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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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货运大王佐川清试读：
内容提要
佐川捷运之所以能够快速成长，乃是由于佐川捷运采用了外务司机一某经营学者曾作如是分析。
该经营学者解释说，所谓“外务司机制”是司机本身在进行投递时承揽新的生意，或者是以突然闯进去的方式进行招揽等营业活动。在佐川捷运之前，运输业者仅仅是收集货物，将其投递到收件人的手中而已，那么这不过是利用卡车移动货物，司机只是搬东西的人，但是一已经济成长率下降，需要运输的货物减少的时候，业绩下降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采用外务司机制的佐川捷运，在没有货物可运的时候，司机就会热心地去进行营业活动，所以没有“无货可运”的问题。因此即使在景气不好的情况下，营业成绩也不会下降，相反地在不景气的情况下更能拉大与其同业之间的差距。学者列举了外务司机制的好处。
第一章 世家的苦恼
后母的教训
公元1957年（昭和32年），我和内子在京都开始从事货运的生意。
这个取名为“左川捷运”的卡车货运公司，经过30年的惨淡经营，终于成为一年营业额超过了3000亿日元（约合13.3亿美元）的集团，如今，在同业界居于首位。
别人都说：“真是令人惊异的成长！”
我却认为这完全是靠货主即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援，以及聚集在佐川捷运旗下的员工和员工家族的奋斗努力所赐。我一直对他们感激不已。
为了纪念创业30周年，我回首以往的历程，决心将这些足迹写成文章留下。
这并不是来自回顾往事的感伤。当然，也不是出自赤手空拳起家，而如今建立了今天的地位，就想任意自豪一番的心理。
过去，我一直只顾拼命工作，最近顿然在想，自己能够有今天，并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靠许许多多看不见的力量支持着。
对货主，可以在碰面的时候表示谢意，可是，在这么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事物之中，也包括了我未曾见过面的人，甚至更包括了人以外的一草一木。
一方面，也是为了想向以往栽培“佐川清”的那些人士和万事万物表示谢意，所以我提起这支不熟练的笔。
此外，我还经常不厌其烦地向员工们说：“回到原点。”
佐川捷运的原点究竟是什么？
我是以“脚夫精神”开始创办佐川捷运的。认同这一点，货主才把货件交给我运。
佐川捷运的创业精神是“脚夫精神”。
不要落后于日新月异的时代，不，我更燃起了走在时代前端的欲望，在这种意念的鞭策下，佐川捷运积极果断地不断引进新机器，然而，能在机器中注入灵魂的却是员工。
古人云“温故而知新”，但对佐川捷运的员工来说，“温故”就是要知道30年前我在京都开始货运业的原点。忘记创业精神的企业必定会衰退。我深盼全公司的员工熟读此书，将创业30年作为跳板，取得货主的信赖，给公司带来新的快速进展。这也是我写本书的主要理由。
我虽然是在前述的理念下开始执笔的，但是，执笔中我也非常希望已成极大社会问题的“虐待问题”当事人，亦即所谓“被虐待的孩子们”也务必读一遍。
我既不是教育家，也不是教育问题的专家。可是，为什么要将此书推荐给被虐待者呢？当然，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幼少年期也是“被虐待的孩子”。
话虽如此，但我丝毫没有“我就是如此如此克服了虐待，所以，你们也要学我一样坚持下去”的说教意思。
当我听到或者看到“某某小孩被虐待而自杀了”的报道时，我的心就有如刀割般的痛苦，然后每次都背地里流泪，并暗自呐喊：“为什么一定要去寻短见！”
小孩子也许会因率直、认真而想不开，最后在苦恼之余，便以死来求解脱和表示抗议。“为什么受了一点虐待就要去自杀！”我虽然想这样去严厉申斥他们一番，可是又不能。
只是，佐川清这个现在在社会上聊有一点用处的人，也曾经有过这种时代。我想让那些被虐待的孩子们看一看这本书，希望他们能从中了解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和我的期望，使他们产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必须活下去”的勇气。
我是在公元1922年（大正11年）3月16日出生于新潟县中颈城郡板仓村叫做“字高野”的农村。
父亲的名字叫“彻治”，母亲的名字叫“哈慈”（译音，日文为平假名的はっ）。
我是三男，上面有长男“竖二”，次男“已代治”。
佐川家是板仓村名列第一的世家，同时也是大地主，而且，从江户时代（自德川幕府于江户——现在的东京——建都至幕府灭亡为止的时期，亦称德川时代。公元1603～1867年）就保有制造“豆酱酵母”（豆酱曲子）的权利。一季的豆酱酵母生产量高达135000多公斤，这个数量在新沟县境内来说是最多的。
世家的大地主，不仅是数一数二的事业家，父亲还“兼”任小学校长的公职，同时，还不是一般的校长，父亲被村子里的人称之为“百无校长”。
父亲的月薪究竟是不是100百元，我并不清楚，我想大概不是。这个所谓百无，和从前将大富翁称之为“百万富翁”有相同的意义，也就是指“超高收入”的校长吧。
称呼的解释姑侵勿论，村民能破例支付高薪请父亲出任校长，这可以证明父亲的学识和人品获有很高的评价。
父亲为了不负村民的期望，全心全意致力于小学校长的公职。因此，对于家里的事业——制造豆酱酵母——也许是无法兼顾吧，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看到父亲在家中这个那个地来指挥管理家里的事业。
我以村子里的首富、集村民声望和荣誉于一身的父亲的三男“佐川少爷”的身份，自由自在，生活充裕地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
这样的我，第一次遭遇到的不幸，是母亲的去世。
母亲生下我以后，还生了一个弟弟和妹妹。但却在我8岁的时候，因伤风日久不愈而淬然去世。
一向被母亲娇宠惯了的我，不相信她会突然弃我而去。“妈妈死了？骗人！”
我如此大声叫闹！曾经使好多人束手无策。
我们家里有5个孩子，还有祖母和祖母的妹妹，再加上一伙男杂工和女佣人，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到了做豆酱酵母的季节，还要雇用十几名技术人员，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起居。
父亲由于有公务在身，所以很少能兼顾到家里的事情，为了要有人处理家中的事情，就必须要找一个可以接替母亲工作的女性。
在亲戚的怂恿下，父亲迎娶了远房的女子小学教师为继室。
前面说过，我在幼少年时期，也曾经是“被虐待的孩子”，而彻底地虐待我的，就是这位女性。
对我来说，父亲的继室，也就是成为我后母的女性，她的名字叫做“哈池”（译音，日文片假名的ハッ。为了便于辩别故将其译成“哈池”），她即是造成我的不幸的最大原因。
现在想起来，如果父亲迎娶过来的后母名字不是叫做“哈池”的话，我跟后母之间的关系，也许不会坏到那种地步吧。然而，对于一个只有8岁大的小孩子，不可能会有那种判断和思考的能力，同时，8岁也是既懂事又不懂事、最难相处的年龄。我从还没有跟后母见面以前，就对她怀着抗拒和厌恨的心态。
大哥和二哥已经能和别人调合，也就是说已经懂得处世的方法了。而年幼的弟弟和妹妹，还只是有个可以叫妈妈的人就高兴的年龄。因此，哥哥和弟妹们都跟后母还合得来。
我越是讨厌她，她也就越表现出讨厌我的态度。我和后母从开始就形同水火互不相容。
而加深这种对立情势的是后母的名字。
生母的名字是“哈慈”（はつ），后母的名字是“哈池”（ハッ），在发音上是相同的。
父亲跟母亲（生母）之间的感情很好。在外面工作很忙，家中大小事情完全委托母亲处理的父亲，每当下班后问到家里，首先就会大声呼唤母亲的名字“哈慈”！然后才询问自己不在家时的种种事情。
那呼唤母亲的声音，到现在还遗留在我的耳中。
父亲的习惯至今仍没有改变，每当回到家里就和以往一样“哈池”！大声呼唤他的新太太。
父亲的声音使我想起了死去的母亲。
尽管那样，可是应声而迎上去的并不是生母“哈慈”，而是后母“哈池”。每当我碰到这种场面，总觉得是被父亲出卖了似的。
俗话说，嫁给“生离”的男人为继室可以，但不要嫁给“死别”的男人作继室。
