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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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之旅：约瑟夫·坎贝尔亲述他的生活与工作试读：
前言
约瑟夫·坎贝尔在古代神话海洋中漫长而奇幻的旅行既是精神上的追求，也是学术上的追求。通过大量的阅读、写作、游历以及与同时代很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进行会面，他发现了世界神话学遗产中惊人的相似性，这加强了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抱持的信念：大自然的核心存在着根本性的大同。“真理只有一个，而圣人以各种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他常常引用《吠陀经》中的这句话。综合历史中恒定的真理成了他人生的燃点，用神话永恒的纽带在科学与宗教、心灵与肉体、东方与西方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成了他工作中的重心。
在《千面英雄》的前言中他写道：“我希望这种比较对目前可能还不太令人绝望的统一事业有所帮助，不是以某些基督教会或政治大国的名义进行的统一，而是在人类相互理解意义上的统一。”
与传统的学者强调文化差异不同，坎贝尔把注意力集中在相似性上，对神话学、宗教和文学采用了比较历史方法。他相信神话故事与意象中共同的主题或原型超越了千变万化的形式和文化表现。而且他相信通过回顾神话中这类原始意象，比如英雄、死亡与重生、童贞女得子和应许之地，即灵魂的普遍方面，我们能够揭示出共同的心理根源。正如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它们甚至能揭示出灵魂如何看待它自己。
他写道：“神话是‘神的面具’，透过它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将自己与存在的奇迹联系起来。”他相信认识到这些意象的永恒性会令我们感到震惊（从原始文化到最现代的文化），这不仅能够阐释我们的内在生活，也能阐释从中产生所有人类生命的深层精神根基。
就像爱因斯坦探求解释外部世界能量的统一场理论一样，约瑟夫·坎贝尔致力于创造出同样非凡的、有关内在世界能量的统一场理论，被我们称为“神”的内在世界能量的化身。坎贝尔将物理学家所说的“真实世界的脉络”称为“宝石的网络”，这是源自印度人的宇宙观的一个绝妙隐喻，也反映了约瑟夫·坎贝尔对神话、宗教、科学和艺术的独特整合。他总结道，曾教授他这些学科的老师们本质上在说相同的事情：在整个历史中存在着唤起人类灵性的原型冲力系统，也就是“同一首壮丽的歌”。
作为学者、教师和作家，他所走的打破传统的道路与他在大量神[2]话中发现的“左手道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奥义书》称之为“像剃刀刀锋一样锋利的桥”，佛教徒称之为“中道”，或者寻找圣杯时进入的黑暗森林，“那里没有道路”。他本能地遵循着自己的学术之道，超越了传统学术的神殿，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待灵性与心理，它包含了圣人和萨满所说的、能够被直接体验到的超越物质世界的现实。这种直接感知神秘主义者所说的宇宙意识的形式不亚于亲身遇到众神。这就是在混乱表象下看到秩序，在黑暗核心中捕捉到肯定生命的美丽。如果像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所说“人类存在的最大诀窍在于在短暂中抓住永恒”，那些能够从坎贝尔富有挑战性的观点中体验到永恒的人便成了我们的魔术师、我们的精神向导。
坎贝尔经常开玩笑说，非传统的职业使他不能享有其他学者可以享有的一些特权。但是对了解他的人来说，他显然对成为特立独行者、“业余爱好者”和他那研究印度学的导师海因里希·齐默尔（Heinrich Zimmer）所说的“引以为乐的人”感到非常骄傲。他承受得起那些特权的流失。在职业生涯早期，在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他的热情——他充满神的存在，为他赢得了学生们的心，随后又为他赢得了许多艺术家的心。他对“伟大的神话元素”的痴迷使得思考变成了冒险，知识变成了智慧，为读者和听众揭示出神话学的个人意义。对他们来说，坎贝尔早已超越了学科普及者的身份，在法语中他会被优雅地称为“赋予生命者”。他是充满魅力的老师，不仅让复杂的内容变得活泼生动，还能够激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说的“战栗”，即认识到自己生命的真相而引发的颤抖。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便足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受爱戴的老师。
