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郑保卫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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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试读：

选编说明

一、收入此书的文章，除少数几篇外，主要是2005年我的《新闻长思录》(三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后发表的论文，共50篇。

二、本书在选编论文时，尽量保持发表时的原貌，除以下几种情况外，基本上未作修改。1. 个别论文在发表时，由于篇幅所限编辑作了删节，本书在收入时恢复了一些被删节的内容，以使论文更加充实和完整。2. 根据出版体例和语言文字的规范要求，将文中的标点、数字和语言文字等作了统一修订。3. 为方便读者查阅，将原文发表时的多种注释格式统一为规范的脚注格式。4. 将原文中的“今年”、“去年”等改为具体年份。

为节省篇幅，上述修改和订正在选编时不再一一说明。

三、各部分论文的排序按文章内容的关联度排列。

四、为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理解文章的内容，特在每篇文章标题后、正文前加了一个题注，说明写作背景及主要观点，并用仿宋体字排印以示区别。

五、本书最后的附录部分收入了3篇关于作者的专访文章和1篇作者自撰的回忆文章，意在帮助读者在读完论文后，对作者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加深一些了解。

此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我的研究生们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所限，论文内容及书稿选编难免存在不足和欠缺，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郑保卫2010年6月20日

自 序

光阴荏苒，转瞬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在我们辞别“惊心动魄”(温家宝总理语)而又令人难忘的2009年的时光里过去了。

过去的这个十年，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经历了太多的风险和考验，也感受了太多的愉悦和欢乐。从抗击“非典”，到抗震救灾，再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庆贺载人宇宙飞船上天，到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再到欢庆新中国60华诞，我们收获了一个又一个喜悦!正是在这十年中，我们的祖国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快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整体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和尊重。

随着十年来国家事业的发展，我个人也经历了一生中难忘的十年。这十年中有八年时间我是在重返母校的愉悦中度过的。

2002年春天，我作为引进人才从新华社调入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由此开始了我人生中的一段重要里程。纪宝成校长聘请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科研平台。这些年，我借助这个平台，组织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新闻传播如何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和舆论支持这一中心任务，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不但扩大了新闻学的学术影响，也提升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年在科研上也有不少收获。我先后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与方汉奇教授共同主持)、《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中宣部委托课题《中国媒体格局变化及竞争力比较研究》、《舆论引导艺术与规律》；北京奥运会新闻宣传协调小组委托课题《北京奥运会舆情分析与新闻宣传对策研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托课题《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中国记协委托课题《新闻工作者资质及准入标准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等，出版了《当代新闻理论》、《新闻长思录》、《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主编)、《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新闻理论新编》和《新闻法制学概论》(主编)等著作和教材。

在我近些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始终有一个突出的“主题”或是“主线”，那就是“新闻学学科建设”，即研究如何构建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如何提升新闻学的学术品质和学科地位，如何促进新闻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服务新闻学学科建设本身是我们研究中心的三大任务之一(另两项是服务传媒改革和服务社会发展)；二是因为我自1964年中学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以来，就把“新闻”和“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特别是自198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从事新闻教学与科研，对于新闻学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偏好；三是因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科的责任教授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的委员，需要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四是因为新闻学所面临的现实环境，特别是近些年来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促使我格外关注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新闻学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难。除了政治上受到“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外，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闻无学论”的冲击。什么“浅薄论”、“无用论”、“非科学论”、“不独立论”、“不成熟论”，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时不时地会出来对新闻学“品头论足”。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播学传入我国并获得快速发展后，更是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或是“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的观点，致使“新闻无学论”的声浪愈加汹涌。

这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受到质疑和否定，学术成果受到轻估和贬低，研究队伍也受到冲击和影响，不少原先研究新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研究传播学，以至于使得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前途感到担忧。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新闻学学科地位问题成了近些年来新闻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2003年由教育部高等院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联合召开的年会，就专门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为主题展开学术讨论，试图通过厘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来为新闻学确定学术地位和寻找发展空间。

在这次会上，我就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问题作了专题发言，指出“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否定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呼吁要客观看待传统新闻学，正确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提出要重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一位在场的老教授笑称，“郑保卫老师在保卫新闻学。”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却很在意，也很上心，愿意以此作为自己的一项使命。此后这些年来，我一直尽力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从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一文以来，这几年我陆续发表了《对当前新闻学研究中几个认识问题的思考》、《

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

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状况分析

应当说，经过大家的努力，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在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学科地位逐渐提升和巩固。特别是2004年中央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将新闻学列为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使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权威认可。在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新闻学也被列入其中，成为工程重点研究和建设的九大学科之一。正因为如此，我在2007年撰写了《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一文，提出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今后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新闻学。

但事情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迄今为止，一些对新闻学表示质疑甚至否定的观点仍会不时地有所表现，因此还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觉。例如，2009年有一篇以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闻学发展的文章，就认为当前我国的新闻学已是“穷途末路”，“走入黄昏”。

作为一个近些年来一直在为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呼吁奔走的新闻学者，看完此文实在难以接受。若按此文的结论，中国新闻学改革开放30年来非但没有什么发展进步，反而是“日薄西山”，走入了“黄昏”，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于是，我便撰写了《

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

其实，我从不反对给新闻学找毛病，提问题，作批评。但我觉得需要有几个前提:一是要实事求是，要根据事实下判断，作结论；二是要尊重历史，要看其发展过程，看其历史进步；三是要出于爱护，要多提建设性意见，帮助其更好地发展。我想如果能够遵循这几条，那么再尖锐的意见对新闻学的发展也是有益处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鼓励我的研究生对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有些博士生还直接将这方面的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例如现已在中国传媒大学任副教授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唐[1]远清，就把辨析和反思“新闻无学论”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研究，他提出，要客观认识和评价“新闻无学论”，要看到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合理性因素。我非常支持他的研究，对他得出的结论也予以积极评价。

应当承认，“新闻无学论”中的有些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一门相对来说较为年轻的学科，新闻学比其他一些历史久远的传统学科，像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等，的确还存在一些差距。例如理论体系还不够完整，学科内容还不够丰足，研究方法还不够完善，学术研究还不够规范，与新闻实践的结合还不够紧密，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需要我们用加倍的努力，去不断地促进新闻学的改革、发展和繁荣。

另外，要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还需弄清新闻学的学科性质，厘清新闻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定位。

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界在关于新闻学学科属性及学科定位的认识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观点。比如，有的认为新闻学属于“社会科学”，有的认为属于“人文科学”，有的则认为属于“带人文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本人赞同第三种观点，即新闻学是一种带有人文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

应当说，从其主体看，新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更多地体现的是社会科学的属性，需要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关注和研究新闻现象及新闻传播活动规律。但是，从新闻传播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看，从新闻工作者所担当的社会责任和所肩负的社会使命看，新闻学又有着鲜明的人文科学属性，是一种带有人文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主张新闻学研究要观照和体现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精神，要注意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并且强调要防止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我认为，新闻学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它应当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情感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它应当是一种有生气、有灵性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商品”、“传播中介”和“物化媒体”。

至于谈到对新闻学未来发展的展望，我想起了2009年8月下旬我们举办“全国高校新闻理论教学研讨班”的情况。这个研讨班由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共同举办。当时有40多位来自全国新闻院校讲授新闻理论课的老师参加，大家在一起共同交流新闻理论教学的经验和体会，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展望其未来发展，对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学科发展都充满了信心。

我作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和这次研讨班的负责人，在研讨班的总结发言中，用一首短诗表达了对新闻学未来发展的信心与期待:“但看朝霞起，旭日正东升；劝君齐携手，共创锦绣程”，并且指出:“即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爷的‘夕阳爷，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2]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

收入此书的文章，除少数几篇外，主要是2005年我的《新闻长思录》(三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后发表的论文。其中，除了有关“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内容外，还有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新闻实践与理论热点”、“新闻伦理与法治”、“传媒改革”、“舆论监督”、“新闻教育与人才培养”等几部分内容。另外，还收录了3篇专访和1篇自撰回忆文章。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大都是当前我国新闻学领域的一些热点和前沿问题，也是新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我希望借助此书，能够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各位同行和读者朋友进行交流，企盼得到大家的批评与指教。

此书的出版特别要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从1998年起我即在中国传媒大学任兼职教授，后来又担任博士生导师，我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包括我所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始终得到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和老师们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郑保卫2010年6月20日注释[1]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2]郑保卫:《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现代传播》2009年第6期。

第一编 新闻学学科建设

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

在2004年初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新闻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而且排在文学之前，这是自1997年新闻学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一级学科以来，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又一次被国家权威确认的有力证据。

相比以前新闻学被划在文学门类，作为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现在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显然已经大大提高了，这确实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是也要看到，近年来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对新闻学学科地位的巩固和学科理论的发展十分不利的观点。

例如随着传播学从西方的引进，以及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与扩大，传播学近些年来在我国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学科地位也越来越高，由此有人认为传统新闻学内容狭窄，因而主张将其归入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有人主张，将传播学的一些内容引进新闻学，扩充为“新闻传播学”替代原先的传统新闻学；还有人干脆提出传统新闻学已经过时，应当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等等。

这些观点的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问题的争论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重视。2003年10月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召开的年会，就以此作为研讨的主题，可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此外，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对新闻学理论价值和学术成果的轻估和贬低，也对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带来冲击。例如有人认为我国新闻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有人认为我国新闻学研究水平低下，许多理论著述缺乏学理性，根本还谈不上是科学等等。

上述一些轻估和贬低新闻学理论的观点的提出，冲击和动摇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也带来了学科研究中理论上的混淆和实践中的混乱，对新闻学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对新闻学理论研究的状况和水平进行评说，这原本无可厚非。每个人对此问题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观点也可以不同，但是若要全面评价我国的新闻学理论到底成不成体系，有没有自己的东西，需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应当说，虽然我们的新闻学比较其他一些历史久远的传统学科，像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学科内容的完善和学科研究方法的完备上还存在着距离。但是笔者认为，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要求已经完全具备，其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学科内容十分丰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总之，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它当之无愧。

近年来我国传统新闻学在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碰到一些困难，学科地位受到一些冲击和影响，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新闻无学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

长期来，“新闻无学论”一直是困扰和影响新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人把新闻学同政治学和宣传学等同起来，一些人又把新闻学简单地纳入文学范畴，还有的人认为新闻有“术”无“学”等等，总之是认为新闻学没有什么学问，难登学科和学门的大雅之堂。其实，经过新闻界多年的努力，新闻学在1987年就已被国家正式列为单独的社会学科，后来又上升为一级学科，2004年又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这说明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已经得到了国家的权威认可。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依然还是有人戴着“新闻无学论”的有色眼镜看待新闻学，否认其理论价值及其学科地位，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二是传播学快速发展对新闻学的冲击和影响。

传播学近几年发展很快，对传统新闻学形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多涉及社会共同性问题，社会适用性强，扩散力和影响力大，容易引起社会关注。而新闻学却主要囿于本学科的范围之内，不易引起社会关注，不易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传播学研究队伍发展快，研究成果多，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渐成气候。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一些赴欧美等地学习和研究传播学的学者，在一些新闻院校已成为教学队伍的主体和骨干，使传播学的教学与科研队伍迅速扩大，影响力日盛。

三是传统新闻学本身理论创新难度较大。

由于经过长期的积累，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今天似乎难以有新的突破。同时也由于新闻学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往往在政策上受到的限制较多，因而理论创新难度较大，这使得近年来新闻学的研究步伐显得缓慢，有时甚至给人以停滞不前的感觉。一些新闻学研究人员只好转到传播学方面，有的成为“两栖”研究者，有的则进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希望从中找到突破点。这样一来，使得近些年来坚守传统新闻学研究阵地的队伍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有逐步萎缩的趋势。

上述这些应当都是近些年来新闻学研究进展较慢的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有些人轻看新闻学，并且提出要用“传播学”或“新闻传播学”来代替“新闻学”的原因之一。

不过依笔者之见，虽然新闻学学科的发展当前面临着一些困难，但它有自己的理论内涵和科学品质，有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发展基础，只要学界同人重视并加强新闻学的理论研究，坚持不断创新，新闻学就一定会获得新的发展，一个科学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一定会确立起来。二、新闻学的学科性质及地位1. 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

我们承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的前提是，它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评定一门学科知识是不是能够独立地成为一门科学，首先要看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是否具有自己特殊的矛盾性；其次要看其是否形成自身特有的学科知识和理论体系；第三要看社会对这门学科知识的认知及接受程度。

事实说明，新闻学已经完全具备了上述条件。

首先，新闻学不但有自己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特殊的矛盾规律。新闻学把一切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以及整个新闻传播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把研究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传播者与新闻接受者、新闻控制者的关系，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的关系，传播活动与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传播活动与传播业自身发展的关系，以及探讨其中的规律等作为自己的任务。

其次，它已基本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它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包括新闻的本质特征及其矛盾关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现状及其内在规律；新闻业的社会地位、作用及其功能；新闻工作的原则、方法及其全部业务技能和知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要求及其职业素养；新闻业的经营与管理等等。

第三，在世界范围内近200年的研究过程中，新闻学已经硕果累累，并且已经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认可。在西方许多国家，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早已不成问题。在我国，20世纪初叶，一些有识者(如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等)就已阐释了它的理论价值及其学科地位。虽然后来由于长期受到“新闻无学论”的影响，其学科地位一直受到冲击，但是1987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表的统计年报文件就已将新闻学正式列为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15个学科项目之一。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又一道被国家提升为一级学科，从此摆脱了过去长期隶属于语言文学之下作为二级学科的尴尬局面，确立了自己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地位。更令人高兴的是，在2004年初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新闻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其学科地位又一次得到国家权威机构的确认。

短短十几年工夫，新闻学得到了如此快速的发展，成为一门在社会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学科，充分说明了它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基础。

新闻学的发展从作为其支撑条件之一的新闻教育的发展中也可略见一斑。1978年全国才有5所大学办有新闻学专业，现在新闻学已经成为高校中的一门热门学科，全国开办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育的院校已达300所左右，教学点超过470个，在校生已达十几万人。

显然，在我国，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及其学科的不断发展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2.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传播学是新闻事业发展到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阶段，形成社会性的大众传播业之后出现的。从产生过程看，是先有新闻学，后有传播学。新闻学是传播学的基础和前身，传播学是由新闻学等相关学科孕育、衍生和发展起来的。虽然相对说来，传播学所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其外延也更加广泛，新闻学的有些内容是涵盖在传播学之中的。但新闻学也有很多内容是传播学所涵盖不了的。正像商品学和经济学的关系一样，虽然经济学能够涵盖商品学的一些内容，但经济学却不能取代商品学。同样的道理，传播学也不可能取代新闻学。

我们只需稍作分析即可看出，新闻学与传播学虽然有着不少联系，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上都存在着许多区别和差异。因此，一定要正确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以笔者之见，新闻学与传播学应当是如下的一种关系:(1)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互有区别，但又相互联系，它们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科学内涵，有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2)新闻学与传播学不应相互排斥，而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超越门户之见，要多寻求合作，以图共同发展。(3)新闻学要开阔思路，不断创新，冲破传统束缚，转变陈旧观念，在借鉴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发展自己，建立起更加科学、系统的学科体系。如，新闻学可以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思路，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从更加宏观的范围和高度上研究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以使新闻传播更好地体现为人类生活和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再如，新闻学可以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多采用一些定量分析方法、行为科学方法、过程与结构研究方法等等，来开阔自己的研究思路，增强研究的效果，提高学科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4)传播学要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防止急功近利行为，增强理论思维，提高学科研究的理论层次，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巩固自身的学科地位。同时，传播学也可以借鉴新闻学的研究成果，来提升自己学科研究的质量和水平。(5)我国传播学研究要加大本土化步伐，扩大能直接为我国新闻实践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研究层面及研究成果，使来自西方的传播学能够更好地为我国新闻事业及其他社会事业服务。

总之，作为同被列在一个一级学科中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应当各扬其长，携手共进，一道为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服务。笔者相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前景和实际应用价值都会是大有前途的。三、新闻学的学科范畴及内涵1. 新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

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它把一切新闻现象、新闻传播活动和整个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因此可以说，新闻学是一门研究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规律的科学。

在1987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表的统计年报文件中，在“新闻学”的总标题下，标明的具体内容是:新闻学总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新闻学流派与学说、新闻法制学研究、新闻业务研究、出版业务的应用、电子技术在出版业务中的应用、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出版事业史、国外新闻事业史。

按照上述思路及国家制定的学科范畴规范，可以将新闻学的研究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历史新闻学(即新闻事业史)

历史新闻学主要研究中外新闻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外新闻界名人史。它要探寻人类最早的信息传播活动是怎样产生的；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新闻传播媒介是怎样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演进的；它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什么联系。

报刊是人类从事新闻传播活动最先使用的媒介，可以说构成人类新闻传播活动最早的那部分历史是报刊史，因此，中外报刊史成为历史新闻学的最主要的研究内容。除此之外，历史新闻学还要研究广播、电视、通讯社、新闻图片、新闻电影、互联网等新闻传播手段和方式，以及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等有关的新闻事物、新闻活动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新闻事业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一大批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人们长时期艰苦奋斗、不懈努力的结果。历史新闻学理所当然地也把那些曾为推动新闻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著名报刊活动家、记者、编辑、评论员、主持人、经营管理者以及新闻教育学家、新闻学研究专家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2)理论新闻学(即新闻理论)

理论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的本质特征和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矛盾关系，以及新闻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社会功能及特点，它的工作原则、方法和一般规律。

新闻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它有哪些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如何理解新闻事业作为一种社会事业的性质；它对社会的发展能起什么作用；新闻事业的发展受到哪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政治组织、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是如何利用和控制新闻事业的；各种新闻事业的运作、经营和发展是否有共同的规律可循；如何认识我国新闻事业与西方新闻事业的区别；如何批判地借鉴国外新闻学中的一些有用的东西；我国新闻事业有哪些优良传统，这些传统是怎样形成的；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发扬这些传统；如何改革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旧的传统观念和传播方式；如何开创我国新闻工作的新局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面对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经济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我国新闻事业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壮大实力，扩大影响，真正把事业做强做大做优做好等等。

上面是新闻理论需要解答的一些基本问题，只要对上述问题作出科学的阐释，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和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便从中被揭示出来了。(3)实用新闻学(即新闻业务)

实用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新闻广播、新闻电视、网络传播、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等新闻业务方面的应用知识。它探讨的是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像)、制播，及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技能方法和一般规律。

新闻学这三方面的内容是构成新闻学学科知识体系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们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它们之间，新闻事业史是基础；新闻理论则是新闻学研究的核心；新闻业务是新闻学研究的落脚点。因为一切新闻理论和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其目的和归宿都是为了服务于新闻业务实践，真正为做好新闻工作提供方法和武器。

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又与其他一些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存在着许多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这些学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统计学、传播学、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法学、美学等等，新闻学与它们交叉产生的边缘学科也属于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这些交叉学科的出现不但大大拓宽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新闻学的研究内容，而且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学科原理和方法，从而使新闻学研究更加科学，更加规范。

新闻学交叉学科的类别和层次界定较为复杂，有些可以归入理论新闻学，有些则可以归入应用新闻学。2. “媒介经济”和“传媒业经营与管理”也属新闻学研究范畴

按照惯例，“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是归在上述三大部分之中的，理论新闻学有涉及，历史新闻学也有涉及，而应用新闻学也将其列为研究内容。

近些年来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传媒业经营和管理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特别是新闻传媒在实行产业经营后，新闻界对这方面的实践与理论问题越来越关注，因而“传媒业经营与管理”在新闻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大。因此有人主张将其同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和应用新闻学并列，单独作为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类别和层次。

另外，近些年来，传播学也将“传媒业经营与管理”问题归入“媒介经济”中，列为其研究内容，一些院校还专门设有“媒介经济”的研究方向，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以笔者之见，将“媒介经济”和“传媒业经营与管理”仅仅视为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是欠妥当的，新闻学同样应当把它列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之中，这是新闻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四、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创新与发展1. 我国新闻学学科创新的依据

我国新闻学学科要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坚持不断创新是唯一的选择。

首先，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

近年来，中央非常强调创新问题。观念创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等等，成为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从宏观上看，在当今时代，要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要了解不断变化的事物，要在不断变化中求得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都必须树立创新理念，具备创新精神，都要坚持不断地求新、求变。这对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各种工作来说都是基本的要求。我们国家这些年来正是在不断改革和创新中发展前进，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胜利的。

创新，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保证学科理论不断汲取新的知识营养和新的实践经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理论突破。新闻学研究同样需要运用创新理念，借助不断创新来实现学科理论的突破与发展。

新闻学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形成了许多反映了新闻事业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的传统理论。运用创新理念，我们可以对这些传统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看看哪些是依然适应当代新闻事业发展需要可以继续保留的内容，哪些是已经无法指导当今新闻实践，需要进行更新的内容；哪些是需要作根本性变革的内容，哪些是只需作局部调整的内容；哪些是需要运用新观念指导创新的内容，哪些是可以借助新方法实现创新的内容等等。

应当看到，我们以往的新闻学理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学科内容、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确还存在许多缺欠和不足，有些东西已经完全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环境以及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需要，因此必须进行创新和变革，才能实现新闻学学科理论的新突破和新发展，才能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扫清思想和理论障碍。

其次，新闻学的学科创新也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

如今我国的新闻事业正面临着国际国内新闻竞争的严峻形势，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新闻传媒要想赢得主动，坚持不断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用创新的意识和创新的思维，在观念、体制、机制和传播手段上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变革，才能促进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要通过创新，坚决摒弃那些不利于，甚至是阻碍新闻事业前进和发展的旧传统、旧观念、旧体制和旧机制，代之以能够促进和推动新闻事业前进和发展的新观念、新思维、新体制和新机制。

另外，新闻工作本身是一项求新、创新的工作。新闻工作每日每时都须寻访和发现新事物，反映和报道新事物。用最新的观念、最新的方式方法去反映和报道最新的新闻及各种社会信息，是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职业追求。因此，不断创新也是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和能力，促进新闻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新闻学研究要有利于强化新闻工作者的创新意识，帮助他们掌握创新的方式和方法，要提倡他们独立思考，要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帮助他们学会运用多向思维、发散思维、逆向思维等方式，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去观察事物、思考事物，以便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事物的全貌、整体和深层次的本质。

总之，新闻工作永远处在不断求新、求异、求变的过程中，新闻学研究也要永远坚持改革和创新。2. 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的条件

在整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1)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带来了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国家的对外开放，而且也大大促进了新闻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在这20多年中，我国新闻事业不但在规模和数量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在宣传思想、新闻理念、报道业务和经营管理机制与方式上都有很大的调整和变革，从而使得新闻传播能够建立在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符合学理、更加讲究效益和效果的基础之上。

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为我国新闻事业营造了深化改革、快速发展的良好环境，使得我国传媒业不但尝到了借助市场发展自己的甜头，同时也积累了在改革和创新中求发展的经验。以都市报为主体的一些大众化报纸顺应时代的需要，“面向市民，面向社会；关注市场，关注读者；精心策划，精心办报；注重效果，注重效益；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善于运用市场经济机制来发展报业”的成功做法，带动了整个报业的改革和发展。广播电视也适应市场需要，根据不同听众、观众的需要，细分市场，设置不同的节目、栏目和频道，实现受众的“分众化”，同时注意打造“精品栏目”和“精品节目”，用以吸引受众，同样获得了成功。

我国传媒业在改革发展中所焕发出来的创造力，所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宝贵的资料，特别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更是具有重大意义。新闻学的学科研究和学科发展离不开这些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所提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验与资源。(2)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闻传播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新闻传播与民主政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新闻传播，民主便失去了它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民主精神的新闻自由；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得以存在的一种保护手段和实现形式———为民主自由勇敢呼号的新闻媒体。而若没有民主，新闻传播便会失去自己应有的品质，失去体现新闻传播本质与内涵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我国党和政府近年来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创造良好的民主政治氛围，营造全社会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指导新闻工作方面，党和政府近年来逐步放宽政策，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给媒体以更多的自主空间，为它们更充分地发挥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新闻媒介也适时地依靠党和政府在“信息公开”、“舆论监督”和“社会民主”等方面所采取的一些宽松政策，在实行信息公开、尊重和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加强舆论监督、实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监督，发扬社会民主、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等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尝试和有益的工作，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也促进了自身的改革和发展。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指导新闻工作方面采取了许多鼓励媒体改革创新的政策措施，如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改进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实行信息公开、加强舆论监督、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治理整顿党政部门报刊、推进传媒业的产业化的建设和发展等等，为媒体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改革发展中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提供了保障。

特别是在2003年春天抗击“非典”的报道中，政府前所未有的实行信息公开的力度和加强舆论监督的强度，使得新闻媒体获得了充分发挥自己特有的功能和作用的空间。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媒体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及时、广泛、准确地传播有关疫情的信息，对抗击“非典”中的失职者和枉法者进行有效的批评和监督，使群众真正感受和体会到了关键时刻传媒的作用。这段时间里的新闻传播信息量之大，针对性之强，传播效果之好，都是以前少有的。这些经验将对以后的新闻改革和传媒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3)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

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开放而又宽松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保证其能够广纳众家之长、博采众家之言、促进学术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新闻学要求得创新和发展同样需要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氛围和环境呈现出逐步开放的趋势，在总结和梳理自身传统和经验的同时，能够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纳国内外的一切优秀理论成果，用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其实，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本身就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理论体系，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它总是根据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新闻工作性质与任务的变化，用新的实践、新的理论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

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批判与借鉴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指导和创办工人报刊和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实践，创立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列宁则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基础上，总结自己利用党报党刊指导组建政党、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经济宣传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新闻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党的新闻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和工作传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这说明，这些无产阶级的领袖们都坚持了开放和创新的原则。他们始终是站在时代的潮头，根据当时形势发展和新闻实际工作的需要，在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适合当时需要的新的理论观点的。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那许许多多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期的革命斗争和新闻工作实践，才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事业的党性立场、舆论导向、群众路线、政治家办报、实事求是作风，以及新闻工作要适应革命斗争与经济建设需要等一系列新闻工作中的重大原则性问题的独特理解。

在坚持开放的前提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吸纳营养，不断地改革创新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永远的话题，也是我们新闻学理论研究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所要达到的目的。通过理论研究，要弄清哪些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是需要学习借鉴别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哪些是需要按照传统和常规办事的；哪些是需要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工作要求进行改革创新的。总之，新闻学研究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真正学会不断用新的知识、新的实践、新的理论去充实、完善、创新和发展新闻学的学科理论。3.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

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的目标应当是构建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顾名思义，这个理论体系要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当然，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新闻学，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就应当是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本质的。

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就需要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充分体现我国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所应具备的基本性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针，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等等。

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就需要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准确表述我国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应采取的发展方略，所应体现的风格特点等等。

当然，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首先应当体现和建立这门学科基础知识的理论框架。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必须首先解决作为“新闻学”的学科基础知识的理论框架问题。

根据多年来我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对新闻学学科基础知识理论框架问题的认识上，主要涉及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应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什么是新闻”；二是“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三是“怎样做好新闻工作”；四是“新闻工作者应当成为怎样的人”。按照这四个问题，通常新闻学基础知识的理论框架包括四个层次:一为“新闻”；二为“新闻事业”；三为“新闻工作”；四为“新闻从业者”。也就是说，许多研究者通常是按照这四个层次来阐释和论述新闻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的。

