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杨安泽 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人生起步：年轻人就该去创造试读：
前言 冲破狭窄的职业路径
我们如今遇到一个问题：聪明的人在做错误的事情。要是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将会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
2000年，查理·克罗尔（Charlie Kroll）作为高年级学生，即将从布朗大学毕业。他已经决定回到纽约去当一名投资银行家。他学习经济学，是布朗投资集团的财务人员。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前两个夏天他作为优秀学生曾在摩根士丹利以及纽约和伦敦的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实习，但他并没有得到摩根士丹利的职位。他很快就从失落中恢复过来，并在宿舍里创办了一家网站开发公司——安德拉（Andera）。他拿商业计划参与了一个校园创业比赛，虽然没有获胜，但他的导师从查理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提出做一些种子投资。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查理筹集到了30万美元，他的公司员工从一名增加到了六名。这一切看起来很有希望。
然后到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了。没有人想再为网站花钱了。安德拉公司奋力拼搏，好几次差点连工资都发不起了。查理担心削减员工的时候不好交代。有一次，他甚至请求他的女朋友珍妮进行投资，珍妮同意了。她非常信任他，可连查理都不知道公司的未来在哪里。
查理努力保持安德拉公司正常运营。在业务经营的第三年，他与地区银行的负责人见面并向她推荐了安德拉公司的网站服务。在听完查理的介绍后，这位负责人说：“感谢你的演示和讲解，但是让我告诉你什么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我们需要一种工具来帮助客户更便捷地开立网上账户，你能在这件事上帮上忙吗？”
查理说：“当然，我们能做到。”于是他返回办公室，认真地研究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银行负责人所面临的问题。几个月后，他的公司有了一位新客户和新的发展方向。安德拉公司找到了它的细分市场，那就是帮助地区银行为其用户提供在线服务，就像为那些大型国有银行提供的一样。它因此获得了数十家社区银行的垂青，随后客户数增长到了上百家。珍妮的投资不仅仅获得了经济回报，这对恋人几年之后结婚了，现在他们已经有两个漂亮的孩子。今天，安德拉公司是一家估值几百万美元的软件公司，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当地雇用了近百位员工，而这座城市的失业率超过了10%。
如果摩根士丹利当初为查理提供了工作机会，那么安德拉公司就不会诞生，普罗维登斯的失业率可能会更高一点儿，地区银行将在市场竞争中更弱势一点。但如果查理只是一个常例而非个例呢？如果那些如今争着进入财务、法学院或者管理咨询行业的同样水平的人才，当初都进入了像安德拉公司这样的初创企业呢？如果每年有25%的顶尖毕业生都去全国各地的初创企业而不是涌向华尔街呢？那会需要多长时间来催生数千个新工作岗位、新公司、新机会，甚至新行业？
我相信经济和社会问题存在基本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让聪明的人才再次致力于创造。他们现在在这方面基本无所作为。他们本应该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在大学期间或毕业之后被导向了特定的职业道路，并被告知：不要担心，以上问题之后自然会得到解决。
拿我自己来说吧，当1996年从布朗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查理这样的雄心壮志。我只有一个大致的期望，我想变聪明，想功成名就，想要成功，而不管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去了法学院，后来成了一名在纽约执业的企业律师。
在律所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来错了地方。不到一年我就辞职了，并与他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叫作Stargiving的互联网公司，旨在帮助那些与名人相关的非营利机构筹措资金。这项业务真是太艰难了。最后我的公司经营失败了，但是我很快振作了起来。我去了一家叫作克里斯普无线（Crisp Wireless）的移动通信软件公司，之后又去了一家叫作MMF System的健康与保健软件公司工作。五年之后，我最终成了曼哈顿GMAT公司的CEO，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考试培训。
我花了五年时间来运营曼哈顿GMAT，帮助年轻人进入商学院。多年来，我针对企业开班授课，对象大多是投资银行分析师和来自高盛、麦肯锡、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德勤的团队，以及几百名个体学生。其中有的人在其效力的公司里表现优异，但也有很多顶尖的学生心存疑惑，他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不太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在工作和职业中追求更高的参与感。有时候他们会用语言表达出这种渴望，他们会说“我想要更多的企业家精神”，或者“我想要真正兴奋起来”。
2009年，当我的公司最终被卡普兰及其母公司华盛顿邮报公司（现为格拉汉姆控股公司）收购时，我明白了一些事情。我明白了全国各地有很多前途远大的初创公司及成长型企业都需要更多人才的加入才能兴盛发展起来。我的第一手经验告诉我，其实存在着大量有才华的青年，他们满怀雄心壮志却没有方向，他们会很乐意加入初创企业。因此我认为，如果能把这供需两端连接起来，我们将能帮助更多人解决问题：个人与企业，全国各地的城市与社区，整体经济，甚至普罗大众。
当我还年轻时，我认同教育系统的整体观念：如果你在高中学习努力，表现良好，那么你将进入一所好大学。去哪儿上大学是至关重要的。然后，如果你在大学里学习努力，表现良好，也许你会进入法学院或医学院；或者如果你是知识分子的类型，你将能进入学术界。无论如何，如果你聪明且上进，你最终会有一份好工作。
所谓的“好工作”，在这种情境之下，就是指一份需要大量复杂的分析性思考并且薪酬可观的工作，比如投资银行或管理咨询。如果一个学生踏上了职业化道路，要成为一名律师、医生、会计或者牙医，那么他或她将需要额外接受多年的专业培训以获得职业技能与职业判断，这一切对高分优秀学生来说都极具吸引力。
