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轶飞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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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进角落的光：行走在远古到中世纪的医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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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照进角落的光：行走在远古到中世纪的医学／孙轶飞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ISBN 978-7-117-26456-3
Ⅰ．①照… Ⅱ．①孙… Ⅲ．①医学史-世界-普及读物 Ⅳ．①R-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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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照进角落的光：行走在远古到中世纪的医学
著 者：孙轶飞
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
邮 编：100021
E - mail：ipmph@pmph.com
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作时间：2019年4月
版 本 号：V1.0
格 式：mobi
标准书号：ISBN 978-7-117-26456-3
策划编辑：刘彬
责任编辑：刘彬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WQ @ pmph.com注：本电子书不包含增值服务内容，如需阅览，可购买正版纸质图书。
献给伯恕
感谢你，亲爱的伯恕，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你在此时此刻看到。也感谢你，在我写下每个字的时候都陪在我的身边，如果不是因为你，这本书早写完了。序言 奔轶如飞的医学断章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小书，出自青年教师孙轶飞之手。想到不久前孙老师和我提到他将放下柳叶刀弃医从文时，我多多少少还觉得有些惋惜，在如今的医疗环境下，一名外科医生手技的养成殊为不易，哪怕是像我等这种终身不大可能成名成家的小医生亦是如此。或者是因为习得性的热爱，或者是因为外科手术独有的魅力，这条路尽管崎岖艰难，仍不断有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加入其中负笈前行。所幸孙老师虽然离开了医院和手术室，但终究没有离开医学，他选择在医学院做一名专职的医学史教师，为医学生成长为医生铺路搭桥。而在此前，他已经兼职讲授医学史有一段时日了，这本书，想必当是他一直以来在医学史领域耕耘思索的结晶。
和所谓的“三理一剖”（生理、病理、药理和解剖）这种基础医学的必修课相比，医学史有点儿像一门屠龙之术，以至于很多医学院校根本就没有开设这门课程，大部分医生也仅仅满足于掌握职业要求范围之内的具体知识和技能，而对这些知识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所知甚少，大众更是只专注于医疗现状能为维护自身的健康提供何种帮助，对祖先的医疗状况一无所知。如此就导致了一个不太好的后果，即患方对医学救助往往会有不切实际的期许和要求，这种要求当然是医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但科学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医学的发展速度永远也赶不上民众需求的不断提高，因此，我认为医学史教育有必要成为公民的通识教育，当我们可以将医疗现状纳入一个历史范畴去理解和看待，可能就会更从容地面对现实医疗世界里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照进角落的光：行走在远古到中世纪的医学》这本书可以视为这种通识教育的探索，从书名来看，本书好像是一本人类学著作，但作者并无此野心，尽管书中确实借鉴了不少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但他所借用者皆是为叙述医学历史而服务的。从原始医学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这段医学历史，举凡神话、宗教、战争、语言、艺术、科学这种种散乱的线索，统统被作者收拾得利落停当，仿佛它们原本就应该被用于解读医学的历史，只是作者恰好途经此处，便随手铺就了眼前的华章。
如不精心地去看，这本书的内容似乎有些散乱，作者奔轶的思维，合纵千古，连横八荒，若非读者本身对医学史原有些基础或对人文历史有足够的积淀，很有可能坠入五里云雾，这也是本书与其他医学史作品最大的不同，它不单单是在说医学的历史，而是将与医学发展过程中任何沾亲带故的传说轶事都囊括其中，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非不辨真伪良莠地胡乱搜罗，而是一本正经地逐条仔细考证，用作者的话来说，“我相信，整个世界和其中的知识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我相信，作者这么干的目的其实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写比较好玩。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不太可能再有什么出版物会形成洛阳纸贵的局面，但我仍然认为，写一本无趣的书乃是一种罪过，孙老师所以能写就这样一本有趣的书，与其说他是对医学史研究的热爱，不如说他一直有一颗对世界、对知识的好奇心，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知识是有联系的，于是他就把散落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知识串起来给你看。当我读完这本书时，我的感受是，不是这个世界缺少联系，而是缺少发现联系的心灵。
好奇心，我们原本都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知识的追求逐渐变得精专而功利，我们已经绝少会单纯因为好玩而去探寻世间万物的联系。一个对世界失去了好奇心的成年人，至多是无趣的，但若整个民族均失去了这种好奇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机会走在世界的前头。
医学史上很多重要的发现均出于一些纯然的好奇心理，以至于有些发现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能显现出其实用性来，中华民族是个太重实用效果的民族，所以那些有趣但“无用”的科学发现，甚少出自中国人之手。以作者两次提及（前言提及一次，本书的末尾又提及一次）的哈维而论，血液循环学说的提出对当时的医疗界并无实用价值，人们的医疗行为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连哈维本人也继续奉行以放血疗法为主的治疗，但类似这样的学说还是不断地出现，人们在做这些研究时，不见得是为了什么实用性，很可能就是因为好奇好玩。
