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实文学年度佳作2015(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朝全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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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实文学年度佳作2015试读：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白俄罗斯的一位纪实文学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位记者出身的女作家所选择的创作对象包括苏联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核灾难等，她写下的是一部部人类灾难的备忘录。她并不只是简单地在描述灾难，而是在关切人类的整体命运，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安全。她的获奖，被认为是非虚构纪实文学的胜利，是纪实文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象征。一 纪实文学保持着蓬勃生机与活力

2015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将《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一书作为国礼赠送给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这是张雅文十多年前创作出版的一部纪实作品，后被翻译成英文。这部书讲述了二战时期中国女子钱秀玲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拯救出一百多名比利时平民的故事。不久前，张雅文又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补充采访和充实扩展，创作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首印三万册，受到专家和读者的普遍好评。

近年来，何建明的多部作品，包括十年前出版的长篇纪实《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部长与国家》等不断再版重印，王宏甲的《无极之路》《新教育风暴》、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赵瑜的“独立调查”系列作品、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等众多纪实作品亦陆续再版。王树增的战争三部曲《朝鲜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屡创销量新高。他和何建明的多部长篇纪实销量都达到了数十万上百万册。黄传会的一部按说不会有很多读者的长篇纪实《我的课桌在哪里》数年前销量就达到了七万册。并非一线作家管斌的一部为雷锋传人立传的作品《成德之道》在短短两三年内就五次重印……

所有这些现象都在表明，纪实文学拥有广大的读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学市场普遍不景气的环境下，纪实文学为何能厕身其外呢？纪实文学为何会有如此强盛的生机与活力呢？

根深才能叶茂，叶茂方能花繁。纪实文学是中国的本土文体、原创文体，在我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我国远古即有记事的传统--结绳记事、仓颉造字、甲骨占卜、青铜铭文，记述君王战功、天文、地理、农业稼穑收成、风土人情等，到了商周，出现了摇着木铎到民间去的采风者，搜集采撷民风民意，记录历史事件、趣闻轶事。纪实是最悠久、最古老的一种书写与创作。我国最早的书面文字记载主要是一些史传纪实。从春秋战国时撰著的《尚书》《春秋》《左传》《竹书纪年》到汉晋时的《史记》《战国策》《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其中尤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典型代表，开启了中国纪实文学的先河。这些著作，既可被视为历史著作，亦可归入叙事散文范畴。如果从纪实性、信息性、真实性等方面考察，这些著作可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及纪实文学的鼻祖或雏形。从中国文学史上看，散文、纪实、诗歌是文学的正宗；小说这个结合本土文化土壤滋长茂盛的外来的文体，其实是一个文学新品。文学创作和市场存在着周期性轮回的规律，从戏剧到神话，从诗歌到散文，从虚构到纪实，每个时代总会有一种备受追捧的文体。当今是儿童文学、网络类型文学大行其道，也是非虚构的纪实文体备受欢迎的时期。

盛世修史，盛世修志。良好的文学生态环境促生了纪实文学的繁盛。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人文环境不断宽松改善，为以“求真务实”为品格的纪实文学创作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作家们的创作更为自由，在题材和内容选择方面天地不断拓展。纪实文学包括了各种日常性记事，包括传记、方志、谱志，也包括各种回忆录、档案、口述史、访谈录等等。这种文体自身具备很强的可塑性、伸延性和包容性。因此，纪实文学的创作门槛较低，范畴广泛，内容繁富，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叙事类作品。近年来，出现了为个人或地方修谱纂志、作史立传潮，涌现了一大批地方志、口述史、家族史、自叙传、回忆录或“家族记忆”“国民记忆”类的纪实作品。

日新月异、天翻地覆的时代变革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开掘不尽的丰厚创作资源。中国正面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大变革，国家面貌和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在发生着亘古少见的巨变。人们常说，生活比文学精彩，真实比虚构有力。纪实文学作为一种可以及时、迅捷、忠实地记录现实生活和情感变迁的文体，在反映现实、塑造人物和刻画心灵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长处在于既可以全景式描写和叙述，波澜壮阔地呈现；也可以局部取样，精雕细刻地创作，在介入现实、描绘人心、表现精神图谱和心灵世界方面拥有小说、诗歌等文体所匮乏的优势。现实生活的巨变是纪实文学保持勃勃生机与活力的深厚基础或深层原因。纪实文学包括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随着各种档案和历史资料的解密披露，外国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的译介引进，都为纪实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而新鲜的素材。