这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系统与就业系统，而且它运行良好。聪明且努力的孩子去上好学校，然后被训练去承担一份好工作。就业市场的效率很高，这也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是，对于目前的系统还有另外一个看法，那就是它一团糟。有志气的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对于未来将要做什么没有一点具体想法，他们只是被训练为“向上走”。许多人申请法学院或医学院，申请读研究生，这都是基于对现状的模糊认知，是一种流程，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渴望或者其才能的天然匹配。那些尝试着独立做些什么的人往往受挫于看不到快速进展的情况，于是就放弃并走回常规的结构化道路：申请法学院或商学院，或者读研究生。高度集中的职业化导致大学毕业生们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大都市或地区，如纽约、硅谷、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那些成为银行家或顾问的人获得了丰厚的报酬，并高度社会化，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因为缺乏目标，或无法接受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而变得愤世嫉俗，也有人发现自己根本不享受这样的社会角色。我们每年训练出几千名律师，远远超过了法律职位的数量。我们每年培训出几百名学术工作者，然而根本没有这么多学术性工作岗位。每一条发展路径都在努力摆脱大批的“避难者”，而后者在其二十几岁的时候对于未来要做什么还是满头雾水，并因为助学贷款或习惯了奢侈的生活方式而负债累累，且只是被培训做一些特定的专业性工作，职业路径狭窄。
与此同时，大量来自其他行业的需求却得不到满足。企业需要聪明的人才来进行管理、运行、创新，并实现提升。初创企业与处于成长早期的企业尤其需要人才来填补创新型职位的空缺，驱动经济发展。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有一万亿美元来自底特律、新奥尔良、巴尔的摩、费城、克利夫兰、辛辛那提及拉斯维加斯这样的都市区，这些区域也拥有多种多样的行业经济。存在于这些都市区域的年轻的成长型公司的发展轨迹将决定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底特律是美国第十二大都市区，拥有360万人口，其在破产后的重振将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发展计划之一。不幸的是，当地并没有一个与之配套的人员招募计划来吸引校园才俊。
在美国，对人才的识别和分配已经从曾经的强项变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们已经放手让市场去决定聪明的孩子们应该做什么工作，而他们正在系统性地融入明显结构化的路径，这些路径既不能对他们的个人发展有所帮助，也无法对经济发展有所助益。
本书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论点。如果我们年复一年地把人才输送到金融服务、管理咨询和法学院，我们将持续依赖已有的模式：层层架构上的专业人士领着高薪在各个公司和行业之间逡巡徘徊，眼高手低。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推向创业公司，结果会完全不同。来自能源、零售、生物技术、消费品、医疗保健、交通运输、软件、媒体、教育等行业的初创公司将有更好的机会进行创新和价值创造。即使容许一定数量的创业失败，此举也将创造数百家新公司和成千上万个新工作岗位，对整体经济和国家发展有所推动。社区的税基将会上升，就能支付更多经费给当地学校，使其有更好的长期发展。提倡价值创造、风险奖励、共同利益的文化观念将得到重塑与恢复。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能同时解决许多其他问题。
本书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目前基本的人才配置制度，即优秀的毕业生去了哪里，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目前的系统没有向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前进。如你所见，如果此时有学生考上了国家级高校，那么她/他此后的职业选择将是完全可预测的。我们将大量优秀毕业生高度集中地分配给了专业服务行业，比如金融、咨询和法律，并将人才集中在纽约、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等大城市，却忽视了分布在全国各地大量的有前途的公司却人手不足。
新创立的公司承担了大部分就业增长和创新的责任。来自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的研究表明，1977年至2005年期间美国净增的就业机会全部来自新创立的公司。如果想刺激长期的就业增长，就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才去新创立的公司，促使其发展成长，扩大规模，雇用更多的员工。早日获取正确的人力资源是企业成败的关键。然而，初创企业往往无法从一开始就招募到他们所需要的人才。当政策制定者谈论创业公司时，他们似乎总是关注资本的获取途径和投资者的动机。如果你和企业家交谈，他们会告诉你，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本才是最紧缺的关键因素。他们知道只有人力资本才能吸引金融资本，反之亦然。资本追随着人才。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国家的每个有前途的成长型公司门前都有顶级人才排着队等待加入，那么就业增长和创新还会遥不可及吗？
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我所经营的美国机会（Venture for America）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每年招募数十名来自全国的优秀毕业生，并派遣他们到底特律、新奥尔良、拉斯维加斯、普罗维登斯、辛辛那提、巴尔的摩、克利夫兰、费城等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创业和成长型公司。我们的目标是在2025年之前帮助这些公司创造10万个新职位。我们为初创公司提供人才，帮助他们扩大经营，雇用更多的员工。我们还培养大批最优秀最聪明的毕业生来创立企业，为自己和他人创造新的机会。
成为企业家的最好办法是向那些已经建立企业的、更有经验的领袖学习。对于那些加入我们两年计划的大学毕业生，我们提供运营经验、培训、人脉和支持。我们还给一些表现良好并希望创业的学员提供种子基金。我们的目标是使在底特律或新奥尔良成为初创企业经理或企业家变成一件简单明了的事情，正如现在在纽约市或华盛顿特区成为专业人士一样。