意思就是说，夫妻的生离可以是因为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憎恶而分开，所以，新迎娶过来的妻子，比起前妻，容易让人看到好的一面。相反的，因死亡而分开的前妻，纵使生前有什么讨厌的地方，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分开的，所以，在悲伤之余，不仅已将那些缺点忘得一干二净，反而会随着日子的增加，而将其生前种种予以美化，只去回忆那些好的地方，继室就完全无法与之相比。在此，如果没有充分的自信和心理，不要嫁给死去妻子的男人。我想这一定是古人的经验所流传下来的教训吧。
我对生母的思念，就是那样。
本来生母就很温柔，非常疼爱我。这种思念之情，自后母来了以后愈形加深，在我的脑海刻画出一幅理想的“慈母像”。
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我对后母的一举一动，都认为母亲在世的时候不会这样做，而故意刁难地加以监视。
后母“哈池”嫁到有5个孩子的家庭做继室，想必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对于我那乖僻的视线，心中当然会咒骂：“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小鬼！”
没有多久，我和后母之间，就像有不共戴天之仇般地相互仇恨，经常发生顶撞、冲突，并逐渐尖锐化。这种情形，甚至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后母把我当作虐待的目标，而虐待的方法又很彻底。虐待成为社会问题，虐待的形态也常从报纸杂志上看到，或从别人口中听到，但后母对我的虐待，其手段之阴险、执拗、残酷、无情，几乎没有人能比她更狠心的了。
后母对我的两面作战，在心理上采取“视若无睹”，在肉体上是采取“断绝粮秣”。
每当后母跟我的兄弟或妹妹在谈笑时，如果看到我，后母就会立即停止说话。非但如此，她还会以白眼相待，或以憎恨的目光凝视我，似乎在说：“你来干什么？”
或趁我不在的时候，带兄弟和妹妹到外面去玩。
后母虽然多了一个“后”字，毕竟还有一个“母”字在。一个为人之母的人，对小孩子采取这种“视若无睹”的作战，对一个孩子的心理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为什么沃呜须受这种歧视？我愈想愈痛恨后母。
所谓“断绝粮袜”作战，也就是不供给食物。
后母有好几次在命令我去做事的时间里，叫家中的人用餐，而当我将后母所命令的事情做完回到饭厅的时候，餐桌上的碗筷已经收拾完毕，饭锅中连一粒饭也没有。
第二次大战的战时和战后，都市里的人都因大量缺少食粮而叫苦连天。但是，那时候战争还没有开始，而且，这里是产米的新渴。她竟用“断绝粮袜”的手段来对付一个正能吃的小孩子，难怪我会对后母视同鬼魔、蛇蝎，痛恨人骨。
我如此冗长地叙述后母虐待我的手段，并不是想报仇雪耻，甚至是一种近乎相反的心情。
说真的，我想后母也没有那种意思，只是对于不顺从自己的孩子非常憎恨而已，结果，在这段日子里我从后母那里得到两项教训。
第一项是，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讲理的事情，要想活下去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如果慢吞吞地就会立刻没有饭吃。而且也使我知道，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同时，那并不是来自知识，而是亲身体验所得到的，这时我体会到的是自立精神。
对小孩子，尤其是对乡下的小孩子来说，“家”等于是宇宙，除那里以外就没有地方可以去。在这个应该说是小宇宙的家中，沃位每人生活在一起的后母虐待，因此，家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
断绝粮袜所带来的肉体饥饿虽然痛苦难受，但只要吃了饭就没事了，然而却无法治愈渴望获得母爱的精神饥饿，因此，我一直受慢性爱情（母爱）缺乏症所折磨。
很多人常说，佐川清是“浪花节”（以三弦琴伴奏的一种以情义故事为主的歌曲），是“演歌”（哀调的歌谣曲）式的。说这种话的人也许是在毁谤我，但如果是指我“晓得人情的重要”，那么我认为是对我最大的赞誉，我会接受。
自立精神和人情的重要，灌输这两桩重要事情给我这个小孩子的不就是后母哈池吗？现在我深深地有这种感觉。
后母哈池如今健在，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很好，这并不是因什么事情而和解，而是由于时间的经过，已使过去互相的厌恶和憎恨消失殆尽。
我想让被虐待而正处于苦恼中的少男少女们明白的就在此：
一个叫做佐川清，忙碌地在日本各地奔波的人，他在跟我们同样年龄的时候，也受了相当残酷的虐待，但是他没有去寻短见而活了下来，并当作是一个故事，说着他小时候被虐待的情形。我现在所遭受的虐待，有一天一定也会象他那样成为“故事”。
我深盼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我小时候的故事还没有说完。
将家看成地狱的我，在稍微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已经是在学的学生了。
我的身材虽小，但运动精神很发达，有关于运动方面，任何一项让我做起来，都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在校园中尽情地奔跑跳跃。
虽然我没有欺侮过弱者，可是由于不肯服输，力气也大，因此，附近村里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这个淘气的孩子王。
但是，在教室里则又象是一只小猫，十分温驯。这是因为功课不好，不会念书的缘故。我虽然不喜欢读书，但自认为脑筋还不那么坏，因为当我一回到家里就被后母差使得四处奔跑，根本就没有做预习和复习的准备，功课当然不会好到那里去了。
升学到上级学校，自忖十分勉强，可是竟也被我考上了县里面数一数二的“名门学校”——县立有恒舍中学。
可是这也给我带来新的不幸。因为，有恒舍中学所标榜的座右铭（校训）是“诚实刚毅”，当时我心想这是最适合于我的中学。可是，入学不久沃毋发现校训和实际情形根本就是两回事。所谓“名门学校”，我想应该如校方所标榜的造就对社会有用而诚实刚毅的人才才对，但实际上，这“名门”只是一所能使考进上级学校的升学人数，比其他中学较多的明星学校而已。
名门学校的学生就是要能为升学考试付出全力、顺利地考取上级学校。
我对有恒舍中学的校风，产生了抗拒。
我在运动方面可以说是全能的，短距离赛跑在“级”上是第一名，乒乓球是县级的选手，“相扑”（日本式的角力）则由于家中祖传下来的行业是制造豆酱酵母，经常被命令去打5斗（约合90公斤）重草袋，所以，身材虽小但力气却非常大，可以说是所向无敌，剑道初段的证书即是在进入中学那年取得的。
但是，学业成绩上，几乎每一科都不及格。
就升学率高的“名门学校”——有恒舍中学来说，并不太欢迎象我这样的学生。
这种情形我也知道，因此，从进入中学时开始就觉得跟我性格不合。
但由于父亲是教育界的名土，所以，校方对我也就不得不稍有顾忌。
不久我发觉校方想找我的缺点作借口，予以退学处分。
这倒不是所谓的“被害妄想”，而是确确实实看穿了对方想加害于我的毒计。这可以说是来自动物先大性的防御本能吧。
为了提高毕业生参加上级学校入学考试的录取率，像我这样一定考不取的学生，校方就要事先设法予以剔除。
我想与其遭受退学处分的羞辱，不如事先主动申请退学。主意打定以后，沃毋在中学三年的春天，瞒着父亲自己写了一份自愿退学的申请书呈缴给校方。
老师也没有问我申请退学的理由，劈头只说：“令尊知道这件事情吗？”
老师所关心的不是我，而是身为县教育界名士的父亲的颜面。
我点头。接着老师又说：“你要退学对我来说真好像是晴天霹雳。但是这件事，我想你一定是经过充分考虑以后才决定的。”
老师没有说一句慰留的话，简直像怕中途我会改变主意似地，当天就替我办完了退学手续。“为什么瞒着我做这件事？”
父亲虽然发怒，但是他知道我不是块读书的料，也就没有再加追究。
在跟老师的交谈中，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大人们言不由衷、说谎话的丑陋面。
唆使我提出退学申请证书的，就是中学教师。但为何一旦我提出退学申请书后，又说什么？好像晴天霹雳一般？所谓“晴天霹雳”不是比喻突然发生、事先未曾预料到的重大事变时所使用的一句成语吗？
那句话的背后，包括我对站在我身后的父亲的看法和解释。
