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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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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北京试读：

书名：晚安，北京

作者：汪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1-01

ISBN：9787208104204

本书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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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怒放笔记

摇滚乐是什么，下一个定义并不容易，在音乐形式上很难界定。比如莱昂纳德·科恩，从音乐形式上看，根本听不出他摇不摇滚。但是波诺这样的人物都会说，我走到今天就跟两个人有关，一个是鲍勃·迪伦，一个是莱昂纳德·科恩，你能说科恩不摇滚？

摇滚乐根本的功能在于：别人不能说的话我来说；别人心里想的，说了没人听的话我来说；别人说了以后成为废话，或者被忽视和压制的话我来说。它永远说的是真话，是针尖麦芒的话，是站在风口浪尖的话，同时也是体现和代表当时社会的人们整个生存背景和生存状况的话，这是摇滚乐磨灭不掉的色彩，你非要不让它带有这样的色彩，那它就不是摇滚乐了。摇滚乐本身不仅仅是音符，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关心它所处的社会，关心这个社会里的人，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摇滚歌手，特别是在他成为公众人物之后，便不应该只享受公众人物的虚荣、头衔和财富。面对社会上的各种苦难，或者重大事件，他必须发言。比如说“7·23”高铁事故，首先，我会在微博上表明我的态度；其次就是在张北音乐节，我号召现场的十万人把手指向天空，为死难者哀悼。在我能说话、说出来的话有人愿意听的时候，我就会去说。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敢说话呢？说白了就是怕承受不了失去名声给你带来的一切东西之后的失落。其实一个人所能享受到的东西就那么多，而真正幸福的人也不在于他拥有了多少，而在于从没有到有的那个过程。失去一点东西没什么可怕的，人，要比就比衣服脱光了以后的能耐，要打架，那就来，谁要想说服对方，那咱们就讲道理。

体现在音乐里面的时候，我也写了《名利场》和《有意思吗》等很多歌曲。你看到那么多人在过着这样的生活，即使你不去评价，起码应该把你看到的东西呈现出来。很多时候，看似最表象、最琐碎的东西其实恰恰是最深刻的东西，也最能表现一个时代的状况。安迪·沃霍尔最重要的作品，一个是一片可乐罐，还有就是一百多个梦露。“看着电视上的节日晚会……听着电台里的明星访谈……聊着网络上的花边新闻……”我写这样的歌词，并不是觉得我过得比别人好，或者我过的不是这样的生活，这都是我感同身受的情形，我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照样焦头烂额。也许，这里面没有多少高深的东西，但是在我把它变成音符的时候，你得尊敬我。

摇滚乐也不单单是要抨击、批判，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向度，就是要让人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对生命本身的爱。面对一件事情，面对那些邪恶的人，你跟他来硬的，他们不怕，来吧，没用。你对它直接的抨击和批判并不一定能改变什么，但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让他们受到触动和感动，让另外的人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希望。所以摇滚乐从多个角度去切入现实，肯定要比单一的角度、方式更好，更有用。

如果把摇滚乐看成一种产业，它可以说是娱乐的一部分，但是，作为创作者，不能这样考虑问题。它作为娱乐的一部分，也仅仅是一种数字上的意义，比如它的市场份额。不可否认，摇滚乐一定有它轻松、好玩的一面，但它不会以娱乐为核心，它更大的功能是建立每个人更强大的心理基础，给精神层面带来更大的快乐。

摇滚乐有它自己必须坚持的东西。第一是不妥协性，首先就是你的世界观和你的态度的不妥协性，我可以为国家写一首歌，但是你不要告诉我我能够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或者必须出现什么字眼，要不然你就别找我。这就是摇滚乐的不妥协性，我只说我发自内心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拿《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为例。你可以想像，一个自我标榜为摇滚歌手的人，竟然写了这么一首歌，而且从前就有一首这样的歌，名字还一样，再而且，这首歌确实不是在批判、在反社会，它就是在说“我爱你中国”。但是一定不要忘了这首歌里包含的那种心酸和伤感。《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就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挑战。这是我的国家，我凭什么就不能写，如果你觉得这是一种耻辱，请问你是不是有病？况且这首歌里面表达了那么多的难过和纠结。

第二点就是真实性。摇滚乐不是赶时髦，它有永恒性。我们现在听披头士、鲍勃·迪伦，听他们好多年前的作品，仍然觉得非常感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歌手的内心和他所处的时代。如果说，一个电视台跟你约一首歌，这首歌必须时髦，应该跟另外的哪一首一样，这个时候，就没有摇滚了；当你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一个人告诉你，现在这就是潮流，你就不能怎么怎么做，只能在这个划定的范围内怎么怎么做，这个时候，摇滚也没了。

第三，用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就是革命性。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又红又专，但是这一点所体现出来的效果是比较容易分辨的。那就是摇滚乐会一直走在潮流的前面一点，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一首歌不会因为过去了十年八年就显得陈旧，它诉说的仍然是你当下所关心的问题，说出了人们心里面一个共同的声音，而你也能完全地理解它，不会不懂。但对于那些做“行活”的人来说，这几点都不成立。音乐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生计，他们会很清楚什么样的音乐风格最容易受到欢迎，歌词怎么写才不会出问题，不会触及敏感而危险的字眼，审查通得过。说白了，做“行活”的就是音乐写手，他们与摇滚歌手的选择不同，我不会去指责这些，也不会看不起这些。因为必须有人做这个事情，你有这个本事，用它来赚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我尊重你。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除此之外，你的作品里还有别的东西，还有这样那样的意义，这样说就有点尴尬了。好在现在大家都还挺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也都挺互相尊重的。尊重，来源于了解事实，承认事实。

这种革命性其实不一定只有摇滚乐里才有，其他的东西里面也会有。比如说苹果的电脑和手机，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但是很实用，外观上也很简单。在美国，你几乎看不到有哪个年轻人掏出一个手机是别的牌子的，他们会觉得，我就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就是要用苹果。它最大的附加值就是文化植入，事实上，从成本上讲，它该值多少钱大家都清楚。而反观苹果的战略，是几十年前就已经形成了的，几十年前他们就这样做事，一直到今天。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摇滚乐的平等性。摇滚乐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不同水平、不同历史的音乐人都是平等的。在摇滚乐面前，当我准备说一句话，把一句话变成旋律的时候，大家都是公平的。任何一个刚起步的年轻人在家里写的一首歌，表达一个看法的时候，比如对自由的看法，跟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的歌是完全平等的。

在学校的时候，我学习的主要是古典音乐。在音乐的伟大性上，我自始至终都没有觉得流行音乐比古典音乐更好、更伟大，因为流行音乐往往要借助语言去表达，而古典音乐不需要。但是语言提供了一个方向，那就是你可以表达更具象、更有想像力的各种意象，更容易表达自我。古典音乐需要表达的是作曲家和那个年代的整体气质，这是古典音乐的最高境界，但是也可能带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个人色彩。而摇滚乐确实更能够表达年轻人的内心、更自由，我想，作为一个年轻人，在听到了好的摇滚乐之后而喜欢上它，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中文歌曲里面，当时给了我最大震动的是崔健和罗大佑。崔健确实是太棒了，他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不是偶然的。你会发现，他无论是歌词还是音乐性都很出色。录音上也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制作成那样，真是相当不容易。崔健就是一个标准，一个人能够受到那么多的人认可，他必须是有很多过人之处的。那时候，如果有谁写了一首歌，拿给别人看，别人夸你的时候就会说：“写得真不错，挺像崔健的。”在歌词这方面，后来做得比较好的就是张楚。我们现在一般都知道崔健的地位非常高，对中国摇滚乐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其实罗大佑的伟大程度，并不比崔健差，那张《未来主人翁》也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摇滚乐进入中国的时间太短了，大家都疯狂地去吸收、学习、模仿国外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做事往往会进入这个阶段，首先，得是头发、衣着，拉好摇滚的架势，把外在的东西先学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更重要的东西就没有了，不能在音乐创作上不断地学习、深入，所以也不能由此提升自己精神层面的表达。其实也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有很多人也在各个方向上钻研，但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能力也不同，也有可能自己的精神被某种想法，或者一些外界的因素给束缚了，所以经过十几年以后，每个人做出的成绩也不一样。