我们的努力仍然只能解决这个难题的一小部分。我希望看完这本书后，你能够了解很多事情是如何汇集在一起的，也许我们都可以看到，当触及影响我们共同未来的那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时（即人才到底流向何方时），会发生什么，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本书将重点关注被教育体系认定为“聪明”或“有才能”的人，比如，希尔比·库马尔（Shilpi Kumar）最近毕业于杜克大学，获得了神经科学学位。当然，事实上智力能力有不同的形式（分析、创意、语言、艺术、人际关系、运动/动觉等），并不是所有人才都上了大学，他们有的甚至没有读完高中。但是，从结构化和可操作性等原因出发，本书将重点关注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创造”意味着形成和帮助那些能够创新、能够创造价值的公司以及组织。全国各地的人士和公司都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在新奥尔良，美国创业投资会与一家叫作Kickboard的公司合作，这家公司为教师提供一个软件应用程序来记录学生的表现。Kickboard由珍·梅德伯里（Jen Medbery）创办，她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并加入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这一组织，任教于某中学。珍从自身作为老师的需求出发，创造了这款产品。Kickboard目前已拥有数十个学区的客户，十多名员工。
健身趣（ShapeUp）是位于普罗维登斯的一家医疗保健科技公司，旨在通过社交网络和目标来帮助促进用户健康，由两名来自布朗大学的医学博士拉吉夫·库马尔（Rajiv Kumar）和布拉德·温伯格（Brad Weinberg）创立。他们发现，当成功改变生活方式和减轻体重的患者受到来自朋友、家人和同事的鼓励时，他们将获得无限动力。一些公司主动采购健身趣的服务，因为更健康的员工能减少医疗费用，提高生产力和减少病假，由此可为公司节约大量费用。拉吉夫和布拉德发现了能同时改善人类健康和建立成长型业务的方法。为此，美国创业投资会向健身趣提供了最新的网页设计师约翰尼·洪（Johnny Hung）作为支持。
Accio能源是一家位于密歇根州安娜堡市的清洁技术公司，目前正在设计无须移动叶片的下一代风力发电机组。Accio的设计充分利用了空气与水的互相作用，模拟雷雨天的自然现象。公司在办公室内设立了一个带风洞的仓库以测试升级。Accio的首席执行官詹妮弗·贝尔德（Jennifer Baird）曾经是一家初创企业的联合创始人，并以2.05亿美元成功出售了该初创公司。Accio的总裁兼首席技术官道恩·怀特（Dawn White）则拥有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和二十项专利。驻该公司的美国创业投资会成员是电气工程师蒂姆·丁曼（Tim Dingman），负责帮助Accio进行仿真设计。
在底特律，离Accio几分钟路程的地方有另一家公司——Are You a Human，这是一家软件公司，他们正在将那些恼人的网站验证码（就是那些你被迫重新输入的难以辨认的字词，通常是些毫无意义的话）换成一个迷你品牌游戏，比如向目标击出一个曲棍球。这家公司由密歇根大学的企业家瑞德·塔托里斯（Reid Tatoris）和泰勒·帕克斯顿（Tyler Paxton）创立，底特律风险创业合伙人（Detroit Venture Partners）向其提供了资助。作为我们的会员，威斯康星大学英语专业的马克思·纳森堡姆（Max Nussenbaum）帮助他们宣传产品。
然而，不是每个议题或公司都涉及高科技。克里斯汀·格罗斯·里士曼（Kristin Groos Richmond）和克里斯汀·托比（Kirsten Tobey）发现，孩子们在公立学校没有得到足够健康和价格实惠的膳食。他们在2006年创立了革新食品连锁公司（Revolution Foods），以有竞争力的价格为学生们提供健康的食物。如今，革新食品连锁公司每天为九个州的600多所学校准备近20万份膳食，从附近社区雇用了近千名员工。
查理、珍、拉吉夫、布拉德、詹妮弗、道恩、瑞德和泰勒为聪明的年轻人创造新事物树立了好榜样。可能这是你第一次听说他们和他们的公司。很多这样的人才在全国各地努力付出，解决问题，但这仍然不够。本书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现状。
第1部分 我们的人才都流向何处
第1章 崇高之路
如果你从公立大学毕业，那么你很有可能成为一名银行家、律师、顾问或医生，而且无论出生在哪里，你都很有可能会在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或华盛顿特区这些大都市从事以上职业。
为何如此？
那是因为追求成功者终将成功，而以上人士就是当今社会“成功”的典范。
我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不是一个有很高成就动机或有极大热情的年轻人，除非你认为在纽约市郊沉迷于《龙与地下城》游戏是拥有未来企业家精神的一个表征。从小父母就告诉我，我的任务是取得优异的成绩并考上一所好大学，钢琴弹得足够棒，至于网球，能进一般的高中校队就行了。
12岁时，父母开始送我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学术夏令营。我们称之为“书呆子营”，虽然它的官方名称是天才少年中心（CTY）。我通过了SAT考试，获得了参加资格。我喜欢CTY，它是我笨拙的初吻和初恋发生的地方，几个星期长得仿佛是过了好几个夏天。
14岁时，我的一个夏令营伙伴露西提到她去了新英格兰的一所叫埃克塞特的预科学校，并且很喜欢它。我告诉父母我也打算去那儿。我在公立学校过得马马虎虎，心猿意马的，虽然总体上表现得像个聪明的孩子，但确实不太努力。
我的父母为这个想法感到兴奋。15岁时，我去了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这是一个让我获得优质教育的地方。如今回顾往事，我很感激在那里获得的一切。但那不是一个轻松的地方，比如，学校的每一个球队都招募研究生来提升竞争力，所以许多年轻人被迫重新评估自己的能力，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再组队了。我当时才十几岁，去埃克塞特是因为一心想要上大学。我最重要的课外活动是参加辩论小组。我在新英格兰的预科学校辩论队中表现良好，并加入了美国国家队，随队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世界锦标赛，在那里我立刻就被英国学生打得落花流水。
我收到了斯坦福大学和布朗大学的入学邀请，参观完这两所学校后，我决定去布朗大学，因为斯坦福大学在气氛和建筑方面似乎太过令人愉快，以至于我很难想象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能在这里特别努力地学习，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习惯了东北部地区酷寒的冬季。此外，我的家人住在东海岸，我自然想离他们更近。我去了布朗大学，本来计划攻读英语专业，但读了一学期的《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之后，我转向了经济学和政治学。
为了我和我兄弟，父母在财务方面做了很好的准备。我获得了IBM在布朗大学提供的部分奖学金，但仍感压力山大。我的父母一直都勤俭节约，比如啃骨头、吃鱼头等，提醒我他们抵押了房子来支付学费。我在学校食品部获得了兼职机会，每小时赚6美元，并在一个学期后晋升为主管。在埃克塞特，我曾在图书馆兼职，我明白自己应该一直努力工作。
在布朗大学，我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锻炼，进行跆拳道训练（我的级别在黑带以下，并不是很擅长）和玩电子游戏。在一次去康奈尔大学参加跆拳道比赛的路上，我的古龙水洒在了制服上，因此我整个周末都散发着克莱本男式香水气味走来走去。我的队友闻到了，取笑我说：“这家伙闻起来太性感了，肯定打不赢！”不幸的是，我的对手并不买账。
