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林著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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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河的跋涉试读：
作者简介
张晓林，1950年生，籍贯湖南省澧县。曾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调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求是》杂志社总编辑。现为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张晓林（2014年）辑一社会篇“中国震撼”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读《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包括学术界、思想界在内的世界许多人都把眼光投向东方，关注着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的确，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30多年，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人均4000多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人们要问，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这种奇迹般的变化，魔力在哪里、奥秘在哪里？这是个“时代之谜”，揭示谜底就像魔法一样吸引着所有关注和瞩目中国的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以下简称《中国震撼》）一书，给出了自己探究中国崛起之谜的答案。对于这个答案或许会有不同看法和评说，但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冲击和热议则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在对中国的发展持有种种顽固偏见和肤浅短视的议论那里，也不失是一个“震撼”。“中国震撼”首先来自中国的崛起。《中国震撼》一书，开篇之首，就以翔实的资料和确凿的事实讲述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客观实在。尽管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紧约束、权钱交易腐败等种种问题，尽管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想法，尽管抱有偏见和别有用心的“唱衰中国”的声音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来自中国发展和崛起的震撼，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读完《中国震撼》一书，会很自然得出以下三点感悟。
一是和平发展崛起的震撼。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13亿人口、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振兴和崛起，无疑是一个时代前沿的大课题。这个课题本身就具有难以比照的巨大吸引力。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用说是始于当代，但作者分析探究的眼光并不固着于当代的几十年，也不固着于近代以来的上百年，而是把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置放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因而有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有着没有中断的五千多年文明历史而又在现代发展崛起的国家，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正如作者所讲：“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那么，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什么方式的崛起？是一种和平发展的崛起。这是产生中国震撼的第一个冲击波。该书在阅览古今中外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之后写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史实确实如此。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崛起哪一个不是充满侵略、战争、屠杀、征服、奴役，是不光彩的、血与火崛起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则完全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复兴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对外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对内是倾力建设和谐社会，这不就是当代文明的最重要内涵和标志！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文明发展的道路，这取决于中国的国策方针，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决于当今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但也取决于中国几千年热爱和平的文明历史传统。显而易见，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和平发展的崛起，是一种发展文明的崛起。所以，“中国震撼”首先是和平发展崛起的震撼。
二是发展模式崛起的震撼。《中国震撼》一书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并把中国发展模式概括为八大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强调“这些特点是我对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显然，在作者那里，中国模式及其八大特点指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概括，在这里，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相通的，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指代称谓。应该讲，经过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找到和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积累和凝聚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创立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也是党的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的成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个概括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的科学凝练的总结，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历史的鲜明显著的区别。蕴含其中的主要原则、成功经验和基本特征，尽可以开掘和丰富，尽可以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解读，但其核心和精髓的内容大体是一致的。比如：书中用“实践理性”来表述的实事求是，以及政府作用、社会稳定、注重民生、渐进改革、对外开放，等等。这些原则和经验，在研究和讨论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境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就不断地被提到、被阐述。为什么用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中国经验的基本原则所概括的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竟那样的相同相似、大同小异，原因就在于研究立场的公正客观、理性良知，就在于受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制约和决定。只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考察研究当代中国，就会走到一起，就会形成较多的共识。比如讲到政府的作用，作者说：“中国的超大型的规模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亿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亿人次。”“这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挪动了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处理这种挑战。”这样的论证应该说是有力有理，令人信服的。其实，春运还不是最大最难的事情，中国的底子薄、基础差、资源紧缺、发展不平衡，人口13亿多，又处于转轨变型的深刻变革中，吃穿住行、柴米油盐哪一样事情不大不难！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洪灾、旱灾等，筹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界博览会、广州亚洲运动会等，更是具有挑战性的难事大事。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组织，要办大事、难事、喜事、急事是不可想象的，其结果也是难以预料的。此外，作者也指出，不能把中国模式绝对化、封闭化、凝固化，要作为不断开放、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来看待，这和不能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绝对化、封闭化、凝固化的道理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中国震撼”又是中国发展模式崛起的震撼。
