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阿宝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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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镜像与书写-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试读：
总序
王文章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诠”、“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与学术研究并行，三者在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2014年8月26日
自序
这里收录的学术成果是我问学的一个印记。回想起来，从1993年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发表评论王朔小说的第一篇文章起，到今天已经整整20年了。其间，5年的研究所工作，15年的编辑部工作，学术产量并不多，质量也有提升的空间。
20年来，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当代西方文论问题和当代中国文化艺术问题。这本文集比较集中地凸显了这样的特点。
我个人通常会抱着一份淡定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过去，回首往事总有遗憾，但是那种眷恋的心情还是给人以继续前行的勇气和激励。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直到今天年过半百之时，才渐渐体会出那该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境界！
这里的文章，除个别篇目外，都已正式发表过（这次成集，只对个别词句和体例进行了必要的改动）。重读这些文字，想起它们问世的点点滴滴，对于那些熟悉不熟悉的杂志，认识不认识的编辑，内心的感念始终存留。
真诚地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感谢《文艺研究》编辑部，感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没有你们的培养和帮助，没有你们的辛勤工作，这本小册子难有问世的机会和可能。戴阿宝清华大学南区南零楼2013年6月20日
第一编
文学功能的语言论阐释
时至今日，我们对文学功能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性质审辨和外部描述的维度上，而对文学功能的生成机制和运作过程本身缺乏细致、深入的考察。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从泛语言论的维度另辟思考文学功能问题的途径。所谓泛语言论是指现代批评中从语言出发来设定文学存在的一种理论倾向。它主张，语言决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文学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它的着眼点在于以文本语言特征为轴心的向心式阐释，即作者、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语境潜能、文本自身的语言释放、读者自我语言模式的规范和阅读能力等，它们构成了一条文学功能存在于其中的语言链，对文本语言的不断阐释正意味着文学功能的生成。一、传统文学功能观的缺陷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自己或隐或显的目的，文学亦不例外。当我们追问文学存在的目的时，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在追问文学功能，即文学到底能干什么，有什么用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历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大而化之无非是诸如教谕功能、宣传功能、泄导功能、娱乐功能等，这些都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的文学功能。显而易见，以往的这种以社会目的论为核心的文学功能观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假想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一）文学作为一个实体被置于与社会（实体）对立的二分状态中，即文学/社会，社会是文学存在的唯一关系项和参照物，文学功能最直接地表现为对社会的作用。在这种两分模式中，无论如何，文学只能构成整个社会的他者而被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形态所决定；社会的支配性地位无疑对文学具有规定和范导作用，文学活动始终以社会为对象、为目的，以社会为标尺，从而文学与社会结合（互动）得越是紧密，文学功能发挥得就越是充分。（二）在运作模式上，文学与社会具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同构关系。所谓同构指的是一种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科学（物理）式的抽象认知，即强调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直接性和非中介性，强调文学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同步性。
这种传统的文学功能观注重文学作品与外界（社会）的联系，注重文学作品的指向性、意动性和预期性及其外界的反应，即外界接纳和由此产生的变化，并谋求在既定的社会价值网络中为文学功能定位，突现它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它以同构为经，以社会目的为纬，通过文学的社会目的论和工具论观念把社会需要与文学目的连接起来，按照社会价值来核准文学功能。它不仅从文学的外部来思考文学功能，把文学功能停留在两个颇为抽象的实体（文学/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从强力意识和行政训导来划一文学功能，缺乏对文学功能生成过程的复杂性、多变性的认识，而且更多地强调文学功能的社会性质，即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民族性等，对文学的向心式存在价值缺乏起码的关注。很明显，这种传统的文学功能观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它直接同构文学与社会，等于把文学与社会置于同一平面，从而忽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立体性以及中介存在的作用和意义；（二）由于文学/社会这种二分模式以及把社会作为文学唯一的前提和主导，从而也就难以顾及到文学功能具体运作过程中的二级性：本文→读者（→社会）和（本文→）读者→社会，或将两者混为一谈，或将前者忽略不顾；（三）这种传统的文学功能观还由于把社会目的作为文学功能实现的唯一归属地，必然漠视文学本身存在的功能性显现的意义。所以，从泛语言论的角度来看，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功能观是偏颇的，起码是不完整的。
