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十月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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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双百大地印)试读：
暗恋
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的哥哥王中秋参加完了中考，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成为一名中专生。成了中专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王中秋将成为城里人，和街上的那些街痞子们一样的城里人，而且要比坐在供销社里的街痞子朱卫国要牛逼，比骑着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刘爱民要牛逼。我的少年哥哥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到
烟村
新华书店的营业员何丽娟的面前说，何丽娟，我喜欢你，我们谈朋友吧！我知道王中秋的心思，我要揭发他，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我看见过他偷偷画没有穿衣服的女人，那个女人的奶子翘翘的，屁股圆圆的，烫着爆炸头，一看就是何丽娟。我一直不明白像我哥哥这样的才子，怎么会喜欢何丽娟。说老实话，何丽娟一点也不好看，不过她长得很白，比我们村里的姑娘们都要白。可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她一天到晚坐在书店里面，日不晒雨不淋的当然就白了，我们村里的姑娘们如果也像她那样，天天坐在书店里，肯定比她还要白。可是我的哥哥居然不明白这样简单的道理，她就是喜欢上了何丽娟，喜欢了他又不敢说，因为人家是街上的。街上的人和我们虽然住的不远，但我们是两个世界里的人，街上的人轻易不同我们乡里的人玩，乡里的人也轻易不同街上的人玩。当然，如果村里面出了一个格外出色的人，有幸和街痞子们成为了朋友，那么他在村里的地位是会一下子变得高高在上的，连他们的父母都会觉得脸上有光。
我的哥哥王中秋没有街痞子朋友，可是他野心勃勃，他爱上了街上的何丽娟，他居然还画了何丽娟的“果”体画。我在发现了哥哥画的光屁股何丽娟之后，曾经想过向父亲揭发他的罪行，如果我当时揭发了，也许我的哥哥王中秋就不会犯后来的那些错误了，他的人生也许会因此而改变，但是我当时没有揭发他，而是不失时机地敲诈了他一次。
晚上我是和哥哥睡在一张床上的，打我记事起，我就和哥哥睡在一张床上，从前是兄弟俩睡在一头，后来哥哥不再和我睡一头了。那天晚上，我又爬到了哥哥的那一头。哥哥有些不高兴地说，小鬼，睡回你那头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哥哥叫我小鬼了，好像是看过一部什么电影之后。我喜欢哥哥这样叫我，哥哥叫我小鬼时，我就觉得和哥哥格外得亲，我就觉得我的少年哥哥像一个大首长了。那一刻，我差点就放弃了对哥哥的敲诈。可是我的哥哥在说完那声小鬼之后，就不再理我了，这让我很生气，于是我鼓起了勇气告诉哥哥我偷看了他画的画。我说没想到你这么流氓，画“果”体女人。哥哥一本正经地纠正了我的错误，说不是果体，是裸体。哥哥看上去一点也不惊慌。我说哥哥，我知道你画的是谁，你画的是何丽娟，我要去向父亲揭发你。哥哥这下慌了，哥哥说你可不能乱说。看着哥哥慌张的样子，我的心里又有些不忍了，他可是我的哥哥，是我的偶像，是我心目中的神。可是我嘴上却说我不仅要向父亲揭发他，我还要向孙立文揭发他。哥哥开始是威胁我，说如果我胆敢不自量力去揭发他，他会给我好看的。可是我并没有屈服于哥哥的淫威，后来哥哥主动提出帮我买一本小人书，我提出要买三本，哥哥说他只有买一本的钱，最后我们兄弟俩以一本小人书外加一根麻花达成了交易。
哥哥是我的偶像。这话一点也不错，哥哥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学习成绩很好。周围的人都相信我的哥哥迟早会成为一个城里的人。父亲在教训我的时候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也不学学你哥，你要是有你哥一半懂事我也就放心了。父亲还不止一次地断言我将来的命运是上农业大学。所谓的农业大学就是在家种田，我的哥哥那就不一样了，他将来是要进城里去的，是要吃国家粮的。
父亲有时也教育哥哥，父亲在教育我哥哥的时候，总是会拿街上的街痞子们说事，父亲说你看人家朱卫国，你再看看人家刘爱民……哥哥那时就低下了头，一声不吭。父亲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一天到晚一声不吭的，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你将来要考中专的，考上中专了要吃国家饭的，怎么能不说话呢，你要多说话。
我在一旁插嘴，我说我就爱说话。
这一点我和哥哥恰恰相反，我的话很多。可是父亲好像很讨厌我的话多。连周围的邻居也都讨厌我，嫌我多嘴多舌。果然，父亲瞪了我一眼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在父亲的眼中，哥哥是一家人未来的希望，他读书用功，他品行端正，除了不爱说话之外，就没有了其他的缺点。其实父亲是被哥哥蒙蔽了，通过上面的事实，现在你们知道了，我的哥哥是一个隐藏极深的流氓。我一直担心哥哥有一天会被孙立文带走。可是孙立文似乎也没有发现我哥哥的问题，我哥哥的问题只有我知道，而我打死也不会去向孙立文告发哥哥的。
关于孙立文的身份我后面再对你说。我现在还是想说说我的哥哥，我的哥哥王中秋还是一个才子，他会写毛笔字，从他上初中时起，过年时贴在门口的对子就是归他写了。初中二年级时，我的哥哥就给邻居们写对子了。我的哥哥练过书法，他的字很好看，我说好看，村里人也说好看，连街上的街痞子们都知道我哥哥的字写得好看。有一次我还听见何丽娟和另外一个胖胖的营业员在聊天时就聊到过我哥哥，他们称我哥哥为书法家。我把何丽娟的话添油加醋告诉了哥哥，哥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都要练两个小时的书法。我知道，哥哥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何丽娟，包括他用功地读书，他是想变成一个城里人，这样的话，他就可是大胆地追求何丽娟了，最起码向接近何丽娟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我的少年哥哥就这样在通往何丽娟的大道上一路狂奔。烟村
我出生在烟村。在说到烟村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男性公民，从前的名字叫王红兵，小名毛头，绰号飞毛腿。
