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山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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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试读：
归途
作者：李山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10
ISBN：978754113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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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归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1986年7月的一个傍晚。
灯火通明的清华大学主楼后厅顶楼。
朱镕基院长为经济管理学院应届毕业生设宴饯行。
按当年标准颇为丰盛的酒席和朱院长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使整个晚宴洋溢着喜庆的氛围。身兼国家经委副主任的院长十分高兴地说，“我一只手把你们从学校送出去，另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经济建设战线上来”，勉励大家立志改革。
我作为81级经1班的一员，也要被院长和老师们送出校门了，但却不能立即投身经济改革，因为学院推荐我考试通过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主持的经济类出国留学考试，即将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我于是走到院长面前，告诉他我将去美国留学。“哪一所加州大学？是！当校长那所吗？”院长问。“不是，是戴维斯分校。”我回答。“你学成一定要回来。”院长盯着我说。“没问题，我出国经过严格政审，一定会回来。”学院成立之初就担任院团委书记的我肯定地说。“不是政审的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院长加重了语气。“那我应当学经济学中的什么专业呢？”我也变认真了，开始求教。“什么都要学，不能只学美国的，还要学习日本、欧洲的经验。”院长脱口而出。
想了想，他提笔在我的毕业留言簿上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他笑着说：“我这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你要好好努力。”“学生一定不辜负院长的厚望。”我郑重地回答。
两个月后，我在北京机场告别未婚妻，飞越太平洋，到达阳光明媚的加州。
一年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邵斌老师家。“我是应该尽快学成回国服务，还是转学去顶尖的学府学习？”回国完婚的我仍像在清华读书时那样请教我尊敬的导师。似乎并没有付出全部的努力我就在加州大学获得全优的学习成绩及研究生的最高荣誉——“校董会奖学金”。这使我怀疑自己在这所学校获得的学识有限，大有成为井底之蛙之虞，担心不足以今后回国担负重任。“如果能进麻省理工学院、哈佛这样的名牌大学，你就在国外多学习一段时间，打一个更扎实的基础再回国。”邵老师建议说。
我想了一下，认真地点点头。
又一年后，妻子和我从加州驾车横穿美国，到达东部的波士顿市剑桥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1993年，留美苦读七载，我终于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至此我在这世界最高学府获得了最高学位，尤其得知自己关于企业资本结构与兼并收购的毕业论文将被美国最权威的金融理论杂志发表，心中颇有几分自得。兴之所至，我把十几年前刚从四川农村县城考上清华时抄来自勉的一首小诗译成英文，打印在毕业论文的扉页上：Leave home when young and ambitious，Never return until learned and famous，Why bury your bones in your hometown？Each place in life is green and mountainous.
导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在我的论文上签字，我故意请他看这首译诗。“怎么样？”“好。”
译文得到这位经济学大师的认可，我高兴地笑了。
同年，我进入纽约华尔街这个曾令我颇感神秘的地方，在世界著名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从事外汇衍生证券交易工作。
1993年9月，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附近的一家高级酒店，我的临时住所。
房间里徘徊不安的我。
刚才接到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的电话，邀请我加入高盛担任国际经济学家，开创公司的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我犹豫不决。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993年的华尔街最热门的三类工作是：外汇、衍生证券和亚洲市场业务。我此时担任亚洲市场的外汇衍生证券交易经理，似乎没有更理想的工作了，而且公司确实待我不薄。
何况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获取一个成功外汇交易员的巨额奖金和在公司内部的权力。
但是，由于人民币不可以自由兑换，无从交易，我的工作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担任中国经济学家则可使我很快了解熟悉国内的情况，为今后回国服务作准备。
我动心了。
回国的计划使我最终选择了高盛。
1996年元月初，美国旧金山。
全美经济学年会在此召开。
我非常高兴地与清华经管学院的两位老同学重聚：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李稻葵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胡祖六。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的时候，他们二位也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两校一街相连，大家过从甚密。毕业后稻葵和我合写了不少文章在学术期刊和大众媒体上发表，经常通过电话讨论问题，彼此十分默契。与祖六平时联系相对少一些。久别重逢，我禁不住告诉他我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祖六，我准备回国创办投资银行。”“什么时候？”祖六似乎并不惊讶，认真地问。“明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准备组织一批在全球各大投资银行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留学生同一天辞职，与香港一同回归祖国，创办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我有些激动地说。“好，这才是干大事！”祖六也兴奋起来。
在国外各大投资银行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中，不乏担任高级职务的佼佼者，一些人年薪超过百万美元，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但我知道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愿意长期为外国资本家打工，希望有机会回国工作，与外国老板在中国金融市场一争高下。这既符合投资银行家的冒险精神，又能把他们的才智贡献给国家，发展中国的投资银行业。我相信我能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回国创业。
要实现这一计划我必须做好三件事：
第一，组织一批爱国的海外金融人才。选择人才时要考虑到他们专业技能的互补性，这样才有足够的人才资源创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投资银行，并使每个人充分发挥作用，形成一个共同奋斗的团队。
第二，获取国内有关部门的支持。要在“九七”回归前实现这一目标，最迅速的办法是直接向国务院领导汇报。
第三，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仅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足以领导一家高度专业化的投资银行，我必须具有从事投资银行实际业务操作的经验。