社会主义新闻学也应从这些基本问题入手，弄清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存在方式、表现特征和行为特点。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需要对当前我国新闻传播状况的充分了解，需要对我国新闻事业近年来经验和教训的全面总结，需要对新闻学理论原理和基本概念的准确把握。因此，必须靠全体新闻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新闻事业的飞速发展，新闻学研究的历史性进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多年来我们积累的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打下的坚实的新闻理论基础，都将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有力保证。我们相信，一个科学的，能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能够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终将会建立起来。而在构建这个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我国新闻学也一定会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题注:自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将新闻学列为国家重点扶持建设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以来，新闻学的学科建设进入良性发展的大好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认为，目前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保卫新闻学”的历史任务也已基本完成，因此，今后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新闻学”。文章论述了当前新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需要坚持的原则及方法。本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一、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现状1. 新闻学学科地位已得到确认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发端，而次年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新闻学诞生的“证明书”。在以后的近百年时间里，我国新闻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这中间，“新闻无学论”始终伴随其左右。什么“非科学论”、“不独立论”、“无学问论”、“无用论”、“浅学[1]论”、“失范论”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时不时地会出来对新闻学“品头论足”。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传入我国并获得快速发展后，更是出现了“用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的论调，使得“新闻无学论”的声浪愈加汹涌。

实事求是地说，“新闻无学论”中的一些观点，并不能说都没有道理。如果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其中的许多观点的确反映了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中一些观点的存在对促进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可能还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是要看到，“新闻无学论”的存在和蔓延，对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受到某些质疑和否定，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轻估和贬低，研究队伍也受到某些冲击和影响，不少原先研究新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研究传播学，以至于使得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前途感到担忧。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成了近些年来新闻学术界一些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2003年由教育部高等院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联合召开的年会，就专门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为主题展开学术讨论。在这次会上，笔者提交了《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的论文，并作了专题发言，呼吁要正确看待传统新闻学，要正确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要重视新闻学的创新与发展，要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一位在场的老教授笑称，“郑保卫老师在保卫新闻学。”

从那以后，“保卫新闻学”在学术圈内不但成为一些人的共识，更成为一种行动，许多人都在为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尽力献策。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认为，目前在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已经得到确认，新闻学的学科发展正在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大好时期。

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学界对新闻学学科地位表示出的普遍认可，这表现在“替代论”开始隐退，原先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在声言放弃，而“无学论”也开始淡出，公开坚持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二是业界对新闻学研究表示出的宽容与合作，轻视和指责少了，配合与合作多了，相互间就共同关心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合作开展科研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三是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国家的权威认定， 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被提升为一级学科，2004年又被国家确定为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之一，学科地位明显上升，资金投入也大大增加。这就为新闻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为新闻学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 坚持不断创新，进一步维护和巩固新闻学学科地位

新闻学能有今天的发展，这充分说明经过长期的积累，它已经具备了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只要大家重视并加强对新闻学的理论研究，坚持不断创新，不断拓展其研究领域，开掘其研究深度，新闻学就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应当看到，在当今各种信息广为传播，各门学科知识快速更新和发展的时代，新闻学唯有不断创新和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才有自己立足的空间。而发展新闻学也是保卫新闻学的最好的办法。因为只有不断用新闻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充实、完善和丰富新闻学，才能更加有效地证实新闻学的学科价值，才能更好地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

因此，新闻学应当努力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积极吸纳最新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的成果，不断创新自己的理论体系，以使新闻学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稳步发展。

如果说此前一段时间里，在新闻学学科地位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我们要把“保卫新闻学”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的话，那么今天，在新闻学学科地位已经得到确认并在不断巩固的情况下，“发展新闻学”应当成为我们更加迫切的任务。二、新闻学学科发展的原则与方法

一门学科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新闻学学科的创新与发展同样需要借助一些正确的原则和方法。笔者认为，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观照下和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是新闻学研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1. 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发展

新闻学要求得进一步发展，首先要找到当前阻挡自己发展的障碍，弄清影响自己发展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克服自己的缺欠与不足，寻求适合自己今后发展的正确道路。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正确分析和认识“新闻无学论”，要从中找出那些能够促进新闻学健康发展的积极、有益的因素。

要看到“新闻无学论”中的一些观点，如“非科学论”、“不独立论”、“无用论”、“浅学论”、“失范论”等等，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反映了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例如理论体系上的不够完整；学科内容上的不够完善；概念表述上的不够严谨；学术研究上的不够规范；与新闻实践结合上的不够紧密，等等。

认识了这些问题，今后新闻学的研究就应当在完善理论体系和学科内容，严密概念系统和准确表达概念，严格学术规范，加强同实践的结合，更好地体现新闻学研究为新闻实践和传媒改革服务的方向等方面多下工夫。

其次，要弄清新闻学的基本性质，把握新闻学学科理论的本质特征与核心问题。

新闻学的发展之所以碰到一定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基本性质，对其学科理论的本质特征与核心问题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阻碍了新闻学的发展。

我非常赞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James W. Carey教授在其《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对新闻学的性质及特征所阐述的观点。他指出，新闻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有其特定的学科范围和理论内涵，有其深刻的人文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他反对把新闻同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相关的学科等同起来，抹杀新闻学自身的学科特征及其价值体系。他主张新闻学[2]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James W. Carey教授所说的“新闻学本身”，我理解应当是一种能够代表与反映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基本特征、基本理念的理论体系。

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是传播新闻，因此，新闻学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新闻”，进而还要弄清“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新闻工作应当怎么做”和“新闻工作者应当是怎样的人”。这是新闻学需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也是属于“新闻学本身”的基本理念，若要使新闻学深入发展，就必须解决好这些基本问题。2.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

新闻学的发展要坚持立足于以往传统继承的基础之上，不能任意无视传统，更不能随意颠覆传统，要注意分清哪些工作传统和学科理论是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的。总之，要注意继承以往新闻学研究中所积累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研究中的成果，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辟创新发展之路。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自诞生以来，经过100多年来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再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传统和学科理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经历了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丰富实践，在不断总结自身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工作传统和学科理论。这些都是我们新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我们应当很好地加以总结并将其作为财富继承下来。

例如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坚持搞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开展舆论监督；坚持讲求宣传艺术，注重传播效果，遵循新闻规律，等等。这些都是应当很好地加以继承的工作传统和理论观点，是应当在以后的新闻工作中继续坚持和发扬的。3. 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

新闻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学习和借鉴。可以说积极学习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是新闻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还要看到世界新闻学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就是不断学习和借鉴的结果。

在新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新闻学、资产阶级新闻学是先于我们的新闻学产生的。它们在揭示新闻传播一般特征和普适性规律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的许多内容迄今依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像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客观公正报道原则、受众兴趣与需要原则、新闻伦理规范、新闻法制规范等等，这样一些反映新闻专业品质和体现新闻专业理念的理论观点就是一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这些理论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闻的本质特征和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从而丰富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同时也有助于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增强新闻学的学术品位。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创立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过程中就吸收了许多资产阶级新闻学中的理论观点。例如他们提出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要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报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等等。这些就都是一些反映新闻传播惯例、常规的具有普适性的内容。

刘少奇在关于新闻工作的一些讲话中多次提出要向资产阶级记者学习。他要求新华社要学习西方通讯社的客观报道手法，新闻报道要力求做到客观、真实、公正、全面，同时要有立场。

其实，我们近些年来的新闻学研究也一直在注意学习和借鉴外来的一些理论成果，例如传播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许多西方新兴学科的知识原理和研究方法都被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中，成为新闻学创新发展的重要依据，并且有些内容本身成了新闻学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当然，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弄清西方新闻学中哪些是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有益的东西，哪些是不符合我国国情、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没有益处的东西，哪些又是完全体现和代表西方国家的特有价值观的东西。在介绍和阐释这些理论观点的时候，要注意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与论证其形成背景、理论内涵、应用价值及历史局限，真正做到“学有所值”、“为我所用”。4. 在理论创新中发展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闻学唯有不断坚持理论创新才能获得发展，才能使自己在现代科学各门学科竞相发展的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

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始终是一个在继承前人和借鉴他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它总是根据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新闻工作的性质与任务的变化，用新的实践、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论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因此，在坚持开放的前提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吸纳营养，不断地改革创新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永远的话题，也是我们新闻学研究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所要达到的目的。

理论创新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新闻理论观念的创新，也包括新闻业务思想的创新，还包括新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等等。

另外，理论创新既可以是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可也以是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上的创新，还可以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总之，理论创新可以是全方位的。

唯有实现全方位的理论创新，才能保证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完善自己，从而形成更加科学、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繁荣发展的需要。

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国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可以说我国新闻学的创新与发展前景广阔。而我国新闻事业自身近些年来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和逐步深入的理论研究也为当前新闻学的创新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新闻事业不但在规模和数量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在宣传思想、新闻理念、报道业务和经营管理机制与方式上都有很大的调整和变革，从而使得新闻传播能够建立在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符合学理、更加讲究效益和效果的基础之上。

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为我国新闻事业营造了深化改革、快速发展的良好环境，使得我国传媒业不但尝到了借助市场发展自己的甜头，同时也积累了在改革和创新中求发展的经验。我国传媒业在改革发展中所焕发出来的创造力，所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宝贵的资料，特别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更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新闻学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这些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所提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验与资源。5. 在科学与人文精神观照下发展

我们说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自然它应当具有科学的性质与特征。因此，坚持科学精神，在科学精神的观照下发展新闻学应当是最基本的要求。可以说过去新闻学发展缓慢，其学科地位受到轻估，从一定意义上应当说与忽略了它的科学性质，在学科建设中没有很好地体现出其科学精神与科学特征有重要关系。“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通常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系统性。按此要求，每门科学都应当是对客观世界

的反映和描述；都应当是能够揭示自己所反映和描述的客观世界中的某一特定事物、现象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都应当是有自己关于所反映和描述的特定事物、现象的概念系统和知识体系的。同时，科学的形成需要借助科学方法，它必须通过实证和理性分析的方法，来对自己所反映和描述的特定事物、现象进行观察证实和逻辑推理，以证明其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一是表现在概念上，即要求在概念运用上做到清晰和准确；二是表现在逻辑上，即要求在逻辑推理上做到连贯与一致，力求不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

坚持科学精神，就是要按照科学形成的规范化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体现和证实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系统性。

我们说新闻学是一门科学，我们说要发展新闻学，就要坚持以科学精神为依据，探讨并证实新闻学作为反映和描述新闻传播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的一门学科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系统性。因此，要改变那种无视新闻学自身的科学内涵与内在品质，任意把新闻学从属于和依附于其他学科的做法，同时也要摈弃那种不按科学研究的规范要求，随意诠释和论证新闻学的混乱、无序和失范的行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一些单纯的社会科学学科有所不同，它还具有某些人文特征。James W. Carey教授指出，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或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有着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因此，它是一种带有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他认为新闻学同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和历史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主张新闻学教育要注意在新闻与政治的联系中，让学生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在新闻与文学的联系中，提高学生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在新闻与哲学的联系中，帮助学生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在新闻与艺术的联系中，教会学生掌握捕捉完整的视觉世界的能力；在新闻与历史的联系中，使学生能够[3]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和自觉。

按照这样的理解，新闻学研究应当体现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应当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

新闻学中蕴涵着的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的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

因此，新闻学研究要尽可能借助并体现人文精神，要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我们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它应当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情感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总之，它应当是一种有生气、有灵性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商品”、“传播中介”和“物化媒体”。

总之，坚持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观照下发展新闻学应当是新闻学研究不二的选择。我们要借助科学精神表述新闻学的客观性和系统性，体现新闻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借助人文精神表达新闻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体现新闻学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特征。这既是一种科学的要求，也是一种理想的追求。6.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发展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对于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看法。它涉及诸如新闻本源、新闻本质及新闻传播规律等许多根本性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它告诉人们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新闻现象，去回答新闻传播活动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能够给我们提供认识和解释新闻传播现象与新闻运作规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研究新闻学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因此，我们应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来研究和发展新闻学，而且应当努力将其体现到新闻学研究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去。

新闻学研究当然需要遵守一般的学术规范，尊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比如涉及对新闻学基本原理、新闻传播基本规律和新闻工作基本规范的研究，就应当充分考虑其学术性质，按照相应的学术规则来开展研究。

新闻学研究中也确实有一些属于单纯学术性的、专业理念性的内容，如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以及新闻的自由、责任，等等。不过要看到，即使是对这样一些内容，在我们的研究中，也要尽可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分析和认识。比如对“客观”，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识，我们就反对搞“纯客观”和“客观主义”；又如“责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我们就不仅强调传媒的社会责任，还强调其政治责任；再如“自由”，虽然“自由”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西方国家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就强调要正确区别和看待西方国家新闻自由和我国新闻自由的不同性质、表现形式及实现的手段等。

总之，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具有政治眼光，要增强政治意识，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来看待一些学术问题(并非全部)。这样既可以准确掌握这些学术观点的基本内容，又能够运用政治眼光来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认识这些学术问题的深刻内涵及其实质。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新闻工作中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避免出现政治错误。

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标，尤其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就需要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充分体现我国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所应具备的基本性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针，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等等。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就需要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准确表述我国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应采取的发展方略，所应体现的风格特点，等等。而这些自然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才能完成和实现。

总之，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只有紧密结合我国国情，联系当前我国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用自身的新实践、新经验、新理论去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注释[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2]也美页James W. Carey:《新闻教育错在哪里》，李昕译，《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3]也美页James W. Carey:《新闻教育错在哪里》，李昕译，《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题注:2009年第3期《现代传播》刊发了一篇题为《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的文章，该文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形容目前中国新闻学的现实状况。按照作者的说法，中国新闻学经过30年的建设非但没有发展，反而是“日薄西山”，走入了“黄昏”，这是不符合新闻学科发展的实际状况的。本人撰写此文予以回应，对文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评析和批驳，并对当前我国新闻学科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客观评价，指出目前我国新闻学的生存环境逐步改善，新闻学的学术地位日益巩固，正在向着“光明”和“辉煌”迈进。本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09年第6期。一、争论的缘起

近读《现代传播》2009年第3期刊发的郜书锴同志的《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一文(以下简称“郜文”)，心中感触颇多。作为一个近些年来一直在为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呼吁奔走的新闻学者，实在忍不住要发表点意见。

实事求是地说，郜文中有许多观点本人是有同感的。比如作者认为我国新闻学研究中存在“沿袭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式”、“对已取得的成绩饱含太多沾沾自喜的学术情绪”、“对存在的问题关注与提出解决对策缺少建设性的学术反思”、“对中国新闻学的结构型弊端[4]缺乏突破性建树”，以及在对新闻学核心问题的把握上出现偏差和对新闻学本位的认识上存在模糊，等等，可以说这些都是当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值得重视的倾向性问题。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来，引发人们关注与警醒，体现出一种“为中国新闻学前途担忧”的情怀与责任感，其精神值得赞赏。特别是作者对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的冲击与影响的分析，很有道理。文章中对本人前几年提出的“保卫新闻学，发展新闻学”的呼吁所予以的积极评价，更使我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但是从文章的整个基调，特别是从最后的结论看，却让我难以苟同。

虽然作者在文章开头也讲到，在改革开放30年的学术进程中，中国新闻学成为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此文的通篇内容却是在讲新闻学已经陷入了“学术困境和穷途末路”。文章还使用了“盲人摸象:新闻学核心的偏差”、“缘木求鱼:新闻学本位的模糊”和“饮鸩止渴:传播学布下的陷阱”3个小标题，来历数新闻学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最后，作者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形容目前中国新闻学的现实状况。

按照这一结论，我国新闻学30年来非但没有什么发展进步，反而是在逐步走向没落和衰败，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虽然作者强调说这不是“危言耸听的惊人之言”，但此言一出还是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记得2007年春笔者曾在《现代传播》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5]我见》的文章。当时写作该文的基本思想是想说明，在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保卫新闻学”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因此，今后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新闻学”。

然而郜文的发表，却使得我们不得不对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又生出一份担忧。虽然此文只是作者表述的个人观点，但这些观点可能会影响一些人对新闻学的认识和评价。因此，对新闻学的发展前景，看来我们还不能过于乐观，“保卫新闻学”的任务依然繁重，还需要大家继续努力。

为了回应郜文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新闻学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笔者特发表此文，也愿以此求教于大家。二、对郜文的评析

郜文从三个方面对我国新闻学30年来的发展状况进行“回望与反思”，并以此得出了中国新闻学“走入黄昏”的结论，本文也将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1. 如何看待新闻学核心的偏差

郜文第一部分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我国学界在对“新闻学核心”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陷入了“盲人摸象”的状况。

文章谈到，一些研究者“错把任何基本概念当成新闻学的核心”，对一些概念存在“模糊认识”等，应当说这些的确是我国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借用其他学者的话提出要“深化本体研究”，要构建新闻学“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也很有道理。

然而，文中关于新闻学“核心”内容的把握却存在偏差。文章认为，新闻学的“核心”，应是“新闻价值、新闻写作编辑、新闻史、新闻伦理与法规等”。仔细推敲，这一结论在表述上恐怕不够准确和全面。

所谓“核心”，指的是事物的“中心”或“主要部分”。新闻学的核心，应当是新闻学的“中心”或“主要部分”。

关于“新闻学的核心”问题，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以笔者之见，新闻工作的“核心”问题应当是“新闻的生产(采集与制作)、传播及其效应”。而新闻学就是对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引申出的一系列实践与理论问题所作的科学概括。从这一意义上说，广义的新闻学应当包括对一切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规律的科学概括。而广义新闻学的“核心”，应当是关于新闻的生产(采集与制作)、传播及其效应的相关理论与知识。

若按此解释，郜文中所述属于新闻学“核心”内容的东西，如“新闻价值、新闻写作编辑、新闻史、新闻伦理与法规等”，显然在表述上就不够准确、全面，因为它本身就犯了“错把任何基本概念当成新闻学的核心”的“以偏概全”的毛病。

另外，郜文中将“新闻事业”归于管理学，将“新闻效果”归于传播学，恐怕也不大合适。因为，研究新闻学(应当是广义的“新闻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将作为新闻传播活动依托条件的“新闻事业”撇开。虽然新闻管理学也要研究“新闻事业”，但在研究的内容和角度上两者会有所差异，这需要在研究中加以区分。而“新闻传播效果”同样也应当属于新闻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内容，况且，从新闻学的角度研究效果问题同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也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

由此看来，虽然我们不否认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确实还存在一些“偏差”，需要我们加以克服和纠正，但遗憾的是，郜文在论述“偏差”的时候本身就出现了偏差。2. 如何看待新闻学本位的模糊

郜文第二部分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我国一些新闻学者在对“新闻学本位”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模糊”问题，存在“缘木求鱼”的现象。

所谓“本位”，顾名思义，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属的位置，亦即事物的基本属性。按此解释，“新闻学的本位”，应当是指新闻学本身所属的位置，亦即新闻学学科的基本属性。那么，新闻学的本位到底是什么呢?

关于“新闻学的本位”，郜文讲到了需要认清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讲到了新闻学需要“从人学出发”，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等等，应当说，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具体的阐释上却存在问题。

例如，文章不同意将新闻学定位为“人文学科”，也不赞成将其“模糊地称为包括人文科学的社会科学”，那么新闻学的学科属性到底是什么呢，作者没有明说，于是这一问题在文章中被“模糊”了。

以笔者之见，“新闻学学科属性”的确是研究新闻学本位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界在关于“新闻学学科属性”的认识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观点。比如，有的认为属于“人文科学”，有的认为属于“社会科学”，有的认为属于“带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本人赞同第三种观点，即新闻学是一种带有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

应当说，新闻学从主体看，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它更多的体现的是社会科学的属性，需要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关注和研究新闻现象及新闻活动规律。但是，从新闻传播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看，从新闻工作者所担当的社会责任和所肩负的社会使命看，新闻学又有着鲜明的人文学科属性，是一种带有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

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本人提出，新闻学研究需要观照和体现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需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并且强调要防止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笔者认为，新闻学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它应当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情感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它应当是一种有生气、有灵性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商[6]品”、“传播中介”和“物化媒体”。

郜文中提出要立足于从“实践人学”的学理层面来建构新闻学本体论，也可以看做是对新闻学人文属性的一种回应。这也说明，纵然我国新闻学界在对新闻学本位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争议，有的人对其人文学科属性还存有“模糊”认识，但是包括文章作者在内的很多人在此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因此可以说，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已经开始摆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3. 如何看待传播学对新闻学的影响

郜文第三部分批评了我国新闻学界一些人“企图借传播学之浆解新闻学之困”的做法，认为这样做是“饮鸩止渴”，应当说这一部分中的基本观点本人都赞成。不过，文章对新闻学研究应当借鉴传播学问题似乎也简单地加以排斥，这就有失偏颇了。

近些年来笔者曾多次撰文阐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并且在许多场合呼吁要警惕传播学对新闻学带来的冲击和消极影响，对“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和“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等观点更是表示坚决反对。但同时笔者也认为，要正确认识传播学引进中国后，对于新闻学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例如它扩大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新闻学的研究内容，充实了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它提示新闻学应当注意从社会的视角关注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探讨新闻传播与受众的关系，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等等，这些都对开阔新闻学研究视野，提升新闻学研究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排斥传播学。当然也要注意警惕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不要“滑向新闻传播学或传播学的场域”，导致“自毁长城”。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郜文中对当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析，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这对新闻学界正视自己的问题，加强研究规范，提高研究质量会起到一定警示作用。但在论述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片面和绝对化的观点，特别是在论述问题之后，得出了中国新闻学正在“走入黄昏”的结论，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那么到底如何看待30年来，特别是当前我国新闻学的发展状况呢?三、对新闻学发展状况的评价

要正确估计和评价30年来，特别是当前我国新闻学的发展状况，解决它是在走入“黄昏”，还是在迈向“辉煌”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进行观察。1. 新闻传播的社会作用日显重要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与稳定都离不开新闻传播。

大量事实说明，在当前社会急剧变动、矛盾冲突频发、内外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新闻媒介所具有的传播信息、报道新闻、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日显突出，新闻传播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日显重要。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从应对突发事件到摆脱金融危机，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维护国家形象到提升国家软实力，可以说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新闻媒介，离不开新闻传播。

例如，最近发生的乌鲁木齐“7. 5事件”，正是依靠新闻媒介的及时报道和有效引导，才使人们认清了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制造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真实面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正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尊严，从而赢得了国内广大群众以及世界友人的理解和支持。

在波及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我国企业和民众之所以能够充满信心，知难而进，从容应对，新闻传播的作用不容忽视。正是由于新闻媒介及时地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表现的形式、产生的影响、造成的危害，以及应对的方法作了较为充分的报道，才使我国企业和民众及时认识到了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了解到了我们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方法，从而统一了认识、树立了信心、明确了任务、掌握了一些应对的策略和方法，因此，才在应对和摆脱危机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较好地解决了危机所带来的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

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使得社会和民众对新闻传播增强了信任度和亲近感。这种社会认可度的提高，有助于人们对新闻传播和新闻学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新闻学的健康发展。2. 新闻学的生存环境逐步改善

在我国，新闻工作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邓小平的[7]“思想中心论”(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到江泽民的“福祸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8]是党和人民之祸)，再到胡锦涛的“利误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9]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可以说中央最高领导人对新闻工作寄予了厚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国家改革开放大环境提供的良好社会氛围和经济条件下，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支持下，我国新闻业作为一种“朝阳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新闻学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近些年来，国家对新闻工作始终予以大力支持。

首先，在政策上大力扶持。

中共十六大以来，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以人为本”的新的执政理念，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新闻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为新闻工作实现新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如《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等。

这些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涉及的大都是新闻工作中的一些长期以来群众反映强烈、媒体很想解决但是却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老大难”问题，以及当前制约新闻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其出台从政策上为新闻业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实现良性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同时也为新闻学界从学理角度来认识新闻传播和新闻业发展中的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政策及法理依据。

其次，在经费上加大投入。

近些年来，国家逐渐加大了对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经费投入，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或是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其中对新闻学学术研究的经费资助额都有大幅提高，另外，新闻教育经费和新闻业的事业发展经费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为新闻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资金和物质保障。

例如，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重要项目资助基金的国家社科基金，从1993年至2009年的16年中，资助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项目总共达到335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25项。仅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项目就有48项，是[10]1993年5项的9. 6倍。资助的金额也大大提高，以重大项目为例，从几万元增加到了几十万元。这说明，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国家级课题项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经费投入也在快速提升。

再次，在人才培养上采取有效措施。

新闻业和新闻学科要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于人才，要使新闻人才队伍后继有人，就须在人才培养上多下工夫。近些年来，国家在新闻人才队伍建设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

例如不久前教育部领导根据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把新闻学同法学和社会学专业作为当前我国文科人才培养的3个重点学科之[11]一。

另外，最近开始实施的国际新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以及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的关于设置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开展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论证，都体现出国家对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视，这些也都会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国家的支持外，新闻业界的配合也为新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支持。

近些年来，新闻业界越来越重视和认可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对新闻学表示出越来越宽容与合作的姿态，不少媒体机构主动与学界进行科研合作，自觉用新闻学理论指导实践。总之，与以往相比，轻视和指责少了，配合与合作多了，相互间就共同关心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合作开展科研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这本身就壮大了新闻学的研究力量，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而作为新闻学生存基础和发展动力的新闻业，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和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也为新闻学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经济支持与物质保障。

除此以外，新闻学的学科发展也离不开社会与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近些年来，新闻学学术研究和新闻学学科建设得到了许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形成了一种新闻学学科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3. 新闻学的学术地位日益巩固

分析当前我国新闻学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到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已经日益巩固。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被提升为一级学科，得到了国家的权威认定，2004年又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之一，在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新闻学也被列入其中，其学科地位明显上升。

新闻学学术地位的提升，也使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人员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开始更加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尊重。例如，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中，新一届新闻传播学科组组成人员的名额增至7人，这与刚开始时的1人、后来的3人和上一届的5人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另外，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中，新闻传播学原先是包括在语言文学之中的，其表述方式为“语言文学”(含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在笔者(本人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的委员，另外一位委员是复旦大学的丁淦林教授)的建议下，2008年新一届社会科学委员会成立时，已将“新闻传播学”的名称独立标出，与语言文学和艺术学并列，其表述方式为“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

如今，在许多社会场合都有了新闻学专家的身影和声音，中央有关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会议常常会邀请一些新闻学者参与，听取他们的意见。一些新闻学者还被聘请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顾问，为其提供咨询服务，这些都说明了新闻学影响力的扩大和学科地位的巩固与提升。

笔者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目前在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12]已经得到确认，过去曾经盛行一时的“替代论”已开始隐退，坚持[13]这一观点的人在声言放弃，“无学论”也已开始淡出，公开坚持的人日渐减少。