在50多年的教学与20多部作品的写作之后，坎贝尔觉得他的贡献仅仅是给予人们“探索缪斯之境的钥匙”，那是人们难以轻易看到的奇异世界，由此产生的想象与灵感能够指导我们对人生的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坎贝尔是现代的“秘法师”，是指引我们参悟高深莫测的古代典籍中的秘密向导，这些典籍包括《贝奥武夫》（Beowulf）、《吉尔伽美什》（Gilgamesh）、《西藏度亡经》（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埃及的神秘故事、《伊利亚特》（Iliad）、《奥德赛》（Odyssey）、亚瑟王的传奇、美国印第安人神话、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的经典，还包括现代神话创作者的作品，比如詹姆斯·乔伊斯、托马斯·曼和毕加索的创作。在对这些壮丽的叙述和意象的解读中，他教给我们“如何阅读神话”（《千面英雄》最初的书名）：一种象征性的、隐喻的、充满感情的诗人的阅读方式。
但是除了解读“隐喻”的天赋之外，即他能参透变了形的生死之谜，坎贝尔还能对经典进行个人化的解读，在他之前还没有学者这样做。为了补充严格的学术方法，他复兴了解释学的艺术——本着赫尔墨斯的精神，独出心裁地进行解释，并将它们与眼睛闪闪发光的聪明的爱尔兰说书人的技艺融合在一起。由此，他为古老的传说注入了新生命，就像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认为每一代人都必须做的那样。在亚瑟王传奇研讨班结束时，他用自己最喜欢的故事——帕西法尔传说发出挑战：他问道，它将追寻圣杯，还是成为不毛之地？你将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灵魂探索，还是将追求只是给予你安全感的生活？你是否会追随自己的热情？你打算靠神话而活，还是被动地受神话牵制？
因此心醉神迷的学者再次出现，自科学理性主义时代以来，这类思想家被认为早已灭绝了。他常常提醒听众，“不是探究中的痛苦，而是获得启示时的狂喜”给予了“内心深处的狂喜”这种老说法以新的意义。而且他会补充说，“生命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应该加以实践的奥迹。”
但是这怎么可能？除了等待偶遇，我们还能做什么？在这个去神话的时代，我们如何逆转逃离神秘事物的趋势？而其中的首要问题是，世间不再有神圣的东西了吗？我们如何区分伪善与崇高？
对于现代生活中的幻灭，约瑟夫·坎贝尔独特的反应是：找到你生命中真正的激情，追随它，沿着不是路的路前行，也就是“追随你内心的极乐”。当你毫无疑问地经历过“啊哈”的时刻时，你便知道自己在驾驭秘密。
坎贝尔有着不可遏制的强烈愿望，希望追求本质性的知识，探求神话、传奇、童话、民间故事、诗歌、文学和艺术构成的梦幻世界中隐藏的和谐，这就是他内心的极乐。这让人回想起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描写，他采用了莎士比亚“灵魂的环球旅行”的说法。19世纪的精神唯物论漠视灵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通过研究深层心理将其拯救出来；坎贝尔的跨文化探究以及其他许多现代宗教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比如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研究，使存在于古老故事和灵魂象征中奄奄一息的神话恢复了活力。他们共同或独自“梦想着神话向前发展”，就像荣格建议的那样，重新编织古老的故事网络。
坎贝尔旅居国外的经历不可避免地让他接触到了长青哲学。他发现古代印度学者、古代中国学者、伊斯兰教苏菲派信徒、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以及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到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那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探究过这个崇高的主题。它存在于人类灵魂的深处，是反映神圣现实的一面镜子。诚如上下文所言：这个主题就是你。神的王国在我们心中，就在此时此地。突然意识到本我所在的神秘领域与终极的自然力量是一体的，这种醒悟是人类生命的秘密，是具有蜕变效应的生命之旅。“你就是你一直在探求的秘密。”坎贝尔说。
坎贝尔认为这种灵性的观点不仅超越时间，而且超越学科领域。他不仅非常尊重萨满和古代圣贤的智慧，对当代艺术家和科学家富有创造力的想象也充满敬意。因此像其他许多长青哲学家一样，坎贝尔对个人的或选民的神话即使不蔑视，也没有什么耐心。这类神话不允许其他人获得神圣的启示，或者宣称拥有独占的知识，而坎贝尔坚决认为这些知识是所有人类的基本真理，是神圣的永恒事物。“每个人都是选民”，他坚持道。每个神祇都是秘密的终极基础、超越物质世界的宇宙能量之源的隐喻和面具，它们也是你自己的以及其他每个人的生命的神秘本源。
鉴于此，在被人们热切追问了很多年人生的终极答案之后，坎贝尔意识到“当人们说他们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时，他们真正寻找的是对人生的深刻体验”。
作为对生命持有形而上学观点的神话学家，作为超越事物表象的医生，坎贝尔一生致力于描绘这些深刻的体验，也就是灵魂本身的旅程。
正如他所描绘的，内在世界或深层世界的地形图显示了需要我们凭借勇敢之心进行穿越的危险地域，虚弱的心智无济于事。他推断如果神话产生于心灵，就像梦从心灵中浮现那样，神话也能带领我们回归心灵。出去的路就是进来的路。这是超越信念与习俗已知边界的移动，是在寻找重要的事情，探索通往命运、个体性和原始体验的道路，寻求锻造意识本身的范式：总之，这就是英雄之旅：