泛语言论的文学功能观提出，必须在这样几个基本前提下讨论文学功能问题：首先，文学存在是一种语言存在，语言对文学功能的生成和发挥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次，文本存在作为一种向心式存在，具有本体意义，它的功能生成和实现依赖于阐释，在不断的阐释中意义得到释放，意义释放是文学功能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再次，读者是参与文本功能生成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读者在这里也可以视为是一种语言存在，他本身的阅读活动并不谋取意义，而是作为文本功能生成的参与者，用自我的语言模式解说文本，从而使文学功能由潜到显。二、语言自律与文本语境
从泛语言论的观点来看，文学与社会的联系是有中介的，这个中介简单地说就是文本，或者说是由语言构成的文本语境。这一语境的特点在于，文学藉语言从社会凸显出来，成为一种自律存在物；任何东西要想进入文学都必须经过语言，任何外在强力也要在语言中释放和化解；文学功能的发挥必须依靠语言的自转化，而这种自转化过程是复杂的。
语言自律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语言何以能够自律？或者说语言何以具有自律之条件？首先，语言自律需要名称与被命名对象的分离，即命名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在系统，不为被命名物所干扰；其次，在语言与外界充分分离的基础上，需要确立语言本身的意义生成机制，即命名的意义不是来自所命名对象，而是来自命名系统本身；再次，语言的过去性是决定语言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即人们对语言使用首先是对语言传统意义的重复，语言意义的任何更新和修正都离不开它的过去性。传统语言观之所以缺乏语言自律观念，是因为它视语言为一种价值中立的指涉工具，也就是说，是一种旨在突出指涉对象的“忘我”或“无我”的科学式认知工具，这样一来，物理对象所内化的所指在与能指的对立中处于决定性地位，语言的意义也就由此被所指所控制，语言成为一种他律或者说是无我的存在。大家熟知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语言学理论的启示在于：语言的意义不是来自外在的物质对象，使用能指所指称之物决不在所指之中，也决不是所指本身。“在符号与符号所指代的现实之间没有本质和必然的联系，是索绪尔学说中最激进和最富有成果的观[1]点。”索绪尔指出：语言的能指（音响）与所指（概念）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而非本质的、必然的；语言的意义取决于语言[2]结构内在的差异性。这起码意味着两点：一是语言符号不存在与外界对象的对应关系，语言与外界对象的联系仅具有虚拟的假想性。“例如，‘姊妹’的观念在法语里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s-o-r这串声音没[3]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它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抽象而言，命名和描述对对象不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概念仅是一个心理事实而非物理事实，语言通过任意性与外界分离。二是语言符码既是一个无核的存在又是一个不以外向指涉为目的的存在，符码的意义取决于系统中的惯例以及一符码与他符码之间的联系，而不取决于符码的任何内在特性或任何外在的物理事实，语言意义的生成机制就在于这种语言的差异性。可见，把所指归结为一个心理事实，使之与外界断绝联系，把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任意化，使语言符码远离心理而回归结构（链）本身。不是事物决定词语的意义，而是词语决定事物的意义。这是语言自律的根本所在，或许也是语言自律的奥秘所在。必须马上补充的是，语言符码的过去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即语言共时和结构意义上的自律性在语言的历时动态中又得到了根本性强化。语言是公共的，是约定俗成的，这一点无疑是对语言的文化内容的历史构成性的认可。
当然，我们所说的语言自律不是单纯旨在强调语言与社会的隔绝性，而是试图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决定论进入到多样化的文化和历史决定论之中，进入到文本语境之中。后者的根本特点在于：文化和历史的存在是透过语言而实现的，人们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也必然通过语言来进行；语言由此获得一种独立地位，它把文化和历史推入背景，而把自我置于前台；实质上，所谓的文化和历史决定论只具有“终极”意义，对语言自律的现实运作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和直接影响。这一语言自律观从根本上为文本语境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语言自律把文本从外界的直接决定中拯救出来，语境间际的对话随之凸显为前景，成为文学功能生成所倚重的决定性条件。文本语境就是指这种存在于文本内部的对话。语境间际对话的参与者通常由作者、本文、读者这三个要素构成，对话从两个轴线（水平轴和垂直轴）分别展开又相互交叉。在水平轴上，作家对文本的语言给定，文本在脱离作家之后的语言自主和意义潜在，以及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阐释，是对话的三个有机环节，从而构成水平轴上的对话链条；在垂直轴上，无论是作家、文本还是读者，都分别成为一个语言的对话场。所谓的语言对话场，与我们在这里暂时设定的语言运作的两个层次相关，即本真语言和文本语言。本真语言是指一种标准语言，或者说是一种以词典意义为核心的语言，它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层面；文本语言是指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的语言运用，它不仅表现在文本语言的言语模式上，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言语”，譬如词语的选择、语法的习惯性操作，以及隐喻、换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的使用，而且还表现为整个文本所显现的风格和意蕴。本真语言构成了文本存在的基础，它从根本上规定了文本存在的内在潜力、文本阅读的方向及其文本意义的可能性。当然，对文本的把握还需要把整体的语言结构转换成为语言的具体意义形态，形成一个释放意义的语言场。文本语言一方面意味着文本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中所赋予语言的具体意义，另一方面意味着读者对文本的具体的阅读和阐释。垂直轴上的语言对话就是本真语言与文本语言的对话。这两种意义的交融不仅使语言层面具体化，而且还使语言在具体的语言操作中获取活力。可见，存在于同一层次（水平轴）各要素之间与存在于不同层次（垂直轴）的各要素之间的同时性的交互运作，形成一种全方位的间际对话场（如图）。