更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队伍在日益壮大，一大批胸怀新闻理想，愿意投身新闻学研究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这与以前许多新闻学者舍弃新闻学而转向传播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例如，2009年8月下旬由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在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全国高校新闻理论教学研讨班”，有40多位来自全国新闻院校讲授新闻理论课的老师参加。这些老师在一起共同交流新闻理论教学的经验和体会，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展望其未来发展，大家对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学科发展都充满了信心。

本人作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和这次研讨班的负责人，在研讨班的总结发言中用一首短诗表达了对新闻学未来发展的信心与期待:“但看朝霞起，旭日正东升；劝君齐携手，共创锦绣程。”

我想，即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

谨以此文与郜书锴同志商榷，并愿意与他一起共同为消除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各种弊端，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贡献绵薄之力。注释[4]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现代传播》2009年第3期，第44页。以下属于该篇文章中的引文不再注明出处。[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6]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7]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8]《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人民论坛》1996年第11期。[9]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10]资料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http://www. npopss-cn. gov. cn/，2009年6月。[11]教育部陈希副部长在2009年2月28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人才培养与学术繁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2]指一些人提出的用“传播学”或“新闻传播学”来替代“新闻学”的观点。[13]指一些人提出的新闻学“浅薄”、“无用”、“非科学”、“不独立”、“不成熟”等观点。

对当前新闻学研究中几个认识问题的思考

近些年来，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大环境下，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当然也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研究路径，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对待和解决。特别是在一些认识问题上更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明是非，统一思想，这样才能保证新闻学研究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取得更大的发展。一、如何看待“新闻无学论”

回顾我国新闻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始终有一股“新闻无学论”的论调伴随着它。换言之，我国的新闻学是在同“无学论”的不断论争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无视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现实存在，否认新闻学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新闻无学论”的论点可谓五花八门。中国传媒大学唐远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将其概括为8种主要论点，即“非科学论”、“非理论科学论”、“无学问论”、“不独立论”、“传播学化论”、“无用学问[14]论”、“浅学论”和“失范论”。

按照唐远清论文中的解释和分析，所谓“非科学论”，是说新闻学不具有科学的属性；所谓“非理论科学论”，是说新闻学“术”多“学”少，不具有理论科学的特征；所谓“无学问论”，是说新闻学即便算是一门学科也没有什么学问；所谓“不独立论”，是说新闻学只是依附在其他学科中的一种理论，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所谓“传播学化论”，是说新闻学应当融入和归并到传播学中去，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所谓“无用学问论”，是说新闻学即使是“学问”，也是一种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无用的学问”；所谓“浅学论”，是说新闻学的理论还很幼稚、浮浅、不成熟，还算不上是什么严谨的科学理论；所谓“失范论”，是从新闻学研究缺乏规范的角度来说明其还难以成为一种科学理论。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种种论点，不能说都没有道理，有些的确反映了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例如理论体系上的不够完整，学科内容上的不够完善，概念表述上的不够严谨，学术研究上的不够规范，以及与新闻实践结合上的不够紧密，等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中一些观点的存在对促进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建设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是要看到，这些论点的存在和蔓延，对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轻估和贬低，研究队伍也受到某些冲击和影响，以至于使得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前途感到担忧。因此，我们应当对这些论点进行研究和分析，吸收其合理的、积极的成分，弄清其不合理的、欠科学的成分，消除其消极的影响，从而为确立和巩固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扫清障碍。

从世界范围看，新闻学的产生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也已有近100年的时间。虽然这其间曾经历过许多坎坷，其学科地位不断受到各种冲击和挑战，但是新闻学却始终在循着不断深入、不断完善的路径发展和前进，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评定一门学科知识是不是能够独立地成为一门科学应当有其客观的标准。以笔者之见，一是要看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是否具有自己特殊的矛盾性；二是要看其是否形成自身特有的学科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三是要看学界和社会对这门学科知识的认知及接受程度。

事实说明，新闻学已经完全具备了上述条件。

首先，新闻学不但有自己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特殊的矛盾规律。新闻学把一切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以及整个新闻传媒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把研究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传播者与新闻接受者、新闻控制者的关系，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的关系，传播活动与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传播活动与传播业自身发展的关系，以及探讨其中的规律等作为自己的任务。

其次，它已基本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它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包括新闻的本质特征及其矛盾关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现状及其内在规律；新闻业的社会地位、作用及其功能；新闻工作的原则、方法及其全部业务技能和知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要求及其职业素养；新闻业的经营与管理等等。

第三，在世界范围内近200年的研究过程中，新闻学已经硕果累累，并且已经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认可。在西方许多国家，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可以说早已不成问题。在我国，20世纪初叶，一些有识者(如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等)就已阐释了它的理论价值及其学科地位。虽然后来由于长期受到“新闻无学论”的影响，其学科地位一直受到冲击，但是1987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表的统计年报文件就已将新闻学正式列为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15个学科项目之一。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又一道被国家提升为一级学科，从此摆脱了过去长期隶属于语言文学之下作为二级学科的尴尬局面，确立了自己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地位。更令人高兴的是，在2004年初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新闻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其学科地位又一次得到国家权威机构的确认。

短短十几年工夫，在我国新闻学得到了如此快速的发展，成为一门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学科，这充分说明了它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基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新闻学同文学、史学、法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需不断完善，今后它的学科发展之路还很漫长。二、如何理解新闻学研究同政治的关系

新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从一般意义上说，新闻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与政治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虽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独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是“纯学术”的、完全独立的，同政治毫不相干。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将新闻媒体作为其实现自己篡党夺权的政治工具的教训时，认为过去的失误和教训就在于“新闻同政治靠得太近了”，因此提出新闻应当同政治保持距离，有的甚至干脆提出新闻要“远离政治”。

以笔者之见，从总结以往教训的角度提出新闻应当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应当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提出新闻要“远离政治”就不符合实际了。

记得当年恩格斯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提出的“报纸应当绝对放弃政治”的论调时，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对我们认识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很有帮助。他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15]样的政治。”按照这一观点来理解，我认为在新闻学的研究中，完全脱离政治也是不现实的。

可以说在我国，由于新闻学所具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学术研究很难与政治完全分开。可能有些学科会带有“纯学术”的性质，但是要让新闻学与政治完全绝缘，使新闻学完全脱离政治是不现实的。

当然，毫无疑问，新闻学研究也要遵守一般的学术规范，尊重其相对的学术独立性，以保证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比如涉及对新闻学基本原理、新闻传播基本规律和新闻工作基本规范的研究，就应当充分考虑其学术性质，按照相应的学术规则来开展研究。

不可否认，新闻学研究中也有一些是属于单纯学术性的、专业理念性的内容，如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以及新闻的自由、责任，等等。不过要看到，即使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在我国新闻学研究的视野中，也往往会显现出某些“政治”的因素。比如“客观”，我们在研究中就反对“纯客观”和“客观主义”的观点，这和单纯学术研究中所说的“客观”是有不同的；又如“责任”，我们不仅强调传媒的社会责任还强调其政治责任；再如“自由”，虽然“自由”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西方国家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就赋予了它一定的政治内容。比如我们强调要正确区别和看待西方国家新闻自由和我国新闻自由的不同性质、表现形式及实现的手段等。

因此，我们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具有政治眼光，要增强政治意识，就是说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来看待一些学术问题(并非全部)。这样既可以准确掌握这些学术观点的基本内容，又能够运用政治眼光来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认识这些学术问题的深刻内涵及其实质。有了这样的能力，从事新闻工作才可能避免少犯错误。相反，如果缺乏政治眼光和政治意识，那么即使掌握的学术上的东西再多，可能也无法很好地适应我国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教训。

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庆50周年所举办的《冲突·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学术论坛上，有人对论坛上的一个议题“新闻传播与和谐社会建设”是政治话题还是学术论题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学术会议不应当去研讨政治性的话题)。当时我作为论坛的组织者在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作了解释。我说这个议题既是政治话题，也是学术论题。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传媒要在其中发挥作用，这是从政治角度提出的，自然它是一个政治话题。但同时它也是个学术论题。这个议题所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和谐”、“社会和谐”、“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的。例如，我们要研究中国古、近代思想家在这方面是如何论述的；西方国家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如何论述的。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应当说就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其中的理论内涵也很丰富。把有关和谐社会的这些问题梳理、论述清楚，是一个很大、很深的学术论题。另外，关于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如何发挥好自己的功能、作用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三、如何认识新闻学研究与实践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学研究应当是一种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就不能只是去印证和诠释新闻实践。

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来分析一下理论的功能和作用。笔者认为，理论通常主要有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一是用于总结和认识实践，即运用已有的理论知识对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分析和总结；二是用于印证和诠释实践，即运用已有的理论知识对实践进行检验和解释，分析和论证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三是用于预测和指导实践，即运用已有的理论知识对当前实践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和预测，并用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实践，这是理论运用的最高层次。

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可以说要同时承担这三方面的功能，起到这三方面的作用。它既要善于运用已有的新闻理论知识分析和总结当前我国新闻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又要善于运用已有的新闻理论知识检验、解释、分析和论证当前我国新闻实践中一些做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还要善于运用已有的新闻理论知识来指导今后的新闻实践，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和预测。而这些都与新闻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

前面提到有人对我们的理论仅仅是用来印证和诠释实践的做法有看法，我想，首先应当承认的确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如果理论仅仅是用来印证和诠释实践，那么可以说在实现其功能方面就是不全面的；第二，按照对理论功能的全面理解，应当看到，印证和诠释实践是理论的基本功能之一，发挥好这一功能也是理论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应笼统地否定这种做法；第三，在运用理论印证和诠释实践的时候要注意坚持实事求是，不能不顾事实，不能为了迎合某种需要去对实践做任意的解释，更不能让理论降格到公然去为错误东西作辩护的地步。

总之，新闻学研究应当发挥理论研究的多方面的功能，应当尽可能地适应我国新闻实践的实际需要，应当有利于促进我国传媒业的创新与发展。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坚持为新闻实践服务、为传媒改革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社会文明发展服务的方向和原则应当说是正确的。这一点应当坚持下去，不要动摇。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要搞基础性的、单纯学术性的理论研究，而是说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和解决我国新闻工作实际中所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四、如何处理新闻学研究中传统继承与理论创新的关系

新闻学研究中的传统继承与理论创新，是指要将以往研究中的能够反映我国新闻工作实际，体现新闻工作规律的学术成果继承下来，同时又要能够结合当前新闻实际工作和未来传媒业发展的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原有理论，发展和创新其理论内容，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自诞生以来，经过100多年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的宝贵经验和光荣传统。特别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经历了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时期的丰富实践，在不断总结自身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和理论。这些都是我们新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我们应当很好地加以总结并将其作为财富继承下来。

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始终是一个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它总是根据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新闻工作性质与任务的变化，用新的实践、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论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因此，在坚持开放的前提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吸纳营养，不断地改革创新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永远的话题，也是我们新闻学研究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所要达到的目的。通过理论研究，我们要弄清哪些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好的；哪些是需要学习借鉴别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哪些是需要按照传统和常规办事的；哪些是需要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工作要求进行改革创新的。

我国新闻学研究与发展的目标应当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这个理论体系要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当然，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新闻学，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就应当是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本质的。

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就需要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充分体现我国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所应具备的基本性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针，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等等。

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就需要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准确表述我国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应采取的发展方略，所应体现的风格特点，等等。

总之，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只有紧密结合我国国情，联系当前我国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用自身的新实践、新经验、新理论去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注释[14]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9页。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状况分析题注:2009年夏天，全国新闻学研究会要举办一期新闻理论教学研讨班，为全国讲授新闻理论课的老师，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我作为研究会的会长主持了这期研讨班，并在研讨班上作了《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状况》的报告。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新闻学科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论述了今后实现持续发展的对策: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正视“新闻无学论”的消极影响；警惕“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冲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的理论体系。本文发表于《当代传播》2009年第6期。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目前我国新闻学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在“新闻无学论”的冲击和桎梏下受歧视与贬损的被动状况，得到国家的权威认可和学界的普遍认同，其地位逐渐巩固，学科建设正在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大好时期。

但是也要看到，“新闻无学论”依然还有市场，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影响仍然存在，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的策略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一、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面临的机遇

目前，我国新闻学所处的内外环境可以说是有喜有忧，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首先要看到，当前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1. 新闻传播的社会作用日显重要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与稳定都离不开新闻传播。

大量事实说明，在当前社会急剧变动、矛盾冲突频发、内外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新闻媒介所具有的传播信息、报道新闻、引导舆论和批评监督的社会功能日显突出，新闻传播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日显重要。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从应对突发事件到摆脱金融危机，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维护国家形象到提升国家软实力，可以说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新闻媒介，离不开新闻传播。

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使得社会和民众对新闻传播增强了信任度和亲近感。这种社会认可度的提高，有助于人们对新闻传播和新闻学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新闻学科的健康发展。2. 新闻学的生存环境逐步改善

在我国，新闻工作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邓小平的[16]“思想中心论”(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到江泽民的“福祸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17]党和人民之祸)，再到胡锦涛的“利误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18]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中央最高领导人对新闻工作始终寄予厚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国家改革开放大环境提供的良好社会氛围和经济条件下，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支持下，我国新闻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新闻学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近些年来，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始终予以大力支持。首先，在政策上大力扶持。中共十六大以来，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新闻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为新闻工作实现新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如《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等。这些政策文件和法规涉及的大都是新闻工作中的一些长期来群众反映强烈、媒体很想解决但是却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老大难”问题，以及当前制约新闻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其出台将从政策上为新闻媒介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实现良性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同时也为新闻学界从学理角度来认识新闻传播和新闻业发展中的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政策及法理依据。

其次，在经费上加大投入。近些年来，中央逐渐加大了对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经费投入，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或是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其中对新闻学学术研究的经费资助额都有大幅提高，另外，新闻教育经费和新闻事业发展经费也在增加。这些都为新闻学科建设提供了资金和物质保障。

例如，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项目资助基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从1993年至2009年的16年中，资助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项目总共达到335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25项。仅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项目就有48项，[19]是1993年5项的9. 6倍。资助的金额也大大提高，以重大项目为例，从几万元增加到了几十万元。这说明，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国家级课题项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经费投入也在快速提升。

再次，在人才培养上采取有效措施。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要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于人才，要使新闻人才队伍后继有人，就须在人才培养上多下工夫。近些年来，国家在新闻人才队伍建设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

例如不久前教育部领导根据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把新闻学同法学和社会学专业作为当前我国文科人才培养的3个重点学科之[20]一最近开始实施的国际新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就是实施这一计划的具体体现。

除了党和政府的支持外，新闻业界的配合也为新闻学科发展提供了支持。近些年来，新闻业界越来越重视和认可新闻学科的学术地位，对新闻学表示出越来越宽容与合作的姿态，不少媒体机构主动与学界进行科研合作，自觉用新闻学理论指导实践。总之，与以前相比，新闻业界的轻视和指责少了，配合与合作多了，相互间就共同关心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合作开展科研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这本身就壮大了新闻学的研究力量，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除此以外，新闻学科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与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近些年来，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学科建设得到许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形成了一种新闻学科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3. 新闻学的学术地位日益巩固

分析当前我国新闻学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可以看到新闻学科的学术地位已经日益巩固。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被提升为一级学科，得到了国家的权威认定，2004年又被国家确定为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之一，在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新闻学也被列入其中，其学科地位明显上升。

新闻学学术地位的提升，也使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人员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开始更加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尊重。如今，在许多社会场合都有了新闻学界专家的身影和声音，中央有关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会议常常会邀请一些新闻学者参与，听取他们的意见。一些新闻学者还被聘请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顾问，为其提供咨询服务，这些都说明了新闻学影响力的扩大和学科地位的巩固与提升。

总之，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目前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已经得到[21]确认，过去曾经盛行一时的“替代论”已开始隐退，坚持这一观点[22]的人在声言放弃，“无学论”也已开始淡出，公开坚持的人日渐减少。

更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队伍在日益壮大，一大批胸怀新闻理想，愿意投身新闻学研究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这与以前许多新闻学者舍弃新闻学而转向传播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例如，2009年8月下旬由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在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全国高校新闻理论教学研讨班”，有40多位来自全国新闻院校讲授新闻理论课的教师参加。这些老师在一起共同交流新闻理论教学的经验和体会，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展望其未来发展，大家对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学科发展都充满了信心。二、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1. “新闻无学论”仍有影响

在新闻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无学论”始终伴随其左右，对其发展造成冲击和影响。什么“浅薄论”、“无用论”、“非科学论”、[23]“不独立论”、“不成熟论”、“失范论”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时不时地会出来对新闻学“品头论足”。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传入我国并获得快速发展后，更是出现了“用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的论调，使得“新闻无学论”的声浪愈加汹涌。“新闻无学论”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新闻无学论”也不是毫无道理，它的确反映了新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它的存在和蔓延，对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受到某些质疑和否定，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轻估和贬损，研究队伍也受到某些冲击和影响，不少原先研究新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研究传播学，以至于使得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前途感到担忧。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新闻无学论”已经受到一定的批判和抵制，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也已得到一定的巩固。但要看到，“新闻无学论”的影响依然存在，有时还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最近[24]有人就以“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为题来回望和反思中国新闻学30年的发展状况。

按照这一结论，我国新闻学30年来非但没有什么发展进步，反而是在逐步走向没落和衰败，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此类观点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新闻学学科发展的担忧!

此文的基调与核心观点是，我国新闻学已经陷入了“学术困境和穷途末路”。文章使用“盲人摸象:新闻学核心的偏差”、“缘木求鱼:新闻学本位的模糊”和“饮鸩止渴:传播学布下的陷阱”3个小标题，来历数新闻学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最后，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形容目前我国新闻学的现实状况。虽然作者强调说这不是“危言耸听的惊人之言”，但此言一出还是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记得2007年春笔者曾在《现代传播》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25]我见》的文章。当时发表此文的基本思想是想说明，在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保卫新闻学”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因此，今后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新闻学”。

然而此文的发表，却使得我们不得不对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又生出一份担忧。看来对新闻学的发展前景，我们还不能过于乐观，“新闻无学论”仍然还有影响，“保卫新闻学”的任务依然不能放松，还需要大家继续努力。2. “左”、右思想倾向带来冲击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新闻学的发展过程不断受到“左”、右两种倾向的影响，如今，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是依然还有所表现。

在新闻学研究中，“左”的倾向的影响一直存在，而且影响至深，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伤害很大。新闻学研究中的“左”的倾向，在一般情况下主要表现为一些人习惯于仅仅从政治宣传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学，过于强调其意识形态属性，强调其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而无视甚至否定其专业性与学术性。而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则表现为对新闻专业理念和新闻传播规律的完全颠覆和根本背弃。

在新闻学研究中，右的倾向的影响也一直存在，同样影响也很深，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伤害也很大。新闻学研究中的右的倾向，在一般情况下主要表现为一些人往往单从专业和学术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学，过于强调其专业性与学术性，而无视甚至排斥其政治性与倾向性。而在极端的情况下，右的倾向则表现为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新闻制度和主流新闻价值观念，主张照搬西方的体制和模式。

其实，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左”、右两种倾向都会对新闻学造成伤害，都不利于新闻学的健康发展。“左”的倾向会伤害新闻学作为一门具有严谨的科学专业规范的学科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右的倾向则会排斥新闻学作为一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科学学科的政治性与倾向性。其结果，都会导致新闻学研究出现偏差和失误，这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特别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些“左”的或右的倾向，更会对新闻学研究带来严重伤害。

因此，新闻学欲求顺利发展，就须努力防止“左”、右两种倾向的影响，既要讲求学术规范，注意尊重和维护新闻学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又要考虑倾向立场，注意体现和维护新闻学的政治性与倾向性。尤其要注意防止出现极端情况下的那些“左”和右的做法，防止它们对新闻学研究造成重大伤害。3. 新闻研究失范现象造成危害

人们对新闻学的轻视和非议，与近些年来新闻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大量失范现象也有密切关系。

例如近些年来新闻学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抄袭剽窃、引文及注释失范、学术评价标准不一，以及低水平重复和“泡沫化”倾向等问题，就使人们对新闻学的专业理论和学术地位产生质疑。

我们应当警惕市场、道德等多方面因素对新闻学学术研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维护新闻学的学术纯洁。特别是要注意警惕金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侵袭，防止它们将学术研究染上铜臭味和庸俗气，使新闻学堕入世俗的泥潭。

综上所述，说明当前新闻学的学科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这提醒我们需要紧紧抓住机遇，勇敢地应对挑战。三、今后我国新闻学科持续发展的对策

我国新闻学科今后要取得进一步发展，真正确立起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的巩固地位，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1. 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旗帜、灵魂和方向，是指导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指针，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它是科学认识和解释新闻传播现象与新闻运作规律，深入研究新闻学的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

因此，坚持在马克思新闻观指导下来研究和发展新闻学，并努力将其体现到新闻学研究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去，是新闻学科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从目前情况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无论是在新闻实务部门，还是在新闻院校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过时论”、“有限论”、“无用论”等认识偏见依然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更重要的是会导致新闻工作和新闻学研究出现偏差和失误，给新闻事业带来损失。所以需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工作及对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指导地位。2. 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

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过程需要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

所谓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主要是指新闻学研究要强调学科的专业性、学术性和规范性，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注意遵守一般的学术规范，尊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保证其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不受非学术因素的任意干扰和影响。

要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实现新闻学科的科学发展需要做到:一是要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即找到当前阻挠自己发展的障碍，弄清影响自己发展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克服自己的缺欠与不足，寻求适合自己今后发展的正确道路。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即要立足于对以往传统的继承，要注意分清过去的哪些工作传统和学科理论是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的，使其在新时期能够结合新形势、新情况得以发扬光大，既不能任意无视传统，轻易否定原有正确的学科理论，更不能随意颠覆传统，无端地将原有的科学的学科理论视为“谬误”。三是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即要积极学习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新闻学中那些揭示新闻传播一般特征和普遍性规律的理论成果，将其吸收消化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东西。四是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即在继承前人和借鉴他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地吸纳反映最新理论成果的各种新的理论营养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特别是要注意总结和吸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改革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创造的各种新经验，新理论，借以将新闻学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五是要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观照下发展，即既要注意在新闻学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按照科学形成的规范化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体现和证实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系统性。同时，又要注意在新闻学研究中努力借助并体现人文精神，注意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26]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3. 正视“新闻无学论”的消极影响

正如上面提到的，“新闻无学论”虽“大势已去”，但其影响仍在，因此，新闻学欲求进一步发展，需要深刻认识“新闻无学论”的影响及危害，并且要努力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为新闻学的健康发展扫清前进道路。当前，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总结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成绩和经验，理直气壮地说明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人文科学学科属性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品质及理论内涵，维护其学科地位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当然，在消除“新闻无学论”消极影响的时候，也要注意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考虑其中某些合理的成分。对其中那些客观反映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所存在问题和欠缺的内容，以及那些对促进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内容，要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以便从中汲取教训。4. 警惕“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冲击

如前所述，从历史上看，“左”、右两种思想倾向都对新闻学科建设造成过冲击和影响，因此，新闻学欲求进一步发展，就需要既防“左”，又防右，即既要防止保守、僵化、教条等“左”的观念束缚新闻学科的发展，又要防止偏激、离谱、颠覆性的右的思想观点侵害新闻学科的发展，要努力做到既讲求学术规范，注意尊重和维护新闻学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又考虑倾向立场，注意体现和维护新闻学的政治性与倾向性。5.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学科的理论体系

我国新闻学科建设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需体现两个特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具有中国特色，即能够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

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就需要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充分体现我国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所应具备的基本性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针，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等等。

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就需要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准确表述我国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应采取的发展方略，所应体现的风格特点，等等。

为此，我们需要全面、系统地总结我国新闻业60年变革发展，特别是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成就、问题与教训，要做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传统继承与理论创新的统一，并且要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发挥自己的优势，壮大自己的力量。

新闻学学科建设只有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密切联系当前我国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用自身的新实践、新经验、新理论去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注释[16]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17]《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人民论坛》1996年第11期。[18]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19]资料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http://www. npopss-cn. gov. cn/，2009年6月。[20]见教育部陈希副部长在2009年2月28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人才培养与学术繁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1]指一些人提出的用“传播学”或“新闻传播学”来替代“新闻学”的观点。[22]指一些人提出的新闻学“浅薄”、“无用”、“非科学”、“不独立”、“不成熟”等观点。[23]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24]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现代传播》2009年第3期，第44页。[2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26]参见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回望

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我国新闻学研究60年来走过了一条在曲折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的道路。一、蹒跚起步(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成为国家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新闻宣传理念也开始成为全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新闻学研究也逐渐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路线和政策、体制之下。

新中国的建立，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和条件，也为新闻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新闻事业如何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所形成的党报工作优良传统，如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如何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成为新闻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为适应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需要，新闻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对新闻工作的指导地位，总结新闻事业(主要是报纸)在宣传和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以及怎样做好新闻工作等方面的经验。这从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就可以看出，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怎样办党报》、《怎样办农民报》、《怎样办黑板报》、《怎样写新闻》、《怎样写稿》等。

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做法，在许多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上采取了照搬苏联教科书的做法，一些学科理论基本上是以苏联的相关教科书和著作为依据来建构该学科的理论框架。

新闻学也是如此，当时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新闻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聘请了苏联专家来帮助编写教材、培训教师。而苏联专家完全按照当时联共(布)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所编写的教材来制订教学大纲，讲授新闻学和指导新闻学研究。因此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都是学习苏联的。当时有关部门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新闻学著作，数量占到这一时期出版的近100余部新闻学书籍总量的20%左右，用以宣传和推广苏联的新闻理论与实践。这一时期派往苏联考察学习的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单位回国后都整理出版了总结报告，作为学习资料。

这一时期，新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体现当时我国新闻工作自身特点和反映当时我国新闻理论认识水平的成果，如1950年邓小平《在[27]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叶剑英《在华南区第一届宣传工[28]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等，就从当时西南和华南新闻工作的实际出发阐述了许多重要观点。

特别是刘少奇1956年同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同志的几次讲话，就我国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指导方针、工作机制、报道要求、人才培养，以及如何看待学习苏联经验等问题的阐释，体现了这[29]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认识水平。

1956年7月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代表的新闻改革，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新闻改革成果的标志。这次包括报社、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在内全面开始的改革，在新闻观念、报道内容、传播方式和文风建设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突破，使得改革后的新闻传播更加适合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加适合各项工作的需要。这次改革形成的新闻理论成果，为我国报纸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服务国家和社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新闻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代表。二、经历曲折(1957—1965)

然而遗憾的是，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使得刚刚取得效果的《人民日报》改革中途夭折。从那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由于“左”的路线的长期影响，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新闻学研究也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中，以王中为代表的一些积极探索新闻学专业理论的学者们的观点遭到批判，人们对新闻学的认识越来越偏向“左”的轨道。

王中先生1956年9月提出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成为“反右斗争”中批判的靶子。这个大纲是一个综合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多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大纲共分18章，其中涉及理论问题的有10章，其框架同根据苏联教科书制定的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材的大纲并无太大区别，但在具体阐述相关的内容时作者却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思考，特别是前3章中对资产阶级新闻业的评价和对新闻业一般规律的阐释，如新闻的商品性、趣味性等，特别是他强调的新闻工作的双重属性(阶级性和商品性)问题成为“反右”时批判的重点，王中本人也被打成“右派”，并因此长期受到政治迫害。

