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栎宇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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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盛世：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协会成立过程
●北京佛教界人士数百人，在广济寺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虚云和尚和圆瑛法师。
●在欢迎大会上，虚云和尚应邀发表讲话，感谢中央和佛教界热诚相邀北上，表示要发大心为全国佛教协会成立，做出应有的贡献，以报四恩。
●李维汉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呈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阅批时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一句话。
制定宗教信仰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可谓是百废待兴，党对宗教问题也有一套较完善的政策。政策的法律基础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第五条规定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在“民族政策”说明时又进一步强调：
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党在建国初期的宗教政策的着眼点，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地区的稳定，因此许多政策是针对天主教、基督教和藏传佛教制定的。
1950年11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进军西藏的布告指出：
我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为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尊重西藏人民之风俗习惯，必须切实保护各地喇嘛寺庙。未经寺庙主持人许可，不得在寺庙驻军，不得损坏寺内之一切建筑、经典、佛像、法器等，不得干涉僧众举行宗教仪式。如有违犯，需加惩处。
1950年6月26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三十七次政务会议上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的“总结发言”中指出：
对于少数民族的宗教，我们现在也还不能提出改革的口号，以免引起人家的反感。对伊斯兰教，对喇嘛教，都应该尊重。
假如少数民族中有积极分子提出要改革，应该好言相劝，劝他们不要着急。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提，慢些改比快些改要妥当得多。
同时，对于汉民族地区的佛教问题也做出了一些规定。
195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汉民族中佛教问题的指示》中指出：
广大佛教徒所崇拜之名山大寺及具有历史文物价值之寺庙，均需妥加保护，防止破坏，不可轻易占用。
一般庙宇，已无僧尼住持或住持僧尼自愿交出者，可由政府接管。在僧尼和寺庙较多的城市，需保留少数较大的寺庙，完全归僧尼使用，便于他们做佛事，使他们感到信仰自由确有保障。
当时，在政策的实际执行中还是出现不少偏差。
西北局在《西北局关于禁止拆寺庙毁神像的通报》中指出：
关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保护文物古迹，虽经中央迭次指示，但仍未引起有些地区党政机关的重视，致使拆毁寺庙，破坏神像的事件接连发生。仅陕西即有扶风之法门寺、户县西焦将村之观音寺、渭南上太庄之柴兰寺等先后被破坏。
……
西北局还指出：
目前不少干部借口发展文教和社会公益事业，以强迫命令的方式拆寺庙毁神像，甚至限制宗教活动，鼓励僧尼还俗，毁坏法物经典，并以此作为“积极”与“进步”的表现。
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使我们脱离群众，而且影响所及，又加深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对我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怀疑，给匪特挑拨煽惑留下了空隙，使我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当时，对佛教问题处理上的偏差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急需认真对待。
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宗教管理机构还不健全、力量还较薄弱，特别缺少懂业务的宗教、民族问题的干部，有些宗教内部的问题，政府和党的机构又不能直接干涉。
因此，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正是时代所需。
筹备佛教协会组织
中国佛教协会是经过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在中央宣传部、统战部具体领导下发起筹备的。
1952年，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关于成立佛教协会的指示》中，指出：
兹将中央宣传部、统战部11月13日关于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及举行汉族地区佛教问题座谈会，向毛主席和中央的请示报告发给你们。
此项请示已经主席批准，望即参照办理。
经党中央批准后，组织筹备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开始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尊称为“近代禅宗泰斗”高僧虚云和尚就一直在考虑，全国佛教徒应该加强团结，成立一个组织。
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的不少佛教界人士也有这种想法。
1952年春，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陈铭枢等，以及北京、天津等的佛教弟子先后致信虚云和尚，礼请他到北京筹备成立全国佛教组织。
