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光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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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第三波：不可错过的全民机遇试读：
序 中国的财富第三波
发达的国家都是相似的，不发达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
中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当前正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关键时刻。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困惑与挫败的时代。归根到底，这是一个由梦想与创业构筑的财富第三波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来临。
旧境临破未破，而新境欲立未立之时，中国经济正处元一之态。疯子与天才并进，蛮干与实干共存，泡沫与理想齐飞。看似暗潮涌动，实则生机勃勃。
当此60年不遇之局势，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历史？如何分析当前的形势？如何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如何洞察财富的玄机？如何实现事业的梦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不知从来，何知所去？读史可以明智。借助对中国近60年，尤其是近30年以来的经济史分析，可以梳理出清晰的路径与当前的坐标。
总而言之，30年历史，分为两条主线，三波潮流。
两条主线，一阴一阳，分别为金融货币与实体资源。
从金融角度，可以视为虚拟货币不断占据资源配置领域的历史。金融体系则为货币切入之渠道，有其趋利避害之自然之道。
从实体角度，可以视为实体资源不断向全民开放的历史。改革则为实现开放的手段，有不得不为之势。
三波潮流，则分别为：
第一波：开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完成于1992年普通商品的市场开放与普通商品的货币化。
第二波：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后，腾飞于1998年，完成于2003年的房地产的市场开放与房地产的货币化。
第三波：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90年代后，时有突破而又屡经波折，最终于今天重启的资本的市场开放与资本的货币化。
历史潮流，由千万亿人之意念与欲望推动，形成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之势。多少成王败寇之事，在潮流中生起、发酵、运转而最终沉寂。回顾30年历史，正应孙文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论断!
普通商品的货币化与房地产的货币化，顺势而为如众水东流，一泻千里。资本的市场化以及资本的货币化，何以在中国屡遭挫败？中国没有掌握现代金融技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现代金融技术依托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重新架构以来，就确立了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设计理念，资本市场被相对忽视了。
资本市场大兴于信用货币时代。信用货币摆脱实物之束缚，一变而为唯心所造之物。人心造币，币造人心。币即是心、心即是币。财富之道，亦虚亦实，自此变矣。
虚拟与实体，一阴一阳，阴阳转化，方生万物。中国经济现有之思维，过度贬斥虚、阴，一味推崇实、阳。须知人类之经济活动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之本能，正在于其虚、阴。臂为心使，实为虚用，本是天地自然之道。
当前中国处于金融抑制的状态，阳盛阴衰，阴阳不调。中国经济要升级转型，往更高的形态发展，正面临一个由实入虚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虚拟将持续强于实体，阴盛阳衰。阴盛阳衰的非均衡发展，既可能是虚拟经济崩盘，回到与实体经济均衡的坏的状态，也可能是虚拟经济坚挺，将实体经济提升至与虚拟经济均衡的好的状态。依量子力学理论，当前中国正处于坏的状态与好的状态叠加的纠缠态。未来结果是好是坏，取决于中国人的拼搏与意志。
财富第三波，缘起于资本市场虚拟经济之兴，缘灭于资本市场虚拟经济之盛。缘起缘灭之间，中国的创新经济焕然成型。
很多专家学者，对于股市、房市以及经济体之运行，以一种不合理的、借鉴于物理学18世纪的质点均衡概念来进行分析，误导大众。而量子力学的发展已经明确肯定，世界的本质乃是不确定的。均衡状态仅对应于阴阳调和之状态，而事物之发展实际上却表现出历经太阴、阴阳调和、太阳这种周而复始的太极演化的规律。
财富第二波中，房市的牛市踏空者，正为均衡概念所误。希望在财富第三波中，国人不会再次踏进同一条错误的河流。
观西方经济史，巴菲特之守正，以改善基本面利润之实为财富之道；索罗斯之出奇，以运作货币面、技术面之势为致富之途；伯南克之破除名相，不拘一格，以中央银行家之名而行投资银行家之实；默顿之化繁为简，不为金融化相所惑，洞悉本质；格林斯潘深谙阴阳转化之理，以格林斯潘期权助美国新经济之成，以虚驭实，等等，显示东西方智慧原本相通。西方发展多年形成的金融技术，国人借助东方智慧能化为己用。
某本布衣，忝身于资本市场，因工作之故，遍读中西方经典之著，常思考经济金融之宏、中、微观态势，自谓或有一得，不顾“地命海心”之讥，欣然与读者分享。其中错误、纰漏、偏激、片面之处甚多，还望见谅。他日有行家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余在书中所提财富第三波者，实无财富第三波，是名财富第三波。鉴之，慎之。
是为序。
导论 财富的哥德巴赫猜想
2013年，在和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王磊、杨熙越两位女士交流的时候，她们了解到我的一些观点与想法后，就劝导我写一本大众化的财经著作，但是我一直没有回应。彼时，我正在为自己的《资产证券化与结构化金融：超越金融的极限》寻找出版商。后来该书没有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作(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的专业与效率打动了我，所以后面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作翻译了“结构化金融与证券化系列丛书”。该套丛书共10本，历时近两年才得以全部完成，几乎耗尽了我两年之间的所有业余时间。
在翻译研究这套丛书的时候，随着进展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受到现代金融学的脉搏，隐约感觉一丝不安或欣喜。
不安的是，我们原来读的金融学课程及我们原来掌握的一些金融学知识，大部分可能是错的。随着金融体系的变化，我们基于原有金融体系的认知与经验已经变得不再适用。美国的金融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化与资产证券化的推进，现代金融体系逐渐成形，并从古典金融体系中脱胎而出。现代金融体系中的金融业务、金融机构、金融文化、市场惯例，监管体系，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的架构始自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基本完成。从形式上而言，这种金融体系属于古典金融体系，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金融体系更加类似。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古典的金融体系已经明显展现出其局限性，无力为经济的现代化提供支持。因此，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自2013年以来，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
欣喜的是，认识到这一体系变迁的形势，促使我着手《新货币论》的研究与创作。新货币论的观点，认为货币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货币的创造、派发、流通、转化，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一切商品，无论是房产，还是债券或是股票，都可以视作某种程度的货币。因此，我提出“一切事物都是货币”的观点。当前中国的问题从货币的角度，就是房地产获得了比证券更高的货币特性，这种错位导致了资源的错配。因此，我套用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一切通胀问题，都是货币问题”，认为“一切经济问题，都是货币问题”。
更令我兴奋的是，我发现在现代金融体系之下，每个人都拥有货币发行的能力，每个人都能够利用自己的货币发行能力，创造财富或者是从社会总财富中获取更大的份额。因此，每个人的经济活动，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货币发行权力的争夺与利用。我感觉自己找到了财富密码!