以现在的认识看，王中先生那时的一些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观点却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例如他认为“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产物”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提出，“新闻事业不是一有阶级就产生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他解释说，“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因为社会需要新闻，因此各种不同的党派才可能把自己的观点和政治目的通过新闻影响读者。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包括了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含义，但只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则失掉了所以能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基础。”他还说，“资产阶级新闻学与无产阶级新闻学皆有应用科学部[30]分，各有适应其报纸需要的价值。”显然，这些观点都是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和否定的。

由于“反右斗争”以后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潮的影响，我国新闻学的理论探讨从此更加步履维艰，1960年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错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件。

这一事件批判的对象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甘惜分老师，内容是他1959年撰写的《新闻理论教学大纲》。在这个大纲中，甘老师提出“不能将报纸的政治性和法律、国家机器、暴力作用混为一谈”；“报纸除了阶级斗争这一性质之外，还有其他属性”，如“教育人民”、“反映社会生活”、“传播知识”等；“无产阶级报纸要向资产阶级报纸[31]学习”，等等。由于当时“左”的思潮势力很大，连这些反映正确认识的极其简单的常识性观点都受到了批判。后来，中宣部在接到甘老师的投诉信后派人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调查，才平息了这场由学术争论引发的政治批判风波。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探讨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和规律的成果。如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发表的《同新闻出版界[32]代表的谈话》。这是这一时期代表毛泽东新闻观点的一篇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了记者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以及新闻的阶级性、时效性、专业性和新闻批评等问题，其中一些内容是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和规律的阐释。

再如1959年《新闻战线》第9期刊登的邓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33]与新闻工作》，这是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理解和认识新闻工作的代表作。文章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要学会唯物地、辩证地看待事物。文章还运用列宁《哲学笔记》中的提到的辩证法的十六个要素，来分析新闻工作中的矛盾关系，探讨新闻报道的一般规律。虽然该文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但是对人们认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工作要求和工作方法有着一定启示。

这一时期新闻学著作的出版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从1960年到1965年，新闻学著作数量仅有50本，不仅出版物数量减少，其内容也有变化。1960年，尚有几本研究新闻宣传经验的著作，以后逐年减少，到后来只有经验汇编了。三、遭受劫难(1966—1976)“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在极“左”路线下，新闻事业沦为林彪、“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工具。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践踏传统、伤害无辜，新闻事业进入了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新闻学研究也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等，成为当时对新闻学理论的全部概括。

这一期间，林彪、“四人帮”等人散布了许多违背新闻常识和新闻工作规律的谬论，如“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只要是政治需要，事实没有的可以加上去”等，成为他们“指导”新闻工作的“理论”依据。

而集中代表林彪、“四人帮”等人极“左”新闻观点的是，1968年9月1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34]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一文。这篇精心炮制的“奇文”称刘少奇等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的是“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他们“妄图使新闻事业变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文章认定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新闻战线是“黑线专政”，整个新闻界是“反革命的独立王国”，所有的报纸都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广大新闻工作者是“旧人员”，等等。

不难看出，此文是林彪、“四人帮”等人在新闻战线的政治宣言，是其统治新闻工作的行动纲领，也是其新闻观点的集大成者。也正是这篇文章像压在新闻界头上的一座大山，严重桎梏了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深深窒息了新闻学的生存。“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广大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用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新闻战线的倒行逆施行为的抗争，也发出过一些正义之声，但是在那汹涌的极“左”思潮的浪涛中，这些声音十分微弱，而发出声音的人往往还会受到迫害。四、拨乱反正(1976—1978)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统治新闻战线达10年之久的极“左”路线受到了批判，新闻事业和新闻学都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后，首要的任务是拨乱反正，消除极“左”路线的影响，恢复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回归新闻学的本体地位。经过揭批“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工作，澄清是非，辨明黑白，使得广大新闻工作者能够重新回到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学的正确认识上来。其主要成果表现为否定阶级斗争工具论，清理“事实为政治服务”等“左”的观点，恢复报纸作为“新闻纸”的本来面目，澄清对一些新闻观点和新闻规律的认识。《解放军报》发起的向“假大空”开刀，拉开了新闻界拨乱反正的序幕，使人们认清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无视新闻规律、践踏新闻工作传统的真实面目。

虽然这一时期，人们对极“左”路线的认识还不是很彻底，原先的优良传统也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但是“拨乱”所显示出的力量，让人们在认识正确理论的路上充满了信心，大家企盼着通过改革来加大新闻战线“反正”的力度和深度。

1978年8月，在胡乔木提议下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使得我国新闻学研究被纳入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系列，这就为后来的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后来，一些新闻院系、媒体和省市纷纷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版新闻学术刊物，开展学术研讨活动，促进了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改革的全面展开。五、改革创新(1978—1991)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整体战略，从此，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闻学研究也迎来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最好时期。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新闻工作的重点开始逐渐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与此相应，新闻学研究也开始逐渐回归到对“新闻学本身”和新闻媒体自身实践问题的研究上来。从此，新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随着新闻改革逐步提上日程，新闻学术活动逐渐展开，各种学术讨论会频繁召开，许多新闻改革实践与理论问题进入新闻学界的研究视野。以1980年5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新闻学术研讨会”为例，这次研讨会有来自全国30多个新闻单位、新闻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参加，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包括报纸的性质、作用和任务，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新闻的真实性，报纸的指导性，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对促进新闻改革，[35]深化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我国新闻学研究十分活跃，一些学者开始吸收与引进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新闻改革实践，对新闻观念、报道内容、传播形式、管理体制、经营理念和运行机制等深入开展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

例如在新闻改革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新的新闻观念，就集中体现了当时新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信息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受众观念”、“服务观念”等一系列新观念的提出，为新闻工作挣脱旧观念、旧传统和旧机制的束缚，建立一套适合新时期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实际需要的新的新闻观念和传播机制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支持。

在管理和经营方面也进行了许多观念更新，使得新闻媒体逐步确立起“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新的管理和经营思路，形成了新的运行体制和机制，开始逐渐步入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发展道路，有力地推动了新闻传媒产业的发展。

这些反映新闻改革最新成果的新闻观念和经营理念，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内涵，也促进了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我国新闻传媒在进行观念更新、业务和经营改革的同时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注意解决好坚持正确方向和促进事业发展的关系，为新时期新闻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积累了经验，也为社会主义新闻学充实了许多新的内容。

当然，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也有一些挫折和教训。如在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背离党的路线，违反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基本原则的事情，致使一些人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迷失了方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六、繁荣发展(1992—2008)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澄清了改革开放中许多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动力。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新闻学研究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开始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

其表现一是专业性学术话语开始受到重视，新闻院校的专业研究力量迅速崛起，学术研究的空间进一步拓宽，研究成果大量出现，研究的内容、视角、路径等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表现在研究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探讨的问题越来越深，采取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

市场机制确立之后，传媒业顺应市场的需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开始尝试组建媒介集团，实行集约化经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新闻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开始探寻产业化发展的路径，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得以快速发展。

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格局，引发了新闻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媒介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新闻学研究始终立于实践前沿，进行跟踪研究，为新媒体的发展，同时也为传统媒体适时应对新媒体的挑战，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提供理论支持。

这一时期，面对转型期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为适应这些变化，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在新闻传播和舆论宣传方面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新闻学研究注重对热点报道、典型宣传、舆论监督、主题宣传和危机传播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探讨，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提升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起到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咨询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新闻学研究开始关注如何改进对外新闻传播、扩大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改善我国国际形象等问题，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对提升我国的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我国，新闻工作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邓小平的[36]“思想中心论”(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到江泽民的“福祸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37]党和人民之祸)，再到胡锦涛的“利误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38]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中央最高领导人对新闻工作有很多精辟论述，形成了他们各自的新闻思想，这些也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等新的执政理念，国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新闻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为新闻工作实现新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同时也为新闻学界从学理角度来认识新闻传播和新闻事业发展中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政策及法理依据，从而深化了新闻学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

总之，在迈入21世纪，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始终瞄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瞄准人民群众的信息与文化需要，瞄准媒体深化改革发展的需要，坚持结合新闻工作实际开展研究，力求遵循新闻学术规范开展研究，在服务媒体改革、服务学科建设和服务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发挥了智库的作用。

经过6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改革、创新与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如今已是硕果累累。虽然这期间一直受到“新闻无学论”的冲击和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独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地位已日显成熟。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被确定为一级学科。2004年中央又将新闻学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同时将其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中。如今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不断巩固，它标志着我国新闻学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期，这是几代新闻理论和实务工作者不懈努力的结果。

抚今追昔，我们感慨新闻学研究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同时对新闻学今后的繁荣与发展更加充满信心。注释[27]《邓小平论新闻宣传》，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8页。[2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05-311页。[29]《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58-382页。[30]《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7、30页。[31]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81页。[32]《毛泽东论新闻宣传》，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37页。[33]邓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闻工作》，《新闻战线》1959年第9期。[34]《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35]《中国新闻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99页。[36]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37]《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人民论坛》1996年第11期。[38]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经验思考

新中国建立60年来在曲折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的过程，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问题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成绩经验和问题教训，对其未来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一、新闻学研究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总结60年来新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它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紧紧相依，步步相随。当祖国和人民处于顺境时，它的发展也顺利，而当祖国和人民处于逆境时，它的发展也就受到干扰和影响。

从新中国成立，新闻学研究随着初兴的共和国蹒跚起步，到在“左”的路线和思潮影响下，长达20年中经历曲折，遭受重创，再到挣脱“左”的束缚，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最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改革创新，走向繁荣发展，真所谓“国兴，学亦兴，国难，学亦难”。

这告诉我们，新闻学研究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需要有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国家应当尽可能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使得新闻学研究能够在一种民主的、和谐的气氛与条件下自由发展。像“文化大革命”极“左”情况下那样，对学术研究任意摧残和压制的情况再也不能出现了。

我们高兴地看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提供的良好氛围和条件下，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予以大力支持，使得我国新闻学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得以不断改善。

例如中共十六大以来，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新闻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为新闻工作实现新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如《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2003年)、《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等。

这些政策文件和法规涉及的大都是制约新闻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其出台将从政策上为新闻业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实现良性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同时也为新闻学界从学理角度来认识新闻传播和新闻业发展中的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政策及法理依据。

再如，政府在新闻学研究的经费上也加大了投入。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或是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其中对新闻学学术研究的经费资助额都有大幅提高，另外，新闻教育经费和新闻事业发展经费也在增加。这些都为新闻学科建设提供了资金和物质保障。

此外，新闻业界的配合也为新闻学科发展提供了支持。近些年来，新闻业界越来越重视和认可新闻学科的学术地位，对新闻学表示出越来越宽容与合作的姿态，不少媒体机构主动与学界进行科研合作，自觉运用新闻学理论指导实践。总之，与以前相比，新闻业界对新闻学理论的轻视和指责少了，配合与合作多了，相互间就共同关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合作开展科研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这本身就壮大了新闻学的研究力量，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

除此以外，新闻学科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与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近些年来，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学科建设得到许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形成了一种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新闻学研究须坚持服务新闻实践、传媒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新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学术研究需要始终体现为新闻实践服务、为传媒改革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离开了这些，新闻学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纵观60年来新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服务新闻实践和传媒改革是其存在的主要价值，也是其发展的基本条件。正是在不断总结新闻工作和传媒改革丰富的实践经验、指导一定时期具体的新闻实际工作和传媒改革实践的过程中，新闻学才得以不断丰富其学术内涵，提升其研究质量，从而获得深化与发展的。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实践的探索，到改革开放中对新时期新闻宣传实践和传媒改革经验的总结，新闻学研究积极为我国新闻宣传实践和传媒改革，及时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咨询，促进了新闻宣传实践的创新，推动了传媒改革的深入，提高了新闻宣传的工作质量与水平。

例如，报纸的改扩版、周末版的出现、都市报的兴起、报业集团的建立，以及广播电视节目和运行机制的不断推陈出新，还有新媒体的快速与强势发展、传媒产业从经营到管理的一系列改革与创新，等等，都离不开新闻学研究提供的理论支持。

而服务社会发展，则是新时期新闻学研究的一种开拓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研究开始注意将视角从新闻圈内瞄向社会的广大空间，承担起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支持下，新闻研究者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为政府、企业及各种社会团体提供有关新闻传播方面的政策咨询和理论创新服务，大批研究政府和企业及社会团体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和舆论危机，提高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能力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使新闻学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实践说明，新闻学研究不能偏离服务新闻实践、传媒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不能无视不断变化的新闻工作实际，将自己圈入纯学术的象牙塔中，否则便会走入死胡同，失去其存在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三、新闻学研究须不断破除“新闻无学论”的影响

在几十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新闻无学论”始终伴随其左右，对其发展造成很大冲击和影响。什么“浅薄论”、“无[39]用论”、“非科学论”、“不独立论”、“不成熟论”、“失范论”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时不时地会出来对新闻学“品头论足”。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传入我国并获得快速发展后，更是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或“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的论调，使得“新闻无学论”的声浪愈加汹涌。“新闻无学论”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新闻无学论”也不是毫无道理，它的确反映了新闻学作为一门后起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不容否认，“新闻无学论”的存在和蔓延，对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受到某些质疑和否定，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轻估和贬损，研究队伍也受到某些冲击和影响，不少原先研究新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研究传播学，以至于使得一些人对新闻学的前途感到担忧。

因此，新闻学研究欲求发展，就须认识“新闻无学论”的危害，并要努力破除其消极影响，从而为新闻学的健康发展扫清前进道路。当前，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总结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科发展的成绩与经验，说明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人文科学学科属性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品质及理论内涵，维护其学科地位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当然，在破除“新闻无学论”消极影响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考虑其中某些合理的成分。对其中那些客观反映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内容，以及那些对促进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内容，要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以便从中汲取教训，提高新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使得新闻学在理论体系上更加完善、学科内涵上更加充实、研究方法上更加多样、研究机制上更加规范。四、新闻学研究须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不断受到“左”、右两种倾向的影响，致使其在60年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左顾右盼，时进时退，难以自由发展，稳步前进。

在新闻学研究中，“左”的倾向的影响一直存在，而且影响至深，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伤害很大。新闻学研究中的“左”的倾向，在一般情况下主要表现为一些人习惯于仅仅从政治宣传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学，无限夸大其意识形态属性，强调其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而无视甚至否定其专业性与学术性。而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则表现为对新闻专业理念和新闻传播规律的完全颠覆和根本背弃。

在新闻学研究中，右的倾向的影响也一直存在，同样影响也很深，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伤害也很大。新闻学研究中的右的倾向，在一般情况下主要表现为一些人往往单从专业和学术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学，过于强调其专业性与学术性，而无视甚至排斥其政治性与倾向性。而在极端的情况下，右的倾向则表现为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新闻体制和主流新闻价值观念，主张照搬西方的体制和模式。

其实，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左”、右两种倾向都会对新闻学造成伤害，都不利于新闻学的健康发展。“左”的倾向会伤害新闻学作为一门具有严谨的科学专业规范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右的倾向则会排斥新闻学作为一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属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政治性与倾向性。其结果，都会导致新闻学研究出现偏差和失误，这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特别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些“左”的或右的倾向，更会对新闻学研究带来严重伤害。

因此，新闻学欲求顺利发展，就须努力防止“左”、右两种倾向的影响，即既要防止保守、僵化、教条等“左”的观念，又要防止偏激、离谱、颠覆性的右的思想观点，要努力做到既讲求学术规范，注意尊重和维护新闻学科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又考虑倾向立场，注意体现和维护新闻学科的政治性与倾向性。尤其要注意防止出现极端情况下的那些“左”和右的做法，防止它们对新闻学研究造成重大伤害。

另外，新闻学研究还须注意防止失范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近些年来，在新闻学研究中出现了重复发表、抄袭剽窃、忽视学术积累、缺乏学术批评、引文及注释失范、学术评价标准不一，以及低水平重复和“泡沫化”倾向等一系列失范问题，这也使人们对新闻学的专业理论和学术地位产生质疑。

因此，需要警惕市场、道德等多方面因素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学学术研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维护新闻工作的职业声誉和新闻学科的学术纯洁。特别是要警惕金钱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新闻学研究的侵袭，防止它们将学术研究染上铜臭味和庸俗气，使新闻学堕入世俗的泥潭。五、新闻学研究须遵循学科发展科学规律

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过程需要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

所谓“遵循学科发展科学规律”，主要是指新闻学研究要强调学科的专业性、学术性和规范性，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注意遵守一般的学术规范，尊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保证其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不受非学术因素的任意干扰和影响。

新闻学研究要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实现学科的科学发展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一是要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即找到当前阻挠自己发展的障碍，弄清影响自己发展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克服自己的缺欠与不足，寻求适合自己今后发展的正确道路。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即要立足于对以往传统的继承，要注意分清过去的哪些工作传统和学科理论是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的，使其在新时期能够结合新形势、新情况得以发扬光大，既不能任意无视传统，轻易否定原有正确的学科理论，更不能随意颠覆传统，无端地将原有的科学的学科理论视为“谬误”。三是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即要积极学习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新闻学中那些揭示新闻传播一般特征和普遍性规律的理论成果，将其吸收消化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东西。四是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即在继承前人和借鉴他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地吸纳反映最新理论成果的各种新的理论营养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特别是要注意总结和吸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改革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创造的各种新经验、新理论，借以将新闻学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五是要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观照下发展，即既要注意在新闻学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按照科学形成的规范化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体现和证实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系统性。同时，又要注意在新闻学研究中努力借助并体现人文精神，注意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40]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六、新闻学研究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旗帜、灵魂和方向，是指导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指针，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与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对新闻学学术研究的一项根本要求，更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它是科学认识和解释新闻传播现象与新闻运作规律，深入研究新闻学的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

因此，坚持在马克思新闻观指导下来研究和发展新闻学，并努力将其体现到新闻学研究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去，是新闻学科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从目前情况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在我国新闻战线，无论是在新闻实务部门，还是在新闻院校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过时论”、“有限论”、“无用论”等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偏见依然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更重要的是会导致新闻工作和新闻学研究出现偏差和失误，给新闻事业带来损失。所以需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工作及对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指导地位。

为此，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方法，提高学习和教育的效率与质量。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努力，我国新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我国新闻学已经拥有了独立的学科地位，研究队伍不断充实，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的、有着深厚理论内涵和崇高学术品位、能够紧密联系中国新闻工作实际的，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学科理论体系一定能够建立起来，并且会不断创新与发展。注释[39]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40]参见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关于新闻理论框架建构的回顾与思考

所谓“理论框架”，是指某一学科内在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的整体架构，它通常是由这一学科所涉及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构成的。

根据这一解释，“新闻理论框架”，是指新闻学科内在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的整体架构，它是由新闻学科所涉及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构成的。

理论框架规定着学科知识的范畴，支撑着学科知识的结构，标示着学科知识的体系。学科理论框架的建构是学科存在的基础，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同时还是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唯有建构起科学、规范的理论框架，才能促进学科理论的稳定与巩固，才能推动学科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我国新闻学的理论框架建构问题，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从90年前徐宝璜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讲授新闻学开始，就开始了此项工作。1919年他出版的我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就确立和展示了中国人所建构的第一个新闻学的理论框架，从而也奠定了我国新闻学最初的理论基础。

该理论框架的内容包括理论和业务两部分，涉及理论的部分是前5章:第一章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第二章新闻纸之职务；第三章新闻之定义；第四章新闻之精彩；第五章新闻之价值。

后面涉及业务的部分有9章，包括:新闻采集；新闻编辑；新闻题目；报纸社论；广告；新闻社组织；新闻社设备；报纸销路；通信社组织等。

这个理论框架本身及其所涵盖和诠释的内容成为中国人认识新闻，了解新闻工作，学习新闻学的最初的入门范本。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开始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做法，在许多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上采取了照搬苏联教科书的做法，所以在前十几年的时间里，一些学科理论基本上是以苏联的相关教科书和著作为依据来建构该学科的理论框架。

新闻学也是如此，当时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新闻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聘请了苏联专家来帮助编写教材、培训教师。而苏联专家完全是按照当时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的讲义来制订教学大纲，讲授新闻学的。那时复旦大学新闻系派出青年教师丁淦林到中国人民大学来听苏联专家讲课，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

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是由多位授课人的讲稿汇编而成的，其中包括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多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当时苏联党中央关于新闻工作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

例如在一篇《论新闻报道》的讲稿中就包括以下内容:新闻报道的布尔什维克党性；生动而又真实地反映生活、描述苏维埃人们的英雄事业；最主要的是要阐明各种事实和现象所具有的政治内容；新闻报导(道)应该及时；新闻在报纸上的作用和地位；对新闻的基本要求；准确性是新闻的基本规则等。

在一篇关于《宣传论文》的讲稿中就包括下述内容:高度的思想性；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与不调和性；对待理论的创造态度；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宣传的目的性和真实性；和群众谈话的技巧；逻辑的力[41]量等。

20世纪50年代，我国新闻学的理论框架可以说主要是参照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的讲义构建的，但是也有个别是融入了中国学者自己思考内容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先生1956年9月提出的《新闻学原理大纲》。

这个大纲是一个综合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多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大纲共分18章，其中涉及理论问题的有10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新闻事业产生的社会条件；第三章政党与报刊，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原则；第四章共产党及其他革命报刊的基本原则；第五章中国报刊；第六章新闻自由问题；第七章出版法，以及第九章报纸群众工作；第十七章报纸组织机构与制度，和第十八章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

其余8章是关于新闻业务的，包括:报刊文章体裁、采访工作、编辑工作、资料工作、出版与印刷、发行、[42]广告、读者调查。

从王中先生的教学大纲所显示框架的内容和名称看，除了增加了一些新闻业务的内容外，倒没有太多与苏联版本教科书的理论框架相区别的地方，但是他在具体阐述相关的内容时却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思考，特别是前3章中对资产阶级新闻业的评价和对新闻业一般规律的阐释，其中一些观点后来在1957年“反右”时受到批判，王中本人也被打成“右派”，并因此长期受到政治迫害。

以现在的认识看，王中先生那时的一些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观点却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例如他认为“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产物”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提出，“新闻事业不是一有阶级就产生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他解释说，“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因为社会需要新闻，因此各种不同的党派才可能把自己的观点和政治目的通过新闻影响读者。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包括了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含义，但只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则失掉了所以能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基础。”他还说，“资产阶级新闻学与无产阶级新闻学皆有应用科学部[43]分，各有适应其报纸需要的价值。”他还提出了新闻的“商品性”、“趣味性”和报纸的“可读性”等问题。显然，这些观点都是要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和否定的。

由于反右斗争以后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新闻学的理论探讨从此更加步履维艰，20世纪6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错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一事件批判的对象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甘惜分老师，内容是他1959年撰写的《新闻理论教学大纲》。在这个大纲中，甘老师提出“不能将报纸的政治性和法律、国家机器、暴力作用混为一谈”；“报纸除了阶级斗争这一性质之外，还有其他属性”，如“教育人民”、“反映社会生活”、“传播知识”[44]等；“无产阶级报纸要向资产阶级报纸学习”，等等。由于极“左”思潮势力很大，当时甚至连这些极其简单的常识性的东西都会受到批判。

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控制下，新闻学的科学原理和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遭到任意否定和批判，完全到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地步，对新闻学科学的理论探讨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

应当说，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学真正开始具有学术性质的理论探讨，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起步的。而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甘惜分老师。用甘老师自己的话说，他真正的学术青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一年，62岁的甘惜分老师开始招收研究生，并为研究生主讲新闻理论课程。1980年，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积累写成了《新闻理论基础》一书，这是他本人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此书1982年正式出版后多次印刷，成为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部新闻理论著作。当年全国新闻界评定技术职称规定的阅读教材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的框架是这样的:绪论:第一节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第二节新闻学是一门科学、第三节怎样研究新闻学。

其他内容分上下篇。上篇为第一章新闻:第一节什么是新闻、第二节新闻的起源、第三节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第四节事实—新闻报道者—新闻接受者的关系、第五节关于新闻的定义；第二章舆论:第一节什么是舆论、第二节舆论的力量、第三节对舆论的引导；第三章新闻事业:第一节新闻事业和舆论、第二节无产阶级和新闻事业、第三节新闻事业的性质、第四节新闻事业的某些特点；第四章新闻事业的作用:第一节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第二节旧世界的揭露者、第三节新生活的建设者、第四节科学文化的传播者。

下篇为第五章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第一节反映事实的真相、第二节反映时代的真相、第三节反映时代的本质、第四节联系实际、指导实际、第五节新闻事业和调查研究；第六章新闻事业和群众:第一节群众是新闻事业赖以生存的基础、第二节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第三节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第四节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第五节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第七章新闻事业和党:第一节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第二节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三节坚持党的组织[45]路线、第四节关于新闻自由。

用甘惜分老师自己的话说，这本书与过去多次写的新闻理论教学大纲不同的地方是“在体系上作了较大的变动，增加了绪论，论述新闻理论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然后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解剖新闻和舆论开始，论述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下篇专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现实、和群众、和党这三者的关系。”甘老师认为，“通过这些关系的论述，讲清新闻事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他说，“把这几[46]种关系搞清楚了，新闻事业的基本原则也就明确起来了。”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本书的框架以及由这一框架所显示出来的内容，显然还带有那个时期的明显的历史印迹。但实事求是地说，其内容已经体现出作者对极“左”状况下一些新闻观点的严厉批判和深刻反思。例如，书里对新闻报道中“事实—新闻报道者—新闻接受者的关系”的论述，对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与党三者关系的论述，都是建立在他对“四人帮”极“左”路线不顾事实、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和背弃党的正确主张的做法的揭露与批判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内容对于当时新闻界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甘老师在给我们8名新闻系首届研究生讲授新闻理论时，痛快淋漓地揭批“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激情讲演。作为一个青年时代就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一生都在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的新闻学者，甘惜分老师对极“左”新闻观点的政治批判和学理分析，拉开了新时期新闻学研究的序幕。

2005年年底，在为甘老师90寿辰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刘建明教授称《新闻理论基础》这本书奠定了我国党报新闻学的理论基础，说甘老师是我国党报新闻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这个评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也是对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的一种高度评价。

此后，我国新闻理论教材在理论框架上基本上以此书的框架为基础进行调整和修订，陆续出现了一些有一定认可度的教材。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何梓华和成美教授共同主编的《新闻理论教程》一书。

该书实际上是一项集体成果，因为参与此书编写的有包括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南昌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等几所高校的教师。但其理论框架应该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理论教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的。

该书的理论框架如下:绪论；第一章新闻；第二章新闻传播；第三章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第四章新闻事业的性质；第五章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第六章新闻自由与新闻事业的社会控制；第七章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第八章反映实际，指导实际；第九章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第十章舆论监督；第十一章新闻媒介的[47]经营管理；第十二章新闻队伍建设。

这本作为集体成果，出版于1999年的教科书，其理论框架具有一定代表性，它显示了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在对新闻理论基本框架问题上所取得的共识。

从徐宝璜建构起我国新闻学的第一个理论框架开始，时光已经过去了90年，抚今追昔，我们既感慨这期间新闻理论框架建构所经历的起伏曲折，也庆幸今天新闻学科建设所面临的大好时机，更期盼着新闻学科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二、现实思考