仍以心脏为例，1839年浦肯野(1787—1869年)在绵羊心室的心内膜下发现了灰色平坦的胶质纤维网，可这一发现在当时能有什么用呢？什么实用价值也没有。但今天的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一发现，那么我们可能至今仍不知道心脏为什么会跳动，治疗心律失常更是空中楼阁，事实上浦肯野的发现，是人类认识心脏电传导通路的起点，这一发现的价值直到1906年日本学者田原淳关于房室结的研究工作之后才被充分理解。
浦肯野也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他博学聪慧，会写诗，还翻译过好友歌德和席勒的诗歌，能说十三门语言。他在很多领域都是先驱，比如描述了浦肯野效应（光的强度减弱时，视觉感受的变化对红色和蓝色不同）等视觉现象；大脑皮质的浦肯野神经细胞；皮肤中的汗腺；胰腺提取物对蛋白质消化率的影响；洋地黄毒性对视觉和心脏的影响；使用显微镜用薄片切片机制制作切片；高等生物体纤毛运动；神经对胃酸分泌的影响；活体毛细管显微镜的使用；梦心理学的新视角等。他还是第一个研究指纹科学的人，并使用了血浆及原生质等术语。
遗憾的是，这本书仅仅写到文艺复兴之前，也即哈维刚刚露脸就戛然而止，如果按照相同的思路继续将这本书的内容一直写到现代医学，那必然将是一本更为厚重的作品，以作者的能力来说，写就这样的大部头也并非不可能，但他好像暂时无意于此。正如他已写就的部分是由于其孩子般的好奇心一样，他就此搁笔好像也是由于孩子般的顽皮，完全的率性而为。以我对作者的了解，目前成书部分的历史跨度，写成十万余字，他已经是相当收敛克制了，若任由其展开来写，肯定远不是现在的篇幅。
吞下万丈红尘之后，他只幽幽地吐出一个烟圈，做个鬼脸就跑掉了。
除了作者有意规避近现代有些不乏争议的历史内容之外，我想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书中想传达的思想已经阐述完毕，作者不是要大家记住具体的某个人做了某个发现，而是希望读者掌握他这种合纵连横的思维方式，若将这本书视为一本讲义，那么在讲义的最后，其实应留有一道思考题，作者在前言中说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学说的过程是受了伽利略的启发（这一观点只能是作者的推测，因为注意到伽利略同时期也在帕多瓦大学教授数学这件事的显然不止是孙轶飞，比如著名医学人文作家舍温·努兰就认为伽利略并非这一发现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本书的最末一章也以哈维的出场为收尾：“（哈维）终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盖伦的潮汐理论。一个时代因此而终结，另一个时代又因此而开启。”那么我想给出的思考题便是：哈维所以能在自己并未提出新的解剖学发现的前提下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可能受到的启发来自哪里？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他提出血液循环学说很有可能是多少受到了古希腊“天人合一”学说的影响，因为他在那本著名的《心血运动论》中曾举亚里士多德描述自然界水循环的例子来说明血液是循环的：太阳照射地面上的河流，水汽因受热而蒸发至空中凝结成云，继而以雨的形式洒落大地，正是由于这样的循环运动，生物才有新老更替。哈维认为，心脏的运动为血液循环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故而心脏是生命之源，正如太阳是世界的心脏一样，心脏也是身体这个小宇宙的太阳，正是因为心脏的运动，血液才得以运行，为人体各项功能的运作注入新鲜的营养。
你看，在这样思路的启发之下，我已经学会举一反三了，那么作为读者的你呢？李清晨2018年3月写在前面的话药物之神海基亚，一手执蛇，一手执药碗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尝试着用读书的方法让自己知道更多的东西。在我眼里，世界是个没有边界的彩色拼图，每当我多了解一点未知知识的时候，世界在我眼前仿佛就变得更完整一点。读书让我相信，整个世界和其中的知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联系在一起的。
年少的我曾经很好奇，人类为什么要把知识分门别类，分成众多的学科。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知识本是一体的。把它分成不同的学科只是屈从了人类的软弱而已。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1887
这话一下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人类其实早就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所以才会割裂知识，让每个人在自己狭小的领域里深入钻研，才有可能走向深刻。
然而，我就是不喜欢深刻，我想走向广阔。
当我一头扎进了医学院的时候，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
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老师曾经讲过一个称为“海蛇头”的词汇，专门用来描绘在门静脉高压的情况下病人肚子上出现的表浅静脉曲张的形态。简单点儿说，就是在门静脉高压的情况下，病人肚皮上的静脉变粗了，既像是一蓬根部捆在一起的海草，又像是一小团摊在桌子上的方便面。
就是这样一个常见的医学词汇，却让我困惑万分，前人为什么会用“海蛇头”来描述曲张的静脉呢，要知道蛇这种动物脑袋上可是一根毛也没有啊。
于是我首先查询了“海蛇头”的英文名称——caput medusa，直译过来是“美杜莎头”。美杜莎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传说中与她目光接触的人都会变成石像，而她的每一根头发都是一条毒蛇。
这样我就明白了，“海蛇头”其实应该是“长满海蛇的头”，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那么用“海蛇头”来形容曲张静脉的样子就十分贴切了。
想来当初翻译这个单词的人为了表意简洁通达，就采用了“海蛇头”这个中文名称，却让后来的学子难解其中的奥妙。
你看，知识被割裂以后，不仅变得难以理解，而且很容易产生误解。
之后我又按照探究海蛇头来历的套路，试着去寻找所学知识的本末由来。
在17世纪之前，论述血液在人体内流动方式的理论是由古罗马医生盖伦提出的。盖伦认为，肝脏不断产生新的血液，心脏则负责为血液流向全身提供动力，当血液流到肢体末梢的时候，便像拍打在沙滩上的浪花一样消散不见。这样的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潮汐理论”，而推翻这一错误理论的就是我们熟知的哈维医生。
当我看到许多书在讲到哈维发现血液循环这个著名的医学事件时，总会刻意提到他的老师法布里修斯发现了静脉瓣。现在我们知道，静脉瓣的功能是辅助静脉血从肢体回流向心脏。这样一来，由静脉瓣的功能到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的过程，不由得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认为哈维理所当然是在他老师的指引下发现了血液循环的秘密。然而，真的是这样么？
哈维质疑旧有的潮汐理论时，用的试验方法是这样的：先测量心脏每次泵血量，再乘以每天的心跳次数，结果发现心脏每天泵出的血量是体重的十几倍，如果血液泵出之后真的像旧理论所说的一样消散在肢体的末梢，那是不可能的。
哈维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和静脉瓣的发现关系并不是很大。重要的是，哈维的试验思路，是把人体看做机器一样的东西，人体的生理活动是可以通过测量来了解的。而法布里修斯尽管发现了静脉瓣，但却对其功能没有正确认识，在血液运行方面他依然秉承盖伦的观点，而在他看来静脉瓣的存在仅仅是为了防止血液在肢体聚集。哈维选择了一个全新的看待人体的视角，这种视角与法布里修斯的医学观念并无相似之处。启发哈维的，一定另有其人。