三是政治价值观念崛起的震撼。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不仅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还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也就是一种政治价值观念的崛起。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确实如此，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建设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目标，我们也矢志不渝地为之而奋斗。只要不是无知，只要不抱偏见，就会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长足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人权观、自由平等观，这是不能否认的，也是难以抹杀的。但问题是，总有些人格外钟情偏爱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其价值观念绝对化、神圣化，顶礼膜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这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坚定不移的。但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和实际。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试图机械照搬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行不通的。正如作者写的：“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整个国家就会走向崩溃。”“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中国人认为无论是什么制度，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是否能够实现良政上，体现在自己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之上，并认为这才是民主的实质。”这些关于良政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民主实质的论述，是富有很大启发意义的。尤其作者告诫：“不被西方话语忽悠。”“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其特点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作为走过100多个国家、专注研究现实政治的作者，特别是亲眼看到了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给某些国家带来“散、软、短、泛、粹”的民主综合征以及经济社会陷入停滞倒退的困境，他关于民主问题的告诫和论述是在比较鉴别中选择，更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显而易见，“中国震撼”同时还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念崛起的震撼。（原载于《人民日报》2011年4月11日）中国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然，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来概括、来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简称为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起步探索，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不仅是中华民族取得发展奇迹和辉煌成就的成功之路，而且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通途大道。
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曾经是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面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性课题。这一历史性课题，也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当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同样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一个是长期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和考验的严峻性、复杂性前所未有，一个是国家人口众多、贫困落后、基础薄弱、发展很不平衡，长期处于欠发展的初级阶段。如何在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经济社会落后、外部环境挑战频频的东方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振兴，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异常艰难的时代课题。解决这一历史性的时代课题，既没有书本的现成答案，也没有可资援引的现实范例，只有从我们的脚下走出一条路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历尽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历尽种种的弯路、挫折和失误，历尽数不清的付出和劳作，最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中国道路，不仅仅说明过去的艰难和辉煌，也昭示着未来的光明和前景：这就是沿着中国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一定能够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版图实现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上下求索、苦苦追求的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有过简洁经典的表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中可以看到，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赫然在目，是其核心内容。可以说，没有或者没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这既是理论的逻辑，也是历史的逻辑。面对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想起哲人黑格尔的一句精彩的话，即同样一句话，从稚嫩的孩童嘴里和饱经沧桑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含义是不一样的。历经新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风风雨雨和砥砺奋进，回过头来看看邓小平同志说过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句再朴实不过的话，我们不能不深感其中的分量之重、意义之深、内涵之精辟，的确是令人感慨、发人深思的至理名言。由此，我们也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坚持中国道路，就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兴国之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社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理应要把经济建设的发展置于一切的首位，而且，社会主义要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首要的也是拥有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然而这些道理，我们是在经过包括“十年动乱”在内的改革开放前较长时间的艰难探索之后，才真正领悟其内在的含义和所具有的力量。尤其面对13亿多人口、长期受贫困落后困扰的国情，我们更深感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正因如此，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也始终把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心无旁骛，全力以赴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发展，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国民生产总值人均5000多美元，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一切事物的基础，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
问题在于面对已有的巨大发展成绩，还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不要坚持发展的时代主题？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尽管发展成绩是巨大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按13亿多人口的人均算，我们仍在世界排名的100名以后。尽管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了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按照国际贫困线的标准，我们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总之，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生产落后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欠发达的发展中大国的属性没有变，面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也没有变。所有这些，决定了在今后的发展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变，发展的时代主题不能变。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仍然任重道远，必须一以贯之、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兴国之要，这是坚持中国道路的核心理念。
问题还在于，面对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要不要淡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不要放慢发展或停下发展来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应该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也必须靠发展来解决，舍此，没有其他出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教育公平，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虽然有历史的、自然的、体制机制的、社会的等多方面原因，但说到底还是发展水平不高、发展不充分、不充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发展的财富、发展的资源、发展的实力还不足以使我们得心应手地解决诸多矛盾和问题。所以，发展的时代主题不能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变，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接踵而来的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在这里必须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新的起点、新的环境、新的问题。正因如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成为时代的新期待、新要求。也正因如此，我们说坚持科学发展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兴国之要的必然要求。当前，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中国道路，就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胡锦涛同志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道路的核心理念。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使中国面貌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不仅使改革开放置身于变革的经济社会之中和变化的中国环境之下，而且也推动着人们对改革开放认识的深化和提升。