新闻理论框架问题是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能否建构起科学、规范的新闻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将会直接影响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制约新闻学的深化发展，因此值得新闻界高度重视。特别是由于一直受“新闻无学论”的冲击，新闻学亟须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上取得进展，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学科地位，促进自身的学科发展。

下面结合这些年来自己在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经历，特别是在撰写新闻理论教材中的一些体会，谈谈对新闻理论框架问题的思考。

我认为，要建构科学、规范的新闻理论框架，首先需要对新闻学学科理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把握新闻学学科理论的本质特征与核心问题。

我非常赞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James W. Carey教授在其《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中对新闻学的性质及特征所阐述的观点。他指出，新闻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有其特定的学科范围和理论内涵，有其深刻的人文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他反对把新闻同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相关的学科等同起来，抹杀新闻学自身的学科特征及其价值体系。他主张新闻学[48]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James W. Carey教授所说的“新闻学本身”，我理解应当是一种能够代表与反映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基本特征、基本理念的理论体系。

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的基本特征是传播新闻，因此，新闻学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新闻”，进而还要弄清“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新闻工作应当怎么做”，以及“新闻工作的服务对象是谁”、“新闻从业者应当成为怎样的人”。这些是新闻学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也是属于“新闻学本身”的基本理念的内容。

新闻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理念，真正弄清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弄清新闻事业的宗旨、任务和职责是什么，知道什么是新闻事业应当做的，什么是新闻事业不能做的；弄清新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知道新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弄清新闻工作的服务对象是谁，知道如何使自己的服务让他们认可和满意；弄清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和职业修养是什么，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等等。如果学了几年新闻学专业，到头来这些基本问题、基本理念都没有弄清楚，那么新闻学教育就不能算是成功的。

近些年来，在新闻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如有的人把广告混同于新闻；有的人任意策划和制造“新闻”；有的人以稿谋私，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和传播权搞“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有的人把新闻工作作为追逐个人名利的手段；有的人把新闻媒介当作表达个人情感和意见的工具；等等。这些有悖新闻工作基本专业理念，有违新闻职业基本道德准则的问题的存在和出现，说明在我们的新闻队伍里，的确有很多人对“新闻学本身”的很多内容还没有弄清楚。

那么，如何在新闻理论教材中体现出这些属于新闻学本身的内容，这就需要在建构新闻理论框架时充分予以考虑，将这些内容纳入新闻理论框架之中。

另外，新闻理论框架的建构还需要遵循几项原则:一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二是要继承已有的优良传统与经验；三是要借鉴国内外新闻学研究中一切有益的成果；四是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这几项原则规范着新闻理论框架的建构，需要立足和面向中国国情；需要继承以往我国新闻理论框架建构中的优秀成果；需要借鉴世界新闻学研究中一切具有普适意义的有益成果；需要坚持用最新的科研成果来充实和发展原有的理论框架。

我本人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20多年来，新闻理论框架建构问题始终是我关注的，我尽可能地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体现在所编写的新闻理论教材之中。

这些年我独自编写的新闻理论教材有3部，一部是1990年出版的《新闻学导论》，一部是2003年出版的《当代新闻理论》，一部是2007年出版的《新闻理论新编》。从这几本教材的理论框架中可以看出，这些年来我对一些新闻理论基本问题认识上的变化。《新闻学导论》的框架如下:绪论；第一章什么是新闻；第二章新闻价值；第三章新闻的真实性；第四章新闻的客观性与倾向性；第五章新闻的指导性；第六章新闻与信息；第七章新闻与舆论；第八章新闻与宣传；第九章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第十章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第十一章新闻事业的活动自由与限制；第十二章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第十三章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第十四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舆论监督与新闻批评；第十五章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49]修养。《当代新闻理论》的框架如下:绪论。第一编新闻:第一章什么是新闻；第二章新闻的基本属性；第三章新闻的选择标准；第四章新闻的传播过程。第二编新闻事业:第五章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第六章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第七章新闻业的管理与经营。第三编新闻工作:第八章新闻工作的业务规范；第九章新闻工作的政治规范；第十章新闻工作的道德与法律规范。第四编新闻从业者:第十一章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与职业修养；第十二[50]新闻从业者的教育与培养。《新闻理论新编》的框架如下:绪论:第一节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第二节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第三节学习和研究新闻理论的意义。第一编新闻:第一章新闻的定义；第二章新闻的基本属性(信息、舆论、宣传属性)；第三章新闻的选择标准。第二编新闻事业:第四章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第五章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第六章新闻事业的管理与经营。第三编新闻工作:第七章新闻工作基本业务规范(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实现报道客观与公正、体现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第八章新闻工作道德与法律规范；第九章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规范(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坚持新闻批评与舆论监督)第四编新闻受众:第十章新闻受众的地位和作用；第十一章服务受众引导受众依靠受众。第五编新闻从业者:第十二章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与职业修养；第十三[51]章新闻从业者的教育与培养。

这3部书中，第一部《新闻学导论》的框架基本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材框架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

第二部书则加进了自己在中国新闻学院任教和在新华社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期间的一些思考，其中增加了“新闻的选择标准”(论述新闻价值标准和新闻政策标准)和“新闻的传播过程”(论述事实信息与新闻传播者、新闻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两章，体现了对新闻实际工作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关注。另外将新闻工作的几项原则分别归入“业务规范”和“政治规范”之中，增强了针对性和实用性。

第三部书是对第二部书的修订和补充。这本书在框架结构上与第二部所不同的是，增加了新的一编，即“新闻受众”。这一调整将“受众”置于与“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和“新闻从业者”同等的位置，这是为了突出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外，第三编“新闻工作”部分，将“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实现报道客观与公正”和“体现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作为新闻工作的“基本业务规范”展开论述；而将“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和“坚持新闻批评与舆论监督”，单独作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规范”，进行专门论述，这样关于新闻工作规范的内容从框架上看会显得更加清晰和严谨。

框架结构的这些调整，有助于增强此书在理论框架上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同时由于结构的调整，在内容上充实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得该书的内容更加丰满。

此书是按照新闻理论整体内容的内在逻辑来建构和设计理论框架的，因此，虽然书中有些部分的内容很重要但却没有设置为“章”，而是按照全书内容的逻辑顺序作为一“节”归并在一章里。如第七章“新闻工作基本业务规范”和第九章“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规范”，其中所属几节的内容都很重要，虽然是以“节”来写的，但其分量却相当于“章”，因此在教学中需要按章的教学时间和要求来组织教学。

分析《新闻理论新编》一书的框架，我认为它符合上述所说的建构新闻理论框架的基本要求，因为它揭示了那些属于新闻学本身的，反映新闻传播基本原理、新闻事业基本规律和新闻工作基本规范的内容。

这部书的第一部分为“新闻”，主要阐释什么是新闻。具体内容包括新闻的起源与本源、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基本属性和特征、新闻的选择标准等。这是新闻理论中的“新闻学基本原理”部分，主要解决对“新闻”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论内涵的认识，知道新闻是什么，有些什么属性和特征，以及新闻选择的标准和依据等等。

第二部分为“新闻事业”，主要阐释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具体内容包括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性质与功能，以及管理与经营。这是新闻理论中的“新闻事业活动规律”部分，主要解决对新闻事业作为一项社会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经验；在现代社会中，新闻事业的社会地位、功能和作用；作为一种信息产业，新闻事业管理和经营的基本规范和要求等方面内容的认识问题。

第三部分为“新闻工作”，主要阐释怎样才能做好新闻工作。具体内容包括新闻工作的基本业务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等，并且专门阐释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特殊规范与要求。这是新闻理论中的“新闻工作原则”部分，主要解决对新闻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的认识问题。

第四部分为“新闻受众”，主要阐释新闻传播的对象是谁。具体内容包括新闻受众的地位、作用、心理特征、兴趣需要，以及如何发挥他们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信息服务，等等。这是新闻理论中的“新闻服务对象”部分，主要解决对处于新闻传播核心地位的受众的认识问题。

第五部分为“新闻从业者”，主要阐释新闻工作者应当是怎样的人。具体内容包括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职业修养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等等。这是新闻理论中的“新闻人才教育”部分，主要解决对新闻传播人才的素质构成及职业修养和教育的认识问题。

这五方面的内容涉及新闻传播基本原理、新闻事业基本规律和新闻工作基本规范等基本问题，这些内容都是一个需要了解新闻理论基本知识和希望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特别是一个新闻学专业的学生所必须认识和掌握的，它们构成了新闻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新闻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

应当说，这一理论框架同拉斯韦尔提出的“五个W”的传播学研究模式有着高度的契合。对照拉斯韦尔的模式，传播理论研究中的“传播者(谁)”，在新闻理论研究中是“新闻从业者”；“讯息(说什么)”是“新闻”；“媒介(通过什么渠道)”是“新闻事业”；“接受者(给谁)”是“新闻受众”。而唯一不同的是，传播理论研究中的“效果”，在新闻理论研究中变成了“新闻工作”，探讨的是做好新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其实这与“效果”也有密切联系，因为只有遵循这些原则和方法，才能够取得好的传播效果。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在建构新闻理论框架的过程中以创新意识和创新手段，包括借鉴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式，这对促进新闻理论框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有着积极意义。

今后我们还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需要新闻学界诸位同人的共同努力，齐心协力地去实现这一目标。注释[41]《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目录。[42]《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2页。[43]《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7、30页。[44]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81页。[45]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46]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47]何梓华:《新闻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目录。[48]也美页James W. Carey:《新闻教育错在哪里》，李昕译，《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49]郑保卫:《新闻学导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目录。[50]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目录。[51]郑保卫:《新闻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目录。

新闻≠传播≠媒体

读了《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上发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James W. Carey教授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以及同期刊载的当时正在香港做访问教授的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的回应文章《媒体更新与新闻教育》，引发了我许多思考。

文中谈到的美国和香港地区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似乎在我们这里都有所反映，有所表现。以本人之见，这些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基本内涵、基本理念的认知与理解存在歧见。

我很欣赏James W. Carey教授提出的新闻教育必须遵守的三条原则。这三条原则是对新闻教育内涵及目标的独到概括，也是对新闻学学科本质及特征的深刻表述。联系到近些年来我国新闻教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对James W. Carey教授的这三条原则作认真的解读和思考。下面是我对James W. Carey教授文章及其所提三条原则的一些思考和回应。一、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

James W. Carey教授强调新闻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有其特定的学科范畴和理论内涵，有其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他反对把新闻同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相关的学科等同起来，抹杀新闻学自身的学科特征及其价值体系。他主张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那么，“新闻学本身”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理解，它应当是一种能代表和反映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基本理念的理论体系。

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是传播新闻，因此，新闻学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新闻”，进而还要弄清“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是怎样的人”。这是新闻学需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属于“新闻学本身”的基本理念的东西。

新闻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理念，真正弄清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弄清新闻事业的宗旨、任务和职责是什么，什么是新闻事业应当做的，什么是新闻事业不能做的；弄清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和职业素养是什么，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如果学了几年新闻学专业，到头来这几个基本问题、基本理念还没弄清楚，弄明白，那么，新闻教育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现在，在我们的新闻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奇怪的现象。如有的人把广告当作新闻；有的人任意策划和制造新闻；有的人以稿谋私，搞“有偿新闻”；有的人把新闻工作作为追逐个人名利的手段；有的人把新闻媒介当做表达个人情感和意见的工具等等。这些有悖新闻工作基本专业理念，有违新闻职业基本道德准则的问题的出现和存在，说明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的确有许多人对“新闻学本身”的很多内容都还没有弄清楚。

新闻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同新闻教育也有一定关系。近些年来，一些新闻院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加大了广告、公关、传播等课程和内容，而放松或减弱了对一些传统新闻学课程和内容的教学，致使有些学生混淆了新闻与广告、公关、传播等的界限，同时忽视了对新闻学基本理念和基本观点的掌握和理解。

当然，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为了增加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在新闻学专业教育中开设一些与新闻学相关的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课程，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应当提倡的。但问题在于不能因此混淆它们同新闻的区别，特别是不能用某一门学科知识来代替新闻学。例如，在处理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上就存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与扩大，传播学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学科地位也越来越高(已成为与新闻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传播学的发展对新闻学既产生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扩大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新闻学的学科内容，完善了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给新闻学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新闻学的学科界限，淡化了新闻学的传统理论，弱化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正是在这种冲击和影响下，有些人提出，传统新闻学已经过时，主张用传播学来代替新闻学。表现在新闻教育中，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弱化和排斥新闻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

其实，传播学与新闻学虽然有不少联系，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新闻教育中应当讲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切忌将它们混为一谈，更不应该用传播学来简单地取代新闻学。

James W. Carey教授在文章中谈到的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消极影响对我们不无启示。他指出:“传播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涵。它将新闻贬低为一种信号系统，但没有无限增强我们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社会结构的理解。”

根据多年来一些院校的实践经验，我认为，在本科阶段的新闻学专业教育中，还是应当坚持上好传统的新闻学专业课程，当然内容和形式应当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及实际需要加以充实和创新，要尽可能增加一些反映和代表最新新闻传播知识和现代新闻传播科技的内容，包括一些与新闻学直接相关的传播学的知识和方法。至于传播学及其他一些相关课程，可以通过“概论”的形式，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及相关的方法，因为新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为各种媒体输送热爱新闻事业、具有新闻专业理念、熟悉新闻业务技能的新闻人才。因此，新闻教育重要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新闻专业理念，具备新闻敏感和新闻悟性，具有献身新闻事业的道德理想和敬业精神。二、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

James W. Carey教授用“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来比喻“新闻”与“媒体”和“传播”的关系。他认为，新闻应当是“鱼的故事”，而媒体和传播则是“鱼本身”。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强调不能将新闻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传播行为，或是一种传播媒体。James W. Carey教授认为，美国新闻教育的错处就在于把它视为传媒。

新闻当然要借助一定的媒体，借助一定的传播环境、传播技术、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才能进入流通领域，为受众所接受，进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发挥其社会功用。但新闻的内涵及本质绝不是“传播”和“媒体”所能简单代表和体现的。

按James W. Carey教授的解释，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同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和历史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新闻教育的任务在于要在新闻与政治和联系中，让学生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在新闻与文学的联系中，提高学生的语言和表达能力；在新闻与哲学的联系中，帮助学生确立自己的职业道德基准；在新闻与艺术的联系中，教会学生掌握捕捉完整的视觉世界的能力；在新闻与历史的联系中，使学生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和自觉。这些应当是新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在新闻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有些人仅仅将新闻学停留在对媒体组织、媒体机构、传播技术、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上，而忽略了对新闻学基本理念和基本观点的传授，忽略了对新闻传播中的人文精神的观照，从而使得一些人只是把新闻传播当成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单纯地追求新闻的技术性、工具性和实用性。虽然我们并不否定和排斥新闻同媒体和传播的密切联系，但如果因此将它们等同起来，那便成了James W. Carey教授所说的将关于“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混为一谈了。

理想的新闻教育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使他们懂得如何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

总之，新闻教育说到底应当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教育，而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传播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教育。

李欧梵教授在香港看到的一些情况也反映出当前新闻界的一种浮躁和偏向。他指出，香港一些报纸“内容愈见贫乏”，“世界新闻少”，“评论文字不足”；一些报纸“放弃了新闻所原有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开阔读者知识和见闻领域的目的，反而变成了与公关和广告相差无几的媒体和商品”。

这些情况在大陆新闻界也不难见到。如果我们将新闻简单地与媒体组织、媒体机构和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相混淆，不去履行它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传播知识”等职责，忽视了它应有的社会功能和效用，那么，新闻同广告、公关和一般的传播行为还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方向的纯粹的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我们主张并强调，新闻应当是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新闻应当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总之，它应当是一种有生气、有灵气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商品”、“传播中介”、“物化媒体”。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James W. Carey教授从新闻的人文与社会的价值及意义上看待新闻传播，指出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对于民主，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下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民主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应当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James W. Carey教授是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用西方学者的思维和价值观提出并解释新闻与民主关系这一命题的。他所说的“民主”和“新闻”具有一些特定的含义。特别是他对前苏联社会与新闻传播状况的批判，表达了他的一种立场和倾向。在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有自己明确的态度和观点。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James W. Carey教授关于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表述，揭示了新闻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民主政治对促进新闻事业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这对我们认识新闻与民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及相互作用具有一定启示。

从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闻是民主的产物。正是人们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渴求与奋争，促进了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当资产阶级把知情权和出版权作为公民的一种民主权利去争取的时候，它们选择的斗争武器就是报刊。

而确保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则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又成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和形式。

无产阶级同样把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新闻自由作为无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内容。当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把争取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内容和政治目标写在自己的斗争旗帜上。当取得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方面把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内的各种民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们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民主和新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没有新闻，民主便失去了它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民主精神的新闻自由；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得以存在的一种保护手段和实现形式———为民主自由勇敢呼号的新闻媒体。而若没有民主，新闻将被窒息，将被扼杀，将无法生存。即使能苟且存在，也会失去自己应有的品质，失去体现新闻本质与内涵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民主。这是有着不同政治内涵和本质的两种民主形态。

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它是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资产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在这一前提下，国家赋予公民运用新闻媒介监督政府的权利。而作为一种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的形式和手段，新闻媒介本身也具有民主的内涵，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它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其内涵体现在，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拥有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而人民群众这些民主权利的实现，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之一便是新闻。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人民群众可以对政府的决策、施政和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批评、建议。国家和政府实现民主的渠道和形式很多，扩大新闻自由，鼓励人民群众运用新闻媒体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的权利是其重要渠道和形式之一。

新闻和民主、政治如此紧密相连，如此相互依赖，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体现得十分明显，尽管它们各自在对民主内涵的理解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实现民主的形式上也有着许多差异。

从新闻教育的角度认识新闻与民主的关系，其意义在于要帮助学生了解新闻是民主的一种内涵所在，认识民主对于新闻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意义，从而自觉地培养自己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知道怎样更好地运用新闻媒体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同时要敢于同压制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尊严，维护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纯洁。

在世纪更替之际，多少有识者都在发出警示，预言未来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谁便拥有了未来。新闻教育肩负着培养合格新闻人才的使命。新闻教育工作者应当有一种紧迫感，要把人才培养放到能否赢得未来的高度，要有明确的培养目标、科学的教育理念、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要真正把握新闻教育的内涵和本质，扎扎实实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个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传播技术飞速发展，传播手段日益更新，传媒竞争愈演愈烈，传媒市场千变万化。在这种形势下，传媒界对新闻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新闻教育应当紧跟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自己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修订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以适应新闻人才市场的需要。但是，无论怎样调整，新闻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基本规律不会也不可能轻易改变。James W. Carey教授所提出的新闻教育的三条原则就是属于基本理念的一些内容，而且反映了新闻教育的一些基本规律，这正是其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不是“独头蒜”，是“并蒂莲”

随着传播学从西方的引进及其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与扩大，传播学在我国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学科地位也越来越高。传播学的发展，对传统新闻学既产生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近年来，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十分不利的观点。

有人认为，新闻学内容狭窄，完全可以归入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

有人主张，将传播学的一些内容引进新闻学，扩充为新闻传播学来替代原先的传统新闻学。

也有人干脆提出，传统新闻学已经过时，应当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

这些观点的提出，模糊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界限，动摇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也带来了学科研究中理论上的混淆和实践上的混乱，不但影响了新闻学的发展，对传播学实现本土化，更好地为新闻传播和社会发展服务也带来不利影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因为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多涉及社会共同性问题，社会适用性强，扩散力和影响力大，容易引起社会关注。而新闻学却主要囿于本学科的范围之内，不易引起社会关注，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二是传播学研究队伍发展快，科研成果多，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渐成气候。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一批赴美国和欧洲学习和研修传播学的高层人员(多获得博士学位)在中国香港、台湾以及大陆的一些新闻院系成为教学队伍的主体和骨干，使传播学的教学与科研队伍迅速扩大，影响力日盛。三是传统新闻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似乎已经难以取得新的突破，因而致使一些研究人员纷纷转向传播学的研究，有的成为“两栖研究者”，有的则干脆放弃新闻学研究，成为专门的传播学研究人员，使得坚守新闻学科传统阵地的人越来越少。四是国家有关部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冠名不够准确和贴切。应当说，国家有关部门将过去隶属于语言文学、作为二级学科的新闻学与新兴的传播学一起提升为一级学科，这对于加强和提高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新闻学与传播学共同作为一级学科的冠名却是“新闻传播学”。这个冠名容易使人感觉新闻学只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无形中弱化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由于冠名的不贴切，也导致了人们认识与实践中的一些混乱。这一点从我国新闻院系的冠名中即可看出。现在全国新闻院系的名称五花八门，很不规范。有的叫“新闻学院”或“新闻系”，有的叫“传播学院”或“传播系”，有的叫“新闻与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系”，也有的叫“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等等。

大学院系的冠名本来也无须非得完全统一。各院系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名称。但要看到，冠名的不统一，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人们认识上的差异，而且还会对一个院系教学计划的制定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产生一定影响。以笔者之见，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名称还是叫“新闻与传播学”为好。这样，下面分设“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也就更显得顺理成章，协调一致了。

综上所述，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的认识已经直接影响到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和发展前景，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认识。下面，笔者将就此问题略陈一管之见，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同人关注，共同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协调发展寻求理想的答案。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

国家有关部门把新闻学和传播学作为两个并列的二级学科，这本身就说明它们不是简单的谁涵盖谁、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与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1. 研究对象的区别

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两种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

新闻学是新闻实践经验的高度抽象，是新闻事业客观规律和知识体系的集中概括。新闻学是研究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与新闻传播规律[52]的一门科学。“新闻学把一切新闻现象和新闻事业的全部工作作为[53]自己的研究对象”。

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新闻学，主要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外新闻界著名新闻人物、新闻媒体和新闻事件的历史。二是理论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的本质特征和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矛盾关系，以及新闻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社会功能和特点，它的工作原则、方法和一般规律。三是应用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等新闻业务方面的应用知识。它探讨的是新闻各项业务的技能方法和一般规律。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传播现象和行为以及传播活动的发生、发展[54]规律和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它把人类传播活动的过程和效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传播学的奠基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的传播过程及其“五要素”说，是对传播过程、结构和功能的全面论述，也是对传播学研究对象的高度概括。

他提出的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要素是:

谁(传播者)———传播什么(传播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传播渠道)———向谁传播(传播对象)———传播的效果怎样(传播效果)。

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分别进行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对象分析和效果分析。

拉斯韦尔在此文中还提出了传播在监测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文化遗产方面的三大社会功能。他关于传播过程的“五要素”模式和传播活动的“三大功能”观点，为后来的传播学研究确定了基本范围和主要对象。后来的一些传播学者，包括被称为“传播学之父”的施拉姆在内，虽然在理论上各有建树，但在涉及传播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上却基本没有离开这些范围和层面，只是更多地借助对传播过程与效果实证研究的不同结论，来分析传播活动对人类及社会的影响，探讨传播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新闻学主要从中观和微观上研究新闻的本质特征、社会属性；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运作规律；新闻工作的原则、方法；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历史；新闻业务的技能及相关知识等。而传播学则主要从宏观上研究人类传播活动的过程和效果；研究传播活动对人类及社会的影响；研究传播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两者的研究对象有些交叉和重叠，但总体看，各自独立的成分很大，存在着许多差异。2. 研究目的的区别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上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和差异。

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开山鼻祖徐宝璜在其所著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中，一语道破了新闻学研究的目的:[55]“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

可以说，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和掌握新闻采写编评制播等业务技能及各种相关知识，以及新闻工作的原则、方法和运作规律，为办好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等媒体服务，因此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和实用性。

而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和了解传播的功能、作用及效果，以便运用各种传播手段与形式更好地为人类与社会发展服务。

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便是为了满足政界、军界和商界的现实需要服务，因而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商业性。

欧洲的传播学研究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对是谁掌握和控制大众传播机构的研究，弄清媒介所有制关系对传播内容的影响，因而特别关注和重视社会的阶级关系、社会体制、政治与经济制度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比较起来，新闻学研究主要是为自身事业的发展服务，偏重于业务技能、报道技巧及相关新闻理念的研究，相对比较微观。传播学则有着明显的社会服务目的，偏重于解释传播活动对人与社会的影响问题，因而相对比较宏观些。3. 研究课题的区别

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不同，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也存在差别。

新闻学关注的是新闻实务问题，因此它多以新闻实际工作中所需要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研究课题。

最早的新闻学研究(约起于17世纪)是从探讨新闻选择的标准和要求开始的。新闻价值标准、新闻真实等实务问题成为早期较为集中的新闻学研究选题。

后来的新闻学研究逐步转向报人和报纸的研究，总结办报经验，为新闻实践服务。世界上第一本新闻学专著《德国新闻事业史》(作者普尔兹，1845年出版)，就是以德国报业发展历史为内容的。

这种研究课题选择方式延续了几百年。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闻事业的发展，选题内容不断拓展、充实，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如新闻道德、新闻立法、媒介经营与管理、媒介传播新技术等，但基本和主要的研究选题依然是以新闻实务、业务技能和职业修养的内容为方向。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出现了与传播学交叉、相融的趋向，许多传播学研究的选题也为新闻学研究者所关注，如新闻传播对社会道德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新闻传播的社会与文化功能等等。

传播学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因此，它主要研究传播活动同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变动与发展的关系。它通过对一些传播过程和效果的实证研究来解释传播行为对人及社会的影响，最终服务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早期的传播学研究大多围绕传播的社会效果问题选择研究课题。这种研究直接服务于社会，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研究人员把战时宣传效果作为研究选题。拉斯韦尔192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就是以此为研究内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研究人员把传媒在战争中的宣传作用及效果作为研究课题，将其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战争。美国试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在二战中就专门组织研究电影对士兵士气的影响，研究传播在改变人的态度方面的作用。战后，他又组织一批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对此问题进行多层面的深入探讨，并将研究成果汇集成《传播与说服》一书出版。

20世纪40年代，美国传播学研究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传媒对选民行为及其态度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他从1940年开始便将总统选举作为研究课题，通过大规模的连续性调查，研究大选期间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因素，探寻选民政治态度形成与变化的规律。后来，他将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书名为《人民的选择》。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电视的普及及其对社会与大众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研究电视传播对社会行为(暴力、性等)的影响一时成为热门课题。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传播学的研究重心开始由传播效果转向对传播过程各个相关方面的研究。如传播的发生和效果与长期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受众的选择和反应与社会心理、个性心理的关系等等。

后来，传播学的研究借助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逐步扩展到更广的领域，研究课题也多种多样。如有对人类一般传播行为的研究；有对跨文化传播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对大众媒介与人的现代化、传播与科技发展的研究；有对媒介制度和传播体制的研究；有对国际性传播新秩序与新闻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还有对传播哲学的研究等等。

虽然研究面越来越宽泛，但重点还在于对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例如，1992年和1996年，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学者在香港联合举行的两次传播学研讨会，就分别以“传播与社会发展”和“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为题。