中国的摇滚乐还有一种悲哀，这种悲哀来自于中国的听众，他们必须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唱什么，而且特别挑剔，还会形而上地给你戴很多帽子，安很多的头衔、概念。老崔就经历过一段这样的时期，他说你们别把我当成这个那个的，我的歌里也没有那么多政治含义什么的。这里面的确有危险，摇滚乐所表达的东西很容易被人们放大、夸大，把它的内容复杂化。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复杂。比如《花房姑娘》，你就把它当成一首给一个妞写的歌又怎么了？“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可以说它写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人就是孤独的，它没说假话，但要说它有政治指涉，就有点过分了。咱们就说，这是写一个人泡一个妞，感觉她特别好，给她写了一首歌，多好啊，为什么非得把它解释成恨不得批判社会、批判政治的高度？当然，我这种说法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但事实上，摇滚乐真没有那么复杂。如果说你从一首歌里面还听到了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那就挺好了，没必要非得作出那么多的解释。艺术杰作的真正妙处就在于，它永远会给你一种双重感觉，不像那种网络歌曲，说你不爱我我就得去死，你听完了，觉得这人就真的是要去死，没别的。而好的作品总是让你觉得它在说点什么别的，齐白石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似与不似之间，你会觉得它永远有那么点言外之意，那就对了。鲍勃·迪伦的作品就是这样，他并不是张口闭口全是政治，而是把大量的美国人的口语，把生活里的细节，还有一些事件，用一种不经意的语调表达出来。

中国有不少音乐学校，但很多老师教着教着就把学生教歪了，要么就是教学生一堆概念，要么就是教学生比谁的吉他弹得快。如果我有一所学校，或者有学校请我去教学的话，要是一共讲两年课，我会用一年半的时间给他们讲为什么要弹琴，音乐最能打动人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而不是总给他们讲该从哪一品弹到哪一品，或者必须在每分钟两百四的速度里把《野蜂飞舞》弹完。教他们这些干吗呀？因为我知道，所有的吉他和弦都可以在一年之内学完，所有的技巧问题都能在五年之内解决，但是学完这些出来，照样没饭吃，大部分人，即使是再弹十年，也弹不过我现在的主音吉他。有些时候我们会误导一些孩子，而当他明白这样不对的时候，他又要花精力去重新架构自己的精神和心灵层面的东西。我也不会去给学生说空话，云山雾罩地谈概念，就跟他们讲你该怎么写，为什么这首歌好，分析到极其具体的程度，先把最基本的东西弄明白，创作和表演才是靠谱的。

不管你以后有多牛逼、多反叛，即使你惊世骇俗，但是你该受的教育总不能不受。其实我们看看摇滚音乐史上最反叛、最惊世骇俗的几个人，比如吉姆·莫里森、吉米·亨德里克斯、米克·贾格尔，有多少搞摇滚乐的能比得上他们的教育程度？这方面你比不了，而你的勇气又做不到他们那样，你敢在舞台上把裤子脱了吗？一说到这个，你又开始批判这个，其实你就是唯唯诺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之，自己不行的就是不好。

必须在最基本的东西——什么是调性，什么是节奏，什么是视唱练耳，什么是合作里面最重要的，什么是词曲创作里面最关键的元素——过关了之后再探讨其他的东西，那时候才立得住，才能有底气、有质量地呈现你的反叛。没错，一首歌，有了好的旋律、和声，它可能还是没有灵魂的，还是空壳，但是不要忘了，摇滚歌手不等同于诗人、哲学家、小说家。我看到过很多歌词和文字很棒的歌手，但是当你听到它成为歌曲之后，就会觉得他还是应该去做诗人。“科班出身”这个说法有时候是很扯淡的，但是科班出身里必须有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对这个行业特别有用的。拉小提琴的时候，我有五年的时间，在学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总长度是二十分钟多一点，分三个乐章，每个乐章有七分钟。主科老师上课每节两小时，其中老师说话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说得最多的就一句话：“继续拉。”五年的时间，一首曲子，我两小节两小节地拉完，老师告诉你的只是这两个小节你需要注意什么。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咒骂我的老师，但后来我发现这对我是非常有益的。

每当有人问我，你从音乐学院毕业，然后出来搞摇滚，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任何的优势，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将来，在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那时再比比谁的创作力旺盛、谁能一直写出好的作品，那就是我。这样的话我很早以前就说过，但这不意味着，仗着科班出身这个身份，吃这个老底，我就一定比别人写得好。我也在不断地学习，从音乐上，到歌词的创作上，我都一直在学习。

歌词的创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人在文学上所作的努力和他的领悟程度，有很多的文学家都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小说类作品，我最喜欢的几个，是亨利·米勒、马尔克斯和凯鲁亚克。凯鲁亚克呈现的是一种让很多人觉得很吃惊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亨利·米勒不同，他的表达方式太先进了。他写的虽然是小说，并不是像小说那样一句一行，但是他的每一句几乎都是诗。包括他写自己的邻居在干吗，下水管又怎么样被他弄坏了这种很平常的事情，他的语言也是高度诗化的。在他之前，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这么写小说的，这种表达方式就他有。金斯堡和鲍勃·迪伦都说过，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基础，就是亨利·米勒。具体到歌词创作，我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金斯堡、鲍勃·迪伦、莱昂纳德·科恩、约翰·列侬，还有吉姆·莫里森。在这些人当中，吉姆·莫里森更加诗化，但是他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他的诗歌创作和歌词是分开的。你看他的诗集《美国祈祷者》和他真正的歌词，虽然你一看就知道是他写的，但是诗歌就是诗歌，特别梦幻，很多人看了就晕了，而他的歌词，比如《暴风骑士》，都特别简短，虽然很诗化，但很容易理解。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位置摆得很正。

金斯堡在现代诗歌中的地位特别高，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当年鲍勃·迪伦听到金斯堡的朗诵之后非常吃惊，他没想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人。而我的创作中受金斯堡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瓦解》这首歌，我太喜欢他的《嚎叫》了。

对鲍勃·迪伦我下的工夫更大。我曾经找了一个人，让他把鲍勃·迪伦所有的歌词全部翻译出来给我。之前，我自己对着词典翻译过一部分，大概有三十首歌，但实在是太累了，简直要吐血。然而，就根据这三十首歌词，我已经认识到自己在歌词创作上简直就是狗屎，差太远了。这个人翻译完鲍勃·迪伦的歌词之后跟我说，如果他没有翻译这些歌词，就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人有这么厉害，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帮助。

这没什么好避讳的，我是学他们的，而且我认为，这些人当中的每个人，对每个后来的创作者来说，只要把其中一个学好了，弄透了，都会受用一生。说回来，学习并不是抄袭，我学习的是他们的手法，而具体呈现出来的时候，那是我的东西，写的是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和我对这些事情的理解。你总不能要求我又学习别人，又一点都没有别人的影子。我看过鲍勃·迪伦的访谈，他说他受影响最大的是伍迪·格思里，他的音乐方向、行为方式，都是从伍迪·格思里那儿继承来的。他的第一张专辑，几乎完全拷贝了伍迪·格思里以及更早的美国民谣艺人。好的东西，就像一扇窗，每个人都可以进来，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很多伟大人物，他们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鲍勃·迪伦曾经在后台偷偷地把自己的小样交给保罗·麦卡特尼，告诉保罗这是他的小样，里面有歌词。麦卡特尼和约翰·列侬回去以后，过了一个星期见面，两人互相说了一句话：“我决定不搞音乐了。”他们觉得鲍勃·迪伦的词写得太好了，所以披头士的音乐从那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列侬和麦卡特尼决定，歌词创作上，先不想别的，就朝鲍勃·迪伦那个方向发展。而鲍勃·迪伦也曾经跟自己的经纪人说，我觉得我的音乐太差了，特别沮丧。为什么呢？因为他听了披头士的音乐，就是那张《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他觉得那是自己八十岁的时候才能做出来的音乐。这些人就是相互刺激，相互学习的。如果中国的音乐创作者可以这样相互影响（这个影响必须完全敞开自己的心灵，甚至有些时候必须打碎自己已有的骄傲和成绩），特别诚恳地去学习，这样就可以慢慢变得更强大。

摇滚乐是个很美好的东西，如果能让美好的东西变得更好，值得我们为之而努力。摇滚乐的假想之敌

我和乐队的第一张专辑《鲍家街43号》，很多人都很喜欢，它也确实是一张水准之上的专辑，里面有好几首歌也是很长时间以后仍然受到很多人喜爱的，比如《晚安北京》、《我真的需要》，还有《小鸟》。但是我知道，这张专辑我仍然处在对大师们的膜拜心理之中，那还不完全是我的表达。可是，那时我已经开始去摸索属于我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李建国》这首歌，我从生活最基本、最表象的东西入手去写人在生活中的各种情形。这个方式我一直延续到现在，《有意思吗》也是这个套路里的歌曲。