英雄从日常世界冒险进入超自然的神奇地域：在那里会遇到神话般的力量，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英雄从不可思议的冒险中归来，带着可以赐福于同胞的力量。
这种“单一神话”是约瑟夫·坎贝尔坚定信念的核心，他坚信存在一个普适的神话。就像希腊神话中半狮半鹫的怪兽，单一神话是一个复合体，它一点点逐渐形成。坎贝尔富有创意地将大师们的重要观点组合在一起，这些大师包括乔伊斯、曼、荣格、齐默尔、恩德希尔（Underhill）、库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和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坎贝尔曾在一段很有影响力的文字中写道：“决心成为自己就是一种英雄行为。”
单一神话其实就是“元神话”（metamyth），是对人类灵性历史一致性的哲学表达，是超越故事的故事。用古代日本公案来解释就是，单一神话是一个神话拍手的声音：对自我蜕变的共同追求。英雄之旅关系到探寻深层自我的勇气，探寻创造性重生的象征和我们内在永恒的转化循环，还涉及探寻者本身竟然就是他力求了解的秘密的惊奇发现。从词语最初的意义来看，英雄之旅是将两种相去甚远的观点结合起来的象征，一种是古人的精神追求，另一种是现代人对同一性的探寻。“尽管形式不断变化，我们找到的是一成不变的故事。”
约瑟夫·坎贝尔的人生从传奇人物“水牛比尔”时代跨越到《星球大战》时代，他的研究对象从希腊太阳神发展到“阿波罗号”宇宙飞船。他的人生故事确实千般百态。斯图尔特·布朗记录这个千变万化的故事的梦想本身就是一段想象之旅。
坎贝尔多年来一直回避影片制作人员。为了转移人们对他的盲目崇拜，他提醒说，“那不是我，那是神话”。对于读者渴望看他的传记，他坚持说：“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想避开这些东西。”毫无疑问，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对自己“谁也不是”的生动讲述，是坎贝尔的自我意象的一个要素，就像寻找圣杯或《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梦境系列。除了几次深度采访之外，他本能地过着德国诗人玛利亚·里尔克（Maria Rilke）所写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活，“真正的艺术来自匿名的自我”。
不过在我们为期三年的拍摄中，他处处都有选择的机会，比如在图书馆里进行的零星采访中，在我们与他随意的交谈中，我们谈到在穿行于他自己的人生迷宫时，他如何识别出英雄之旅的各个阶段：历险的召唤、导师和协助者、阈限守护者、黑暗森林、将恩赐带回社会。
有一次，拍摄团队决定去他火奴鲁鲁的家里进行采访，以补充最初在伊莎兰学院拍摄的内容。我被要求向他解释：我们对影片拍摄已经有想法了，现在只是在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我告诉他，为了让纪录片具有鲜明的结构，如果能记录他的学习过程的本质，整个故事会更加引人注目。例如，他怎么发现了研究工作的主题？他为什么将纳瓦霍人的素材与印度人的素材联系起来？最早在什么时候他认识到凯尔特人的暮光神话与乔伊斯的暗夜世界小说是一致的？
直到所有拍摄完成，我们聚集在剪辑室里的时候，英雄之旅的主题才成了引导我们穿过电影胶片迷宫的阿里阿德涅（Ariadne）之线。虽然谈话和采访有时错综复杂——从《奥义书》到康德，从《诺斯替福音书》（GnosticGospels）到黑麋鹿（Black Elk），但现在[3]我们有了线索，那就是引导坎贝尔走出他自己的迷宫，将他的工作与生活关联起来的蜿蜒曲线，由此也可以理解他所提出的一些晦涩难懂的关联。他生活中突出的同步性时刻（“然后整个世界呈现出来”）证实了他的如下信念：献身于探索自己的内心是照亮前路的光束。我们一再发现他以叔本华的方式回想过去，将对生活的回顾写得如小说般精彩。坎贝尔对初遇的朋友，比如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艾德·里基茨（Ed Ricketts）、艾伦·沃茨（Alan Watts）和妻子珍·厄尔德曼的回顾，更像是在描述顿悟或重大事件，而不是描述奇闻逸事。至于对富有创意的艺术家的巨大影响，他似乎对自己的人生故事能有这样的结尾充满感激。
1987年2月，斯图尔特·布朗历时八年的爱之结晶《英雄之旅》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映。7个月后约瑟夫·坎贝尔在火奴鲁鲁的家中平静离开人世，享年83岁。从布朗梦想着推广坎贝尔的观点（当时几乎没有人想了解神话学）到我们的影片最终发行的大约10年间，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转变。坎贝尔的名声从他的学生和热心读者扩展到了大众文化领域。电影制作人，比如乔治·卢卡斯和乔治·米勒，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摇滚明星戴维·伯恩（David Byrne）和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牧师、诗人、心理学家，甚至喜剧演员都公开表达了对坎贝尔的崇拜，承认坎贝尔给他们的启发。