从研究的课题上看，新闻学与传播学虽然也存在一些交叉和共同之处，但总体看，从涉及的范围、选题的重点和研究的角度来看，也都有不少区别。4. 研究方法的区别

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于1957年概括了从新闻学研究到大众传播学研究在方法上的发展变化。即:(1)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方法。(2)从人文科学到行为科学方法。

———新闻学以哲学、文学为基础；传播学以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为基础。(3)从伟人研究到过程与结构研究方法。

———新闻学注重对报人的传记性描述；传播学注重揭示大众传播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变化及其因果关系。(4)从区域性角度到国际性角度方法。

———新闻学研究多囿于某一国家、某一区域的范围内；传播学研究常跳出某个国家、某个区域，将研究视野延伸到世界范围。

从施拉姆的结论反映出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和区别。应当说，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新闻学运用的方法较为简单和狭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闻学开始借鉴传播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分析方法，并且运用各种新的方法论及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开展研究，从而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增强了研究的效果。5. 研究人员的区别

新闻学首先是由新闻实务工作者从新闻业务研究开始的。最早的一批研究成果多为他们的经验之谈。

一些历史学者从史学角度研究新闻业(开始是报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既为新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也扩大了新闻学研究的队伍。

新闻院校的师生和专业新闻研究人员是新闻学研究的主力军，许多研究成果出自他们。教学、科研和实务工作者的紧密结合，使新闻学的实践性与实用性在研究中得以很好的体现。大批研究成果对改进新闻报道、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传播学首先是由一批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涉足的。他们从各自学科的角度研究传播行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的心理和态度等方面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式和观点，为传播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专门的传播学者。

随着传播学教育的发展，一批批科班出身的传播学者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研究成果日益被社会所认可，不但提升了传播学的理论品位，而且也扩大了传播学的社会影响力。

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人员中存在着相互交叉的现象。既有新闻学者介入传播学研究的，也有传播学者介入新闻学研究的，有的人干脆就成了“两栖学者”，兼顾两方面的研究。不过他们大都有所侧重，有的侧重于新闻学，有的侧重于传播学，个别的也有弃此投彼，倒向一边者。但从总体看，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主体和主力研究者界限依然是清楚的。6. 人才培养目标与方式的区别

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还须涉及二者在人才培养目标与方式上的差异。

新闻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能为社会与公众及新闻传媒服务的新闻工作者，许多新闻院校都把自己称为“记者的摇篮”。社会主义新闻学教育的目标更明确，它是培养能担负党、政府和人民耳目喉舌责任的，德才兼备的新闻工作者。基于这一培养目标，传统新闻院校把培养学生的政治理念、业务技能和道德素养作为主要任务，并且采用理(论)实(务)并重的教学方针，既注意学生理论素质的培养，又注意学生业务能力的训练，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媒体业务工作的需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传播学教育不像新闻学教育那样，把培养适应媒体需要的新闻工作者作为自己主要的人才目标。它的培养目标较为宽泛，同时也较为不确定。因此，它并不把新闻传播的业务技能及相关知识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而只是让学生掌握一些传播学的理论模式和应用方法。这种情况导致了它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也与传统的新闻教育不同，正如美国学者贝蒂·麦迪斯格(Betty Medsger)指出的:“传统的新闻院系鼓励老师在学生的学习和作业上花更多的时间，鼓励教师多批改学生的作业。而传播学却是鼓励老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给学术刊物写文章上，割断新闻传播学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割断新闻学教授与新闻学专家的[56]联系。”其结果，使得一些传播院系的学生毕业后不会采访，不会写新闻，无法适应媒体业务工作的需要。

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存在的上述区别，说明了它们的学科差异。显然，它们之间是无法由一方取代另一方的。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

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虽然存在着许多差异，但它们相互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1. 新闻学是基础，传播学是由新闻学衍生发展而来的

人类的新闻信息传播活动早已有之，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但是人类对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研究却是在近代报纸出现以后。最早的新闻学研究其实是报学研究。随着报业的发展，新闻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并且渐成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当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体作为一种新闻传播手段出现以后，新闻学的研究领域迅速扩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领域，形成更加完整、成熟的学科体系。

传播学是新闻事业发展到广播、电视媒体阶段，形成社会性的大众传播业之后出现的。最初它是以研究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行为、现象及其结果为内容的，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大众传播学。后来，随着大众传播学研究的逐步深化，产生了理论层次更高、涉及传播行为本质的传播学。

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产生过程看，是先有新闻学，后有传播学。新闻学是母体，是传播学的前身。传播学是由新闻学孕育、衍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历史，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虽然相对来说，传播学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其外延也更加广泛，新闻学的有些内容是涵盖在传播学之中的。但新闻学也有很多内容是传播学所涵盖不了的。正像商品学和经济学的关系一样，虽然经济学能够涵盖商品学的一些内容，但经济学却不能完全取代商品学。同样的道理，传播学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新闻学。2. 新闻学可以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吸收了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原理和研究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是值得传统新闻学借鉴的。

例如，新闻学可以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思路，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从更加宏观的范围和高度研究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以使新闻传播更好地体现为人类生活和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

再如，新闻学可以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多采用一些定量分析方法、行为科学方法、过程与结构研究方法，来开阔自己的研究思路，增强研究的效果。3. 传播学也可以借鉴新闻学的研究成果

新闻学研究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已有了许多科学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新闻传播中的一般规律，对于人们认识和掌握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自身和整个社会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作为研究人类传播行为和大众传播现象的传播学应当借鉴新闻学的这些理论研究成果。这样，既有利于自身学科的充实和完善，也可以更好地体现传播学为传播事业发展服务的宗旨和方向。三、结论

第一，新闻学与传播学互有区别，但又相互联系，各有其特点和科学内涵，有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二，新闻学与传播学不应相互排斥，而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搞门户之见，要多寻求合作，以图共同发展。

要看到，排斥新闻学，否认其历史贡献及现实应用价值，会削弱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也不利于新闻事业今后的发展。

排斥传播学，否认其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会妨害传播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不利于传统新闻学吸纳传播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拓宽研究思路，开阔研究视野，从宏观上把握新闻传播的本质特征及运行规律，更好地利用新闻传播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服务。

第三，新闻学要开阔思路，不断创新，冲破传统束缚，转变陈旧观念，在借鉴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发展自己，建立起更加科学、系统的学科体系。

第四，传播学要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防止急功近利行为，增强理论思维，提高学科研究的理论层次，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巩固自身的学科地位。

第五，我国传播学研究要加大本土化步伐，扩大能直接为我国新闻实践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研究层面及研究成果，使来自西方的传播学能更好地为我国新闻事业及其他社会事业服务。

新闻学与传播学本属一家(共同被列为一级学科)，原本就应当各扬其长，携手共进，一道为人类与社会服务。笔者相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前景和实际应用价值都会是大有前途的。

上述观点仅是个人的初步思考和粗浅之见，今以此文示于学术界同人，企盼得到指教。注释[52]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53]郑保卫:《新闻学导论》，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54]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55]徐宝璜:《新闻学》，转引自也日页松本君平等:《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56]Betty Medsger:“Winds of Change:challengers confronting journalism education”，Arlington，VA:Freedom forum，1996.转引自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21世纪新闻教育思考》，《新闻记者》2001年第1期，第25页。

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

西方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之后，很快便以它那全新的知识框架、理论模式、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生动案例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激发了不少新闻学者的学习冲动和研究热情，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了传播学的研究队伍之中。

这是我国独有的一个奇特现象———最初研究传播学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新闻学者，而最早引介传播学的也是几位大学新闻系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陈韵昭先生。这和西方国家首先是由一批政治学者、心理学者、社会学者开展研究，并由他们进行传播学的学科理论创造是完全不同的。

笔者本人接触传播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时。记得后来我还有幸在人民日报社，听过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讲座。但真正去作研究则是在1987年。当年为参加在郑州召开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我撰写了一篇论文《新闻传播控制论系统探析》，尝试用传播学、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新闻传播中的控制现象。遗憾的是，那次研讨会后来未能举行，这篇论文只好投给了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办的[57]《新闻传播》，在当年的秋、冬季号上连载发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传播学的学术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成果在不断积累，社会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学科地位也在不断提升。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一道共同被国家确定为并列的一级学科，冠名为“新闻传播学”(其实这个冠名不够准确和贴切，它容易使人感觉新闻学只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果用“新闻与传播学”会更加规范)。

仅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新闻学奋斗了数十年才争取到的学科发展目标，传播学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其学术魅力不可谓不大。

传播学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多涉及社会共同性问题，社会适用性强，扩散力和影响力大，容易引起社会关注。而新闻学却主要囿于本学科的专业范围之内，不易引起社会关注，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二是传播学研究队伍发展快，科研成果多，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渐成气候。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一批赴美国和欧洲学习和研修传播学的高层人员(多获得博士学位)在中国香港、台湾以及内地的一些新闻院系成为教学队伍的主体和骨干，使传播学的教学与科研队伍迅速扩大，影响力日盛。三是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学作为“老学科”(相比传播学而言)，在学科创新和学术突破上难度较大，从而使得许多新闻学研究者纷纷转入传播学研究，这样一来，传播学的力量壮大了，新闻学的力量却相对弱化了。

传播学快速发展而掀起的一股股“传播学热”，可谓“有喜有忧”。“喜”的是，它可以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带来机遇；“忧”的是，这一现象对其深入发展也可能会带来某些“隐患”和负面影响。

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切入，试图提出一些当前我国传播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中所存在的现象和问题，以引发传播学界朋友们的关注，并希望能对传播学今后的深入发展有所裨益。二、传播学的学术定位

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其学科地位的提升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传播学的过度“膨胀”和盲目“扩张”。这些年出现了许多“怪现象”，使人们有时真不知道，到底应当怎样来看待和评价传播学，怎样来对其进行准确的学术与学科定位?1. “百货筐”?“汇贤堂”?“怪现象”之一，传播学似乎成了一个“百货筐”，好像什么都可以往里搁，往里装。

近年来出现的“传播学热”，使得许多领域的研究者们都想往传播学上靠，希望借助传播学来拓展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于是乎，各个领域的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都被纳入了传播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各种各样的传播学“分支”不断涌现。比如“政治传播学”、“文化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科技传播学”、“军事传播学”、“体育传播学”、“卫生传播学”，等等，当然也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

不是说这些研究不该作，也不是说它们没有学术价值，而是说如果把各个领域的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都视为传播学的内容，如此“扩张”，无形中可能会导致传播学本身核心观念和本体理论的“迷失”与“混乱”。因为这些研究成果，充其量只能说是某一研究领域与传播学相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它们毕竟还不是传播学“本身”。更何况还有一些根本与传播学不搭界的东西也冠上了“某某传播学”的名称。“怪现象”之二，传播学似乎成了一座“汇贤堂”，好像哪路“圣贤”都可以往里请，往里进。“传播学热”引发的另一种现象是，近年来随着作为一级学科的“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别作为二级学科，其下属的三级学科也都在急速扩张。这其中，传播学似乎更容易被认可，其“包容度”似乎也越来越宽泛。在划分二级学科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把许多原本归在新闻学范畴内的一些三级学科纳入传播学之中，如“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等。其实，按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它们都属于“新闻学”的范畴，但是现在许多新闻院校已经将它们归入了“传播学”之中。而新建立的“网络传播学”，以及新发展起来的“传媒经济学”、“公共关系学”等，也大都被划到了传播学中。

应当说，在目前状况下，这种划分对于新闻院校整合与平衡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的资源及力量，保持两个学科的均衡与协调发展有着一定积极意义，但是无形中它也会模糊和混淆传播学本身的学科范畴与学科界限，不利于传播学的准确定位和科学发展。2. “圈占地盘”?“固守疆土”?

分析上述两种现象，其实很多情况并非出自传播学的自愿，而是其他学科出于学习和借鉴的需要，自己往传播学上“靠”的结果。不过有些情况似乎也像是传播学在主动“圈占地盘”。例如，前些年有的传播学者片面强调“新闻学是传播学的分支”，并提出要“用传播[58]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就给人这种感觉。

其实，作为新闻学和传播学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新闻传播学”，将其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可以的，因为它同时也可以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但是进而得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结论就难免显得偏颇。

另外，像“传媒经济学”，也不一定非要归在传播学里，因为新闻学同样可以从传媒业管理和经营的角度去研究传媒经济现象。

我想，如果确实是出于自身内涵发展的需要，去拓展学科范畴，扩大学科影响，这应当是无可非议的。但若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盲目地“圈占地盘”，不如立足于“固守疆土”，努力把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土”，练好自己的功，办好自己的事，真正把属于学科自身范畴内的，能够确实体现自己的学术品质和学科内涵的东西琢磨透、研究深，特别是多在实现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创新和本土化上下工夫。

上述存在的问题，应当说很多并不是传播学自身的问题，因为传播学自己并不一定想要成为“百货筐”和“汇贤堂”，任凭人家什么都往里“装”，往里“进”；也不一定非要急着“圈占地盘”，扩充领域，硬是要把人家往自己的“地盘”里“圈”。

以笔者之见，为学科的科学发展计，传播学自身应当注意分清哪些是属于学科本身的，或与学科相关的、有联系的，可以往自己的“箩筐”里“装”，往自己的“殿堂”里“进”，往自己的“地盘”里“圈”；哪些是不属于学科本身的，或与学科不相关的、没有联系的，不该往里“装”，往里“进”和往里“圈”。总之，要注意为自己的知识体系、学术品质和学科内涵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定位，要防止让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混淆”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淡化”了自己的学术品质，“曲解”了自己的学科内涵。三、传播学的学科发展

我国传播学要实现创新与发展，以笔者之见，关键需要在实现“本土化”和“个性化”两方面下工夫。1. 国际化?本土化?

自传播学引进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推介和评价国外传播学的成果，各种各样的传播学译著可谓琳琅满目，各类评介西方传播学的著作也是林林总总，一些传播学学者近年来纷纷走出国门，走上国际传播学学术会议的讲坛，发表论文和讲演。从这些方面看，可以说目前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在“国际化”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

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如此众多的传播学成果中，真正出自我国传播学者的、能够体现其独自研究心得和创造性思维的东西相对较少，特别是能够结合我国国情，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解决我国新闻传播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我想，今后传播学要实现创新与发展，既需要继续在体现国际化方面下工夫，像跟踪国外传播学最新研究成果，加强同国际传播学界的交流与对话，参与国际传播学领域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的课题攻关，等等；但更重要的应当是立足于我国国情，要从满足我国传媒业改革与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组织科研课题，开展学术研究，发表研究成果。要真正使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我国传媒业改革与发展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真正为党和政府提高执政能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支持和咨询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传播学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也才能真正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传播学”。2. 一般化?个性化?

我国传播学要在吸收和借鉴国外传播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减少“一般化”，实现“个性化”也是必然的选择。

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一般化”现象较为突出，一是表现在推介国外传播学研究成果方面的大同小异，重复过多；二是表现在传播学自身研究中存在着题材、内容和方法上的雷同，缺乏创新及深度。总之，很多研究成果缺少新意，缺少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征，缺少“个性化”的东西。

所谓“个性化”，说白了就是要减少和去除“一般化”，要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够体现个人的思想风格和理论特点的东西。

要达到和实现这种“个性化”，就需要提倡研究者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力求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及特色，鼓励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要用“个性化”的研究成果来替代那些毫无特点的“一般化”的东西。当然，也只有有了大量“个性化”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促进传播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实现。四、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协调发展

在研究我国传播学发展历程的时候，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问题。两者之间到底是相轻相斥的关系，还是相依相存的关系?是特立独行的关系，还是携手并进的关系?这是需要传播学界和新闻学界共同思考的问题。1. 相轻相斥?相依相存?

在对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认识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学是传播学的分支，传播学涵盖了新闻学，有的人干脆提出要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另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学是新闻学，传播学是传播学，两者相互排斥，难以相容共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互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应当是一种相依相存、合作共赢的关系。

要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需要先从认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产生的过程谈起。

国家有关部门把新闻学和传播学作为两个并列的二级学科，这本身就说明它们不是简单的谁涵盖谁、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以及人才培养目[59]标与方式等方面，都有着许多区别。

另外，从两者所产生的时间上看，是先有新闻学，后有传播学。新闻学是传播学产生的基础，传播学是在新闻学的孕育及催助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历史，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最早的新闻学研究是在报业出现之后就开始的。随着报业的发展，新闻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并且渐成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当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体作为一种新闻传播手段出现以后，新闻学的研究领域迅速扩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领域，形成更加完整、成熟的学科体系。

传播学是新闻事业发展到广播、电视媒体阶段，形成社会性的大众传播业之后出现的。最初它是以研究大众传播的过程及效果为内容的，其中尤以研究大众传播对人与社会的影响效果为重点，由此而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大众传播学。后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化，产生了理论层次更高，涉及传播行为的本质及其规律，而且领域更加宽阔的传播学。

由此可以看出，传播学从其产生过程，到其研究内容，再到其研究成果，往往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离不开新闻现象，离不开人们的新闻传播活动。显然，传播学与新闻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当然相对来说，传播学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其外延也更加广泛，新闻学的有些内容是涵盖在传播学之中的。但由此得出结论，说传播学可以替代新闻学，就有些脱离实际了，因为新闻学有很多内容是传播学所涵盖不了的。“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前些年曾流行一时。当时有人认为国内传统新闻学已陷入“穷途末路”，应当由传播学来取代。其实，这种思想脱离了学科发展的实际，不但不利于新闻学的发展，对传播学自身的发展也没有好处。因为，先于传播学出现的新闻学，有其自身的学科优势，虽然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挫折和困难，但是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想取代它是办不到的。这已为近年来新闻学发展的现实所证明。相反，新闻学的繁荣与发展还会对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以笔者之见，今后传播学要想赢得更大发展，关键在于要提升自身内在的学术品质，拓展自身原有的学科内涵，增强自己对社会与公众的影响力，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总之，传播学与新闻学互有区别，但又相互联系，各有其特点和科学内涵，有其独特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2. 特立独行?携手并进?

既然传播学与新闻学互有区别，又相互联系，那么相轻相斥和“特立独行”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而是需要相互借鉴，携手并进，力求实现双赢共荣。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吸收了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原理和研究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很值得传统新闻学学习和借鉴。

因此，新闻学应当开阔思路，不断创新，冲破传统束缚，转变陈旧观念，在借鉴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发展自己，建立起更加科学、系统的学科体系。

例如新闻学可以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思路，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从更加宏观的范围和高度研究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影响，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以使新闻传播更好地体现为人类生活和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

新闻学还可以借鉴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多采用一些定量分析方法、行为科学方法、过程与结构研究方法，来开阔自己的研究思路，增强研究的效果。

而传播学也应当借鉴新闻学的学科理念及研究成果，要注意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防止急功近利行为，增强理论思维，提高学科研究的理论层次，增强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巩固自身的学科地位。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尤其要注意加大本土化的步伐，要努力扩大能直接为我国新闻实践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研究层面及研究成果，使来自西方的传播学能更好地为我国新闻事业及其他社会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服务。

传播学与新闻学共同被列为一级学科，原本就应当各扬其长，携手并进，实现合作双赢，协调发展，一道为人类与社会的发展服务。笔者相信，我国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发展都会大有前途的。

上述观点仅是笔者个人以一个新闻学者的视角，观察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粗浅看法，当属于一家之说、一孔之见。由于自己对传播学本身的研究不多且不深，因此认识上恐多有不妥乃至错讹之处，今以此文宣示于学界同人，意在引发大家对传播学和新闻学发展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企盼得到批评指教。注释[57]郑保卫:《新闻长思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58]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59]参见郑保卫:《新闻长思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6页。

第二编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

试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与条件

试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始终作为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运用自己特有的手段和优势，为实现党的斗争目标和革命理想服务，为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服务，为无产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正是在这丰富的实践过程中，它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完善自己的传统和作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原则和业务规范，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原则和理论体系，成为我国新闻思想发展过程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学科理论和思想体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实践者、继承者，也是其丰富者、创新者。他们认真总结自己运用报刊及其他各种新闻媒介指导战争、指导政权建设和指导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及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发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方面的经验，用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并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发展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地位。一、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奠基者和开创者，是他们在吸收与借鉴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和指导欧美国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工作实践的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列宁、斯大林又在学习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运用新闻媒介指导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新闻实践经验，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推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他们不但根据自身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不同特点，总结了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而且还就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及时的理论总结，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科学理念，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当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新闻思想中。而长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是其集中代表。

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赞同并阐述了他们的一些理论观点，同时又根据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特点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历史使命的特殊要求，对党报的性质、任务、功能、工作原则等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阐释，从而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实了新的内容，显示出了新的生命力。

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涉及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具有深化、创新和发展意义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强调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要实行“政治家办报”，强调新闻机构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要同党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要成为指导斗争、指导工作、指导群众、指导舆论的思想武器。二是注重调查研究，崇尚实事求是，强调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提倡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三是倡导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坚持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强调要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的支持办好新闻事业。四是重视新闻工作的文风建设，反对新闻宣传中的“党八股”现象，提倡要树立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根据国情的变化，对党的新闻工作有许多新的理论思考，提出了一些新的工作要求。

比如，他要求新闻工作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另外，他从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一哲学原理出发，指出报纸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因此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由此，他认为，报纸等新闻媒体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再如，他从执政党应取信于民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强调党报要说真话，要如实向群众说明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告诫全党同志，“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还有，他提出了舆论“一律”与“不一律”的问题，强调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等。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工作要求对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由于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长达20年的极“左”路线的干扰和毛泽东本人晚年所犯错误的影响，我国新闻事业并没有能够完全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正确的思想原则和理论观点进行实践，相反却成为极“左”路线的“推波助澜”者，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与毛泽东同期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党的新闻工作也有许多理论阐释。他们的理论观点作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组成部分，对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刘少奇基于人民群众作为新闻传播的主体这一基本认识，所提出的一些新闻观点，使我们侧重从群众的角度来认识党的新闻事业的功能、作用及工作特征与要求，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认识。而周恩来在长期指导党的新闻工作的过程中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也是党的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承上启下的一代领导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指导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和推动新闻改革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党的新闻事业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新闻工作应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宣传上来，在服务四化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新闻工作要坚持改革，要为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服务；新闻工作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新闻工作者应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等，大大充实了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新闻工作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将其视为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党和国家命运所系的工作”。他们从新时期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内外形势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以及所应遵循的工作原则，作了许多新的理论阐释。他们强调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应当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根本方向；应当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应当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应当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报；应当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保证新闻舆论的正确方向；应当实行正确的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应当坚持真实性原则，力求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把握事物的真实性；应当坚持新闻改革，力求既满足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又实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应当加强新闻队伍建设，培养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工作者；应当讲究宣传艺术，注意宣传效果；应当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同时又提倡多样性；党组织要提高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水平，要按新闻规律来指导新闻宣传工作，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有些虽然属于旧话重提，但是却有着许多新的时代特征，包含着许多新的思想内涵。有些则是根据新时期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提出的全新的观点。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指导新闻工作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新的改革举措和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在新闻工作理论指导上有许多创新之处。例如强调新闻工作要坚持“三贴近”原则，要体现“以人为本”；提出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以及改进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意见；实行政务、党务和社会公共信息公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新闻界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作出治理整顿党政部门报刊的部署，以促进其深化改革，走向市场，从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推动整个新闻业的改革与发展；明确我国新闻业的产业属性，将其列为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将新闻学纳入国家重点发展、需要形成能够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科学体系的九大社会科学之一；把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列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等等。

从邓小平、江泽民一直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这些理论观点，不但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注入了新鲜的内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建设的新贡献。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是我国新闻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和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的重要使命和任务。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体系。

而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依据作为我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实践总结及理论概括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学的学科建设获得了难得的机遇和少有的有利条件，这不但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同时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

这些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党的新闻思想和社会主义新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带来了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国家的对外开放，而且也大大促进了新闻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在这20多年中，我国新闻事业不但在规模和数量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在宣传思想、新闻理念、报道业务和经营管理机制与方式上都有很大的调整和变革，从而使得新闻传播能够建立在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符合学理、更加讲究效益和效果的基础之上。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为我国新闻事业营造了深化改革、快速发展的良好环境，使得我国传媒业不但尝到了借助市场发展自己的甜头，同时也积累了在改革和创新中求发展的经验。以都市报为主体的一些大众化报纸顺应时代的需要，其“面向市民，面向社会；关注市场，关注读者；精心策划，精心办报；注重效果，注重效益，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善于运用市场经济机制来发展报业”的成功做法，带动了整个报业的改革和发展。广播电视也适应市场需要，根据不同听众、观众的需要，细分市场，设置不同的节目、栏目和频道，实现受众的“分众化”，同时注意打造“精品栏目”和“精品节目”，用以吸引受众，同样获得了成功。

我国传媒业在改革发展中所焕发出来的创造力，所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为党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学科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宝贵的资料，特别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更是具有重大意义。

二是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闻传播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新闻传播与民主政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新闻传播，民主便失去了它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民主精神的新闻自由；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得以存在的一种保护手段和实现形式———为民主自由勇敢呼号的新闻媒体。而若没有民主，新闻传播便会失去自己应有的品质，失去体现新闻传播本质与内涵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我国党和政府近年来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创造良好的民主政治氛围，营造全社会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指导新闻工作方面，党和政府近年来逐步放宽政策，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给媒体以更多的自主空间，为它们更充分地发挥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

新闻媒介也适时地依靠党和政府在“信息公开”、“舆论监督”和“社会民主”等方面所采取的一些宽松政策，在“实行信息公开，尊重和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加强舆论监督，实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监督；发扬社会民主，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等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尝试和有益的工作，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也促进了自身的改革和发展。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指导新闻工作方面采取了许多鼓励媒体改革创新的政策措施，如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改进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实行信息公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舆论监督、治理整顿党政部门报刊、推进传媒业的产业化建设和发展等等，为媒体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改革发展中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提供了保障。

特别是在2003年春天抗击“非典”的报道中，党和政府前所未有的实行信息公开的力度和加强舆论监督的强度，使得新闻媒体获得了充分发挥特有的功能和作用的空间。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媒体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得以及时、广泛、准确地传播有关疫情的信息，得以对抗击“非典”中的失职者和枉法者进行有效的批评和监督，使群众真正感受和体会到了关键时刻传媒的作用。这段时间里的新闻传播信息量之大，针对性之强，传播效果之好，都是以前少有的。这些经验对以后的新闻改革和传媒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也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三是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

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开放而又宽松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保证其能够广纳众家之长、博采众家之言、促进学术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党的新闻思想建设和新闻学科的创新与发展同样需要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氛围和环境呈现出逐步开放的趋势，在总结和梳理自身传统和经验的同时，能够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纳国内外的一切优秀理论成果，用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其实，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本身就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理论体系，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它总是根据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新闻工作性质与任务的变化，用新的实践、新的理论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

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再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坚持了开放和创新的原则。他们始终是站在时代的潮头，根据当时形势发展和新闻实际工作的需要，在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适合当时需要的新的理论观点的。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那许许多多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期的革命斗争和新闻工作实践，才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事业的党性立场、舆论导向、群众路线、政治家办报、实事求是作风，以及新闻工作要适应革命斗争与经济建设需要等一系列新闻工作中的重大原则问题的独特理解。