主意已定，我开始一步步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很快，第一个机会来了。
几个月后，公司两位合伙人找我谈话，希望我调任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负责中国市场业务。
我立即答应了这一安排。
我开始寻求志同道合者。
我深知成功创办投资银行的关键是人才，没有一流的人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投资银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必须吸引自己最优秀的海外金融人才回国创办具有国际水平投资银行的原因。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必须找专业上比自己更强、更有经验的人。
我首先找了在世界一流投资银行美林公司担任董事的葛甘牛先生。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最早进入华尔街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有十分丰富的股票交易经验。
一拍即合。
我们开始草拟给国务院领导的倡议书。
1997年2月25日，一位世纪伟人的葬礼在北京举行。
下午6时，由总裁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先生率领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在中南海紫光阁拜会朱镕基副总理。显然是另有重大活动，朱副总理迟到了。此时，我与刚从欧洲调任亚洲分公司董事长的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先生坐在车内聊天，等候被接见。“邓小平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人物，他二十几岁就成功地指挥数万的红军，这足以证明领导才能是天生的，无须按部就班地在工作中学习。”出校门不到两年就升任执行董事的我故意很肯定地说。“是的，我同意。”董事长点点头，“我刚从学校毕业进入高盛就觉得一步步升迁太慢了，于是向上司建议让我去欧洲这个未开拓的市场试试。上司说可以考虑，我当天就飞到伦敦，一手开创了高盛的欧洲业务。”这位刚四十岁就跻身高盛最高决策层的欧、亚业务主管颇为自豪地说。他突然话锋一转：“山，你应当去欧洲工作一段时间，这对你今后负责中国业务有好处。”
又要远离祖国？两年前刚从纽约总部调到香港的我心生犹疑。但我知道，这是加速增长自己的专业才干的一个绝佳机会。“朱副总理到了。”忽然有人来通知。
高盛代表团两辆并排停放的豪华轿车同时开门，“砰”的一声两门相撞，留下一道印痕。看来这些在全球金融市场叱咤风云的投资银行家对这位蜚声中外的副总理的到来也有几分紧张。
代表团成员鱼贯而入，我走在最后面。
阔别十年的院长站在为人们所熟悉的那幅迎客松画屏前，满面笑容地向我伸出了手：“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会回来的。”我有些措手不及，赶紧回答。“我不是责备你。”院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
宾主依次入座，院长继续发问：“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要付高盛的工资吗？”“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我认真地说。“我们付他钱为你工作。”高盛总裁不愧是一流的投资银行家，在听完翻译后，立即巧妙地补上一句。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高盛有望获得融资额达四十多亿美元的中国移动海外上市联合主承销权，代表团成员都十分高兴。
临别，院长走到我面前：“我会叫你回来。”
我郑重地点点头。望着院长为国事操劳略显疲倦的面容，我由衷地补上一句：“院长多保重！”
两个月后的一个周五下午，清华经济管理学院。
朱院长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同往常一样，院长滔滔不绝，全场气氛热烈。
赵纯均副院长将一个文件袋交给院长：“李山愿意回来工作。”
里面装有一份利用海外金融人才，以中国银行在香港的投资银行机构（后整合为中银国际）为基础，创办国家投资银行的倡议书。
次日，朱副总理将该函批转中国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和陈元副行长。
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陈元副行长办公室。“你回去组织一批人，搞一个具体的方案。”陈行长颇为郑重地向我指示。
7月1日夜，香港维多利亚海湾边一家五星级饭店顶层总统套房。
我穿着为香港回归特意定做的中山装，与家人和朋友们站在窗前，观看从海湾中央发射的欢庆回归的焰火。
香港终于回归了，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欢庆。
回国筹办投资银行的计划没有按期实现，但我相信，这一天快了。
我由衷地笑了，为了香港回归，也为了我自己快实现的归国梦想。
10月初，纽约证券交易所。
中国移动正式挂牌上市，融资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创近年来亚洲之最。
站在喧哗的交易大厅中央，我松了一口气。这几个月实在太累了，除了为上市每周工作一百多个小时外，还得秘密联络组织分布在香港、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北京的十几位立志回国服务的投资银行家，共同商讨创建国家投资银行的计划。
中国移动在海外上市了，但我们这批留学生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国效力呢？我心中又开始焦虑了。
次日，我被公司调往伦敦，任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
1998年4月4日，英国伦敦。
刚当选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到访，下榻海德公园旁的一家五星级饭店。
妻子和我出席了中国留学生代表与总理的见面会。《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呈送到共和国新总理的手中。
我向总理陈述了创办股份制的国家投资银行的三个理由：
第一，变革经济需要得力的政策工具。邓小平同志曾经通过建立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代表的对外窗口成功实施开放政策，本届政府亦可凭借发展以中国国家投资银行为主力的金融机构加速实现其改革目标。
第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投资银行技术对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核武器技术对一国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必须立即着手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有效对付外国投资银行的挑战，阻止其垄断中国资本市场，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三，吸引大批学有所长的留学生回国服务是实施“科教兴国”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经验表明，吸引海外人才回国要有一定的批量，零散的个人常常只能适应环境以求发展，难以开拓局面。国家投资银行的成立将吸引成批金融人才回国，并必将对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学成回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我相信我能说服总理。
回家的路上，我对妻子认真地说：“谢谢！”
妻子慷慨地把我交给了国家。
事情发展的速度出乎我的预料。几天后，新到任国家开发银行的陈元行长在电话中告诉我总理有指示，希望我立即回国面谈。
4月16日，我飞抵北京，径直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办公室。“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上宣布，决定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陈行长十分愉快地告诉我。
我原计划两天后返回伦敦，但这时我知道必须立即向公司辞职，留下来参加筹备工作，义无反顾。