一是要突出改革措施的整体性和顶层设计。人们常说，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进入深水区，面对很多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之所以这样讲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更加紧密、更加频繁，常常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很多事物处在选择的两难境地。因此，改革措施的制定和政策的出台更要注重相互照应，统筹兼顾，突出整体性，不能顾此失彼，改革措施的单兵突进和单项深入已不再可行。比如，着眼经济改革时，既要考虑发展的速度，又要考虑环境的承载力；着眼能源、水电等资源价格改革时，既要考虑市场机制、行业利益，又要考虑社会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承受能力；着眼住房改革时，既要考虑房地产业的利益和发展，又要考虑社会大众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房屋需求和承受能力；着眼城乡统筹改革时，既要考虑缩小城乡差别，又要考虑实际的财力物力；着眼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时，既要考虑社会的广覆盖，又要考虑保障的基本标准；着眼计划生育改革时，既要考虑防止人口过快增长，又要考虑中国老龄化社会到来的现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讲，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这实际就是在讲改革措施的整体性。这一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显得更加突出。改革措施的整体性，就包括突出改革措施的顶层设计。因为，整体性就是全局性，只有站在顶层、来自顶层的设计才能体现整体性和全局性。登高才能望远，才能俯视全局和整体，这只有在顶层才能做到，也只有顶层才能摆脱局部的束缚和影响，更好地体现整体性。经济、政治、文化、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改革措施，大凡取得巨大成效的范例都充分说明了这点，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突出改革措施整体性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启示。
二是要突出改革措施的配套性和协调性。这个问题是从上个问题引申而来的。突出改革措施的整体性和顶层设计，不是说要有一个一揽子的改革方案，也不是说要把改革方案设计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缺，而是说出台改革措施时，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尽可能照顾周全，不要解决一个问题带来很多或一系列问题，防止片面性。比如，推进住房商品化改革，发展房地产业，一方面要有针对高收入人群的高端商品房，另一方面也要有足够量的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供应；水电资源价格改革措施，一方面要通过价格杠杆体现水电资源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有对低收入人群和困难群体的救助补偿措施。再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但对于孤寡病弱残疾人员就不能照搬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孤寡病弱残疾人员的基本生活条件、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格尊严。实际上，这些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协调的改革措施，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健康发展。
——坚持中国道路，就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道路的核心理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中国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改革前后的中国发展道路是个整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互统一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绩，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四项基本原则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巩固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经济领域，我们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经济社会充满活力和生机。在政治领域，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文化领域，我们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显而易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
在当前新的历史阶段、新的环境条件下，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大力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从严治党，建立和实行铁的纪律，巩固和发挥党的巨大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使党走在时代前列，夯实执政基础，实现执政使命。要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断加大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这里要提醒的是，发展中产生的民生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不仅要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而且还要明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解决不好也会影响和阻碍进一步的发展，影响和阻碍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民生问题更多涉及的是社会公平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各方面权益保障问题。发展的效率来自经济领域，这是自不待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和生机，带来了快速的发展效率，但同时也产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地区、人群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不是隔绝疏离的。社会成员，在经济领域可以是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在社会领域就是社会公民；人是经济领域和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因素。如果民生问题、社会公平问题过于突出，而且解决不力，势必会影响作为社会劳动力、作为生产力中最核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必将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效率。现实中这样的事例很多，历史中这样的教训也不少，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不能把民生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发展之外，不能把公平问题看成发展效率以外的问题。公平因素既可以成为发展效率的动力，也可以成为发展效率的阻力，关键看如何辩证处理。所以，我们更加注重解决不公平问题，加大解决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不仅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会有力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效率。一个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一个是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也是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优势，正是因为如此，中国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显示出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国情的强大生命力。（原载于《文汇报》2012年8月29日第12版）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几个问题一、“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不是从来固有的理念，也不是头脑自生的概念，它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任何概念理念、思想论断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概括和说明。从这个视角看问题，“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非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解读和阐述。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包括学术界、思想界在内的世界许多人都把眼光投向东方，关注着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的确，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30多年，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人均5400多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正在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人们有理由要问，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这种奇迹般的变化，原因在哪里、经验在哪里？由此，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各种讨论议论，出版的报刊书籍也目不暇接，归结起来大都集中在什么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个时代课题上。