首先，作者本人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对话场，存在着本真语言和文本语言的张力，积淀而成独特的语言模式，而且要受到文本的存在语境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等因素的冲击和诱导。读者的情形与作家差不多，只是读者的阅读和阐释活动，成为文学功能生成的决定性一环。其次，文本一旦脱离作者而存在，文本首先依附于本真语言，因为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它本身是历时轴线上的文化意蕴的历史性凝聚，拥有独特的历史定型的文化意味，拥有顽强的历史存在和延伸能力，是一种自律的存在，所以，这种自律性一方面负载文本存在，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的程度上遮蔽或模糊了作者所输入的意义。从而，本真语言具有向任何方向生成意义的冲动，具有无限多的认知和阐释的潜能。这里成为作者和读者的交汇点，成为意义的创造中心，成为文学功能的生成中心。作为联系作者和读者的桥梁，文本始终处在一种全方位的压力之中。作者自身的两极语言对话、读者自身的两极语言对话、文本自身的两极语言对话，以及它们之间的对话成为一个完整的文本语境图示。三、读者与文学功能的生成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它必然与周围之物形成一种关系，生成一种语境（context），功能就意味着这种关系的动态运作。文学功能的生成正是文本语境不断运作的结果。具体而言，文本语境运作起码包含如下内容：（一）作者输入的文本意义与文本自身语言模式和读者解读的共时性对话；（二）文本在历时存在中与身处语境变迁中的读者的对话；（三）文本已有的语言模式的规范冲动与读者的在阅读中加以抵制的对话；（四）读者各取所需和破坏作者意图的阅读与本真语言和语境阈限的对话；（五）读者自我摒弃社会语境压力与发挥自我阅读情趣的对话；等等。这种全方位的对话关系，形成了文学功能生成的十分复杂的景观，同时也表现出读者在文学功能实现中的关键性地位。读者对文学功能生成的介入，在于读者把自我的语言模式置换到文本中去，构成读者与文本的有效对话，使文本的意义和读者的意图最终得以释放。我们已经知道，文本是由两个不同层面构成的，即作为在极限意义上起匡定作用的本真语言，以及作为对本真语言的具体理解性运用（包括作者和读者的写作和阅读）的文本语言。本真语言与索绪尔的“语言”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个别性选择的结果，是语言在具体文本中所锁定的存在，而不是一种泛意上的语言架构，也就是说，在某个具体的文本中既潜在本真语言又显在文本语言。当然，文本语言更多是在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下形成的，首先表现为文本意义的输入和阐释。按照常识，文本语言通常由作者决定，别人无权过问。可当一件作品从作家手里诞生时，文本语言必须与读者结合才可能存在，而与读者结合的第一关就是要有读者来阅读，来理解，来阐释。文学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是一个文本语言不断克服本真语言的过程，读者的参与必不可少。
从泛语言论的角度来看，读者的阅读活动受制于读者自身的语言模式。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指出：“说话，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4]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雅格布森（Arne Jacobsen，1902—1971）也说过，一个习语与其说是按照它允许去说的来定义，不如说是按照它迫使人说的来定义，也就是说，人的言说活动实际上是对语言的一种实现，是把自我放在了语言的网络之中，语言已经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1898—1976）也表示过类似的意思。他认为，人在理解的过程中总是离不开所谓的“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先行掌握”，解释不是对给定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先行具有”、“先行看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5]的何所向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这三个“先行”完全可以归结为先在的“语言”。所以，语言内控作为一种阐释机制决定了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阅读趣味，从而决定了读者与文本结合的程度，也暗示出文学功能的发挥程度。当然，存在于语言结构中的读者总是能在这种氛围里找到自我的存在和解读的方式，会在整一的语言模式中来拆解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语言的限制，从而把文学功能发挥到最大的限度。
常识而言，读者自我的语言模式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内在于读者自身的公共语言习惯，这是一种社会集约式的语言存在，它带有某种强制性和不可逾越性，成为一切语言言说的基础。每当读者阅读文本时，它总是或隐或显地谋求与文本自身所拥有的语言模式的对接，也就是说，它时刻表现出归附于文本意向的倾向。也正因为如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才不至于完全脱离文本去胡思乱想，读者本身的语言模式与文本自身的语言模式具有高度的同构关系。（二）在读者自身的公共语言习惯的约束下，读者本人又具有独特的语言结构和表现风格，这种结构和风格毫无疑问是完全归属于读者本人的，是读者的自我话语。倘若说，读者的语言公共习惯表现出对文本的认同，那么，读者的自我话语则表现出对文本的重新解读的意向，是对文本同化力的一种抵制、一种拆解后的重新组装。在认同和抵制之外，读者与文本的交融或许是一种更主要的形态，也可以说是读者阅读的主要目的，是文学功能生成的最有益部分，因为它既在某种程度上尊重文本，理解作者植入文本的潜义，至少没有脱离文本的本真语言，又最能体现出读者对文本的有效理解，对自我话语特色的展现。一般来说，当读者的自我话语越接近文本的文本语言模式时，读者的发挥就越受局限，文学功能就越小；而当读者的自我话语与文本的语言模式相差较远时，读者的发挥就越大，文学功能的效力也就越大。四、文学元功能的初步总结