我给高盛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的语音信箱留言，告诉他们我请求辞职，希望他们理解和支持，并暂为保密，容我等一些日子再回公司办理离职手续。“我为你感到骄傲！”公司总裁鲍尔森很快回话了，他很清楚这一事件的商业意义。成功组建国家投资银行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业的竞争格局，高盛公司不可忽视这一潜在的竞争者和合作伙伴。
几天后，我首次出席了开发银行的行务会议。陈元行长向在座的行领导介绍：“这是镕基总理给我们介绍来的李山。”
会后成立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陈元行长亲自担任组长，我出任副组长。
筹备组成员除了开发银行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有两位随我从美国一流投资银行辞职归来的留学生。一位是我的同事，高盛公司亚洲股票资本市场部执行董事王先生。他曾对国家投资银行的筹建草案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在纽约听到批准筹备的消息后飞来北京参加工作。另一位是摩根士丹利公司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汪潮涌先生，他也立即辞职加入了筹备组。
筹备工作立即开始了。
工作非常紧张，大家都希望早日完成机构申报工作，尽快开始业务工作。
我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水准的与传统的国营金融机构不同的新投资银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由具有海外资深工作经验的金融人才主导经营管理，通过他们带回现代投资银行的技术、管理和企业文化。人才是投资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但要吸引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国家投资银行的经营模式（包括内部管理体制、激励机制、财务制度及人事制度等）都必须遵循国际投资银行业的标准。
这些理念得到了筹备组的支持。
6月5日，经陈元行长签发的《国家开发银行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请示》正式呈送国务院。
在外国投资银行工作的二十多名留学生郑重向国家承诺：“一旦国家批准按国际标准成立国金公司，我们将辞去现有职务回国，全心投入国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
大家充满了希望，随时准备回国服务。
6月15日，华尔街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称雄全球资本市场的高盛公司宣布公开上市计划。报章披露，这意味着公司的资深投资银行家们平均将获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高盛股份。
同日，我飞抵香港，前往高盛亚洲总部，准备在正式辞呈上签字。
提起笔，想起一句话“富贵不能淫”，又一转念，“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8月的一个周六，下午6时。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
我走进大厅，准备和华尔街的传奇式人物、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总裁John Meri-wether先生共进晚餐。
手机响了，电话从日本东京打来：“很抱歉，公司内部出了紧急情况，我们不得不提前离开北京。”
事后得知，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大风暴这一天吹垮了这家神话般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开始担忧起我们的筹备工作的命运来了。
果然，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筹备工作陷入半停顿状态。我无所事事，又操起经济学家的旧业，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身份发表文章。
电视里洪水铺天盖地，灾害严重。
我赶紧写了一篇文章，谈洪水对当前内需不足的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送呈总理参考。该文很快批转到国家计委。香港的《南华早报》《信报》刊登了全文，国内的宣传口径也改变了。最后我自己也到中央电视台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一起现身说法。
不久，《亚洲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华尔街日报》先后发表我和香港科技大学朱天教授合写的专文，对中国金融改革建言，倡议国家注资冲销国有银行坏账，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以建立良好的银行治理机制。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时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哈特教授从报上见到了这篇文章，在电话中告诉我写得很好。我感到获得了最大的褒奖。
仍是闲得发慌。
柳暗花明。
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并购中国投资银行，将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分支机构改设为开发银行的分行。国内外新闻媒体据此推测开发银行即将大张旗鼓地进军资本市场，开展投资银行业务。
筹备组成员举杯庆贺。
我醉了。
高兴得早了一点。
1999年初，全国人大颁发了中国第一部《证券法》，明文规定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经营。国家开发银行定位不明确，投资银行筹备工作搁浅。
4月，电视机里出现了我学习生活过五年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园。
访美的朱镕基总理发表讲话。
总理欢迎留学生回国服务。
留学生们激动、兴奋的面孔。
我陷入了沉思：
不改革现有的体制，海外回国的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吗？
如果不能，有多少真正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愿意回国？
1999年6月，英国剑桥大学。
妻子和我漫步在绿草如茵的校园。
突然想起了徐志摩在这儿写的那首《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我眼眶湿润了。我也应该走了吗！
附1 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概要）
1.公司宗旨
国家投资银行在中共“十五大”确定中国经济改革蓝图的国内环境和资本市场国际化、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下创立，为成功实施朱镕基总理提出的“一个保证、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和“科教兴国”的大政方针提供关键性的金融工具，为发展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和民族投资银行业，防范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充当主力和先锋。
2.组建理由（1）变革经济需要得力的政策工具。邓小平同志曾经通过建立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代表的对外窗口成功实施开放政策，本届政府亦可凭借发展以中国国家投资银行为主力的金融机构加速实现其改革目标。（2）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投资银行技术对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核武器技术对一国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必须立即着手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有效对付外国投资银行的挑战，阻止其垄断中国资本市场，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3）吸引大批学有所长的留学生回国服务是实施“科教兴国”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经验表明，吸引海外人才回国要有一定的批量，零散的个人常常只能适应环境以求发展，难以开拓局面。国家投资银行的成立将吸引成批金融人才回国，并必将对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学成回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3.业务原则
