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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宏伟

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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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的金石试读：

序言

习近平总书记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为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优秀的先进的文化建设，特别是随着经济的腾飞，提出了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号召。当然，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多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风采。

中华文化就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的摇篮，也是推动整个世界始终发展的动力。早在500年前，中华文化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在200年前，中华文化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和现代思想。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文化最具博大性和包容性，所以世界各国都已经掀起中国文化热。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但是，当我们为中华文化而自豪时，也要正视其在近代衰微的历史。相对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来说，这仅仅是短暂的低潮，是喷薄前的力量积聚。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5000多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的文化纵深感，蕴含丰富的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已经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这不但对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对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也是重要贡献。

特别是我国经过伟大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崛起与复兴。但文化是立国之根，大国崛起最终体现在文化的繁荣发达上。特别是当今我国的大国和平崛起之路，必然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随着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增强，能够有力提升我们融入世界的步伐，推动我们为人类进步做出最大贡献。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搜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作品。主要包括传统建筑艺术、千秋圣殿奇观、历来古景风采、古老历史遗产、昔日瑰宝工艺、绝美自然风景、丰富民俗文化、美好生活品质、国粹书画魅力、浩翰经典宝库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全景展现，纵横捭阖，故事讲述，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格调温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在未来世界的舞台上，在中华复兴的绚丽梦乡，展现出具有龙飞凤舞的独特魅力。

古玺源流——篆刻之始

先秦时期的玺印源流

我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明君商汤在打败夏桀并将他放逐之后，回到了他所在的称为“亳”的地方。当时商汤只是夏王朝的一个诸侯，居住在亳地。■ 甲骨文

商汤战胜残暴的夏桀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使他的声威达于四方。各地的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部落的酋长们都纷纷到亳来祝贺，就连远居西域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都派人前来朝见。

商汤见各路诸侯聚集在亳，就决定召开诸侯大会，推举领导四方的天下共主。

在大会上，商汤取来原夏王朝天子的玺印，放在天子座位的左边，然后低头后退几步，对着天子座位和玺印，弯下身子，恭恭敬敬地行参拜之礼。随后便回到自己的诸侯位次上。■ 皇帝玉玺

诸侯们表示臣服于汤，于是都说：“汤打败夏桀，顺乎天意、应乎人心，理应登临帝位，可为什么只是拜而不受呢？”

商汤说：“这是天子的座位，有道的人才可以坐上去，天子的玺印，有道的人才可以掌管。天下，不是一家独有的，而是天下人所有的。所以，只有有道者才能长久占有它。”

诸侯们坚持让商汤登帝位，商汤多次推让，可是三千诸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即位。最后，商汤才坐到天子的座位上，接受各路诸侯和百官朝贺。亳 我国先商及商朝都城，故址位于今河南商丘睢阳古城南的高辛镇，这里是成汤先祖帝喾所居之所，也是他做商族诸侯时所居的地方。商汤灭夏后在亳建立商朝，为商汤之都。公元前1600年前后，商汤将国都西迁至今郑州商城附近，也称亳。

这段记载取自春秋时期的历史文献《逸周书·殷祝篇》，它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玺印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作为法统凭信的特殊功用，是其他凭信工具所无法替代的法器。■ 春秋时期的篆书侯马盟书纬书 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的总称，相对于经书，故为纬书，简称纬。其中保存不少古代神话传说，也记录一些有关古代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纬书内容附会人事吉凶，预言治乱兴废，颇多怪诞之谈。

商汤所参拜的玺印属于我国先秦古玺中的官玺。先秦指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起自远古人类繁衍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为止。先秦古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起源、演变，直至成为定制的过程。

我国玺印的发明和使用历史，源远流长。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在华夏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玺印伴随着人们一路走来，闪耀着华夏民族的智慧光辉，可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对于我国玺印的起源，据汉代的纬书《春秋运斗枢》记载说：黄帝时有个大司马叫容光，统六师，兼掌邦国之九法，曾与黄帝一同游玄扈、上洛。当时有一只凤凰衔图飞来，把图放在黄帝面前。黄帝得到的这个龙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另一本纬书《春秋合成图》也有相同的记载。

