，但公众也有公众的问题。说来话长，只好从表面处提及一两点。
一是，读现代汉语诗歌，需要一些耐心。道理不用讲，听流行歌曲也是要听了几遍才觉得耳顺呢，何况诗。
二是，需要一些语言、文字和文化的修养，需要一些现代诗歌的修养。这个说起来就牵扯得太多了，不说也罢；这里要说的一点是，修养这东西，既是门槛也不是门槛，不一定修养好了才来读诗，读诗也就可以是修养的过程。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胡适《梦与诗》新文学的开创者胡适（l89l—l962）做成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他的“诗观”却是简单明了，而且一辈子也没有变，大致而言，那就是做诗如做文，做文如说话，应该清楚明白。这种主旨为了提倡白话而有意无意混淆诗与文的区别、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的“诗观”，后来自然屡遭质疑，甚至有人明言胡适是新诗运动的最大敌人。不过话又说回来，胡适自己的创作是否就像他的理论所倡导的那样，明白如“话”，而且一“白”到底呢？
就说《尝试集》的第一首《蝴蝶》，写双飞的蝴蝶后来分开，落了单。够“白”的了。可是废名讲到这首诗，说“为什么这好像很飘忽的句子一点也不令我觉得飘忽，仿佛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多年后胡适写《逼上梁山》，回忆写这首诗的情境，说是曾在窗口看见一对蝴蝶分飞，“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写了这首小诗，原题《朋友》，后来改作《蝴蝶》。《逼上梁山》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第一篇，胡适把诗里的个人情绪，与文学革命这个大运动联在了一起，他说：“这种孤单的情绪，并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一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
这样一解释，小诗背后的大情感就使诗变得不像表面那么“明白如话”了。
这个解释还有一个倾向，就是把个人的情绪“编织”到时代和历史的大事件当中去。这是否可靠呢？《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周质平著）一书考掘胡适与Edith Clifford Williams的交往恋爱，认为此诗是情诗，初见于胡适l9l6年8月23日的《留学日记》，其时胡适正租住在韦莲司纽约海文路的公寓，“睹物思人，借蝴蝶起兴，冠题《朋友》，诗中人物已经呼之欲出了”。
l920年胡适写了一首《梦与诗》，诗后有“自跋”，宣讲他的“诗的经验主义”。按照此说，诗以“经验”为底子，而“经验”又是个人性很强的东西，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诗，对于另外的不可能有同样“经验”的人来说，怎么可能是明白如话的呢？这个时候，胡适也不能不承认诗不可能是完全透明的了。正如《梦与诗》最后一节所写：“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梅艳芳著名的歌《女人花》，里面就这样唱过：“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
原诗：梦 与 诗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语言，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沈尹默《月夜》新诗的历史不过百年，现在回过头去看初期的白话诗，多会带上优越感，以为实在幼稚，不足道也。这道理是有的，如果现在还把初期的白话诗当成了不起的东西，那岂不是说快一百年的新诗没有什么长进吗？
可是幼稚这东西，放在成年人身上觉得别扭，在小孩子身上就很自然，而且可爱。小孩子要是不幼稚，倒不是件好事情。我觉得看初期的白话诗，可以当成小孩子的话来看，这么一来，说不定能看出点东西了。
不是说动手写白话诗那会儿的那些人是小孩子，而是说，他们写的时候，刚刚开始学着使用白话，才尝试着新诗这种表达形式，那样一种状态，大概多少有些像小孩子学着用语言来表达自己。
小孩子的话是不是就不值得去听听，想想呢？《新青年》时代新诗作家“三大巨头”之一的刘半农，出版过两册《扬鞭集》，里面的诗有好些幼稚的地方，譬如这首很短的《其实……》：风吹灭了我的灯，又没有月光，我只得睡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