可以想见，哈维的这种科研思路不会凭空而来，一定是在整个科技发展的背景之下受到了某些人的启发。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于是在科技史的著作中寻找这种研究方法的痕迹，很容易就发现哈维的研究方法和两位卓越的科学家——伽利略、笛卡尔的思路十分一致。
有了这样明确的人物，再进一步看看他们的生平履历，哈维曾经就读于帕多瓦大学，而伽利略在哈维就读的时期，正是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原来，伽利略也是哈维的老师。如此看来，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究竟受到了谁的影响最深，岂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然而，在我所读到的医学史著作中，很少有人提到伽利略与哈维的师承关系。很显然，医学史与科技史长久以来也处于割裂的状态，而没有被当成一个系统学科来研究。
这个问题又让我产生了新的思考，那就是医学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疾病和医学的故事，都一定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鼠疫从亚洲传到欧洲需要20余年，14世纪的鼠疫用了数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件事，而1918年全球流感大流行时病毒仅用了10天就跨过了大西洋。我们可以看到传染病的流行和人类交通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同样道理，在神学统治的时期里，医学当然也和整个社会生活一样，都被神学深深地影响，医学变得愚昧而充满神秘色彩，但我们应该因此去苛责当时的医生吗？当然不是，在当时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下，医生怀着对神灵的虔诚叮嘱患者向神灵祈祷，他们最多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尽管提供了无用甚至有害的治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始终怀着一颗善心。
只有科学技术缓慢地进展到相应的阶段时，基础学科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医学才能紧跟上时代的步伐。
所以在我看来，回顾疾病与医学的历史，自然是要把它们放在每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换句话说，我们用学科割裂开了知识，但是不应该忽略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医学史这门桥梁学科的存在就是为了将医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让我们搞清楚疾病与医学的故事在所发生的时代里，和当时的文化、艺术、宗教和科技等方面，发生了怎样的相互影响。这更容易让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时代里，哪些知识对于医学的影响最大，自然也就方便我们认清在当下如何通过和其他学科的交流，促进医学的发展。
同时，每个学科都是时代大潮里的小浪花，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也造成了对于整个历史的影响。至于疾病和医学是如何影响历史，是分两个方面的，一来是发病率特别高的疾病，对整个社会都产生着基础性的影响，历史在这种力量的驱动下，有些走向是必然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人患了某种疾病，对历史造成的影响则有着偶然性。在必然与偶然的共同作用下，演绎出了那么多有趣的故事。我想讲出来给你听。
很多时候，重要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看待问题的视角和思路。正如我刚才所举哈维的例子一样，我们不需要记住他何时在帕多瓦大学读书，也不需要记住伽利略何时在帕多瓦大学教书。重要的是，好奇心驱使我们试图搞清楚哈维血液循环理论的试验思路是如何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我们又通过自己的方法找到了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
在《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当众传授张无忌太极剑时，并不是让他牢记招式，而是让张无忌领会，“只是细看剑招中‘神在剑先、绵绵不绝’之意”。这样反倒对剑法中的要旨领会更深。我也希望亲爱的读者在读过这本书时，不需刻意记住书中内容，而只需要记住这样一句话——所有的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
深圳的蒋一凡律师和远在美国的许玥女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分别为本书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部分提供了珍贵的图片资料，在此特别提出感谢。
最后，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一来是林悦老师批评我只顾自己读书寻开心，而不把知识与大家分享，我很羞愧；二来得感谢李清晨老师对我的督促，林海老师、赵凯老师两位好友给予我的帮助；三来也是最重要的，我的儿子孙伯恕越来越大，我害怕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已年老昏聩，不能给他亲口讲述这些有趣的故事，所以趁现在写下来等他长大了再看。孙轶飞2018年3月于石家庄原初之民只是一瞬间地球的诞生
回望来路，地球这颗小小的星球已经经历了太过漫长的岁月。
46亿年前，当地球作为一颗初生的星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孤独旋转时，它的表面寂静无声，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和今天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以人类的能力，只能大致推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地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水汇聚成为海洋湖泊，板块挤压使山脉隆起，气候剧变，冷热交替。所有的一切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地球的样子。
时光荏苒，在地球改变着自己面貌的同时，在地球上也诞生了生物。
从大约38亿年之前最初的有机物在自然界出现，进而演化出单细胞生物，到250万年前非洲的草原上出现了第一批人类的身影，进而迁徙到世界各地，直至形成千姿百态的生物圈，这无不是由不计其数的小概率事件堆叠而成。
这是何等奇妙的景象。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地球的表面形成了精妙的生态系统，不断有物种的产生和消亡，个体的出生和死亡。生态系统在尽可能地维持着动态平衡，也正是如此，它才得以长久地存在。
事实上直到今天，人类依旧无法完全弄清楚维持这个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每个环节。
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界是陌生的，不断发现的新物种在提醒人类，对于自然界我们了解的还远远不够；不断发现的化石在提醒人类，我们已经失去了多少了解它们的机会。