对我来说，如果老师当面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像你这样不用功的学生，如果不自动提出退学申请书的话，校方也准备把你赶出去”，该是多么畅快。
我虽然不太尊敬他，但他毕竟是被人称为老师的人，然而，这种为人师表的人竟会说出明显的谎言，真令我十分纳闷。
这种厌恶的心情，促使我决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唯有假话绝对不说。我虽然言语粗暴，直话直说，但从来未曾别有用心去向别人撒过一次谎。
这是由于老师的谎言对我心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离家出走
擅自盖了父亲的印章，从好不容易才考进去的中学退学后的我，当然无法就这样待在家里。
于是，我离家出走了。对我来说，离家等于是抛弃了故乡。
跟都市不一样的是，在乡下不论你跑到那里，都会有被找回去的危险。
因此，我想尽量跑远一点，身上带了5毛钱的盘缠，来到“越后”（现在的新泻县）的高田火车站，首先买了一张月台票，进了车站。
不用说，这5毛钱也不是从父母那边要来的。连饭也不充分供给的后母，哪里还会给我零用钱，这是我勤苦地一点一点积存下来的钱。
是做什么存下来的呢？就是现在所谓的“打工”或“副业”。
在板仓村我是以“佐川先生的少爷”而闻名的。我即使拜托别人找工作，人家也会因父亲而婉拒，因此，附近的人谁也不会采用我。于是我不得不到“佐川家”名字不为人知的地方去。
从前，挖泥土，或般运泥土的工人，或从事土木工事的工人，都叫做“土方”（土木工）。越过一座山，那里有一处建设发电厂的工地。我愉偷地跑到那里去做土木工。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佐川家的儿子。
工地里的工作十分苛刻而劳累。但也因为如此，使沃尉来就粗健的身体，锻炼得更为结实强壮。工地的工人多数是被称之为流浪汉的粗人，但是能亲自接触这些以身体力唯一资本而从事体力劳动者的心情，给了我在学校中所无法学到的、极为宝贵的东西。
那些姑且不说。我之所以在越后高田车站只买了一张月台票便进入车站，是为了赶快躲避追赶来的人，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身上所带的盘缠只有5毛钱而已。还有一个理由是，我虽然下了决心因紧急避难而离家出走，可是，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则又毫无目的。
乘“信越（长野县新泻县）干线”到了“直江津”（新泻县的直江津市）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总之，要到远的地方去，就必须乘上停在那里的长距离列车。
公元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芦沟桥的一声枪响，爆发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不幸战争。这是我第一次断然离家出走的同一年秋天。
我所搭乘的火车是开往大贩的慢车。火车一站又一站，每站都停。
火车也不知道是开出第几站以后，突然吓了我一跳，因为我发现大哥竖二正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心想终于被看到了，于是死了这条心似地闭上了眼睛。竖二从有恒舍中学毕业后便进入“铁路教习所”，现服务于新泻铁路局。
因为对方穿的是铁路局的制服，我以为准是大哥，其实是我看错了人，他不是大哥。穿制服的人一面向一个个乘客查票，看看是不是有越站乘车或无票乘车的人，一面朝这边走了过来。
我因为只有月台票，心想“这可糟了”，于是立刻躲进了洗手间，在里面静静地屏住气，等待查票员的通过。
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查票员的我，以后每当看到穿着竖领制服的人走过来，就以为可能是查票员，吓得逃进洗手间。由于不时去洗手间，使得坐在对面位上的老婆婆问我：“你是不是在闹肚子？”
火车整夜在奔驰，傍晚时抵达京都。“京都、京都，下一站是大贩。”
听到站务员叫声的我，立刻下车跳向月台。
京都大贩之间，当时叫做“省线电车”（铁道部直营电车线，亦即国营电车线），跟火车不同，行驶的是电车。因此慢车在这一段，中间也不停靠任何一站。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匆匆忙忙从京都车站下车，到今天我还不清楚。也许是因为如果在慢车上逢到查票，便可以逃进洗手问，但如果中间不停的话，就没有充裕的时间，那么就会被发现无票乘车吧。
在历史上使用计策（假使）被认为是禁忌的字眼。但那个时候，用“假使”来设想的活，那么人生就有趣了。
在京都我碰到身穿“九源”号衣（在衣领和背上印有商号、姓名等的一种外衣）的人，假使那个时候我没有在京都车站下车的话，也许后来就不会从事货运这个行业也未可知。就是说，现在的“佐川捷运”、“佐川捷运的佐川清”也就不会存在。
在京都站虽然平安无事地下了火车、踏上了月台，但我身上只有一张在越后高田车站买的月台票。
怎样才能走出剪票口？正想不出办法的时候，突然，映人我眼帘的就是在圆圈中有一个源字的“丸源”号衣。
我的表兄中有个叫做伊藤芳治的，“丸源”就是他服务的一家从事运输（脚大）业的公司。
我简直象在地狱中遇到菩萨似的，直向那人接近。然后问他：“你是丸源的人吗？”突然被陌生人所问，他虽然面露诧异的神色，但却很爽直地答道：“是啊！”“丸源有没有一位叫做伊藤芳治的人？”
我虽然不知道，但事实上表兄的才能被社长所欣赏，而将女儿嫁给他，现在已成为丸源的第二号人物。“那里有不知道的道理，伊藤芳治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怎么了？”“他是我的表兄。”“哦！”
那个人看看我的脸，然后以亲切的口吻问道：“那么你是伊藤芳治的表弟啦，可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虽然没有告诉他离家出走的事，但却老实地把身上只有月台票而从越后高田来到京都的事情告诉了他，然后又问道：“请问用月台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走出剪票口？”“这很难办。可是，你到京都来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特别目的！”“目的也没有就来到这里吗？”“不，我是来找工作的。”“有认识的人在京都吗？”“没有。”“那太鲁莽了！”
在那交互问答之间，他似乎已经察觉到，来京都并不是我的目的，找工作才是我的目的。“如果不是京都也没有关系的话，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尾道？”“丸源”的总公司是在广岛县的尾道市，那个人劝我去尾道的“丸源”工作。
就像他所察觉的那样，我在京都下车并非有什么目的。他的劝诱正合我意，于是也就顺水推舟他说：“那就拜托了！”
同时向他点头行了一个礼。
他替我解决了票的事情，而我就跟他去了尾道。
这是我牛平第一次接触货运工作。如果容许我说一句矫揉造作的话，这是决定佐川清个人史历史性的一刻。
脚夫和便差先生
佐川捷运的座右铭是“细心、小心、关心、诚心”，也就是实践“脚夫精神”的意思。
脚夫（日文称“飞脚”）——如今，对一般人来说是很少听到的名词。
这里匀出几页，将脚夫与“脚夫业”加以说明。根据辞典《广辞林》上的注解：飞脚是江户时代以送信件、金钱及其他物品为业者。“脚夫”，是在江户时代的一种职业名称。
公元1871年（明治4年），在垂政制度成立的同时，“脚夫”这个职业名称，在制度上已经被取消了。这里要请读者记住，它只是在“制度上”被取消了而已。而它的起源又是在什么时候呢？依照对历史有研究的人的说法，从前虽然没有“脚夫”这个名称，但据说这种职业在1000年以前就有了，当时好像称之为“驿马”。
甚至有“由于利用驿马作为通信和运输手段的确立，国家才达成统一”的说法。
到了镰仓时代（自源赖朝在镰仓开设幕府起至北高时灭亡为止的时期。公元1192～1333年，亦即日本建久3年至元弘3年）京城（京都）与幕府（镰仓）之间逐渐由快马所代替，因为速度提高而迈向机能化，及至江户时代，完成了全国性的“脚夫纲”。“脚夫”这个名词是到了江户时代才出现的。
由于是封建时代，“脚夫”分为幕府公用的“衔尾脚夫”（驿站间接力传递之脚夫。日文为“继飞脚”）、各诸候领地承办商人的“诸候脚夫”（日文为“大名飞脚”）、民间用的“城镇脚夫”（日文为“町飞脚”）。此外还分有“快脚夫”（日文为“早飞脚”，相当现在的特快车、直达车）、“普通脚夫”（日文为“并飞脚”，相当于现在每站都停的普通车）。