可能在大学里我最骄傲的成就是可以连续八次卧推225磅。我给自己的胸肌取名雷克斯，并可以随心所欲让它们显出形状。我也是校园里少数顶尖的街头霸王II玩家之一，甚至可以与炎魔及其他边缘角色一决高下。
以上描述的这些让人觉得我不过是布朗大学校园里一个相当不起眼的学生。我在经济学课程上表现不错，但也并不是全力以赴。暑假里我回到CTY担任顾问，这是一份有趣的工作。我还在纽约威彻斯特县的一家中国餐厅工作了几个夏天，但是我帮人点菜时的中文写得太差，厨师很难看懂，而我讲的英语又令顾客感到困惑。一天工作结束后，餐厅其他工作人员都坐上小巴回纽约市的唐人街，而我则开着父母的本田雅阁回家。
大概在大三那一年，我开始考虑上法学院。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感谢我的家庭对教育的重视，让我不用怀疑自己是否可以继续学业。我想成为一个聪明且成功的人，法学院看起来是一条最好的途径。我以178分的成绩考过了LSAT，这使法学院看起来近在咫尺。本科生活平静结束，而研究生春季课程则充满了“通过还是挂科”的不确定性。我还花了很多时间牵念着前女友，此前一年她离开了我，而我当时正在香港读书。
毕业几个月后我去了哥伦比亚法学院。我用学生贷款来支付教育费用，每年约40000美元，谦虚谨慎，努力学习。最终我成了哥伦比亚《法律评论》杂志社的一员，并在二年级时就收到纽约所有顶尖律所伸出的橄榄枝。我选择了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 and Wardwell），因为它看起来比其他律师事务所更具人文关怀。毕业后我开始在其银行、兼并与收购部门工作。当时我24岁，年薪12.5万美元，年底奖金大约1.5万美元。尽管大三那年的整个夏天和平时的业余时间我都在为律所进行课题研究，律所也为此慷慨付予我报酬，但我仍欠法学院11万美元的学费。
由此可知，在此刻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按部就班。直到我去律所开始工作，一些事情才触动了我。首先，我身边的人看起来并不都是开心的。你可以去任何律所看看，到处都是对工作满意度低于平均水平的人。
这项工作完全平淡无奇。我们大部分都像是给轮子润滑的油脂，帮助别人进行交易。这项工作充满细节，非常琐碎平淡。短短几年之后，我意识到我们的经济的目的所在：如果一笔交易的金额太大，你必须付费雇用一队人员，让他们花好几个小时对文件吹毛求疵，以确保没有任何问题。
我与客户没有任何联系，这不奇怪，因为我是梯子上的最后一级，大多数时候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谁是我的客户。公司里在我级别以上的人给我布置一个任务，然后我就去完成。
有时候我也想，做一名公司法律师会使我更受女士的青睐。当然，其实并非如此。
不过，作为24岁的年轻人，虽然我毫无经验，却报酬丰厚。我比我的父亲挣得多，尽管他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多年来为IBM创造了数十项专利。这对我来说似乎很可笑，我做了什么值得挣那么多钱？你也明白，我付出得不够多。虽然事实如此，但如果街上的律师比我们多挣一美元，我的同事们还是会大动肝火。
最令人担忧的是，我的大脑在度过最初几个月后就开始自我改造。我开始适应这一切。我开始通过发送备忘录来发现问题。我翻阅长篇累牍的文件眼睛都不眨，这份演技也越来越好。天哪，再不离开律所，我就会变得太过擅长这一切，最终一辈子都会干这种事了。
而我的经历只是一个巨大社会问题中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小数据。
让我们来想象一家超级大公司。作为其行业的领导者，它得到了同行的钦佩。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比如几十亿美元，用于识别、筛选和培训员工。它花费大量的资金把那些被认为具有较高潜力的员工送去参加特殊的培训计划。令人高兴的是，这些顶级培训计划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培训项目之一。
完成培训之后，公司鼓励这些员工自己选择想要去工作的部门。员工偏好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分配形式。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系统，可以有效运转很长时间。然而，也许可以预见的是，那些培训成绩最高的员工最终会选择金融和法律部门，因为这些部门具有非常有效的招聘工具、更高的薪酬水平，并被认为能提供更高智力水平的工作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优秀的员工选择加入公司管理或运营部门的人数将越来越少。该公司的基础培训部门被认为是一潭死水，工资低，认可度低。同时也只有少数员工去研发部门开发新产品。
思考一下这样一家公司。你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家公司会发生什么？如果你认为这不是一条成功的道路，那么该如何将其带回正轨？这家公司的情况实际上就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状况。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大学生，想成为一名律师，去法学院，那么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已经非常明确。你必须去一所好学校，取得好成绩（很多人已经取得了），并参加LSAT。没有人会对这些要求感到焦虑，因为任务已经非常明确了。大多数本科生，即使是那些对法学院不怎么感兴趣的人，也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进入法学院。寻找路径的成本非常低。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医生，情况也是如此。成为医生很难，对吧？的确，这是一个学习任务艰巨且耗时的专业，但如果你有一定的学术能力，也不会太难。你必须参加很多大学课程（有机化学是出了名的严格），好好学习，准备MCAT，并花一个夏天甚至一年的时间跟着研究员或博士做实习生，或去医院实习。这些都是耗时的、阶梯式的任务，不过任何具有很高学术能力的人都可以完成。
如果你就读于常春藤盟校或类似机构，穿着西装的大型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代表将出现在你的校园，即使经济下行，他们也将开展第一轮面试，以便填补候选人名单。他们每年都花费数百万美元招募实习生。大多数新生不知道管理咨询是什么，但是高年级学生就可以轻易地识别不同公司之间的差别。所有本科生都跟学长们交朋友，因为那些高年级学生已经经历了这个过程，并在主要的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获得了分析师职位或某个副职。同样，这条路径的要求也是明确的：你必须有优异的成绩，有能力准备案例，并练习用语言和数字形式来表述这些案例以完成认知性任务，而且穿起西装来大方得体。如果你能在大学里用一个暑期的时间去做一个与专业有关的项目，这也将为你加分。在更多的情况下，你必须在大四之前的暑假开展实习，之后才有希望从实习单位获得真正的工作机会。要想在最挑剔的公司获得工作机会，暑期实习就变得至关重要，所以最晚要在大三就开始实习。这个路径需要在早期就做出选择，但你不必花时间去参加标准化考试。当然，很多致力于金融和咨询业的人都要通过GMAT考试，之后才能去读商学院。