对于自然界来说，人类也是同样的陌生，因为和自然界漫长的形成时间相比，人类出现的实在太晚了。
我们是谁？
我们是人类，地球表面众多生物中的一种罢了。
虽然和其他物种相比，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秘密，却比任何其他物种了解得更多。因为人类有无穷的好奇心，不仅想把当下的知识一一掌握，还在不断回顾过去的事情，并期望以此指引未来的方向。
大约250万年前，非洲的草原上才出现了人类的身影，他们逐渐迁徙到世界各地，但这些人并不是我们人类的祖先。
大约10万年前，仍是在非洲，出现了今天人类的祖先——智人（Homo sapiens）。此后又经历了3万年的岁月更迭，大约7万年前，人类终于再一次走出非洲，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站在食物链最顶端的物种。他们不但大肆杀戮各种动物，也消灭了更早的人类，比如尼安德特人。
大约1.2万年前，人类学会了种植庄稼，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生活。
至于文字的出现，时间就更近了，当这些勾勾画画的曲线足以记载种种历史事件，并能承载人类的情感时，离我们现在的社会也不过短短几千年罢了。
假如200万年前的某个人类祖先穿越到100万年前，虽然整整跨越了100万年的时光，他并不会觉得两个世界有什么不同。
然而，假如100年前的某个人穿越到当下，他一定会茫然无措，对这位百年前的穿越者而言，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无法理解。就是这短短的百年时光，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知识的积累，都达到了极其惊人的程度，而且始终处于加速的过程中。
正是因为进步得太快了，我们的身体乃至许多观念，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想法和行为中的许多细节，和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的人类并没有什么差别，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它们就是这样顽固地存在于我们身边。这也是为什么每当回顾历史，包括医学史时，原始社会的种种理念依然值得回顾。
因为，相比起地球的寿命、生命出现至今的悠远岁月，我们的文明只是一瞬间。瘟疫时代精妙的生态系统
越是炎热的地方，生物的种类就越多。非洲处在地球上最热的地方，所以演化出来的物种也就最多。
这些物种构建了精妙的食物链，羚羊吃草，狮子吃羚羊，狮子死后则会被细菌分解，成为草的肥料……
能量就这样在循环里周而复始地流转。
虽然都是食物链的一部分，但是各个物种的种群数量却不一样。在食物链中，位置越高的物种数量一定越少。
如果食物链中某个物种的数量突然增多，就会对整个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这种重大影响不单会导致其他物种的灭绝，甚至会使整个食物链遭到重创，直至对这个物种本身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不难理解，一大片草地才能养活一只羚羊，而一大群羚羊才能供的上一只狮子吃肉。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物种——狮子，它的数量当然不能太多。
假设一片草原上本来有3只狮子，那么它们占据的地盘必然足够维持它们的生存。如果突然某一天，有100只狮子迁徙到这片草原，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可以想象，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片草原上的羚羊、斑马、长颈鹿之类的食草动物就会被吃光，而狮子们也会在不远的将来被饿死。
这个例子说明，食物链中各个物种的数量都受到运转良好的调控机制的调节。这套机制看起来虽然残酷，但却是所有物种生存不可缺少的保障。
演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在时间的长河里，非洲这块生物多样性极强的土地上既然能演化出这样完善而复杂的生态体系，其中当然有很多种办法去控制种群数量。
这些办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就是传染病。
是的，传染病不仅不是人类的专属，而且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甚至远远早于人类。
动物和植物都有困扰其自身的传染病问题，这正是自然界控制其种群数量的手段之一。
直到大约10万年前，人类依然是非洲草原食物链中的普通一分子。这可以解释为当古猿慢慢地向人类演化的过程中，留给整个非洲生态系统的时间是很充裕的，各个物种都在努力学习如何与这个新的物种打交道，从而适应因人类的出现而带来的改变。
在人类的祖先逐渐沿着食物链向上攀升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维持着一种不断变动的平衡，虽然加入了“人”或者古猿这个新物种，但是通过生态系统自身的调整，它抵制剧烈变化的属性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非洲的微生物也在这段时间从容地变化着自身的能力，让自己可以更有效地感染人类，控制人口。这也再次证明了，复杂的生态环境有效地控制着各个物种的种群数量，同时也限制了人类的扩张。
换个角度说，正是因为非洲能感染人类的微生物种类如此繁多，恰恰成为了人类源自非洲的证据。其他的大洲因为未与人类有如此长时间的接触，所以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无法形成如此精妙的动态平衡。
近些年来，给我们留下深刻甚至惨烈印象的传染病，诸如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都是首先发现于非洲。既然导致这些传染病的病毒不是横空出世的，那么在被发现之前，它们究竟藏匿在哪里？
答案是藏匿在我们那些远房亲戚——猩猩的身上。
从亲缘关系上讲，人类或许可以算作是一种没毛的猩猩，所以人类学家莫里斯才会给自己的一本著作起名为《裸猿》。但是这一点长久以来人类也是坚决不肯承认的，不过这完全抹杀不掉我们和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
在数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和猩猩的祖先住在同一片森林，吃同样的食物，患同样的传染病。各种细菌、病毒、螺旋体和寄生虫就在它们的身体里存活。
既然生活在一起，人类的祖先和猩猩的祖先就一定会为了生存而抢夺资源，这不仅包括地盘，也包括食物，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还会互相吃掉对方，在这种情况下病原体很容易在两者之间相互传播。
即便在现在的非洲，人类捕食猩猩和其他各种野生动物的行为依然从未断绝。当然，猩猩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在吃掉自己远房亲戚方面也是无所顾忌，除了疣猴之类的小动物，人类的婴儿也十分符合它们的胃口。人类的演化
村民解释说，一只黑猩猩抓住一个小婴儿，并且将试图保护婴儿的哥哥咬成重伤。大家后来再也没有看见那个婴儿，料想是被黑猩猩吃了。我们跟着去了村子，亲眼所见证实村民所言非虚。讨厌的伤口留在小男孩的上臂，永远提醒他曾经历的悲惨一幕。——Nathan Wolfe
既然人类的祖先和猩猩的祖先把对方视作食物，而且存在争夺地盘和资源的情况，那么显然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了。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究竟是哪一方获胜了呢？
如果你基于“现在人类是统治地球的生物”这个观点而觉得是人类的祖先获胜了，那么请自己到动物园找个银背大猩猩看一下你能不能打得过它吧。
