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中的历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约翰·O.E.克拉克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地图中的历史试读：

前言

地图不仅能开启世界的真实面貌，还有助于人们想象未知的世界。地图上那些形形色色的点、线和空间都描绘着希望与恐惧，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本书收录的地图，证明了地图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虽然出现的时间早于书写文字，但时至今日，地图已经用上了最先进的电脑技术和成像系统。从许多地图中，我们得以窥见制图者对于宇宙的信念，以及对地理的探索。此外，地图上对领土的控制和对所有权的宣示，也代表着社会政治的欲望和权力。无论在想象中还是在现实里，东西方的地图学发展史都与“掌握空间”密不可分：从描绘人类与天堂的关系，到世界的侵略和征服，不一而足。从楔形文字到电脑辅助设计与加工，地图学也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希望这本包罗万象的地图之书，以及这些地图诞生的故事，能够阐明制图文化与其视觉表征之间千变万化的二元关系。这是一幅标准墨卡托投影（这实际上并非标准墨卡托，但已很接近）地图。它已经不再是一幅简单的地图，而是一种世界的“标识”。你可以拉长它，或者在太平洋地区增加一个半英寸的条状区域。你也可以制作得更精确——特别是考虑到各区域在地图上呈现的形状。

本书还构不成一部完整的地图史，也并非一部写给专业人士的学术作品，但它收录的地图，却能点燃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与向往。

许多地图并非只是好看，我们还有必要了解它们背后的科学，比如洪堡的地球磁场地图，或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金星探测图。对于这些地图而言，视觉效果并非制图的重点。此外，也有些人更愿视地图学为美学作品而非科学作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X=tan-1（tanφcosφp + sinφpsin（z-z0））over cos（z-z0）。以上只是一个简单的联立方程式，其中z代表经度，φ代表纬度，以此便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墨卡托斜角投影。

也许，本书收录的一些地图既不好看，也未能达到技术和科学的要求，但它们仍有值得欣赏的部分。为宣传而制的地图提醒我们，“地图语言”也需要仔细阅读。绘制一份“北美部分地区的总图，这里曾成为战火肆虐之地，并且道路……河流……新的要塞都要清楚标明”，詹姆斯·蒙特雷索上校于1760年断言说：“这幅地图将会在政府官员和军官中广受欢迎。”可见，拓殖时期的地图是服务于贸易和扩张领土的。本书还会提到一些以社会议题为中心的地图，约翰·斯诺的霍乱地图便是其一。这幅查尔斯·路易斯·德斯诺斯（1725—1805）于1786年绘制的地图恢宏绚烂，并未遵循“少即是多”的格言。分开的两个半球展现了库克船长的远航。丰赡的注释告知我们：非洲是最热的大陆；亚洲则是所知最少的大陆，也是最为富饶的大陆。

地图经常面临一系列制图上的挑战。以一个小型二维平面精确描绘一块大的区域不仅是一个艰巨的难题，也意味着制图者经常需要妥协。除此之外，特定类型的地图也经常面临各式各样的棘手难题，像寻找相关信息，确定空间方位，最后将其精确描绘，并复制再现——这些难题都因地图种类而异。在地图上展示铁路线，要比标示令人恐惧的复杂街区来得容易（哪怕是居住已久的市民，进入这些街区时也百般犹疑）。尽管如此，后者与前者一样，都是我们身处空间的一部分。有些地图也能标示地区主流的宗教信仰——意大利是天主教，以色列是犹太教，等等——但是，要描绘宗教信仰的程度便十分困难。

地图是空间感知的一种触觉形式，空间感知的不稳固性和可转换性都极大地影响地图本身被理解的方式。地图所涵盖的多重含义将会为其魅力、复杂度和重要性加分，而其“多重含义”涉及之广也将在“世界应当以何种途径呈现”的话题之中得到生动展现。乔瓦尼·马里亚·卡西尼（1754—1824）于1790年绘制在三角布上的这幅13英寸（34厘米）高的世界地图印刷于罗马，描绘了库克船长的远航。这幅地图和上一页德斯诺斯的地图差不多同时诞生，有着相同主题——这明显是一个卖点，尽管它们的差异可谓南辕北辙。卡西尼的世界地图在大范围内获得成功。这些三角布地图收录了他的《列入最新观测的新地理学地图集》（Nuovo Atlante Geografico Delineato Sulle Ultime Osservazioni）一书中。

北半球应当处于地图顶部的观念经常遭受挑战，至少“麦克阿瑟通用纠正世界地图”便是一幅“南上北下”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用以下文字结尾：“澳大利亚万岁——宇宙的主宰者。”为什么格林尼治子午线一定位于地图的中心？为什么一定要将欧洲置于地图的中央？事实上，早期地图并非都是如此——很多美洲的地图都将西半球置于地图中央。

本书收录的许多地图起初都以地图册的形式呈现，比如奥特柳斯和布劳家族的地图。他们的作品特点鲜明，美感与理性兼备，在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与传统的地图相比，历史地图与历史的联系更为密切，向我们展示了地图是如何与时俱进的。直到20世纪，决定历史地图内容的主要是国际关系——特别是战争和领土控制权的转换。国家，也许是这个历史进程中最关键的单位（及对象）。同时，地图也适时反映了国界线的变动，特别是帝国的兴衰。帝国显而易见的兴衰循环特性（特别是罗马帝国）赋予历史地图一种类似于“寓言故事”的角色，与记述这一时代的历史著作交相辉映——如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19世纪（以及更早）欧洲势力急速扩张之时，地图曾被用来组织和安排世界其他地区。在《各历史时期的世界地图集》（Historical Atlas in a Series of Maps of the World, as known at Different Periods）导论中，伦敦大律师爱德华·奎因用颜色来标示“文明”，并使用了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词汇。“在所有时期里，我们都使用了一种单调的橄榄色底纹来标示……野蛮和未开化的国度，”他写道，“就像当下广袤的非洲内陆。”150年后的1942年，一幅与卡西尼世界地图类似的，以同种形式绘制的世界地图面世了。这幅50英寸（127厘米）的三角布版世界地图是为美国战争部准备的，由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情局前身绘制——“版权所有：韦伯·科斯特罗公司。美国联邦政府有权修正本地图，并增加必要的资料。”美国战略情报局成立于1942年，任务是收集并分析战略信息。