同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宗教部门也都先后派人邀请虚云和尚来北京。因此，虚云和尚虽然当时正在生病，但是，他还是决定抱病来北京。
1952年5月10日，虚云和尚一行离开韶关北上。9月17日，虚云和尚到达北京。
与此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著名的爱国、爱教、爱和平的高僧圆瑛法师。
早在1914年，圆瑛法师就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1928年，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并连任7届，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师义愤填膺，以全国佛教会主席名义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求日本佛教徒发扬佛陀的慈悲救世精神，制止本国的侵略行径，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圆瑛法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
此后，圆瑛法师又相继在汉口和宁波成立了第二与第三僧侣救护队，与当地军民一道，并肩作战，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中。
当救护队、医院和收容所的经费发生困难时，他便携带其随侍弟子明旸一起去南洋募款，发动“1元钱救国运动”，得到了爱国华侨与华裔的热烈响应，到1939年止，总计募得10万多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他们的爱国行动，受到国内外所有热爱和平的友好人士赞扬。
1939年9月1日，圆瑛法师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在狱中，他虽然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但是，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坚强意志，决不向敌人屈服，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终于获释出狱。
1952年9月，在出席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期间，圆瑛法师发表了《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爱教必须爱国》、《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宗教自由》等讲话，向世界宣布，中国佛教徒拥护世界和平，热爱自己的祖国。
1952年9月25日，北京佛教界人士数百人，在广济寺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虚云和尚和圆瑛法师。
在欢迎大会上，虚云和尚应邀发表讲话，感谢中央和佛教界热诚相邀北上，表示要发大心为全国佛教协会成立，做出应有的贡献，以报四恩。
1952年10月14日，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召集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佛教界高僧虚云、圆瑛等人在北京广济寺召开佛教协会发起座谈会。
在会上，李维汉解释了党的宗教政策，号召佛教信徒分清敌我，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及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努力。
在会上，经过参加会议的人员选定，由赵朴初、巨赞、周叔迦、郭朋、何成湘、赵范组成联络小组，负责中国佛教协会的初步准备工作。
在会后，李维汉及时把有关情况向中央领导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得到他们的批准。
然后，联络小组提出：由佛教界高僧虚云、喜饶嘉措、内蒙古甘州寺大活佛噶喇藏、五台山扎萨喇嘛罗桑巴桑、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扎什伦布寺大堪布丹巴日杰、西藏萨迦寺大卓巴多吉占东和圆瑛、能海、巨赞、法尊法师，以及赵朴初、吕澄、周叔迦、陈铭枢、董鲁安、叶恭绰、林志钧、向达、郭朋等佛教界人士共20人，为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他们起草了发起报告。
中国佛教协会发起报告上报中央后，经习仲勋、李维汉与邓小平商定同意，决定召开发起人会议。
召开佛教协会发起会议
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佛教界知名的长老、居士多次会谈商讨下，1952年11月4日至5日，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包括汉族、藏族、蒙族、苗族4个民族和华东、中南、西南、华北、内蒙、西北、西藏7个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人物。
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详细研究和讨论了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任务与组织等事宜。同时还座谈了有关佛教本身的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会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人民的解放，给予了中国佛教以涤瑕荡垢，重见光明的机会。
3年来，人民中国的一切，是值得佛教徒热情歌颂的。
我们歌颂广大地区经济改革的成就，使佛教徒不再为封建经济所束缚，而得以恢复持戒精进的生活；我们歌颂镇压反革命，尤其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胜利，使佛教徒得以分清邪正，警惕阴谋而护持宗教的纯洁；我们歌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使佛教徒有了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殊胜因缘；我们歌颂宗教信仰自由之，日益得到切实而周到的保护。我们歌颂民族政策之正确而完善的执行，使所有信仰佛教的各民族兄弟们都能够在这一友爱的大家庭中和衷共济，弘法利生。
我们歌颂这一切；我们感谢这一切的领导者，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同时我们也引以自庆，因为佛教徒在这一切成就中，也贡献了一部分的力量。