我生于公元一九七零年，出生时候天上没有什么异常的星象，后来也没有听母亲说起她做过特别的梦，这预兆了我这一生的平凡。关于我的平凡，这一点现在基本上已得到了证实。要是搁十年前，我还不会这样认为。我一直觉得我很是个人物。要是把时间再往前推，推到一九七六年，那时，村里的知青们也爱说我是个人物。现在可以确定，知青们当年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众所周知，在我母亲生下我的那个年代，是个疯狂生产的年代，我说的生产不是指生产粮食，是生产小孩。我的上面已有了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所以我的到来并没有给我的父母带来什么欣喜，有的只是更多的担忧。我至今都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没有将刚刚出生的我溺死在茅坑里，像溺死一只猫。那时很多人家生多了孩子养不起，刚出生的孩子，做母亲的甚至还没有看一眼便被接生婆子扔进了茅坑，接生婆子的那一双迎接生命的手，也就成了扼杀生命的手。我曾亲眼见过这罪恶的一幕，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专门用一小节来说说。现在好像扯得太远了一点。
一九七六年的烟村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能记住的，恐怕就是公社高音喇叭里那飘扬着的高亢的歌声： 公社是棵常春藤呀， 社员就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连着瓜
．．．．．．
不知是不是这样的词，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记不真切了。还有一些样板戏的唱段。样板戏我倒还是记得。不是我记得，是现在的电视里爱播样板戏的唱段。记得我们烟村就有好几个阿庆嫂，好几个李铁梅。她们当时唱戏，都把眼睛画得大大的，眉毛画得粗粗的。说实话，那些歌和戏，并没有给我一点关于艺术的熏陶，我之所以记住了它，是因为喇叭里面一唱，就快到收工的时间，我就可以将我那早已饿得蔫不拉叽的肚子填饱了。
现在我该介绍一下烟村了。烟村是我们那儿的地名，打我记事起不叫烟村，叫红星人民公社，后来改叫烟村乡，据说是改回了解放前的老名字。
我还是喜欢这个名字，烟村。这名字美，也切题。
我们那儿的山虽说不高，却青青葱葱。山脚下是湖，属洞庭湖水系。山外是长江干堤，干堤外面是护堤的杨柳林。苇林。沙滩。长江。杨柳林有半里路宽。有多长？反正两头望过去都望不到尽头。杨柳外面是苇林，春日水暖，苇芽便如一枝枝绿色的箭，一夜间忽啦啦都冒了出来，一场春雨过后便冒了一尺多高，张开了尖而长的苇叶。苇芽嫩可吃，剥了一层层皮，便露出了里面嫩白如玉的芽肉，炒了吃，有点苦，但味极鲜。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我们那里没有河豚，有蒌蒿。蒌蒿很苦，当时没有人吃。现在很值钱。蒌蒿炒腊肉，在大城市的湖南菜馆都能吃到。五月，苇子有了一丈多高，苇叶宽宽大大，端午节时用来包粽子。苇林里生活着众多的水鸟：苦娃子，就是秧鸡，整天“苦哇苦哇”地叫；青桩，青桩的叫声很恐怖，爱在黄昏时叫，“咕咕，咕咕。”电视里放《西游记》，《聊斋》时，到了恐怖的地方就爱来一两声鸟叫，那就是青桩的叫声。“日里青桩，夜里鬼汪。”青桩一叫我便把头蒙在被子里睡觉；鹭，有白鹭，灰鹭，伸长了脖子在水里叼鱼；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鹭就是鹤。后来我知道，那不是鹤。鹤飞的时候，脖子是伸着的，鹭飞起来的时候脖子缩着。有野鸡，扑棱棱边飞边“咯咯咯”地叫。我母亲曾用扁担砍死过一只野鸡，那是一九七六年我最幸福的一天，我喝上了香喷喷的野鸡汤，甚至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只要一闭上眼，便能闻到那种清香，能触摸到三十多年前的气息。冬天，苇子黄了，开了白花花的芦花，像一只只竖起的猫子尾，毛茸茸的，风一吹，散开了，千朵万朵，漫天飞舞，像下雪。真的像下雪。下过一场雪，冬天就到了，刀子风一天到晚呼呼在刮，将大路刮得白花花地，那时的冬天风真大呀，雪也大，比现在冷多了。大人们便早出晚归去砍苇子，苇子砍倒了，便可以站在堤上望见长江了。长江的对岸也是苇子，我有几个姑姑住在江那边的监利县，我随母亲去过江那边，坐的是小木船，一个梢工使桨，一个看风张帆。木船摇摇晃晃地过去了。什么时候开始，长江里再也见不着帆船了。我觉得帆船很美。我怀念它。江边是沙滩，沙细得像盐，赤脚走在上面很舒服。
我们那里的水很多，现在，烟村的地理，有了另一个说法，叫湿地。我曾在一个名叫《湿地》的短篇小说中描写过湿地，现摘录至此，以兹怀念： 许多的湿地已消失，就像这湿地上的鸟，飞走了，去别的地方安家生息，它们找到了更好的家；就像这烟村的人，打破守着烟村过日子的传统，像蓬松的蒲公英种子，风一吹，就散开了，飞到天南地北，扎下根，安下家，就再也不回来了。但总有一些恋根的人，飞得再远，做下再大的事业，终归是会回来的。不回来的，总有不回理由，回来的，也终有回来的道理。烟村人都理解。远走他乡，在城里扎了根，烟村人认为这些人了不起，有本事，是子孙们学习的模范；回到家的，烟村人尊敬他们，认为这些人恋根，有情有义，心像故乡的湖水一样宽广，情像这湿地上的花一样动人。
这湿地，你倘或要去寻找，本也是十分方便的，在长江流域的楚州段，你若是见到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湖，一条接着一条的渠；你见到了水，那么多的水，明晃晃，清幽幽；见到那么多的绿，绿都是堆在水上的；棒槌草，芦蒿，苇子，三角草，水葫芦，莲，菱，高高低低，层次之丰富，种类之多样，是长江流域少有的；不用问，这是到烟村湿地了。要是早些年，你问烟村人湿地在哪儿，大约是没有人会告诉你的，并非烟村人奸猾，他们根本不知道湿地为何物。他们称湿地为洲，搭锚洲、天星洲、天鹅洲、内洲、外洲……湿地这说法，是后来才传入的。当然啦，这在湿地上讨生计的人，也并非就像《桃花源记》中描写的那样忠厚。这里的人，受了水的滋养，男人俊美，女儿漂亮，这是不必说的，人却都顶顶聪明，生活总有着自己的智慧。打鱼、下卡、种地，于烟村人来说，也是艰辛无比的事情，这看似美丽的湖，风情万般的湿地，吞噬起农人的生命来，只是在一瞬间的事情。因此上，农人对湿地的情感是复杂的，爱里夹杂着恨，恨里又夹杂着爱。倘或你只是过路的客人，或是植物学的爱好者，动物学的专家，或者是画家，摄影家，或者是驴行一族，你到这湿地，为的是看风景，享受自然，你看到的，自然是一派风景如画。你无法深入到烟村人的灵魂，你也不会知道，这湿地，有时也会在一瞬间终止你所有的梦想，把痛苦与思恋留给活着的亲人。而你那消逝的生命，或者只是被这里的农人谈论上三五天，或许，你会成为一个传说，在农人口口相传中，经由岁月修改，变得凄美动人——这是烟村人的经典。
做完以上的摘录，我突然明白了，我将要写的这些事情，我收录在《惘然记》里的这些文字，其实是关于成长和记忆的，这是我们七十年代人的集体记忆，它是私人的，又是公众的。这些篇章里，我将要写到逃离，写到困境，写到徘徊，写到少年的痛与青春期的惶惑，而当我
写下这些时，却已年过三十。
退学
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对于我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那一天，班主任秦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笑眯眯地拍着我的肩，说：王红兵呀王红兵，知道找你有什么事吗？
我低着头，脚尖在地上轻轻地擦着一块瓜子皮。
秦老师叹了口气，说：我看你读书是没指望了，你何必在学校浪费你爹妈的钱呢，不如回到家里帮你爹妈做点事，就是去捉点泥鳅摸点虾，也比在学校读书强！
在这之前我就听说了，在参加中考之前要进行一次筛考，所谓筛考，就是把学习成绩差的，没有希望考上中专或者高中的学生，像筛掉米里的糠一样筛除，因为这些糠会影响学校的整体形象。班主任秦老师曾经在班会上说：“不能让一颗老鼠屎搞坏了一锅粥。何况，我们班上有十三颗老鼠屎！”秦老师这样说时，目光炯炯，在全班同学的脸上扫了一遍。那些自以为是“老鼠屎”的学生们就都低下了头。我当然也低下了头。别说在班上找出十三颗老鼠屎，就算从班上找出三颗老鼠屎，我也会很荣幸地当选。