汉代纬书中的这个说法，把我国玺印的起源归之于神灵的创造与赐予，是由于当时社会和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对于许多问题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所以这样的说法大家还是笃信不移。引文中所说的“玺”，便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印章，说明华夏族很早就已使用印章了。

此外，还有诸如印章起源于“徵识图腾”、起源于“宗教”、起源于“生殖崇拜”和“劳动工具”等说法，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玺印起源于古代人民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新石器时代 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年代大约从1.8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新石器时代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养畜业和手工业。

与上述说法相比，考古发现则更具有可信度。一般来讲，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我国图形和文字的雕刻，最古老的有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铭文和石鼓文等。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我国最早的雕刻实物见于有80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比如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印，就是一种在陶坯上印有纹饰和标识的器具。■ 西周时期带有铭文的青铜俑钟

在当时，制陶工匠们在烧制日用陶器的过程中，趁着黏土柔软时在上面按盖印章，包括制造的地名、场所、官署、工匠的姓名、吉语祷词等内容，个别还有制作年份，由此在陶器表面留下了清晰可见的印纹。

在这种陶器印纹的启示下，工匠们后来干脆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陶拍首先是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其上雕纹饰之后，在拍打的过程中，器物表面的纹饰就形成了。这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玺印艺术的渊源。卜人 在商代已经出现此官职，除卜人外，还有贞人、占人。卜人有时亦被称贞人，不确。商代卜官由卜人、贞人、占人组成，卜人是命龟与灼龟取“兆”之人，卜人地位低于贞人。贞人对商朝的政治有着较大影响，他们按商王的要求进行占卜，也可以对商王提出反对意见。■ 甲骨文

在我国雕刻文字发展过程中，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刻辞可谓经典之作。甲骨文全称龟甲兽骨文字，简称甲骨文，亦称龟甲文、卜辞、占卜文字、契文、殷契等等。所用材料是龟甲和兽骨，龟甲有腹甲与背甲，占卜所用以腹甲居多；兽骨有牛、羊、鹿、猪、虎等，占卜所用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

占卜所用的甲骨首先要经过一定的处理，然后在甲骨片背面施以钻凿。钻就是在甲骨的背面按一定的程式钻一个圆形的凹槽，凿就是在已钻好的凹槽一侧再凿出一椭圆形的凹穴。

甲骨一经灼烤，发生爆裂，正面就显现出裂痕，称为兆纹。纵向的为兆干，与兆干相交的为兆枝，甲骨文占卜的“卜”字就是兆纹的象形字。卜人就通过爆裂显现出的由兆干和兆枝构成的卜形兆纹来判断所卜之事的成败吉凶。

卜人判定吉凶后，就在甲骨的正面、兆纹的旁边，用特定的符号刻下占卜的内容，这就是卜辞。这是一套即烦琐又严密的程式。

甲骨文的契刻与材料的有机结合，不仅为此后的书法体势以纵势为主导的规范做了充分准备，也成为我国古代玺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甲骨文

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指铸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商周时期，人们往往将国家或宗族的大事铭刻在青铜器上。铭文也属于“金石”中玺印的一种形式，并且其表现形式丰富多彩。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它在唐初被发现，后经历代辗转，原有700多字，经由岁月侵蚀，后来仅存200多字，在10只石鼓中，其中一石已文字全无。

被发现的石作鼓形，根据鼓身上的文字，石鼓被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10只鼓，每只鼓高约3尺，直径2尺余，且各刻四言诗一首。据近代考证，认为它是战国时的秦国之物，内容是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的，故也称“猎碣”。

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笔势圆整。字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均匀，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结构匀称，线条完美，无明显的粗细不均的现象。被誉为“籀文之祖”和“石刻之祖”。