到了明治时代，在成为近代国家的同时，脚夫业务为国家所吸收成为“邮政”，于是脚夫业在制度上便被取消了。
因此，如果在官署等公家机关的窗口，被问及“职业是什么？”
假使你回答是“脚夫业”的话，就会被纠正“噢，是运输业啦！”
但是，“脚夫业”虽然在制度上被取消了，不过即使是已进入昭和年代，“丸源”还是堂堂以“脚夫业”的招牌在营业。
脚夫的精神并没有消灭。
为什么脚夫的精神没有被消灭呢？答案很简单，那是因这有需要它的人。
虽然被国家经营的邮政夺去业务，但是经过半世纪之后，脚夫仍旧以民间商业活动力主要支柱，充分地发挥着应有的功能。
那时邮递小包裹还没有办理快递，因此，从寄出到送达为止，需要相当时日，而脚夫却比邮寄快了很多。
此外，如利用铁路邮寄，则寄件人必须一件一件将货件送到车站，而收件人则又必须到车站去领取。而能弥补这种不便的就是脚夫。
脚夫被利用的人亲切地称呼为“便差先生”（日文为“常便さん”）。他们从站到站虽然是靠火车来运输，但从客户的家到车站，以及从车站到客户的家，则都是脚夫自己搬运的，所以省去了客户（货主）很多的劳力和时间以及手续上的种种麻烦。
例如从尾道将货件送往京都时，委托“便差先生”的话，早晨交的货件中午过后就可以送到收件人手中，由于只需火车行程时间加上“便差先生”的行动时间，所以，时间的预定也可以正确地算出，单凭这一点就很受到客户的喜欢。
依照货件，有时“便差先生”也会随着货件搭乘火车，送到收件人手中，所以，贵重的东西利用“便差先生”可以不必担心，特别可靠。
打着“丸源”行号的脚夫以尾道为中心，将其投递网扩到九州、四国、山阳（包括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以及兵库县西部）、近畿（包括京都府、大阪府、三重县、滋贺县、兵库县、奈良县、歌山县）、北陆（包括福井县、石川县、富山县、新潟县）等地区。而其大老板的女婿、浅野丰吉的女儿照子的丈夫就是我的表哥伊藤芳治。
有一天，我从表哥那里听到“丸源”为什么开始经营脚夫业的经过。
浅野丰吉的祖先是歧阜县大垣的出身，但在三重县的铃鹿山顶开设一家店号叫做“丸源浅野屋”的茶店。“箱根之山天险也。”
如果将歌中也如此唱的箱根视为代表日本东都难行之处的话，那么铃鹿山顶也可说是西部的箱根，那里的交通要冲，也是难行之处。
丸源浅野家的那些人由于每天上山下山，把脚和腰都锻炼得非常健壮，所以毫不在乎。可是行路的商旅都在山脚下叹气说：“唉！现在起可得要爬这险峻的山路啦，真要命！”
有背着东西，东西虽然并不太重，可是带着腰脚软弱的女人和孩子出门的旅客们，几乎都要哭出来。
遇到这些人，丸源浅野家的人都会对他们说：“我来帮你们拿东西吧！”“不，不用麻烦了！”
说这种话的人一个也没有。都是异口同声他说：“那么就拜托了”，然后将东西递过去。
知道所帮的人是山顶茶店里的旅客们，一定会到山顶茶店歇脚，在这里花一点钱喝杯茶或吃一点点心。
起初并没有这种打算，可是不久，替越过山顶的旅客背东西却变成了茶店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是脚夫业“丸源”的起源。
日本首屈一指的脚夫业“丸源”当初也是这样的。我听到表兄的这番话，起初只是感到有趣而已。
但是，他的这番话里面，对做“买卖”来说，含有某种极为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顾客的需要。
国家以作为政府的工作而开创的“火车托运”（铁路货运）是从车站到车站，以有铺设铁路的区间为中心，至于顾客的愿望、要求和顾客的方便，则似乎是属于次要的。因此便成了“把东西拿到车站来”、“到车站来领取东西”的形态。
可是，替在铃鹿山脚下，一面仰望着山顶，一面在想这些东西可怎么办而在发愁、叹息的旅客搬运行李或货物而开始的“丸源”，从头到尾始终都在想顾客所希望的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让顾客高兴？
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先考虑自己然后才考虑顾客，一个是任何事情都以顾客的方便为优先考虑。“丸源”的生意能够发展，我想该是理所当然的。
那个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经营脚夫这个行业。但是，这种用筋骨、流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是很适合我的个性的，而且，能让货主们高兴、满意，使我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这种真实感一再感应到我全身，而使我把后母、学校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只顾拼命工作。
我在尾道的事，早就料想到表兄一定会写信或打电报来要我回去。可是，却没有想到父亲会突然来到这里，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使我惊愕不己。
父亲看到我第一句话便是：“啊！你长大了！”
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意外。
本来，依我的推测，父亲一见面就会破口大骂：“你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
要不然就先给我一个巴掌，然后再痛骂一顿。因此，我早就有这种心理准备。
然而，见面时父亲既不发怒，又没有动手殴打，只是说“啊！你长大了”。而且，声音也不象他平常的铿锵有力，反而变得软弱无力。
父亲所谓的“啊，你长大了”是看出我在这里接受别人的锻炼，大概吃了不少苦头，于是有感而发。这是事后跟父亲交谈中才知道的。
父亲看到我，说我“长大了”，但是我看到父亲，却感觉他变小了。
父亲可以说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不只是体格，而且他是名门世家现在的户主，同时还是“百元校长”和受村民崇拜的人，象这样以村子里的名士，兼具明治男性骨气的他，若说可以倨傲雄视，也井非夸大其词，所以，父亲一直使我感到一种权威感。
可是，好久没见到的父亲，那种风范和威仪竟一点都没有了。
父亲这种衰退的样子，我认为跟我离家出走的事情，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我对父亲是有意见的。就我来说，后母哈池和我之间虽然并非亲生关系，但是，她对我所采取的手段是过分残酷而不讲理的。我认为父亲既然身为一家之主，就应该抑止那种妻子的举动和行为才对。
村子里有什么纠纷、争执的时候，父亲经常都是自告奋勇，担任仲裁角色从中调解，并且几乎都能圆满解决。但是，在家中看到我和后母之间的不和，竟装着没有看到似的，所以我觉得父亲太懦弱了。迫使我不得不离家出走的“罪魁”虽然是后母，但视若无睹的父亲，我认为也等于是“帮凶”。在我还没有见到父亲以前，我一直在恨他。
但是，当我看到从前——其实还没有经过多少日子——的风采已经消失殆尽、面色憔悴的父亲时，我的心已经软了下来，如果父亲说“回家！”我打算什么也不说，便跟着父亲回去。
可是，父亲并没有说“回家！”却喃喃自语地冒出了下面一句话。“已代治已经被征召到海军去了。”
大哥竖二已经分到铁路局。家中制造曲子的事业则由二哥已代治负责。
父亲担任小学校长的公职，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而且也上了年纪，管理家中的事业已经太勉强了。后母哈池虽然比男人勇敢，但是要指挥儿十名粗壮汉子，就一个女性而言，仍然是过重的担子。
二哥被征召入海军以后，负责指挥制造曲子的人就没有了。所以，父亲才来这里想接我回家。
我看到消瘦的父亲，心软了下来。“爸爸，一起回板仓村吧！”
我忖度父亲的心意，由我口中提出了这个建议。
领导能力
回到家里，负责指挥制造曲子的任务等着我。
这里必须将公元1939年（昭和14年）当时制造曲子的工程加以说明。
先将糙米蒸熟置于窖中，然后加入曲种，保持一定的温度使其发酵，当曲种的霉菌扩散到整个米粒上以后即告完成，其工程极为简单。大概采用这种制造工程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利用农闲时期来我们家从事这种工作的，每年一定都是那些人。
当他们知道我回来以后，都一个传一个他说：“阿清回来了！”表示欢迎。
因为我给他们的印象不错，也可以说我的人缘很好。
他们的工作报酬是以金钱和米来支付的。有一年沃位派遣帮忙发米的工作。