就这样，我光荣地从中学退学了。回家之后，父亲就开始用劳动对我进行惩罚，父亲每天都让我做农活。收割完秋庄稼，就是农闲了，父亲实在找不出什么事让我干了，就只好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了。
那年冬天的大部分时光，我是在刘小手的小手理发店里度过的。和我一起泡在理发店里的还有西狗、四毛和赵大伟。
西狗小学毕业后退学了，在家里种了几年地。他不喜欢种地，他的父母让他去学瓦匠，可是西狗不喜欢当瓦匠，他说当瓦匠没有出息。他爹妈吼他，说干什么有出息？嗯，你说干什么有出息？他不说话，昂着头，一副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的样子。西狗的梦想是当歌星。他可以算得上是烟村最早的追星族了。
西狗喜欢泡在刘小手的理发店里，是因为刘小手的理发店里有一台录音机，还有很多磁带。西狗到刘小手的理发店，把录音机的声音放得老大，那些流行歌曲，成了我们青春期共同的记忆。
西狗还会跳霹雳舞，他的身子很灵活，他会做擦玻璃、拉绳子、水波浪……各种各样的动作，他像是没有长骨头一样舞动着。毫无疑问，他是烟村最出色的歌者和舞者。我之所以喜欢泡到刘小手的理发店里，正是因为西狗在那里。
西狗是一块磁铁，吸引了一批我这样无事可做的小青年，四毛就是其中之一。
四毛其实是个老实人，他一点都不具备反叛精神，因此他在村里的年轻人中没有地位。他很羡慕我们这些坏小子，可是一开始我们都瞧不起他，不愿同他玩。西狗并不小看四毛。西狗天生有当老大的素质，他处处关照着四毛。渐渐地，四毛就成了西狗的跟班。哪里有西狗，哪里就会有四毛。我们也都对四毛友好了起来。
四毛总是没有什么话，他只是默默地跟着西狗，大家在一起又唱又跳时，他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四毛的父母反对他跟西狗混。不知为什么，大人们都瞧不起西狗，他们说西狗是个“烂柑子”，不成器。有一次，四毛的父亲到刘小手的理发店找四毛，他命令四毛回家。四毛不想回家，四毛说回到家里一点意思都没有。四毛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和他一样，觉得家里一点意思都没有。四毛的父亲骂四毛，说你这个小狗日的，还翻了天，快点给老子死回去。可是老实的四毛居然把他父亲的话当着了耳边风。四毛的父亲气愤了，上前揪着四毛的耳朵就往外拉，四毛居然一把将他父亲的手打开。四毛低声地说他不回去。四毛的父亲说，不回？不回老子打死你。说着就给四毛一耳光。那时的大人们都很爱打人，四毛的父亲尤其凶。四毛挨了一耳光，捂着脸，说，你打死我吧，打死也不回去。四毛的父亲又扬起了巴掌朝四毛刮了过去。可是这一次，他的手被人死死地钳住了。
这个人是西狗！
四毛的父亲气得脸发黑。四毛的父亲说，西狗你个狗日的少管闲事。
西狗说，伯伯，四毛长大了，四毛都十七岁了，他有自己的尊严，您不该这样打他。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尊严这个词。尊严！这个词从只读过小学的西狗嘴里说了出来，让我更加对西狗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当时几乎热泪盈眶。西狗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可是四毛的父亲才不管什么尊严不尊严，四毛的父亲说，老子教育儿子关你卵事，你少管闲事，死一边去，别人怕你西狗老子可不怕。
西狗冷笑着说，四毛是我的兄弟，这闲事我管定了。
西狗说着手上一用力，就把四毛的父亲放倒了。四毛的父亲爬起来就朝西狗冲，西狗一闪身，脚下一绊，四毛的父亲又扑倒在地，啃了一嘴灰。西狗摆了个花架子，朝四毛的父亲招着手，说来吧来吧再来呀。四毛的父亲又爬了起来，这一次他没有扑向西狗，而是给在一边想上来扶他又没敢上来的四毛就是一脚，骂道，你这个白眼狼，看人欺侮你老子也不帮忙。
我说，您这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大伙就都笑了起来。
四毛的父亲在我们的哄笑声中气得跑回了家。四毛的父亲在回去之前警告四毛，说你要不回去，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四毛仓皇地看着西狗，希望西狗帮他拿个主意。西狗说，你回去吧。四毛就往回走，走了不到五十米又转了回来。四毛说，我不回去。于是我们都为他鼓起了掌。那一晚，四毛没有回家，他和我、还有西狗，我们都住在了刘小手的理发店里。
那天晚上，西狗对刘小手说，你这小手理发店听起来太土了，要改一个名字。
刘小手说，改什么名字好？
西狗说，就叫深圳理发店吧。
刘小手说，叫深圳理发店好吗？我们这里可是在烟村，我们这里的人谁也没有去过深圳。
西狗说，你他妈真蠢哟，没有去过才更有吸引力嘛。
那时，我们已开始听到过一些关于深圳的传说，那个遥远的南方城市，在我们少年的心头是如此神秘，深圳成了我们这群懵懂少年心中的梦想。在我们的意识里，深圳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那里遍地黄金，只要我们去到那里，就会梦想成真。在后面，我将会写到这个城市，而现在，让我们一起在记忆中打捞往事：
刘小手觉得西狗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果断地将刘小手理发店几个字用白石灰抹去，又弄了一桶红油漆，让我写上了深圳理发店几个大字。
深圳理发店也成了我们这些小青年的根据地，来这里的人成了“烂柑子”的代名词。一些父母开始严禁他们的子女到深圳发理发店里玩，不许他们到深圳理发店理发。但是深圳理发店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有着无穷的吸引力。那些无聊的日子，我们的身体里好像有着无穷的破坏一切的力量，可是我们体内的这股力量无处发泄，我们故意和父母作对，聚集在深圳理发店。
我们坐在深圳理发店门口，对着过往的女孩打口哨，大声说些下流的话。连老实的四毛也学会了打口哨。
有一段时间，刘小手的生意越来越差了，刘小手意识到，生意差与我们这群人天天坐在那里有关。我们这么多人往那里一坐，吓得很多人都不敢来深圳理发店理发了。
西狗说，这有什么，不就是没有生意吗？我们来解决。
我记得，那时已是冬天了，深冬的风，在天空中胡乱尖叫，地面被冻得坚硬如铁，被风刮得泛着白光。屋里很冷。大家都没有心情听歌了。西狗带着我，还有赵大伟、四毛，我们要帮刘小手解决生意的问题。
西狗说，我们找个外村人，把他拉到这里理发，他妈的要是敢不理就给他松松皮。
这样行吗？我的心里有些没谱。
西狗说，有什么行不行的，我说行就行。
关外
1997年，中国历史铭记了香港回归，1997，我的个人历史，将铭记另外的一些人和事。我在前面提到的我的哥哥王中秋，将要再次出现在我的叙事中。1997年，我已在外打工多年，所受的苦与难，无非是一个少年变老成的过程，在此略过不表。让我们一起来到我的1997，那时，我在深圳关外的一间名叫珠江织造的工厂打工。
下班的时候，保安刘哥对我说，李文艳，下午有个老乡来找你，在门外等了两个小时才走。我问刘哥来人是男还是女。刘哥说是男的。是男的，那肯定是我大哥。大哥在东莞打工，他早就写信给我，说要到关外来找我。他说东莞工资太低，听说深圳这边的工资要高些，加班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他在东莞的鸿德家具厂做喷油工，一个月的工资才六百多，扣除生活费和暂住费，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费用，一个月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