立足国内，集中发展国内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业务。这一原则既符合服务改革的宗旨，又利于聚集实力，循序发展。中国改革的成功与经济现代化、国际化将奠定国家投资银行最终走向世界参与全面竞争的坚实基础。
4.业务范围
国家投资银行主要从事国企重组和改造、资产管理和资本市场业务。（1）国企改革：为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债务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与清算设计和实施最佳运作方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2）资产管理：为退休、失业和医疗基金提供专业化的管理服务，为国企改革创造条件，为人口老化未雨绸缪。同时为国家基本建设、科技开发提供资金，并通过对企业的直接投资，优化企业的股权结构。（3）资本市场：积极开发为政府和企业提供融资、投资服务的金融产品和工具，通过保证有价证券的公平、自由买卖，提高国内债券和股票的流动性，从而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5.资本结构
国家投资银行是国务院直属的股份制投资银行，由国有机构出资担任股东，国务院任命的资深领导任董事长。这一股权结构既是国家投资银行成功实施其创建宗旨的保证，又是其通过现代化、专业化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竞争不断发展壮大的条件。
6.人才来源
国家投资银行使命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人才结构。高级管理人员必须有丰富的现代金融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以及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专业上的独立性。这使一批怀有报国热忱的海外金融专才成为组建国家投资银行的最佳人选。他们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20世纪50年代海外科技精英的爱国主义传统。
追梦
——《归途》续篇我是一个追寻梦想的人。有梦的人生是充实的，寻梦的生命是多彩的。儒家说：“内圣外王。”实现理想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至于结果，并不那么重要。而这样的追求，正是我生命中最重的承担。
回想当初回国时的踌躇满志，屡屡受挫后的伤怀寥落，再看今天，虽然一路上并非波澜不惊，但命运真的已经对我十分眷顾，让我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梦想。片断
放弃高盛的工作，失去巨额的股份，我并不觉得后悔，但是国家开发银行的重组搁浅，却让我深感无奈，如同满腔热血都被堵在了胸口，无处释放。
事业上经历了短暂的消沉后，我和清华校友莫天全一起做了现在被称为“全球华人房地产门户”的搜房网。在搜房融资成功，热极一时的时候，我却又离开了。我心里怀着当初的梦想，即使暂未实现，也希望能为之积累些什么。
于是我到了美资大行雷曼兄弟公司，出任负责中国投行业务的董事总经理。去雷曼工作并非自己的目的，而是一个渠道，我必须通过它回到投资银行这个行业中。
一年之后，我又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途，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2001年4月，我加入中银国际；六个月后，我出任CEO；11月8日，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中银国际得到国务院特批，回内地开设分支机构；次年2月，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1997年，我曾在给朱总理的第一份建议书中，提议以香港的“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中银国际的前身）为基础，创办股份制的国家投资银行，然后回内地发展。这个计划没有被采纳，我直接去了国家开发银行筹办投行，结果又中途搁浅。没想到绕了一个圈，五年后终于实现了原来的设想。事后我颇有种心想事成的感觉。
接手中银国际之前，我并没有在国企担任一把手的经验，之所以毫不犹豫地接下这副重担，既是出于自己的信心与理想，更是出于为国效力的豪情。当时的中银国际，正面临建立以来最艰难的考验：首先，中银国际的股票零售部门同即将上市的兄弟公司中银（香港）的收入分成发生逆转，加上整个市场交易额大幅缩水，收入从高峰时的数亿元一下变成几千万，而中银国际收购的和记黄埔网上交易平台每年仅运营损失就达几千万，两项几乎正负抵销；其次，中银（香港）上市后执意要把中银国际的银团贷款业务拿回自营，结果该部门每年几亿的收入全部消失；而投资银行部除了担任中银（香港）的联合主承销外，更是没有任何项目储备。
面对重重困境，首先要做的就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对于我所领导的改革，评价褒贬不一。作为当事人，我深知，改革必然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尤其是人事和薪酬方面的变动必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但要走出困境，中银国际必须重塑激励机制。
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固定工资平均降了35%，这是中银国际成立以来第一次降薪，但只有这样，才能把业绩奖金占总薪酬的比例提上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接下来是大规模的裁员，公司80%以上的员工离职，高层全部换血。中银国际要走向未来，我必须把位置留给能把公司带向未来的人。
尽管改革的过程中充满压力，甚至有人怀疑我是不是会和我的前任们一样，雄心勃勃地来，满怀无奈地走。但事实是，一年后中银国际组建起了一支高素质的业务团队，公司已经基本能够按照国际大行的组织管理架构来运作，在与国内外一流投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有成功也难免有失落。我不否认，作为海归，回到国内工作，而且是在国企工作，有不适应的地方。多年来在海外的工作让我习惯于追求效率，习惯于直截了当的工作方式，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因素。2002年9月中旬，中银国际发布的关于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研究报告引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风波，惊动了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最高层。香港各大报刊都登出了“朱总理痛斥中银国际”的头条消息，一些和我一起打拼过的同事因此离开了中银国际。我的事业和中银国际一起陷入了低谷，甚至第二年初中银国际成功完成的中外运海外上市也被有些媒体猜测为“李山在中银的最后一笔业务”。我公开表明：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绝不放弃。我并不担心自己离开中银国际之后的出路，我只是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梦想从指缝中溜走。
又三年过去了，我庆幸我坚持了下来，与中银国际的同事们共同走过了一段充满挑战、奋斗和欢欣的旅程，造就了今天的中银国际。但我又有了新的梦想，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2005年10月我向董事会提出了辞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结束“打工”生涯。临别依依，我激动地对同事们说：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成败会过去，荣耀会褪色”，只有在人生中得到的经验，在历程里结下的友情，最为真实而温暖。从与大家共同经历的风雨磨炼中，我所得到的教益与经验使今天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充满信心，更敢于面对从头开始的挑战。感悟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虽然许多人职位比我高，许多人金钱比我多，但我的生活很快乐。我更看重的是自己的梦想。能够寻着梦想去生活、去创造，这其间的快乐比金钱、地位对于我来说更重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安于现状。我爱看史书，成吉思汗是我喜欢的帝王，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和他的蒙古铁骑建立起了比罗马发展四百年还要庞大的帝国。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人绝不可能成就这样的伟业。其实成吉思汗是一个睿智的人，他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给他儿子的话：“当你拥有华丽的衣服、迅疾的烈马和美丽的女人的时候，就会轻易忘记曾经的理想和目标，此时，人就如同生活的奴隶，事实上已经一无所有。”我赞同人应当为理想奋斗终生，所以在事业上我从来没有松懈过，无论是在国外为外国人打工，还是后来如愿以偿服务于自己的国家。现在，我又要开始一个新的创业阶段。