后来，我自己创办了博人金融信息有限公司，下有互联网金融平台博贷网(www.bodaiwang.com)，致力于为大众提供一个实现金融投资、创业的平台，将我自己的《新货币论》的 “人人都是金融家”的理念付诸实践。由于工作繁忙，加上《新货币论》的架构过于庞大，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都有涉及，因此《新货币论》的写作一拖再拖，机械工业出版社也一等再等，前后将近两年时间。
本书与《新货币论》可以视作姊妹篇，或者可以将本书看作《新货币论》的大众版，是将《新货币论》中的“房地产的货币化与去货币化”与“资本的货币化”两个章节适当发挥而来。与《新货币论》相比，本书的逻辑严密与实证数据支持方面相对淡化，而且为了照顾非金融经济专业背景的人士阅读，将很多专业名词与专业背景展开阐述，在专业人士眼里，表达可能略显冗余，但是在思想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其实更胜一筹。
作为非学术性著作，本书作者试图不拘常格，综合运用制度经济学、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学以及国学中的阴阳学、佛学、纵横学等相关理论，来进行讨论。尤其是国学中的阴阳学，运用贯穿整书。
一阴一阳，阴阳转化，本是自然之道。然而，受小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使得很多国人片面地关注阳的一面，即实体的一面，忽视甚至排斥阴的一面，即虚拟的一面。经典的经济学教材在讨论经济的时候，将货币作为面纱，直接忽略。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金融体系，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仅仅只被看作连通储蓄与投资的管道而已。
比如，在经济发展的时候，重视实体经济方面的发展，对于虚拟经济的发展认识相对不足，甚至很多观点将投机看成负面的对经济发展有害的事物而加以排斥。
比如，在考量财富的时候，过于注重房产、基础设施等有形的财富，轻视知识产权、品牌、创造力等无形的财富。
比如，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只强调实干与拼搏的作用，忽视了梦想与愿景的作用。
比如，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在讨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的时候，只强调了企业家的作用，忽略了金融家的作用。
中国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阴阳本为一体，缺一不可。实体与金融，不是简单的实体决定金融，金融为实体服务的单向关系。当经济由实转虚的时候，更多的是实体为金融服务，金融决定实体!
或许，经济体系的实体面与虚拟面，就像量子力学中的光的波粒二象性。光子亦波亦粒，时波时粒，非波非粒，时而粒子随机分布，形成概率波，时而波聚为能量包，形成粒子。要把握新形势之下的经济，必须像经典物理学家摒弃纯粹的粒子概念和波的概念一样，以《金刚经》之能断般若，重新审视经济的本质。
从美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在很多情况下，的确就是金融决定实体，实体为金融服务。这种情况，不但不是不正常的现象，反而是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美国的经济之舵由货币当局美联储把握，正是这个必然现象的外在表现。
从此观点推出，中国梦的提出，既有领导的高瞻远瞩，也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财富梦想，通俗的说法就是如何发财致富。这一命题可谓千古难题，古往今来，多少英雄好汉，难在此一命题之下。
这一主题，也是经济学的终极命题。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全名正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然而，亚当·斯密自己本身并不是历史上有名的富豪，终其一生，只是一个身家平平的大学教授。其财富，更多体现出其伟大的人格、对经济深邃的洞察以及为人类文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然而，财富密码真的能够解析吗？洞察财富密码真的能够成就财富梦想吗？孔子曾经说过：“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财富如无密码，则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的工作毫无价值。财富如有密码，为何经济学家、金融学家，自身却没有几个能够实现财富梦想？巴菲特说过：“如果历史会简单重复，那么最富裕的人应该是图书馆管理员。”
世间之事，知易行难，财富之路更是如此。而且，根据作者的研究发现，财富之路根本不可强求!正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东方古老的智慧，“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蕴含了丰富的真理。我们所能够做到的，无非就是更清楚地认识社会的财富形势、自己的财富格局，从而能够更加接近于自身的财富极值而已。
若真如此，一切都由天注定，我们的财富追求或者人生追求又有何意义？那我们的中国梦又将梦归何处？幸而，现代金融改变了东方智慧的论断，使得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能够更有把握、更有尊严。正如现代科学技术通过能量的转换，能够使得水往高处流一样，现代金融技术通过资源在时空的转换，能够突破个体先天的资源局限，进而改变命运。这就是财富之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这一猜想需要全体国民的努力!