有证据表明，1945年之后的地图经历了一场“信任危机”。历史地图册对自然地理的关注有所减少，这背后有多重因素，包括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式微。最终结果是，地图在设计上变得更具创造性，但它们解释历史的能力却被削弱——这正是它们本应具备的功能。

制图者的自主性有多大？哪怕是本书提到的奥特柳斯的作品，也是团队合作的产物，并由商业利益驱动。相较于其他书籍，印在地图册封面上的名字——作者、制图者、编辑——都只能告诉我们一件事：出版商是主导地图框架的人。从最基础的层面来看，他们决定了地图册有多大、总共收录多少幅地图。因为不论在今天还是过去，地图的制作成本都是高昂的，至少肯定比文字和单纯的图片昂贵（在早期，为了简化程序、节约成本，制图者有时就是出版者）。

顺便举一个例子。数年前，为完成一册与战争史有关的地图集，我制作了一幅18世纪的印度地图，试图展示莫卧儿帝国头六十年里欧洲对印度渐渐扩张的影响。传统的标准南北向地图偏重于欧洲的渗透，以此凸显印度与周边海域的关系。印度呈现为一个半岛，视线主要聚焦于欧洲海岸到德里沿线，像孟买、加尔各答、果阿邦、马德拉斯等地。这些地图参照英国对印度的吞并程度来进行绘制，有时还会标示出欧洲取得的胜利，比如克莱武参加的阿喀德和普拉西战役。然而，印度历史则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记叙，它会将关注点放在欧洲的失败上——如1779年的瓦德加奥恩会议，或是1780年迈索尔的海德·阿里在佩鲁姆巴卡穆战役上对英国的胜利，或是1782年蒂普·苏丹王子在戈莱伦河战役取得的胜利，又或是英国于1790年和1791年夏天对迈索尔发动的失败的战争。这是古德投影法，它减少了地图表面各区域轮廓和面积的扭曲。如果用精确的技术语言来描述古德投影，那么不连续古德地球等面积投影地图（Interrupted Goode Homolosine Projection）就是一幅不连续的伪圆柱等积编绘图。

我起草的这份地图核心内容是：一群外国扩张力量争抢莫卧儿帝国的遗产。英国，当然是其中之一，同时还有马拉塔联盟（Maratha Confederation）、海德拉巴的尼萨姆（Nizam of Hyderabad）、孟加拉的纳瓦卜（Nawabs of Bengal）、卡纳提克（Carnatic），以及迈索尔的苏丹（Sultan of Mysore）。接替莫卧儿帝国的入侵国必须从北边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开始，直捣德里。但基于市场的考量，这幅地图并没有出版。对于出版者和制造商而言，他们只想发行大众感兴趣的内容。当地图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制作时，制图者或者制图团队承担的压力未必会减弱。如果一幅学术历史地图（像我制作的印度地图）都不能成功出版，那么，可想而知为斯大林工作的制图者身上的重负该有多大。

以相同比例呈现的地图，其空间和距离看起来毫无差异，其实并非如此——“距离”的概念随着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举例来说，与223年后的1999年相比，1776年的时空观念更接近于223年之前（1553）的境况。充满威胁的黑暗地带（未知区域常常被如此描绘）便是明证：当某片区域只剩下闪烁不定的光点时，它将不会为地图所呈现。此外，神恩降临、人类世界中广泛而日常的善恶互动、地狱与天堂、神圣之地，今天都因世俗主义和科学的反对，而被地图“拒之门外”。然而，这些早期人们所关注的内容，也是地图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大洋洲土著居民的地图《天体音乐》，甚至是神秘传说中的阿瓦隆。这些内容本书也都将其收录其中。这幅德维特18世纪早期绘制的爱尔兰地图完美地展现了一个曾经困扰制图者、现已不复存在的难题。这幅地图使用了德国、英国、法国，甚至是“西伯尼亚”（爱尔兰）单位制里都存在的“里”。然而，尽管“千米”已于16世纪末期得到定义，“1里”的长度却因地而异。比如说，1“勃艮第里”要比1“巴黎里”长得多，1“爱尔兰里”有2240码长。

孩提时代我便开始对地图感兴趣。不管是《燕子和鹦鹉》（Swallows and Amazons）还是《霍比特人》（The Hobbit），只要我读的书里有一幅地图，我都会手不释卷。地图让历史变得具体、真实、丰满。我在伦敦郊区长大，而地图定义了我的世界。哈里·贝克制作的地铁线路图展示了通向市中心的不同线路，勾勒出城市清楚匀称的延伸和扩张。还有我所住的郊区早期的街道地图——它是一本地图册，将街道描绘得巨细无遗。当我需要寄信，却偏离正确路线时，它给了我极大帮助。

当我还是小孩时，写过一部想象之地的幻想小说——这就需要地图，需要对不止一个“真实”的国度进行“测绘”，阐释它们的历史（读者在浏览本书最后一章“幻想与杜撰”时，也许将被唤起相同的记忆）。以前，学校把地理课当作历史课来教授——它意味着问题从“香蕉产自哪里”开始。而现在的地理课却告诉我们：“如果学会了地理学分布的分析，就会明白香蕉产自哪里。”总之，地图反映了一个真实世界。在我的少年时代，地图带来了许多快乐——我是我们家欧陆自驾游和英格兰徒步旅行的路线规划者。同样，今天我在飞机上偶然发现的地图（飞行杂志里的纸质地图，以及它们在显示器上的对应地图）也是如此动人。相同的路线在地图上可以用几乎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这造就了世界千差万别的地图。

我在开始构思撰写这篇序言时，英国报章上充斥着选举地图。这些地图既阐明也误导并简化了选举：那些超过60%的选民都没有投票给当选者的选区，却用了当选者所在政党的颜色标识——这要感谢英国“简单多数制”的单一选区制度。当然，这种选举地图是对选举结果的准确反映：它揭示了谁是当选者。然而，它却是对选民倾向的误导性描述：也许，一幅彩色标识的点状地图，在每个选区配搭上分别与投票结果对应的数字和点状色块，能够更好地反映选民倾向。但是，这样“精确”的地图却不易于理解。在本书后续提到的地图中，这种“平衡”的艺术都将一一展现。1755年9月8日乔治湖畔战役的鸟瞰地图。英军和他们的莫霍克盟友们大败法国和印第安联军。地图是战争的关键工具，本书中的“军事地图”部分对此阐述得很清楚。但一些地图仅仅是战后记忆。就像这幅地图，它显然是英国人的臆想之作——这只是一幅对胜利者而言的地图。