现在，我们来对泛语言论的文学功能观进行初步的总结。首先，泛语言论的文学功能观以语言为中心，以文本存在的语境为经，以文本与读者的联系为纬，着重考察文本自我的语言模式的影响及作者、读者与文本的契合程度；它从语言的结构性本身截取视角，把语言学方法运用于文学功能研究，试图从微观上解开文学功能的生成之谜。其次，它所采用的策略是把作者—本文—读者—现实这一链条上的“现实”用括号括起来，或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背景或语境内化为语言之中，而只研究作者—本文—读者这一部分。从而，有关文学功能的研究必然转向对文本语言的解读，转向追求文本意义的更有力的释放。再次，泛语言论的文学功能观在传统的文学功能之外实质上设定了如下两大功能：风格功能和阐释功能。风格功能是指（文本）风格的魅力和影响力，阐释功能则是指（读者）阐释本身的强度和力度。这两种“内”功能互为表里，相互关联。风格越有魅力，阐释的强度和力度就越大，功能效应就越强；反之亦然。
风格，是传统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意义上的风格是或指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或指某一个时期文学艺术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或指一种文体（体裁）的独特性等。而在现代文论中，风格的语言性、修辞性、文体性等因素凸显出来，成为风格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们所谓的风格功能就是对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风格观的一种发挥，是对文本语言风格效用的一种认识。传统意义上的风格只是就作品而言的一种静态特征，而风格功能所强调的是风格本身的能量和实现能力。阐释，是西方从读者接受和反应角度对文学活动的一种研究。无论是产生于德国的接受美学还是产生于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都从不同维度强调了文学阐释的重要性。从具体的文学存在着眼，无论是作者、作品和读者的关系，还是这三者各自内存的本真语言和文本语言的关系，都可以说是一种阐释和被阐释的关系，从而生成一种阐释的循环。阐释功能与传统意义上的阅读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阐释没有外在目的，阐释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功能就在阐释的过程中，在阐释的存在中；阐释的越独特、越精彩，其功能就越大。
关于风格功能和阐释功能作为整个文学功能所具有的联系，皮亚[6]杰（Jean Piaget，1896—1980）的“同化—顺应”概念可借来作一简要说明。我们看到，作者在创作中总是试图用自我的文本语言来同化本真语言，以便形成自己的文本风格；文本的存在本身既在顺应作者对其意义的输入也在顺应读者对其本真语言和文本语言相互结合的解读；但读者在阅读和阐释文本时，总是一方面试图同化文本自在的本真语言和作者已经输入的文本语言，把它更充分地纳入到自我的语言模式中，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地调整自我的本真语言和文本语言之间的矛盾，以求获得最大的阐释效果，把文本中的风格意味充分地揭示和感应出来，同时获取自我的阐释情趣和特色。同化—顺应在功能的发挥中具有双向性，参与运作过程的每个要素都在扮演既同化又顺应的双重角色。
所以，泛语言论的文学功能观认为，同化—顺应揭示了风格功能和阐释功能运作的相互关系和基本特点，而风格功能和阐释功能本身则是文学元功能的基本形态，并在整体的合力的意义上成为有别于传统文学功能的文学元功能形态。（原载《求是学刊》1999年第3期；转载《高校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年第5期）
超语言学：走向诗学研究的最深处
巴赫金（Бахтинг，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1895—1975）无疑是20世纪文论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巴赫金的学术活动持久而丰富，他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所关注的是，巴赫金诗学研究所突出强调的“形式主义”问题。在我看来，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价值在于，他试图在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之外重构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形式主义”诗学，从而既避免俄国形式主义在纯语言学基础上建构形式主义的偏颇，又冲击了当时普遍流行于苏联的庸俗社会学的诗学研究倾向。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点是他对传统语言学的批判（另一个重要基点是对中世纪民间狂欢文化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超语言学概念。可以说，超语言学的建构及其在诗学研究中的引入，使巴赫金诗学获得了非同一般的理论特质。通过对巴赫金超语言学的揭示，我们将走进他的诗学研究的最深处。对此，拟从两个部分进行展开：首先，对巴赫金超语言进行线性勾勒，试图指出超语言学与传统语言的根本区别；其次，探寻巴赫金是如何把他的超语言思想引入到他的诗学研究的，并简要分析这种引入的理论意义。一、超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之超越
超语言学与纯语言学——超语言学的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超语言学意义——超语言学的对话本质