为了更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力量以迎接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和继续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我们感觉到需要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组织，而且我们认为在今天的因缘，已经成熟。
因此，我们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以团结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与各地佛教徒联系协进弘法利生事业。我们已于11月5日在北京举行了发起人会议，准备在适当时期召开成立会，邀请各方面佛教人士参加。并决定先行设立筹备处负责与各方面联系协商及其他有关的筹备工作。
我们相信我们的发起，将会得到各地佛教同仁的同情和协助。我们诚恳地企盼着诸方大德的指教。
发起人：虚云、喜饶嘉措、噶喇藏、圆瑛、柳霞·土登塔巴、丹巴日杰、罗桑巴桑、多吉占东、能海、法尊、巨赞、陈铭枢、吕澄、赵朴初。
发起人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一致推定赵朴初、柳霞·土登塔巴、丹巴日杰、巨赞、周叔迦、郭朋、李一平为筹备处人员，并邀请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民族事务委员会赵范委员和政务院宗教事务处何成湘处长等9人组成筹备处。
由赵朴初任主任，从事筹备召开成立会的工作。
这次会议一致决定，于1953年阴历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纪念日，召开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和发起新闻，经习仲勋、李维汉核送邓小平审订后，交新华社公开发布。
当时，李维汉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呈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阅批时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一句话。
从此，在《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中也一直保留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
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成立后，做了下列各项工作：
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和各地区进行联系，调查情况。全国29个省及10个直辖市的佛教四众，提供了教务上的意见，先后收到建议、意见、提案等共200多件，筹备处进行分类整理，推定15位代表组成委员会，进行审查。
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商定了邀请出席成立会议的代表名单，根据发起人会议所决定的照顾地区、民族、宗派的原则，一部分由发起人提名，或各方的“大德”提名，一部分由各地佛教界介绍，经过各地方有关部门和佛教界协商，再由筹备处扩大会议作最后决定。
此次邀请出席成立会议的各民族、各地区、各宗派的代表共141人。
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拟定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准备了成立大会必要的组织工作和事务工作；还处理了各地教徒的来信。
经过半年的筹备，决定在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
举行汉族佛教座谈会
在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结束以后，在1952年11月6日，由何成湘、赵范举行了“汉民族地区佛教问题座谈会”，这次会议也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在这次会议上，各方面取得了几点共识：
关于僧尼的生活问题：僧尼是宗教职业者，除靠做佛事及管理寺庙和佛教文物取得报酬外，还可以自由从事各种正当的社会职业。关于僧尼参加劳动问题，在城市中应以组织生产合作社为主，在乡村中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在山上应以协助政府造林护林为主。年老残废、没有生产能力的僧尼，政府予以救济；从事劳动的僧尼应照顾没有生产能力的僧尼。
关于寺庙产权问题：寺庙为社会所公有，僧尼一般有使用权，但不论僧尼或佛教团体均无处理寺庙财产权。如确系私人出资修建或购置的小庙，仍可归私人所有。
关于佛教文物的保管问题：调查全国应当保存的佛教文物，避免在保管上有遗漏；培养保管佛教文物的干部；在整修寺庙和佛教文物时，要有内行人参加指导，以免在整修时失去佛教艺术的特点。整修时尽可能保持原状，必须防止过分浪费。
关于僧尼戒律清规问题：戒律清规为佛教内部的事情，政府不予干涉，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政府可予以适当的帮助，以便获得合理的解决。
汉民族地区佛教问题座谈会和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发起人会议，同样都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的重要的前期准备工作，而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了一些困扰当时佛教界的重大问题。《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关于成立佛教协会的指示》在党内作了传达，这个指示成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佛教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在这两次会议中，采取的协商、对话、交流的方式，也为党和政府领导佛教工作找到了比较民主的办法，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初步找到了僧尼教务自治的方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
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西北、西南、东北、华东、中南、内蒙古以及西藏和云南边境地区，包括汉族、藏族、蒙族、满族、苗族、维吾尔族等7个民族的活佛、喇嘛、法师、居士代表120人出席了会议。