无论如何，我的看法多少会引起一些读者的共鸣，每个读者都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去理解和欣赏地图，这也说明了为何地图总是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主观解读。历史上，地图经常被用于宣传目的（经常是无所不用其极），又或者，地图仅仅是通过“分配领土”或是操纵舆论来控制地盘的一种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图本身没有价值，我们仍有必要理解地图在感知上呈现出来的细微差别。

这本书将激励人们展望未来。在一个视觉愈发主导文字的世界里，地图将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需要描绘人类并不熟悉的“系统”——不管是自然系统（如人类大脑）还是人工系统（比如微型芯片机制）。在地图疆域日渐扩展的今天，理解那活力四射、华丽绚烂的地图历史就显得格外重要。

地图的选择

单单一本书的篇幅，并不能指望它能完整地表述地图学的全部历史。本书收录的这些地图往往能代表地图学里某个特定的主题：它也许是一项地图学创新，像是哈里·贝克的伦敦地铁系统简明示意图，或是赫尔曼·博尔曼以轴测法制成的城市导览。也有一些地图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制图者在地图学史上赫赫有名，比如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菲利普·阿皮安、奥特柳斯和托勒密。此外，一些地图因其独特制图技术在本书中占据一席之地，如电脑制作的2004年海啸地图，以及反映世界贫困的数据地图。也有一些地图象征、概括了一种完整的宇宙观，如大洋洲土著的地图，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九大世界”地图。

应该言明的是，几乎所有地图都是对世界片面、带有偏见的展示：它们不得不在各种区域、形状、距离和方位的准确性之间寻求平衡（这些需求是冲突的）——哪怕制图者的唯一目标是符合地理或自然规律。如果制图的目标更复杂、更刻意含糊——就像那些精心设计以鼓吹领导人和国家的宣传地图，或是宣示主权的地图——对读者而言，解读这些地图将更加困难。本书之所以收录这些地图，不仅在其重要性，还在于其美观。美观在17世纪的荷兰地图里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是制图者费尽心力制作的绚丽艺术杰作。约瑟夫·珀金斯于1826年绘制的用不同颜色标示的法国地图，展示了定居点、行政区边界、道路、水道，以及地貌特征。

本书的第一章着重叙述地图制作的起源，揭示早期地图学知识在东西方之间的传播往来；第二章关注“地图学的突破”，大部分与杰出的天才有关，但不是全部；第三章不可避免地要讨论殖民探险的黄金时代；第四章讲的是“军事地图”，但我有意限制了军事地图的选择标准。一般标准下，许多地图都可以被定义为“以军事为目的”。比如说，许多19世纪欧洲绘制的非洲地图，要么与军事有关，要么是出于吞并非洲的考虑。而本章选取的绝大多数军事地图都是战役地图，这些地图直接影响了战争的结果，或是反映了军事决策的过程。接下来的“划界地图”一章聚焦于领土吞并的地图表现。最后一章则关注有争议的地图，以及幻想的地图。

最早的地图

古代泥板地图

如同轮子和犁，地图大概也是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块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之间的古代中东土地）使用的。现存最早的地图于4000年前诞生于这个区域——不过这仍待论证。

大约在公元前2350年，萨尔贡大帝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建立了阿卡德王国。国民的语言是阿卡德语，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一种由楔形符号构成的文字）来书写。为了永久记录，书吏们使用一种三角形的“笔”将楔形文字手稿刻写在潮湿的泥板之上。随后，他们将泥板置于阳光下干燥，或是在一架烤炉中烘烤，如此文字便可得到保存。1930—1931年，考古学家们在毁弃的古城贾素尔（位于努斯，即今天伊拉克的约尔干遗址）出土了一块“不一般”的泥板——与通常的楔形文字泥板不同，它的上面画了一幅地图。出土地点位于巴比伦以北200英里（320千米），邻近今天的基尔库克和哈兰。考古学家推算泥板制作的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这使它成为今天所知最古老的地图。它的面积为3英寸×2.7英寸（7.6厘米×6.8厘米），略微小于人的一只手掌。

这块泥板上雕刻的线条难以破解，但专家同意它们展现的是一块区域内的土地规划。它的落款是所有者的名字——艾萨拉（Azala）。这片土地位于两排山岭之间，山岭以重叠的半圆标示。这块地产中央有一条水道纵贯，它是河流或沟渠。中央用地是一块标示的区域，面积为354“伊库”——这相当于30英亩（约12公顷）。刻着的三个圆圈很可能指代着三大基本方位——北方、东方和西方。

小规模的泥板地图或城镇规划图，在随后的巴比伦王国时期也时常出现。一块公元前1500年的泥板描绘了尼普尔城——位于巴比伦的南方，也是苏美尔文明的首都。这幅泥板地图展示了主要的建筑，包括“正方形”的恩利尔神庙。在周边的区域里，线条标示出了一些富有地主们的地产边界线。他们的地产被一条曲折河流引出的沟渠分开。更晚一些的西帕尔城，也被大约公元前500年的一幅泥板地图所描绘。这座城位于幼发拉底河畔、巴比伦北面，它在地图上以矩形的形状出现，并为一个复杂精细的沟渠系统环绕。巴比伦城的街道规划也曾于泥板上绘制成地图。其中一幅泥板地图标示出了马尔杜克神庙，以及穿过神庙伊什塔尔城门前往巴比伦城外一座较小神庙的行进路线。巴比伦的世界观被记录在这块约公元前600年的泥板地图之上。巴比伦占据了地图中心略偏上的矩形区域，北部群山连绵，幼发拉底河向南奔流，于波斯湾处流入一个环形的水域——这代表了世界上的海洋。

一幅大约是公元前600年的巴比伦泥板展示了一幅世界地图。地球以一个小圆盘的形象出现，四周为一圈水所环绕。邻近地球中心的一个矩形小方框横跨幼发拉底河，它代表巴比伦，周围的小圆圈指代邻近的城市。这是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展示的第一次尝试，比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约前610—前545）和赫克特斯（约前550—前476）的类似诠释要早。