这些结构化的路线被清楚标识出来，并成为许多或大多数被认定和分类为学术与认知型精英的学生的集体追求。这些“崇高路径”已成为默认选项。2011年，29%的哈佛大学毕业生进入金融或咨询业，19％的学生申请了法学院，18％的学生申请了医学院。大部分班级都是这样。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纽约和马萨诸塞州这三个州在2012年分别迎来了100多名哈佛大学毕业生，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则接收了50名以上的哈佛大学毕业生。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其他顶尖学校的统计数据与之相似。
或许这很令人惊讶，虽然未来向他们敞开大门，但这些顶尖学校的大学生是不是会开辟自己的人生，追求更不寻常的职业路径呢？
不幸的是，勤奋的学术天才在确定人生方向这个方面却有点懒惰。如果你给他们一个圈来跳，跳过那个圈可能需要两小时，或二十个小时，或两百个小时，他们都会勤勤恳恳地完成。但是，当需要弄清楚将来要走哪条路，或者更严肃地说，要开拓自己的道路时，他们就变得相当懒惰。他们被训练去拿高分，去通过入学申请。传统形式的训练可以帮助他们一步一步成功地顺利走到大学毕业。“这相当于重复一个你以前做过十亿次的流程。”2012年哈佛大学毕业生迪伦·马修斯（Dylan Matthews）在为校报《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撰文时这样写道。他之后成为一名记者。他说：
每个能上哈佛大学的人都在大学申请过程中倾尽了全力。向华尔街申请工作跟申请哈佛其实差不多。你真正想去的公司只有那么几个，他们都有正式的申请流程需要你去服从，到了招聘季，一切都会快速发生，这些公司都会来找你做面试。哈佛学生真的很善于应对这样的正式流程，他们不太擅长去Monster或者Craigslist上寻觅，从成千上万个他们不熟悉的招聘公司中搜索工作机会。华尔街和咨询公司（以及为美国而教）多多少少把申请工作变成了跟（再次）申请大学差不多的事情。
当然，同样舒适的程序也适用于法学院和其他研究生课程，全国各地有竞争力的校园也充斥着同样的思维方式。
你会问，如果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全部成为律师、医生、银行家和顾问，那又会怎么样呢？这不都是聪明人应该去追求的事业吗？
这种立场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这种招聘结构是近年来才形成的。首屈一指的管理咨询机构贝恩公司是1973年成立的，现在却已经拥有超过5000名员工，并且每年持续招募数百名人才。金融服务行业的迅速成长导致华尔街各家机构在2008年达到高峰期，招聘了19.18万人，高于1975年的6.53万人。专业服务职位的增多导致了与之相应的招聘渠道的崛起，这一切改变仅仅发生在过去几十年间。
人才的分配却是个零和游戏。如果有学术天赋的人才大量聚集在金融和咨询领域，那么人才聚集在其他领域的机会就会减少，比如普通公司、创业公司和初创企业的运营岗位。在美国，员工数在500名以下的公司贡献了近三分之二的全国新增就业岗位，这些公司员工人均拥有的新专利比大公司员工多出13倍。如果美国在2007年至2012年间每年能涌现的创业公司数量与2007年持平，那么到2013年，全国将产生近250万个新职位。所以，如果我们要促进长期的就业增长，就要鼓励尽可能多的人才去新公司就职，以便促成更多的企业成功，并扩大规模，雇用更多的人员。
此外，目前的人才流动存在明显的地域偏好。金融服务和咨询业的中心是纽约、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这些城市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顶尖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同时，其他几十个美国城市和地区则是成长型公司的摇篮，但缺少企业发展和扩张所必需的人才。
底特律、新奥尔良、拉斯维加斯、普罗维登斯、巴尔的摩、克利夫兰等城市的公司都乐意提供职位、全新的机会和产品。然而，大学毕业生却被持续吸引到别的城市就职。
可以说，对于大部分地区来说，大学系统事实上已经成为人才抽水机。许多地区将他们的顶尖学生送到知名的大学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些精英了。
按照定义，金融、咨询和法律等专业服务行业是所谓的“元行业”，也就是说，它们帮助大公司筹集资金、相互兼并、重组、实施新系统、进行复杂交易等。它们的存在依赖于成长到足够大规模的企业。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企业来开启局面，发展壮大，这同时也是为了服务机构本身的发展。比如，如果马克·扎克伯格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或者就职于银行信息技术部门，那么银行家就不会有机会帮助Facebook上市。让马克·扎克伯格去开启自己的事业，即便对于投资银行（和其他所有人）来说，也远远好过让他从事专业服务业。
另一个问题在于，专业路径并不总是适合每个人。大家都知道，由于工作或环境不合适，许多前律师、银行家、顾问、学者或医生最终都放弃了原来的职业或半途而废。这代表了一种巨大的社会消耗。我们没有得到一支由前途光明的大学毕业生组成的生力军，而是留下了一大批负债累累的前专业人士。他们在几年后才第一次采取了正确的行动，有的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角色，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转变并不是无缝的，在找到新路径之前（假设他们真的能顺利找到），也经常先要面临耗时的职业坎坷和探索时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专业服务对个体进行社会化的方式不利于其培养出个体以其他方式贡献社会的能力。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倾向于将自身和我们的天性视为静态的：选择做一件事，几年之后毫无改变。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二十多岁的时候，如果你每周花四天时间出差，询问员工，撰写详细的报告以说明如何降低成本，这些事情将会改变你。同样地，花费多年的时间来编辑合同，为永远不会被批准的活动进行争论，或是花费数年时间填写Excel表格和执行交易，这些也将改变你。只需要短短的时间，无论你的初衷是什么，你的生活方式和个性都会改变以便适应角色。你将成为更优秀的良好建议的提出者，成为合同审查员或财务预算的发起者。而你在其他事情上将会变得不那么好。与最开始工作时的自己相比，你将会变成另一个不同的人。