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公共广播公司播放了《英雄之旅》、比尔·莫耶斯对约瑟夫·坎贝尔的访谈节目《神话的力量》。随后发生的“坎贝尔热”让每个人都感到吃惊。谁会相信美国公众有兴趣听一位学者和一个记者探讨七个小时的宗教问题？然而坎贝尔的录音带和书的销量猛增，从教室、治疗师的办公室、教堂的地下室、禅宗中心到好莱坞的剧本讨论室，到处都有有关坎贝尔的讨论。
坎贝尔的吸引力远远超越了社会精英对人类学扩散理论和平行理论的争论，也超越了对卡米洛城和特洛伊城的传奇化。相反，令全国人民着迷的是一位激情四溢的讲故事的人，是转变为哲学家和作家的强壮运动员兼音乐家，是坎贝尔将普遍的人文主义与非宗教的灵性进行的令人激动的结合。这里有世界的背景音乐，有打开艺术、文学和宗教世界的大门的万能钥匙。最重要的是，他说“神话与你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在被怀疑主义和焦虑情绪所破坏的时代，出现了一个坚持要找到“激发我们的心灵、给它带来活力并唤醒我们”的人。公众在约瑟夫·坎贝尔身上看到了诗人叶芝所说的“老鹰的心灵”，这位睿智的老人是青春永驻之地上最罕见的原型。
坎贝尔认为神话很重要的观点刺激了长期蛰伏的有关灵性生活和美学生活的文化探讨。1986年冬天，在旧金山召开了“从仪式到狂喜”的会议，主角是约瑟夫·坎贝尔、心理学家约翰·佩里（John Perry）和感恩而死乐队。感恩而死乐队的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在舞台上向这位年迈的神话学家承认，他认为古代的神秘节日与摇滚音乐会存在相似之处，这赢得了满堂欢呼与鼓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我们认为我们在说同一件事。”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夜之间理解神话，但古老的“共同语言的梦境”突然被人们回想起来了。《英雄之旅》的影片首次在电视上播放后，我把它带到全美和欧洲各地，在电影院、在大学礼堂、在电影节上放映。每个地方的观众在放映结束后都会留下来，参加长时间的问答环节。当我在自己的“神话与电影”研讨会上播放特别选出的剪余片，并且依然获得了令人高兴的反馈时，我认识到我们拥有一个资料的宝库。我跟布朗先生商量将数小时的剪余片从默默无闻的储藏室中拯救出来，将它们组织成书，满足大众海啸般的兴趣。他很慷慨，不仅允许我使用电影胶片，还让我使用坎贝尔数小时的讲学录像带，并鼓励我创作出一本与电影配套的书。我对此深表感激。
激发我整理原始文字记录的还有强烈的好奇心。我想找出近1 500页杂乱且令人费解的对话、采访、演讲与坎贝尔的个人经历，以及与其作品变迁之间有趣的关系。他如何使数量惊人的知识积累达到和谐一致的境界？这些知识如何秉持着肯定生命的宗旨，毫不畏缩地洞察人类状况的黑暗面？在迷宫的中心一个表面上的矛盾之处正昂起它的弥诺陶洛斯之首：如果像坎贝尔所说，旧神已死，传统的神话已经过时，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它们，更不用说去狂热地探讨它们了？
只希望以下所引用的对话、采访、演讲和书籍的集合能够使人回想起坎贝尔动人的回答：我们正处于希腊人所说的“众神变形”的时代。新神的形象、富有创意的新神话以及全球性想象不是被重新创造出来，而是产生于被唤醒的人类心灵中。在那里有根据不同时代进行重塑的各种隐喻，它们表达的是永恒的真理。我们在那里可以找到勇气，“快乐地参与人世的悲苦”。坎贝尔在佛教教义中发现了这种肯定生命与慈悲为怀的不朽教诲，这使他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我相信这是他最大的遗产。
我仔细查看了在伊莎兰学院、国家艺术俱乐部以及最后在坎贝尔位于火奴鲁鲁家中拍摄的原始素材，最终将剧本转写本打造成书的形式。我还非常幸运地可以在约瑟夫·坎贝尔的各种录像带中挑选一些片段。这些录像带包括主题为“长青哲学”“詹姆斯·乔伊斯和托马斯·曼”“心灵与象征”的演讲，还包括他最后一次正式的巡回讲学（因为布朗先生的远见和勇气，才有了1982—1983年的这些录像带）以及1987年5月在洛杉矶导演工会放映《英雄之旅》之后的小组讨论。
电影必须经过大量的编辑才能重现坎贝尔的人生和工作的发展变化。在需要重新构建的地方（由于影片中声音太小或对话发生重叠，会出现不可避免的令人气恼的中断），我可以借助在坎贝尔研讨会、工作坊和个人对话中记录的笔记来完善。在全部电影胶片中，约瑟夫·坎贝尔自己的旁白是最精彩的部分。以这些旁白为主线，故事一章一章慢慢展开，好似他经历过的那样。其他故事和再现会以这个故事为指引，它们或许涉及的面更广，不够概括，但它们就像讲述者在火堆旁讲述故事。故事中呈现出来的自我统合可能是坎贝尔最后一个精彩的隐喻，它隐隐约约地体现了当今所有人面临的任务。
1987年暮春，我在旧金山克里福特酒店的红木房酒吧最后一次见到约瑟夫·坎贝尔。那天晚上，我们像以前一样聊了很长时间，我们叫它哲学家“长谈”——那是久以离开但依然存在和尚未出现的心灵对话。我们畅聊了两个我们最喜欢的主题：乔伊斯和巴黎以及艺术家与城市之间苦乐参半的关系。
喝着最后一杯格伦利物威士忌酒，我向他吐露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几年前，我骑着摩托车在全国漫游，就像《一千零一夜》里任性不羁的旅行者被藏在黑暗森林树根下面的金块绊倒一样，我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就好像我来到了英雄之旅的核心。