由于金融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从古典金融体系向现代金融体系转变的进程，这个过程对整个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将会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金融现代化支持下的资本的货币化，使得货币之水能够流向实体经济并且形成良性循环，周而复始实现增值，进而带来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这将是一波史无前例的财富机遇。同时，体系变迁还将带来原有财富分配格局的变化。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分配格局的变化，将对社会各个阶层的财富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如何在这一金融体系变迁的历史大潮流中，认清这一趋势，超越我们的原有思维，把握这一机遇，成就自己的财富梦想，正是本书的主题。
第一节 富贵的中国逻辑：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关于财富，关于成就，传统的东方智慧有一句：“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正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相通。从某种角度而言，本书的财富密码，正是运用西方经济学来阐释中国的传统智慧。
一命
决定一个人的财富与成就的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命。命是人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的东西。一个人的国籍、出生地、父母、基因、天赋、性格等，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基本决定了这个人的成就或者财富的高度。中国古代自不待言，生为皇室子弟，出生含着金钥匙，人生起点便已经是绝大多数平民子弟穷其一生奋斗都无法触及的高位。美国的巴菲特富可敌国，然而却一再认为，其自身的财富来自自己的好命，即生为美国人而非非洲人。爱迪生有句名言：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灵感，百分之九十的汗水。汗水可求，灵感不可求，因此天才才会如此稀有而珍贵。正因如此，文学家袁枚获悉全才黄庭坚的事迹后，才会感叹：书到今生读已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智慧如孔子，也有其不可超越的命运格局。我在读《论语》的时候，常常暗想，孔子四十而不惑，则孔子其时已知人生命运的规律矣，却谓到五十而知天命。可以想见，孔子从四十到五十之间与命运的奋斗与抗争，其中之艰辛!
围棋高手一个非常关键的能力是形势判断，即对于棋局发展过程中自身所处的形势格局有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在局面占优的时候，尽量将棋局简化，以减少犯错的概率，提高获胜的机会。在局面均势的时候，坚守棋道规律，从长计议。在局面明显落后的情况下，则需要放手一搏，尽量将棋局导向双方都没有确定把握的复杂局面，以图乱中取胜。形势不同，则战略与应对之策也相应不同。以围棋喻之，认清自身命运格局，并且采取相应的战略与对策，则可谓不惑矣。
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而言，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就是如何在资源的局限条件下，求得最好的结果。不同的局限条件，能够求得的最好的结果显然不同。“命”这种先天决定的因素，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人的资源的局限条件，因此也决定了一个人能够获得的最大的成就的高度。
巴菲特如果生在非洲的贫困家庭，生下来可能就已经营养不良，能够度过饥荒生存下来都已不易，也几乎没有机会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且得到格雷厄姆等金融大师的点拨，投资大师恐怕早已被扼杀在摇篮里边，如果他们家还买得起一只摇篮的话。
二运
决定一个人的财富与成就次要的因素是运。运也是人能够把握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命先天已经确定，人在后天既不能改，也不能求。而运则可以改也可以求。经济体系乃至整个宇宙，实际上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同样的形势，同样的行为，却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关于宇宙是不确定的还是确定的，物理学界曾出现过争议。爱因斯坦坚持认为，世界发展是确定的，按照一种人类未能完全洞知的规律运行，因此说道：上帝从不掷骰子。然而，量子力学的发展，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世界的本源乃是不确定的!确定只是一种比较大的概率而已。人类的行为只是在不确定性下寻求一种概率上的确定或是获得一种比较大的概率而已。“尽人事，听天命”，其实是一种积极与合乎规律的人生态度。佛法中世事无常的观点，蕴含了事物的真理。世界本源的不确定，要求我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敬天畏命，坚守底线。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为什么命运如此重要？这是因为，经济的运行，依赖于整体社会。因此，一个人的财富或成就，很大程度上或者说绝大部分依靠整体社会。《国富论》开篇即讨论分工。有了分工，那么一个人的财富成就，就已经不只是其自身在特定分工的努力与奋斗所能决定的了，更多地取决于其所处的分工体系以及其在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分工的位置。而人所处的分工体系以及在分工体系所处的位置，很多时候不是自身能够决定的。一个当时很好的行业，拼命入行后却可能突然恶化甚至消亡。这种脱离自身选择与努力把握的外在形势变化，就是运势。
选择或者整合一个分工体系，或是在分工体系中抢占一个有利的分工位置，很多时候比在一个既有的分工位置上面付出辛勤与汗水更加重要。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莫不如是。
美国在全球利用自身的科技、军事等实力，掌握了全球货币的发行权，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这种有利的位置赋予了美国经济非常重要的优势，使得美国可以通过货币手段转移自身的问题和攫取其他国家创造的财富。本书后面的一个章节，将讨论中国如何通过金融的现代化构建自己能够有主导力的分工体系，以及在分工体系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个体在中国的金融现代化这种变局中，抢占有利位置，把握运势，比一味辛勤劳动更加重要。这就是很多人所讲的选择比努力更加重要的一个原因。同时，在一个国家经济升级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的行业在整个经济分工体系的位置也将出现变化，而选择那些位置上升以及发展迅速的行业，更有利于个人的财富发展。因此，中国社会流行的一句“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有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另外，在市场经济中，供需定律决定了，一个社会最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定是当时社会需求最大，供给相对不足的行业。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定律将个人命运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的金融抑制的现状，以及金融现代化的进程，决定了未来中国最有前景的行业就是投资与金融行业。
选择，其实就是对于运势的判断与把握。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财富规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在21世纪初选择投资房地产，从财富积累的角度，要远远强过其他经济活动。
三风水
作为财经类书籍，本文不准备讨论神秘主义与唯心方面的内容，而将风水的讨论，限定为一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与文化氛围。昔有孟母三迁。巴菲特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为生为美国人而不是非洲人，其实已将风水对于成功的因素考虑在内了。