绝大多数古代泥板地图都是对小块区域的放大比例再现，标示了灌溉系统、土地……以及最重要的所有权。它们被称作“契据”，是一个摆脱了渔猎和采集社会，进入新型城市社会的必要记录。当然了，这些地图并非最古老的地图，它们只是保留下来的最古老地图。

梦幻时期的地图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词语“alcheringa”通常被翻译为“梦幻时期”。这个词也通常意味着一段神圣的史前时代——世界初创时期，所有生物的图腾祖先仍在世界上生存的时候。大洋洲土著居民相信，在众多生物之中，毛毛虫、袋鼠和蝎子的全能祖先，通过“梦境成真”的方式创造了世界。

传统大洋洲土著宗教坚持认为，这些不朽的实体仍然生存（以一种“休眠”的梦境状态）在神圣的石头和今天的地表地貌上。传统上，这些图腾祖先和它们的功绩都被记录在树皮画里，或是刻在神圣的岩画里。它们也会被歌曲唱诵，并在戏剧性的舞蹈和仪式中被表演出来。一概而言，这些图案或是口耳相传的传说都充当了地图的角色：在梦境时分教导、指引这世上新进的灵魂。然而，随着这些超自然生物的地表分布在地理上变得清晰可识，它们也成为真正的地图，成为探索自然世界的实用手册。“梦幻时期”的概念——“永恒的梦幻时期”或是“梦之时”——对于所有大洋洲土著居民而言是统一的。在大洋洲土著文化里，它所指代的更像是一种永恒的“维度”，而非本来的“时间”。“梦幻时期”描述了一个通用于绝大多数神话里的概念——即我们所知的“史前时代”。那时，诸神或是远祖们为人类种族制定了律法和禁忌。对于大洋洲土著而言，这是超自然祖先的一个维度，他们“生而永恒”（altjiranga ngambakala）。他们形塑了土地，并用生命充盈了它。这些精神或实体，依旧存留于这片土地上。他们可以用魔法召唤归来，教导我们如何生存。

依据大洋洲土著传统，凡人仍然可以与这些实体交流。部分原因在于土著居民与土地存在“感知”关系。在大洋洲土著社会，所有人都有两个灵魂，一个平凡，一个不朽。平凡的灵魂从人类先祖那里继承了自然力量，而不朽的灵魂则从图腾祖先那里继承了超自然力量。一个人不朽灵魂的祖先也许是一只沙袋鼠，也许是一只毛毛虫，这都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

这些不朽的图腾之物安睡于土地的各个角落之中：岩石、树木、泉水……然而，如果女人在怀孕的特定阶段内经过它们的处所，这些超自然之物将有能力进入她们的子宫。每一个图腾祖先都向每一个孩子赠予特定的超自然之礼。这不朽灵魂，将作为平凡灵魂的孪生物，与之相伴共生，也在人类肉体的有生之年，与之共同生活。这个图腾之物的精魂，或许在人类的躯壳里生机勃勃。然而，当肉体朽坏、灵魂泯灭时，这个不朽灵魂将返归它的祖先，并永远安居于大地。在大洋洲原始部落Gumatj，鳄鱼的力量与火焰有关。这只叫“巴鲁”的鳄鱼于卡利登湾，为Biranybirany部落带来了火。火焰从这里开始传遍了全境——它在图案里被设计成钻石形状。“Gumatj”——或是“鳄鱼”——代表大洋洲北部地区东北海岸Yolngu部落的一个氏族。这幅画作既代表了“巴鲁”的祖先形象，也代表了Biranybirany这块区域。它的尾巴与身体相接的地方便是河口。

在大洋洲土著社会，每个个体都知晓如何去认知，以及与大地上的这些祖先精魂沟通。如果这个过程失败了，那将是致命的。学习与这些祖先相关的神话和仪式，能够让一个人得以在合适的季节，从一片水域安全迁徙到另一片水域；或是随着动物迁徙，适时转换打猎地点。这些图案历久弥新，它们的制作过程充满了“梦幻时期”的传统——它们不仅是所谓的泛灵信仰，也是大洋洲土著部落实用的生存手段。

纳斯卡之谜

这些映入我们眼帘的所谓“纳斯卡线”有着形似动物的轮廓——一群小鸟、一只猴子、一头鲸，甚至是一只大蜘蛛，当然也有花草树木。其中一幅图案里，一只310英尺（94米）长的蜂鸟，与一只935英尺（285米）长的鹈鹕比邻而居。考虑到它们的庞大“身躯”，最佳的观看位置应该是在空中——这也是它们最初进入公众视野的方式，时间大约是在1930年。此外，这片遗迹还散落着一些整齐匀称的几何图形，包括螺旋线、三角形、矩形，以及一条条明显是随心所欲摆放而成的直线。这些沙漠图案集中在一起，占据了一块大约400平方英里（1036平方千米）的区域。

斜坡上也发现了一些拟人化的图形，像是一个长着两只巨手的怪物：一只手正常，另一只手却只有四根手指。还有一些物件，似乎代表着纱线、织机和装饰的钩扣。这些所有图形似乎都有着清晰的“入口”，这些“入口”指示着前进的路线，以及排队的地点。

纳斯卡人将潘帕科罗拉达地区（彩色平原）地表的风蚀褐色岩层刮去，使下面颜色更浅的泥土显露出来，在沙漠中完成了这些恢宏的设计。来来往往于这些沟槽周围的南美土著居民的足迹本该使沙粒堆积，但持续的大风不断冲刷着沟槽中累积的沙子。得天独厚的气候（这里是世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每年降水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布满石块的平坦地貌——它们都将风力对地表的剥蚀效应降到了最低，使得纳斯卡平原成为保留这些印记的绝佳地区。但是，它们究竟是怎样被建造出来的？建造它们又是为了什么？纳斯卡线条发现于秘鲁南部纳斯卡省潘帕斯附近的海滨，位于利马以南250英里（400千米）。它们覆盖了面积将近400平方英里（1036平方千米）的沙漠。这幅蜂鸟图案由一条连续直线构成，足足有310英尺（94米）之长。