到了《花火》的时候，我算是找到了自己比较完整的一套方法，在词曲创作上，个人特征基本形成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花火》是模拟录音时代最后一张在制作上非常出色的作品。模拟录音和现在的数字录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全都是手动，哪儿稍微出一点错误，就得重来，一不小心就弄得好几个人手忙脚乱。模拟录音在声音上与数字录音也有明显的区别，它在音乐的暖度上比数字录音要好，仔细听你会发现，它出来的声音是更饱满的。从这一张专辑开始，我特别看重录音和制作，因为在当时我听到过很多非常好的作品由于制作水准上不注意，所以听起来就觉得不对味儿。开始我还觉得，这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好的设备，其实不是那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耳朵，自己在态度上重视它的时候，很多东西是可以弥补的。进入九十年代末期以后，设备的问题就更不存在了，国外有什么好的设备，我们都可以买到，谁是现在最棒的，请他来做。但是惟一不可取代的就是你的耳朵，你的鉴赏力。

很多年前我就已经注意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有一些被反复使用的字眼、主题，这个问题有不少人提到，其中包括我的朋友。比如我爱写石头、孤独，这些字眼，老用，就显得贫了。我会毫不隐瞒地告诉大家，这些东西我还会用，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新的东西进去，如果你只用这些老的东西，而没有新的东西，那就太傻了。而这些我所反复写到的东西，这些很多人不齿于谈论的、貌似很形而上的东西，其实都是每个人的经历中所必有的成分，道德底线、爱情、亲情、正义、恐惧，听起来简直有点扯淡，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词，在你可笑的生命里，每分每秒都在经历，这是对我们生命的最大嘲笑。所以，你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东西亘古不变，你永远绕不过去，不如沉下心来，去体验它，正视它。这是一种勇气，也表明了你自我剖析的程度。我会去讲述那些恒久不变的东西，但是我也会去讲述我体验到的最新的东西。

我最尊重的三个乐评人，郝舫、王小峰和李皖，都曾经通过发信息、当面跟我聊，或者在自发写的文章中，对我的作品提出过有益的批评，指出了我作品非常大的缺点和心理方面的巨大漏洞。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批评，我才能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创作，弥补各方面的不足。其实，到了现在（具体一点说是《信仰在空中飘扬》这张专辑）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准摇滚音乐人。因为现在，我不但有一直以来的摇滚心态，而且已经拥有了比较纯熟的表达，也不再有什么顾忌或者不知所措。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不，我就稍微曲线救国一点”，稍微妥协一点，在商业上成功一点，从来没有。因为我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就明白，人，一旦尝到了甜头，你再让他回到现在所做的事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跟你说，我现在是这样，你等我几年，等我有钱了以后，我还会回到这儿，你千万不要相信，永远都不要相信。当他已经享受到另外一种生活，而且知道这种生活是什么给他带来的，他为什么还要回去呢？生活好又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不就是个歌吗？不就是个电影吗？干吗要回到原来的生活呢？他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所有我们看到的那些伟大人物，你觉得他中间好像经历了这种阶段，其实那只不过是他创作中的起伏期而已。

肯定有很多人觉得我写《飞得更高》是在迎合市场，迎合社会，甚至背叛了摇滚乐，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没办法，很多事儿都让这首歌赶上了。《飞得更高》是2004年出来的，一出来就受到很大的欢迎，但是眼看着热劲要过去了吧，结果赶上了“神六”升空，这首歌被国家选上了；在你觉得总该过去了的时候，又接上了奥运会，这首歌又选上了。这首歌在奥运会前就开始用，奥运会当年肯定也在用，余温又一年，再加上《怒放的生命》的带动，前后这么一算，五六年过去了。老百姓和政府都选这首歌，我总不能就因为这个就不写这种歌了。其实，在我的每张专辑里，这样的作品也就占个百分之二十，主要是别的形式的歌曲。不过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国家选用的是《有意思吗》，我是不是就特摇滚？我觉得，说我背叛摇滚乐的人自己就没有理解摇滚乐是怎么回事。

在中国，人们总是给摇滚乐很多根本就没有道理，也没有依据的限定，不但不利于摇滚乐的发展，甚至还让它在中国的存在变得畸形。其中最荒唐的看法就是，一个歌手一旦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就说他变质了，流行了。如果在国外突然有两个人探讨起了这个话题，那他们肯定是神经病。因为你会发现，音乐排行榜，甚至财富排行榜，在音乐圈，排在前面几位的，一定是摇滚乐和摇滚歌手。全世界所有巡演，最赚钱的也是摇滚乐，现在，迈克尔·杰克逊是去世了，流行音乐界除了麦当娜之外，就是林肯公园、U2、滚石，每年都有两到四亿美金的纯收入，这怎么解释？看看披头士的作品，这几个人早就不唱了，而每年大野洋子的版税收入都有两亿英镑，这怎么解释？这完全是“中国特色”的问题。这是一个彻底的谬论，而我要做的就是，靠自己不断的行动、做出的每一个成绩，对这个观念做出挑战，让说这些话的人慢慢地自己去承认，这个观念是错的。从反方向说，如果中国能再有二十个摇滚歌手的音乐，传唱性像我的作品一样，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我用事实证明，这不是个问题，在中国，摇滚乐做到这个地步是可能的。

而且，我还证明了一点，我把所有的客观上的理由都给枪毙掉了，你不要再说政治因素、物质生活的因素、国家的资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其实是创作音乐的人自己的心态、能力、世界观封锁和束缚了他的所有想法。取得成功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写出好歌、更好的歌和更更好的歌。很多人从内心就不相信自己能够取得这种成功，又过分放大了外界因素的杀伤力和来自世俗社会的压力，认为写出好歌也没用。首先是觉得钱挣不着，唱片能卖五万张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其次，上得了春晚吗？上不了。钱和名都没有，那好，没什么可说的了。他们妖魔化了世俗的力量，而社会当中正逐渐增强的积极影响却被他们缩小了。另一方面，每个人花在音乐上的时间、个人的刻苦程度也是不同的。但我不能说中国搞摇滚乐的就我勤奋，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写歌的人要做到的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说这也可以成为某个人家喻户晓的优点，我认为这是整个国家音乐圈的一个悲哀。如果连勤奋都做不到，我认为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我的每张专辑都有好几十首的备选作品，《信仰在空中飘扬》是七十多首，这不算多。迈克尔·杰克逊出《危险》这张专辑的时候，有两千四百多首备选歌曲，这两千四百多首歌里面有两百多首是他自己写的，其他的是他的经纪公司在世界各地为他找的最优秀的创作者写的。有些事情，在你了解之后，其他的解释就都显得非常苍白了。

所以我们不要先谈那些空的、形而上的东西，先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拿出数据来。你音乐生涯有二十年的话，出了几张专辑？一共写了多少首歌？质量高的有多少？能拿得出手的有多少？能够被人记下的又有多少？有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之后所享受到的东西，却不去看，也不去想别人在此之前吃了多少苦。可以说，无论一个人在哪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那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获得的。还有人甚至就看不起别人的成功，说你这点东西不值一提，没什么价值。真正有资格去评价别人的人，应该是比他所评价的人取得更高成就的人，而真到了这个地步，他也不愿意去评价别人了，他会觉得这没什么好说的。流行歌曲里面也有很多做得很好的人，在自己的领域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很多人就是不承认。为什么你就不愿意承认呢？我不是怕得罪人，我是觉得他们确实很出色，你有什么资格去要求一个不具备摇滚心灵的人去做摇滚乐呢？塞琳·迪昂不好吗？你为什么非要她像珍妮丝·乔普林那样呢？“自私”到底