巴赫金超语言学是基于对独白型传统语言学不满而试图建构的两种具有全新意义的语言学。那么，什么是“超语言学”呢？巴赫金认[7]为超语言学是对超出传统语言学范围之外的活的语言的研究。这里的关键是一个“活”字。“活”是相对于“死”而提出的。“活”的语言研究所强调的是对语言使用的研究。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巴赫金提出了一个根本性概念——符号——来划定超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与索绪尔试图以语言学为样板建构一个符号体系不同，巴赫金的符号概念是对传统语言观念的反动，是把传统语言学观念抛在一边的一种努力。巴赫金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外存在一个“符号世界”。符号本身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它的物质性，也就是说，“符号也是一些单个的物体，就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任何一个自然、技术或消费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符号，但是同时它又具有单个物体自身范围内的意义”[8]。一是它的意识性，也就是说，“符号不只是作为现实的一部分存[9]在着的，而且还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现实”。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是意识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符号只产生于众多单个意识之间的相互[10]作用的过程之中。单个意识本身就充满着符号。”当然，巴赫金关于符号的这两点界定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一旦把它们放在超语言学的范围之内，我们马上就会发现，符号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可给人以非常丰富的思考空间。
在划定超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围之后，在初步确定符号的基本性质之后，巴赫金从两个方面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超语言学思想：（一）语言（符号）从根本上说是意识形态性的；（二）话语（言语）在语言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巴赫金超语言学的这两个重要命题的讨论，可以从以伏罗希洛夫名字发表的《马克[11]思主义与语言问题》一书中找到较系统的展开。（一）语言（符号）从根本上说是意识形态性的。何谓意识形态？必须指出的是，巴赫金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有别于传统哲学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巴赫金由符号进入意识形态，而非由阶级、集团、党派进入意识形态。巴赫金认为，符号与意识的特殊关系决定了符号的意识形态性，因为既然符号具有“反映”和“折射”的功能，那么，符号就可能歪曲或证实现实，这其中包含了一种评价标准。所以，巴赫金提[12]出“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符号的意识形态性与意识形态的符号性是可以相互置换的。“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13]一个符号。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巴赫金从符号介入意识形态，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意识形态的形态性问题。“就在符号领域的内部，即意识形态领域的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要知道这里有艺术形象、宗教象征、科学公式、法律准则等等。每个意识形态的创作领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面对现实、以自己的方式折射现[14]实。”巴赫金还使用了“意识形态功能”（包括科学的、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诸种功能）和“意识形态现象”（包括绘画、音乐、仪式、行为诸种现象）等术语来表述意识形态的形态方式。倘若我们要理解意识形态，只有具体深入到意识形态所表现的诸领域才有可能。总体来说，巴赫金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人类活动行为或社会存在方式的符号化模式。
既然意识形态不能脱离符号存在，既然意识形态表现为符号功能意义的诸形态，那么反过来说，语言如果离开传统语言学规范，必然进入到意识形态王国中来。所以，当巴赫金把活的语言置于语言学研究的首位时，当巴赫金看到了语言应用所导致的带有符号化特性时，就已经暗含着把语言本身纳入到意识形态氛围加以思考了。既然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符号世界，既然符号世界是意识形态性贯穿始终的，那么，活的语言研究必须面对传统语言学研究不曾面对的语言现实性问题，也必须面对传统语言学研究不曾面对的语言社会性问题。在巴赫金看来，符号的意识形态性最终要展示在或作用于语言的现实性。
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不仅是一种反映、一个现实的影子，而且还是这一现实本身的物质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符号思想现象都有某种物质形式：声音、物理材料、颜色、身体运动等等。在这一方面符号的现实性完全是客观的，它只服从一元论的客观研究方法。符号是外部世界的现象。符号自身和由它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它在周围社会环境中产生出的那些反映、那些行为和那些新符号，是在外部经验中进行
[15]的。
巴赫金所强调的符号现实性或客观性几乎到了一种绝对程度，直接指向符号物质性本身具有的外在影响力、它的物质属性及其这种属性在外在社会环境中的构造和行为能力。当然，这里的含混之处也十分明显：符号的这种物质性是如何被纳入到社会环境之中的呢？我们大抵可以猜想到，巴赫金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语言不仅是一种意识，而且是一种具有构造现实和对现实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存在，或者说，符号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甚至还可以引申一步，符号的这种现实性意味着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人与世界、人与人交往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语言的意识形态方式。这种交往方式的形态、内涵，既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反映，也是人的被存在的一种反映。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符号现实性是符号存在的外在形态和影响方式，表明它在现实世界中占有一定的空间，但这种对空间的占有在更深层次上则意味着社会性的可能，它呈现出了符号在发挥功能过程中所具有的环境意义和状况。
符号只能够产生在个体之间的境域内，而且这一境域不是直接意义上的“自然的”……必须使两个个体社会地组织起来，即组成集体，只有那时，它们之间才会形成符号环境。个人意识在这里不仅不能说[16]明什么，相反，它自己却需要得到社会意识形态环境的解释。