冲击我的心灵的是亚利桑那州靴山公墓（Boothill Cemetery）里的一块破败墓碑上的碑文，这是一位老枪手的墓碑，上面写着：“做你自己，因为如果不做自己，你就不是你自己。”
如今坎贝尔爽朗的笑声、酒杯碰撞时发出的叮咚声、深夜红木房酒吧里抚慰心灵的爵士乐钢琴声犹在耳边。“就是这样！”他眼睛里闪烁着永恒的惊奇神情，大声说道，“那就是所有的真谛：英雄之旅的秘密。太了不起了！”“怎样才能让它再次发生？‘做你自己……’”菲尔·柯西诺你知道内封书脊上的神话人物是谁吗？扫码关注“庐客汇”，回复“英雄之旅”，精彩故事抢先看！第一章历险的召唤
历险的召唤标志着命运对英雄发出了召唤，将他精神的重心从英雄所处的暗淡无力的社会转向了未知的区域。表现这个充满珍宝与危险的决定性区域的方式各不相同，可能是一片遥远的土地、一片森林、一个地下的、水下的或天空中的王国、一个神秘的岛屿、高高的山顶或深沉的梦境，但那始终是这样一个奇异的地方，有着多种形态的流动的存在、无法想象的折磨与痛苦、超人类的行为和终极的喜悦。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1925年，坎贝尔在华盛顿州亚基马市印第安人的竞技表演现场与一位年轻的雅吉瓦女性合影
1904年3月26日约瑟夫·坎贝尔出生于纽约市，他的父母是查尔斯·坎贝尔和约瑟芬·坎贝尔。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爸爸带着他和他弟弟查理去麦迪逊广场花园看“水牛比尔”的狂野西部秀，还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他对那里的印第安图腾柱非常着迷，由此爱上了神话。12岁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书籍，很快意识到了这些故事与自己信奉的罗马天主教的故事有相似之处。这个发现激发了他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对晦涩难懂的神话学的跨文化研究。
在康涅狄格州新米尔福德读大学预科时，他最喜欢的科目是生物和数学。1921年他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继续学习生物学和数学，但日益感到“完全迷失了方向”，甚至考虑过辍学经商。1904年，13周大的约瑟夫·坎贝尔和父母查尔斯·坎贝尔、约瑟芬·坎贝尔
1922年夏天，父母的一位朋友送给坎贝尔一本达·芬奇的传记，这本书促使他转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兴趣从科学转向了文化史和人文学”。
斯图尔特·布朗：你能给我们讲讲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你的爱尔兰背景吗？斯图尔特·布朗
精神病学家，影片《英雄之旅》制作人。
约瑟夫·坎贝尔：我并不太了解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我的爷爷在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的末期来到美国。他是个农民，后来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一个庄园里做园丁。我父亲在那里长大。我奶奶也来自爱尔兰。我父亲年少时在一家超市谋得了一份工作，后来成为他们重要的销售人员之一。他们派我父亲到纽约开设纽约分公司。因此我出生在纽约。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去看望爷爷。他有一大把白色络腮胡，就像老爷爷应该有的样子。那就是我对他的全部记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只见过我的姥爷一次。我妈妈是个纽约女孩，不过她的妈妈来自苏格兰，是个漂亮、可爱的女人，她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好。我妈妈有一个帅气的兄弟，他非常擅长游泳。大约21岁时他死于糖尿病。我还记得小时候和他一起去游泳的日子。如果说哪位家人对塑造我的理想和理想主义产生过影响的话，那就只有他了。1908年左右，大约4岁的坎贝尔（右）和弟弟查理，在后来几年在读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认里，坎贝尔因为一个家庭传说而洋真思考过凯尔特时期的爱尔兰人。洋得意，一次他、弟弟、外祖母和上大学时我开始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还是婴儿的妹妹沿着纽约市河滨大道漫步，一位女士挡住他们说：凯尔特意识，认识到它源自那个充“你们两个小男孩长得真可爱。”约满奇妙幻想的地方是多么幸运。整瑟夫勇敢地回答道：“我有印第安个欧洲的奇幻世界都源自爱尔兰。人血统。”然后他弟弟插话说：“我有狗的血统。”后来在读研究生时，我对亚瑟王的传奇产生了兴趣，它完全属于凯尔特文化。我逐渐意识到我与他们的思想有联系。
布朗：你的童年是怎样的？你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学生吗？