促使我下决心创业，有多方面的原因。
回首过去，我觉得身处的平台还不够大，不够坚固，或许我还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想创造一个新的平台，按照自己的理念，去迎接艰难险阻，接受挑战。虽然新的事业开始时起点低一些，但我相信起点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上面的天空有多高多辽阔。创业能给我更大的发挥空间，让我做更多的事情，为更多的人谋利，更好地实现自己效力于国家的理想。
中国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为官对于个人和国家都很重要。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以前在国企工作，是标准的学而优则仕，不理解我今天为什么选择离开。我想，如果大家都做了仕，那谁去做从政之外的事呢？我希望用自己所走过的和将要走的路来证明，生活中还有其他有意义的选择，能把一个人的才华和创造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让他做出一番同样激动人心、同样无愧于人生的事业。
对于生活，一方面，我心怀感激。感激亲人、老师，感激高盛、中银，感激生活中每一个朋友甚至对手，是他们让我学到更多，让我更加成熟。步出校门十二年，除了事业上的得失，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心态。在投行中从零做起，能够走到今天，我还是很自豪的；而且现在的我，越来越能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之美，能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成败得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生活中的幸运也使我希望回报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我觉得自己在事业上，许多的理想都实现了，一些看起来很困难的工作也完成了；现在我开始想怎样做一个更完美的人。我认为，一个人奋斗与创业的最终目的不应当是去追逐那转瞬即逝的金钱和权力，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一种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于生命的责任。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生。
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聪明抑或是努力。但是现在的我不这样想，因为古今中外，智者犹如大浪淘沙，至于努力的人，我们身边更是比比皆是，所以我现在更感谢自己身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是新中国成立后县里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我和很多海归都是因为适逢这样一个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才有了一番作为。我们从这个时代中获益了，也就有更重的责任，更应当积极投身于建设这个时代的伟大事业之中。
回顾历史，对中国近代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对国情、历史有非常深刻理解的人，如毛泽东；另一种就是海归，如孙中山、邓小平等。在海外求学、工作的那一段经历，我一直觉得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出国前，我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做团委书记，如果当时留在国内，或许后来会从政，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或许会在国内经商，未必不能有一番自己的事业。但我还是很庆幸选择了今天这样的道路，因为它更多姿多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学生时代就喜欢的格言。人生只有一次，这期间能够去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文化，是我们这些海归人士的幸运，而这种幸运更给了我们“博采众长、学通中外”的机会，给了我们参与创造一个崭新时代的力量和勇气。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一个“完美”的人，不仅应当具有儒家的仁爱之心，还应当具有崇高的信仰和旺盛的求知欲望。中西合璧的特殊经历使我们更有机会成为这样的“完人”，成为中国现代知识精英的典范。前行
离开中银国际，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名登上山峰的攀岩者，又要下到山谷，去爬另一座更高的山。可能很多人会留恋眼前的风景，但更让我激动、神往的则是征途中“快马加鞭未下鞍”的豪情。
现在，我和我的两位合伙人，高盛的前任总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先生以及曾在高盛任职的另一位美国金融家郑凯文（Kevin Czinger）先生共同致力于创建三山公司。桑顿先生正是1997年和我一起拜访朱总理的那位高盛金融家。也许总理也没有想到，当他召唤他的学生踏上归途的时候，也打动了一位国际金融家的心。桑顿先生两年前辞去高盛总裁的职务来清华大学教书，现在又和我共同在中国创业。我们的祖国真的是分外妖娆，“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能够和全球顶尖的金融家合作是我的荣幸，而走一条本土化与全球化紧密结合的中国金融发展之路正是我不变的初衷。为新的公司取名“三山”，是希望它能将全球的资金和最优秀的人才引进“三山五岳”——我的祖国。在金融这个永远不缺乏活力与激情的世界里，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创造，实现人生的光荣与梦想。
2005年9月，就在我辞职的前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在华盛顿召开，我代表中银国际领取了“最佳本币主权债发行奖”。中银国际的债券业务是我上任之后创建的，这个世界顶级的奖项是对我和中银国际的同事们几年来努力奋斗的最好见证。
在我的办公室里，挂着英国现代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一首小诗《假如》（If）。朴实无华的语言，却描绘出了充满理想、坚忍顽强的一个人。我愿以此诗和朋友们共勉：假如——假如你能——在别人不知所谓却对你横加指责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假如你能——在所有人都怀疑你的时候仍然相信自己，并能体谅别人对你的怀疑；假如你能等待且又充满耐心，或者，从不用谎言去应付谎言，也不用仇恨去回击仇恨，既不故作正经也不夸夸其谈。假如你充满梦想——但绝不做梦想的奴仆；假如你勤于思考——却不把思想当做目标；假如你能——在遇到胜利和困难时态度同样平静；假如你能容忍你所说的真理，被无赖用作捕捉愚人的陷阱，或看着你所献身的事业轰然倒塌，你能屈身拾起残破的工具把它们重建。假如你能——把所有赢来的筹码都押在一把赌注上，输光后仍能重新再来，且对输赢只字不提。假如你能——在运气不佳身心俱疲之时，仍能全力以赴抓住机遇，在一无所有只剩意志支撑的时刻，咬牙坚持到底。假如你能——与三教九流为伍而独善其身，与王公贵族同行而不忘本色；假如无论是敌是友都不能伤害到你；假如所有的人对你来说同等重要；假如你能把每一分宝贵的光阴化作六十秒的奋斗——你就拥有了整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我的孩子。