我一直很想跟那些急需要经验的年轻人说，个人的创作上，无论走到什么阶段，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要做到极端“自私”。这个自私和我们生活意义上的自私是不一样的，生活上自私那肯定是啥事儿都为自己考虑，只要触及到个人利益的，都以自己为先，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创作上的自私是说，永远不要掺杂“为别人”的念头，永远不要顾虑别人所说的话对你有什么影响。如果有真正对你有影响的批评，你可以去深刻地反省，除此之外，一切都不要沾染到你干净的内心。在创作那一刻，一定要做到，坚决地相信自己的感受的真实性，坚决地做到真实地还原自己的内心，坚决地让你的歌达到你所要的强度。这几点如果综合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自私”。如果一个人不“自私”，那他的作品拿出来就不会特别纯粹，不会特别有震撼力，也不会打动人。所以，做到创作上的自私比做到生活上的自私要难千万倍。你常常就会想，别人觉得《飞得更高》好，那下一张专辑还得整一首这样的歌出来；别人喜欢《春天里》，这样的歌也得有；然后你还会想，我自己还必须有突破，怎么样做到突破呢，别人接受的是这个，突破之后还行吗？所谓创作上的痛苦就是这个，你先得说服自己别人喜欢你什么，然后你再说服自己别人认为你哪儿不好，然后你再说服自己去克服那些谁也没看到的缺点，然后就开始拧巴、纠结，开始总结，开始蜕变，开始产生新的思路……永远不要去想那些太复杂的事情，表达自我就成了。《信仰在空中飘扬》这首歌是我写的时间最长的，写了五年，二十二稿，五年时间里不断地在写、在改。本来它根本就是另外一首歌，后来是《信仰在空中飘扬》，再后来又是别的歌，光歌就差不多有十一首，歌词更别说了，改的次数更多。直到最后的大半年，歌算是定了，旋律、和声定了，歌词又开始改，一会儿觉得是极品，一会儿又觉得是狗屎。直到最后一稿，也就是我现在出版的这一稿，写完之后三个月，没动没改，每隔两个星期看一次，始终觉得它是有价值的东西。看最后这一稿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它的信息量、意象巨大，但是我的创作心态，反而就像我前面说的，特别纯净。所以你会发现虽然它的信息量巨大，但是它的气质特别统一，是一个气场，你在这首歌里只能感觉到一种气场。当时我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后来我才明白，你必须有这样的气场，才写得了这样的题目的一首歌。我为什么要写五年呢？其实每次我都觉得写得挺傻的，名儿起得也有点操蛋，有这样的名儿，内容如果虚弱，就让人觉得巨傻。

从2000年开始，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沟通。当然，重要的事情有很多，舞台表演、歌词创作、旋律的创作、思想的表达、自我人格的提升，所有这些都包含在音乐中间，但是最最重要的，说得简单点就是沟通。如果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就能把很多自我纠结的东西理顺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听到一个人的歌，他写的是他的生活，但好像又是在说你，其实你只要能把沟通这件事情做好，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如果你写了一个作品，总觉得这东西是别人写的，听起来怎么就这么别扭，那这首歌就是不好。这里面没有多么深奥的道理，你只要想一想，什么是好的沟通，什么是不带目的的宣泄和沟通就行了。两个最好的朋友，喝了点酒聊天，一定是让人觉得特别受用的，而且你还会觉得特动人。如果你作品写完了，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一下，一看这东西有点装，那你就赶紧重写，或者修改。必须自己感同身受，真实地表达自己，这样才可能实现成功的沟通，这是个前提。

有人说你的生活已经不是那个状态了，怎么还写那些那样的歌，又是愤怒，又是痛苦。比如《春天里》，其实这首歌写的就是我过去的经历，能有什么问题？即使这不是我的经历，也不会妨碍我写出这样的歌。这方面，以前是有很好的例子的。我研究过鲍勃·迪伦、约翰·列侬，尤其是约翰·列侬，他身上是体现得最好的。他在临死前那四五年时间，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他没有去世，他和鲍勃·迪伦一定是当今所有不管多牛的艺术家心目中的神。列侬去世前，拥有全世界所有艺术家当中最多的财富，想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你看他个人时期的作品，比披头士时期的作品尖锐、锋利得多。他有必要装吗？他能做到和大野洋子在床上一直待三天，让全世界的记者都来采访，他有必要装这个吗？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富有和舒适并不会阻碍他和别人去讨论所有的问题，去体察所有的情感。我也确实看不到这中间有什么障碍。其实这个问题跟音乐是没有关系的，它跟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关系。怎么看待财富、看待地位，这都是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对于我来讲很简单，就是我没觉得我现在不能感受艰苦的生活，当我看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一样愤怒，这种愤怒并不是出于可怜，而是我觉得我和当事者想的一样，“凭什么呀？！”

这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很多时候如果不是我的工作人员拦着我，我还是喜欢到小饭馆或者外面大排档什么的吃饭，在我的概念中这是很自然的，我从来就没觉得自己到了哪个阶段就不应该去哪儿了。可是后来我觉得这样会给我的工作人员制造很多麻烦，就吃个饭，太累，所以我才减少了去这种地方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艺术家的可悲性，就是在你取得一定的成绩以后，就会感觉自己很渺小，很受局限，你不能感受生活中那么多的源泉，因为你已经没办法到各种你原本能去的场合了，多可怜啊。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么可悲的时候，你再不主动地去补充你的创作元素，肯定不行。所以，我会自觉地体验，思考一些与我的生命有关的问题，包括自己的经历。这样，在创作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有一个真实可靠的情感基础。试想，如果《春天里》这首歌所写的东西连我自己这关都过不了，我不能对里面写到的生活感同身受，它怎么能真正地打动别人呢？

所以，一个人在生活中应该尽量做到无私，不要对自己那点得失斤斤计较，但是在创作中，还是那句话，必须要做到极端“自私”。歌曲的籍贯问题

九十年代中期，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开始出现，我们所能感觉到的腐败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但是和那时不同的是，现在我们随时都可以在微博、电视、报纸上看到这个腐败那个腐败，大家可以说了。那时候你是看不到的，你只会觉得生活中的问题太多，但是好像谁都不腐败，谁都没有问题，最后你就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可是，我有什么问题呀？我找不到啊。我可能比别人写歌还要好，比别人工作还要努力，比别人考试分数还要高，可为什么他可以比我上更好的学校，我上不了；我们家人那么好，却那么惨，他们家怎么就那么有钱，整天在欺负我们……你永远也想不通这种问题。当时大的社会背景就是这样，它已经进入一个快速的转型期，但是是初期，这个时候，社会带给最敏感的人，也就是年轻人的影响是最大的。你会感觉很荒诞，但是好像又很合理。同时，又似乎有很多的道路和机会放在那儿，但是你不知道有没有你的份儿。而且当时人们普遍没有一个可以信仰的东西，我所说的信仰不是关于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政党的信仰，而是根植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最重要的、不可撼动的东西。

我个人方面，父母也不理解，有个好好的工作，我还不乐意干；我很早就在北京租房子住，四处搬家；女朋友也分手了，但到现在，我也觉得她没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对，人家凭什么就该这样跟着你呀？好的一点是，即使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我也还是相信，我是可以的。最终别人会听我的歌，会发现它的价值。其实当时我并不认为我能写出多好的歌，我只认定一点，我从五岁开始拉小提琴，二十五岁放下小提琴，有这二十年的音乐训练，不说我的歌会受到多大的欢迎，但如果连让人觉得还行都做不到，那我就是弱智了。我至少要向自己证明的一点是，这样的教育背景加上我的努力，至少可以使我成为一个准职业音乐人。

写《晚安北京》的时候，我没想过要表达什么对社会的看法，或者要去代表什么人和反对什么人，就那么写出来了，它就是那个样子。当时的整体状况和我个人的状况就让我写了那么一首歌，至于别人在里面听出了什么，我不管。一个人的创作还是要从自己内心出发，要不然，别指望打动别人。

2001年，我又写了我的小说《晚安北京》。我当时写这部小说的最大目的其实是锻炼我的写作能力，我在检验我的笔头是不是过硬。同时，我想通过一个故事，写出整个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我那个年龄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而反复想过之后，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说小说的主人公王凡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那也主要是心理和对社会的看法方面的，他的性格、行为方式和经历并不是我的。小说里的戏剧冲突最后所要表达的悲剧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结局，只不过在王凡身上更突出。我觉得当时更悲惨的并不是王凡这种人，而是什么事情也没有经历的人，到了现在四五十岁了，对自己也没什么交代，没钱没地位，生活残缺不全。