巴赫金所说的符号社会性，强调符号存在对个体性的超越，强调符号意义对个体心理的非依赖性，强调符号意义产生的语境性，而且这种语境是符号环境，也就是意识形态环境。这里，我们可以把巴赫金与他的批判对象索绪尔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索绪尔曾就言语活动的基本模式给出一个图示。索绪尔的图示把言语活动区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语音—物质，一是心理—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图示所表现出来的言语活动，似乎可以理解为两个单个的孤立的人之[17]间的交流，没有任何的语境化背景。索绪尔的这种对言语活动的描述和认识，正是巴赫金所不能容忍的传统语言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表现。尽管西方学界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评价甚高，但巴赫金的批判也是不无道理的。巴赫金对语言意识形态性的强调，对语言意识形态性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的强调，就是对索绪尔的这种个体性质的语言认知活动的一种克服的尝试。巴赫金说：“我们预先把意识形态现象及其规律性与个人意识相隔绝，就可以更牢固地把它们与社会交际的[18]环境和形式联系在一起。符号的现实完全由这一交际所决定。”
现在我为巴赫金超语言学的语言意识形态性作一个小结。语言意识形态性是活的语言的一种存在状态或功能，具有本体意义；语言意识形态是符号化形态，是诸多的符号化模式的集合，它超越任何个体形式和心理形式；语言意识形态的“形态”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语言生产的基本动力，也决定语言的意义内涵。（二）话语在语言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话语是语言意识形态性的具体化和实现方式，由此，巴赫金的超语言学走到关键一步。传统语言学（尤其是巴赫金重点批判的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且只能是具有结构意义的语言，因为言语是难以进行研究的，即使可以研究，也是难以寻找出普遍意义的。所以，在索绪尔的语言学视野中，我们只能清楚地看到作为对象的语言，而言语只是他不得不涉及的一种个体存在，一个模糊的背影。巴赫金认为，索绪尔语言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割裂了人与社会的联系，从而割裂了语言和价值的联系，这种对言语价值的忽视反映出形式主义者对语言的社会本质的无知。巴赫金所要做的是逆转索绪尔语言学的排列顺序。巴赫金不是从稳定恒常的系统出发，而是从具体言说出发，从活生生的对话事件出发，从具体的语言语境出发。“任何符号都建立于有组织的人们之间，在他们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所以符号的形式首先既是由使用该符号的人们的社会组织，又是由他们相互作用的最接近[19]的环境所决定的。”正如我在上面提及的，巴赫金对话语的强调，绝不意味着对话语所包含的个人性（个人言说行为）的强调。对于言语的个人性质，巴赫金始终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反映在他对传统的个人主观主义语言观的批判中。如巴赫金说：“对于个人主观主义来说，[20]独白型表述也是最终的现实，是他们的语言思维的出发点。”独白型表述的特点在于，它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它只表现个人的意识、打算、意图、动机和兴趣等。尽管巴赫金把话语作为一个个具体事件和行为，但他把话语纳入到既定语境之中，使得话语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个人交往对话的意识形态表现。巴赫金开始从个体语言交流进入到话语实践本身。
话语是一种par excellence（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现象。话语的整个现实完全消融于它的符号功能中。话语里没有任何东西与这一功能无关，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由它产生出来的。话语是最纯粹和最巧妙[21]的社会交际medium（手段）。
对话语意识形态性的界定，使得超语言学的最基本精神已经在这里初露端倪了，这也正是话语实践在超语言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之所在——话语实践必然产生对话。话语实践是由两个以上的人来完成的，或如巴赫金所强调的是由两个“思想形象”来完成的，两个思想形象的对接、组合、拼装、整合，相互之间必然产生一种巴赫金十分期待和渴望的东西，那就是对话。所以，我上面提及的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符号化也好，符号的意识形态性也好，还有这里提及的话语实践的超语言学意义，都可以是在为对话的出场做准备。对话也只有在言语意识形态性构成之际，在话语实践可能之际，才出现，出现也才有意义，也才可能是巴赫金所追求的超语言学意义上的对话。
对话是话语实践的一种最基本的形式，也是巴赫金所提倡的超语言学的最有意义的语言存在。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五章开篇着重指出了超语言学中对话的价值：
语言学当然熟悉“对话语”这种结构形式，并且研究其句法亦即词汇语义方面的特点。不过，语言学研究对话语，是把它看成为纯语言学的现象，亦即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它，因此全然不会涉及交谈者对话之间对话关系的特色。由于这个原因，语言学在研究“对话语”时，应该利用超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如此看来，对话关系是超出语言学领域的关系。但同时，它又绝不能脱离开言语这个领域，也就是不能脱离开作为某一具体整体的语言。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
对话关系又不可能归结为逻辑关系，不可能归结为指物述事的语义关系；后两者自身并不包含对话的因素。逻辑关系和语义关系只有形诸言语，变成话语，变成体现语言中的不同主体的不同立场，相互[22]之间才可能产生对话关系。
对话是超语言学的真正追求，对话也成为超语言学的唯一对象，对话也才使得超语言学具有超越的可能。
总之，超语言学的话语实践和对话追求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学研究的方向，把语言研究的视野从语言的静态存在引向语言的动态存在，从语言的个体意义引向语言的群体意义，从语言的单纯表义性引向语言的交流性，从一种不见言说主体的死的语言引向一种主体进行言说和主体主导的活的语言，也就是在符号语境的交往过程中的对话性存在。在巴赫金看来，如果说对话不仅存在于超语言学而且也存在于传统语言学的话，那么，超语言学对话的特质在于，传统语言学对对话关系的研究不涉及交谈者自身的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话关系的特色，实质上对话关系是一种基于主体立场的话语实现。所以，在超语言学的视角里，对话性是语言的本质。二、超语言学与复调诗学批评之可能