附2 关于中银国际裁员的信全体员工：今天，公司管理层作出了非常痛苦的决定：部分员工需离开自己的岗位，离开中银国际。这些员工在过去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曾为中银国际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在中银国际发展史册上将留下他们的名字和业绩。他们的离开，是公司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我本人及公司管理层对此十分遗憾。多年来，中银国际全体员工为实现建设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的梦想积极探索，努力拼搏，为中银国际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回顾过去的一年，在市场不景气、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公司上下齐心协力，自强不息，取得了跑赢大市的较好业绩。正视今日，我们面临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国际资本市场竞争愈益激烈、外资大行为维持竞争力纷纷裁员的市场环境。展望未来，内地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银国际中国公司的成立，使我们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适应新的形势，提升竞争力，实现我们建设世界一流投资银行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抓住目前的市场机遇，进行一系列的战略调整，包括机构及人员的必要调整。改革的历程是痛苦的，但改革的前途是光明的，而参与改革的人们是伟大的，他们顾全大局，勇于牺牲，无私奉献。在此，我谨代表中银国际管理层，向即将离开和继续留下的所有参与中银国际改革的同仁表示敬意，亦希望大家从全局出发、从长远着想，对公司今天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而不得已作出的决定给予理解和支持。对离开的员工，我诚挚地希望他们很快投入新的工作，有更好的发展，亦希望他们继续对中银国际的发展多作建言。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将根据即将确定的发展战略规划，完善人事薪酬政策，建立一整套对外具竞争力、对内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在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员工的价值将更受尊重，员工的利益将更有保障，我们的员工队伍必将不断壮大。让我们励精图治，精诚合作，为把中银国际建设成为规范化、专业化、国际化一流投资银行而不懈努力，只争朝夕！李山2002年3月13日
附3 致中银国际同事的告别信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与各位共同走过将近五年的难忘时光之后，我要告别中银国际，告别大家了。这是我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在这分别的时刻，我最想说的是：感谢中银国际的每一位同事，感谢大家给我信任和支持，与我共同走过一段充满挑战、奋斗和欢欣的旅程。正如我喜爱的电影《巴顿将军》中所言，“成败会过去，荣耀会褪色”，只有在人生中得到的经验，在历程里结下的友情，最为真实而温暖。回想往事，1998年我怀着报国的热忱和创建国际一流投资银行的理想，从高盛公司辞职回国。那时的我没有担任大型金融机构CEO的经验，我所拥有的，只有国际投资银行运作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知识，以及对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坚定信心。是各位同事的鼓舞和支持使我逐步走向成熟，是大家勤奋而富有创造力的工作，充分的理解和团队精神造就了今天中银国际骄人的成绩。金融市场是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但是，我一直深信，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因素——诚信、勇气、明智和团结——起着最重要的支撑作用和净化作用。我为大家感到无比的骄傲，也诚挚地向每一位同事献上我衷心的祝福。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枢纽，它强大而又精巧，遍布风险也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创办苹果公司的Steve Jobs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能促使我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我真的热爱我所从事的工作。”同样，我也觉得自己何其幸运，能将所爱、所学融合于金融事业中，从中得到的快乐与成就感远远超过了困难的考验或者金钱的诱惑。与当初离开高盛公司时一样，今天我决定告别中银国际的时候，依旧对中国金融事业抱着同样的信心与憧憬。一个结束同时是一个新旅程的开始。离开中银国际之后，我将把主要精力投入创办三山公司。这是我与另外两位国际金融家合作的事业，它将把资本和人才引向“三山五岳”——中国。在开放经济的年代里，我希望走出一条本土化与全球化紧密结合的中国金融之路，这正是回国以来我未曾改变的初衷。从与大家共同经历的风雨磨炼中，从每次争论砥砺出的火花中，我所得到的教益与经验，使今天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充满信心，更敢于面对从头开始的挑战。依依惜别之际，我想起了诗人徐志摩的话：“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崇拜创业的精神。我们并没有分离，我们仍然在祖国的土地上，在金融这个永远不乏活力与激情的世界里，共同创造和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光荣与梦想。李山2005年10月27日
十年磨一剑：建立高效的中国金融体系
中国资本存量的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但利用效率极为低下。目前中国银行系统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同时外国直接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前曾经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今天，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中国金融体系却仍停留在比较落后的水平。中国拥有令世人羡慕的资本宝藏，但现有的金融体系却未能使其物尽其用。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多项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在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放开价格和资源分配方面的管制，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以及“国退民进”等，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进一步推动了这些改革。尽管这些改革举措都历经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战役——建立高效的金融体系——才刚打响。
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在各方面都相当薄弱。中国居民和企业除了把积蓄存入商业银行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投资选择。而这些银行往往贷款给那些经营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从而造成了中国经济中最大的资源浪费。
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缺乏效率以及人民币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
首先，中国欠缺体系完整的金融市场来提供企业融资所需的债权、股权和衍生证"等金融产品，从而无法使企业建立一个平衡的资本结构。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提供超过90%的资本来源。而其他资本来源相对而言极不发达。在股本方面，法规监管和金融知识的缺乏造成了股市规模和流动性的不足。中国的GDP在2006年有望超过2.6万亿美元，但股市的市值仅为6000亿美元，不到GDP的25%。这与美国的120%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同时，衍生金融产品、商品市场和企业债"市场更处于起步阶段。