这个小说，我写了很长时间，因此我太能理解那些搞写作的人了，真的是很不容易。今年刚获茅盾文学奖的张炜的《你在高原》，四百万字，而且他不用电脑，就是手写，内容写得确实是好，这个且不说，就说这么多字，一个一个写出来，就值得人尊重。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百多万字，那一定得是把心都掏出来，然后慢慢地耕耘才行，他们应该得到这个社会最大的尊重。《北京　北京》和《晚安　北京》这两首歌前后差了十几年，其中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个不同，不是我有意让它不同，是时代变了，歌的内容和形式就跟着变了。写《晚安北京》的时候，有一种非常绝望的东西，当时也不是我非要去绝望，事实是，我们这代人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情况，你会对很多的东西产生怀疑。我是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国际上认可的亚洲的音乐学院只有三所，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东京音乐学院。当时，老师、爸妈过去对你所有的教育都告诉你，你从学校出去就一定牛逼，你会觉得这些话都是——扯！但我所思考的肯定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会想，为什么这些话是“扯”？真的是“扯”吗？这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国家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创作者所要思考的并不是表象的事情，而是根源性的事情，而对这些东西，我们只是半知半解，当时创作时就是这样。到了《北京北京》就不一样了，我要还那样去写，写得自己巨惨无比，那就是虚伪。如果在这首歌里我还写什么“破碎的轮胎”，那无论这首歌写得多好听，都是虚伪的。我觉得我并没有那么惨，我觉得我已经挺好了，但是这种好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好”里面包含了太多的辛酸。比尔·盖茨也跟家里人说：“其实我并不快乐。”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所做的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是把一个正常的事情在一个不正常的秩序里面以独特的角度提出来，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看似正常，其实真不正常的东西。

音乐上，说得通俗一点，《北京北京》也比《晚安北京》更洋气，里面的鼓都不是真鼓。时代走到现在这个样子，音乐的色彩也一定会跟着变，音乐也有一个自己发生演变的逻辑。

北京是我的家乡，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这个城市有它独特的魅力。一个城市能吸引很多人，让很多的年轻人投奔到那儿，无论是纽约、北京还是东京，它必定具备一个特质，那就是它的文化包容性一定是巨大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发达程度。当然还有一点，那就是它非常残酷。人是一个矛盾体，就像谈恋爱似的，你明知这个人挺复杂、挺操蛋的，但是没办法，我就是爱他，所以就只能去经受这种东西，在过去之后，再告诉自己，这是我的人生经历。但是你并没有吃亏，因为你见识过了。然而实际上，“北京”在我的音乐里面只是一个符号，你也可以说“深圳深圳”、“上海上海”、“郑州郑州”，可以是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它换成自己的家乡去唱，我不介意。我唱“北京北京”只是因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的家乡就是北京，如果把副歌里的这几个词换掉，这首歌的内容绝不会改变，这也是我的目的。但是任何一首好的歌曲，都必须有它的载体，这个载体必须是独特的。所以，我没有写“罗马罗马”或“纽约纽约”，那儿没有我的寄托和归宿。

我非常希望中国的各个地方都产生自己的优秀歌曲，毕竟，中国够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别的气质；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当一个人真诚而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生活，也就写好了他所在的城市。而这种地域性的创造力，往往会成为一种根本性的资源，它的气质和形式一旦有了普遍化的潜质和土壤，它的影响就会放大。三角洲布鲁斯原本是很地方化的，但它却成了摇滚乐的重要源头；《加利福尼亚旅馆》写的只是一个很小的地理范围的事儿，但它的传唱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当中国的每一个创作者都能准确地切入每个地方的生活土壤，中国就会获得更丰富的音乐植被，更美的音乐景观。《晚安北京》和《北京北京》只是在北京生长出来的两首关于北京的歌，但重要的是，它们是生长出来的。真希望每个城市都能长出自己的歌。

II 晚安 北京

现代生活是一摊垃圾，一摊臭不可闻的垃圾。

王凡一睁眼就这样想着。

清晨的阳光从窗外斜射到了他的脸上，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喜欢这样的早晨，天空晴朗，阳光明媚，鸟儿们叽叽喳喳地唱着快乐的奏鸣曲。他静静地躺在床上，享受着这一刻的宁静，聆听着窗外清风掠过树叶发出的微微的震颤。他听到车轮轧过柏油马路刷刷的轻响，他听到孩子们清脆稚嫩的叫声，他听到售货员拉起金属卷帘门，他听到商店里传出一阵古老而委婉的歌声。王凡喜欢这样的早晨，每天当他睁开眼的这一时刻，他感到快乐，感到温暖。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正缓缓地从床上升起，轻盈地浮在空中飘来荡去，如同一片穿行在天空中的羽毛。

楼道里的一阵脚步声打断了王凡的思绪，羽毛又飘回到床上。他转过头，眼光落在了房门上贴的一幅画上。画上面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满脸皱纹，目光深邃。老人坐在一个美如仙境的海滩上，周围空无一人，天空中飞翔着一群海鸥。老人的眼睛久久地凝视着远处深蓝色大海的尽头。这幅画是王凡在一个旧货市场上无意中看到的，当时他二话没说就买了下来。他不60知道这幅画里到底是什么吸引他，他总爱盯着它看，每当看到那个老人的眼睛时，他的心总是微微地颤抖。

王凡把目光转开，望着天花板呆呆地想着。今天该干什么？好像得去一趟公司，把那份该死的报表交给许总。那么明天呢？明天该做什么？明天是什么样子？王凡总是在想这个问题。每天他都在期待着明天，而明天似乎永不再来。明天可能是姐姐的生日，明天可能要下雨，明天可能全市停电，明天可能会发工资，明天可能一颗炸弹会落在这个楼上，明天可能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了老人，明天可能美国突然消失了，所有的战争都结束了，这个世界变成了一片长满野花的沙漠。明天，明天……他觉得有一万种可能，每一种可能都是他所希望的，只要明天不要再是现在这样儿。二十八年，时光飞逝，万物变迁。王凡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他常常想，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是一次高潮把自己带到了这个世界，可是以后的时光再没有过那种疯狂和喜悦，事实上自己总是被冰冷、干燥、平淡和荒谬所包围着。他深切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无，或者是一个0，换句话说，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被挖掘、摄取、掏空、替换的符号。

想着想着，王凡突然感到肚子里一阵钻心的疼痛，他捂着肚子翻身起床，想着昨天晚上的那盘龙虾，肚子里火辣辣的。他拉开房门，直奔厕所而去。

这是一栋五十年代造的老楼，属于那种洗衣做饭上厕所大家共用的筒子楼。楼道里黑乎乎的，两旁拥挤地堆放着柜子和煤气罐。还没跑到厕所，王凡已经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儿。到了厕所门口，他看见厕所的地上溢满了臭气熏天的脏水，几个修理工烦躁地在里面忙活。“能不能用了，师傅？”王凡捂着肚子绝望地看着其中一个大个子。大个子不耐烦地瞟了他一眼，说：“废话！你没看见啊，都堵成这样儿了。”王凡靠着门，哭丧着脸说：“帮帮忙吧，拉肚子忍不住了。”“没戏就是没戏，我他妈还憋着呢。”大个子说完转身不再理他。

王凡突然想到对面就是国际饭店，那儿的厕所肯定没问题。他没再废话，他不假思索地朝楼下奔去。冲出楼门的一刹那，阳光像一把利剑一样猛然插进了他的身体。这光的一击，让他浑身打了一个激灵，更使他肚子里的东西往下一沉，王凡一想：不好！他不顾一切地穿过马路，跑上台阶，推开酒店大门，奔过大堂，冲进卫生间，拉开一个隔间门，脱掉裤子，猛然坐下。随着“哗”的一声巨响，一切都变得那么安详，世界瞬间变得那么美丽，温暖，像个天堂。二

马桶是温暖的，大理石墙壁是温暖的，光线是温暖的，空气是温暖的，外面的街道是温暖的，人群是温暖的，时间是温暖的，幻想是温暖的，栏杆、商店、车辆、报纸、广告牌都是温暖的。飞鸟落下的羽毛，挖掘机扬起的尘土，电脑芯片发出的冷光，超市里仿制的中东茶具、冻肉、果汁、杀虫剂、铝制落地灯，路边的站牌，交错的人群都是温暖的。血是温暖的，呼吸是温暖的，汗水是温暖的，即使是排泄物也是温暖的。王凡坐在马桶上享受着这一刻的温暖，全身松弛，清爽，任自己的意识快乐地四处飘扬。他不想停止，他不想让这一刻的感觉消失。