关于纳斯卡线的作用已经有了各式各样的解释。有的说法认为，它们是一些为了灌溉系统而设的平面图，即一种显示大范围区域的地图，现在已经失去效用。源自安第斯山脉的河流在纳斯卡地区纵横交织，从而保证饮水供应，这应是极旱地区居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其中一些巨型“图形”酷似纳斯卡的陶器设计，像是一些带有某种宗教含义的锅具。一些图案展现了朝圣者和膜拜者于沙漠中行礼如仪、徘徊三顾的模样。或许，他们当时是在向神灵供奉祭品，以祈求神灵保证关键的供水。如果这种说法成立，也许这些图形和线条就都是一座巨大户外神庙的残留。那长长的直线（有一些从一个中心点向外岔开）或许是指引着平原上特定的神圣方位。也许当时的祭司们坐着热气球升空，以便能在空中鸟瞰建造过程（这真是一个天才的设想）。这也足以解释纳斯卡图形巨大的规模，以及为何它们只能从空中欣赏。最著名的纳斯卡绘图之一。这幅105英尺（32米）长的图像看起来代表着一个大人物——一位神灵，或是一名外星人。

另一种假说由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索于1941年提出。他认为这些设计来自人们对天空的观察。人们用“信仰之眼”仰望星空，于是一些星团以一些动物的形状出现，就像早期的天文学家所做的那样——将星座与稀奇古怪的动物联系到一起。依据这个假说，整个纳斯卡地图将是一幅巨大的星图，或是某种日历。但在1967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杰拉尔德·霍金斯给这个假说泼了一盆冷水。他没有发现任何纳斯卡线条与星座的联系，哪怕考虑到星座位置两千年来的变迁。6年以后，霍金斯博士用计算机程序研究了186种纳斯卡线后发现，只有20%具备一些天文学的定位——这概率纯属偶然。不管如何，如果纳斯卡的图形和线条是某些古代星图的遗留，它们必将成为人类制作过的最大的地图。纳斯卡之谜是无解的，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是不是纳斯卡人制作了这些线条——这些线条无法通过放射性碳确定日期。它们还与泛灵崇拜、黄道符号、跑步比赛，甚至是外太空访问者联系起来。

伊斯兰的世界地图

古典世界孕育了庞大的知识体系，它们中的许多之所以能传衍到当今时代，还要感谢中世纪初期伊斯兰学者们的努力。伊斯兰文明的地图学知识当中最为彪炳煊赫的一大贡献来源于地理学家穆罕默德·伊德里西。

1100年，穆罕默德·伊德里西出生于直布罗陀海峡畔的摩洛哥休达城。他前往安达卢斯（西班牙）科尔多瓦地区的文化中心就学。学业完成后，他对北欧、北非和小亚细亚进行了一系列范围广阔的旅行。这些旅行进行了十五年之久，为他后来的学说、理论，以及占据了他随后几年生命的制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伊德里西在地图学上的杰出天赋，最终引起了西西里岛诺曼国王鲁杰罗二世的注意。鲁杰罗的宫廷不仅以其壮观著称，更因这位开明的统治者所促成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学者间的对话而闻名于世。尽管诺曼人刚刚于11世纪末将阿拉伯人从这个小岛赶出去，但鲁杰罗无意清除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他对地理学特别感兴趣。在1140年前后，他收集了许多摩洛哥地图学家的重要成果并制成地图册，这些地图中最闻名的是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将世界分割成好几部分，并尽可能包括了所有最新的地理学信息。这幅地图镌刻在一个纯银的圆盘上，重约880磅（约400千克）。这是伊德里西的杰出创作，不幸的是，它并没有流传下来。这幅地图描绘了七块大陆，以及河流、湖泊、主要城市和贸易路线的详细信息。伊德里西1154年的世界地图（这里是1553年的复本）以其平行曲线的设计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地图。这幅地图部分来源于古代希腊的航海游记或航海指南。

这幅全球地图还附带了一个收录了世界各国形形色色信息的纲要（我们因此纲要才得以知晓地图的存在）：比如它们的宗教、语言和风俗。这个纲要保留到了今天，名为《罗杰之书》（Tabula Rogeriana），一共包含70幅不同区域的地图。

尽管这些地图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差错（像主要的岛屿遍布大西洋，或是将斯堪的纳维亚呈现为一个岛屿），它却笃定是当时欧洲所生产的同类型地图中的佼佼者。《罗杰之书》在标示地形地貌的距离、位置、高度和长度上颇费周章。它竭尽所能做到精确，并一丝不苟地基于数据来制图。这些数据是由伊德里西和其他当时的旅行者（大多数是穆斯林同胞）所收集的。这幅地图由12世纪的伊德里西绘制，它展示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流向。

伊德里西大约死于1166年。得益于西西里在一些贸易路线上的位置，他的名声迅速传遍了欧洲。他的地图明显受到已于9世纪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狄乌斯·托勒密著作的影响，但仍然显示了惊人的创造力。

中国传统地图

中国最早的地图学探索，与古希腊人最早的制图活动几乎同期进行。中国天文学家张衡在东方地图学中引入了矩形网格——这与托勒密处于同一时期。在古代中国与希腊的地理学著作中，两大文化都用“几何”线条区隔世界。

中国于公元前221年首次完成统一。当时，西陲的秦国，一个好战国家，征服了其余所有国家。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并未延长这个大一统王朝的寿命，但他开创的帝国体制和官僚控制模式为此后两千年的封建制度立下了典范。如同这本书其他地方所强调的那样，官僚统治需要地图。地籍图常见于中国早期的地图（正如在古埃及一样），它们被制作出来是为了确定土地的所有权、范围和价值，以此为税收服务。除此之外，持续遭受外族威胁的中国对军事测绘有着刚性需求，这也使得中国传统地图易于理解，并且带有明确的目的、清晰的比例和符号，以及方形或矩形的网格。早在公元3世纪，大臣裴秀就立下了官方制图的规则（或原则），比方说在进行高度测量时，已经考虑到如何在几何平面上标示出崎岖不平的地势等问题。讨论这些成就时，我们不得不提到前一个世纪造纸术的发明。已知最早的印刷版地图出现在大约1155年的中国。罗盘则于11世纪投入使用（很可能更早），并于100年后传入西方。1440年，中国带给了我们第一幅精美的天文地图。但他们的世界地图以中国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地图的一大特色），这种状况甚至在西方地图科学东渐（16世纪）之后也没有改变——中国人对星宿的好奇，要比他们对非洲和美洲的兴趣更大。尽管地图有巨大的实际价值，但在中国，制图术作为一种“图像记录”从未与视觉艺术和文学分家，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直到19世纪晚期。这幅1136年的石刻地图，展示了中国南宋时期的疆域，其中还包括了朝鲜。扬子江（长江下游河段的旧称）和其他河流也得到标识，并出现了超过四百个地名。朝鲜的“천하”（Ch'onha）或是“충국”（Chungguk）地图，大约于1800年以笔墨水彩画成。它们展示了当时的世界（上图）和明朝（下图）。“천하”是韩语里的“天下”之义，“충국”则表示“中国”。中国地图学强烈地影响了朝鲜。