在坚持开放的前提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吸纳营养，不断地改革创新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永远的话题，也是我们党的新闻思想与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研究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所要达到的目的。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要弄清哪些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是需要学习借鉴别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哪些是需要按照传统和常规办事的；哪些是需要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工作要求进行改革创新的。总之，党的新闻思想与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研究要坚持改革开放，真正学会不断用新的知识、新的实践、新的理论去充实、完善、创新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和学科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机遇和条件，近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自己较为科学、系统和完整的知识架构和理论体系，这不但为其自身今后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以其作为理论依据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与条件题注:本文全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与条件，即吸收和借鉴我国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学习和继承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办报传统、总结和汲取自身新闻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吸纳党的领导人的新闻思想和新闻观点等。本文发表于《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充实、日益成熟的过程，期间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一、吸收和借鉴我国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

毛泽东曾说过，自己是梁启超作品的忠实读者。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非常爱读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据说《新民丛报》上的一些梁启超的文章他都能背诵。毛泽东还尊称孙中山先生为“革命的先行者”，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其事业的继承者，他通过孙中山创办的《民报》等报刊了解其革命主张。

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早年受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展和理论探索都与吸纳我国资产阶级的有益经验和理论成果有着一定的关系。在新闻工作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从资产阶级那里也吸收和借鉴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1918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组织的首期培训班。这期间，他从徐宝璜、邵飘萍两位老师的授课(前者讲授新闻理论，后者讲授新闻实务)中学到了许多新闻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当时，徐宝璜在讲课中概述了报纸的六大功能———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提倡[1]道德、振兴商业，使他认识到报纸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徐宝璜讲的报纸“善用为福”、“滥用为祸”的巨大的舆论功能，更是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为他后来运用报刊组织舆论的依据。学习期间，他还登门造访，当面向邵飘萍老师求教。一年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报刊活动实践。这份在当时影响巨大，受到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高度评价的报纸的成功，与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培训班的学习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属于“科班办报”，而且他后来成功的报刊实践，以及他对报刊工作深刻的、独到的理论认识，应当说也都得益于他早年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和积累。

学习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报刊活动家的办报实践和办报思想，从中汲取经验和营养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报刊活动的共同特征。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到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等，概莫能外。他们有的追随辛亥革命开始办报活动；有的在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民主报刊；有的则通过阅读和研究资产阶级报刊从中汲取知识和营养。总之，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中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从鸦片战争开始至辛亥革命前后我国陆续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他们一方面创办报刊服务于自己的政治斗争实践，一方面也在实践中提出一些新闻观点，阐释自己的办报思想。如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王韬、郑观应，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人这一时期都对报刊工作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

洪仁玕在其所著《资政新篇》中就提出了设报馆办报纸的主张。他认为，报纸“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农商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2]在他看来，报纸具有沟通上下、监督政府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王韬在其《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和《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等文章中主张放宽言禁，设立报馆，开展对外宣传。他认为，报纸可以[3]“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可以使“民隐得以上达”。他还提出，办报是为了“立言”，即可以议论时政，宣传变法改良的主张。他亲自创办了大型政论报纸《循环日报》，并开创了我国报纸政论之风。

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毛泽东少年时喜读书籍之一)一书中专有一章论述“日报”。他认为，设报馆“其益甚多”:可以“通民隐”，“达民情”；可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可以“有功于救荒”、“有功于除暴”、“有功于学业”，等等。他还提出了办报者应当[4]“据实直书，实事求是”的主张。他对报刊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理解得非常宽泛。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大师和著名政论家，也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他先后参加过《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湘学报》、《湘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十几种报刊的创办、主编及编辑出版工作，这些报刊成为他鼓吹维新变法和宣传其政治主张的工具。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敬告我同业诸君》等专论文章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办报思想。梁启超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说它是“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强调报纸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认为报纸是“人道总监督”，应处在与政府平等的地位，应担负起“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他还提出了新闻写作应当做到“博、速、确、直、正”，评[5]论写作应当做到“公、要、周、适”等观点。他撰写了大量为世人称道的政论文章，形成了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阶段———政论文体阶段。

孙中山是卓越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宣传家。他提出，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必须创办机关报，而机关报必须把宣传革命政党确立的民族、民主、民生的纲领和主张作为首要任务。他亲自指导创办《中国日报》、《民报》等革命报刊，并使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改良派斗争的武器。他在为《民报》写的发刊词中写道:“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也。”他希望《民报》能成为同盟会[6]的“喉舌”，担负起“先知先觉之天职”，发挥好“舆论之母”的作用。孙中山领导的《民报》同改良派报纸《新民丛报》的政治大论战，显示了革命派报纸的斗争锐气，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留下了报刊论争的典型范例。他的办报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上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办报思想与办报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新闻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关于报刊性质、功能、任务、作用等方面的论述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新闻事业性质和功能的重要依据。他们关于新闻真实、新闻价值、新闻伦理、新闻文风等一些新闻工作基本问题的论述，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同。这从毛泽东等人的新闻实践和相关论述中即可看出。他们都把报纸视为进行政治宣传，启迪民众思想，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刘少奇曾多次谈到要学习资产阶级办报经验的问题，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报刊实践和报刊理论的某些认同和客观的评价。当然他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批判地学习”，要避免不加区别地接受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我国资产阶级早期新闻思想的形成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有着一定的联系。例如，最早在中国传授新闻学并且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的徐宝璜，就是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回国的，他的《新闻学》一书中就吸纳了美国新闻学理论的许多内容。

20世纪初国外一些学者的新闻学理论和一些报人的办报主张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美国新闻学者卡斯柏·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等人的新闻学著作和办报主张，经翻译出版和传播评介后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而这些思想通过一些资产阶级报刊活动家的传播，对一些早期共产主义信奉者的办报活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李大钊就曾撰文介绍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始人格里申的办报主张。二、学习和继承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办报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也是整个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办报传统、办报经验和办报思想是同学习和继承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办报传统、办报经验和办报思想密不可分的。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办报传统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开创的，他们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创办的《新莱茵报》，是世界上第一张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党报，列宁称之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7]关报”。在这期间，他们积累了许多无产阶级的办报经验，也开创了许多无产阶级的办报传统，形成了许多无产阶级的新闻思想。这些办报经验、办报传统和新闻思想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宝贵财富。无论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报刊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革命报刊都学习和借鉴了这些经验和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这些传统和作风。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从俄国传入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经过认真思索后所得出的结论。所以，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学习俄国、学习布尔什维克党、学习列宁的思想而实现的。从报刊活动和新闻工作的角度看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也是通过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办报经验、办报传统，学习列宁的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来接受世界无产阶级的办报经验和办报传统，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的。

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办报经验、办报传统和办报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他在办《火星报》时就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火星报》的办报方针。他指出:“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8]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一生中创办和主编的报刊有30余种，其办报方针和办报传统主要是学习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办《新莱茵报》的经验和传统，同时他又根据俄国自身国情和党情的特点，根据俄国自身斗争实践和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原则和办报要求，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思想。

以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是从学习和运用俄国布尔什维克报刊以及列宁的办报经验和办报思想来指导自己的新闻实践的。

例如，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关于“宣传”部分的有关规定，就同1920年7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的一些内容相一致(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第3号曾全文译载了这个文件)。

前者规定:“日常的宣传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须由确实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

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服从党中央委员会；……[9]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完全的党的政策。”

后者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10]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

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中，列宁的新闻思想成为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指针，党的许多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刊的重要文章中有不少是阐释列宁的办报经验和办报思想的。特别是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思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经常宣传的重要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的早期机关报刊《布尔塞维克》、《红旗》等，以及后来延安的《解放日报》等等，就都专门发表过有关的社论和文章。例如1929年9月1日《布尔塞维克》刊载的文章《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战线———列宁论党的组织》、1930年5月10日《红旗》的《党员对党报的责任》、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的《党与党报》中就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当时，中国共产党希望自己的报刊能够成为列宁所倡导的党的战斗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报纸非常重视学习苏联的办报经验和列宁的办报思想。1942年7月1日，《解放日报》实行改版，在这一天报纸的第2版上半版，以《怎样办党报》为总标题，上面除了发表中宣部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外，还刊登了《列宁论党报》、《联共党史论掖真理报业》、《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等几个联共(布)关于党报工作的文件，说明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决心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办报经验和列宁的办报思想的明确意图。

同年7月18日，《解放日报》在题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的社论中，大段引用了列宁在1918年写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11]一文中的话，并明确提出“要彻底实现列宁的指示”。

党的机关报如此明确地提出学习列宁的新闻论述，再次表达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决心学习苏联共产党办报经验和列宁办报思想的强烈愿望。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新闻界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也同学习苏联有着密切联系。1944年延安的一些报刊刊登了介绍苏联《前线》剧本的文章，《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掖前线业里可以学习些什么》的社论。虽然其主要目的在于要求全党加强学习，开展批评，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客里空”的浮夸、造假给新闻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使新闻界的同志受到了教育。到了1947年，解放区新闻界结合当时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专门反“客里空”的运动。中宣部对率先发起此项运动的《晋绥日报》提出表扬，并要求大家都来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精神，由此在整个解放区新闻界展开了一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反“客里空”的思想教育活动，使参加者受到了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思想路线和新闻业务教育。

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逐渐成形并趋于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如党性原则思想、群众办报思想、新闻批评思想、实事求是、真实客观思想等等，可以说都同当时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办报经验、办报传统和列宁、斯大林的新闻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在党成立初期，共产国际从组织上到宣传上都给予中国共产党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当时，共产国际曾专门派维经斯基和马林等人来指导和帮助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建党和开展宣传工作，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有机会直接学习和借鉴世界无产阶级的办报经验和办报传统。

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世界无产阶级的办报经验还有一个渠道，就是通过一批革命者到俄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学习、访问和办报的实践。如瞿秋白1920年就曾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赴俄访问，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旅俄通讯，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这期间，他也获得了直接学习俄国办报经验的机会。再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人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通过自己创办革命刊物，学习和积累了一些创办革命报刊的经验。

另外，从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有一批人先后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如在共产国际组织)，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机会。有些人回国以后参加了党报的领导工作(如张闻天等人)，他们也把在苏联学到的经验运用到了指导办报的实践中。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办报实践及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代表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办报经验、办报传统和列宁、斯大林等人的办报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这同当时党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所处的环境、条件有着紧密联系。三、总结和汲取自身新闻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在事物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受到许多外部因素和条件的影响，但是，应当说主要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自身新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

在长达80多年的新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曲折，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这些经历、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正是在不断总结和汲取这些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得以逐渐形成，并不断走向成熟，获得不断发展。

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和事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通过的一些关于报刊出版和宣传工作的文件。这些文件为党的新闻工作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确定了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规范，从而为党的新闻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二是延安时期围绕《解放日报》创办和1942年的改版，中共中央所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和毛泽东等人的一些讲话和指示。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其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开始趋于成熟。

三是1947—1948年间，以解放区新闻界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和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为标志的事件，以及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前者是党的新闻事业认真总结失误和教训的典型事件，后者是党的新闻思想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升华的重要标志，都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走向成熟和发展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四是1956年以《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的新闻改革。这次改革虽然由于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而不得不中断，但是改革中所提出一些思路，所形成的一些理念，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当时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是自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新闻改革。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有史以来所进行的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行动力度最大的一场新闻改革。它不仅体现在新闻观念、理念的更新上，也体现在从新闻业务到新闻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的全方位的革新上。而这场新闻改革所提供的经验及其理论成果大大丰富了党的新闻思想，特别是解决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好新闻工作的许多实践和理论问题。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是在不断总结自身新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四、吸纳党的领导人的新闻思想与新闻观点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理论的形成和确立，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几代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思想和新闻观点。换言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几代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思想和新闻观点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

历史和实践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几代中共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直接创办和主编报刊来领导新闻工作，一方面则通过讲话、著文、指示等各种形式来指导党的新闻工作。而也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他们阐释了对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些思想原则和理论观点，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这些新闻思想往往涉及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任务、功能、作用，以及工作原则、运行规律等等，不但成为党的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党的新闻思想形成和确立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作为党从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新闻思想主要解决的是党如何运用新闻媒介和舆论手段，为创建共产党、开展政治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极其重要的内容。而正是这些内容奠定了党的新闻思想的基础，成为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

与毛泽东同期的，包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瞿秋白、恽代英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新闻思想和新闻观点也为党的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充实了丰富的内容。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的新闻思想主要解决的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新闻工作如何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以及党的新闻事业如何快速和健康发展的问题。这些思想观点许多都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全新内容，大大充实和丰富了党的新闻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党和政府如何稳定局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发展的问题。因此，他们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主要是关于如何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如何保证新闻媒介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服务，如何使新闻业本身借助改革开放的宏观形势加强自身改革与发展的问题。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的是处于新世纪的国内外环境下，党和政府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如何保证国家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实现党所确定的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问题。因此，他们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主要是关于党和政府如何运用新闻媒介和舆论手段改善执政环境，提升执政能力，增强执政效果，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以及新闻传媒作为信息产业如何加速自身发展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离不开党的几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党的领导人作为党的领袖人物，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党的新闻事业的领导者，他们的新闻思想和观点自然是党的新闻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当然，他们的新闻思想和新闻观点往往大都是对党所领导的全部新闻工作和整个新闻实践的概括与总结，里面包括了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新闻媒体负责人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应当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除此外，新闻教育和研究人员的理论研究成果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促进了党的新闻思想的成熟和发展。特别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与理论的历史考察和系统研究，更是为党的新闻思想知识架构和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完整化和科学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注释[1]也日页松本君平等:《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2]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3]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4]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0页。[5]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118、119、132、133页。[6]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7]《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页。[8]《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6页。[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9、311页。[1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该书此处史实有误，“1921年”应为“1922年”，“一大”应为“二大”。[11]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报刊工作文集》上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2年版，第77页。试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题注:本文提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遵循和反映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总结和形成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殊规律；探寻和开创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道路。其实践意义在于:是指导和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思想武器；是学习和认识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宝库。本文发表于《新闻战线》2005年第9期。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对自身新闻宣传实践理论思考和科学总结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同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它是一种科学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同时它也是一种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价值1. 遵循和反映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它应当揭示它所要反映的某一事物或现象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它应当在自己所规定的理论范畴内具有普适性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作为一种新闻工作经验的科学思考和理论总结，它首先应当符合新闻工作的基本特征，反映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中，就包括了许多反映新闻传播一般规律的内容。例如:(1)新闻传播要讲究真实、客观、公正、全面。(2)新闻传播要遵循新闻价值规律，要考虑受众的需求，满足受众的知闻需要。(3)新闻传播要承担多种社会功能，包括传播信息、表达舆论、传承文化、教化道德、刊登广告、提供娱乐等等，要为社会与公众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4)新闻传播要服从和服务于由其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一定阶级、政党和社会组织及利益群体的需要。(5)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拥有从事新闻传播所必需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社会责任。(6)新闻传播要遵循自身的客观规律，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要按照行业规则和职业要求规范自身的传播行为，等等。

上述内容都是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传播活动所自然具有和应当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和一般要求，是一些普适性的东西，任何新闻传播活动，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都要遵循。

中国共产党在形成自己新闻思想的过程中，从西方国家、从资产阶级、从一切可以而且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将这些反映新闻传播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的东西学习、借鉴过来，将其吸收和内化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成为其科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自己新闻宣传活动所依据和遵循的原则和规范。

当然，从实践情况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和影响，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也发生过一些违反上述新闻传播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的情况，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造成恶劣影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能够自觉地审视自己的行为，总结自己的教训，纠正自己的失误，从失误和教训中警醒，不断改进和提高，回到正确的符合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轨道上来。2. 总结和形成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殊规律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自从她诞生以来，她的所有新闻传播活动都是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目标服务的。她的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整个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指导新闻事业实现上述目标、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中，对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功能、作用、工作原则、运行规则等等，提出相应的符合自身特点的要求，做出相应的符合自身特点的规定，从而逐渐揭示了其新闻工作独具特点的运行规律，形成了其思想体系中独具特点的新闻思想。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在反映新闻传播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更多的是总结和反映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殊规律。

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致读者》中，概括了党报所必须具备的四项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

该报社论指出，党报要想成为“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要想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就应当具备这四项品质。该报对这四项品质的具体解释是:第一，贯彻着坚强的党性。第二，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第三，洋溢着战斗性。第四，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展开，具体地帮助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

社论把体现这四项品质作为党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12]报”的必须条件。后来这“四项品质”被简称为“四性”，成为人们对党报特征和党报工作要求的惯用提法。

两年后，1944年秋，当时的《解放日报》总编辑博古在同报社记者的谈话中，对这“四性”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一、党性———按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每一则新闻评论、编排都围绕着它。二、群众性———我们是群众的报纸，要把群众的观点反映到我们的报纸上，我们的报纸反映工农兵的生活与工作，我们要依靠广大的通讯员。三、组织性———不单反映现实，要指导现实，组织运动，指导一定工作。四、战斗性———要贯彻党的立场，要有斗争性，自己的力量怎样团结，反[13]对的力量怎样去斗争。

党报工作的“四性”，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提出来的。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反映了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些基本的指导性原则。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四性”依然是人们认识和解释党的新闻工作特征、原则与要求，以及党的新闻思想基本内涵的重要内容。

当然，经过几十年来的新闻实践和理论探讨，体现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基本内涵的内容已经越来越丰富，远不是这“四性”所能够涵盖的。

总结近几十年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反映和体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特殊要求的内容有以下几点:(1)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工作。(2)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作为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强调要坚持“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3)把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作为新闻工作的根本任务，要求新闻媒体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4)把坚持党性作为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强调新闻工作要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与监督，要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要实行“政治家办报”。(5)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自己的思想原则和工作路线，强调要依靠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办好新闻事业。(6)把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作为工作方针，强调新闻工作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要帮忙，不要添乱。(7)把搞好新闻队伍建设作为新闻战线的重要任务，强调要加强对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要求新闻工作者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提高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修养。(8)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新闻工作的组织原则，强调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要严格遵守新闻宣传纪律，做遵纪守法的模范。(9)把新闻传媒列为信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可以通过市场手段促进新闻业的发展，要求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努力实现新闻传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10)把“党管媒体”作为新闻工作的重要原则，强调党组织要加强和改善对新闻事业的领导，要重视、关心和支持新闻工作，要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提高运用新闻媒体宣传群众、引导舆论和指导工作的能力。

上述内容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的新闻工作实践中，总结和形成的一些具有自身特点的基本工作原则和特殊工作要求，它们所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特殊规律，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价值的最重要的内容。3. 探寻和开创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逐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新闻思想，并且积极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用以充实自己的新闻思想。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探索和开创了道路。

构建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是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的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顾名思义，这个理论体系要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当然，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新闻学，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就应当是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本质的。

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就需要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充分体现我国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所应具备的基本性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针，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等等。

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就需要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准确表述我国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应采取的发展方略，所应体现的风格特点等等。

上述要求可以说都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所具备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首先它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本质的。因为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新闻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依据，其基本内容是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另外，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因为虽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吸收了许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新闻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但是其基础和核心还是中国的东西，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中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需要的。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实践意义1. 是指导和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思想武器

科学的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它来自于实践，同时又指导和服务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长达80多年的新闻实践的科学总结，可以说它是一种科学理论。它反映和揭示的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特征及其客观规律。它通过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以往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成为其进一步取得繁荣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曲折，积累了教训，这些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其理论结晶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提炼出来，作为新闻工作的一些理念、原则、传统和规律，可以告诫和警示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应当注意什么，防止什么；应当怎样做才符合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工作原则和客观规律，怎样做又会违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工作原则和客观规律，等等。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最重要的实践意义。

科学的理论只有当它能够指导和服务实践的时候，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也正是在它不断地指导和服务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工作实践的过程中体现出它的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2. 是学习和认识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宝库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它所反映和概括的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80多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既有反映和概括革命战争年代经验和教训的理论成果，也有反映和概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经验和教训的理论成果。而从内容和数量上看，反映和概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验和教训的理论成果是其主体，是其主要部分。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中，其主要理论成果是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工作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概括和总结，是反映和揭示社会主义新闻学基本内容的。

另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所涉及的新闻本源观、新闻价值观、新闻传播观、新闻舆论观、新闻宣传观、新闻事业观、新闻自由观、新闻法制观、新闻伦理观等一些基本观点，以及真实性原则、党性原则、群众性原则、指导性原则等一些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也都是社会主义新闻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是我们学习和认识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宝库。通过了解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可以学习和认识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掌握并运用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工作原则和客观规律。注释[12]《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2页。[13]《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204页。

重温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始终作为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运用自己特有的手段和优势，为实现党的斗争目标和革命理想服务，为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服务，为无产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悠久的历史，长期的实践，党的新闻事业既积累了经验，也造就和形成了传统。这些经验和传统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成为党的新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历史传统和经验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积累和形成的，综合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坚持党性原则，与党中央保持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一致

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的集中体现。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中的集中体现。

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性原则是自马克思、恩格斯创办世界上最早的无产阶级政党机关报《新莱茵报》以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新闻事业始终坚持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新闻事业也一直把党性作为工作的一项根本原则。1942年4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题为《致读者》的社论中，就把“党性”列为党报所必须具备的四种品质之首(其余三个是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培育了坚持党性原则的优良品质，开创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同党中央保持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一致的好传统。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一直坚持党性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传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各级、各类新闻机构都始终注意把用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主张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把坚持党性原则作为新闻宣传最重要的工作原则。

在战争年代，由于严峻的斗争形势，需要全党、全军和根据地政权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因而坚持党性原则问题显得格外重要。所以，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坚持党性原则提出了许多严格而又具体的要求，对新闻宣传中出现的违反党性原则的情况，及时地给予严肃的批评。1942年，毛泽东就曾严厉批评过当时新闻队伍中一些人同党“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并且明确提出，党报宣传要“增强党性”，要“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后来，他又提出，党报“必须无条件地[14]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结合全党的整风运动，并根据解放区新闻宣传中存在的问题和实际需要，中共中央及其主管部门中央宣传部就新闻工作的方针、原则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和规定，如《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3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统一对外宣传的第二次指示》(4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10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掖解放日报业工作问题的决定》(9月9日)和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的有关文章、讲话、指示等等，其内容大都涉及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问题，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闻工作党性原则问题的较为系统的观点。具体内容包括:(1)党报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办好党报是党的中心工作，各地党组织应对党报工作极大注意。(2)党报要同党中央保持政治步调的一致，未经同意，不得任意发表涉及全党、全军、全国的全局性的文件、电文、讲演等。(3)党报应严格按照党的方针进行宣传，不能有违背党的方针的表现。(4)党报的宣传必须增强党性，要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5)各级党委要关心党报工作，不关心党报是党性不强的具体表现。(6)各级党委要把帮助与利用党报工作作为经常性业务之一，要适时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要抓紧对党报的领导。

这些观点在解放区新闻界很快达成共识，成为当时新闻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并且作为党的新闻工作的传统在以后的新闻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保证党在政治路线、思想原则和宣传方针上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如何坚持党性原则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例如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对新闻工作几年来坚持党性原则的状况作了总结。《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一开头在肯定几年来新闻工作所取得成绩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问题:“目前许多报纸的党性和思想性仍然不强，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不够密切，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没有经常的充分的开展，部分的批评不严肃不正确，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和关于党的生活的宣传都很薄弱，报纸上的经济宣传存在许多缺点，关于国际问题的宣传也注意得不够。大多数报纸的评论工作非常薄弱，在新闻报道方面也存在着反映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活动不够，以及公式化、概念[15]化、迟缓、冗长、不通俗等严重缺点。”《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把“党性不强”作为报纸工作存在的首要问题，而后面的一系列缺点和问题又都是和“党性不强”相联系的。

根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的内容，我们可以理解党中央是把新闻事业是不是密切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是不是经常地充分地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是作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和党的生活的宣传，是不是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生活，以及宣传报道的形式是不是生动、活泼等等，作为评价一家报纸党性强弱的标准。

此前，5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就已谈到了这些问题，并要求“一切宣传[16]工作干部，必须加强党性锻炼”。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文告、通知、决议、规定，在就一些省、市、地区党报宣传出现的错误所作的批评中也有不少涉及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内容。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党中央对新闻工作坚持党性原则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例如强调新闻工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基本方针；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要实行政治家办报；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搞好典型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要严格遵守宪法、法律和宣传纪律，等等。要做到这些要求，都需要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坚持党性原则，同党中央保持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一致。

尽管几十年中，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党的工作重心和宣传任务也在不断调整，在坚持党性原则方面，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曲折和困难，出现一些反复和变化，但是党的新闻事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总是能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牢牢把握坚持党性原则这一基本立场，使得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党性原则的立场和传统都始终不变，从而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也维护了新闻事业自身的声誉和形象。

正是因为一直注意坚持党性原则，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才能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党中央保持步调一致，有效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和调动起亿万人民群众去为实现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而奋斗。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好人民的耳目喉舌，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也是党所领导的新闻事业的根本宗旨。始终生活在人民中间，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党的新闻事业，历来强调自己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要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齐爱憎。

1922年9月，中国共产党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就明确[17]提出要依据“全国真正的民意”和“政治经济的事实”的要求来办报。后来1930年出版的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则公开说，自己要[18]成为“广大全国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

在上面提及的1942年4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致读者》中，“群众性”与“党性”一起被列为党报的基本品质与工作原则，提出要“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的喉舌”。社论表示，要“密切地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社论明确指出，“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19]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从此，《解放日报》社论所阐述的“群众性”原则，一直是党的新闻事业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本依据。

后来中共中央机关报取名为“人民日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鲜明立场。对此，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的改版社论《致读者》说得很明白:“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是它的主人。”社论还说，“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20]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始终认定自己既是党的新闻事业，也是人民的新闻事业，坚定不移地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热情充当人民的耳目喉舌，努力使自己成为人民群众的益友和知音。

党的新闻事业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传统的做法。注重新闻宣传的群众性内容就是其中最基本的经验之一。

注重新闻宣传的群众性内容具体表现在:一是要在新闻宣传中及时提供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各种新闻信息；二是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劳动业绩；三是要细心体察人民群众的困难和疾苦，全面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当好人民的耳目喉舌。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新闻队伍中都涌现过不少敢于为人民群众的疾苦鼓与呼的好记者，能够真正“把人民心里不敢说的，[21]不肯说的，不想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反映出来”(刘少奇语)。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为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争民主、争自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敢于批评和揭露人民政权内部那些借手中握有的权力横行一方、欺压百姓、大搞特权、腐化堕落的干部，以及那些搞官僚主义、玩忽职守的渎职官员，真正做人民的代言人，做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当普通百姓受到欺压、凌辱和打击报复而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时，是他们挺身而出，向其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内参或公开报道等方式为其伸张正义，使这些普通百姓感受到真理和正义的威力，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正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座精神桥梁，密切了人民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关系。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党中央对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有许多新的认识和新的要求。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提出要“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并要求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要“多宣传群众，充分反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的创造性劳动、先进思想和[22]模范事迹”。

在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以立党为公，执政[23]为民为根本目的。”