大哥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儿子上初中，女儿在读小学。大哥说过，两个孩子，只要他们想读书，他们读到哪一层，他就供到哪一层。他想到深圳来打工，也是想多挣一点钱。我回信说这里的工作也不好找，倒是听说关内的工资要高些，但我没有去过。在深圳打工也有四个年头了，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关内。一是没有时间，还有就是没有边防证。我不仅没有边防证，连身份证也没有，我的身份证是借老乡的。老乡的名字叫李文艳，因此厂里的人都叫我李文艳，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名王红兵。大哥很快就给我回信了，说是他一定要来深圳的。他要来，我也拦他不住。再说，我有很多年没有见过大哥了，也想他。
我问保安刘哥，找我的人呢？刘哥说他等了两个小时，问我几点钟下班，我说了下班时间，他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谢过刘哥，就打了饭站在厂门口吃，我怕大哥再找来时又找不着。吃饭时我想，下个月发了工资，无论如何要弄一个二手呼机。弄一个呼机的想法虽说显得有点奢侈，但有了呼机，我就不会和大哥失散了。我边吃饭边焦急不安地在人群中寻找大哥的影子，短暂的吃饭时间很快过去了，上班的铃声催命一样响了起来。我去求保安刘哥，我说来找我的是我大哥，他从东莞过来一趟不容易。我说要是大哥再来找我，麻烦你进车间去喊我一声。保安答应了，可我还是不放心，掏出十块钱放在保安室的桌子上。刘哥的嘴角闪过一丝笑。十块钱其实是有点多的，平时保安帮忙喊一下人，给他一包“双喜”就行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掏了十块钱。十块钱是我一天的基本工资。我的基本工资是每月三百，其余的工资全靠加班。加班每小时一块八毛。我们厂里很忙，总是有加不完的班，每天晚上都要加到十二点过。我们喜欢加班，有班加，就意味着可以拿多一些工资。可是那一段时间，劳动局查得很紧。厂里就给我们做了两个考勤卡，一个用来应付劳动局的检查，还有一个用来给我们计算工资。我们的工资单也有两份，一份是真的，一份是假的。假工资单上的加班记录每个月不会超过三十小时。我们进厂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次上岗培训，上岗培训的内容与工作无关。厂里招的都是熟练工，像我这样一没技术二没文凭的，就干杂工。我就在印花车间当杂工，把印花工印好的布挑起来晾到一边，然后把待印的布铺到印花台上。印花师傅们印完了花，我们再去洗浆桶，洗印刀。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把干了的布收起来，然后在一张大台上检查一遍，把没有印好的地方剪掉。我的工作很轻松，也最没有技术含量，傻瓜都能做好，根本用不着培训。因此我们杂工组就有好几个脑子不怎么灵光的人。就是这样一份傻瓜都能干好的工作，我们进厂还是要经过三天的培训，三天培训过后还要考试，考试不过关的就淘汰掉。培训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套对付劳动局的问答。比如：
问：每天加班多少小时。
标准答案：我们厂不怎么加班，最晚不超过九点。
问：加班费怎么算？
标准答案：是平时工资的两倍。
问：一个月可以拿多少工资？
标准答案：一千块以上。
问：厂里发工资准时吗？
标准答案：每个月十号准时出粮。
……
这样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一共有上百道题。三天的时间把这些题背熟了，就可以正式上岗了。如果劳动局的来查问时有谁没按这个标准答案来回答，按厂规是要炒掉的，炒掉之后扣除三个月的工资（我们每个工人实际上要押三个月的工资）。有出了厂的人向劳动局投诉，可是劳动局来查了几次，一问工人，都按标准答案回答，没有什么漏洞，也就不了了之。工人也不希望取消加班，没有班加哪里有钱拿呢。出门打工，求的是财。苦一点累一点没有什么，出来打工比在家里种田还是要舒服些的。
那天晚上加班时，我一直心神不定，害怕大哥出什么事。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问和我一起做杂工的阿标，眼皮跳是怎么回事。阿标问，跳左眼还是跳右眼？我说右眼。阿标说，左眼财，右眼灾。我的心里就更加不安了。我说我大哥来找我了，我怕他出什么事。阿标于是也为我大哥操起心来。
在这间织造厂里，阿标是我的知己。他来自山东，身高一米八O，比我高出两厘米。我们俩是印花车间的两个最难缠的家伙。那个广西主管看见我和阿标就头痛，他曾经去对人事部的林小姐告状，希望能炒掉我们，可是林小姐居然没有听主管的话把我们炒掉。我是林小姐招进厂来的。当时厂里并不是招杂工，而是要招一名菲林画房。什么是菲林画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中间有一个画字，我想当然地认为肯定与绘画有一点关系。我曾梦想当一名艺术家，绘画或者写作，那是我向往的生活。可是现实的生活是，初中没有毕业，我就出来打工了，因为没有文凭，加之心有天高，也不想去学一门技术，我一直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来到这间名叫珠江织造的企业应聘之前，我已在东莞、深圳两地流浪了一个多月，眼看就要山穷水尽了。说是眼看，是指我当时手中还有十二块钱。我想到了在东莞长安打工的大哥，大哥在霄边工业区的一间工厂里做喷油工。我想去向大哥借点钱，我知道大哥也困难，借多了他肯定拿不出来，借一百块钱相信还是不成问题的。我找到了大哥打工的工厂门口，求保安帮我喊一下大哥。保安瞟了我一眼，理都懒得理我，这让我感到很悲哀。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我们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可是我们这个群体也是一个不争气的群体，我们之间缺少那种相互关爱的氛围，大家的心肠都在流浪中变得日益坚硬。那个保安，其实也和我一样，是打工者，用媒体上的话说，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可是见到了我这个比他更弱势的求助者时，他找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平衡。我知道保安是想让我给他一包烟什么的，我手上实在没有多的钱给他买烟了。我对保安说明了我的情况，希望保安帮帮忙。保安说厂里有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去叫人。我听保安说话的口音有点像我家乡的口音，又看见了希望。我说老乡是湖北人吧。保安打量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我于是用家乡话说，我也是湖北的。我的家乡话一出口，保安脸上的颜色好看了很多。
你是湖北人？保安这样问我。我说我是石首人。保安说哦，我是公安的。
石首和公安是邻县，出门在外也算是老乡了。老乡于是问我，你哥在什么车间上班。我说在喷油车间。保安于是拿起了对讲机，呜哩哇啦讲了一通。对讲机里发出强烈的噪音。保安说了一会，对我说。出厂了。上个月就出厂了。我的脑子当时就乱成了一锅粥。