经过了印纹陶、甲骨文、铭文和石鼓文等几个阶段的发展后，其金石雕刻文字逐渐成为了入印文字，并在商周时期开始具有了符刻铭记功能。这是我国古代玺印发展的巨大进步。殷墟 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是我国历史上被证实的第一个都城，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周围，横跨洹河两岸，发掘的部分有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与洹北商城遗址，这些建筑共同组成了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的殷墟遗址。商代从盘庚到帝纣，在此建都达27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

商周实行宗法封建制，中央王室与诸侯国颁布政令，分封委任处理军国政务都需要有表明权力的凭证。商汤所参拜的玺印，就是当时最高权力的象征。民间的经济、社交活动也需要契约性的证明。因此，玺印作为政权机构或个人权力的信誉信物，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玺印具有天赋的权信功能，因而成为商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商务和日常生活中的主角。从安阳殷墟出土的“亚罗示”印、“翼子”印和“奇字”印等实物来看，商周时期的玺印形制已经相当成熟。■ 古代玉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使用玺印已经比较普遍了，尤其是战国时期，用玺印来封检文书已形成了制度。当时的富豪贵族们身上佩带玺印作为雅玩已相当流行。此外，还应用到取信、勒名、取吉、装饰、殉葬等范围。■ 篆刻玺印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玺印文字都是大篆，与当时钟鼎器物上的铭文相同，两个时期的印章风格也基本相同，所以在出土的古玺中，很难一一考证出哪些是春秋玺，哪些是战国玺，因为在印式和风格上战国古玺是春秋古玺的延续。我们现在所见的古玺，绝大多数是战国玺。

春秋战国玺印的用材基本是铜、银、玉3种材质，石质玺印比较少。在制作工艺上可分为铸和凿两种。铸，是用泥范铸造，称作铸印；凿，即在预制好的印坯上用刻刀直接镌凿。比如后来所见到的白文即阳文印，均是铸印；朱文即阴文印，大都为凿印，铸印较少。大篆 是我国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夏代功臣伯益所创。针对不同的书写媒介，大篆亦有金文或称钟鼎文、籀文之别。大篆的发展结果，使之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简练生动，同时，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大篆是对后来的小篆而言的。

春秋战国官印的形式，呈方形的居多，也有圆形的、椭圆形的、长方形的、扁方形的、长条形的、三角形的、矩形的等等。同时分朱文印和白文印，朱文印大小一般在1.5厘米见方，白文印在2.5厘米见方。

春秋战国玺印文字的篆法与布白，有着特殊风貌，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由于当时各国用印制度不同，文字尚未统一，印文的素材则来源于青铜器铭文。虽然有不少印文至今无法破译，但其形态丰富多变，精彩至极。文字的无规定性，从另一个侧面看，则带来了更大的创作自由。

春秋战国玺印的边栏与界格相互协调，无论章法和文字作何种变化，每印均有边栏或界格来作为章法的辅助形式，这是古玺印一大特点，这样丰富了印面内容，调节了印面布局，增强了古朴、灵动之气质和形式美。

春秋战国的玺印以难得的自然天趣，丰富的想象力，近乎于童心的创作状态，类似于远古图腾的诡异、烂漫和多样化的审美取向，成为了后世篆刻艺术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总之，先秦古玺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从它出现那天起，就以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和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博大精深的中华艺苑里绵延不断地散发出独特的芬芳，吸引着人们进入这方寸世界。阅读链接我国玺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玺是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的产物。由于上古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有了交换物品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具有交换功能的工具，印章也就应运而生了。篆刻的出现，说明上古社会经济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文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比如上古陶器制造业比较发达的时候，各个部落为了制造的陶器不至于与其他部落混淆，将文字或符号契刻下来，以便于区别。

战国时的官玺与私印

官玺是国君授予臣下权力时颁发的信物和凭证。官府的各种命令、公文，必须盖有玺印，若丢失了玺印，也就丢了官。因此，战国时期形成了一种制度，大小官吏必须随身佩带玺印。

战国官玺中也有两类不镌官名的：一是邑、县以下低级地方机构的官吏佩印。这类玺印有的镌地名和机构名，有的仅镌地名。二是特殊专用玺印，如烙马印及关税用印。■ 战国“平阴都司徒”印