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也表明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界空前的大团结。
在开幕式上，藏传佛教爱国高僧喜饶嘉措致开幕词。他说：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今天开幕了，我代表佛教协会筹备处，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大德居士表示深切的敬意，并祝会议圆满成功。
大家都知道，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是中国佛教徒的一件大事。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召集这样的盛会，是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伟大的成就，是由于人民政府实现了毛主席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由于全国佛教徒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下形成的亲密团结。因之在这个会上，我们不能不深切的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今后我们应紧密团结，热爱我们的祖国，为和平事业做更多的努力。
……
在会上，筹备处主任赵朴初居士向大会作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他说：
在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辉照耀之下，全国信仰佛教的四众弟子，不管寺院制度生活习惯的不同，都能够在这一个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亲密团结，改变了过去不相往来的情况；佛教徒的宗教生活得到了尊重与照顾；佛教徒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过去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的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与权利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实现。使佛教徒在人民事业中获得了充分机会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
3年多以来，全国各地佛教徒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大大的提高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在爱国运动中，订立了爱国公约，不少佛教徒参加了各种工作，而且不少人在工作中得到了表扬。有的寺庙当选为优抚工作模范，有的僧尼当选为冬季教师模范，在建设事业中，有的僧尼当选为水利模范、卫生模范等。
在民主建政事业中，全国各省市乃至一部分县的人民代表会议都有佛教徒参加。在少数民族地区，佛教徒参加政府领导工作，则是到处皆见之事。而一些城市的基层工作，也产生了不少的僧尼骨干分子，如北京各寺院僧尼参加各项基层工作的就有100多人。
在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佛教徒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派代表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及维也纳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这样的情况，便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产生具备了条件。
赵朴初还报告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及筹备经过，并对筹备处起草章程时所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说明。
赵朴初还详细的指出了全国佛教徒今后努力的方向。他说：
今天，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团结所有四众佛教徒参加爱护祖国和保卫和平的运动。
佛教徒爱护祖国就必须广泛地组织共同纲领的学习和时事学习。只有进行学习，我们才能够提高认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利益众生；只有进行学习，我们才能够契理契机的弘扬佛法；只有进行学习，我们才能够分清邪正，保护宗教的纯洁，与全国人民结成牢固的爱国统一战线。
我们应当为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而努力；我们应当在各个岗位上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应当积极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反对侵略，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争取全世界全人类的和平。
只有从不断的努力实践中，才能够真实发扬佛教徒爱国精神和积极救世的精神。此外，我们应当认识到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建设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
最后，赵朴初谈了如何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和佛教文物的调查和保护的问题。
在会上，虚云和尚提出三条提案：
1、汰除迷信外道渣滓，严戒律清规，以增大众信仰；2、进一步阐发教义和各宗精义，以彰明佛法真相；3、建议全国佛教徒，特别是出家僧众要图谋自力更生，倡导计劳受酬，以维护佛门根本。
这三条提案得到参会代表的赞同，得到会议的认真对待。
这次会议还听取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作的时事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会讲了话。
会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和有关决议。在《章程》第二条规定中国佛教协会的性质是：
中国佛教徒的联合组织，其宗旨为：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