双声语的诗学地位——他人言语和直接引语——他人言语对传统文体的发掘——超语言学与复调诗学批评
在我们初步完成了对巴赫金超语言学基本特质的线性勾勒之后，在我们已经识别出巴赫金超语言学的意识形态性和话语实践性所生成的对话性之后，巴赫金还使用了另一个更形象的术语试图更清晰地界定他的超语言学思想，即“双声语”：
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不妨说要研究的主角，便是双声语。双声语在对话交际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真实的活用语言的条件下，是必然产生的。语言学不懂得这种双声语。可据我们看来，正是这个双声语，[23]应该成为超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如果说对话具有十足的哲学意味的话，那么双声语则可以说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对话性的具体表述，双声语之受到巴赫金的如此关注而把它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其道理就在这里。此外，需要格外指出的是，双声语既可以说是话语形态之一种，由此归属于超语言学范围；双声语又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言形态关键之一种，由此又可归属于巴赫金诗学。所以，双声语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成为超语言学建构的核心，也成为巴赫金诗学建构的核心。双声语是巴赫金把超语言学引入诗学研究的重要途径。
双声语既然处于这样一个枢纽地位，巴赫金也必然赋予它本身以极其丰富的超语言和诗学内涵。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基本维度来剖析双声语：一是从巴赫金对话哲学来观照双声语的内在精神；二是从巴赫金对中世纪民间狂欢文化研究来观照双声语积淀的文体意味；三是从巴赫金超语言学中他人言语和直接引语研究来观照双声语的形式特征。由于本文集中探讨巴赫金超语言学与诗学之关系，所以前两个方面只能略而不述。我在这里将直接进入巴赫金超语言学研究中他人言语和直接引语的意义及其对双声语建构的影响。
他人言语和直接引语研究是巴赫金超语言学中极为精彩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话语实践的实质是对话性，而生成对话则需要对话人的参与。在巴赫金的诗学研究领域，对话人双方的身份是作者和“他人”，对话也就是作者与“他人”之间的对话。显然，他人言语的出场被设定在作者言语存在的前提之下，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密不可分。这种关系的构成必然是以他人言语被嵌入到作者言语语境中为基本状态的。在作者言语和他人言语发生联系之时，巴赫金敏锐地感到，传统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缺陷是，对他人言语被转述语境的忽视，也就是说，对他人言语的存在条件和功能重视不够。巴赫金指出，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之关系有两种情形，一是转述他人言语的线形风格，即：
对他人言语采取积极态度的基本倾向能够维护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语言可以尽量创造他人言语的清晰而稳定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模式及其变体有利于更严格而准确地区分出他人言语，把它与作者语[24]气的渗透隔开，有利于他人言语个性语言特质的简化与发展。
这一风格的最大特点是，在他人言语内部个性化削弱的情况下，建立其言语的稳定清晰的外部轮廓，使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另一是转述他人言语的描述风格，即：
我们关注到一些直接相反的特质。语言不断产生出一些更精辟透彻、更善于表达各种感情色彩的方法，使作者插语和评述注入在他人[25]言语之中。作者语境力求达到分解他人言语的严密的封闭状态。
所谓描述风格是指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的相互拆解，这种拆解又可能呈现两个不同的情形：一是削弱话语与话语之间界限的积极性来自作者语境，作者语境以其语调、口气（如幽默、讽刺、爱或恨、欣喜或蔑视等）浸入到他人言语之中；二是削弱话语界限的积极性来自他人言语，他人语境变得比围绕它的作者语境更有力、更活跃，他人言语使作者语境失去自己所特有的更合乎常规的客观性。这两种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关系之情形，是巴赫金超语言学所极力要区分和研究的。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描述风格中的后一种情况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发现的一种独到的诗学风格，也是巴赫金力图张扬的他的诗学基本原则。他人言语的风格状态，使得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构造的相互理解、相互评价、相互辩驳的关系和积极的动态对话成为可能。
巴赫金在他人言语基础上还讨论了直接引语。如果说他人言语是双声语的表现形式，那么直接引语就是他人言语的表现形式。巴赫金就是这样把论题一步步引向具体层面的。对直接引语的探究使双声语原则更加稳固，语言对话性更加不可动摇。
直接引语在俄语中具有独特地位。巴赫金指出，在俄语中不存在笛卡尔式的纯理性主义阶段，也就是说，俄语中不存在那种充满理性和自信的客观主义的作者语境对他人言语的具体内容进行解析以建构间接转述他人言语的复杂变体的语言现象。所以，间接引语在俄语中没有发育起来，直接引语由此具有了突出意义。按照巴赫金的研究，俄语中的直接引语比较复杂，比如“有准备的直接引语”、“物化的直接引语”、“修辞的直接言语”、“被替代的直接引语”、“准直接引语”等等。尽管这种种直接引语的语言功能不甚相同，但巴赫金所强调的，不是作者言语转向他人表述，把自己的语气贯穿于他人话语之中，而是相反，即他人表述贯穿和分布于作者所有的语境中，使其变得模糊和具有双重意义。巴赫金的直接引语研究十分复杂，限于本文篇幅不可能展开来谈。在此仅略提一下巴赫金关于言语干扰和他人声音在作者语境中如何体现的论述。
言语干扰存在于作为直接引语的他人言语与作者语境之间，是一种言语矛盾现象的表现。巴赫金认为，由于言语的修辞和评价作用，词语的表现力通常会进入作者言语与主人公言语相互交叉的语境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我们先来看巴赫金的一个例子：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天气晴好、寒冷；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可是在首都彼得堡一幢漂亮两层楼房的一个舒适、装饰豪华的房间里，还坐着三位特别受人尊敬的先生，他们正在就一个有趣的话题进行着引人入胜很有气派的谈话。这三位先生都拥有将军头衔。他们都坐在漂亮柔软的安乐椅里，围着一张小桌，一边侃侃而谈，一边安详而又[26]舒适地啜饮着香槟酒。