显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主要指的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概括。在这里，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相通的，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指代称谓，是借用自然科学、工程物理学上的“模式”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发展的社会历史现象。应该讲，经过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找到和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积累和凝聚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创立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发展历史的科学凝练和总结，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显著区别。蕴含其中的主要原则、成功经验和基本特征，尽可以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解读，但其核心和精髓的内容大体是一致的。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核心原则，改革发展稳定的统筹协调，民生优先的社会建设和管理，独立自主与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等等。这些基本经验，在研究和讨论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境内外学术界、思想界不断被提到、被阐述。用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中国经验的基本原则所概括的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很多是相同相似、大同小异的，原因就在于只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考察研究当代中国，立场公正客观，就会走到一起，就会形成较多的共识。
当然，也不能把包括中国模式在内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绝对化、封闭化、凝固化，要作为不断开放、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来看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依然任重道远，还有许多未被认识或基本上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规律，还有许多未知的“必然王国”，还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和困难。即使原有的情况熟悉了，原有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产生，这是层出不穷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去学习、去探索、去解决，这既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发展丰富的现实基础，也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开放充实的巨大动力。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就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关系
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曾经是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面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性课题。这一历史性课题，也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当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同样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一个是长期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和考验的严峻性、复杂性前所未有，一个是国家人口众多、贫困落后、基础薄弱、发展很不平衡，长期处于欠发展的初级阶段。如何在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经济社会落后、外部环境挑战频频的东方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振兴，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异常艰难的时代课题。解决这一历史性的时代课题，既没有书本的现成答案，也没有可资援引的现实范例，只有从我们的脚下走出一条路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历尽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历尽种种的弯路、挫折和失误，历尽数不尽的付出和劳作，最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中国道路，不仅说明过去的艰难和辉煌，也昭示着未来的光明和前景：这就是沿着中国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一定能够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版图实现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上下求索、苦苦追求的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有过简洁经典的表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中可以看到，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赫然在目，是其核心内容。可以说，没有或者没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这既是理论的逻辑，也是历史的逻辑。这同时也说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核心理念是：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兴国之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社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理应要把经济建设的发展置于一切的首位；而且社会主义要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首要的也是拥有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然而这些道理，我们是在经过包括“十年动乱”在内的改革开放前较长时间的艰难探索之后，才真正领悟其内在的含义和所具有的力量。尤其面对13亿多人口、长期受贫困落后困扰的国情，我们更深感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也始终把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心无旁骛，全力以赴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发展，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一切事物的基础，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胡锦涛同志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使中国面貌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当前要突出改革措施的整体性和顶层设计。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更加紧密、更加频繁，常常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很多事物处在选择的两难境地。因此，改革措施的制定和政策的出台更要注重相互照应，统筹兼顾，突出整体性，不能顾此失彼，改革措施的单兵突进和单项深入已不再可行。比如，着眼经济改革时，既要考虑发展的速度，又要考虑环境的承载力；着眼能源、水电等资源价格改革时，既要考虑市场机制、行业利益，又要考虑社会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承受能力；着眼住房改革时，既要考虑房地产业的利益和发展，又要考虑社会大众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房屋需求和承受能力；着眼城乡统筹改革时，既要考虑缩小城乡差别，又要考虑实际的财力物力；着眼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时，既要考虑社会的广覆盖，又要考虑保障的基本标准；着眼计划生育改革时，既要考虑防止人口过快增长，又要考虑中国老龄化社会到来的现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突出改革措施的整体性，就包括突出改革措施的顶层设计。因为，整体性就是全局性，只有站在顶层、来自顶层的设计才能体现整体性和全局性。登高才能望远，才能俯视全局和整体，这只有在顶层才能做到，也只有顶层才能摆脱局部的束缚和影响，更好地体现整体性。经济、政治、文化、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改革措施，大凡取得巨大成效的范例都充分说明了这点，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突出改革措施整体性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启示。