许多我们认为最有成就的人物，比如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佐斯、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杰克·多西（Jack Dorsey）、里德·霍夫曼（Reid Holfman）、拉里·佩奇（Larry Page）、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等，都不是经由职业道路出来的。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实际上考入了得克萨斯大学打算去读医学院。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好医生，但是因为他的努力，如今在得克萨斯州和世界各地，有超过10万人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戴尔公司工作。
第2章 过犹不及
某些行业、地区和企业过度配置人才这一现象被大众所忽视的一个原因是，与它相关的事情无人想触及。
我们的经济已经从制造业转向了金融服务业。这不是经济第一次这样转型了。荷兰和英国都曾是当时的全球制造业大国，英国在19世纪初取代了荷兰，而我们在20世纪初取代了英国。荷兰和英国转而把金融服务和保险作为经济的驱动力。不幸的是，一个经济体很难单靠金融服务而称雄，因此两国都从世界舞台退到了后台。
我们不再制造设备，我们制造分析。投资银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公司法律事务所和管理顾问已成为今天美国经济的枢纽。他们在帮助公司筹集资金、实现收购、记录复杂交易和吸收新技术及大量其他必需的任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这些类型的专业服务公司在竞争激烈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环境中运转。其持续成功与否，取决于为之工作的人员的类型，一切都处于危险的边缘。因此他们集中精力去招募和留住最聪明的人才，在此过程中投入了数百万美元，提供职业声望、高起薪、培训、财务费用，以及关于人才社区和未来机会的承诺。
业内富有声望的某家管理咨询机构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曾向我解释道：“我们喜欢在顶尖的学校招聘，因为校园里有很好的招聘对象。我们只需要投入资源，改进筛选条件并调整变量，就能找到他们。我们会弄清楚哪些班级的学生智力超群，哪些班级的学生只是充数，哪些职位的领导力很重要，哪些专业会表现更好。我们在校园里花的时间越多，这些信息就掌握得越充分。我们打算每年从每个顶级学校招募一定数量的人才，这样就会不断获得个人推荐和个人联系。如果我们连续好几年没有从某个学校招到人员，那么要在这个学校重新打开局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行动，并且执行得很好。如果你是咨询公司的股东，你也会希望他们这样努力做事。但是，这家公司正在与数十家实施同样手段的公司进行竞争。不久之后，我们将看到这样一出公共悲剧：所有的公司都在同一个地方“放牧”，直至资源耗尽。
下面的数据可以更形象地描述这一努力需要付出的资源。仅在2011年，美国在招聘和选拔员工方面的预算就达到了3760万美元。据一名在金融服务行业从事招聘的朋友估计，她的公司每招募一人，成本是5万美元。如果你按照这个比例去计算主要银行和咨询公司在招募渠道方面的类似支出，那么全国每年预计花费在各大高校校园招募上的费用即使没有数亿美元，也将高达数千万美元之多。一个对冲基金公司花费了大量的招聘费用，为了了解达特茅斯的学生为什么不参加他们的招聘流程，甚至愿意向每个给出解释的学生支付100美元。2012年，达特茅斯的四位做毕业致辞的学生代表中，有两个人去了高盛，一个人去了摩根士丹利，另一个人去了麦肯锡。
为了获得数十所大学的顶级人才，每年各行业都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然而这一切不能怪罪任何人。私营企业理应尽全力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的福祉。这意味着它们需要进行校园招聘、花费时间和金钱，并努力争夺国内的顶尖教育成果。招聘文化引起了学生对有声望的职业的追逐，因为本科生看到周围的人都沿着明确的轨道走下去，因此他们也期待着这样做。大多数银行和咨询公司在8月和12月之间为高年级学生提供薪酬报价。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高年级学生，看到竞争如此激烈、隐约充满不安的过程在你身边徐徐展开，你会做何反应？
人才大战的结果是什么？统计学的测量和报告方式不尽相同，但依据过去几年的可用数据，表1—1显示了顶级大学毕业生的总体情况。表1—1 国家级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选择
续前表
让我们花点时间仔细看看这些数字。虽然有一些波动（比如，更多耶鲁毕业生去法学院，更多约翰霍普金斯的学生去医学院等），但你能得到一个总体印象，就是他们在占全体学生的比例上非常相似。正如表1—1所示，大多数美国大学毕业生走上了这六条道路之一，但其中没有一条能直接导向新的商业的形成或增长。学生们本来有无穷的选择，到最后这些选择却迅速缩减为有限的几个。
我已经和数百名处在上述困境最前沿的大学生交流过了，以下是我听到的一些回答。
●如果我去职业服务中心，他们会直接告诉我只有金融和咨询工作可以选择，否则就只能去为美国而教。
●好像你看见的每个人都穿着西装去参加银行面试。老是看见这样的事儿，自己也会受影响。
●我的朋友试图在创业公司找份工作，却发现很困难。最终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去了一家咨询公司。
一些观察家错误地认为，近期金融服务行业的业绩下滑以及电影《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的出现意味着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现实情况却取决于哪些机构在校园内拥有资源、品牌资产、技术知识、招聘时间段以及可持续与可预测的新员工需求，并确实采取了招募行动。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因素仍然保持不变。
假设你拥有一家小型成长型公司，希望雇用一些顶尖的毕业生来支持公司成长，这实际上并不容易。首先，即使真实的职位需求可能会在正式招聘时发生变化，你也必须提前几个月开始部署招聘计划。你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来注册参加招聘会，发布职位描述，并穿梭于好几个州的校园。你将不得不与大公司并肩竞争，而他们通常有着巨型的招聘展板和穿着得体的员工，这些员工通常是毕业于该校的校友。为了与提供超过平均水平的工资以及拥有大量职位的大公司抗衡，你也必须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报价。你很难得到校园职业介绍中心人员的关注，因为你可能只想雇用一两个大学生。你必须仔细评估候选人是否合适。最后，尽管你尽力做到了上述各项，也没人能保证你会雇用到你真正想要的员工。
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小公司无法得到很好的服务，所以大多数小企业根本不尝试这条路。然而，正是这些小公司发展到某一成熟阶段时，才更有潜力进行规模扩张、创新，并雇用越来越多的员工。