今存战国官玺中还有形制特异的，印体硕大，多属司工官玺或特殊专用玺，而非一般武吏或行政官员所佩。籀文 汉字的书体名称。籀文或称大篆，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通行，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籀文是古代秦国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于在春秋时秦人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个字，因此叫籀文，据说“籀”的意思是“诵读”。

战国官玺一般为2.5厘米至3厘米见方，以凿制为主，多加边栏或加有竖界格，其宽窄和印文笔画差不多。另有一种尺寸较小的铸制的朱文玺。

战国官玺的质地多是铜质的，也有银和玉石的，印钮多鼻钮。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司工”“司禄”等，大都是官职的名称。

战国官玺的文字笔法遒劲，富于变化，精巧生动的造型和面目多姿多彩的体势，虽有悖于文字的统一，但从艺术角度而言，却令人爱不释手，产生许多美的遐思。

官玺是在当时六国通行的籀文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提炼的产物。纳入印章后更趋精美、典雅、疏放、雄强。

官玺在章法上空灵奇异，变化多端，常利用文字的大小宽窄和笔画的长短，巧做错落穿插，打破平整匀满的呆板格局，字的个体形态自然，一般不强作填满或有意留空的安排。■ 篆刻“敖陵右司马 ”印

有些玺印文字险峻奇肆，看似歪歪斜斜，杂乱无章，但细看却斜中有正，乱中寓工，极尽巧思，于险绝、欹侧中寓大平稳。也有的依字体、笔画的自然形貌，在布白上大块留红或留白的，这造成的疏密对比之趣，十分真率自然，绝无雕饰之气；多用界栏格，这样既丰富了印面内容，也调节了印面向构，增强了古朴、灵动之气质和形式美。朱文玺多阔边，与细劲的印文对映成趣，更有凝重、鲜明的视觉效果等。古玺印的这些特点，在战国官玺中都有体现。■ 战国篆刻“大府贝”印

战国私印，一般比官玺尺寸略小，约1厘米至2厘米见方，这类玺印有朱文和白文两种。朱文多作宽边细文，这种文字，细细毫发，却十分坚挺，俗称“绵里针”。白文玺印铸造、凿刻均有，也多加边栏，少数有田字格形式的。

私印质地多数用铜，间有用银的，均出自铸造。印文与印钮制作得十分精美。钮制多鼻钮，间有亭钮、人钮、兽钮，也有戒指钮、带钩钮。有的印文纤如毫发而清晰异常，反映了这一时期青铜冶铸工艺的高度水平。

私印由于不像官玺那样用于官方场合，故无定制，大小不等，形状各异，除常见的方形、圆形、长方形，还有腰子形、凸形、凹形、心形、盾形、三角形、菱形及其他不规则的形状。司马 汉武帝定制，掌管军事之职。大将军所属军队分为5部，各置司马一人领之。魏晋南北朝，诸将军开府，府置司马一人，位次将军，掌本府军事，相当于后世的参谋长。宋制，司马铜印墨绶，绛朝服，武冠。至隋时废州府之任，不置司马，改置治中。

战国私印在字体选用、字形结构上，均比官玺更加灵活多样，章法布白上参差错落、疏密对应、俯仰欹斜，更具艺术性和意趣。■ “陈之新鄙”印儒家 又称儒学、儒家学说，自春秋起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它是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对我国以及东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

即便是一些小印，文字布白仍然那么舒展自如，颇得天工造化之美。

战国私印中的白文同官玺一样，线条厚重实在，平稳中多变化，典雅中寓奇巧。朱文则坚挺有力，整洁流畅，灵动之气充满印面。由于铸制的整体效果，使纤细的印文气势贯通，浑然有致。字形虽奇诡多姿，但总体以自然平实为本，字中的挪让、省略、欹斜、错落，如乱石铺路，最终均能服从整体效果，达到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

战国私印依据印文内容，可分姓名印、闲文印、肖形印3类。

姓名印有的印面刻姓名，有的仅刻单姓或单名，印文1字至4字不等。姓名印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姓氏，仅双姓就有近50种，不少姓氏早已失传，甚至有的姓氏文献中亦无记载。