好吧，我们必须承认，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人类的祖先是失败者。他们被猩猩的祖先从丛林中赶了出来，来到了陌生的草原地区。
然而这一次看似失败的出走为之后人类的发展埋下了两个重要伏笔。
首先，人类开始直立行走。
所谓形态决定功能，灵长类动物的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们更适合在丛林中生存。人类的祖先因为失败而被动地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脱离了生活万年的环境，没有树可爬了，人类的祖先自然不开心。好在他们在漫长的不开心的时间里慢慢学会了直立行走。
因为直立行走，人类祖先那强壮又不失灵巧的上肢被充分解放了出来，这就为今后使用工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类在解放上肢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们的肺。不能直立行走的动物在行走，尤其是在奔跑的时候，前肢对于肺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毕竟它和胸廓紧密相连，在大幅度运动的时候自然会限制呼吸系统的功能。只有直立行走且可以充分解放肺的物种，才可能让肺提供足够的气流用于发声。也就是说，在直立行走的基础上，人类的祖先才有机会获得“语言”这项重要的技能。
自从掌握了语言，并用语言进行交流，人类的一切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通过语言，人类可以在捕猎活动中有非常高效的协作能力，进而具备了捕获大型动物的实力，为人类日后对自然的征服打下了基础。
其次，人类终于突破了瓶颈，净化了自身。
某个物种如果在一个地方生活无忧，才不会四处乱跑呢。只有在自然环境恶劣到一定程度，或者迫于其他物种的压力，才会去到另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环境。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形下被迫迁徙的物种一定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导致种群数量骤降。
人类的祖先当年就是这个样子，人口规模明显缩小，甚至濒临灭绝。近年通过对女性性染色体的研究也证实，人口数量曾经在某个时期一度降至极低。
人口数量减少虽然是个巨大的损失，但却让人类在绝境中孕育出了新希望，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病原体在人群里存活，一旦没有足够的人口数量作为支撑，它们就很难兴风作浪。
我们用麻疹来举例子好了。人一旦得了麻疹且足够幸运没有死掉的话，那么这辈子他就不会再得麻疹了，因为在其体内有了抗体，具备了对麻疹的免疫力。但是刚出生的婴儿并不具备这种后天获得的免疫力，依然会得麻疹。所以需要有足够多的、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孩子这个易感人群，麻疹病毒才能够不停地传播下去。
在这里，“足够多的、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孩子”就意味着整个族群的人口数量不能小于某个数值（麻疹需要大约50万人口才会流行）。传染病学告诉我们，传染病流行的三个要素是：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易感人群这个要素就满足不了传染病流行的条件了。
在和猩猩祖先不断争斗的岁月中，人口数量虽然一度降至了濒临灭绝的边缘，但这也让最初的人类摆脱了许多种传染病的伤害。人类以这样一种惨烈的近乎同归于尽的方式，甩开了许多困扰万年的“历史包袱”，终于突破了瓶颈，净化了自身。
人类虽然因为战败而被猩猩赶出了熟悉的丛林，但却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获得了战斗力的提升。
经历了一次人口数量骤减之后，人类迅速攀登到了食物链的顶端。当他们保持着直立的姿态、手持石斧木棒、三五成群地奔跑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的时候，不仅能捕获羚羊、斑马这样温顺的动物，也能把大象、河马和狮子这些猛兽收入囊中。他们把目力所及的一切能吃的动物和植物逐一添加到了自己的食物清单里。事实上，伴随着人类的活动，很多物种都走向了灭绝。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处在大灭绝时代。
若干年后，当人类以强势姿态重返丛林的时候，多年前曾把他们赶出去的猩猩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一样成了人类的盘中餐。
曾经严重威胁人类祖先的传染病并没有消失，当初将人类祖先驱逐出丛林的猩猩们，它们与人类的免疫系统、生理功能、细胞类型都十分相似，在它们的族群里依然保留着引发这些传染病的危险的病原体，被猩猩这个种群保留下来的病原体一样可以杀死人类。
以林奈为代表的生物分类学家一直以来都在竭尽全力地进行物种分类，希望能够将人类和猩猩区分得清清楚楚，问题是微生物才不管这一套呢。只要有足够相似的身体和免疫系统，微生物就会在不同物种之间传来传去。
所以从自身健康的角度出发，人类应该尽可能地与和自己亲缘关系近的动物保持距离，更不要吃掉它们。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贫穷落后的非洲，忍饥挨饿的人类根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甚至在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那块大陆上的人也许正在继续吃掉他们捕捉到的人类的远房亲戚。也许正是因为这一餐，会在不远的未来带给人类新一轮瘟疫，正如艾滋病和埃博拉出血热一样。走出非洲远古的壁画
早期的人类一直生活在非洲，这里的所有动物都对人类十分熟悉，毕竟在250多万年的时间里，它们彼此携手一起走过了演化之路。
当人类磨练自己的捕猎技巧时，羚羊也在一代代积累着对付人类的经验，而微生物也在不断改变着以使自己保持杀死人类的能力。
非洲生态系统的调节作用努力地让自己维持着平衡，不让人类或其他物种去打破它，而这一切，都限制了人类的发展。
在控制人类过快演化的过程中，传染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直到今天，非洲还有许多地方流行昏睡病，这种疾病的病原体是锥虫，通过采采蝇传播。锥虫在羚羊类动物宿主身上并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病症，但是它一旦感染了人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会导致被感染者极度虚弱，甚至有些类型的锥虫会让被感染者在几周之内死亡。
恰恰是因为昏睡病长久以来对人类的威胁，才保全了许多险些被人类吃光的物种，主要是羚羊。事实上，虽然锥虫也会感染羚羊，但是保护羚羊不受人类威胁的，也是锥虫。
如果没有现代的传染病防治手段，人类根本无法在采采蝇和锥虫的地盘上生存，所以直到很晚近的时代，在采采蝇和锥虫这两大杀手的活动区域里，站在食物链顶端的还是狮子、猎豹这些适应性强的食肉动物，而不是人类。
这只是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精妙生态体系的一角，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演化成的非洲大陆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诸多微生物，与早期的人类狩猎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在这样的体系里，人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缓慢增长的时期。当然，历史绝非单一因素能够决定的，在这一时期中，杀掉养不活的新生儿，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仇杀，乃至人相食，也都是控制人口的重要手段。