但是风水与命不一样。命不可改，而风水则可以改变。选择合适的区域发展，对于人的财富与成就非常关键。美国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出现人口从铁锈地带(芝加哥、底特律等钢铁和汽车产业集聚的地方)向阳光地带(加州等电子、软件产业集聚的地方)的迁移。时至今日，加州等地的房地产平均价格高出芝加哥等地数倍。底特律甚至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发生破产，很多房子由于不动产税的原因，连白送都无人问津。
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出现了人口的迁移。这种人口迁移的形势，一方面是一个地方风水优劣的表现。另一方面，众多主体的行为选择，通过聚集形成的能量场，本身就足以改变一个地方的风水。
西方经济学中的地理经济学，就研究过这种产业集聚发展的现象。一个原本没有任何产业优势的地区，由于某种因素，逐渐形成了某种产业并且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的原因，该地区形成了产业集聚，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将会越来越明显。中国的义乌等地，原本地处偏僻没有优势，却能够形成全球性的小商品市场，其中既有运势这种偶然性的因素，其实也有风水的因素在其中。
从房地产投资的角度而言，风水非常关键。这正合乎房地产投资的“位置、位置、还是位置”的名言。在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从各地普涨发展到地区开始分化的时候，风水的把握就更加重要了。这其中，自然地理条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更重要的因素却是人口的迁移。改革开放前30年，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成为人口迁入速度最高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的发展机会与财富机会(或者说房价上涨幅度)明显更好。
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人们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场所以获得好的风水，是选择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是选择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是选择上海、北京，还是深圳？对于个人的成就与财富非常关键。
巴菲特在美国多次出现股灾、金融危机或是经济危机时，敢于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正是建立在其对于美国发展的信任基础之上。巴菲特有句名言：近300年以内，看空美国的人没有一个成功过。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在其发展处于上升趋势的过程中，便为个体营造了非常良好的成就财富梦想的环境。这种环境是单个个体无法造就但是能够选择的。
中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热衷于出国，尤其是前往美国，这非常符合风水的选择。很多出国发展的人成功地实现了其人生理想。80年代的美国，金融的现代化已经进行了近10年，并购浪潮打散了经济原有的僵化格局，新经济已经酝酿并且发展，到90年代达到顶峰。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无数的机会。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机会的国家。中国绝对是21世纪风水最好的国家。之前有个故事 ，讲一个北京人在20世纪90年代将其住宅出售，前往发达国家发展，起早摸黑，打拼20年，积累了100万美元的财富(这在西方国家，也已经是一笔较大规模的财富了)，回到国内，却发现自己原先的住宅，价值已经远超100万美元，顿时崩溃!该故事是否确有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事情的确可能发生!而这正足以证明风水的重要性。
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要素驱动阶段和投资驱动阶段，当前处于向创新驱动阶段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一旦转型成功，以中国的经济体量，带来的发展机遇将会大得惊人!在转型的过程中，不免出现各种问题，也使很多人对中国的发展失去信心。部分外资因此撤离中国。这些资金与个体的退出，其实正为坚守中国、看多中国的资金与个体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套用巴菲特的名言，笔者断言：近几十年里，看空中国的人无一例外的将会以失败告终。未来30年，看空中国的人必将因为错失机会而充满遗憾，做空中国的人将会输得倾家荡产。从世界的不确定性的本源而言，笔者的这一论断，既有理性分析的一面，或许也有对中国信仰的一面吧。
四积阴德
传统的东方智慧对积阴德的作用，主要是从积阴德对于改变人生运势的积极影响来论述的。本书基于西方经济学，主要还是从分工的角度来讨论。
从分工的角度，一个人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其他经济主体。因此，积德行善，可以向其他经济主体发送正面的、积极的激励信息，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与他合作。随着更多的人与其合作，则以该主体为核心的分工链条或者分工体系将逐步形成，而处于分工链条或者分工体系核心的主体，占据有利位置，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机会。因此，自古以来，从事业发展与财富积累的角度，德智劳三者，德为先，智次之，劳最末!
李嘉诚多年占据华人首富宝座，其成功的因素中很大一部分在于其能够积德行善，为人处事能够为其他人考虑。李嘉诚曾经说过：“我的生意比别人做得大些，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在生意的过程中，本该赚10块，我只拿9块，给对方多留1块。因为大部分人只想多赚，于是，更多的人就愿意与我做生意，结果，时间长了，我反而赚得更多。让别人多赚，就是自己赚多的秘密。”
五读书
有句话常被提及：知识改变命运。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智慧中，读书在成就事业或者财富中的因素排名中，重要性却排在命、运、风水、积德之后。
一个再好的篮球教练，也难以将一个先天个子不足一米五的人培养成姚明一样的篮球巨星。读书的确能够提高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认知，提高一个人对财富规律的把握，但是由于财富之路的不确定性如此之大，对于社会认识与财富规律更高的把握，并不必然会带来财富。财富之路更需要身体力行，去接受命运的垂青或者打击。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古代读书与科举相联系，而科举与官位相联系，官位与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相联系，就能够发现，在科举被取消的现代社会里面，除了80年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读书对于个人成就与财富的重要性，其实要远低于古代。
中国当前的富豪中，高学历的比例的确高于普通水平，但是并没有形成学历越高财富越多的规律。马云富可敌国，但是高考连续失败，最终上的也并不是名牌大学。马云的成功，更多的是因为其选择了(或是天然的生在了)中国，并且洞察了社会发展的趋势，选择了最具发展前景的电商行业，并且历经多次努力尝试，最终时来运转获得了资本与市场的青睐，改变了资源的禀赋格局。黄光裕初中毕业便投笔从商，也曾问鼎首富。笔者认为，知识改变命运，过于偏颇。奋斗与选择改变运势，才合乎规律，读书只是奋斗的一种方式而已。
从马云的经历也能够看到，马云正是因为获得了美国现代金融体系的资本，借助资本改变了自身的命运格局，使得一个先天条件并不占据特别优势的人，改变了命运，甚至还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的命运。这个例子正符合本书的主题，即通过金融的力量，个体能够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资源的时空转换，改变自身的先天资源格局，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随着金融现代化的进程，金融这一能够对命运改变有重要影响的工具，将会越来越重要。重视金融、学习金融并且合理利用金融的手段，无论对一个企业的发展，还是对个人的发展，将会变得非常关键。金融已经不是一个事不关己的事物了。