后来我就来到了宝安。又挨了两天饿，看到这间织造厂招菲林画房，我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于是就硬着头皮进来应聘了。菲林画房还真与画画沾点边，原来是用勾线笔在透明的菲林纸上画印花图案的黑稿，这门技术专业性很强，没有三两年的功底是不可能做好的。林小姐问我，你连什么是菲林画房都不知道，来应什么聘呢。我说我会画画，我还会写诗。林小姐笑着说厂里不招画画的，也不招写诗的。不过林小姐对于写诗似乎有一些兴趣。她说她也是爱诗的，高中的时候还抄过汪国真的诗呢。我的兴致一下子来了，只要有人和我谈文学谈绘画，我都会眉飞色舞。林小姐似乎没有和我继续讨论诗歌的打算，却说，你是一个人才，可惜你什么技术也不会。这样，厂里倒是缺一个杂工，你愿不愿干？林小姐可能知道能写两笔的人自尊心都特别强，于是补充了一句，当然了，如果你真有才干，将来把你调到写字楼来工作也是有可能的。厂里是不会埋没人才的。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别说是杂工，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个地方安身，我哪里还管什么工作呀。何况还有可能进写字楼工作呢。我就这样进了珠江织造厂。后来有一次，我在上班的时候练书法，被林小姐看见了。林小姐在批评了我上班不用心做事，却在练书法之后，话锋一转，说不过你的字写得还真不错。林小姐没有再说什么，我当时就有预感我可能会调进写字楼。因有了这一层缘由，我一直不把那个广西主管放在眼里。广西主管个子瘦瘦小小的，爱用粤语骂丢雷老毛草海。于是我和阿标有时就学他的腔调喊他，说韦主管、韦主管。他没有好脸色地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就说丢雷老毛草海。他气得脸色发白，用结结巴巴的普通话问我们凭什么骂人。我们说你不也经常这样骂我们吗。于是韦主管就不管我和阿标了，让杂工队的队长来管我们。杂工队的队长也是小个子，精瘦精瘦的。小个子队长在训斥我和阿标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底气不足。
我和阿标在杂工队干得有滋有味。除了工资少点，加班时间长点，其他倒没有什么。可是阿标说决定一拿到工资就走人。他说他要去关内找工作，他说关内的工厂工资高，又不加班，还有双休日。我说我们一没文凭二没技术，听说关内要的是高科技人才。再说了，我们也没有边防证啊，怎么过去？阿标说到时自然有办法了。阿标说他有一个老乡在蛇口的南油工业区一间工厂里当主管，去找他，介绍进厂肯定没问题。我说要不还是先打电话联系一下，这样稳妥点。阿标说不能打电话，打电话他肯定一口回绝，我们直接杀过去。真到了那里，他能不管咱？
阿标的话让我想起了大哥。大哥突然来到关外找我，会不会也抱着和阿标一样的想法呢？大哥从长安那间家具厂离职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后来他可能是打电话回家问父母亲要到了我的地址。这样胡思乱想着，心不在焉。杂工小队长过来尖着嗓子说，李文艳，你还不快点收布。我本来就没有把这个小队长放在眼里，我说老子不收，你能把我怎么样。杂工小队长的脸色很难看。他叫不动我，于是去找主管告状。主管一脸苦笑地说，丢雷个草海。正好这时，林小姐来到了车间。林小姐长得真漂亮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悬殊，我想我是会爱上她的。可是现实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看着林小姐进了车间，杂工小队长和韦主管像看见了救星一样，在他们二人的描述下，我和阿标成了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的罪犯。
林小姐收回了脸上的笑。说，李文艳，我一直在观察着你的表现，可是你的表现让我非常失望。
林小姐这话说得很艺术。观察我的表现！林小姐观察我一个杂工的表现干吗呢？难道说她真有重用我的打算，就像我们的党考察干部一样，先把他下放到最苦最难的地方去锻炼一番？林小姐说对我非常失望，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她已经宣布了，我在这间厂里只有继续做杂工了。
为了挽回失去的机会，我说，林小姐，不是我不想好好干，韦主管不尊重人，动不动就骂我们丢雷老毛草海。还有，他总是喊我们杂工，收布啦。杂工，洗桶啦。对了，我是杂工，可是杂工也是人，我们有名有姓，可是你问问韦主管，他几时喊过我们的名字，哪怕是喊我们的工号。我听着别人喊杂工，心里就特别扭，总觉得是在喊我杂种。
林小姐听着我这样说，忍不住笑了。林小姐一笑，我就知道，对我的考察结论有了扭转的希望。果然林小姐对主管说，韦主管，你这骂人的毛病可要改，喊他们杂工也是不对的。李文艳不是一般的杂工。林小姐又转过来对我说，你这样的工作态度也要不得。我说我一定改，今天是有特殊情况。于是我把我哥来找我的事对林小姐说了。林小姐说，你哥会什么技术吗？我说会喷油。林小姐没有再说什么，因为我们这间织造厂不需要喷油工。林小姐说，你明天不用到印花车间上班了，早上直接到写字楼来报到。林小姐说完就走了。
阿标一拳打在我的肩膀上，说好兄弟，你终于出头了。
阿标大声对那个杂工队长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不要狗眼看人低，怎么样，李文艳马上就要到写字楼上班了。现在想巴结他都迟啦。
杂工队长没想到一个在他手下做事的杂工，眼睛一眨就要成为写字楼里的职员了。写字楼是什么地方？他可能是做梦都没有想过去写字楼上班的。杂工队长说话就有些紧张了起来，对我说，你，你和林小姐是亲戚吗？
我说不是。
那你们是老乡？
我说林小姐是四川的，我是湖北的。
阿标说，你以为李文艳和你一样呀，你这样的人做到底也是一个杂工，当杂工队长也还是杂工。李文艳是什么人？他是诗人。诗人你懂吗？他迟早有一天要一飞冲天的。
有了这样一个意外的好消息，让我把大哥来找我的事暂时抛到了脑后。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和杂工组的兄弟们一起干活了，突然生出了一些的依恋。下班铃响起的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我的大哥，于是跑到厂门口问保安。保安说我大哥下午没有来，要是来了肯定是会去喊我的。我跑到厂门外面找了一圈，又大声地喊着大哥的名字，可是没有听到大哥的回答。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大哥去哪里了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治安队，大哥会不会是没有暂住证，被治安队给抓了呢？要是被治安队抓了可就麻烦了，就要拿钱去赎。可是我进厂后一直还没有拿到工资，还欠了阿标五十块的债，哪来钱去赎大哥呢。也许，大哥是找不到我，回东莞去了？不会是遇到了坏人吧。会不会来找我的根本就不是大哥呢？我就这样东想西想的，在厂门外守到了快凌晨一点钟，心事重重地回到宿舍。
喇叭裤
一九八三年的夏天，家乡的小镇开始流行起了喇叭裤，关于烟村是谁第一个穿喇叭裤，当时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朱卫国，有人说是刘爱民，还有人说是棉花采购站的张胖子。不过我坚持第一种说法。
我第一次见到喇叭裤，是在哥哥王中秋的指引下。记得那天哥哥从街上回来了，回来时他一脸的失落。哥哥是去书店里看书去了，我知道哥哥其实不是去看书的，他是去看何丽娟的。从前哥哥去书店看书爱带上我，哥哥是一个胆小的人，他一个人去，害怕何丽娟看穿了他的狼子野心，可是有一天，何丽娟居然主动找哥哥说话了，何丽娟说，喂，我认识你，你叫王中秋，你的字写得很好看。
我哥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我一点也没有夸张，我的哥哥当时的表现相当糟糕，他几乎激动得不会说话了。我急得在一边说，我哥哥也认识你，我们村里的人都认识你，你的名字叫何丽娟。我差一点就说出我的哥哥偷偷画她的事了，不过当着一个女孩子的面说我的哥哥画她的裸体是一件很难以说出口的事情，我因此而将到了嘴边的话生生地吞了回去，我听见我的嗓子里咕咚一声响，好像吞进了一只大蛤蟆。