巴赫金对此进行了如下分析：在总共只有几行的描写文字里，修辞语“漂亮”、“舒适”出现两次，此外还使用了诸如“豪华的”、“有趣的”、“很有气派的”、“引人入胜”等修辞语，如果仅从一般修辞意义上，我们肯定会对这种苍白无力的描写风格进行批判，但当我们意识到，这些修辞语都可以作为作品主人公的言语而加上引号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时，它们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叙述者好像与“将军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好像是在向他们献媚，另一方面作者又在极力对所有这些可能的和实际存在的表述进行有目的的讽刺和挖苦。这段话始终是作者与主人公之间、修辞语与评价语之间、作者言语与他人直接引语之间的矛盾纠葛。这种言语矛盾已经超出了一般修辞学而具有了超语言学的意义。
他人言语的声音如何在作者语境中体现出来，还是先看巴赫金的一个例子：
为什么他，公爵，现在不亲自走近他，而是转身离开了他，好像什么也没发现似的，虽然他们的目光已经对视了一下。（是啊，他们的目光对视在一起了！而且他们还相互看了一会。）他不是想亲自拉着他的手，和他一道去那儿吗？他不是想亲自在明天去他那儿，对他说他去过她那儿了吗？他不是在去他那儿的半路上，当他的心头突然充满了喜悦时，他自己不是断绝了与自己的魔鬼的关系了吗？或者在罗戈任心中有一某种感觉，即在这个人今天的整体形象力量，在他说的所有话语中，在他的举止行动和眼神中，能够证实公爵可怕的预感，能够证实他的魔鬼的愤怒诅咒吗？有一种东西他自己能亲眼看见，可是却很难分析和叙述，不能用足够的原因来证实，不过尽管有这么些困难，有这么些不可能，他还不是能够说出全部完整的和强烈的、能不由自主地转入最坚定信仰的印象吗？信仰是什么？（噢，这个怪物，这个有损尊严的信仰和这个卑贱的预感，是如何折磨公爵的啊！他又[27]如何自责的啊！）……
这是一个两种言语不被一种声音同等转述的例子。他人言语在作者语境中的体现关键在于作者视野转换成主人公视野，这种转换不仅是语调性的而且是声音性的，它体现在言语个性化特点的全部内涵中。这里的整个段落可以被加上引号而成为一种直接引语，它由此成为主人公的语言，但是从括号中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存在，作者视角的存在，只不过这时作者言语已经退而成为背景，主人公言语则成为一种充分的话语表现。“通过绝对充分的表演，在他人言语和作者语境之间形成了对话中的一种对白对另一种对白的相似关系。作者用这种方式就与主人公接近起来，他们的关系在对话中形成了。这一切都有[28]必要会得出结论，那就是他人言语绝对充分地表演。”当然，这种转换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和修辞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且更是一种被言语内化的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巴赫金对他人言语的研究，对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关系的研究，进一步从语言学角度巩固了语言的对话本质这一结论，但在诗学研究，似乎还需要再进一步。巴赫金难能可贵的是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开始尝试把这种超语言学研究结果带入到诗学文体的研究之中，从双声语视角对传统文体进行重新思考。
文体研究通常意义上是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赫金之前的文论史留下了大量的文体研究成果。巴赫金文体研究的意义在于，从超语言学角度重新发掘传统文体研究所忽视的东西，把文体研究与诗学研究进行新的整合，把新文体纳入到以超语言学为基础的复调诗学的建构中。不难理解，只有文体研究成功，只有超语言学成果体现在文体研究中，巴赫金的复调诗学才可能建构成功，才可能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巴赫金才可能真正把语言学和诗学整合起来，实现他的诗学建构的理论理想。
文体以语体为基础。语体大致可分三类：指物述事类，以使人直接了解事物为目的；被描述客体类，最客观最典型的形态是直接引语，它既有指物述事的内容，又是需要表现的对象；修辞模拟类，它表征着确定的人、确定的社会地位和确定的艺术笔调具有的某种修辞意味。在三类语体之上，巴赫金重点对文体进行了分析，如仿格体、讲述体、讽拟体、暗辩体等。先来看仿格体。仿格体是指使别人的指物述事的意旨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服务于自己的新意图。仿格体把他人言语如实地加以利用，给人以客观色彩。但巴赫金指出，实质上，由于新意图从内部左右他人言语，使得仿格体的客观性不再可能，而呈一种虚拟语象，是该言语又不是该言语，是双声性的。仿格体的虚拟性被传统文体研究所忽略。与仿格体相似的有讲述体。讲述体是指作品中没有作者语言，由叙述人代替作者说话，此处叙述人之讲述似乎比仿格体的客观性更重。但巴赫金指出，叙述人语言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客体语言，因为作者的态度贯穿到叙述人的语言之中，作者并不真正把叙述人的语言拿给我们看，作者从叙述人语言内部加以操纵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叙述人的讲述或多或少带上了虚拟性质。接下来要说的讽拟体与仿格体和讲述体大不相同。与仿格体和讲述体相同的是，作者借他人言语来说话；与它们不同的是，作者要赋予他人言语一种意向，并且是同那人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巴赫金认为，讽拟体里不可能出现不同声音融为一体的现象，不同声音不仅各自独立，它们更是相互敌视，相互对立。所以，讽拟体成为两种声音争斗的舞台。最后是暗辩体（对语）。无论是仿格体还是讽拟体，作者都是利用他人言语来表现自己的意图，在暗辩体中，他人言语却留在作者言语之外而没有直接进入作者言语，但作者言语必须时刻考虑他人言语的存在，并且总是针对他人言语而言说，尽管他人处于作者言语之外，[29]仍对作者言语产生影响，这样或那样左右作者言语。
巴赫金称仿格体、讲述体等是“单一指向的双声语”，讽拟体等是“不同指向的双声语”，而暗辩体等是“积极型”（折射出来的他人言语）的双声语。巴赫金对三个细类的基本特点作了如此总结：
我们不难看出，这里分析的第三细类（指“包括他人话语的语言〈双声语〉”——引者）同第三种类型（指上述的第三种语体——引者）中前述两个细类比较，大不相同。这一细类可以称做是积极的，以区别于前两种消极型。事实的确如此：在仿格体、讲述体以及讽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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