会议推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选举圆瑛法师为会长，喜饶嘉措大师、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噶喇藏、祜巴、阿旺嘉措为副会长，赵朴初兼任秘书长，巨赞、周叔迦、郭朋为副秘书长。
1959年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圆满地结束。在会议闭幕式上，佛教界高僧能海法师作了闭幕词，他说：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的工作已经圆满地完成了。
在会议过程中，我们普遍地提高了认识，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加强了政治责任感，明确了立场，整齐了步伐。这些方面的成就，为今后佛教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们会议之所以获得成功，首先应当感谢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的英明的领导，应当感谢中央各有关机关不倦的指导和大力的帮助，也应当感谢各地佛教人士热情的关怀和支持。
最后我代表全体代表向会议的全体工作同志们表示感谢。是他们的辛勤工作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我们要在此次会议的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加强爱国主义的学习，努力参加爱国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实现为本会章程所规定的宗旨而奋斗。
从此，中国佛教协会作为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的的联合组织诞生了。
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顺应了历史的需要。
通过中国佛教协会既可以表达佛教界的利益，党和政府又可以通过它实现对佛教界的管理，解决与佛教界的沟通问题。因此中国佛教协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
事实证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为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各民族佛教徒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为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推进全国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组织领导和规划协调的作用；也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繁荣、祖国统一、国际友好、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爱国爱教活动
●真如禅寺农林队僧众锄挖肩挑，甚至在工具不够时，还采用刀耕火种，开垦荒地，场面十分壮观。
●净智早起晚归，到山下担水，山上植树。每天往返二三十趟，风雨不误。10年栽树10万多棵，寺院周围的山坡披上了绿装。
●五台山的能成法师当选为全国造林模范，并受到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接见和表彰。
参加生产建设活动
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百废待兴、革命和生产同步发展时期。佛教界热情高涨，开展生产化、学术化运动，组织起各种形式的生产队、工厂和企业，从事织造、缝纫、园艺、印刷、丧葬等工作，实现自力更生。
1953年7月，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虚云和尚受到云居山真如禅寺僧的的礼请，来到云居山，开始率领僧众实践“农禅并重”的传统，恢复被日军炮火炸毁的寺院。
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上，虚云和尚就提出建议，出家僧众要严持戒律清规，并图谋自力更生。他也是这样带头来实行的。
在入住真如禅寺之后，在登山当夜，虚云老和尚就立即开始进行僧团组织的恢复与健全事宜。他与原住寺中性福法师等人召集全体僧众协商，组建僧团，坚持以国法佛规为准绳，赏罚分明，完善丛林组织；然后，他又率僧众策划安排农禅生产，实施管理事宜。
1954年春，真如禅寺向永修县人民政府，请求成立“真如禅寺僧伽农场”，不久即获批准。
真如禅寺僧伽农场设农林生产与建筑两队，农林生产队主要从事垦荒辟地，种植水稻与其他杂粮、蔬菜。同时，营林造林，采摘加工茶叶，伐木砍竹。建筑队则完成寺宇殿堂的修复重建工程。
当时，已经是100多岁的虚云老和尚亲自参加劳动。全体僧众恪守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所立的“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祖训，在坚持如法修持的同时，勤奋劳作。农林队僧众锄挖肩挑，甚至在工具不够时，还采用刀耕火种，开垦荒地，场面十分壮观。
到夏种时，禅寺僧伽农场已垦出旱地10多亩、水田60多亩，且当年开荒，当年栽种。水田当年就种上水稻，旱地种了蔬菜和杂粮，到秋收时收获稻谷数百斤，红薯等杂粮1000多斤，解决了寺中僧众的部分口粮问题。
同时，建筑队僧众挖土填基，筑炉烧瓦，登山伐木，打地抛砖，重建梵刹。在1954年内，真如禅寺二层楼法堂建筑工程就已经完成。虚云和尚主持开辟楼上用来藏佛经，楼下用来安禅修行，寺院的僧人们都很欢喜。
在虚云老和尚的率领下，真如禅寺从林修持如法，农禅并重，生产自养成绩卓著。
1955年、1956年，在虚云和尚的主持下，真如禅寺僧众克服春雨低温、资金不足等困难，一如既往实践“农禅并重”。当年，收割稻谷4.5万多斤，杂粮2.6万多斤。同时，僧众采摘加工制作茶叶数百斤，砍竹伐木，加工竹木制品，捡香菇，晒竹笋，收银杏等收入也很为可观，改善了僧人的生活。
另一方面，寺宇殿堂修复重建工程进度加快。年内，相继完成大雄宝殿、天王殿、韦驮殿、虚怀楼、云海楼、斋堂、客堂、报恩堂、西归堂、钟楼、鼓楼等土木建筑工程。
1957年秋，经多方协商，原“真如禅寺僧伽农场”挂靠于当时的国营云山垦殖场，成为场内建制组成之一的“僧伽生产大队”，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同时，保证集体宗教活动和个人修持的自由进行。在“僧伽生产大队”中，起初仍为农林生产与建筑两生产队。
1957年夏，真如禅寺修复重建工程基本结束，全寺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寺中殿堂庄严，佛像装金饰彩，法器齐备。同时，这一年农林生产队成绩很好，寺内僧众口粮达到基本自给。当时，云居山真如禅寺，寺宇清净，道场庄严，农禅并丰，呈现一派“嘉禾满垅，衲僧满堂，耕田博饭，俨然百丈家风”的盛况。