本书基于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的框架，将其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的历史分析中，试图从中找出历史规律。通过分析中国从80年代到当前的主要的财富机遇，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80代末，最能够改变中国人命运的方式是读书考大学。然而，这种读书考大学能够改变运势的背后逻辑绝对不是读了几本书多掌握了一些知识。背后的规律其实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大势相关。运势，唯有运势，才是财富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最能够成就事业与财富的是下海经商，中国商人群体当前最为著名的“92派”就是指的这个阶段投身商海的社会精英。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最能够实现财富的是投资房地产或投身于房地产行业。
中国的机会，30年里，从80年代能够改变命运，到90年代还可同时成就事业与财富，再到21世纪只能实现财富，普通大众通过奋斗能够改变的事物，越来越小，越来越少，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历史规律？除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相关，是否也与中国社会逐步刚性或者说阶层化相关？这种社会化的趋势继续下去，会不会扼杀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力？金融的现代化能够改变这种趋势吗？ 关于这点，本书试图利用制度经济学的自由裁量权与菜单成本的概念，给予合乎逻辑的解释。
世无定法，财富之道亦然。本书结合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综合运用制度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与国学中的阴阳、佛家、权势谋略之学，试图寻找财富规律，这种新的尝试旨在为大众在实现财富梦想的过程提供些许思路上的启发，而不是提供一种可以按图索骥的快速致富的标准答案。
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国运当头。中国在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阶段与基础设施房地产大量投资的投资驱动阶段，幸运地抓住了历史机遇，实现了高速发展。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国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一方面体现在实物资本，更多的则体现在人力资本方面。而人力资本正是创新驱动阶段中最为关键的发展要素。当前由于发展的惯性与制度的刚性，中国面临着艰难的转型，这需要在制度方面的变革以应对新的发展形势。2013年以来，这种变革已经酝酿并在2014年初现峥嵘。研究2013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的系列行政文号，规律已明。
随着变革的推进，国民财富将从实物财富转向无形财富，财富标的将从房地产(西方称为real estate，直译为实在的资产)转向为证券资产(证券的价格是将未来的现金流折现到当前，因此有人称之为虚拟财富)。这其中既需要也必然带来货币的更新。也就是说，今天的房地产还是那个房地产，今天的货币却已经不是那个货币了。或者说货币的蜕变与经济的转型，互为因果。货币的重生，将会体现在货币从流向房地产或者依靠房地产进行分配，转变到流向实体企业或者依靠资本市场进行分配，这将会提升实体经济的效率并且推动股票牛市直至超级泡沫。
以通俗的语言，简单而言，货币往哪跑，哪里的东西就涨价，人也往哪跑。在这一轮实体经济高速发展与股市牛市泡沫的过程中，将有无数创业者、金融从业者与股票投资者，实现其事业与财富的梦想。
这是财富第三波，也将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波。
第二节 发财原来在投机：房地产泡沫与股票泡沫
关于财富，《大投机家》的作者科斯托拉尼不失风趣且又严肃认真地在其书中提到，有三种途径可能会使人快速致富：一次有钱的婚姻、一个幸运的商业理念以及投机。这其中，门槛最低，最为普遍的快速致富方式是投机。
富贵本无法，多少饱学勤劳之士，终其一生，不名一文。因此，孔子才特别欣赏与提倡君子固穷。
关于财富，关于成就，传统的东方智慧有一句：“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与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原理颇有相通之处。前面作者已经展开讨论。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史更是明显地可以看出，个体的努力在命运、在国家大的运势下，是何等微不足道。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个人的财富追求受到抑制，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停滞。改革开放当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解决国民的温饱问题。试想，在一个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环境里，能够有多少人可以成就自己的财富梦想？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富豪，其速度与规模，在全球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这些富豪是天赋过人，还是有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后天拼搏？这些富豪是洞察了历史规律从而顺从了运势，并且借势而起，还是只是误打误撞正好站在财富的风口浪尖？这些富豪是合法合规勤劳致富，还是敏锐地发现并且利用了制度的漏洞进行巧取豪夺？或是兼而有之？
作者认为，从改革开放的30多年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人的财富机遇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密不可分。无论是大富大贵，还是小富即安，那些实现了财富积累的人，几乎都是顺应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察觉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变迁以及蕴含的财富机遇，并且在这种形势要明未明之时，放手一搏。换言之，这些人是选择了与中国的命运站在一起。
中国国家的富强与中国个人的财富积累及事业成就，互为因果。无论是70年代末的高考上大学，80年代的国有企业责任制承包，乡镇村队企业兴起，还是90年代的全民下海， 9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房地产投资，以及20世纪以来淘宝网店的小微创业。这些事物看似纷乱繁杂，背后其实却有一条鲜明而清晰的逻辑与路线。
根据这一逻辑与路线趋势，本书作者认为，从今开始，大约三年内，中国将会开启一波长达10～15年的新的财富机遇，这将产生全球历史上最大最长的一波牛市，也必然将会产生一个全球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泡沫。
泡沫的兴起，将会创造一批史无前例的巨量的富豪。泡沫的最终破灭，显然在未来也将使得很多过度投机的个人一贫如洗，财富如黄粱一梦。索罗斯有句名言：“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关键在于顺势而为。
在前面的15年里，受益面最广的一波财富机遇来自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投资具有门槛低、机会成本小、操作简便等优点。马云、马化腾等人创业的巨大成功，如果和成功的概率相乘，得出的价值其实并不大。何况，多数普通人也不可能都具备马云、马化腾般的远见、魄力与毅力。很多投资(投机)于房地产的普通大众，获得了与其社会贡献不相匹配的财富。
投机，投资于机会。唯有投机，才是成就财富梦想的全民性手段。那些曾经在房地产投机中积累过财富的人，以及那些因为错过房地产机会而后悔的人，都应该深有领悟。只不过，形势的变化，使得投机的对象，需要从房地产转向证券，尤其是股票。这一变化趋势，美国在20世纪便已经出现，而在21世纪出现的房地产投机热潮，虽然其涨幅相对中国房地产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将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拖下水。
未来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与资本市场泡沫之兴起，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没有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货币无法从房地产中挣脱出来，中国的实体经济无法获得足够资源完成升级转型。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股票市场也就无法获得坚实持久的上涨推力。没有股票市场的泡沫，房地产泡沫无从落地，实体经济将无法承受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后果。