由此造成的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资本结构导致中国企业同时存在投资过剩和投资不足的双重问题。一方面，因为贷款企业可以享受高风险所带来的高收益，而投资失败的后果则由贷款银行承担，贷款企业被激励去追求高风险的项目。但另一方面，因为项目回报必须先用来支付给贷款银行，然后新投资者才能分享到剩余收益，同一贷款企业可能无法为好项目获得新的股权融资。同时，缺乏风险规避手段也使很多中国企业承受着来自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多重风险。
中国金融机构的低效率更加剧了这一不良状况。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大多存在组织结构缺乏效率、激励机制不协调、内部控制薄弱和信息系统陈旧等弊病。中国的主要银行向国有企业所发放的贷款已经形成了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坏账，同时他们又缺乏能力和动力去向那些充满活力且多为民营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事实上，在政府注入数百亿美元来进行重组并为海外上市做准备之前，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处于技术性破产的状态。国内证券经纪行业的情况甚至更糟：管理者所采取的非专业或非法的经营行为已经导致众多证券公司破产。
尽管部分大型国有银行在上市前对其公司治理、激励机制和技术平台等方面进行了改进，但它们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来提升其最重要的资产——人力资源。尽管可能会触犯到现有管理层的个人利益，但显而易见，让专业的管理者来管理金融机构对国家是最有益的选择。
第三个问题是由于担心目前薄弱的金融体系难以抵御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中国政府仍不愿实行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抛开国际压力不谈，在条件成熟时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中国的最佳选择。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时须承担汇兑不便的额外成本。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人民币亦应当成为国际性的结算货币。此外，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也是中国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
尽管存在上述弊端，历史预示着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光明的未来。过去二十多年的成功改革经验和持续的政策支持大大鼓舞着人们的信心。中国金融体系正在以自己的步伐进行转型。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从市场结构和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在未来的十年将出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首先，中国资本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是必然的趋势。以固定收益市场为例：基于信用等级的有效的风险定价体系以及具有不同风险回报水平的多样化的债"产品将有助于投资者进行多元化的资本配置。国债、地方政府债"和公司债"的一级和二级市场将会不断成长。一旦政府从货币政策中吸取到足够的经验而中国经济也变得对市场信号更加敏感时，短期国债市场就会迅速扩张并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
在股本市场方面，公募和私募股权资本将更为普遍。有迹象显示由于很多公司从传统银行转向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国内资本市场的规模在未来五年将达到2万亿美元。中国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将创建一个在流动性、透明度和法规监管等方面均可与那些全球领先的竞争对手相媲美的区域性交易平台。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资本市场的总规模将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相应地中国企业将建立更加优化的资本结构，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同时，衍生产品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发展将大大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多样化和效率。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势头将使中国成为国际商品市场的领头军。由于香港在法律体系和人力资源上相比于上海等内地城市具有优势，它将很可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衍生产品市场。
十年后中国金融机构的格局也将发生显著的变化。通过民营化和重组，一些经营良好的商业银行可能会成长为世界级的金融机构。国内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直接投资机构将由于各自市场的扩展而取得更重要的地位。部分中国金融机构，包括通过拓展目前网络和服务做大做强的商业银行以及在资本市场异军突起的投资银行，甚至有可能成为国际性的著名金融机构。像汇丰和花旗银行那样的金融巨人可能正在中国产生。此外，新一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经理人将取代目前金融机构的管理层。
基于上述预测，未来十年内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兑换的时机将会成熟。我们已经看到了良好的开端：国际社会的游说和中国现实的经济需要正将人民币推向浮动汇率制。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将给港币带来重大影响。《基本法》规定港币实行与一种可以完全自由兑汇的储备货币相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随着香港与中国内地经济及金融的联系愈加紧密，目前港币与美元的挂钩机制将越来越不合时宜。因此，在一段时期后，港币将转向与人民币挂钩，这将成为中国金融和货币市场实现一体化的第一步。
我并不认为上述设想过于乐观。尽管来自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挑战仍然存在，但是中国金融体系发生巨大变革的因素已经具备。将当今中国与20世纪初的美国进行比照就可以看出，中国完全可以像美国那样成功建立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
20世纪初，有利的地域政治因素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中心铺平了道路，而这一历史正在今天的中国重演。在19世纪期间，美国由于其相对的成本优势，成为欧洲资本的天堂；在20世纪初期，正是那些跨国资本引导美国走向了工业化时代，但当时美国的金融体系仍然相当落后，没有法规监管框架及中央银行体系——这可能比中国目前的情况更糟。但是，美国的工业基础最终让这个国家在全球舞台拥有了一席之地，并且为美国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国目前正处在与美国一个世纪前经济发展的相似阶段。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大量的金融资源（例如1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已经为建立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创造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金融体系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就是强烈的成功愿望。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在这方面具有足够的魄力。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都是坚定的改革者，目前的领导层更给予了金融改革极大的关注。中国几家最大的银行在海外上市即是其改革决心的最好佐证。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天当然是太短了，但十年时间的努力则足以搭建一个市场化的高效的中国金融体系。