量米时是将米倾人一升的量具中，堆积如山般尖尖凸出，然后用根棒沿量具口的边缘平扫而过，这就作为一升而发给他们。可是后母却指示我，那个时候只要稍微动一点脑筋就可以以不到一升的米来支付一升，所以让我学会那些要领，而省出些米来。而且还说每一家都是这样做的。与后母相处得不好的我，认为岂可使用这种欺骗手段而加以抗拒，除了照规矩不折不扣地量给他们以外，并且另外还多抓一把米放进去，以表示一点儿心意。
这倒不是站在工人的一边而故意图利于他们，只是为了对后母的反抗，所采取的带孩子气的举动。
可是“阿清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这样很受工人欢迎和喜爱的我，以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真是羞得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
这是因为过去那一点小事，至今还没有使他们忘记的缘故。
工作人员与报酬（薪金）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很微妙的。我多给他们一把米，丝毫没有让他们多做一点工作的意思，可是，他们却为了要感谢这一点，而非常勤奋地替我们家工作。如果要算的话，他们的付出应该不只是一两把米的代价所能换得的。
由这桩小小的事情，使我深深地感到，人的确是感情的动物。只要多付一点薪水，工作人员一定会以数倍的工作来回报的。吝啬于薪水的老板定会因小失大的，这就成了我的“薪水观”。“阿清回来了”，他们所欢迎的是，身为佐川家的一员，临时回来帮忙的佐川清。然而，这次回来的佐川清，不是临时来帮忙的，而是要指挥整个制造曲子的工程。年纪虽轻，却是以佐川家目前当家人的职权，代替父亲来执行的佐川清。自忖若不下相当大的决心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于是，我准备担任工作中最辛苦、而又最为严苛的部分。
无论怎么说，把糙米运到窖里的工作最辛苦，不使用任何机械之类的器具，而是将装着米的草袋扛在肩膀上搬运。
所谓一袋米，普通都是4斗装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做曲子的米则一定是多装一斗，为5斗装的大袋，两袋就是一石，大概这样比较容易计算吧。
纵然如此，白米一斗的重量是14公斤，因此，4斗袋为56公斤，可是若是制曲子的米的话，则一斗的重量是15公斤，那么5斗袋便是75公斤。与白米比较起来，一袋相差19公斤。所以，用肩膀来扛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
我的身材固然矮小，但自信力气不会输给任何人，不过担任这种工作，肩膀是苦不堪言的。
然而我虽然年轻，却是领导者，肩膀疼痛无法向别人诉说，只有咬牙拼命忍耐下去。
不久，肩膀习惯了，从米仓将制曲子的米扛到窖里，渐渐已不觉得那么辛苦了。
可是，空手回米仓时却成了问题，因为身体失去了重量感，简直就好像在云上行走似的，整个身体轻飘飘地摇晃不定。
手臂僵直刺痛，夜里即使躺在被窝中还是剧痛不已。我虽然没有发出哀鸣、喊叫吃不消，可是我的奋力坚持，大家都看在眼里。“佐川家的少爷阿清都在那样奋力工作，我们也非要奋力工作不可……”于是工人们也加倍拼命工作了。
在上位的人必须发挥领导能力。我年纪很轻，只因为碰巧生为佐川家的儿子而轮到沃呜须担任领导者的工作，我绝对没有准备站在别人上面的意思。只是既然被称之为领导者，就得担任比任何人要来得辛苦的工作，而侵稳任何人要来得热心，还要做得更好才行。
可是，当他们看到这一切，就在想“我们也不得输给阿清，该奋力工作才行”。在这样的决心下，工人们开始卖命地替佐川家工作了。
那时候我体会到，能比别人多做工作才是领导能力。
这时，从战时曾经是海军士兵学校的某位学生口中听到下面的一番话，因为跟我在海军士兵学校的训练相比，也是相当严厉的。
一天的训练课程完毕，在晚餐后，各自到自修室自修，自修完毕后便是一天中最快乐的就寝时间。
可是，有时候教官忽然突如其来地下令：“大练兵场几圈！”
教官的命令是不可以违抗的。学生们很快地便到大练兵场排队。要跑几圈，必须依照教官的命令跑完。
身体已经累得精疲力竭的学生，如果看到教官虽然下了口令，但双手叉在背后，只是在那里观看的话，一定也会发牢骚，在背后喃喃着：“自己什么也不做，光是让别人这样辛苦！”
可是，教官却跟学生一起，而且还跑在圆圈最远一端的外圈，也就是说在距离上教官比学生多跑。这样一来即使想发牢骚也发不出来。
海军士兵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即担任下士，必须站在兵卒之中指挥他们。“教官自己以身作则的身教，使我们知道所谓领导能力究竟是什么。”他向我追述往事他说。
我甚表同感地深深点头。下命令的人不是领导人，担任最辛苦、最苛严的工作，在团体中最勤奋工作的人，才是领导人。
我在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实在很多。其中也有象下面那样别人很不容易学来的玩意儿。
扛着75公斤重的米袋，从米仓到地窖里，每天要跑好几趟。不久，我体会到，为了尽量减少体力消耗，应该要多多研究背起、卸下的技巧——这比单纯扛在肩上时还重要。
由于这是来自实践体验上的灵机，所以很难以文章来表示。但腰部的使力要领，以上身象利用杠杆（千斤顶）般地扛起方法——这些都是一如前面所说的来自亲身的体验。
将三包米袋排列在地上，站在上面，并将两脚踏在两侧的米袋上，再以此姿势将中间的米袋抽拔出来予以举起。这就是所谓米袋的“拔牛旁”。
米袋是用稻草编起来的。稻草在多雪的地方冬天用来编织雪地用的草鞋，这就是利用它优异的摩擦性，以防止在雪地行走时滑跤。
因此，那稻草袋与稻草袋紧贴在一起，而且人的体重又压住两侧的稻草袋，如果将中间的一袋拔出，即使制曲子做了十几年的老手都设法办到。但在庙会叫座的比赛节目中，17岁的我却巧妙地办到了，博得大家热烈喝彩。
这些玩意儿后来却对我有非常大的用处，不用说这是我当初万没有料想到的。
第二次离家出走
从尾道回到板仓村老家的我，在整个做曲子季节中奋力工作。但是，做曲子的工作结束后，我又离家出走了。
那并不是我喜欢离开家庭，这次也是被后母逼得不得不离家出走。
跟着父亲回到家里时候，我想和后母和解在家里安顿下来。
心想只要说声“对不起”，陪个不是，也许就可以和解了。可是，当她一看到我，就很不高兴地把脸转了过去，因此使我失去了向她打招呼的机会。
后母认为半途退学而离家出走的我是“做出丢人的事情，不讨人喜欢的人”，而一直怀恨在心。
不知道是谁说的，与人接触时，当作在照镜子，这边如果微笑，那么对方也会象镜子中的自己那样回以微笑，相反的，如果你皱起眉头，对方也会皱眉相对。
还有，一个人吵不起架来，这些都是至理名言。
我和后母如果有一方稍有点修养的话，就不会那样发生冲突的，可是，两个都是非常顽固、别扭的人。
是你不好，准会先向你道歉？两个人都那样想，于是把憎恶的火花点燃了。
在制曲子的季节中，后母跟以前一样待我，展开视若无睹的作战，我因为工作很忙，对那些事情毫不介意。可是当制曲子的工作一结束，后母即变更为粮秣作战时，我不得不叫骂一声“混帐！”
她没有把我当作是“佐川家的儿子”，而是当作制曲子季节里必要的劳力。在做工的时候给饭吃，在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不给饭吃，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我，我实在没有再甘心待下去的道理。
父亲的面容虽然在我的脑海中瞬息掠过，可是，我已决心不再回到这个家里来了，于是面露恶劣的态度，断然第二次离家出走。
去的地方是尾道。最初离家出走的时候是去尾道，可是这一次却是回尾道。这种心情比较依。“把骨头埋葬在尾道吧！”我以这种想不开，而又严肃的心情乘上了车子。
以伊藤芳治为首的所有尾道丸源的人，对于我这个重新回来的人，给予温暖和欢迎。这种厚情一定要报答，于是我在工作上比以前更加卖力。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决心程度也不同。第一次来到这里工作虽然也没有愉过懒，但只不过是“是的，是的。好的，好的”照吩咐忠实地实行而已。可是，这一次不一样，由于是准备把骨头埋在这里，所以不仅是照吩咐去做，并对工作动脑筋去研究，当作自己的工作去把它完成。