突然，旁边隔间传出了冲水的巨响，巨响冲走了大便，也冲走了王凡的幻想。从声音判断，那个人拉开门走到洗手池旁，拧开了龙头。这时厕所门被推开，几个人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有的小便，有的洗手，王凡听上去觉得他们带着广东口音，其中一个人说话的嗓音尤其响亮，好像还在骂人。过了一会儿，几个人相继出去了，厕所里重新恢复了宁静。王凡感觉肚子清爽多了，就站了起来，冲完水提起裤子，拉开门走到洗手池旁。这时，他听到天花板上的小音箱里传来了一阵歌声，那是一首他非常喜欢的英文歌，是一位叫鲍勃·迪伦的有着一副公鸡嗓子的歌手唱的。他一直觉得这个人的歌说出了他自己的感觉。“这感觉如何/这感觉如何/独自一人的感觉如何/没有家的方向/无所作为/像一个无名氏/像一块滚石”。王凡呆立在镜子前，听着这首歌，目不转睛地望着镜中的自己。

眼前的这个人他既熟悉又陌生，消瘦的脸颊上爬着一层浅浅的胡子，苍白的皮肤，面带倦意。从他的眼中，可以看出一些伤感，一些孤独，一些茫然和一点点愤怒。这就是我吗？王凡疑惑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想着，这真的是我吗？这可能就是我。这个人是透明的，是无形的，没有重量，没有肌体，可以被任何物体穿过，也可以随时被融化。什么时候存在或者什么时候消失都无所谓，有谁会在乎呢？“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在这儿？我该去哪儿？……”王凡想着想着，感到一阵晕眩，一阵恶心的感觉。每天他都被这些要命的问题缠绕着，他感到支持不住了，受不了了。他低下头，把冷水扑到脸上，然后猛烈地摇了几下头，让自己清醒过来。

他伸出手去拿香皂，可是突然发现洗手池的边上，不锈钢香皂盒的旁边，静静地躺着一只黑色的皮夹。王凡拿起来，翻开皮夹，看见里面有一叠一百元的人民币，几张酒店disco的门票，两张visa卡。没有身份证，没有照片，没有护照。王凡本能地转身打开门跑到了大堂中央。这时的大堂很冷清，几个看上去像阿拉伯人样子的中年男子拖着行李在前台办手续。值班经理慢吞吞地踱着绅士步在大堂里徘徊，商品部里有两个女人在挑选着丝绸，只有在离他十几米的商务中心门口有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子在交谈。

王凡走过去，先瞟了一眼那个女人，她的身体很丰满，嘴长得很性感，给人一种妩媚的感觉。那个男人看上去保养得很好，穿着一套合体笔挺、肯定价格不菲的淡蓝色西装，表情严肃。王凡对那个男人说：“对不起，打扰一下。请问您刚才去过卫生间吗？”那个男人上下打量了一下王凡，口气生硬地说：“怎么了？”王凡听着这话心里有点不舒服。这男人答非所问，好像谁欠了他什么似的，并且好像别人要探听什么秘密。王凡冷冷地说：“只是问您一下，您去过卫生间吗，就在五分钟前？”那个男人沉吟了一下说：“去过。”旁边的那个女人好奇地看着王凡：“他是去过，怎么了？”王凡看了一眼那个女人，又转过头来对着男人说：“我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掉了什么东西。”那个男人马上警觉地摸摸西服口袋和裤子口袋，然后表情很笃定地说：“没有，我没掉什么东西。”然后他又想了想说：“不过我出去的时候有几个人进了厕所，会不会是他们？是什么东西？”王凡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个女人说：“你没丢东西就行了，你看见那几个人去哪儿了？”“他们好像坐出租车走了。”“好，谢谢。”王凡转身准备走，转身前他又看了一眼那个女人，那女人朝他微笑了一下，王凡觉得那嘴唇实在是很漂亮，让人有吻的欲望。他点了点头，走出了酒店大门。

站在大门口，四周除了门童没有什么人，王凡回头看了一眼门里的酒店前台，又转过头想了想，他决定先不交给酒店，他们不一定能找到失主，而且人已经走了，回家想想再说。四“嘀……嘀……”挂在腰上的BP机响了起来。王凡睁开眼睛，嘴上叼着的烟结了一长段烟灰，他身体一震，烟灰全掉了下来。王凡瞟了一眼显示屏，是公司的电话。他感到浑身无力，勉强拨了一串号。电话那边是许总的秘书王梅：“喂，是王凡吗？”“对，我是。”“许总让你今天把报表送来。”王凡眯着眼睛想了想，视线紧盯着在空气中肆意舞动的烟。他平淡而坚决地说：“我今天病了，可能是急性肠炎，哪儿都去不了了。”“那怎么办？公司急着等这份报表呢！”“可是我现在动不了，刚从医院回来，正躺着呢。”“那耽误了你可得负责。”“好，我负责，你知道我很少请假，你跟许总说，我明天送去。再见。”说完，王凡“啪”地把电话挂上。

钱，又是钱，王凡心里嘀咕着，资本家惟一的乐趣就是钱。就像一首好歌对于歌手一样，他会如饥似渴地争夺拼抢。难道许总不累吗？糖尿病、膀胱炎和日渐肥胖的身体快把心脏压扁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钱。钱在行走，钱在呼吸，钱在笑，钱散发着缤纷的色彩。他要那么多钱干吗？王凡想不通。听说许总在瑞士银行至少有一千万美金的存款，而且在泰国、香港、加拿大都有房产。到了这种地步还要拼命地赚钱，不顾自己也不顾别人的死活，也许这是资本家的追求，永无止境的艺术。

王凡把脸对着从阳台射进来的一束阳光，抬着头，闭着眼，好像在聆听，也好像在等待。生命中已经有许多东西因为钱而美好起来，人的精神也会因为钱而充实和快乐。再不会因为一种信仰、一首诗、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吻而让我们快乐、感动，而挽救我们的已经不得不是那一张张挺括、油腻、发红发绿的闪光钞票。它是你我的神，它是界定是非的标准，它可以买来空调、音响、地毯，买来房子、汽车、钻戒、貂皮大衣，买来爱和身体，眼睛、嘴唇、手指、腿、屁股、香气，买来尊重和膜拜，买下灵魂，买下生命，买下过去，买下未来，买下一块儿石头，买下一条路，买下故宫，买下纽约，买下海和月亮，它完全可以买下整个这个臭烘烘的世界，然后猛烈地把它砸向我们，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精神错乱，每天处在崩溃的边缘，然后在幻象中古老天国宏伟的天顶上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它是你的爸爸，它是你的老婆，它是你的心脏，它是你的空气，它是你生存之主，它是你为了活着而必须跪下乞求、欺骗、去偷、去抢、去拼命、去呕心沥血换来的通行证。

想着想着，突然一个念头在王凡的脑袋里闪现。他睁开眼，伸手把桌上的钱装进了皮夹，塞进了裤子口袋儿。他作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决定：他要在晚上十二点前，也就是说要在明天凌晨之前，把这三千块钱花掉，以他最喜欢的方式花得一分不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买来一天的自由，买来一天的自我，他希望这三千块钱像一个能带来快乐的工具一样带来一天的快乐。他知道这很简单，也许什么都不做，出去走走，去任何地方把这些钱花掉。还有一个原因，他刚刚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为自己庆祝一下，他并不打算告诉任何人。

他拿起电话往他爸爸家拨了过去，响了几下之后，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喂？”“喂，爸，我是小凡。”王凡明显感觉到爸爸老了，声音里不再有以前的洪亮。“爸，今天晚上我不回去了，我有些事儿要办。”“回来吧，你一个人在外面住，吃不好也没人照顾，我们给你做顿饭。”“不了，别操心了，过两天我请你和妈去吃你最喜欢的西餐。妈还好吧？”“她挺好，这两天在单位帮着他们做活动，还挺起劲儿。”“那就好，你们不用老担心我，我没事儿。”“唉，你和惠玲怎么样了？”“不怎么样，别提她了，估计不行了。”“唉！你老是这样，谈一个吹一个，好的你留不住，不好的老碰上，这可不行。”“别说了，爸，我要走了，你们就别操心了。”“行，闷了就回来，我们都挺想你的。”“好，我挂了啊。”王凡说完把电话挂上。他正要走出屋，却下意识地反常地环顾了一下这间屋子，他从来没有在出门前这样看过。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他想好好看一下这里，似乎怕给忘了，他自己也觉得这感觉很奇怪。呆呆地看了一会儿，他拉开门，走了出去。五