坎贝尔：从大约四五岁时起，我就对美国印第安文化很感兴趣，那成了我真正的学习。上学后功课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但我热爱的是美国印第安神话这个不合常规的领域。那些年我家住在新罗谢尔市，隔壁就是公共图书馆。大约11岁时我阅读了儿童图书室里所有与印第安人有关的图书，并被允许进入成人图书室。我记得我会从图书馆带一大摞书回家。我认为那就是我学者生涯的开端。我知道确实如水牛比尔·科迪（Bill Cody）是前线此。侦查员、廉价小说里的英雄，被视为神话的美国西部故事里的主要力
我读了美国民族学局的所有报量，一次表演后他在帐篷里享受雪告，弗兰克·库欣（Frank 茄和报纸H.Cushing）和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作品，以及其他大量书籍。到13岁时，我对美国印第安人的了解不比后来我认识的很多人类学家少。他们知道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印第安人是他们现在或曾经的那个样子，但他们不是很了解印第安人，而我了解。
布朗：小时候你是否有崇拜的英雄？是否有哪位名人成了你人生早期的导师？1917年左右，坎贝尔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派克县的小木屋1910年左右，水牛比尔的狂野西部秀。这张照片是坎贝尔的父亲拍摄的，当时坎贝尔一家去观看水牛比尔·科迪和他惊人的骑兵队、神枪手和印第安战士，表演点燃了年幼的坎贝尔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强烈兴趣，这种兴趣维持了一生
坎贝尔：嗯，1917年左右我父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波科诺山里发现了一处可爱的地方，附近刚好住着一个作家，我一直在读他写的关于印第安人的书。因此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导师或老师。他叫埃尔默·格雷戈尔（Elmer Gregor），写作与印第安人有关的书籍，他曾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生活过。在1912—1915年，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的战争还在继续，当时流传着诸如“只有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善良的印第安人”这样的说法。因此尽管我们在东部，但感觉好像印第安人无处不在。
正是这个美丽的地方使我真正发现了大自然。在关于神话的写作中，我会强调生物学、大自然和身体。这个特点便源自那个时候。这种结合就来自格雷戈尔，他是一位博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印第安人的学者。他把我领上了这条路。在我的记忆中，格雷戈尔是位大师。我们常常用印第安人的手语在餐厅里隔空交流，还会做类似的各种事情。
我的神话学家职业几乎就是在看水牛比尔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狂野西部秀时开始的（1910年）。两三年后他就去世了，替代他的表演团队是“101农场”（101 Ranch）。穿插表演中有一个叫“铁辫子”（Irontail）的印第安人，他的头像曾出现在五美分上。他侧面冲着人坐着，人们列队从他旁边走过去，掏出口袋里的五美分看看，鞠个躬，然后继续走。约瑟夫·坎贝尔，《时尚先生》杂志，1977年9月
布朗：听起来你对印第安人的兴趣一部分来自你自己，一部分来自家人对你的直接鼓励。
坎贝尔：我父母非常支持我自己发现这个兴趣，他们帮助我继续追随它。虽然他们是生意人，没有太多学识，但他们结识了一些能帮我找到需要的书的人，这对我确实帮助很大。
在学校里我必须尽学生的本分，学习老师要求我们学的东西，我喜欢所有的科目。但是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印第安人。
布朗：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你的罗马天主教背景，包括教会和仪式。
坎贝尔：我就读的是纽约一所女修道院的日间学校。天哪，大约在15岁之前我一直和修女们待在一起。出生在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和环境中，童年与修女们一起度过，而且在弥撒中当助祭（我是举行弥撒时协助神父的侍者），这意味着我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学习天主教的教义。我认为任何不是我这样的实质性的天主教徒不会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宗教氛围。它非常有影响力，有支撑生命的力度，它是美好的。天主教是诗一般的宗教。每个月份都有诗性与灵性的价值。啊，它让我着迷。我确信我对神话学的兴趣源于此。在阅读学者、艺术家或小说家的作品时，我注意到如果他们把神话看成是构建生命的事物，不只是幻想，而是深刻的、意义重大的幻想，那么他们十有八九是天主教徒。我曾经对人们离开他们信仰的宗教后会发生什么很感兴趣。新教徒和犹太教徒成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天主教徒变成了……诗人。你知道，这千真万确！布朗：你上过教区学校或公立1920年，坎贝尔（右）与朋友约小学吗？