同样一桩事情，如果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工作做起来也起劲，觉得有干劲、有意义。连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也注意到了。“丸源”的业务，不是现在所称的“宅配便”（通常是以一般家庭的文件和小包裹为主，无论取件和迭件均服务到家。最近服务项目和服务对象都已扩大，象高尔夫球具，生鲜物品等也在办理，而且速度更快，其主要运输工具为卡车，但近来因业务需要，许多公司都备有货柜车和冷藏车），而是以商人为对象的商业运输。有一次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那是一件从批发店将货品运到零售店的工作，东西相当我把货品送到后，走出了那家零售店。不经意地回头一看，那家店的老板娘似乎要把该货品搬到别的地方去，涨红了脸，正要把货品举起来。
我立即折回过去问道：“要搬到什么地方去？”
我送过去的货品是那家零售店要销售的东西。但却因为该货品还没有到可以销售的季节，暂时要放在后面存起来。老板娘这样告诉我。
我向她表示道歉他说：“请原谅我的办事不周到”，然后把货品搬到老板娘指定的地方。
对力气小的老板娘来说那也许太勉强，可是对力大无穷的我来说，则是一件一点儿也不费力的事情。可是老板娘却一再向我说：“谢谢！谢谢！”说得我真有一点不好意思起来。
自从有了这件事情以后，每逢将货送到，在还没安放以前，一定先问一声：“要放在哪里？”
请顾客告知放置的地方，然后将货品安放到那里。
作为一个搬运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有时一个小小的当然，却能使顾客十分高兴。
其中还有这样一件事：
那是把用绳子捆起来的货物运到仓库的时候，那家店里的少年店员，拿着扫帚在扫散乱的绳屑，准备把它集中起来丢出去。那应该是我的工作。“对不起。”
说着沃毋从少年店员的手中，抢夺似地把扫帚拿来，将附近打扫的一干二净。
从此以后，当我把货品搬进去以后，必然要查看一下，有没有绳屑等散落在地上，如果有碎屑等散落在地上，就去借把扫帚清扫一下，集中起来丢出去。
这照我的说法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顾客们都很称赞。“年纪轻轻的真令人钦佩！”
非但如此，甚至渐渐地有人特别指名要我送。
“第二乙种”的幸运
四国（本州的近畿，中国与九州之间的岛，辖德岛、香山、爱媛、高知四县）的高松（香川县县治所在地），丸源陷入极度的业绩不振。于是，高松方面向尾道的伊藤芳治紧急求援，希望立即能派一个干员前来。以改善经营的困境。
伊藤芳治却指定我去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
当时我才17岁。要是一般人的话，都会以年轻和经验不够而加以婉辞，但我偏基于热情，失去了冷静。
当伊藤芳治说“只有你能担当这个大任”时，我就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决心，同时并自我期望“必须不负期待，好好地干一番”，而踊跃地前往高松赴任。
到了高松以后，沃伍访所有的货主。业绩不振的理由，是因为过公有两家货运业，而其中的一家倒闭变成了只剩下高松丸源一家的缘故。
以往只有高松丸源一家，却因为出现了竞争对手，两家开始互相竞争。那时高松丸源对交货期限等的约定非常遵守，服务也很好。可是当另一家店倒闭而没有了竞争对手的时候，就认为不去拉生意生意也会上门，而开始疏忽大意，不积极地去拉生意。过去不曾有过的延误交货期限如今也常常发生，因此失去了生意机会，以致逐渐出现亏损。
于是一些货主不再委托高松丸源送货，对高松丸源的人不加理睬，特地去罩勿的业者来运，或自己去运，因此托运货物预定车班的货主剧减。
我向货主们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有那种事情发生”，同时督励高松丸源的工作人员，为了取回顾客的信赖，至少必须严守交货的期限。
所幸工作人员都能了解我的用意，虽然有一个时期曾经到达危险的状态，可是目前已经脱离了危机。
从这个经验中使我发觉到，对一个生意人而言，最可怕的并不是与同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在竞争胜利后处于优势时所产生的疏忽大意，它来自骄矜，也应了骄者必败的道理。
就这样，我没有辜负伊藤芳治的期待，在工作方面总算有了成果，可是又遭遇到不得不返回己决心不再回去的板仓村的命运。
我住宿在高松丸源公司宿舍里，虽然担任指挥，可是有一天一位身穿镶有耀眼金边制服的人来找我，原来是叔父山岸丰治。他担任“国铁高松机关区的区长”（国营铁路高松机务段段长）。
叔父说出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话。“你父亲来到高松了”“现在在我的官舍里，去跟他见见面。”
不容我置可否，叔父就象逮捕犯人似地把我带到他的官舍。
在那里看到的父亲，在感觉上似乎比我这次离家前更为消瘦了。
我心想，大概快要到板仓村开始做曲子的时候了吧，所以他才来接我回去的。这一次再不会上当了，我在父亲还没有开口以前就决心顽抗不予接受。
可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父子两人就像仇人似地，互相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丰治的妻子——叔母看到这里尴尬的场面，开口向我们劝说：“天气很好，何不到栗林公园去走走？”
由于沉闷得几乎要透不过气来，所以，我开口向父亲说：“栗林公园我也还没有去过，一起去吧！”
同时站起来。
这时丰治对妻子使了一个眼色。
丰治猜想我们父子之间一定有什么问题，也许认为只让我们父子两人出去会发生危险吧。
了解丈夫意思的叔母说：“我来为两位做向导吧。”
于是三人一起来到栗林公园。
被赞誉为日本三名园之一的栗林公园，好像颇能使父亲心旷神怡。有时凝视“庭石”（装饰庭院的雅石），不禁发生赞叹声，有时看到树型美好的松树，便伫立其下，久久不想离去。
父亲和我之间的感情本来就不坏，那时我看到心情愉快的父亲，认为多亏叔父和叔母使我能扮演一次孝顺的儿子，我也十分高兴。
为了留念，叔母将她带来的照相机，替父亲和我拍了一张照片。可是这却是引起了大骚动的祸根。
父亲回到板仓村，大概经过了半个月后的某一天，叔母跑来问我：“阿清！你爸和你妈曾经大吵了一场，你知道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一边摇头一边说：“不晓得。”“据来自板仓村的人说……”叔母说完上面一句开场白后，接着就告诉了我下面一段话。
叔母把在栗林公园替父亲和我合照的一张照片寄给父亲，可是却被后母看到了。
我以为父亲之所以来高松是受后母的差遣，要我回去帮忙做曲子的。但那竟然是一场误解，其实父亲只是为了想要来看看我，所以瞒着后母作了那次高松之行，没有想到却为了那张相片被后母给拆穿了。“你为什么瞒着我去会阿清？”
相片就是铁证，于是父亲被后母狠狠责备了一顿。为人师表、模范的校长夫妇吵架，在缺少话题的农村，正好提供大家茶余饭后最佳的谈论资料。“我认为对你爸爸做了一件抱歉的事。”
寄相片给父亲的叔母这样说。
而我自己则因误解父亲来高松的目的而感到很对不起他。“回板仓去吧！”我心里这样想。做曲子应该是需要我的。我想用回去帮忙这件事，作为对父亲误解的一种谢罪。
所幸高松丸源的业绩已经恢复到就是没有我也已经没有关系的状态了。
我首先回到尾道，获得伊藤芳治的谅解后，返回板仓村。
父亲对回家帮忙做曲子的我，非常高兴地欢迎。关于照片的事情什么也没有说，我也没有提起那件事。
后母对我依然视若无睹，我也觉得那样反而舒服。
指挥制曲子，我已经习惯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生，平安地过完了制曲子的季节。就像在等待这一天来临似的，后母又开始对我发动粮秣攻击。
可是这二次没有表示受不了。因为公元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在芦沟桥所引发的中日战争日益扩大，而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整个地球被世界大战的紧张气氛所包围，板仓村也没有例外，男人被送上战场，男性人手少了很多，连走在路上也很少能碰到青壮年的男人。
如果是承平时期，“佐川先生家的少爷”出去工作，就会遭人议论，但现在大家已经没有那种多余的时间去说别人的闲话了。
制曲子的工作完了以后，我就大摇大摆出门去当收入高的搬运工人，自从男性人手不足以后，工作到处都是。
也不必看那讨厌的后母脸色。公元1941年（昭和16年）和1942年（昭和17年）我是在故乡新潟渡过的。
战前的日本是“国民皆兵”，男性满20岁就有接受征兵检查（体格检查）的义务，合格就要服兵役，兵役是国民最大的义务。