理想总是飞来飞去/虚无缥缈/现实还是实实在在/无法躲藏/心里充满欲望/身体没有力量/我不想感到悲伤/只好装得放荡/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满怀希望/我像一只小鸟。王凡下楼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家里传出的这首歌。这是王凡喜欢的一支国内乐队的歌，名字叫《小鸟》，那支乐队叫做“鲍家街43号”，名字很有意思，很奇怪的感觉。这首歌似乎唱到了他的心里，他很想有机会看看他们的演出。

站在楼门口，王凡在想这一天将如何安排。其实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想来想去，他决定漫无目的地游荡。他喜欢这样，自从跨出校门，就再也没有这样游荡过，这个想法让他感到兴奋。

他穿过马路，往国际饭店的后面走去。这个地区到处矗立着大厦和巨型购物中心。就是这些钢铁巨人把每个生命紧紧地包围在它们的怀里，每个人都用自己毫无意义、苍白颤抖的生命建造了这些巨型怪物，而这些怪物傲然地挺立在每一条街上，每一条生命线上，每一种幻想中，疯狂地吞吃着蚂蚁一样东奔西跑、惊惶失措的人们。它们是冰冷的，它们是强大的，它们没有感情，没有宽容。它们希望有更多的同类拔地而起，当它们放眼望去，整个世界只有它们高大宏伟的同类，而可怜的人类，也就是创造了它们的技师们都成了它们庞大的肚子里的食物，它们巨大的胃才能正常地消化、分泌、运转。就像眼前的这家超级市场，王凡看着它感觉到深深的悲哀。每天数以万计的人用无数钞票和疯狂从里面换取虚无和欲望。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一切，安全套、指甲刀、唇膏、水晶杯子、恒温马桶盖、微波炉、话梅、蛋卷儿、数字摄像机、盗版DVD、爱尔兰红酒、挪威三文鱼，等等等等你可以想到的一切。而从人类得到了这些之后，反而成了某种附属品，越来越像一群白痴，也许有一天，一排排货架上会站着一批批壮男美女，待价而沽。只要你能付足够的钱，他们就会属于你，听你使唤。

想到这儿，王凡就觉得非常失望，一切都索然无味。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他也不知道到底还对什么有热情。那些随着成长正渐渐失去的东西，孩子似的幻想，清晨的阳光，恶作剧，拉着女生的手时狂喜的感觉，操场上的露天电影，还有无畏的愤怒和轻狂，它们都跑到哪儿去了？好像一觉醒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永不再来。王凡沮丧地向前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酒店后面的停车场。

他看见在等候的出租车队，有一堆人围着一辆皇冠车，他们看上去都聚精会神。他走过去，看了看，原来这帮人在车的前盖上打牌。在散乱的一堆牌边还摞着一叠钱。王凡明白了，他们在赌钱，看上去他们都像是在这等活儿的司机。王凡站在一边看着，他发现其中一个戴着太阳帽的小个子很精于此道，他看了三把牌，那家伙赢了三把。小个子似乎正在兴头上，兴高采烈地招呼着周围的人下注。

他们玩的是二十一点，也就是BLACK JACK，赌场里很常见的那种玩儿法。第四把牌小个子又赢了，旁边的几个输家有点恼怒，嘴里骂骂咧咧的。王凡看着看着突然也想玩儿两把。他不懂赌钱，只是想玩玩，反正这三千块钱是要花的，花在哪儿不都是花吗？六“我也玩一会儿行吗？”王凡笑呵呵地看着那帮人说。

小个子斜瞄了王凡一眼，又看了看其他几个人，点了点头。“行啊，哥们儿，谁玩儿都行，但是要输了别急，把把亮钱，这全是一块儿玩儿的，你算生人，别玩儿花活儿。”“行，不瞒你说，我不会玩儿，闲着没事儿，碰碰运气。”

小个子洗了洗牌，把牌往王凡手里一塞，说：“你当庄吧。发牌。”王凡接过牌按次序给每个人发了牌。他不知道小个子一上来就让他当庄，是有目的的。玩二十一点，五个人以上，当庄的人赢的几率很大。五个人以下，当庄的人输的几率比较大。

第一个人叫了二十块钱，第二个人也叫了二十，第三个人叫了十块，轮到小个子，他抽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往车盖儿上一拍，说：“就这么多。”说完，用眼睛盯着王凡。王凡悄悄地看了一下自己的底牌，是一张9，还可以，面儿上是一张K，他心里有点儿数了。第一个人没要牌，第二个人要了一张8，第三个人要了四张牌：A，4，2，2。小个子面儿上是一张9，他看了一眼底牌，是一张7，这种牌很尴尬，他想了想，又要了一张牌，结果是一张J。他沮丧地骂了一句：“他妈的，真背！”大家亮牌，这一局王凡19点胜，两家爆，两家不足19点，他赢了一百。

小个子嚷嚷着：“发牌发牌，你小子运气还挺好。”王凡笑了笑没说什么。第二把牌，每个人都叫了五十，王凡觉得他们有点儿急。第一个人面儿上是一张2，第二个人面儿上是一张A，第三个人面儿上是一张8，小个子这次面儿上的牌很好，是一张A。王凡的面儿上是一张10，他这次没有看底牌，他估计这把会输，但是他无所谓，输了更好。

第一个人要了两张牌，2和10，共19点。第二个人要了一张9，共18点。第三个人要了一张Q，爆了。小个子这次没要牌，表情很得意。王凡估计他至少20点。小个子把底牌猛地一掀，是一张Q。他晃着脑袋看着王凡说：“这局我应该是赢了。”王凡看了他一眼，慢慢地抽出底牌，慢慢地翻了过来，一张A！庄家21点，通吃。“操！真他妈操蛋。”小个子把帽子摘下来狠狠地扔在了车盖儿上。旁边一个人说：“你小子手够壮的啊！”王凡笑呵呵地点头：“运气，运气。”这把牌王凡赢了两百，他把自己的三百块钱顺手拿起来放到裤兜儿里。小个子把牌翻来覆去洗了好几遍，交给王凡。“再来一把，我不信你还能赢。”王凡又笑呵呵地说：“哥们儿，不瞒你说，我还想输呢！可是牌到这儿了，没办法。”小个子听了面带怒色：“这话我可不爱听了，来赌的还有想输的？别赢了钱还恶心我们。”

这回前三个人都叫了三十，小个子拿出一张百元票扔到面儿上，嘴里嘟囔着：“我就不信了。”王凡开始发牌，第一个面儿上是张6；第二个人面儿上是张A；第三个人是张10；小个子这回面儿上是一张8。而王凡这次面儿上是张3，不太理想，王凡想这回输了。第一个人要了张3，加底牌共19点；第二个人要了张7，加底牌共20点；第三个人要了两张牌，7和8，爆了。小个子这回没要牌，底牌是一张9，共19点。他看着王凡的那张3说：“这次你真悬了。”王凡慢慢地把底牌翻过来，是一张6，共9点，必须要。小个子在旁边叫着：“不可能是10。”王凡抽了一张牌，是张3，又是一张3！王凡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知道从概率上讲，下一张牌很可能有9以上，那他可就爆了。王凡轻轻地抽起了第四张，天哪！是一张5，共17点。可要可不要，这种牌非常难受，再要爆的几率很大。现在如果收手，王凡输三家、赢一家。小个子看着王凡正在琢磨的样子，在旁边叫着：别想了，认输吧，你以为能给你来张4吗？连着过了这么多小牌了，下一张肯定是花人儿。”王凡想了半天，还是伸手去摸了最后一张牌。此刻他心里也在打鼓，他知道能摸到4以下牌的可能性真的是微乎其微。他在心中默默地念着：“4，4，4。”小个子不说话了，眼睛鼓鼓地盯着王凡手中的那张牌。其他人和在边上聊天儿的几个人也都把头凑了过来，一动不动地看着王凡手中的牌，空气仿佛凝固了，王凡把自己的底牌3盘了过来，看着他们说：“反正你们都猜出来了。”然后缓缓地把牌贴在手掌心，把手悬在了空中，然后猛地一翻腕儿，“啪”的一声亮出了这张决定胜负的牌。

……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包括王凡自己，居然是一张4！红桃4！王凡赢了，他长嘘了一口气。这时小个子把牌一摔，大叫：“出鬼了，不可能这样，哥们儿你太兴了，玩儿不过，照这样儿，我们连车都得输给你。”旁边儿几个人垂头丧气地吵吵着。王凡笑了一下，拿起车盖上那一百九塞给小个子：“玩玩儿而已，别当真。这钱你们拿回去，一会儿中午哥儿几个撮一顿。我已经赢了，无所谓。”“那哪儿行啊？！愿赌服输，这钱我们可不能要。”小个子推开王凡的手。王凡赶紧抓住他的手腕儿，把钱塞到他手里说：“就这样了，没事了，不就是玩儿吗？”说完拿出烟发给了他们几个。小个子犹豫了一下，就不好意思地把钱收了起来。