自从那一次何丽娟和哥哥说上话之后，哥哥就再也不带我一起去书店了，我想哥哥是害怕我一不留神说出他的秘密，如果何丽娟知道了哥哥偷偷画她的裸体，那哥哥就惨了。我也知道说出这样的秘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说不定还会惊动孙立文，可我是有名的大嘴巴，我一激动起来就会把什么都忘记的，因此我的哥哥不带上我是英明的，我并不恨他。
哥哥往书店里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哥哥每次回来时，脸上的表情都不一样，有时是兴高采烈的，有时呢，像丢了魂的样子。我知道哥哥是害了相思病了，我真的不明白，我的哥哥为什么这么没有出息，居然害上了这样丢人的病。
看，我又扯远了，还是说喇叭裤。我的哥哥那天从书店里回来，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晚上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说哥，你想何丽娟了，你想她你就对她说嘛，如果你觉得说不出口，你可以给她写情书，如果你不好意思给她，那么我帮你去递情书。
哥哥没有回答我的话，却突然说，如果我有一条喇叭裤就好了。
对于喇叭裤我其实一点也不陌生，那时村里爱放录像，哪一家有人结婚了放录像，有人生孩子了也放录像，甚至死了人也放录像，录像里的流氓就爱穿喇叭裤。可是那是录像里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人穿喇叭裤呢，那么大的裤脚，走路时像拖着两把大扫帚。再说了，录像里穿喇叭裤的大多数都是流氓，哥哥如果穿上喇叭裤，那不是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了吗？我真的为哥哥的想法捏了一把汗。
朱卫国就穿了一条喇叭裤。哥哥说完这句话，不再言语。我也很快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哥哥拉着我的手说，弟，咱们一起上街。
我说上街干吗，又去书店看何丽娟？
哥哥不满地白了我一眼说你的话可真多。哥哥说你到了就知道了。哥哥带着我走过了书店，走过了采购站，然后就走到了供销社，于是我就看见了朱卫国，朱卫国站在供销社的门口，双手背在后面，好像是插在屁股后面的口袋里。供销社里面的一个双卡录音机里很大声地放着音乐，朱卫国仰着头，微微地闭着眼，他的屁股随着音乐在一扭一扭。
哥哥拉了拉我的手，指着朱卫国。
我说这不是朱卫国吗？他有什么好看的呢？他这是在干什么呢？摇头晃脑的。
哥哥很有点生气了，那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生气，哥哥小声说，弟，你看他的裤子。
于是我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朱卫国的裤子上。天哪，朱卫国真的穿了一条喇叭裤，他的屁股和大腿被裤子紧紧地绷着，他的裤脚像两把特大号的扫把随着他的扭动在来回扫动。 真的是一条喇叭裤啊。
喇叭裤～～～～
我当时就惊叫了起来，哥哥慌忙伸出手来捂我的嘴巴，可是哥哥的动作还是迟了半步，我的那一声尖叫已传了出去，在我们那条不到二百米长的街道上空回荡。朱卫国听到了我的惊呼，他睁开了眼，用一种得意的眼光瞟了一下我，又瞟了一下我的哥哥。朱卫国对于我居然认识喇叭裤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朱卫国对我招了招手，我有点害怕，别看我平时的话很多，胆子也很大，那是在我们村里人面前，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对我招手的是街痞子朱卫国，我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可是我看见朱卫国在对我笑，胆子又大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这是喇叭裤的？朱卫国还在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着屁股，不过没有刚开始扭得那么带劲了。
我说录像里看到的嘛。录像里的人都穿喇叭裤啊。
朱卫国于是又对我哥说，王中秋，这个是你弟啊。
我哥点了点头。朱卫国没有再同我们说话，他转身进了供销社。
在回来的路上，我和我哥都显得有些兴奋。哥说，弟，你猜他的裤脚有多大？我说不知道。我哥说，最少有一尺二。哥又说，弟，你觉得喇叭裤好看吗？我说好看，就是要很多的布才能做一件，爹是肯定不会给你做这样的裤子的。哥听了我的话，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朝远处的稻田用力扔了出去。
小镇上流行什么都快得很，在我和哥哥一起去街上参观过朱卫国的喇叭裤之后的头两天，我成了村里的名人，他们不再讨厌我这个多嘴多舌的家伙，他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听我绘声绘色描述着朱卫国的喇叭裤，在我的描述中，朱卫国的喇叭裤裤脚被夸大到了一尺八寸。可是很快有人对我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且坚决的摇着头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提出质疑的是我的邻居王大头，我记得王大头当时就张开大拇指和小指在地上拃了三拃。王大头说，我这一拃是六寸，三拃刚好是一尺八，你看看，一尺八是这么长，这还是裤脚吗？简直就是裙子了嘛。
村里人其实也不好糊弄的，他们对我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之后，就萌发了亲自去看一看的想法，于是他们三五成群地到了街上，装着要去供销社买东西的样子，亲自参观了朱卫国的喇叭裤，可是他们回来之后却说，街上穿喇叭裤的其实不只朱卫国一个人，街上的街痞子们都穿上了喇叭裤。
在那时，街痞子们引导着村里人的潮流。在街痞子们穿上喇叭裤之后没有多久，我们村里的一些大胆的年轻人也穿上了喇叭裤，不过他们的喇叭裤和街痞子们的还是有所区别的，比如裤脚就没有街痞子们的大，而且屁股也没有街痞子们的绷得那么紧。
村里第一个穿喇叭裤的是王大头，他在参观了街痞子们的喇叭裤之后，马上就做了一条。王大头不仅穿上了喇叭裤，还学会了将双手插在喇叭裤的口袋里。我一直疑心喇叭裤有一种无形的魔法，就拿王大头打比方吧，从前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好青年的，除了有点懒之外，没有别的什么毛病，从来不偷鸡摸狗，也不打架斗殴，更加没有听说过他有调戏妇女的行为。可是穿上喇叭裤之后的王大头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变得更加懒了，他一天到晚穿着喇叭裤，在村里，在那条不到二百米长的小街上走来走去。村里第一个穿上喇叭裤的王大头很快就与众不同了，他和街痞子交上了朋友，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他居然和街痞子们一起站在供销社的门口有说有笑，他还学会了吹口哨，将食指弯曲了放进嘴里，用力一吹，就打出了一声响亮的口哨。我发现他们轻易不打口哨，他们只是在看见漂亮的姑娘时才打口哨。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些听见他们打口哨的姑娘们虽然红着脸走开了，可是她们并不生气，如果有几个姑娘们走在一起的话，她们就会隔了几十米远的距离骂街痞子们。后来我知道了一个词，叫打情骂俏，我才明白过来，原来她们就是在打情骂俏。