——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改革前后的中国发展道路是一个整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互统一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绩，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四项基本原则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巩固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经济领域，我们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经济社会充满活力和生机。在政治领域，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文化领域，我们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显而易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三、如何看待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我国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面临着改革发展中的问题。我们的现代化是和工业化同时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再加上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因素，我们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历经工业化、现代化的上百年和几百年中渐次出现的不同阶段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交织出现在我们的现阶段，盘根错节、缠绕叠加。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等问题。概括地讲，就是发展的科学性、协调性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的稳定性、和谐性问题日益突出。
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靠改革发展来解决，舍此，没有其他出路。面对的这些问题，虽然有历史的、自然的、体制机制的、社会的等多方面原因，但说到底还是发展水平不高、发展不充分、不充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发展的财富、发展的资源、发展的实力还不足以使我们得心应手地解决诸多矛盾和问题。所以，改革发展的时代主题不能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变。
尤其要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新的起点、新的环境、新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成为时代的新期待、新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坚持科学发展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兴国之要的必然要求。当前，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唯其如此，才能更好解决接踵而来的改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要提醒的是，改革发展中产生的民生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不仅要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而且还要明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解决不好也会影响和阻碍进一步的发展，影响和阻碍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如果民生问题、社会公平问题过于突出，而且解决不力，势必会影响作为社会劳动力、作为生产力中最核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必将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效率。现实中这样的事例很多，历史中这样的教训也不少，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不能把民生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发展之外，不能把公平问题看成发展效率以外的问题。要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断加大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一个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一个是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也是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优势，正是因为如此，中国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显示出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国情的强大生命力。四、如何加强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提高我在发展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
我们常讲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还有一句话也要讲，就是世界的发展影响中国，中国的发展影响世界。立足这点来看，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经验、发展模式，不仅属于中国的，同时也归属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是属于世界发展历史进程的。
这里至少有三点值得重视，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不断提高我在发展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
一是从中国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的发展，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一句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新型现代化的科学发展。这种新型现代化的科学发展使我们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紧紧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避免了传统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矛盾激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弯路，突破了欠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中等收入陷阱”等困境，正确回答了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我国发展目的、发展战略、发展布局、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要求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应该讲，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发展史的一大贡献。
二是从中国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大国的崛起都是充满侵略、战争、屠杀、征服、奴役，是不光彩的、血与火的崛起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则完全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复兴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对外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对内是倾力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当代文明的最重要内涵和标志！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文明发展的道路，这取决于中国的国策方针、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决于当今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取决于中国几千年热爱和平的文明历史传统。应该讲，这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发展史的一大贡献。
三是从中国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话语系统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思想文化、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思想文化和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建设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目标。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思想道德、民主政治、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长足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观、人权观、自由平等观等先进文化观念，这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应该讲，这同样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发展史的一大贡献。（原载于《今日中国论坛》2012年第12期）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发展的历史大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之所以格外引人关注和瞩目，就在于深刻论述和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毫无疑问，“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此次全会的鲜明标志，是指导我们今后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而且也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是不言而喻的，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则是鲜明的重要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突出“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值得我们认真深思和学习领会，这也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基点。