这时，王凡腰里的BP机响了，他低头看了看，是一组数字短语。看不懂。他想起来，说明书的小本儿出门前和其他几张发票一块儿塞到了那只黑皮夹里面。他拿出皮夹，从里面抽出一个小本儿，开始查找短语。可就在这时，一个中学生骑着自行车沿着路边以极快的速度从后面冲了过来，一下子碰到了王凡的胳膊。这一碰，王凡没有准备，手下意识地一松，黑皮夹脱手而出。皮夹在阳光下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不偏不倚，就像设计过的一样，正好掉进了路边的一个下水道里。七

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你以为理解和看透了的，他却永远把你当成一个傻瓜嘲笑和戏弄的朋友，无所不能，和蔼可亲的朋友。

从皮夹掉进下水道的那一瞬间起，王凡心中的那种荒谬感突然间更强了，那是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就像你急急忙忙赶赴一个婚宴却发现来到了一个葬礼；就像晴天里突然一阵暴雨把你一身崭新的正装淋得湿透；就像你以为紧闭双眼可以看不到这个世界却发现这世界更清晰赤裸地出现在你眼前。王凡的生活似乎总是被这种荒谬包围着，也许每个人都是。他反抗过，他努力过，他挣扎过，他想改变这一切。可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他苦笑着摇摇头。

小个子和那几个司机都凑到下水道旁边看着。那个下水道是一个枯眼。小个子叫着：“有戏，哥们儿，这里面没水，咱们把盖儿打开。”说完几个人抓住盖儿上面的铁条拼命往上拉，可是盖儿纹丝不动。可能是风吹雨打锈住了，几个人弄了半天也不行，都站了起来。小个子转过身不好意思地对王凡说：“没戏，都锈住了。你看怎么办？”王凡走过去蹲下身仔细地看了看。从上面看下去，这个下水道很浅，里面都是尘土、枯叶、碎石子和废纸。那只黑皮夹很刺眼地躺在里面。王凡把手从铁条的缝中使劲伸了进去，想够到皮夹，可是铁条之间的距离太窄了，试了好几次都够不到。“我来试试。”小个子把王凡扒拉到一边儿，趴下身子把手伸进去。还真行，小个子那瘦小枯干的胳膊居然伸了进去。其他几个人不禁兴奋起来，在旁边叫着：“牛逼！给丫够出来！”小个子听着也兴奋地圆睁双眼，拼命把胳膊往里伸。可是到了肘部，却怎么也下不去了。小个子嚷嚷着：“就差一个手指的距离，我就操他妈的……”他还想试图往下，可是坚硬的铁条硌得他龇牙咧嘴。“算了，算了，我想想办法吧。”王凡扶起了小个子。小个子沮丧地站了起来。“多谢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嗨，这有什么呢，能帮就帮呗，反正待着也是待着。你瞧你，刚赢了钱就掉了钱包儿，多倒霉啊。怎么办啊？有多少钱？”“没多少。没事儿，我想办法吧。谢谢你们了。”王凡冲他们笑笑，点上了一根烟，一屁股坐到了马路牙子上，想了半天站起来对小个子说：“你们要是不走，帮我看着点儿我找人来看看。”“哎，行了。”“我去打个电话。”王凡对他说。“放心吧！别人想拿也拿不了啊。我们帮你看着，去吧。”小个子冲他挥挥手。

王凡转身晃晃悠悠地走到了酒店对面的一个公用电话，拿起电话拨了一串号。“喂？找谁？”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老头的声音。“喂，二勇在吗？”“你找二勇啊？等一下。”“好。”王凡想起了他这个发小。二勇从小就和王凡住一个楼，两个人交情很深。王凡记得曾经为了二勇把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右眼给封了。因为那个家伙把二勇的初恋情人给抢了，二勇痛苦得差点儿自杀。王凡挺喜欢他这样的人，他人老实，心眼儿也好，大大咧咧的，就是有点二百五。有人跟王凡说过，二勇是那种自己觉得自己挺好，可别人都觉得他有点傻逼的人。王凡不管他们说什么，他喜欢二勇，喜欢他那二百五的样儿。“喂。谁呀？”电话那边传来了二勇清亮的声音。“我，王凡。”“我操！你啊！有日子没你信儿了。怎么样你现在？”“我还行吧，你怎么样？”“还是那样儿呗。”二勇还是那副腔调，“上班儿，耗着呗，没劲。怎么今儿给我打电话啊，是不是挣了钱请我吃饭啊？”“别扯了，背着呢。”王凡把关于皮夹的来龙去脉给二勇说了一遍，但没有告诉他皮夹的来历。二勇高中毕了业，没考上大学，就进了他爸爸的工厂，成了一名水暖工。这份工作也挣不了多少钱，又脏又累，别人都瞧不起。可是二勇觉得无所谓，干得也挺踏实，王凡知道，今天这事儿找二勇最合适。

二勇听他说完，在电话那头儿傻笑着：“这事儿好办，我就是干这个的，你放心吧，着急吗？”“最好现在你就来一趟。”王凡说。八

在肯德基门口等了十分钟左右，王凡远远地看见于小红从街对面走过来，旁边还有一个女孩儿。于小红看上去和以前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还是那么漂亮。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发出一种动人心魄的美。王凡记得上学的时候于小红就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单纯而爽朗的性格更是招来许多男生疯狂的追求。大家都喜欢这个女孩儿，王凡自然也属于其中一个，只是王凡属于最单相思的那一种，从没对她说过一句话。他只是把那种深深的爱慕埋在心里面。有时候在放学以后，王凡故意在校门口对面的小卖部前徘徊，为了等到于小红从里面出来。每当他看到于小红，都会觉得心跳加速，脸红红地低下头。有几次于小红发现了这个男孩儿，听旁边的女生告诉她，他叫王凡。也许是因为有太多的追求者吧，于小红从来就没有把王凡当回事儿，渐渐地也就淡忘了。

有一次王凡在全校操场大会集合的时候就站在于小红的后面，他激动得手足无措，呼吸都感到困难，脑袋里完全是真空的。以至于那一个半小时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在大会快结束的时候，于小红甩了甩胳膊，无意中碰了一下王凡的手，那一瞬间，王凡魂飞天外，一种幸福的感觉猛烈地从身体里爆裂开来。这种迷醉一直伴随着王凡毕业，离开学校。

隔了几年再见到于小红，王凡觉得心里的那种迷醉突然间又浮现出来。眼前的于小红无疑让王凡更加心动。时光飞逝，疯狂依旧。王凡感到自己心里火辣辣地鼓噪着一种冲动。于小红已经发育成熟的身体散发着一种诱人的气息。她身材消瘦，属于时下女孩儿拼命追求的那种身形，饱满的胸，在风中微微晃动，还有那张让王凡一直无法忘怀的脸，散发着一种比过去更加妩媚的味道。也许是过度的夜生活留下的痕迹，在这张完美的脸上有着那么一丝疲倦。“你好，是王凡吧？”“对，好久没见了。”“是不是等半天了？”于小红站在王凡面前眯眼笑着说。“没有，就一会儿。”王凡还是有点儿害羞。“这么多年没见，你不像以前了，那个时候我看见的你就是个小男孩儿，瘦瘦小小的，现在变成了帅哥了。”小红还是笑嘻嘻地说。

王凡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没有，还是那样儿，你是越来越漂亮了。”

于小红美滋滋地甩了甩头：“嗨！就这样呗。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于小红搂住旁边的那个女孩儿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文芳。你就叫她芳芳吧。”然后又指了指王凡：“这是我中学时候的老校友王凡。”王凡赶紧点了点头：“你好。”芳芳也冲他微微地点了点头：“你好。”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王凡这时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芳芳，可以说芳芳也是一个百分百的美女，看上去要比于小红成熟些。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微厚的嘴唇，脸上透着一种冷艳和性感。一件浅色暗格衬衣很随意地穿在她的身上，淡蓝色的牛仔裤恰如其分地勾勒出她修长的下身。王凡觉得，像她这样的女孩儿可能更被三十多岁的男人喜欢，她给人一种神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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