穿上了喇叭裤的王大头开始变坏了，他变得胆大了起来，他不仅仗着街痞子们的势力大吹口哨，在村里居然也敢当姑娘的面大吹口哨。我真是不明白，我们村里的那些姑娘们是怎么了，她们居然一点也没有看出王大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她们似乎开始对穿上了喇叭裤的王大头产生了好感。可是王大头的风光也是短暂的，就像街痞子朱卫国的风光是短暂的一样，村里二十郎当的年轻人，很快都穿上喇叭裤了。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喇叭裤的裤脚这么大，穿上做农活是极不方便的，而且喇叭裤的屁股绷得太紧了，做事时不能弯腰，一弯腰，裤裆就绷开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做事，尽量少做事。穿上喇叭裤的村里人开始学得像街痞子一样游手好闲起来，他们大白天的聚在街上东游西荡，晚上还聚在一起跳起了迪斯科。
我的哥哥王中秋在那一段时间里相当郁闷，没有人再把他这个大才子当一回事了，他那一年才十六岁，村里虽然流行起了穿喇叭裤，但哥哥是不可能穿喇叭裤的，首先父亲这一关就过不了。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他决不允许他这个最有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儿子变成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可是父亲并没有体察到我的哥哥内心已是春心荡漾。父亲以为他的大儿子王中秋将来一定会为他挣足面子的，可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正是这个儿子让他在村里颜面扫地。当然这还是后话，我这人有这个毛病，说起话来总是说到哪里游到哪里，这是个不好的习惯，我还是一件事、一件事的来说罢。
我的哥哥王中秋那天晚上正式对我说他要想一条喇叭裤。
哥哥有什么心里话要对我说时，总是选择晚上，那个夏天的晚上特别的热，我们并没有睡在房子里面，而是睡在晒谷场上临时支起的床上。这样我们抬起头就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闭上眼脑子里满是各种虫子在浅唱低吟。那时已完成了抢收抢割的双抢，父亲和邻居们都坐在晒谷场的黑暗之中。哥哥和几个年轻人坐在谷场的另一边。我也想过去和年轻人坐在一起，可是我被父亲叫住了。
父亲说王红兵你跑什么，你过来。我走了过去。父亲扔给我一把大蒲扇说给老子来扇风。
我不情愿地过去给父亲扇风，却扇得心不在焉。父亲说你的屁股上长了一个陀螺么，你就不能安分一下子。我说我只扇一百下。父亲说一百下？老子供你吃供你穿你就给老子扇一百下，你看人家小芳都给他妈妈扇了五百下了，现在在给他爹扇，她给他爹也要扇五百下。我说小芳是女孩子。小芳的妈妈说，你这个儿子一张好嘴，男儿嘴大吃四方，将来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呢。我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我觉得还是小芳的妈妈比较理解我。可是我的父亲马上接过话说，吃个狗屁，将来能吃上泥巴就不错了。我知道父亲说的吃泥巴和上农业大学是一个意思，也总是说我就是种田的命。小芳的父亲在一边说，你们老大今年考得怎么样？听说考中专录取通知书都下来啦。小芳的父亲说这话时，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欢快。我们那里的人都是这样的，大家都见不得别人过上了好日子，见不得别人家有什么风光的事情，我们那里的人都爱幸灾乐祸。
我的父亲一下子就沉默了下来，他一把抢过了我手中的扇子。父亲说连风都扇不好，死一边去。我得到了赦令，一溜烟地就跑了。
我跑到哥哥他们那一圈人中间，那一群人是我哥哥王中秋，小芳的哥哥王大头，还有李建军，还有两个女孩子。他们正热烈地谈论着什么，见我跑过去了，王大头不高兴地说，你这个小东西，你跑这里来干吗。
我说我怎么不能来呢？这块晒谷场又不是你们家的。
王大头说，这块晒谷场就是我们家的。
我说是你们家的你叫它它答应你吗？
他们就哈哈大笑了起来。他们一笑，我知道王大头是在拿我开心了，我也笑了。我这人还是有一点伟大的，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别说是拿我开心，就是让我马上翻几个跟斗，或者学几声狗叫，再或者晚上钻进谁家的菜园子里偷几个香瓜给他们，我都乐意去做。可是他们很快就冷落了我，他们在谈着谁和谁谈上朋友了，还谈到了谁家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他们谈到录音机的时候就说，什么时候借一个双卡录音机，然后约几个朋友一起跳迪斯科。王大头问李建军跳不跳，李建军说只要王大头借到双卡录音机就跳；王大头又问我哥哥王中秋，我哥哥王中秋还在犹豫，李建军说，中秋肯定是不能去跳舞的，他爹把他管得紧呢。这时就听见我父亲扯开了嗓子在喊我哥的名字。我哥不情愿地应了一声，父亲让他马上过去。李建军于是追问我的哥哥去不去跳舞。我哥小声说去，一定去。
我的哥哥王中秋挪到了父亲那边，父亲冷着脸让哥哥明天去一趟学校，看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没有。哥哥答应了下来，可是那边王大头和李建军他们已散了。
哥哥钻到了床上，我也钻进了被窝。我说，哥，你真的去跳舞？
哥哥没有说话。
我说，哥，你要真去跳舞带上我好吗？
哥还是没有说话。
我说哥你要是不带上我，我就告诉爹。
哥哥说，我又没说不带上你。
哥哥说完之后，沉默了好久，突然说，我要做一条喇叭裤。
我说，哥，我明白了，跳迪斯科都要穿喇叭裤。
偶像
回到那遥远的八十年代，那时我还没有确切的偶像，西狗的偶像就是我的偶像。西狗的偶像一会儿是上海滩里的许文强，一会儿是摇滚歌星崔健，一会儿又是四大杀手。崔健和许文强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而四大杀手却离我们很近。
我这里所说的四大杀手不是武侠小说里的人，而是我们那里的几个不良青年，那时，我们那里的不良青年都有外号，比如我们烟村有五鬼十三妖，我、西狗、刘小手、四毛、赵大伟，我们就是那五鬼十三妖中的五鬼。而在这些不良青年里面，最负盛名的就是四大杀手。
我们都没有见过四大杀手。四大杀手的家离烟村很远，靠近湖南，因此四大杀手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湖南，他们在湖南的名声比在我们烟村还要大。不过，在当时的烟村，提到四大杀手，其凶悍是妇孺皆知的，他们是一九八三年严打后冒出头的第一批恶人。我们，包括西狗，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挑战四大杀手。曾经一度，他们是西狗的偶像。西狗常说，要是能认识四大杀手就好了，加上红兵，加上刘小手，我们一起就是江南七怪。
西狗还产生过去拜见四大杀手的念头，终究没敢去。我知道他也就是嘴上说说，心里还是害怕四大杀手的。那时四大杀手早就成名了，他们打打杀杀是动真格的，不像我们这群刚开始长毛的小家伙，虽然心里有着无数胡乱的想法和破坏欲，终究只是在家门口装腔作势。