翰·麦克菲在坎特伯雷中学（Canterbury School）坎贝尔：我上过康涅狄格州的坎特伯雷中学，那是一所很好的天主教预科学校，对我而言也是个新的开端。坎特伯雷中学有两位很特别的老师。一位是校长纳尔逊·休谟（Nelson Hume），他创办了这所学校，也是教会我写作的人。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师。学校刚成立不久时，只有50个男生。我所在的班有6个孩子，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关注。每天我们必须写当天发生的新鲜事。休谟走进教室，大声读这些关于新事件的文章，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每天都要写、写、写。当时我还学习了生物学和数学，那是我最喜欢的两门课程。
当然我们还要学习语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里，我们依然不能学德语，必须学西班牙语和法语（我甚至不能得德国麻疹，我得的是自由麻疹）。我们的语言课老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正是通过他，我第一次了解到梵文这种东西的存在。他是一位语言学家。通过他与校长，我发现了我们所说的学术世界，尽管我是靠自己发现了对印第安人的兴趣。
布朗：据说高中时你给自己班的同学们上过生物课，这是真的吗？
坎贝尔：是的，休谟校长希望我能成为他学校里的大师。他给我提供了两次给同学上课的机会，不过从来没有提供给过其他学生。第一次我给同学们讲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第二次讲的是生物学和血液的循环系统。那是非常大的成就——我最早的讲学经历。
坎贝尔：神话学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使个体与自然相调和的问题。原始人类所生活的世界被编写成了神话。我们的传统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圣地位于其他某个地方。因此我们完全失去了与大自然的和谐感。如果圣地不是这里，那它哪儿也不是。安杰利斯·阿里恩
巴斯克神秘主义者，人类学家兼教师，著有《塔罗牌手册：古老视觉象征的实际应用》。
安杰利斯·阿里恩（Angeles Arrien）：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确实可以使人们敬畏大自然。
坎贝尔：我非常喜欢约翰·内哈特（John Neihardt）的书《黑麋鹿如是说》（Black Elk Speaks）中黑麋鹿所说的话，在书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幻想。他说他发现自己位于世界中心的山上。那是南达科他州的哈尼峰。他说：“可是任何地方都是世界的中心。”
这是基本的神话学问题：进入那片土地，找到其中的神圣性。然后你自然会与这片土地的美丽自然相匹配。这是最初的根本性适应。现在如果像我们的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你认为大自然是腐坏的（大自然中的某些事物应该不会腐坏），那么你就无法使自己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相反，如果你总会思考对与错、善与恶、魔鬼与上帝，当你站在道德立场时，顺从大自然就变得很困难。
当你与大自然是和谐的，大自然将展现出它的慷慨……永恒穿越时间而闪耀的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约瑟夫·坎贝尔，《神话 Ⅲ：西方传统的形成》（Mythos III：The Shaping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
阿里恩：但是我们的生命包含四个季节，它们始终如一地反映了我们的发展过程。每个人都有春天、夏天和冬天。
坎贝尔：一般来说，诗人和艺术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找到内在根基，他们让自己与之和谐一致。
爱德华·德雷森（Edward Dreessen）：那么你是在说神话是一种永恒的重生，是对人生发展过程的认同吗？爱德华·德雷森
合气道大师，目前住在北加州。
坎贝尔：正是如此。当你来到神圣的地方，你会感觉到神圣性。这真的很神奇。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加州大苏尔的伊莎兰，有一条小溪，那里便存在着一点儿神圣性，埃塞伦族印第安人认为它是神圣的。
我记得在冰岛时，当地一位神话作家带我妻子和我参观那里所有圣地。有一个地方叫辛格韦德利（Thingvellir），每年他们在那里举行盛大的仪式。你会感到那是个有魔力的地方。在法国拉斯科洞穴里时，我也产生了相同的感受。你不想离开那些地方，它们抓住了你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那是非常深奥、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永远不会忘记访问希腊德尔斐神庙的经历。神庙虽然遭受过基督徒的故意破坏，但它们仍伫立在那里，你能看到希腊人对肉体之美的认识。正是在神庙里，传神谕者（也就是女先知）从来自地狱的烟雾中获得神的灵感，做出预言，解读命数。