——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和任务，首先在于现实的客观需要。大家知道，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经济人均5600多美元，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给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正如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发展之后，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成长的烦恼。我们的现代化是和工业化同时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再加上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因素，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历经工业化、现代化的上百年和几百年中渐次出现的不同阶段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在我们的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问题接踵而来。特别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往往错综复杂、新旧交织、盘根错节、缠绕叠加，使得我们处于“两难”的选择。着眼经济改革时，既要考虑发展的速度，又要考虑环境的承载力；着眼推进城镇化时，既要考虑打破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又要考虑大中小城市的承载和容纳能力；着眼城乡统筹改革时，既要考虑缩小城乡差别，又要考虑实际的财力物力；着眼能源、水电等资源价格改革时，既要考虑市场机制、行业利益，又要考虑社会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承受能力；着眼住房改革时，既要考虑房地产业的利益和发展，又要考虑中低收入人群的房屋需求和承受能力；着眼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时，既要考虑社会的广覆盖，又要考虑保障的基本标准；着眼计划生育改革时，既要考虑防止人口过快增长，又要考虑中国老龄化社会到来的现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改革措施的制定和政策的出台必须注重相互照应，统筹兼顾，突出全面性，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能顾此失彼。尤其是面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攻艰克难、涉险迈坎的任务更加艰巨，这就决定了要以更大的决心、智慧和力度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靠全面深化改革赢得发展的新优势。因此很清楚，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绝不是主观头脑的产物，也不是感情方面的偏好，是应运而生、顺势而为，适应客观现实需要的结果，是深深植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基础之上的，是我们党应对新情况、新挑战，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们幸福中国梦的有力回应。
——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和任务，还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含纳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开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从那时算起的。以这以后的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和届中的全会为例，回顾梳理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根据一个时期或阶段的形势和任务，都曾分别就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过论述和部署。比如，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述确立了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确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方针政策：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议程，讨论和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方向；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政策；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路和新举措；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分别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就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部署。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作出部署。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和确立了完善土地流转，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的方针政策。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以上简述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在35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管国内环境条件怎样变化，也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是我们党历届代表大会和届中全会的重要内容，是一以贯之、毫不动摇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的主题始终不变，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的发展；二是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改革开放在不同时期或阶段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党适时召开全会审议和部署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三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由浅入深、由乡村到城市、由经济领域不断向政治领域、社会管理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党的建设领域、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等拓展，范围越来越广，领域越来越宽，力度也越来越大。
联系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来看，尽管我们党也始终强调改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改革是全面的，但讨论审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突出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应该说是第一次，从而使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时代特征十分鲜明。我们一方面看到，全会通过的《决定》，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彰显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决心、信心和新的自觉；另一方面也看到，全会突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系统部署了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毫无疑问是党根据当前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作出的重大决策，但同时从历史的回顾和梳理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重大决策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单项到多项再到全面的深化的发展过程，标志着改革领域的不断拓展、不断深入，直到今天呈现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大强度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特征。这一时代特征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兴旺壮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反映，体现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改革开放，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改革的实践呈现由浅入深、不断拓展直至今天全面深化的历史进程。何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这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破除思想观念僵化和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生产力从来都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推进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某些重要环节的调整，引起生产关系总和即经济基础某些重要领域、上层建筑某些重要方面的变革。正是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发展，我们党始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适时并积极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变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诸多领域的改革，使不同领域的改革相互促进、彼此协调、共同发展，由此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今天的“五位一体”的战略总体布局。三中全会《决定》明确阐述了这点，指出：我们党“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历史进程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引领全面改革的深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没有重点，重点是什么？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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