正是因为从古至今，非洲这样复杂的生态系统一直存在，其中的传染病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并且消耗着人类的资源，使得这块土地虽然孕育出最早的人类，但却未能最早发展出成熟的文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其他大洲相比，非洲至今依然贫穷落后，历史上甚至出现了贩卖黑奴这样屈辱的事件。
回顾历史，你是否会有这样的疑问，美洲被白人发现的时候那里生存着数百万的印第安人，白人为什么不就地掠夺奴隶却偏要舍近求远从非洲贩卖奴隶呢，那片陌生的大陆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类可怕的破坏性正是基于其自身强大的创造力，在随后的岁月里，人类的发展出现了几个重大的突破。
其一就是语言的形成和成熟。语言的成熟使人类可以互相之间交流经验，不仅能够借鉴他人的经验完善自身的众多技巧，还能把这些行之有效的技巧传给后人。种种生活和狩猎技能代代传承，变得更加精致、有效，新猎手不再需要经过生死相搏便可以从老猎手口中得知最有效的躲避狮子追杀以及捕获羚羊、斑马的方法。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以及与其他物种的战斗力。
当人类与狮子这些大型食肉动物有一搏之力的时候，制约人口发展的因素又被去掉一项。
另外几项重大突破的出现对于人类则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那就是火的使用和衣服、房屋的发明。这些技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可以让人类不再畏惧寒冷。这些突破，让人类终于可以突破寒冷的束缚，一路向北迁徙了。
在那些相对寒冷的地方，生物的种类自然无法和广袤的非洲相比，能够为人类提供肉类的动物也必然相对减少。但是在这里，像非洲一样能够成功控制人口数量的强大的传染病也相对减少了。
这样一来，只要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弥补食物的不足，就再没什么能够阻止人类探索地球的脚步了。
大约在4万年前到1万年前，原始人类占据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陆地，用到“几乎”这个词，是因为南极洲还是当时人类无法涉足的地区。在三四万年前，人类进入了澳大利亚。一万年前到五千年前，人类又穿过白令海峡从亚洲迁徙到美洲。在之后短短几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就扩张到了美洲的所有气候带。
人类进入温带地区就显示出了极度的强势，对于这些新的土地而言，人类就是没有天敌的外来物种，更缺乏杀伤力足够强大的微生物来控制人口。这些大陆上的大型动物从来没有与人类斗智斗勇的经验，于是纷纷死于人类的弓箭、石斧之下。
当然，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倒不是动物们学聪明了，而是人类在它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它们都吃光了。
在美洲，人类大约只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就把这块大陆上几乎所有的大型动物杀光了。
可以想见，人类初入美洲大陆的时候，沿着每一条能捕获大型猎物的路线不断由北向南推进，直到再也没有这些动物可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过于心急，以至于把野马也吃光了，这件事对之后的影响在于在之后的数千年里，美洲人没有可驯化使用的畜类，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并最终使美洲的文明进程落后于欧亚大陆。
和非洲从南向北前进温度逐渐变冷不同，人类在美洲的前进路线是从北向南，因为越来越暖和，自然前进速度十分快，所以美洲野生动物的灭绝速度远比非洲快得多。在这个过程中能大量杀死人类、保护其他物种不被人类灭绝的最后一道屏障就是微生物了。
然而对迁徙到美洲的人类移民而言，幸运的是他们穿越了极为寒冷的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随身携带的微生物大部分都没能承受住恶劣气候的考验，未能和人类一起达到这块美丽的大陆。美洲之前没有人类的存在，自然缺乏足够的能杀死人类的传染病。于是人类一发不可收拾地把美洲占为己有，并在这块与其他大陆隔绝的土地上生存了数千年。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美洲之前的幸运却变成了苦难的根源。因为在不与外界接触的时间里，美洲人没能与欧亚大陆的同类一起经历各种传染病的洗礼，没有一起经历阵痛般的演化过程。当欧洲人来到美洲的时候，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像当年他们的祖先杀掉的那些大型野生动物一样，面对一同到来的以天花为代表的各种传染病，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前文提出的那个疑问——为什么白人征服者要贩卖黑奴而不是就近抢掠印第安人做奴隶。因为非洲黑人与多种传染病共存的时间最长，他们对传染病的抵抗力也就最强。整个故事，都充满着浓浓的讽刺意味。
美洲的例子不由得引发我们的思考，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它们的稳定与强大究竟取决于哪些因素？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农业水平等因素当然都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不过今天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传染病的角度来讨论一下。关于天花病毒的故事，六百人如何战胜两千万人寄生古代城垣遗址
在理解微生物和文明的发达以及稳定程度关系的时候，我们谈一谈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提出的两个概念——微寄生和巨寄生。这是两个可以简单理解但是难以量化的概念。
为了说明微寄生和巨寄生，首先得从阶级的产生说起。
早在人类以狩猎为生的时代里，随着狩猎水平的提高，食物有了盈余，于是阶级就随之产生了。一部分人变得懒惰，成为了和寄生虫一样的家伙，他们靠别人打来的猎物生活。当然，这些人不叫寄生虫，而被称为统治阶级。
随着人类走出非洲，其他大陆的大型动物纷纷被人类赶尽杀绝，人类的食物从之前的略有盈余又重新变得紧缺。这就迫使人类不得不寻找新的获取食物的方法，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人类开始着手驯化野生植物为农作物。
农耕生活的开始，标志着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选择的定居地自然是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方，比如大江大河形成的冲积平原。所以第一组人类文明都出现在这样的地区。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食物获取越来越稳定，人类的阶级也就越来越稳定。部分人彻底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因为他们完全依靠其他人的生产来生活，我们把他们这种生存方式称为巨寄生。