我也在满20岁那年的春天在新潟县接受征兵检查。虽然我身材比较矮，但是我的体格却十分健壮，人家都说我这种身材就是打也打不死的，因此谁都认为我一定是“甲种体格”。可是没有想到我竞被制定为“第二乙种”（第二种乙种体格），而落选于征兵体检。
为什么沃位征兵体检所淘汰呢？
要知道原因必须追溯到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小时候我是一个反抗意识很强，又不听话的孩子，虽不欺负弱者，但一看到在欺负弱者的人，不管他是上级生也好，打架很厉害的人也好，绝不会置之不顾，而冲过去救护被欺负的人。
再一次，上级生五六个联合起来欺负和我同年级的学生，“干什么？”
说着，沃毋冲上前去。
我身体非常敏捷，也很会打架，如果是一对一，从来就没有输给任何人过，但这次的那些对手也是很敏捷、很会打架的，而这边只有我一个，在寡不敌众的情况卜，虽然救了朋友，但自己却被打得爬不起来，弄得狼狈不堪，自从那一次耳朵的鼓膜被打破以后，右耳就失聪了，因此，虽然身体其他的部位毫无缺失，但却被判定为第二乙种，（不合格）。
公元1941年（昭和16年）12月8日，日本视美国、英国等列强为对手，发动了无止息的战争，那就是所谓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以后一直到公元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的战争结束为止，日本一再反复鲜血淋漓、不顾死活地残酷战争。
国上的三分之一因美国军机连日的空袭而化为焦土。有兵役义务的男性可以说几乎全部被送往战场，阵亡者更是不计其数。
战争即将结束之前出征的士兵人数，还没有被装进“白木箱”（内装死者骨火罐不涂颜色的木盒）的所谓“无音凯旋”的比不上阵亡人数。我是公元1924年（大正13年）出生的。如果说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几乎都阵亡了，这决不是言过其实的话。倘若我不是“第二乙种”的话，第一个就会被征去当兵，而且一定会死于战场。
我之所以未被征去当兵，是因为在征兵体检时被判定为“第二乙种”的缘故，而基本原因是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被上级生乱打而造成耳膜的破裂。
如果说没有战死而保全了性命是幸运的话，对过去在大战中失去宝贵生命的人实在是非常过意不去的，然而假使能够原谅我把死视为不幸、把活着视为幸运的这种单纯想法的话，那么我在小学时耳膜被打破的不幸、可以说是把我从后来战死的不幸中给救了出来。
这里，我又想起了“被虐待的孩子”的事。
我不是一个擅长说教的人，对于漫长的人生更不知什么是幸运。
在被后母那样虐待的时候，在耳膜被打破而右耳听不见的时候，我虽然曾经烦恼过、痛苦过，但我从来没有想去寻死。“死了还会开花吗？”
因为活着才有美酒可喝，才可以尽量做想要做的事，由于耳膜破裂才没有战死，保全了性命；因为后母的虐待，而使我成长为多少知道一点人情的人。
我虽然除了比别人多做几倍的工作以外，并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年轻人学习。但我那不为一点点事而屈服的个性，无论如何学不到。对于现在处于某种困境中的人，希望你们能坚强地活下去，我打从心底为你们祈祷。
以“第二乙种”在征兵体检被淘汰的，并非完全没有当兵的经验。
在紧张的时局下战争愈来愈激烈，由于军队数量的不足，所以连“第二乙种”到最下面的“丙种”（丙种体格的役男）也要立刻加以训练成为速成的兵士，因此军方颁布教育召集令。我也被选中了。
我是在神川奈县横须贺接到教育召集令的。至于我为什么在横须贺？那是因为我和后母又发生了大冲突，所以我又离家出走了。
由于自己老是这样，于是就连尾道也不好意思回去了。沃毋到了任何亲戚关系也没有的横须贺一家大众食堂去工作。在这里我接到所谓教育召集令。
我依照命令到新潟县新发出的步兵联队报到入伍，在那里接受速成式的训练，然后被送到北朝鲜（北韩）一处叫做会宁的地方。
虽然接受了三天的教育，却尝尽了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痛苦。为了要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要有坚强的军队，基于这种目的，所以怎样严厉的训练我都忍受。然而在战败气氛很浓的前线，军中的纪律乱到极点，陷于自暴自弃的教育班长，总是拿我们当出气筒，为了发泄他们积压在心中的愤恨和郁闷而动不动就大声怒吼：“要好好来锻炼锻炼你们！”“这样怎么可以称为皇军士兵！”
教育班长还任意拳打脚踢。那种粗暴和野蛮的举动，简直就像疯子一般，但这是一个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属于阶级社会的军队，连我这个脾气暴躁的人，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咬紧牙关忍耐下去。
我在这里得到很大的教训，那就是一个失去纪律的团体的惨状。
日本战败了，但在此以前，我所接受教育训练的会宁部队，其内部已经因纪律和秩序的素乱而崩溃了。
有目的，为了达成此一目的而有共识、有一致团结奋斗的意愿时，任凭上级对下面的训练和教育如何严厉都会被接受的，似是如果失去了目的的话，那就是已经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这是被假借教育，为国尽忠等美名的教育班长那种可以说是“私刑”（1ynch）般折磨的我所深深感到的。
我把“公司”看作当时的“军队”，严厉地责成自己要不时自我警惕，现在“有没有失去目的？”有没有保持纪律？有没有上级人员假借‘为了公司’的美名在胡乱地虐待或苛刻驱使下面的人？
因为如果犯了前述的其中任何一项，那么那个公司就已经不值得称之为公司。
疯狂的教育召集完毕被迭回内地（日本之国后）的我。在新潟只接受三个月的船员训练成为船员，然后被采用为7000吨的运输轮“罗新丸”上的甲板员。
本来，这条船是属于名叫“大连船舶公司”的民营轮船公司的商号，可是由于战争恶化而被军方征用为陆军“晓部队”的用船，往返于新潟与韩国的罗津之间，去时是战运部队。
回程则装运黄豆等食粮。
公元1945年（昭和20年）8月，虽然战争即将结束，似一般人根本无从知道，都以为“神风”在吹，最后日本一定会战胜的，所以大家都在这种祖国必胜的信念下苦苦地支撑着。我则被派担任“罗新丸”的船员。
那个时候是只要船一出港，能不能活着踏上故乡的土地谁也无法预料的紧张局势。启航的前夜，我心中自忖着，也许今天晚上是我今生今世最后的一餐酒也未可知，所以略带着感伤的心情前往专门做夜间生意的餐饮卫生去。
沃尉来就不是讨厌酒的人。一杯两杯，两杯三杯，终于喝得太多了。看了看表，才发觉糟了，当我赶到码头时，船已经开了。
身为一个船员，做出象赶不上启航时间这种事情，是没有申辩理由的重大失职行为。而且又不是一般的船，是在军方的监督下担任运兵工作的船，这就不是随便可以了结的，沃位打得几乎连腰和脚都伸不直，好不容易在被严令赶往下一个停靠的港口“伏木港”上船后才被释放。
这次可不能再赶不上时间了，于是我匆匆地赶到“伏木港”，可是却比“罗新丸”早到了3个小时。然而这又使我犯下了第二次的过失。当我走过小酒店的门前时，心想时间还早得很。何不来喝一杯，肚了里的酒虫似乎在这样地告诉我。
我不会傻得同样的过失会去犯第二次的，反正在船到港以前，必须要在什么地方消磨这段时间，何不在这里来这么一杯，于是我钻进了小酒馆的垂绳门帘。
最初我一面留意时间，一面啜着酒，但不久我又象往常一样壮起胆子来，管它什么时间不时间，枪炮子弹尽管来。于是只顾一杯又一杯地朝肚子里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醉得一塌糊涂了。而当我发觉的时候，日子已经变了。
运输轮“罗新丸”在“伏木港”丢下了原来预定上船的甲板员佐川清启锚出港。它就在我在小酒馆喝得酩酊大醉、沉沉大睡的时候，破浪向西北方驶去。但却在航行途中被美军潜水艇发现，一发鱼雷就使“罗新丸”葬身海底了。
我虽然十分了解把“如果”用在历史上是忌讳的，可是我在这里又不得不使用“如果”这个字眼。
如果在新潟或者是在伏木港我上了“罗新丸”，那么佐川清这个人现在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战争再延续一些日子，没有能登上“罗新丸”的我，一定会被视同“临阵脱逃”而移送军法审判的。其结果依照当时的局势即使被处“枪毙”的死刑也一点不觉奇怪。
但是，就在“罗新丸”遇难的不久，日本战败了，军队被解除武装，已经失去了将我移送军法处置的权力，即使有，也没有能力去找寻找这一个人，而把我送去审判了。