由于经营类职位的招聘减少，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出路只有大量的专业服务公司、非营利团体及其他很少的选择。缺乏选择甚至导致了学生的不满。2011年，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校友撰写的作品和文章都为金融行业的大肆招聘而哀叹。斯坦福大学的一篇专栏文章被新闻媒体采用，并由此启动了一个叫作“停止榨干人才”的网站，该网站抗议人才大量流向华尔街。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写道：
金融业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包括学生对专业和职业道路的选择、职业发展的资源分配、教师和课程安排、学生文化和政治活动。2010年，在经济危机爆发后，金融服务业依然攫取了20%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和超过15%的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除了咨询业，金融行业对人才的吸纳率居各个行业的榜首，比前几代人的相应数值高出3倍还多。
由于金融行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地来自复杂的金融产品，例如，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担保债务凭证（CDOs），其对技术类毕业生的需求稳步上升。2006年，证券和商品交易所雇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甚至比半导体制造业、制药业和电信业所雇用的人数还多。
其结果就是将大量的高级人才重新分配到金融部门的岗位中，其中许多职位正如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所说的，“对社会无益”。根据考夫曼基金会最近的报告，这种过度分配减少了人才市场中生产性企业家和研究人员的供应，损害了创业型的资本主义活动。许多这类金融相关的工作助长了金融投机行为，而后者是造成经济波动和实际生产活动衰减的原因。事实上，华尔街的活动主要由有价证券交易和套利交易构成，而不是对新业务的投资。2010年，高盛集团63％的收入来自交易，相比之下，只有13％来自企业融资。
为什么毕业生会涌向华尔街？除了高薪的诱惑以外，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充分利用学生对于工作的不安全感，设计了一种积极、高明且资金充足的招聘系统。此外，精英大学的文化一直将金融视为“有名望”和“精明”的职业选择。
詹姆斯·夸克（James Kwak）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考入法学院之前就职于高级咨询公司麦肯锡。他写文章说明了招聘和文化适应过程。
典型的哈佛大学本科生是：（1）在学校表现优异；（2）以传统标准来说，一贯保持着成功；（3）除了学校或类似学校的机构，几乎没有或没有“真实世界”的经验；（4）感觉自身背负着有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野心或责任（但并不明确相关性）；（5）被失败的恐惧所驱动，而不是被具体的做任何事情的愿望所驱动（是的，我知道这是一个刻板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典型”）。他们的（我们的）决定是由两个主要的决策机制所驱动的：（1）保留尽可能少的选择；（2）只做那些能增加未来实现卓越成就可能性的事情。钱并不是重点，在他们生命的这一刻，如果你问他们未来的愿景，许多人可能会说，他们只需要变成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并且肯定他们能实现这一阶级目标。
华尔街公司（以及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招聘流程完美地利用了这些（错误的）决策机制。高盛或麦肯锡的主要卖点是拥抱未来伟大的可能性。其主要策略是，“做这些事情，两年之后你可以（像财政部部长一样）做任何事情”。为此，你会接受一些通用的业务培训，以帮助你进行任何业务实践（其前提假设是，在这个社会里私营部门不会犯错，公共部门却干不了任何好事），然后你就能获得一份受到推崇的简历和相关的人际关系。凭借它们，你才能够继续向前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事实就是如此，因为这些列在推荐表上的名字使你的简历熠熠发光，很少有潜在的未来雇主会思考你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除了继续当银行家和顾问，这类培训到底有什么用处？这是另一个问题）。
第二个卖点就是，他们把事情变得更容易。是的，为了进入这些公司，竞争十分激烈。但过程很简单，招募者来到校园，进行开放交流。他们告诉你申请工作的时间和流程，提供面试指导。在招聘期间，他们会派很友善的人驻扎在校园里与你保持联络。如果你收到了工作邀请，他们会找出你的其他工作选择，并让合伙人亲自打电话给你解释虽然那些都是很好的选择，但高盛或麦肯锡更好，你可以以后再考虑其他那些工作机会。对于不了解如何在开放型经济中获得工作机会的人，以及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努力通过考验、以追求在下一阶段获取声望的人来说，这些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研究生院也有明确的生源录用流程，这是本科生考虑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路径）。大多数公司并不想要应届大学毕业生的事实又使大学生很容易就选择了少数这几家公司。
第三个卖点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确凿无疑的那一个——金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活方式。印装精美的宣传册永远不会承诺你能赚多少钱，但它们清楚地表明，你将成为穿着优雅，装备精良，坐飞机飞来飞去的精英人群中的一员。这些公司的办公室里有鲜花装点，落地玻璃墙光明透亮，随处可见免费食物和高科技装备，人们一走进这样的办公室就会心醉神迷。去年夏天，有一个人给我的学校邮箱写信，说明他的办公室是多么美好，可以俯瞰中央公园。我向一位曾经在麦肯锡工作的老朋友提到这个邮件，他说：“这个人是被办公室迷住的。”
一旦你走进高级办公室的门，诱惑就开始了……
这一切都是人类的天性。你的开支总是与收入持平。几十年过去了，你才意识到，你并没有拯救世界，钱则成为任何决定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当你有了孩子，你就被困住了。与克扣孩子的物质需要相比，你发现克制自己花钱的欲望（和采购清单）可能更容易些。
更重要的是，你把所从事工作的合理性内化了。承销新的债券发行时，想象这样可以拯救世界，总比单纯地因为钱而承销新的债券发行要容易接受一些。这种内化行为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比如大学教授会认为，通过培养下一代年轻人（或更离谱的是，写深奥的论文），他们正在改变世界，这样来想，总比单纯地认为他们在从事教学或研究更容易自我接受一些。
当然，在华尔街也有自卑、怀揣经济妄想、需要心理治疗以及卑劣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人因为可以入职而去那里，又因为无法承担离开的后果而说服自己留下。