维京人神话地图

维京人的宇宙观由萨满教的神秘传统塑造而成。萨满教是一类信仰的总称，见于绝大多数部落民族，从远古开始便一直存在。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并非一幅实际的古地图，而是一幅最古老的“心理地图”。“萨满”是一个巫师，一个神人，一个医生，一个诗人。他那多重宇宙的心脏地带既是一根宇宙支柱、一座高耸的山，也是一棵伟岸的树。在萨满宇宙中，“世界之树”最为关键，也最有力量。它自身蕴藏着生命之力，这生命之力滋养、连接了宇宙之中的一切元素和每一重世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有九个世界，它们均由“世界之树”（Yggdrasil）连接起来。“世界之树”是支撑九个世界的中心支柱，在此之上它还有更高的立意——它帮助萨满精魂登天谒见诸神世界或是下地拜访亡灵世界。“Yggdrasil”字面上的意思是“奥丁（Ygg）的骏马”。奥丁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诸神之王，同时，他也是一名至尊的萨满。萨满的精魂恰在恍惚之间攀上了奥丁的生命之树，他穿行了九个世界，成为每一个世界的君主。很长一段时间里，奥丁是一名漫游者，也是智慧和风景的追寻者。他走遍了九个世界，探访所有的生物：巨人、小精灵、小矮人、仙女，以及天空之神、海洋之魂、陆地之精、树木之魄。凯文·克罗斯利-霍兰德绘制的维京人宇宙地图做到了所有地图当做之事：它简化了信息。生者和死者的三重宇宙，以及他们互相的联系都显示在地图上。克罗斯利-霍兰德点出了与之相似的冰岛景象——在冰岛稀稀落落的城镇外，一座孤独的农舍外面生长着一棵孤独之树。这棵树的生长与农舍相对，它是“传统的护卫之树在20世纪的回响……这类树中，第一棵也是最伟大的就是生命之树（Yggdrasill）”。

奥丁向树木、植物和石头询问有关它们的一切。他经受了许多考验，遭遇了无数险境。但每一次都能充分运用他那得自所有经行之事的智慧。然而，就在“生命之树”，奥丁经历了他一生最为痛苦的一段“仪式”。如同十字架上的基督，奥丁被一支长矛所伤，并被吊在神圣之树上，长达九天九夜。吊在树上、忍受着巨大痛苦的奥丁进入了沉思冥想，他的灵魂居于一块大石之上，这块石头被生命之树的根须分开，留下诸多痕迹。第九个晚上，奥丁发现了这些痕迹的神秘力量，并让自己复活。他从生命之树上砍下一根树枝，这根树枝成了他的助手。依靠他那巫师般的智慧，奥丁学会了治疗疾患，使死人开口说话，使武器失去效用，最终赢得女人的爱，并使海陆上的暴风归于平静。

奥丁渴求更多的知识和力量，于是他前往密米尔（Mimir）之泉——智慧和灵感之源。但同样需要付出代价——要从密米尔取得一泓深泉，奥丁必须牺牲一只眼睛。他不假思索就喝了泉水，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一尊独眼神。奥丁复活并成为众神之王，他是一尊令人望而生畏的神。他不苟言笑，一只独眼，蓄着灰须，身躯庞大。他披着带有蓝色宽边斗篷的灰色大氅，戴着战士的鹰盔。他的金冠旁是至高王座（Hlidskialf）。在王座上，奥丁可以凭借他的独眼看尽九重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他的脚旁躺着两只凶恶的大狼（“贪婪”和“暴食”），他的肩上栖息着两只神鸦（“思想”和“记忆”）。

诗人和作家凯文·克罗斯利-霍兰德在他的权威著作《北欧神话》（The Norse Myths）里制作了一幅最明白易懂、最富启迪性的斯堪的纳维亚宇宙地图。“世界之树”高耸入云、直达天堂，在那最高的枝干上雄踞着一头巨鹰。它将甘汁蜜露倾泻而下，雄鹿则嚼食着其树皮和幼苗。松鼠“拉塔托斯克”则充当一名信使，它将巨鹰的侮辱从最高的树枝自上而下传递给下面啃食着它最深根茎的恶龙。

克罗斯利-霍兰德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宇宙描述为一个三环结构——像是叠在一起的三个盘子。“世界之树”的根茎在每一重宇宙都沉入一口水井或是一泓泉水之中。第一重根茎沉入“乌尔德”井（命运），第二重则是密米尔泉（智慧），第三重是赫瓦格密尔（阴间）。一棵树，一根支柱，或是一座山居于世界（或宇宙）中心，这在许多世界神话中都能找到；将宇宙分为一棵树供养的三大区域，这也能在吠陀印度和中国的宇宙观中见到。

天堂、人间和地狱——这是最简单也最便捷的三重世界分类法。然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宇宙更为复杂。第一重宇宙就包括了三个各自独立的世界：阿斯加德（Asgard）、华纳海姆（Vanaheim）和亚尔夫海姆（Alfheim）。

阿斯加德是阿萨神族人的世界。最有力量的男女战神都有他们巨大的宫殿，最大的是瓦尔哈拉（Valhalla），奥丁的“英烈祠”，众多战士的天堂。华纳海姆则是华纳神族的世界，那里居住着生养万物的男女神祇。第三个世界则是亚尔夫海姆，它是小精灵们的家。这座古老的石磨坊位于罗德岛尼乌波特的特罗公园。有人宣称这座磨坊的结构源于斯堪的纳维亚传统——不管是灯塔还是教堂。这座磨坊的建筑中，没有使用任何英制度量单位。