房地产之兴起，本有其坚实的基础。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在农业社会以至工业社会中，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没有土地，很多财富创造无从谈起。然而，进入商业社会与信息社会之后，土地的重要性便逐步降低，慢慢让位于资本、品牌与智力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电子商务中虚拟的网络店铺对于实体店铺的替代。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能够达到今天的规模，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房地产市场成为中国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关键部门，房地产替代证券成为配置金融资源的重要载体。中国的房地产，它不只是房地产，它其实是金融业。正是因为金融业带有的对于全局经济的影响力，才使得房地产能够绑架经济。
房地产市场替代证券市场，成为重要的金融配置载体，这是一种明显的错位。这种错位，原因在于中国落后的金融体系。这种错位也造成了金融资源乃至经济资源过多积累在房地产与基础设施行业，并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压。
房地产大兴的原因，与其未来大跌的缘由，背后是同一个因素，那就是货币，即房地产的货币化与去货币化。
中国从2013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改革开放，尤其是其中的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将会纠正这一错位。错位的纠正，依赖于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
无论是资产证券化各项政策的推出，股票发行的注册制，还是民营银行的开放，或是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甚至是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出，中国的各项政策，已经从顶层设计的层面，在试图构建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
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很多人依然沉迷于房地产投资领域的成功之中而不能自拔，没有感觉到这一趋势的转变。最终，他们将自食苦果。房地产财富如黄粱一梦。日本早已有前车之鉴。
选择与实体经济站在一起，选择与资本市场站在一起，就是选择与中国的未来站在一起。经济学的常识要求人们，做决策一定要基于未来，而不是当下，更不是过去。那些基于当前种种现状与条件下，做出判断与决策的人，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将会痛悔不已。
如果没有看到，中国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被房地产绑架太久，需要做出改变。
如果没有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不能摆脱对房地产依赖，重新回归实体，将会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困境。
如果没有看到，在政府与民众需求一致的情况下，各类改革措施将会出台，进而改变当前的各项制度，房地产与资本市场赖以发展的环境将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今天支持房地产泡沫而限制股市泡沫的因素将会消解。
如果没有看到，中国政府近几年的政策或明或暗地已经给出了信号。
如果没有看到，在政府与民众上下同心、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已经暗潮涌动，现代金融体系已经萌芽，创新经济正在孕育。
那么10年以后，回首中国这一段时期的发展，他们将会痛惜于自己的无知与短视，从而错过了这一波历史给予的财富机遇，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波财富机遇。
按照波特的理论，中国当前处于投资驱动的发展时期。这一波财富浪潮中，中国将从投资驱动发展走向创新驱动发展。这一波财富机遇过后，中国将从创新驱动发展迈向富裕驱动时期，国民的财富将大大增加，生活质量也会大大改善，但是社会的活力将会减弱，发展逐步进入平缓阶段，财富机遇将渐渐减少。
因此，财富第三波也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波全民性的重大财富机遇!
第一章 波浪式的改革开放带来波浪式的财富机遇
中国的财富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财富积累与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无论是统计上还是逻辑上，这一点都无可争议。作为专门讨论财富机遇的书籍，本书作者想与读者一起思考以下问题。
(1)政府为什么要将资源开放？时代背景是什么？必要性在哪里？
(2)政府会将哪些资源开放？具体信号是什么？我们凭借什么信号来判定政府的开放？
(3)政府为将这些资源开放，将会进行哪些制度方面的改革？改革背后的逻辑在哪里？
(4)能否依据逻辑分析与历史演化，推断政府改革的方式与路径？
(5)内外部的环境能否支持这一改革，是否存在执行层面的问题，使得改革无法推进？
(6)预判政府改革的方式与路径之后，如何提前布局或是投入资源，以抢占先机？
(7)改革开放的目的能够成功实现？成功实现的指标有哪些？
回答上述问题，并不容易。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运行规律提炼出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帮助有限。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要研究改革开放本身，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寻求规律。由于改革开放是对于制度的重大变革，结合西方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更有利于增强我们的认识。
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本书之后，自行思考，找出自己的答案。本章的内容，或许可以给予部分启发。
经济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政府的各类规章制度改变层出不穷。然而，不是所有的制度变革都能称为改革。在中国的语境中，改革是一种狭义的制度变革，有其特定的含义。
本书认为，改革是指使得中国经济体系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变革，是一种强化市场型的制度变革，也是一种使资源不断向全社会开放的制度变革。违背这一特征的制度变革，不能称为改革，有的甚至可以称为一种反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系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市场经济“正名”的过程。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未来各类改革措施将会层出不穷，纷乱复杂。正名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正名的过程中，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财政的将归财政，金融的将归金融，国资的将归国资。国资财政化、财政金融化、金融国资化、金融财政化、财政国资化、国资金融化、国资财政金融混同化等一切在市场经济中名实不符的事物将逐渐消失。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这需要理解改革开放之时中国的局限条件。一言以蔽之，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不能形成“强化市场型”的政府，不能够充分调动社会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以支持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一节 波浪式的改革开放带来波浪式的财富机遇
中国的改革开放所造就的财富机遇，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便是，危即是机!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应对危机，而是通过激发民族活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体现出了改革开放被危机推动的统计表象。本书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踏上一波又一波的财富波浪。