我有一本书谈到了对在华尔街工作的本科生的看法。就个人来说，我并不反对他们，虽然我认为他们应该尽力降低日常消费，以便日后能够转变职业轨道。但是，作为一个系统，一小撮有利可图的公司将其利润投资于掠夺美国大学的顶尖学生，这毕竟是一件坏事；即使这些大学名义上是私立的，仍有部分资金源于全国纳税系统，是以研究基金或联邦学生贷款补助的形式来支持它们，但最终这些大学的顶尖人才却被银行、咨询机构和律师事务所掠夺去了。《华盛顿邮报》的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曾采访了一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她的专业是历史、政府和政治哲学，毕业后去了华尔街。她的回答多少反映了大多数学生是如何做出这样的就职决定的：
投资银行从来都不在我的计划中，但哈佛大学的招聘文化非常强大。在毕业找工作的焦虑时期，招聘人员天天在你面前晃，因此很容易就做出决定……如果实习顺利的话，那么在四年级的9月份就能得到职位，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毕业季将会变得更轻松，你可以专注于写论文，可以放松喝酒。你不用担心找工作的事儿了。
除此之外，我认为这是一种常见的压力型焦虑。华尔街的机会满足工作的各项要求，它所提供的机会是低风险的。他们为你制订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工作计划，给出的薪水很高，并且确保从业者获得工作能力，这些能力还能运用到各种其他领域。通常认为，一旦你通过了高盛的测试，你就能胜任任何事情。你要学习Excel和估价，学习如何在紧张的工作时间和高压环境中生存，所以这看起来好像是开启了职业生涯的好路径。这一切对那些不谙职场的哈佛大学毕业生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这些不是你在儿时梦想要从事的工作，你要穿着西装，拜访客户。这是一种非常快速的成长方式。投资银行还有其他优势，你可以快速赚钱，并在纽约买一套优质昂贵的公寓。
在我为期两年的培训计划的第一年，某家私募公司试图挖走我。当时有个概念是“无意中成为银行家”，指的就是偶然进入私募行业，赚得越来越多所以越来越难放弃的那些人。但是，即使有相关的制度改革，我们还是需要考虑一下，所有这些招聘文化产生的影响都来源于对金钱的渴望，许多人认为可以牺牲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时间去赚钱，反过来他们认为因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时间，理应得到极高的报酬。这不是恶意的推演，很多人确实走到了这可悲的地步。
我们已经到达了经济的进化阶段，某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此时正在发生。感谢之前的机构和个人（以及最近某些宽松的联邦储备政策），我们现在才有丰富的资本储备，还有一个致力于管理和分配这些资本的大型行业。这个行业的薪酬水平远高于任何其他行业。现代企业的复杂性也导致了同样庞大的管理咨询行业的崛起。经济合理性正在推动企业和个人追求某些确定的成果，但那些成果却威胁着我们的长期成长。
考夫曼基金会201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认为，由于金融工具变得更加复杂，“金融行业现在重点招募科学、工程、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付给他们的起薪是他们从事本职工作情况下的5倍，甚至更多。如果不去金融机构，这些新员工正是构成最强大人才库的人群，这个人才库本应诞生未来高增长公司的创始人，金融服务行业的稳步上升蚕食了美国经济的企业家精神”。
换句话说，金融业正在招募和投资那些本来最有可能创业的聪明的技术人员，因此导致创业公司的数量大大减少。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大型跨国银行负责交易业务。有一次一起喝酒时，他说：“连我都觉得从加州理工学院招聘博士为我编写交易算法是不正确的。我觉得他们应该去参与火星任务或类似的工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继续招募这些博士，并提供非常可观的薪酬。
我曾遇到一位拥有哈佛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女士。她提到，只有两家公司在她博士生期间积极开展招募，不是制药公司或生物技术公司，而是两家领先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和波士顿咨询集团。如今，生物学博士学位的最高价值不在实验室，而是对大型药企进行分析。
斯坦福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都呼吁大学要以某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学中的管理人员私下是认同的，他们也不想把大学打造成银行家和顾问的事实上的培训基地。2008年，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为毕业生致辞的时候，要求他们的眼光超越华尔街的“不可抗拒的招募巨头”。普林斯顿大学正在寻找一位新的就业服务主管，希望他为文科毕业生开阔视野，提供更广泛的就业选择。但是，大学部门的干预是无力的，因为就业服务机构主要从企业雇主那里获取资源。所以它们受制于那些部署资源招兵买马的企业，这是可以理解的。高盛甚至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就业服务办公室设立了一个署名房间，学生可以推门进去参加信息发布会。让一所大学拒绝私人企业进入校园来向毕业生提供高薪工作机会也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才是上大学的意义所在。
少数教授试图自己给学生提供替代的解决方案。纽约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埃文·寇斯（Evan Korth）和哥伦比亚大学应用数学教授克里斯·威金斯（Chris Wiggins）早就厌倦了每年看到自己的学生最终都去了华尔街的银行。事实上，来自某家风险投资公司的研究表明，近几年东海岸高等学府的计算机科学毕业生中只有13％去了初创公司。因此，埃文和克里斯及技术专家希拉里·梅森于2010年创办了hackNY，向纽约的创业公司推荐有前途的程序员。该组织的使命是“让孩子们远离华尔街”。在我们的交谈中，威金斯说：“纽约市的金融服务经济非常强劲，所以这条职业道路看起来异常平顺。”寇斯补充说：“我们想要为年轻有为的开发者们建立一个人脉网，他们是黑客，也是创意型的问题解决者。这个人脉网可以让他们互相交流学习，并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技术社区。”hackNY已经训练了一百多个程序员，并将他们输送到技术公司。这个项目令人钦佩的是hackNY的新奇性，以及大学教授认为需要建立相关组织来解决上述问题并为之付出的努力，这些本身就富有意义。
开创型业务或者在初创型公司工作，对于个人来说是一项挑战，而我们如何提高人们接受这一挑战的可能性？我们越来越依赖于异类，他们从本质上就具备了超乎寻常的企业家精神，并且对于经济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