接下来你会看到另一个层次的美丽，神庙的背后是一片壮丽的山谷，它与大自然是和谐的，将大自然与人类自然的最高成就结合起对于住在松树岭保留地（黑麋鹿在来。这就是希腊。再爬得更高一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附近的白人来说，黑麋鹿只是一个些，你就来到了竞技场。据我所“讲道者”，但对他的族人——奥格知，只有希腊文化将灵性、宗教、拉拉苏族人（Oglala Sioux）来美学和身体结合在同一幅图景上。说，他是一位圣人或萨满。坎贝尔希腊的年轻人可以参加这些体育比强烈地感觉到，约翰·内哈特在《黑麋鹿如是说》中讲述的故事就赛，这就是个体和个人追求的理是我们“精神历史”的一部分念。
任何像这样美丽的地方都是力量之点，因为它们有助于让你与自然达到和谐一致。艺术也被认为具有这样的作用。塞尚说：“艺术是与大自然相和谐的对应物。”
阿里恩：这真美好。
坎贝尔：在古老的青铜器时代的神话中，基本理念是时代的循环、年份的循环和一生的循环，所有的循环都相同。想一想：循环、循环、再循环，没有什么事情是从未发生过的。除了顺应这些循环，你什么也做不了。1972年，坎贝尔与冰岛神话作家艾纳·帕尔森（Einar Pálsson）在冰岛辛格韦德利圣地
阿里恩：比如《道德经》，它充分体现了尊重大自然的神话主题，把大自然看作自我的一面镜子。
坎贝尔：是的。波斯和印度在这一点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波斯预言家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攻击印度瑜伽的理念，瑜伽的观点是让自己与宇宙保持和谐一致。你明白了吗？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神话，差异巨大。科学家不能告诉我们这世界是好还是坏，甚至不会这样尝试，那不是科学的任务。但是，他们对神话的态度建立起了欧洲与自然的关系。
现在这种事情正在流行起来，至少美国人通过重新认识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又重新发现了自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对此就有所了解。当其他人都不在意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时，我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现在到处都是《黑麋鹿如是说》中巫医黑麋鹿这样的人物形象。《黑麋鹿如是说》的作者内哈特是位作家，而不是人类学家，尽管如此哈内特获得了内心的启示。《黑麋鹿如是说》真不愧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当你看着自然世界，它会变成一个标志，一个诉说世界起源的神圣写照。几乎每个关于水的神话都表现了生命自水而生的起源。令人吃惊的是，这正是事实。有趣的是，生命源自水的观念首先在神话里显现，然后出现在科学中，神话与科学发现了相同的事实。
我记得在1931—1932年间，我和潮间带生物学家艾德·里基茨相处过很长时间。潮间带中存在着各种奇怪的生物，比如鸬鹚和各式各样的小虫子。我的天哪，这些生物在进行一场大战，它们你吃我我吃你，每个生物都在学习如何吃掉对方，这就是全部秘密，然后它们从那里爬上陆地。在神话中，整个宇宙通常产生自海洋，印度人称之为乳汁海洋。
德雷森：可以长生不老的乳汁甘露。
坎贝尔：是的，可以长生不老的乳汁甘露。位于伊拉克萨迈拉的清真寺尖塔，“登山是象征精神追求和提升的常
阿里恩：那里是水，这里是巨见的隐喻。”大的岩石，所以这也是神话的主题。
坎贝尔：嗯，是的。树和岩石也是主题：这些岩石是不朽的象征，树是生命的象征。詹姆斯·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使用了这些象征，其中他提到“树石”特里斯坦，他是富有的人、永恒的岩石和不断成长的生命。
德雷森：当你从海滩上捡起一块似乎与你有联系的石头，你会产生连接感。坎贝尔：沿着海滩漫步的小孩会很自然地捡起埋藏的宝贝、石头和贝壳等东西。他们把贝壳、海螺当作喇叭，这一定与海洋的声音、与海洋对人们发出的召唤有关。
阿里恩：就像女海妖塞壬。
坎贝尔：其实从心理角度来看，海洋是潜意识的对应物，意识的太阳坠入潜意识里，又从其中升起。
阿里恩：看着眼前的山丘，我想到了勒内·多马尔（René Daumal）的书《相似的山》（Mount Analogue），想到了山是内向追求的象征。
坎贝尔：当云层降低时，天国的力量好似降落凡间。在早期的神话中，比如古代苏美尔神话，最早从海中出现的生命有着山的形式。山既是男性也是女性。上半部分是男性，下半部分是女性。然后它分开了，上半部分变成了天空，女神就成了山。下降的云成为天空与大地的连接物，它连接着生命的现象的一面和灵性的一面，以及两者的接合点。
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是灵性追求与提升的典型象征。摩西来到山顶，上帝交给他十诫。山的主题永远没有终结。
尽管耶稣被钉的十字架并不位于高山上，但依然是在一座小山丘上。在艺术作品中，耶稣受难地屡屡被描绘为在高山上。
德雷森：奥德修斯诞生于水中，之后来到陆地，最后登上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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