1958年，云居山真如禅寺所属“僧伽生产大队”，增设副业生产队，专司植树绿化，砍山烧木炭，以及副业加工，栽茶、摘茶、制做茶叶等生产。寺院的生产自养，农、副、林业生产收获极丰。
云居山真如禅寺在认真修持，努力搞好生产自养的同时，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国家建设和生产，捐出木炭6万多斤，铜铁等金属数千斤。
为了支援云居山垦殖场修建云山水电站，虚云和尚特地派出擅长建筑的一诚法师前去援助。在工程建设中，一诚法师等人做出了特殊贡献，并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云居山真如禅寺僧众力事农禅，全省其他寺院也都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开展生产自养。
庐山东林寺从1960年果一法师入住后，寺僧共同发心，到远处垦荒开地，与寺院附近农民交换，收赎回寺产田地数十亩，部分地解决寺僧口粮及蔬菜之需，维护了祖庭道场的庄严。宁都青莲寺、石城如日山普照禅寺等寺院“农禅并重”进展也都很好。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原江西赣州地区所辖寺院僧众中，20世纪50年代生产自养达到基本自足的有四分之三以上，仅石城县就有25名僧尼被评为生产模范。僧人们爱国爱教的行动和贡献也得到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肯定和称赞。
参加公益事业活动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便发出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的号召，其中就包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传统。当时，全国各地佛教界尽己所能，做了大量慈善公益工作。《现代佛学》1950年一卷二期提出“我们要努力劝募寒衣救济灾民”，得到各地佛教徒的积极响应。当时，杭州慈云庵证慈尼师就兴办了法云儿童院以救济失学儿童。
在增产节约、防汛救灾等爱国运动中，佛教界也涌现了不少的模范和功臣。
1954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武汉僧众为农村分洪区灾民捐赠寒衣507件。因有些棉衣不适合农民穿用，又发动尼众连续4个昼夜进行改制。
栖贤寺还腾出殿堂迎接380多名灾民居住，又在院内搭盖棚子，使3820人有了栖身之所。因此，在武汉的防水工作中就有好几位佛教僧人和居士荣获了功臣的称号。
在政府保持水土、防灾兴利的号召下，我国佛教造林护林的特殊的优良传统也得到了发扬。在热河地区，净智法师绿化5座荒山，被评为绿化模范。
净智法师，1912年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县台子乡苏家屯。他19岁进入华严寺受戒为僧。20世纪30年代，华严寺四周山荒岭秃，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
净智入寺后，感叹宏伟庄严的寺院周围的满目荒凉，产生广植树木的想法，得到师父的恩准：不上早课，专门植树。
净智认为“日栽百棵树，胜造一级浮屠”。于是，净智就早起晚归，到山下担水，山上植树。最远的一次要走近1000米，每天往返二三十趟，风雨不误。10年栽树10万多棵，寺院周围的山坡披上了绿装。
净智担任华严寺监院后，便把植树造林当作本寺参佛悟道的第一大课题，日日习之。他带领全寺僧众把寺院周围大大小小的山都栽满后，又把目标定在栽经济林上，以让寺院和一方百姓都富起来。
从寺院到山下的两条沟全长1500米，他们在沟上修大坝数十道。修闸谷坊200多处，沟旁栽杨、柳、榆树1000多株；修造河塘台田，栽了梨、花椒、核桃、苹果等树600多株；闸沟拦淤，掘石垫土造田40亩，使荒凉的山沟变成了“世外桃源”。
净智带领师兄弟们绿化完周围的山沟后，又把沟深膛大的北窑沟、大小南沟、正西沟都栽满了树。
37年风霜雨雪，37载酷暑严寒，净智法师亲手栽树800亩，全寺僧众共栽2800亩，实现了他“为寺院和一方百姓开创福业”的夙愿。
净智法师37年如一日植树育林，受到各级政府的表奖。1952年，热河省政府授予他林业劳动模范称号。1954年，被国务院评为林业劳动模范。同年出席全国群英会，获全国水土保持优胜红旗一面。他于1967年圆寂。
在当时，为了绿化佛教圣地五台山，僧人们每年展开春、夏、秋三季植树活动。1953年，山上僧人手栽杨柳1.4万株，能成法师当选为全国造林模范，并先后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表彰。
当时，能成法师不顾生活上的清贫艰苦，造林不止，并创造了小穴播种和铲播方法，在五台县得到推广，使植树成活率达80%以上。五台山的能海、道原、藏明等僧人都积极带领广大僧众植树造林，坚持不懈。五台山的优美环境与他们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佛教协会对于植树造林，绿化山川大地非常重视，在我国每年的植树节，佛教界都会积极响应，组织信徒义务植树，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佛教徒对于创造和保护美好环境的重视。
参加保卫世界和平活动
在1952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圆瑛法师，在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就对北京佛教界讲话：“我们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保卫世界和平乃是最大的佛事”。这几句话指出了“佛事”与“世事”的一致性，指出了佛教徒努力的方向。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后，首先着重做的工作就是指导并推动全国佛教徒进行关于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的学习。
通过学习，各地佛教徒对于时代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责任的认识，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改变了过去不问世事的态度，而积极响应了中国佛教协会提出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号召。
在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各地佛教界出钱出力，积极支持国家抗美援朝。此外，中国佛教协会还发动全国佛教徒参加拥护和平宣言的签名和反对原子武器的签名活动。
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员还直接参加国际的保卫和平活动。