第二重宇宙则被一只名唤“耶梦加得”（Jormungand）的怪物环绕。这是一条世界之蛇，它口衔自己的尾巴，睡在海底和河床。阿斯加德的诸神前往第二重宇宙的各个世界时，要踏过火焰一般燃烧着的彩虹桥。这座彩虹桥被称为“比弗罗斯特”——“摇晃的天国之路”。雷神索尔（Thor）驾驶着由两只山羊拉动的战车降临亡灵之地（land of mortals）时，他选择的便是这条路。

第二重宇宙有四个各自独立的世界。第一个世界叫作米德加尔特（Midgard），这是人类生活的世界。第二个世界则发现于约顿海姆（Jotunheim，“巨人之家”）东边的群山之中，那里有一座名为厄特加尔（Utgard）的堡垒。第三个、第四个世界则分别是米德加尔特南北两端隐藏着的地下王国：小矮人的世界尼达维里尔（Nidavellir），以及黑暗小精灵的世界斯瓦塔尔夫海姆（Svartalfheim）。

在第三重和第四重（也是最深层），则是两个终极世界：赫尔（Hel）和尼福尔海姆（Niflheim）。这两个世界都属于死者。第一个死亡世界是赫尔，这是一个高墙环绕的巨大世界，它的大门由一头叫作“加姆猎犬”的怪物守卫，整个亡者之境由一头黑白相间的丑陋母怪物统治，它也叫赫尔。罪恶之人穿过大门，进入“赫尔”世界，将再次死去，并进入一个更为可怕的死亡世界——这个地方叫作尼福尔海姆。这是一块雾气氤氲之地，酷寒笼罩，无尽黑暗。这里也住着四处游走的蛇，以及恶龙尼德霍格（Nidhogg）。

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宇宙里，甚至连诸神也并非长生不死。诸神都知道，九重世界里的所有居民都将最终死亡，这也将是战士们恰如其分的归宿。在诸神与巨人们之间将有一场终极决战，并以一场大屠杀和一次暴烈的大火收尾，并最终毁灭所有九个世界。一座8世纪的维京人石柱上描绘了奥丁和他的坐骑斯雷普尼尔（Sleipnir）——一只八脚马，以及守卫着瓦尔哈拉大门的女武神瓦尔基丽雅（Valkyries）。马的八条腿象征着指南针的方位。

斯堪的纳维亚人将这个末日称为诸神的黄昏（Ragnarok），它最早出现在一个古老的预言里。在最黑暗的那一天，黑魅天狼斯库尔将吞噬太阳，他的兄弟哈提将吞食月亮。黑暗降临，群山颤抖，沧海横流。芬里厄狼将挣脱它的锁链，“世界之蛇”耶梦加得也将被激怒暴起。它们和地狱之犬加姆、恶龙尼德霍格都将加入巨人军团与诸神的战争。最终，一切都将毁灭。与此同时，奥丁、索尔和其他全能的诸神也将死去。没有人会幸存，那恶魔之火的烈焰将越过所有障碍燃遍所有世界。九大世界将成为一个大炼狱，所有生命都在火焰中同归于尽。

那么，我们能在某种意义上将这幅宇宙地图同自然世界联系起来吗？第一，那第二重宇宙“米德加尔特”是由一个巨大且看起来无边无际的海洋环绕。如果有人了解9—10世纪的历史，就会知道维京人是最厉害的航海家（尽管这里描述的维京宇宙学更为古老）。第二，尼福尔海姆与米德加尔特的距离被精确地描述为“需要九天的骑行时间”（除此之外，发生那场最后决战的大平原维格利德（Vigrid），是瓦尔哈拉向外延伸360英里之地），这些都昭示着，斯堪的纳维亚人确实具备对“三大区域”地理学和地形学上的感知。那么，地狱会在哪一个方向？当然是北方——通往黑暗，通往荒野。

音乐宇宙说

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耶稣会士学者阿塔纳斯·珂雪在《音乐总论》（Musurgia Universalis）中所说：“古代哲学家们假想，世界是由‘完美的和谐’组成的。字面的意思就是：从地球到布满繁星的天空是一个完美的八音度。”“这般‘天体音乐’的说法并非异端邪说，它将那些启蒙运动思想付诸实践。这里展示的并非最古老的地图，而是西方最古老的宇宙地图观。”“天体音乐”（The Music of the Spheres）理论相信，一个纯八度内的七个音阶蕴含了宇宙结构，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体——涵盖了几何学、天文学、数学、和声、哲学和美学等万事万物。它代表了一个由音乐和弦法则统治的宇宙。

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用基础的数学将音乐编码，这被认为是科学真正的开端。正是毕达哥拉斯发现了用以决定音阶间隔的确切数字比率——一个纯八度结构（如同七声音阶的“哆来咪”）。除此之外，他还将宇宙视为一个乐曲结构。通过这种八音度音乐—算术结构，人们找到了测量和探索宇宙的一种精确办法。不久，哲学家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详尽阐述了一种以“天体音乐”闻名的理论。“天体音乐”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器乐”（musica instrumentalis）：以数学上的精确手段测量音乐时间、音乐间隔，以及乐器的音调和音高——它包括了嗓音乐器、打击乐器和管弦乐器。第二种类型是“人乐”（musica humana）：人类身体器官的呼吸和脉动节奏。第三种类型是“天乐”（musica mundana）：由地球和其他行星在宇宙中的运行而产生的音调。约翰·拜耳（1572—1625）的《测天图》（Uranometria）是第一幅描绘全部天体的地图。每一页都包括一个网格坐标，将星体的确切位置标示出来。

换句话来说，“天乐”就是其他行星绕太阳一周与绕地球一周的公转周期和数学比率。正如地球围绕太阳的旋转控制着我们每年每日的节奏，月球围绕地球的旋转控制着潮汐和我们每月每周的节奏一样，“天乐”理论相信，其他行星的运动也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这些影响产生于对太阳系内天体运动的数学计算，是算法的结果。