纵观改革开放，可以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遵循着外围到核心，一波接着一波的而非连续性的规律。
改革开放由外围到核心，这种模式与中国当时的特殊形势与政策的偶然性选择有关。改革开放之初，便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这一说法得到全国各界的认可。显然，能够用“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方式进行改革开放的对象，必然是外围而不是核心。改革有其社会基础支不支持的问题，否则曲高和寡。改革由外围到核心的路径选择，之前的改革不断创造下一步改革得以继续的激励与条件，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先由农村、农业开始，区域则由广东、福建等欠发达地区开始，市场则由商品市场开始。进入到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城市、工业、金融等领域，区域则由广东、福建等边缘地区向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拓展，市场已经进入人才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外围到核心的规律，将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所在的坐标，以及坚定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念。
中国的各项制度改革主要是实现开放，使得整个社会能够获得开放的利益而消除开放的弊端。开放必须要有制度的改革作为支持。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利弊权衡及推力阻力之间的互动，使得改革开放呈现波浪式的特征。波浪式的改革开放带来波浪式的财富机遇。
资源的开放，就是将原来由国家严密掌控的资源，逐步开放给市场。全体社会民众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机制进行争夺、整合与运用资源。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市场化的竞争机制，能够使得全体民众的求富欲望与创造力得到释放，提升了这些被开放的资源的使用效率，进而使得整个国家的财富增加。将资源向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需要改革各项制度以实现，这就会出现制度的变迁。
改革开放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是稳定而且具有威信的中央政府。经济环境则是货币超发。
货币超发是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这一点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货币超发带来的经济增长与财富转移效应，却极大地影响了个体的财富格局。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新制度要立未立，而旧制度要亡未亡，其间将出现制度的缺位。制度的缺位，使得那些洞察制度变迁漏洞和占据制度优势地位的主体，得以进行制度套利。制度套利的出现，抵消了改革开放的效果，使得开放未必一定能够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反而可能降低资源使用效率，带来社会不公，引起社会矛盾。制度套利导致改革开放有时出现暂时性的终止或倒退。
因此，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万能神器。改革开放同样需要符合经济学原理，需要寻求利益与弊端之间的一种平衡，改革开放同样需要符合金融学原理，需要寻求收益与风险的平衡。
既然改革开放有利有弊，那么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利大于弊的时候，进行改革开放才符合经济理性。既然改革开放有收益也有风险，那么改革开放的利益是一种有风险的利益，就需要按照金融学的原则，给予一定的折现。因此，只有当改革开放的利益远远大于弊端的时候，进行改革开放才符合经济理性。根据社会的风险回避程度不同，对于进行改革开放的动机也不同。风险回避程度高的社会，更不愿意进行改革开放，宁愿选择一个还能勉强进行的当前状态，也不愿意选择一个预期前景美妙但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改革开放下的未来状态。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遵守的这种渐近式的、从外围到核心、一张一弛、表现出波浪式形态的规律，正是经济学和金融学原理的体现。这种原理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危机倒逼下的改革开放。
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原有体制所潜在的问题得到集中暴露。体现在经济层面，便是资源被集中在非市场化的体系中，效率得不到充分发挥。原先的改革所释放的活力已经被消耗殆尽，无法支撑下一阶段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容易形成改革开放的共识，既得利益将被逼收敛锋芒，支持改革开放。
频繁的连续性的制度变革，在制度变革的成本很高的时候，并不总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在当前的制度还能够勉强运转的情况下，即使新的制度看似更佳，有时进行变革未必有利。而且如果没有合适的执行层面的战术，改革开放很容易被既得利益阶层利用来进行制度套利，不但无法改善问题，反而可能恶化中国的发展环境。这种制度套利的存在，使得制度出现刚性，即改革在整体的渐近式连续性的形式下，体现出阶段性与脉冲性。
危机的出现，却为制度变革提供了足够的激励。出现危机，尤其是重大危机，从趋势上明确了现有制度的不合理及其所导致的巨大成本。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继续安于现有制度的成本巨大且明确的情况下，选择制度变革所可能导致的成本将会变得较能接受。其次，危机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潮，改变社会的风险偏好，使得变革更能够被接受。这种思潮的转变，本身就能够降低制度变革的成本，有助于打破囚徒困境，继而形成新的纳什均衡。
理解中国当前的危机或问题，是理解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关键。危机引发后续的改革开放，有中国历史的事实支持。
温铁军著有《八次危机》一书，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危机共有五次，分别是：
1. 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恢复。
2. 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3. 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4.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5. 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每一次危机及危机之后出台的应对措施，无论是放开农村土地承包制，或是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确立，还是财税分税制改革、汇率贬值、住房制度改革、国企三年脱困的改革及后面的私有化、2001年加入世贸约定、2008年后的4万亿出台。这些改革措施影响深远，尤其是以1993～1994年第三次危机及其后的财税、金融、国资等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奠定了未来近20年经济发展的政策架构。
但是，危机推动改革的规律，只能告诉我们危机出现后，将会带来制度上的变革与资源的开放，不能告诉我们，危机出现后，会出现什么类型的制度变革。
出现危机时，改革开放的政策将往哪个方向变化，预知这种变化，抢先布局，才能够在财富第三波中先发制人。我们同样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笔者认为，被称为“改革年”的1994年，是理解改革开放方向的关键。在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改革开放的特征也由此而决定了。当危机出现，必须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经济将向更加开放外向的方向转化，而制度将朝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化。
具体而言，危机出现的时候，将更有可能出现货币超发、货币贬值、降低关税、对外招商引资等开放外向的政策，也更有可能出现国退民进、鼓励民间创业、引导创新、约束财政、开放金融等政策。