1952年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佛教界著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表示热烈拥护。圆瑛法师、喜饶嘉措大师、赵朴初居士等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会议。
在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中，中国佛教徒还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能海法师当选为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佛教代表，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5年8月，赵朴初赴日本参加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受到日本佛教界热情友好的接待，这也是新中国佛教界第一次访问日本。
1956年11月，中国佛教协参加组织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对侵略委员会，并与首都佛教徒一起参加首都各界人民为埃及事件的示威大会。
1956年11月，在尼泊尔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就是和尼泊尔的纪念活动结合起来的集会。喜饶嘉措会长、赵朴初秘书长率团参加大会。这次大会代表全世界佛教徒做出了决议送交联合国，要求永远禁止使用核子武器，并呼吁制止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侵略行为。
中国佛教协会自成立以来，为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国际交流活动
●1955年10月4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广济寺举行了隆重的恭送佛牙法会。
●10月15日，载有佛牙的飞机抵缅甸首都仰光机场。仰光欢迎佛牙的盛况空前，机场上人山人海，无数彩旗迎风飘扬。
●飞机一着陆，一张特制的金染大座椅抬到舱门前，将盛有佛牙的金制宝塔奉迎下来。
开展国际佛教友好往来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后，曾屡次向各国佛教界表达中国佛教徒的一个愿望：
中国佛教徒愿在学修与弘扬经教的事业上，在服务人类友好和平事业上和各国佛教兄弟们亲密的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为了这个愿望，佛教协会不断地加强着和各国佛教徒的友好往来的关系。
1955年4月，以喜饶嘉措大师为首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赴缅访问。
同年10月，周恩来接见了到访的缅甸佛教代表团。
1956年5月，中国佛教代表团还应邀去印度参加了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同年11月，中国佛教会应尼泊尔佛教复兴会的邀请，组织了中国佛教代表团前往加德满都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
1955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应缅甸吴努总理的邀请，派遣了以喜饶嘉措大师为首的代表团到缅甸进行了友好访问。同年9月，缅甸联邦佛教会派遣了以吴登貌和吴千吞为正副团长的佛教代表团来到我国，他们迎奉了我国的佛牙舍利到缅甸去供缅甸人民的瞻礼。佛牙留在缅甸8个月方始迎回中国。
1956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又应缅甸政府和缅甸联邦佛教会的邀请，派遣代表团前往仰光参加庆祝第六次结集的圆满大会和佛陀涅槃2500年纪念典礼。
1956年3月，我国应印度比哈尔省政府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指派了坚白成烈堪布和赵朴初居士参加了菩提伽耶管理咨询委员会，他们受聘为该会委员。
同年11月，应印度政府的邀请，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了一个佛教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参加了在新德里及各地举行的纪念活动，并朝礼佛教圣地。
我国政府还将玄奘法师舍利一份连同玄奘法师全部译著赠与印度政府，转交玄奘法师母校那烂陀寺，并且赠送玄奘法师纪念堂建筑费人民币30万元。赠送仪式于1956年12月在那烂陀寺举行。
1956年11月，中国佛教协会应尼泊尔佛教复兴会的邀请，组织了中国佛教代表团前往加德满都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在那里，中国佛教代表团受到尼泊尔政府、尼泊尔佛教复兴会和尼泊尔人民的热情款待。在大会期间中国佛教代表团和各国代表们一同工作，为推进佛教事业、为争取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佛教联系与合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1953年以后，不少日本佛教人士为送还中国在日本殉难烈士的骨灰，或参加各种性质的代表团来到我国，因而与我国佛教界开始有了一些联系。
这段时间内，中国佛教协会和斯里兰卡佛教界也有过不少的联系，并且答应斯里兰卡佛教界的请求，协助进行佛教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
中国佛教协会曾先后接待过来自亚洲、澳洲、欧洲、美洲几十个不同国家的来宾。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老挝首相富马亲王都曾到中国佛教协会来访问过。缅甸总理吴努也曾访问过中国佛教协会所办的中国佛学院。
1956年9月，以阿难陀·柯萨尔雅雅那长老和吉那拉塔那长老为正副团长的包括7个国籍的11位僧人组成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来到我国进行了1个多月的访问。那烂陀巴利学院院长迦叶波也参加同来了。
他们在8个城市进行了参观、应供、座谈和谈话、说法和讲演等一系列的活动。他们参加了我国国庆观礼，参加了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他们受到了我国佛教徒热烈的欢迎。
中国佛教协会与各国佛教的国际往来，促进了国际和平友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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