其中有以地名为姓的，如郾、郘、儝、邾、侊等；有以居地方位为姓的，如东方、东野、西郊等；有以官名为姓的，如司马、司寇、司徒等。

闲文印或称成语印或吉语印。遗存闲文印有120余种，重者达七八百斤，有修身类、言志类、吉语类和肖形类。

修身类文字多出儒家经典，反映了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已经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敬身”“敬事”“日敬毋怠”“中正”“正行无私”“上下和”“宜士和众”等印文都是儒家教条。

言志类印文表现出作者的某种情趣或志向。比如“得志”、“偄事得志”“王孙之右”等。

吉语类印文表现出作者对官禄、财富、福寿的向往和祈求。比如“善”“吉”“宜官”“千秋”“万金”“日有百万”“出内大吉”“善寿”“千秋万世昌”等。

肖形印印面多单独镌刻图纹，也有刻图纹于印文旁，作为印文的装饰。肖形印的形制与文字印无别。阴、阳纹并见，多模铸，图像多虎、凤、鹿、独角兽等吉祥动物，形象简朴，神态生动。

战国古玺、古印长期埋藏地下，经过腐蚀，斑驳破损，更是别有一番古朴苍润的残缺之美，显现出深穆古拙，天然去雕饰之意趣，充分表现出战国古玺、古印的多姿多彩和自发的艺术审美情趣。阅读链接先秦时期的玺印被通称为“古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古玺，大多都是战国时期的古玺。古玺又分官玺、私印。材质有金、银、玉、绿松石、骨质、铜，其中铜质古玺最为常见。战国古玺丰富而充满了许多的谜，其间不仅仅是战国在政治与思想上的多元并峙，仅从文字学、书法学上研究，都充满着诱惑。纵观战国古玺历程，如果能与秦代印章史结合起来，则更能让我们深切地感知到玺印中各种形制、印法的源流。

古玺篆刻的字态之美

古玺是我国的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独有的工艺美术。因其所具有的书法艺术属性，与一般的工艺美术略有不同，故又叫作“篆刻艺术”。古玺篆刻具有特殊的字态之美，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亮点。■ 古田黄石玉玺■ 青铜器铭文

我国文化是一种辩证的文化，即对立统一的关系，古玺篆刻艺术也不例外。举例来说，线条在行进状态下，“直”画多坚挺外露，以爽示人；“曲”多隐意、含蓄柔美。在古玺中“直”和“曲”的线性格是互补的、互动的，互为映照，相映生辉。

古玺少则两三字，多则八九字，分布排列，全依助于文字的体积位置的大小、正斜，进行上下左右的笔势穿插照应与不同角度的高低调配，造成有节律的起伏变化。这种迹象都可在西周《散氏盘》《毛公鼎》等青铜器铭文中找到它的影子。《散氏盘》 又称夨人盘，西周晚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盘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记述的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

青铜器铭文是自由的、开放的、多变的，可以与古玺文媲美。古玺的线条是散点式的集聚，且多有弹性。分析其构成因素首先涉及到点、线，线浓缩变为点，点的作用丰富了线。■ 青铜器铭文刀法 篆刻刀法是指镌刻印章运刀的方法。为了取得刻印的理想效果，必须根据印材质地、印石大小、印文朱白，笔画疏密、刻刀利钝等不同情况，而处理好用刀速度快慢、动作大小、节奏变化、力量强弱等各种关系。但是不管运用何种手法，行刀原则是一样的，必须做到“胸有成竹，大胆果断，心手相应”。

比如“左、之”等字，很多“点”只要大小与方向稍有不同，都可产生简洁又醒目的动态变化，没有固定或规定的约束，完全处在自由伸缩的状态。点的延伸成为线的时候，不仅体积增长、增大，随之改变为构建功能并作用于面。

古玺文字注重于“线”本身，即线体的各种无限变化，因而它的纯粹作“线”的特征非常强烈，起行与收笔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成为最具可塑性、可变性与自由感的一种线条模式。