奥巴马的金苹果
刚宣布完向阿富汗增兵，奥巴马总统却于两周后领到了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在国际上引起一片哗然，许多人质疑该奖项的公正性。但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这倒也不值得大惊小怪。11月奥巴马在盛大的访华之旅中，把中美两国关系的基调从布什时期平淡的“利益相关者”大幅提升到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并未影响他在行前批准对华进口轮胎的“反倾销”保护关税。
政治家的赞美与许诺有点像希腊神话里厄洛斯女神的金苹果，辉煌灿烂，却可能变成刺激纷争的道具，备受瞩目的奥巴马似乎也难以例外。说来有缘，奥巴马当选那天，我刚好在纽约。路过时报广场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很惊讶：往日川流不息的百老汇，人们纷纷驻足于时报广场的电视大屏幕下，观看着投票的进程。当宣布奥巴马当选时，人群欢呼雀跃的热烈场景让我的心为之一震——没想到身处纽约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人们，每天忙碌奔波，却仍然如此关心政治。美国人参与政治、民主选举、希望变革的氛围使我感触良深。
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回国后又主要从事国际资本市场工作的经历，自然使我很关注中美关系的变化。记得1997年香港刚回归祖国怀抱，美国第七舰队到港进行友好访问，当时在美国高盛公司担任经济学家的我与该舰队司令一同受邀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在太平山顶的家中共进晚餐。我们轻松地聊到中美关系时，将军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真搞不懂国会的人在想什么。二战时，正是美中联合打垮了日本；虽然朝鲜战争中两国发生了军事冲突，但当年参战的军官几十年后相见时却愉快地交流当年双方的攻防进退……这就好像我们正在举行欢乐的宴会，而国会的人却向会场中扔手榴弹。
我相信这位美国将军在我们那次私下交谈中的言辞是诚实中肯的。中美两军虽曾兵戎相见，但双方仍可能存在友好合作的意愿，这无疑可以成为中美两国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2009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将军访美，在双方军队交流历史上又书写了新的一页。然而就在不久前，美国著名智库STRATFOR公司总裁乔治·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下一个百年：对21世纪的预测》（The Next 100 Years：A Forecast for
近期另一个备受瞩目的事件，无疑是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改变问题谈判。值得一提的是，在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去年11月的会面中，中美双方在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领域达成多项共识。当月17日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肯定了《中国科技部、国家能源局与美国能源部关于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合作议定书》。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将为两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联合从事清洁能源研发提供平台。中心在两国各设一总部，中国总部设于清华大学，美国总部设于麻省理工学院。清华与麻省理工学院都是我的母校，如今这两所学校在中美这两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为全球环境所做的努力中担当重要角色，使我倍感自豪。凑巧我目前也正在积极牵头筹建人民币能源基金，希望用现代金融的手段推动中国能源产业的发展。历史的机缘巧合使我内心充满了将个人事业与母校及祖国的发展相结合的荣誉感与使命感。
可以预见，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就在哥本哈根的谈判桌上，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更无理否认了美国应该对历史排放所承担的责任。
细数一下，奥巴马的中国之行已经是与胡锦涛主席的第五次见面，并且在奥巴马这次访华之旅中，胡锦涛主席还破例为总统设了两次晚宴，两位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显得非常融洽。这让我想起了自己2007年夏天在美国著名的避暑胜地和滑雪天堂Aspen参加亨利克隆培训计划（Henry Crown Fellowship）时的一个小插曲。亨利克隆培训计划是为了纪念芝加哥的商业巨子与大慈善家亨利·克隆先生而设立的。该培训计划主要针对二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在各国商业或公益事业中已取得相当成就或具有杰出表现的领袖人才，帮助他们继续学习、成长。2007年我作为当年唯一一个受邀的中国人参加了这项计划。在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前国务卿——也是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与我们共进早餐，席间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她对领导者素质和国际关系的看法。我记忆犹新的是她谈到她如何与克林顿总统将中国确定为美国的潜在战略伙伴而非敌人。她最后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如果这真是大外交家的真知灼见，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之间这种良好的个人关系是否可以让人们对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的美好前景给予更多、更高的期待呢？
这种期待是真诚的。愿奥巴马总统带来的金苹果，最终被证明不是禁果，也不是恶果，而是未来岁月中的友谊硕果。
香港金融向何处去？
一、“危”与“机”中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其他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香港仍然非常年轻。虽然香港现代金融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但真正崛起成为亚太金融中心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战后亚洲经济复苏和转口贸易的蓬勃兴盛，尤其是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为她带来了历史机遇。同时香港政府当局的一系列自由化政策，比如解除黄金外汇管制、取消利息税、建立三级银行牌照体制，吸引了大批跨国金融机构涌入。此后香港历经数次风云消长，屹立不倒，以“小政府、大市场”为圭臬，几乎成为自由主义学者们心目中“小而好”的城邦经济完美典范。
仅以金融而论，香港的成功经验并不复杂：完善的法治和充足的人才。前者降低金融活动的风险与成本，后者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再加上低廉的税收，已经足以保证香港金融市场的强大竞争力。然而，在发生全球金融海啸之后的今天，这些条件是否仍然足够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
全球金融海啸来势浩大，以香港金融体系开放度之高，受累程度不待赘言。然而，“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地方是森林；隐藏一具尸体，最好的地方是战场”，普遍性的危机常常淹没了独特性的问题，如果不加深思地把一切失误归咎于天下大乱，无异于履“危”而失“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