与此同时，自然界的微生物也一刻不停“尽职尽责”地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消耗着社会资源，我们称之为微寄生。
对于这两种寄生方式的理解，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前进过程。
在农业社会中，农民所能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微寄生和巨寄生同时消耗着有限的资源，所以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态势。
如果微寄生的微生物占用的资源多了，那么巨寄生的统治阶级所能支配的资源就少了，这样的文明必然强大不起来；如果巨寄生的统治阶级不能理性控制自己的消耗，带给劳动人民的负担过苛的话，劳动人民不堪重负便会崩溃，进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崩溃。
正是因为有了微寄生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非洲和印度这些热带地区的历史。正如前面说过的，非洲因为传染病的负担最重，也就是微寄生的负担最大，所以在古代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印度同样地处热带，所以微寄生的负担也很重，一直到今天，在恒河地区很多传染病依然在流行，在古代更是瘟疫肆虐。在这样沉重的负担之下，对劳动人民健康和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自然也就极大地削弱了劳动人民为统治阶级提供物质资源的能力。
正是这样的原因，造成了印度历史上的一些帝国军事上相对较弱，当受到来自西北方向的外族入侵时，有时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抵抗，这和印度沉重的传染病负担削弱了国力密不可分。
但是所谓祸福相依，瘟疫同时也是对抗外来入侵者的强大武器。入侵印度的外族所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自身的军事力量和瘟疫对这种力量削弱之间的对比。
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印度的种姓制度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传染病隔离制度。在古代，印度的居民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种姓，他们之间不能通婚，不能居住在一起。在平时的生活里，低级种姓的人甚至不能和高级种姓的人接触。这样的隔离措施和各个文明之中对于麻风等传染病的隔离十分相似。
不同的种姓源自不同的民族，这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饮食习惯，还有不同的病原体。为了避免和其他民族所携带的微生物发生接触，保持距离自然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这种把人民隔离开来的政治体制在印度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除，不平等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不安定的隐患。因此，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眼里，印度以种姓制度作为传染病的预防措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印度的统治阶级所能从劳动人民身上获取的资源，与温带国家相比，比如中国，自然要少得多。这对宗教和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统治阶级获取的资源少；另一方面，因为瘟疫经常出现满地饿殍的惨况，印度的文化精英自然很容易产生一种感性的认识——繁华、财富和权力都是虚幻的，摆脱生存的痛苦和现世本就不多的物质享受就成了一种可以被接受的选择。
关于巨寄生，我们将视角转回到中国明朝末年，看一下统治阶级无节制地掠夺是如何导致政权崩溃的。
明朝末年鼠疫大流行，死者甚众，以泽量尸，伴随着政府的横征暴敛，很多农民在传染病和赋税的双重压力下被逼揭竿而起。
但是明朝政府明显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或者说即使看到了根源也没有好办法解决。明朝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剿匪”，而剿匪所需要的钱，只能通过加重赋税获取，最终这些沉重的赋税被加至同样被鼠疫侵害但暂时没有造反的农民身上。
一方面，为了摆脱鼠疫的威胁，疫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结果就把瘟疫带到了更广泛的地区，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明朝政府的赋税越来越重，自然会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起义的行列。在这种微寄生和巨寄生的双重压力下，一切似乎是死循环。
读明史可以看到，曹文诏的一千关宁铁骑追着农民军四处乱跑，张献忠更是投降了几十次，可见农民军的战斗力其实是非常差的。虽然在李自成即将被抓住的关键时刻，崇祯皇帝把曹文诏调走是个巨大的失策，但是即使曹文诏把李自成杀掉，民变的根源依然不会消除，还会有其他人去接替李自成完成他未完成的事。那时的明朝，来自女真的威胁是癣疥之疾，而流民不可抑制才是真正的心腹之病。
崇祯皇帝如果能透彻理解以上问题，那么自然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改善现状。
首先当然是从微寄生的角度，下大力气控制瘟疫，民变不起才能减少人口流动，而控制瘟疫的方式又需要减少人口流动，这两方面互为表里，似乎难解。那么就需要从巨寄生的角度去破解——降低赋税，把统治阶级对于农民的盘剥降到最低。
用同样的视角也能解答另一个问题——中国的文明为什么首先出现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
黄河的泛滥要比长江严重很多，对于水利灌溉而言，根本没什么优势。长江流域的气温更高，种植水稻这样的作物，每年能多收一季，粮食产量会提高很多。但即使有这样的优势，我国的文明依然率先在黄河流域扎根，这是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因为长江流域所在的南方气温高、物种丰富，传染病也就更厉害。在找到有效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之前，这种地方当然不适合人类定居。
在刚来到长江流域的时候，人民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也最多能填饱肚子，哪有多余的东西供统治阶级开销。这也难怪，翻开史书，追溯历史，关于南方的记载多是瘴疠横行。耕种和定居狩猎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以前最感兴趣的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了农耕生产，但是现在他们对于农耕生产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而产生才更感兴趣。我们不妨从人口这个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人口问题是一个在任何研究人类历史的情况下都值得重视的问题。