个管怎样，总之，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竟然忘记了自己所负的重大使命，而没有能赶上船的我，其失职之罪，因战争的结束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我决不是命运论者，也不是迷信的人，可是像这样两度的偶然，纵令是“天衣无缝”我也不得不陷入沉思，而向自己发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容许把这些只看成是自己的命好，或者是运气好。我没有死得掉的那种想法，渐渐变成是他们让我活下去的。
我想，我的生命之所以得以延续，是因为许许多多同一代人的不幸，以及祖国战争失败的大不幸所换来的。
既然如此，那么这条性命，已经不只是属于我了，从今以后不容许我游手好闲、浑浑噩噩地活下去，假使不替这个社会做点有用的事，实在对不起“他们”。我一直这样深深铭记在心中。
第二章 青春的彷徨
栗和田组
对日本来说，吃败仗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遭遇到的事情。因此，引起了各阶各层的极大变动。佐川家也在农地改革的政策下，丧失了江户时代（亦称德川时代）以来地主的地位和资产。
这件事对我来说，与其说是不幸，毋宁说是一种幸运。这倒不是死不服输的说词，而是因为以往沃位佐川这个姓连累，一直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
也许说得不太妥当，但如今我确实有一种好不容易才从符咒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感觉。
比起坐在办公桌前工作，我迅合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况且我也喜欢这种工作。过去，从事体力劳动不是“佐川家少爷”该做的工作，所以不得不有所忌惮地瞒着家人、邻居和亲戚悄悄地出外工作，那种沉重的“家累”现在已经没有了，如今我可以不必顾忌任何人，尽可大摇大摆地从事自己所喜好的体力劳动。我为了这种日子的来临而高兴。
于是我就投身于板仓村一家从事土木工程包工的“栗和田组”，在他们的工地担任土木工。
我之所以要做土木工，是有我的一套理由的，因为日本的都市，在战争末期，全都遭受美军不分昼夜的空袭，几乎都己化为灰烬。
往后必定要加以重建、复兴。这样很快地就会需要大量的木匠和土木工。
木匠必须从学徒开始，从最初的手艺，到出师可以独挡一面为止，需要一段很长的日子。可是，土木工只要力气大、运动神经发达、平衡感优异，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学会，所以我选择了土木工。
适合于从事土木工的直觉并没有错，而扛过5斗米的经验也对我大有帮助，12片捆成一捆的木板，很轻松地便扛了起来，同时还能在高处轻巧地搬运。“这次来的那个家伙可真有一手”——大家议论纷纷，直朝我瞪眼。因为除了老练的土木工之外，一般人所不容易做到的危险工作我都做得到。
我也从做曲子的指挥，以及丸源时代的经验中，知道了“安排”在实际作业程序上的重要性。
有不少人很卖力工作，可是却不善于事先在程序上作安排，因此程序安排的工作就落到我身上来了。能做工作安排的人，就能负责工作的进行，不久，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整个作业。
没有几天我就被提升为“助理”，担任指挥工人的工作。
我之所以被重用还有另外的理由，即是在旧时的社会里，时代的巨轮还是一直在朝前推的，单凭从老板、师傅等老一辈那里所学来的那一套去做，渐渐地已经不足以应付了。
举一个例子来说，没有多久，机械的威力也伸展到建设、土木界来了，到了人类已经变得弱小的时代，此时，栗和田组也不得不顺应时代的趋势，渐渐引进机械来适应新工法。
处于这种潮流之下，光凭经验来做事的人，只有手足无措了。可是，我虽没有经验，却能顺利地适应。因此，每逢有什么新的、或者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都变成了“让佐川清去做吧”。
我对栗和田组来说（由我自己嘴里说出来虽然不免有自命不凡之嫌），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人，当然，这也是承蒙老板栗和田新一的眷爱，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却因此而发展成为这么不可思议的情态。
有一天，沃位邀请到老板的家里。“多亏你不辞辛苦地全力以赴，感谢！感谢！”
我接受老板对我的款待和慰劳。
老板有位千金，名叫美代子。“怎么样，做美代子的夫婿，好不好？”
听到老板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确实使我吓了一跳。
做老板的千金的夫婿，等于是要我将来继承栗和田组的事业。
对我来说，这虽然是一项殊荣，但我却又不能这么回答：“那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倒并不是不愿做栗和田组的继承人，也不是讨厌美代子。我非常感谢老板的照顾和宠爱，当然美代子也是一位很好的女性，可是我个人的确有不能答应的理由。
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要结婚的话就跟这位小姐”——心中早已决定了的女性。
那是与板仓村隔着一条叫做“关川”的小河大概一里的地方，三乡村一个佃农家的女儿，名字叫做笹川幸惠。父母早逝，弟弟妹妹连同自己一共7人。因她是老大，所以在排行老二的弟弟还没有从军中退伍以前，她决心要负起全家的责任。她以一个弱女子的双手，守着一点水田，处理着一家的生计。
她虽然做着田里的粗活，可是皮肤却非常白，在乡村里是有名的大美人。然而，沃位幸惠所吸引的倒不是她的姿色，而是她的责任感和勇气，以及那份坚持到底的精神。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幸惠就是她在田里工作的时候。
这些暂且不说。当老板对我说要我娶他女儿的时候，我应该立刻坦白说出幸惠的事情，但我却没有说，因此我失去了老老实实说出我跟幸惠事情的机会，到今天我还在反省，那个时候处理这件事真不像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老板还没有向我提出要我当他的女婿以前，就把我看成女婿，当作家族中的一员来看待。单从他把保险箱钥匙让沃危管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没有获得相当的信赖，这是绝无可能的。
对于那样信赖我的老板，而巨又是那么令人感激的提议，要拒绝实在是一件痛苦万分的事。可是我却又无法忘记幸惠。
我在十分紊乱的心情下，任由时间流逝。
使优柔寡断的我下了决心的是幸惠。
幸惠的弟弟复员回来了。我和幸惠曾经约定，一旦弟弟回来，家里有人维持生计、照顾弟妹的时候就结婚。
尽管如此，可是幸惠却突然从我的面前消失了，“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跑到她家去打听，可是她连家人也没有告诉去处。“糟了”，我后悔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坦白地告诉她我心中的决定。因为我深深了解失踪的幸惠的心情。
幸惠是比我更墨守老派作风的女性。
弟弟复员回来没有多久，有一天她突然孤寂地对我说：“听说，有家世很好的人家来向你提亲，是不是？”
我立刻明白她所说的就是老板千金。
乡下的那种小地方，就是我不说出去，她也会从别人口中听到。其实当时我应该肯定他说，虽然曾经有那么一回事，可是我要娶的是你，然而我却没有那么说，只回答：“不清楚。”我假装不知道地把话题避开。
不高明的伪装反而使幸惠感觉到传闻是事实。“有我在的话他就不能跟好人家的千金结婚，为了他的幸福沃呜须离开这里。”——幸惠一定是抱着这种想法而在大家面前消失了，我的推测后来证实并没有错。
我后悔，一切都怪我犹豫不决、不干脆的态度，同时我也决定离开栗和田组。
因为，自从幸惠失踪了以后，我才发觉到我是打从心底深深爱着她，在这种心情下，我如果继续留在粟和田组，不管是对老板或是对他的千金美代子小姐，都变成了一种背信的行为。
我把保险箱的钥匙悄悄地送还给老板，然后趁黑夜离开了栗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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