古玺的方圆变化，具有线的形成与用刀表现的双重意义，成为古玺审美上赏心悦目的造型手法。

线的形成即古玺中篆字笔画的组织，它既不能无序地排列，也不能刻板地分布，古人依据时代的审美习惯，对形态美做出了不懈地努力。古玺均将方和圆的笔画进行了有机而和谐的变化组合。

譬如对“方”画的处理，在作骨架式的支撑时，便以斜弧笔画配置，以柔和“方”的硬度，规避僵硬之弊。而有时在圆弧为主的笔画中寄寓一个方折或方口，强化线条柔美的同时以显现力的刚性。方线的刚性又不能角化，使之过流自然，“方”得柔和。

相比之下，“圆”具有“转”的动势，即圆转，有灵活、生动的特性，也包括“弧”的倾向，构成弧线。“弧”的幅度逐渐缩小变成斜线。

古玺自由多变的主要原因就是圆弧笔画的适当舒展，因为边框是方的，少了圆的线性或没有圆的线性，肯定失去美的对比，甚至失去美的特征。我国古代园林建筑中的柱子、亭子、塔身等大多以圆为之，或以圆配之，也是这个道理。

古玺的线条造型常是圆中带出方、方中寄寓圆。不仅如此，刀法中起笔与收笔，也方圆兼施。“方”起“圆”收，按顿之力自显，金属之质自现；“圆”起“方”收，则浑穆之态盎然。较多的是两者中和，极大地增益了文字刀笔关系的丰富性。■ 皇后之玺

古玺字数一般由上而下，由右到左地分布。这就遇到篆字如何刻印的问题。在这方面，古人是善于化平凡为神奇的，做到了由简趋繁或由繁趋简求和谐，也做到了简之更简，繁之更繁求对比。■ 青铜器铭文青铜器 是由青铜制成的器具，诞生于人类文明的青铜时代。因为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所以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我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堪称艺术价值最高。代表着我国在先秦时期高超的技术与文化。

古玺中多以意到笔不到而为之求其“简”，以夸张手法，将笔画盘曲或重叠以求其繁，显示字态之古茂，加强玺面的视觉冲击力。

古玺文字通常有着多边的外廓，可以方便地对它从不同方向，做不同幅度的变形、摆动、伸缩与扭曲而不出现丝毫的牵强做作。朱文玺印都出于铸造，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线条细如毫发，形成鲜明的对比；白文古玺加有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或铸或凿。

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先民的审美法则，而且还可和国家统治者“玺有边界国有疆”的阶级意识有关。戟 是一种我国古代独有的兵器。实际上戟是戈和矛的合成体，它既有直刃又有横刃，呈“十”字或“卜”字形，因此戟具有钩、啄、刺、割等多种用途，所以杀伤能力胜过戈和矛。戟在商代就已出现，西周时也有用于作战的，但是不普遍。到了春秋时期，戟已成为常用兵器之一。

春秋中期还出现了一种鸟虫书，是以鸟、虫、鱼为修饰图案的美术字体，主要流行于春秋中后期，于战国时达到鼎盛，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把以鸟、虫、鱼为修饰图案的美术字体统称为“鸟虫书”。将“鸟虫书”作为语言符号与象形文字即汉字一同解读符合汉语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鸟虫书”不仅出现在玺印上，也出现在青铜器上。

鸟虫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附加鸟形作装饰。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变化莫测、辨识颇难。■ 汉代鸟篆文错金青铜壶

鸟虫书几乎都出于楚系，除少量的礼器如者氿钟、王子午鼎等，又多施于兵器。楚国的有楚王酓璋戈、敚戟等，曾国的有曾侯乙戈戟等，吴国的有王子于戈、大王光戈、攻吾王光剑等，越国的有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越王州句矛、越王大子矛等，蔡国的有蔡侯产剑、蔡公子加戈等，宋国的有宋公翀戈、宋公得戈等。■ 篆刻古玺