正是因为原始社会的人越来越多，原有的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不足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毕竟在食物链顶端的物种需要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为了不被饿死，人类从采集、狩猎生活逐渐转变为农耕、畜牧生活，食物的获取方式、生存环境等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疾病和医疗状况自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便是食物种类的减少带来了营养性疾病。在一万年之前，人类还处在采集和狩猎时代，人类和各种猿类没什么区别，都是看见什么就吃什么。今天逮着兔子了，就有肉吃，明天没有逮着兔子，就只能在树上摘点水果吃。这样的日子虽然是饥一顿饱一顿，令人没有安全感，但是在客观上使得人类的食物种类十分繁杂，反倒使摄入的营养要素更加均衡全面。
随着野生的禾本科植物被驯化和人工种植，人类逐渐驯化出了小麦、大麦和稻米等作物。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生产食物的周期变成了以年为单位计算。这样的改变固然可能使人类在自然界中生活得更加有底气，但是同时也使得人类的营养摄入变得局限，于是种种营养性疾病随之而来。
在采集和狩猎时代，人类的群落自然是没必要总是在一个地方住着，哪儿有吃的就去哪儿。但是种植了农作物后情况就不同了，猪牛羊可以赶着走，但是种在地里的庄稼是不会走路的，为了吃到这更容易获得的碳水化合物，人类自然就只能在一个地方守着这点庄稼了，于是出现了——定居。
定居虽然会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但是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脏。
原始社会的人类没有什么关于环境卫生的概念，自然是把所有的生活垃圾扔在自己居所附近，这样就很容易造成生活环境的污染。人类从以前弄脏一个地方就离开，彻底变成了把一个地方弄得越来越脏。
这些垃圾不但会滋生细菌，而且还招来了人类长久以来的邻居——老鼠。当然，除了老鼠之外，各种寄生虫和小昆虫也喜欢这样的环境。
除了碳水化合物，人类还需要稳定的获得蛋白质的来源，狩猎、放羊、看家之类的活儿也需要驯化一些动物来帮忙，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逐渐驯化了狗、牛、山羊、绵羊、马和鸡、鸭、鹅等动物。以上这些为人类罹患各种人畜共患病提供了条件。
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提供了一组被广为引用的数据：人与狗的共患疾病有65种，人与牛的共患疾病有50种，与绵羊和山羊有46种，与猪有42种，与马有35种，与各种家禽有26种。
这些动物和人类一起用粪便污染了水源，因为种了庄稼，所以人类又把各种粪便当成肥料施在农田里，进一步招来各种微生物和小昆虫。
如此一来，各种传染病自然也就拥有了良好的传播条件。
正如前面说过的，传染病流行的三要素是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定居和畜牧带来了老鼠和各种小昆虫以及猪、羊、牛、狗，这些动物身上携带的微生物就是病原体。因为以上说的这一切都在人类的定居地点附近，随时可以有和人类接触的机会，这就构成了传播途径。种植粮食，饲养动物，食物来源充足，人口数量开始飞速增长，于是就有了足够规模的易感人群。
以上三要素同时满足，人类就和瘟疫更加纠缠不清，直到今天。本能与经验农耕
前文已经提到，疾病是远远早于人类产生的，这没什么可奇怪的。科学家在对古代动物的研究中发现，动物也会得病。可以想见，骨折一定是会有的了。除此之外，通过对恐龙化石的研究，科学家发现中生代的蛇颈龙曾患有骨膜炎、骨坏死、关节炎以及骨髓炎。第三纪中新世中曾经发现了患放线菌病的马，中生代的恐龙身上有血管瘤。这样的考古学发现简直不胜枚举。
那么医学是从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
前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说过：“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活动。”
这句话是不是正确，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医学”。
如果有人大腿骨折了，那医生一定会建议他“避免患肢负重”，如果猩猩的腿骨折了，它也会抬起患肢用其余的三条腿走路，这当然也算是一种治疗手段。
如此说来，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医学的产生甚至早于人类呢？
这个问题的解答其实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人类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保留了从动物时期带来的本能的对病痛的防范和治疗方法。
如果我们把这种最初的治疗手段也算作医学行为的话，那么可以将其称为本能医学。因为限于当时人类低下的认识能力，也就只能对这些简单的有着明显外因导致的疾病产生认识。这些外因所致的疾病往往是可以立即被认出来的，比如被掉下的石头砸断了腿、被锋利的树枝划破了手。原始人可以很直观地搞清楚这样的疾病是怎么引起的，于是逐渐积累了对于这些疾病的认识。比如这次手上破了口子，用舌头舔了几下，后来长好了，于是下次再划伤的时候还会再舔。这种本能的行为便演变成了经验的医学。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原始人也弄不出什么可以称得上是“药”的东西，所以最早在饮食上进行的治疗尝试就是医学的雏形。这样说来，第一位医生应该是个厨子。
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依然不重要。最早期的医学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只需要知道它是来源于原始人最初的那点朴素的经验就可以了。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在原始社会里，由这些朴素经验得到的医学变成了什么样子。敬畏自然巫术医学
在原始社会，人类没有掌控自己命运的力量，在自然界依然是非常渺小的，对于世界的认识也是非常幼稚的。
人类不仅对令人敬畏的自然感到无比的神秘，对自身的许多现象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个时候，人类试图用自己那复杂头脑中的简单思维去理解世界。
被树枝划破了手很容易让原始人理解，但是怀孕、生孩子、孩子怎么就越长越大、自己怎么就衰老了、部落的老人怎么就死掉了……这些现象则不是原始人的感官所能理解的，于是就很自然地把这些“神秘现象”归结为是超自然的神的力量的驱动。
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人们将那些自己所不理解的关于疾病以及死亡的现象想象成是一些神秘的、对人体有危害的东西侵入了人体。这些神秘的东西被人类赋予了千奇百怪的内容，比如天上的星星、地上的猛兽以及恶魔等。
原始社会的医学观点认为，人体和疾病是截然分开的两种东西。也就是说，不管任何形式的治疗手段，只要把这些对人体有害的、造成疾病的东西驱除出人体，疾病自然就痊愈了。
因为依靠自己的力量赶不出去这些“外邪”，自然而然地便要借助那些神秘的力量，于是原始的经验医学就逐渐变成了巫术医学。了解原始社会的医学理念对于理解原始人的种种医疗行为是必需的。
其实细想的话，原始社会就出现的医学理念一直顽强地残存到了今天。如果细心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身边有些人依然对疾病有这样的理解：所有的疾病只要治疗得当，就一定可以痊愈；如果没有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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