我们以1994年的改革为例，分析当时改革开放的几大政策，以试图把握规律。
1994年改革开放的形势如下，1992年的十四大确立了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当时的经济形势，则是由于1992年之后，各地因经济发展积极性过高，出现了过热。人们形象地将这段经济过热总结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和“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危机随后产生。CPI的增长在1994年达到24%，通货膨胀全面爆发。
1994年，改革开放的几大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外汇贬值，人民币从1比4贬到1比8，贬值近50%，贬值直接带来中国出口迅猛提升，中国之后逐步取代东南亚成为世界工厂。经济体对外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这一期间开始酝酿的入关操作，到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加大。
二是财政分税制改革。理解财政分税制改革是理解中国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第二波财富机遇的关键。中国当前的财富与富豪，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之后才形成的。笔者在此略作展开。
在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实现的是包干制的财政制度。在包干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只有少数税收是由中央直接收取的，地方税收等财政收入在上缴一定额度给中央财政后，全部留归地方支配。省级地方政府之下的上下级政府之间，也采取类似的包干形式，下级政府交足上级政府的，留下的归自己。
财政分税制改革，则将税收按照不同税种分为国税与地税。其中，最重要增值税，中央获得75%，地方获得25%。所得税，中央获得60%，地方获得40%。土地出让收入则全归地方政府所有。基于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这一财政收入分配架构几乎决定了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的经济形势。
张五常在其书中，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前的近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这一财政分税制改革。张五常的逻辑是，由于土地收入归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去经营土地，以获得土地租金的最大化。
张五常将地方政府类比商业物业，将地方政府招来的企业比喻为商家。经营商业物业的主体，为了获得最大的租金收入，就必然需要招募合适的商家，并且为商家提供优质服务，吸引最优质的商家并且帮助商家做大业务。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土地租金，加上考核中强调GDP等经济指标，使得地方政府之间为了经济发展，招商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积极竞争提升了经济的活力。
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经济发展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能够提升经济效率，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认为财政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出现高速发展的观点存在片面，无法解释国民的财富机遇。
财政分税制改革，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角度而言，是一种集权制改革而非分权制改革。在财政分税制改革之前的包干制下，所有增量的税收等财政收入，全部都归地方政府。财政分税制相对于包干制，是削弱了而不是强化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财政分税制真正的作用，需要从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本书的三波不同的财富机遇来分析。三波财富机遇来自不同市场对于全体国民的开放。财政分税制改革的作用正是促进了商品市场对于全体国民的开放。
在张五常的商业物业的例子中，为什么商业物业的管理人不去自己经营商店，经销各类商品，而要去招商引资，要让其他商家大发其财？而这种情况正类比于财政分税制改革前的中国地方政府。理解了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自己从事工商业而将工商业让位于市场，才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包干制下，由于财政税入的边际部分全归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特别喜欢兴办各类实业。各类国有企业，挂靠在行政部门下的事业单位等纷纷经营实业，从事商业活动。这些地方政府兴办的各类企业，无论其效率如何，显然会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限制各类企业家的财富机会。而且后面的事实证明，各类地方政府兴办的很多企业，尤其是一些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含量要求不高的企业，如食品、手工业品、轻工业、五金台等，难以经受民营企业极度吃苦耐劳下的激烈竞争，表现出经营上的低效率。
在包干制财政增量税收全部归地方政府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产生恶意竞争，形成“诸侯经济”。以啤酒为例，当时全国各地，基本上每个地市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啤酒生产企业。由于本地企业的税收全部归本地政府，本地政府尤其偏爱本地啤酒企业，即使政府官员未必偏爱喝本地啤酒。极端的情况，甚至地方政府会将本地商家经营外地啤酒视为走私，以法律、行政等手段施行制裁。
财政分税制改革，弱化了地方政府经营实业的激励。地方政府发现，辛苦经办实业，与民营企业在市场上激烈竞争后，所赚的利润无几。而且这些自己兴办的企业，产生的税收大部分已经不归自己了。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将重心放在土地运作以及招商引资上面。地方政府开始接受“不求所有，只求所用”的观点。不管是不是自己创办的企业，只要来买地纳税，上缴税收，带动就业就行。地方政府开发土地，并且提供水、电、通信、公路、桥梁、能源基础设施搭建舞台，民营企业唱戏的良好格局开始形成。
基于上面的理解，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根本不是来自地方政府为了GDP锦标赛的名次而展开的激励竞争，而是来自地方政府将普通商品的市场让渡出来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之间展开的激烈竞争才是中国经济体系效率提高的根源。财政分税制推动了普通商品市场的开放，客观上造就了中国的财富第一波。
在当时经济发展压力重大，而且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改变的情况下，经营国有企业，好似亏钱帮别人做嫁衣裳，于是很多地方政府便坚决果断地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分流，收缩国有企业的业务战线，砍掉亏损且发展不好的业务，保留赚钱的或者前景看好的业务，便集中发生在这一时段。也有的地方政府直接将国有企业转让。这两类行为：一是将经济资源开放出来。比如国有企业的下岗员工，最后在民营企业实现了就业，民营企业获得宝贵的人才资源。二是为民营企业的发展留出空间。国有企业砍掉不赚钱的业务，或是将业务转让给民营企业。客观上为财富第一波留出空间。
由于卖地赚钱简单而且竞争相对较小，很多地方政府连自己成立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业都不那么积极了，通过引进万科、绿地、保利、招商等大型地产公司竞价购买土地，能够获取的收益更大。由于土地的区域垄断特性，地方政府能够实现对本地房地产业的垄断，却没有试图进行这样的垄断。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方式的转变，财政收入利益格局的变化影响重大。地方政府不再只允许自己从事房地产业，将房地产业开放给市场，便形成了本书所谈的财富第二波机遇。
财富第三波中，地方政府能否得到合理的激励，去完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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