以上作品大都随形布势，与器形妙合无间。错彩镂金与戈戟森森相映成趣，笔画的交织组构与鸟虫缀蚀编织出一个个极富想象力与创造性的空间，使人遐想无尽。

总之，古玺篆刻充分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和朴素的审美观，也为后来的秦汉印的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历代篆刻家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从而发展成为独具我国民族传统的篆刻艺术。阅读链接清道光年间的1851年，毛公鼎是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后毛公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毛公鼎几经辗转，后来到了钜贾陈永仁手里，1946年，他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1965年，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建成，稀世瑰宝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院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成为永不更换的展品。

空前发展——完善成制

秦代的玺印与刻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的文字规范化措施，命丞相李斯等人整理制定一种统一使用的文字。

为了废除不与秦文相合的文字，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以小篆而成，颁布天下。李斯等人进行的文字统一工作，避免了春秋战国文字诡奇繁杂的局面。■ 秦代的篆刻『思言敬事』

小篆体式方中寓圆，形体方正，稳健朴拙。秦印即以小篆作为入印文字，自此以后，至今2000多年一直为治印者沿用下来。

秦王朝还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用印制度。官印作为秦王朝行使职权的一种凭证，从中央到地方郡县乡亭的各级官吏，都授予官职印。■ 泰山石碑

在这些官印制作颁发之后，专设有少府属官“符节令丞”掌管玺印事务。印制度非常严格，私刻、盗用官印都是犯罪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

秦代用印制度开始规定，天子的印称“玺”，用玉做成，臣下用印只能称“印”。据《汉旧仪》卷上记载“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说明秦代官印的等级区别是很严格的。

秦代在印章的形制上也有较大的改变。秦代的官印比较统一，一般采用方形，大小一般为2.5厘米左右见方。大多是鼻钮印章的设计。布局为“田”字格，每格一字。官位较低的官员用印，只有“田”字格官印的一半，当时称之为“半通印”，它的布局为“日”字格。可见秦代官印在尺寸大小有严格的规定，也显示了森严的等级。李斯 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人，即现在的河南上蔡。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秦王嬴政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他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工作。李斯“大一统”“中央集权”等政治主张的实施对我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2000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秦代的私印，大小基本上与“半通印”差不多，也加界格。但私印的表现手法较官印要丰富，形状有方形、圆形、椭圆形、菱形等，以长方形的“半通印”居多。方形印较小，约在2厘米以内见方；也有椭圆形、圆形等形状。■ 秦代的篆刻会稽 古地名，故吴越地，会稽因绍兴会稽山得名。公元前2198年，大禹大会诸侯于此。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此为会稽郡首见于史籍。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至会稽郡南部属地，今绍兴的“大越”，将其改名为山阴。

秦代私印基本为白文凿印，铸印较少。除姓名印外，还有吉语印、肖形印，辟邪印用于佩带也很盛行。

秦代篆刻比先秦时期篆刻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更趋向成熟，具有典雅而灵动、平整而率意的艺术效果，至今依然为众多的篆刻家所模仿。

秦印篆刻艺术不仅表现在文字的规范，章法的整齐划一，而且从中透露出书写的自由性和整体布白的灵活多变，赋予印章艺术新的艺术情趣。

比如秦代官印的苍古威严，整齐而不呆板；私印的苍润秀丽，自然随意。有些印章粗看凿刻草率，蓬头乱服，细品却刀法娴熟，情趣洋溢。

作为篆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刻石中的小篆文字，在秦代书法乃至我国石刻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事实上，铭刻文字的主流变为刻石的重要转折，正是起于秦始皇东巡纪功石刻。

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曾有数次东巡，在东巡中为了颂扬其功德并以昭示天下，曾在泰山、绎山、琅琊台、会稽等多处刻石。这些刻石，均以标准而规范的小篆写成，字形之大为秦以前历史上所未有。

比如，公元前219年，李斯在秦始皇东巡所至，为之书写刻石文字，命刻工刻有《泰山刻石》《绎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它们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用以碑额、墓盖等庄重场合的篆书，均受到这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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