四毛听说西狗要加入四大杀手的阵营，说他也要加入。西狗说，你就算了吧，你胆子这么小，算得上哪一怪？四毛于是很羞愧地低下了头。四毛低声说，胆子是可以练大的。西狗说那好，改天给你一个练胆子的机会。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天有些阴沉，收音机里说，西伯利亚的寒流到了长江中下游，今年的第一次寒潮就要到了。我们坐在刘小手的理发店门口，西狗穿着一件单薄的“军页子”，我和四毛都穿得很厚，还是觉得冷。那时好像流行穿“军页子”，肩上还有肩章，裤子边上有两道红色的筋，看上去就像是武警。西狗说他的是真“军页子”，他把“军页子”的上衣口袋，还有裤子口袋翻了过来，指着上面的红色印章说，有这个印的就是真的，没有就是假的。你们看，这上面有姓名，有血型，还有部队的番号，要是上战场打仗打死了，把头打烂了认不出来了，一翻这个印，就知道你是谁了。
那天，我和四毛哈腰坐在深圳理发店门口，西狗站在寒风中，他的身体是那么单薄，风吹动着他嘴上刚刚冒出的几根微黄的胡须，他瘦长的腿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不安，在不停地抖动着。西狗说，日他妈，真冷，刘小手，放个歌听。刘小手就去放歌。放的是崔健的一无所有。我们那时就像歌里所唱的一样，除了年轻，真的是一无所用。我们不知道，年轻是最不经挥霍的东西，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时，那些宝贵的光阴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几个，除了西狗，其他人都五音不全。可是我们跟着嚎得很带劲。嚎完了差不多一盘带子，我们也不觉得冷了，西狗的腿也不再抖了。
西狗突然说，这日子过得真没劲！
西狗说，其实坐牢也没有歌里唱的那么可怕！现在坐牢哪里还会吃窝窝头呢。
西狗总是这样虚张声势，并且搞得什么都懂的样子。就在这时，我们看见从北面过来了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个高个子男人，车后还坐着一个女孩。西狗说，就是他了。四毛，你不是想练胆子么，你把他弄过来剃个头。
四毛看了一眼西狗，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自行车就到了我们面前。骑自行车的人，大约二十四五岁，比我们要高出了半个头，也壮实得多，他的头发及耳，看上去有点凶。西狗问我们，这狗日的是哪个村的？我们都摇了摇头。刘小手说，别瞎闹了，小心闹出祸来。西狗说，你小看我？刘小手说，不是小看，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好。
这时，想练胆子的四毛勇敢地蹿了过去，说停下来停下来，说你呢。
骑车男人歪着身子，一只脚撑在地上，一只脚还在自行车的踏板上，扭过头打量着我们，眼里露出惊讶的神色。他的自行车后驮着一个穿红风衣的女子，女子围一条白围巾，围巾遮住了半边脸，却遮不住她的妩媚。女子这时下了车，抱着男人的胳膊，一点也没有显出害怕的样子。骑车男人斜着眼盯着我们，说，么样？想搞事？
四毛就有些结巴了，四毛说，不想搞事。
骑车男人说，不想搞事你叫我下来，你有病呀。
四毛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他大约在心里掂量了一下，我们这边有四个男人，对方只有一个，就算个子比我们高大，就算他看上去很凶，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四毛就一梗脖子说，老子就是想搞事，进来理个发。
骑车男人说，我日你姆妈？你让我下来日你姆妈？哈哈！男人笑了起来，他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骑车男人这样一说，西狗就冲到了他的面前，西狗出马了，我们也就带劲了。在这之前我们只是瞎混，还从来没有真正干过一件刺激的事，现在，我感觉到了体内的热血在沸腾了。就在这时，赵大伟也来了，赵大伟虽说是个肉包子，可是他的块头大，看上去蛮唬人的。我们人多势众，还有什么好怕的呢？西狗在那人的自行车上踹了一脚，又拨弄着自行车的铃铛。说，狗日的，不错嘛，女人长得漂亮，车也漂亮，还是凤凰的呢。西狗又指着骑车男人说，你，还坐在上面干吗，下来呀！还要老子动手不成。女子想说什么，被骑车男人制止了。骑车男人笑着下了车，说，不就是理个发么，老子正想理发呢。
没想到第一次出手竟如此顺利。骑车男人坐在了理发店的转椅上，刘小手开始忙碌了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刘小手的手总是发抖。骑车男人说，你的手怎么啦，你的手在抖呢，你害怕了么。西狗说，你他妈的话怎么这么多？刘小手给骑车男人理发的时候，西狗就拿指头捅我，用嘴呶着那个漂亮的女子。可是我们谁也没敢去和那个漂亮女子搭腔。后来，西狗把肠子都悔青了。西狗说，他妈的，那小妞可真漂亮。
刘小手终于镇定了下来，他的手不再抖了。刘小手的手艺还是不错的，三下五除二，就把那男人的头发理好了。又用吹风机吹了，男人显得精神多了。男人对着镜子左照照右照照，用手摸着头发说，不错不错，你的手艺不比岳阳的师傅差。骑车男人这样一说，刘小手就兴奋了起来。当时我们这些人里，只有刘小手是去过岳阳的，那是他在县里学手艺时跟师傅去的。刘小手见过洞庭湖，见过岳阳楼。而我们，我是指西狗、我、四毛和赵大伟，我们最远的地方只去过县城。地区一级的城市于我们而言，只是一种向往。而骑车男人居然去过岳阳，听他的口气，居然还在岳阳理过发，那么，他一定是见过世面的。再看他不惊不慌的样子，还有他的自行车，是全新的凤凰自行车，那时最好的自行车就是凤凰、永久和飞鸽，我们烟村，只有书记家里有一辆凤凰自行车，而眼前这个人，居然骑着凤凰自行车。还有他带着的这个女人，居然还涂了口红，还画了眉毛，一看就比我们烟村的女孩子要洋气。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骑车男人不是普通的人，很可能是个人物。
骑车男人说，多少钱？
刘小手不知是受宠若惊还是冷，说话就有些结巴，我我我，连说了三个我之后，紧接着说出了三个字，不要钱。
西狗冷笑一声，说刘小手你他妈有病？不要钱？你不要钱我们还要呢。西狗说，一炮块。在我们那里，把十块钱称之为一炮块。西狗说一炮块，一炮块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县城的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西狗居然说要收一炮块。也是太胆大了。刘小手见西狗说话了，就退到了一边。我们也都不说话。我们都盯着骑车男人。没想到骑车男人笑了笑，说，一炮块就一炮块。掏出一叠崭新的一炮块，抽出一张扔给了刘小手。骑车男人扔票子的动作很潇洒，简直有点《上海滩》里的许文强的派头。骑车男人带着漂亮女人走出理发店，一偏腿跨到了自行车上，男人回头看了看我们，他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划过。骑车男人的目光落在了西狗的脸上，男人说，你叫么名字？我想西狗是有些害怕了。西狗虚张声势地说，我叫么名字你管得着吗？男人说，男子汉大丈夫，坐不改姓行不更名，连名字都不敢说？西狗说，你到烟村打听打听就知道了，老子们就是烟村五鬼的大鬼西狗。
男人说，你就是西狗？男人又说，我听说过你们五鬼。
西狗的脸上就笑开了花。骑车男人听说过他，说明他是很有名气的。骑车男人说，好，五鬼，西狗，我记住你们了。
西狗说，你又是哪路毛神。老子说了名字，你也要说个名字。
骑车男人说，我叫刘光军。男人说完骑上了自行车，带着他的女人，一会儿就消逝在寒冷的风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刘光军就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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