近年来，党中央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些全新的执政理念，大大扩展和延伸了为人民服务的内涵，这就为新闻事业更好地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当好人民的耳目喉舌提供了思想指南，确定了明确的方向。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广大干部和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进行踏踏实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注意在采访调查过程中虚心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毛泽东就经常教育领导干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多做些调查研究。在战争年代，他率先实践，深入农村展开调查研究，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他做的湖南五县调查、福建上杭才溪乡调查、江西兴国长冈乡调查及寻乌调查等，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范例。

刘少奇把记者看做是“专门的调查研究人员”，他在1948年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就鼓励记者深入实际去考察党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而且说:“你们根据许多材料，证明政策需要修改，就提出来，[24]这是好的。”

在延安时期，当时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就深入根据地的农村、工厂和部队采写了一批反映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和对敌斗争事迹的典型报道。赵占魁等一批边区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就是在记者深入采访调查后，才写出来的真实感人的报道。同时，对各地执行党的土地政策中的经验和问题也作了真实的反映。

在和平建设时期，广大新闻工作者坚持到工厂、下农村、进部队，同工人、农民、战士和基层干部在一起，与他们同劳动、同生活，采写出了像大庆、大寨、南京路上好八连这样的战斗集体，以及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一批批反映改革开放新成果、新经验和新人物、新气象的好作品也都得益于记者们深入细致的采访调查。

还有一大批记者不辞辛苦，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各地在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出现的问题，以及基层群众的疾苦、要求和呼声，采写了一批很有参考价值的内参稿。近些年来一批反映农村改革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等方面的内参稿，受到了中央的重视，促进了这方面一些问题的解决，也使党所倡导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的执政理念深入民心。

当然也要看到，近些年来，面向实际、深入调研的作风在一些新闻单位也有减弱的趋势。一些人总爱浮在上面，满足于跑机关、泡会议、听汇报、抄材料，敷衍报道，马虎了事，而不愿下到基层，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生活的第一线去，做些细致的调查研究，写些有内容、有新意的东西。即使下去，也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人到心未到，无法采集到现实生活中那些鲜活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针对这些问题，1991年，江泽民曾向新闻界提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深入，深入，再深入”的要求。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又向新闻界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要求，这些都为新闻工作者在新形势下发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指明了方向。四、坚持真实性原则，坚决反对虚假新闻和“有偿新闻”

一切新闻都必须真实，这是新闻存在的基本条件和特有优势，也是人们对新闻报道最基本的要求。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历来都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

陆定一1982年在接受《新闻战线》记者采访时曾意味深长地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有了这一条，就有信用了。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25]

刘少奇说得更明白，“新闻第一要真实”。他对华北记者团的同志们说:“你们搞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26]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

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中共中央在历史上曾多次做出决议或制定相关条例，对新闻工作的真实性提出明确要求，做出严格规定。几十年来，各级新闻机构和广大新闻工作者遵照中央的要求和新闻工作的惯例，认真坚持真实性原则，努力使自己的报道真实可信，以满足群众的要求。

从历史上看，在坚持真实性原则方面，总体看来我们的媒体是做得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媒体都能注意坚持实事求是地反映和报道事物，不浮夸，不掺假，不避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尽可能地向读者提供真实、准确的新闻报道。例如战争年代的新闻报道，“缴获敌人一支枪，就说一支，不讲两支；俘虏一个敌人，就说一个，不讲两个。退出什么地方，就说退出，决不说向别的地方‘转进爷。打下什么地方，就说打下什么地方，没有打下，是决不讲打下的。这样子，人家就信服。你吹牛皮，缴了两支枪，你说是四支，打了败仗说[27]是胜仗，人家就不服。”

正因为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我们的新闻宣传不但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欢迎，而且连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也愿意接受，甚至一些国民党官兵要想了解真实情况，也要看我们的报纸，听我们的广播。

但是，我们的新闻宣传在坚持真实性原则方面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例如“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时期出现了许多浮夸、虚假的报道。那时候，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样一些完全不顾事实，不讲科学的口号居然也上了我们的党报。“文革”中，一些新闻报道甚至完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公开造假。其结果，不但损坏了新闻媒体自己的声誉，而且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方面的教训极其深刻。

近年来，一些媒体和一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在市场因素和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抛开真实性原则，公开搞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有的还搞“有偿不闻”(指因接受对方钱财，而为其掩盖事实真相)，严重败坏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些做法与长期以来党的新闻事业所坚持的真实性原则的光荣传统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应当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五、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坚持走群众路线

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总结了党的新闻工作的长期经验，提出了“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28]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的重要思想。

依靠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帮助办好新闻事业，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工作的一个创举，也是党的新闻事业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把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新闻工作的思想原则和工作路线，并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加以保证:

一是新闻机构保持同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二是组织党员和群众做好读报评报工作；三是坚持开展读者调查工作，广泛听取读者意见；四是鼓励党员和群众向党报反映情况，提供稿件；五是做好读者来信来访工作；六是建立健全通讯员队伍，做好通讯员工作；七是各级党组织将新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经常讨论、研究、支持和关心新闻工作；八是党委负责人亲自为党报撰写社论，等等。

例如培养通讯员，建立通讯员队伍，就是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有效形式之一。党的新闻事业始终坚持这一传统。以新华社为例，在瑞金时，当时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就开始培养通讯员，建立通讯员队伍。到了延安后，为了加强通联工作，新华社专门成立了一个通讯科，还办了一个业务刊物《通讯》，刊登报道要求、写作常识、采写经验，以及新闻界动态等等，用以提高通讯员的业务能力。到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总社及其地方总分社、分社已拥有一支近3万人的通讯员队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通讯员网。这个通讯员网在战争中，保证了各地情况能够得到及时反映，以便中央迅速、准确地了解下情，也使总社的宣传报道意图能够尽快得到落实，有助于更好的完成宣传报道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各类新闻机构在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面采取了许多新的形式和新的举措，特别是在培养通讯员和建设通讯员队伍方面，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对通讯员思想上和业务上的成长给予热情关心和具体帮助，使得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好传统得以延续。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通讯技术条件大大改善，信息渠道四通八达，新闻传播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了，时间更快了，数量更大了，方式更活了。面对这种情况，许多新闻单位积极探讨在新形势下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新思路、新办法，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使这一传统有了新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方式。六、坚持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和战斗作风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从建党时的只有几十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六千多万党员，领导着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的执政党，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付出了无比的艰辛和巨大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自诞生以来，白手起家，不断发展壮大，同样靠的是艰苦奋斗，靠的是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和战斗作风。

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机构中延续时间最长、历史最悠久的新华社为例，从瑞金时的几间土屋，几个编辑和译电人员，用缴获来的仅有100瓦的发报机发稿，后来又经历了延安时期清凉山上的窑洞办公、太行山中的山村编辑部发稿、解放战争中前线记者冒着炮火随军采访的艰苦时期，到今天发展成为拥有万名职工和现代化通讯技术设备的世界性通讯社，没有一代代新华人的艰苦奋斗是难以想象的。

在战争年代，刚刚起步的新华社，不但人手少，设备差，工作忙，生活苦，而且还要时刻准备迎击敌人的侵袭和进犯。瑞金时期蒋介石百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延安时期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对陕北地区的进犯，解放战争中行将覆灭的蒋家王朝的最后挣扎，都给新华社的存亡、给新华社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老一代新华人凭着对革命、对人民、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靠着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工作，一面战斗，有时还要一面生产，实行自救。正是靠着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新华社的事业在艰苦的岁月里得以不断发展壮大，新华社的许多优良传统也得以逐步确立起来，并且成了党的新闻事业光荣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和平建设时期，党的新闻事业依然需要依靠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传统，来实现新形势下的新发展和新飞跃。这方面，无论是通讯社，还是报社杂志社、广播台电视台的发展历程都是很好的说明。

如今我们的经济条件和工作环境比过去已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讲艰苦奋斗，最主要的是要提倡树立艰苦创业精神和乐于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要时时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最高位置，而不能谋求私利，不能贪图个人的享受。七、坚持开展业务学习和训练，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树立良好文风

新闻工作业务性很强，采访、写作、编辑、制作等环节都需要掌握一定的专门知识和业务技能。为了提高采编一线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更好地完成宣传报道任务，新闻单位都十分重视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坚持组织他们学习业务知识，训练业务技能，提高报道水平和工作质量。

在战争年代，由于工作需要，不少人没有经过专门的业务学习和训练便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的业务能力，一方面要靠自己在实践中总结和提高，另一方面则须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训练。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同志经常进行业务切磋，互相学习，各部门也定期召开业务总结会，及时总结新闻采写编评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当时新华社给通讯员办的业务刊物《通讯》也成了社内同志的学习读物。遇上办通讯员学习班，社内同志也主动参加学习，借以提高自己。

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对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次难得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的教育运动。通过学习有关文件和毛主席的讲话，对照检查宣传报道工作存在的问题，大家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风、学风和文风的教育。特别是学习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一文，同志们对新闻写作中的党八股现象进行了检查和清算，对转变文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报道中，八股之风有所克服。

而1947年解放区新闻界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不但在思想上使新闻工作者受到了一场深刻的教育，而且在业务上也使大家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有了更加切实的体会和把握。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单位进行业务学习和岗位练兵有了更好的条件，通过开展各种业务学习和训练，尽可能快地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例如1951年新华社就开展了专门的“练笔运动”，要求消灭稿件中的文法错误、技术错误和文风冗长等毛病。

近些年来新闻文风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许多新闻单位针对这些问题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帮助记者编辑认清问题，而且注意从转变作风上来解决文风问题。例如新华社就提出了“抓作风，改文风”的口号，从提高工作人员的道德素养入手来转变作风，改进文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还决定采取资格准入的办法，来提高对新闻工作者思想和业务素质的要求。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出版机构有计划地组织对新闻采编人员进行资格培训，考试合格者，由主管机关颁发统一制作的新的记者证。八、坚持开展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教育，加强新闻队伍的思想和道德建设

如前所述，文风和作风有着密切关系，一个人的人品决定着他的作品的文品。很难设想，一个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一个私欲膨胀、缺乏道德修养的人总能够写出好作品来。因此，加强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教育，是保证做好新闻工作，完成新闻报道任务的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一向重视对其工作人员的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注意用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去教育和培养每一个工作人员，使他们养成良好的思想作风，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

战争年代，聚集在延安新闻机构的是一群决心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献身的有志青年。他们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信念，这是他们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内在条件。

当然即使有这样的条件，有时也还会出现一些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的现象。例如在宣传报道中出现的各种“左”的或右的有害的倾向；由于工作疏忽导致的新闻失实和报道失误等等。因此，不断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品质教育始终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传统做法。上面所提到的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区新闻界1947年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等，就使当时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受到了很好的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

近些年来，中央针对新闻界在职业道德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例如“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等等，在新闻界开展了“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强调要对全体从业人员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三项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提升他们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上述八个方面，是党的新闻事业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传统和所积累的经验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的传统和经验。正是这些传统和经验，支撑着党的新闻事业，使其能够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得到前进和发展。注释[14]《毛泽东论新闻宣传》，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15]《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页。[16]《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10页。[17]《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1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19]《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1页。[20]《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112页。[21]《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页。[2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23]《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24]《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页。[25]《新闻必须完全真实———陆定一同志对本刊记者的谈话》，《新闻战线》1982年第12期。[26]《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6-257页。[27]《新闻必须完全真实———陆定一同志对本刊记者的谈话》，《新闻战线》1982年第12期。[28]《毛泽东论新闻宣传》，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教训

同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历程一样，党的新闻事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和发展过程中，同样也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一些挫折和失误，有过许多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教训同经验一样珍贵，值得牢牢记取。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从失误中总结教训，是一种最好的学习和提高。回顾党的新闻工作以往的实践，我们应当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和总结历史教训。一、要注意防止“左”和右的思想倾向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实践过程和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由于来自“左”的或右的思想倾向的干扰，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良影响和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

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新闻机构对党中央的抗战纲领和主张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在宣传报道中违反中央精神，进行了一些错误的宣传。如有的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国是会议，有的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等等，这些宣传对于贯彻党中央民族团结，一致抗战的路线产生了不良影响。中央为此于1942年10月28日专门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使各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29]策”。

再如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宣传报道中，一些新闻机构又出现了“完全丧失马列主义原则与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过左”行为。如有的媒体“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而排斥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等。后来在纠正了“左”的倾向之后，一些新闻机构又出现了“弦绷得太紧”，宣传又“右”了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倾向在整个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新闻媒介传播了许多“左”的东西，做了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从20世纪50年代初在文化战线对电影《武训传》、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过火批判，到1957年“反右”中的扩大化，再到1958年开始的浮夸宣传，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泛滥，这期间，新闻媒介的宣传报道大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左”的东西推波助澜，使其得以借助媒体四下传播，泛滥成灾，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中，一些新闻媒介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又偏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犯了右的错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这些教训告诉我们，新闻宣传中的方向问题极为重要。新闻宣传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既要注意清除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防止“左”的干扰，又要注意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和毒害，防止右的干扰，使新闻宣传工作始终不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警惕与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在反“左”的时候警惕右的东西，在反右的时候防止“左”的倾向。总之，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要有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不能凭感情用事，不能盲目地随潮流、跟风走，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在总结这方面教训的时候，需要澄清在坚持党性问题上的一些认识偏向。上面提到的所存在的一些“左”的问题，从当时的情况看，大都是在一定的组织原则下，按照上级部门的部署和要求进行宣传报道而发生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许多做法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和宣传纪律，但是，这种看似“听话”、“守纪”、“紧跟”、“照办”的做法，实际上却是违反党性原则的行为。因为它从根本上背离了党的宗旨，侵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其结果不但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同时也败坏了新闻媒介自己的声誉。“文革”中许多新闻媒介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便是很好的证明。

1978年，邓小平就对这种缺乏独立思考的“随风倒”的现象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30]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党性的大错误。”

1905年，列宁在论述报刊的党性原则时，曾对如何判定“党的观点”(党性)和“非党的观点”(非党性)，提出了三个标准，即一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纲；二是看其是否符合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三是看[31]其是否符合党的全部经验。这应当是全面和科学地理解党性问题的基本要求。

经过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新闻界对党性原则有了新的理解，大家认识到，真正的党性应当是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纲领和章程中的基本内容。如果舍弃了人民的利益去谈“党性”，那么这种“党性”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党性原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我们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来认识党性原则的科学内涵，来提高坚持党性原则的自觉性，这样才能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抵制“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确保宣传报道不脱离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背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党的新闻实践中所存在的“左”的倾向，还导致新闻传媒的功能出现了“简单化”和“异化”的情况。

所谓“简单化”，是指在新闻工作中只强调其政治宣传功能，而忽视其新闻传播功能，结果导致新闻媒介原本应当承担的传播新闻的基本功能被弱化了。

所谓“异化”，是指由于过于强化新闻媒介的政治宣传功能，而使得原本只是作为“思想武器”，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新闻媒介，异化为一种具有某种强制力量，能够行使某种行政和法制职能的“物质手段”。“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媒介就被当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使得一些媒体做了许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要特别注意警惕极“左”思潮对我们的影响。他说:“‘左爷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爷的干扰，建国[32]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长达20年时间“左”的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带给我们的影响十分深重，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在今后的新闻宣传工作中，注意防止“左”的干扰。当然，按照邓小平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忽视右的干扰”，因为我们国家大，党的历史很长，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右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33]的忙”。二、要注意处理好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传播新闻信息”和“进行政治宣传”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两项最基本的任务。在几十年的新闻工作中，党的新闻事业一方面坚持及时、准确、充分地传播新闻信息，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要，一方面坚持积极、主动、热情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就，努力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服务。应当说，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然而，在以往的新闻宣传实践中，党的新闻机构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失误，其中混淆“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将宣传等同于新闻，致使一些毫无新闻价值的、纯粹宣传性的东西挤占了报纸的版面和广播电视新闻的时间与空间，影响了传播效果，这是新闻界长期没有解决好，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

宣传和新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它们之间在服务对象、传播形式和价值判断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它们之间也有许多相互联系的地方。新闻具有宣传的属性，它可以进行宣传，为宣传者服务；宣传也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成为新闻的组成部分，但以新闻的形式出现的宣传必须同时具有新闻价值，能给人们提供具有新意的东西。

新闻媒介要发挥好宣传作用，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要赢得群众的欢迎与信任，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宣传与新闻的关系，要坚持新闻规律和宣传规律的结合与统一，努力实现新闻与宣传的双重价值。要努力做到既提供满足受众需要的最新新闻信息，又宣传符合党和政府立场倾向的观点主张，要防止出现只重新闻价值，忽视宣传价值的情况，也要防止只重宣传价值，不考虑新闻价值和传播效果的情况。

从历史上看，党的新闻事业在处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从总体上说，成绩是主要的。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国家建设的成就经验，各种代表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事物，等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宣传，成为引导人民群众奋发进取的强大动力。但是这方面的问题和教训也不少。其中，在有关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和典型宣传方面，就有不少问题和教训。

从以往的受众调查中可以发现，关于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问题，一直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几乎每次涉及这一问题的调查，都有集中的反映。群众对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大量没有多少(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新闻价值的会议报道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之所以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一些党政部门、领导机关、负责同志，弄不清宣传与新闻的关系，不了解新闻媒体上的宣传必须以提供事实，报道新闻作为前提。因此，他们往往习惯于从自身的宣传需要来选择和确定报道内容。于是，许多没有新闻价值的领导机关和工作部门的例行会议、负责同志的讲话，等等，便以“新闻”的形式堂而皇之登上了报纸的新闻版面，挤占了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时间和画面。本来应当以刊发新闻为主的新闻媒介，变成了纯粹的宣传工具。这样一来，不但严重影响了群众的阅读和收听、收视兴趣，而且也严重影响了新闻的宣传效果。

多少年来，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的一个痼疾。

1942年党在延安进行的整风运动，“党八股”就被列为文风方面主要的问题进行整顿。为此，毛泽东专门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2月8日，延安召开的反对党八股大会，原先就叫“压缩大会”。当时反对党八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压长风，而压缩会议、压缩会议报道是当时压长风中的主要问题。但是，很遗憾，“压缩尚未成

[34]功”，以至于4年半以后，1946年9月，胡乔木不得不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短些，再短些!》的文章，再次呼吁压缩长风(此篇文章《人民日报》于1951年3月23日重新发表，说明这方面的问题一直到那时也还没有解决好)。

1950年5月1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其发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作出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无论是中央的、大行政区的或省以下的报纸，都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员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没有广泛重要性的文告文电的篇幅。对于重要的会议和文告应当力求用适当的新闻通信和评论加以生动而[35]通俗的解释，以便为人民群众所了解。”可见当时中央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希望通过文件的形式，力求加以解决和进行规范。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改版社论中，检讨了自己“没有[36]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的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该报依然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减少和改进会议及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问题，可以说几十年来一直是新闻界在力图解决的问题，但效果甚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从克服形式主义的高度谈到了会议和会议报道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37]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和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会议指出，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促进和带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召开专门会议，制订专门的文件来解决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问题，而且上升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高度，这在中共党史上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说明了中央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要“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这是中央为我国媒体新闻报道确定的正确的原则和方向。新闻报道要想让群众能够接受、认同和欢迎，关键在于要报道群众关心的事情，要使报道内容贴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

有关会议和领导同志的活动，如果能够同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相联系，能够同群众关注的、关系其切身利益的“热点”、疑点和难点问题相联系，那么这样的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内容，肯定会受到群众欢迎。反之，如果有关会议和领导同志的活动，脱离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远离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热点”、疑点和难点问题，那么这样的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内容，肯定不会受群众欢迎。我们一些新闻媒体的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之所以不被群众接受，不受群众欢迎，其关键也就在这里。

在处理新闻与宣传关系方面，存在的另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关于典型宣传的问题。

典型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物。它从一般人物和事物中概括出来，具有自己的个性，同时它又是同类人物和事物中的突出的代表者，具有共同的本质。因此，一个典型，往往就是一面旗帜，它能起到引路的作用。俗话说，“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树立一个好的典型，就等于树立了一个可供学习的榜样。人们从这个榜样身上可以汲取智慧，汲取力量，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们的新闻媒介宣传了难以计数的模范典型，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对于启发和教育群众，指导和推动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典型宣传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传统。

在几十年的典型宣传实践中，我们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也有不少教训。我们有些典型宣传效果不好，群众感觉典型人物可读不可信，可敬不可亲，可看不可学，而且常常会产生逆反心理。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一些典型宣传没有处理好报道新闻和宣传典型的关系，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这方面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的有以下一些:

一是人为制造典型。“典型宣传要为政治服务”，这是长期来我们在典型报道中所形成的一种共识。应当说，这个观点并没有错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新闻实践中却出现了为了政治的需要，可以随意地人为制造典型的情况。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典型宣传，这方面的问题尤为严重。那时，为了政治的需要，新闻媒介炮制了许多假典型。例如“文革”中北京的“小学生日记”，辽宁的“白卷先生”、“朝阳农学院经验”、“哈尔套经验”，等等，就都是人为制造的典型。

那时候，林彪、“四人帮”一伙公开宣传“事实要为政治服务”，而且说“只要是政治需要，事实没有的也可以加上去”，林彪甚至说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些在极“左”倾向下出现的问题，虽然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其流毒和影响却不容忽视。粉碎“四人帮”后这些年，这方面的问题依然不断发生，说明制造典型的做法还有市场，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是有意拔高典型。

一些媒体有时为了更好地突出典型人物，增强其说服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常常不顾事实，有意地按照自己主观的意愿和想象去拔高典型。于是，为了突出自己所宣传的典型人物，一些新闻报道所忌讳的，有违职业规范的做法，诸如“揠苗助长”、“穿靴戴帽”、“张冠李戴”、“添枝加叶”等手段，都出现在典型报道中。有的典型报道将典型人物描写为不近人情，不谙事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和“圣人”。这样报道的典型人物，虽不乏豪言壮语、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但却缺乏说服人的力量，使得群众看了生厌，这样一来，不但使典型失去应有的作用，而且也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声誉。

三是任意炒作典型。

对典型人物和事物进行集中报道，以增强声势，扩大影响，这是典型宣传常用的做法。但是如果不计效果，任意地对典型进行炒作，搞“大轰大嗡”、“狂轰滥炸”，其结果就可能会事与愿违。我们的一些典型宣传当时搞得“轰轰烈烈”，十分热闹，可过后却没有给群众留下多少值得记忆的东西，有的典型宣传还招致群众的反感，连被宣传的典型人物本身也有意见，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应当引为教训。

新闻传播要处理好新闻与宣传的关系，还要注意讲究宣传艺术，提高宣传报道的质量和水平，否则便会出现一厢情愿的情况:你宣传得天花乱坠，群众听不进去，或者根本连听也不听。“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宣传就是这样。报纸成天连篇累牍地宣传那一套极“左”的东西，老百姓拿了报纸当包装纸，连看也不看。这种“你说我听”、“你传我收”的单向灌输式的传播模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民众素质的提高，已经越来越难以收到效果了。

按一般人的心理，群众较难接受传播者的硬性说教，特别忌讳那些空洞、死板、生硬、口号式的宣传方式，而较易于接受那些具体、生动、有内在说服力的事实。因为他们愿意通过了解事实，自己作出判断，得出对事实的结论和看法，而不愿意听别人指手画脚，说长道短。即使是一些评论文章，他们也希望立足于对事实的解释和评述，并且希望传播者以平等的、交谈式的方式说话。这样可以寓理于事，以情感人，以事服人，使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你所宣传的思想观点。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在劝服群众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无疑是那些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你说了千条道理，万条道理，不如拿出一件事实更有说服力。因此，新闻媒介在进行新闻宣传时应当提倡用事实说话，提倡运用现实生活中那些具体、生动、形象而有说服力的事例和典型来启发和引导群众。新闻媒介要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来自客观现实的事实，使群众从宣传报道对事实的叙述中接受传播者在选择和整理加工事实时所蕴涵的立场和观点，这样，宣传的目的便自然地实现了。三、要注意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统一

在我国，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因此，它需要处理好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关系，既要当好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要当好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在以往的新闻实践中，这方面我们也有不少教训。一些宣传报道常常会出现“顾了上头，忘了下头”，或者“顾了下头，忘了上头”的情况。

所谓“顾了上头，忘了下头”，是指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只是简单地考虑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种工作计划、工作部署和工作要求，而没有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意见，结果导致疏远了群众，致使群众对媒体的宣传报道有意见，不买账，影响了人民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关系。

所谓“顾了下头，忘了上头”，是指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只是简单地从一部分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意见出发组织报道，而没有很好地从宏观和大局的角度，去考虑群众的这些愿望、要求和意见，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间的关系，同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结果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贯彻和长远工作目标与计划的实现。

新闻宣传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要十分注意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很好地结合与统一起来。

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了它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应当是一致的，这也是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命题。

我们强调新闻工作要对党负责，归根结底是为了对人民负责，因为只有对人民负责，才是真正地对党负责。

无产阶级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它的阶级性、先进性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核心就在于，强调党应当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衡量一个党员、一个组织、一项事业工作好坏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行动准则。作为党的新闻事业，其行动准则同样也不能脱离这一标准。

因此，一切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都应当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完美地统一起来，坚决同一切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那些不顾人民利益、不为人民服务、不受人民群众拥护的新闻事业是谈不上什么党性的。

2003年，结合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一些全新的执政理念，这是对党的性质和党性原则内涵的高度的概括，也是对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最好的诠释。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要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必须做到既积极向下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热情向上传达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和要求；既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又善于用群众的实践检验党的政策；既要使传播效果让领导认可，更要让群众对新闻传播感到满意。总之，要努力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的心声很好地统一起来。

过去我们的一些新闻宣传，多是从领导机关的角度向下宣传党的纲领主张，传达政府的政策决定，而对广大群众的劳动生活和呼声要求反映得少些。这样容易使群众产生我们的一些媒体“宣传上面精神多，反映下面情况少”的感觉，而且会得出一些新闻报道“宣传味太浓”、“宣传腔太重”、“不真实”、“不可信”的结论。

要防止这种现象，新闻媒体在新闻宣传中就应当既热情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及时传达党政领导机关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又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劳动业绩、工作经验、问题困难、建议要求。同时还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满足他们了解国内外大事、获取各种信息的需要，向他们提供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重大情况的信息。

总之，新闻媒介作为一种舆论机关，一方面要自觉地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坚持党的纲领和主张，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注意积极替党和政府做好宣传，要通过实事求是的宣传报道，向人民群众讲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讲明执行各项工作任务的方法和途径，并且如实反映工作中的成绩与经验、困难与问题、失误与教训，使广大群众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坚定信心，增强责任感，从而自觉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共同去为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另一方面，新闻媒介还要自觉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贴近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要注意主动替群众做好宣传，要积极、大胆地为人民代言，要善于通过大量反映群众生产和生活实际状况的报道，帮助党和政府了解民情民意，体察百姓困难，从而更加自觉、有效地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闻宣传得到群众诚心诚意的拥护和欢迎，才能真正达到新闻宣传的目的，收到新闻宣传的理想效果。四、要注意防止新闻宣传中的片面性现象

总结以往的新闻实践，宣传报道中的片面性现象严重也是重要教训之一。

早在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片面性问题就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并对其表现形式及危害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有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是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是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38]错误的。”

片面性的要害，就是绝对化地看问题，或者肯定一切，或者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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