通过对宇宙本原的大量计算，古希腊人构想出了“天体音乐”理论。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时，作为一种思维结构模型，同样的理论系统被证明对于维持新兴社会宗教秩序现状极其有用。它也就此成型，进入欧洲历史。奥里昂（Orion），也即“猎户座”。这个著名的星座位于天赤道，全球都可以看到。“天体音乐”的概念不仅在从“异教哲学”到基督教哲学的转换中得以顺利存活，更是成为基督教最有力的教义之一，对维护教会的秩序和权威功莫大焉。15世纪，英国法学家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在“天体音乐”的概念中看到了一种古代和谐的天体秩序，并将它复刻于中世纪世界的社会和宗教等级制之中：于此秩序之下，天上的王国里，天使之上有天使，位阶之上有位阶；于大地上，于天空中，于海洋里，人之上有人，野兽之上有野兽，鸟之上有鸟，鱼之上有鱼：由此，一切爬行于地上之虫，翔于高空之鸟，潜于深海之鱼，莫不系于最和谐的秩序之链中。

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一部重要的拉丁语寓言——《西庇阿之梦》（Scipio's Dream）。它是西塞罗所作的一部杰作，也是用“天体音乐”概念解释宇宙的最著名读本。西塞罗在《西庇阿之梦》中解释说，罗马的英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去了天国。在那里，他的双耳充盈着天空中至高无上的“天体音乐”。

惊喜与兴奋交织之下的西庇阿问道：“那响彻云霄的声音充满了我的双耳，如此悦耳动听。它究竟是什么？”西庇阿得到的答复是：这是一种声音，连接于诸多空间之间。这些空间并不平等，但它们是依据特定的比例合理安排的，它由天体们的运行和摆动引发……制造出七种不同的声音，这是一个对万事万物几乎都至关重要的数字。

两千年之后，这幅天体图像由一名英格兰玄学派诗人亨利·沃恩描述出来：“我在另一个夜晚看到了永恒。如同一枚巨大的指环，拥有纯洁无尽的光芒。当其发光，一切静寂；光圈投下，每一个小时、每一天、每一年的时间，都由这些天体推动。”亨利·沃恩大概与约翰内斯·开普勒生活在同一时代。开普勒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著有《世界的和谐》（Harmony of the Universe）一书。开普勒对古代理论系统的改进可以描述为“一名数学家的歌中雅歌”（a mathematician's song of songs）。尽管开普勒对太阳系的卓越研究接近于有两千年历史的“天体音乐”理论的翻版，但他在解释“音乐”时小心翼翼，主要将其解释为一种智识上的概念。开普勒坚持认为：“天体的运动只能是一曲永恒持续的复调（polyphony），它要通过才智感知，而非仰赖双耳倾听。”这是《测天图》的第49幅图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南天极附近的12个新星座出现在印刷品中。约翰·拜耳在天文学历史上的卓绝地位无可置疑——他使用希腊字母标示裸眼可见星体的方法，今天仍然沿用。《测天图》的最后两幅图表，也即“南半球概览”（Synopsis coeli superioris borea）和“北半球概览”（Synopsis coeli inferioris austrina），给出了南半球和北半球可见星体的概览。

在他的《世界的和谐》一书中，开普勒的“天空之乐”（celestial music）是对更深层次数学实体的一种隐喻。最后，不管是哪一种和谐，耳朵和眼睛都提供了所需的“才智”，从而使人足以感知完美的几何图形、精确的数字、井然有序的空间或时间。这也是古希腊人在他们“天体音乐”概念之中想要强调的观点。

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一书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描述了天体在天空中的可见运动：“这些天体装饰着天空，毫无疑问，它们是物质存在中最完美、最可爱的。”然而，这些天空中的装饰却被苏格拉底认为与“天体音乐”理论的真正内涵无关。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它们是可见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远不及‘真理’——一个拥有真正的数和所有完美几何图形的世界的真实相对比例……所谓‘真实’仅能通过理性和思考把握，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我们可以从对“天体音乐”理论的评论中——从苏格拉底到开普勒——看到这个理论系统的发展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原初真实。在巴赫和牛顿的时代，数学家莱布尼茨写道：“音乐是无意识灵魂的秘密算术。”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精准地表述毕达哥拉斯法则了。

尽管今天我们会觉得某种“音乐宇宙说”有些天真，但这种音乐理论、数学、宇宙学和哲学的结合实际上是所有现代科学的基础。“天体音乐”理论的和谐宇宙概念直接推动了数学语言的发展，影响了代数、射影几何学和微积分。过往两千多年来，“天体音乐”是我们在多维宇宙制图中最重要也是最先进的系统理论。

地图学的突破

地理学指南

每一位作者都梦想自己的书在有生之年一再重印。有一本书已经重印了近1600年，它就是卓有成就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ike Hyphegesisi）。这本指南作于127—155年，作者是埃及出生的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

克劳狄乌斯·托勒迈乌斯（Claudius Ptolemaeus）常常以克劳狄乌斯·托勒密之名为世人所知，他大约于90年出生于埃及。事实上我们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完成了希腊化教育，并在那里工作。当时，亚历山大城属于罗马统治区，托勒密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地理学指南》。

这本书共八卷，第一卷（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卷）收录了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用经线和纬线确定地点方位。托勒密在这里吸取了早期希腊作家埃拉托斯特尼，以及喜帕恰斯的成果。他们都提倡在地球表面画上“并不存在”的线条，以此作为定位参考。托勒密提出，纬线（东西向延伸）应当与赤道平行，并用数字标示，使之标准化：从赤道的0度，直到北极的90度。他还将“本初子午线”（0度经线）以东、以西的经度各自分为180度，而“本初子午线”确定于加那利群岛（当时被称为幸运岛屿）。不幸的是，他的定位比真实位置向西偏离了7度。尽管如此，至少现在地球上的任何位置都可以用经纬度来确定，还得感谢他。他利用罗马商人和官员们的旅行记录信息（而非天文数据），标示出了许多地点，甚至包括了一些被当时的评论家认为是旅行者臆想的地点。《地理学指南》的二到七卷由世界各地（涵盖了当时已知的全部世界，包括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信息表格组成，也纳入了它们的经纬度坐标。我们知道，《地理学指南》第八卷里有各区域的独立地图：4幅非洲地图、12幅亚洲地图、10幅欧洲地图。这些地图很可能是建立在之前马里努斯（生活在150年左右）工作的基础之上。他们一起为当时已知的世界制作了一本地图册——尽管这些地图无一保留到现在。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托勒密的地图或许有些奇怪，它有一些不是很精确，或者说很荒谬的地方。但在当时，它已经足够优秀了，毕竟哥伦布都曾经因为托勒密的地图将欧洲到亚洲的距离大大缩短，而认为从欧洲往西航行就一定可以到达亚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