纪实文学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庞大的读者群体。纪实文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和读者吸引力，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文体的基本属性、审美特质和独特价值。纪实文学是非虚构文体，真实性、及时性、时代性、知识性、信息性是其基本特征，能够提供给读者丰富有益的资讯信息内容。纪实文学通常具备文献价值、史志价值、哲学思想价值、社会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现实纪实往往对现实生活作出辨识和解析，具备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社会了解生活。如朱晓军揭示医疗腐败的《天使在作战》，李鸣生深刻表现汶川特大地震带给人们物质和精神双重重创的《震中在人心》，何建明全面反映中国从利比亚大规模撤侨行动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社会效果。历史纪实常常带有解密和揭秘的性质，对于帮助读者洞察历史真相、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目有所裨助，如何建明、厉华表现信仰危机、重申信仰的力量的纪实《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金一南描写我党初创时期艰难历程的《苦难辉煌》，王树增全景式反映战争历史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长征》。人物传记和回忆录作品大多具有励志作用，伟人、名人、成功人士或他人的人生经历可让读者借鉴吸纳有益养分，带来思想的启迪和帮助，如赵瑜揭开文学大师情感世界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李春雷生动讲述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往事的《朋友》，描写广东改革开放先行者任仲夷生平事迹的《木棉花开》，张雅文讲述不平凡成长历程的自传《生命的呐喊》。笔者的《梦想照亮生活》描述盲人穆孟杰和他创建特教学校的传奇，出版后不久中国盲文出版社便为全国盲人读者推出了该书的盲文版、大字版和有声读物三种版本。

纪实文学更多地关注人间烟火，关注百姓关切的社会热点、焦点、疑点和难点问题，更多地指向现实，描写小人物和底层生活，反映普通人生存状况，像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更多地关切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能带给读者更多的思想震撼和启迪，更易引起心灵共鸣和情感共振。由于纪实文学具有其他文体所难以取代的优长，因此更易有读者缘和人缘，易受欢迎和拥趸。

纪实文学的兴盛还要归结于作家们强大的创造创新活力，这是纪实文学常葆朝气、锐气和生气的根本原因。纪实文学准入门槛低。近年来许多原先主要从事散文、诗歌、小说等文体创作的作家纷纷加入纪实创作队伍，不少新闻记者、人文思想专家和历史学者也不断参与纪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使纪实文学写作人才不断涌现，创作面貌焕然一新。2008年汶川大地震激发了“地震报告文学潮”。2010年以来报刊媒体及理论研究界对于非虚构文学的倡导与推进，造就了“非虚构创作潮”。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对于中国梦主题创作的倡议、鼓励和推动，掀起了一股刻画英模人物、时代先锋，反映民族艰难而壮丽的发展复兴伟大图景的创作热潮，产生了一批优秀纪实作品，如去年“五个一工程”奖表彰的关于歼十五总指挥罗阳、北川副县长兰辉、玉米专家程相文等的长篇纪实图书。

纪实文学的转化改编成就斐然。纪录片、电视政论片、专题片作为纪实文学的衍生载体或艺术样式，近年来大量拍摄播出，备受观众欢迎和喜爱。也有大量的纪实作品被及时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受到各方面的充分肯定。纪实文学作家也在探索文字与摄影、图片、视频等相结合的形式，如李鸣生、赵瑜分别推出了摄影纪实文学《震中在人心》《野人山淘金记》等新样态作品，获得了成功。有的作家在积极探索“微报告”“微传记”，如黄传会在微信上发表了“3分钟读懂人民海军66年历史”的微纪实，广受点赞。网络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已落马高官的《列传》，采用了类似《史记》的纪传体形式，文字简洁凝练，不失古风，受到了网友们普遍的拥趸。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也开展了“微传记”征文活动，推动篇幅精短的小微传记、mini传记的发展。

时代变革发展是进行时，民族复兴中国梦正在路上，将根柢深植于丰厚现实及历史土壤，深植于传统文化沃土的纪实文学必然具有经久不衰的强盛活力。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纪实文学的文体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纪实文学去记录与讲述，人们的情感变迁和心灵嬗变需要纪实文学去反映与揭示，国家民族面临的困难与挑战需要纪实文学去作出解析和回应……现实和历史浇灌着纪实文学，时代和读者需要纪实文学，作家和创作者喜欢运用纪实手法创作，所有这些共同决定了纪实文学这种追求真实性品格的文体必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二 新抗战文学正在崛起

与备受诟病的抗日神剧、抗日雷剧形成鲜明对比和反差的是，抗战题材的文学书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及格局。集中阅读近期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尤其是纪实作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我国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到一个深化的阶段，和以往的同类作品相比，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新变化，这些变化似乎都在预示着一种不同于以往抗战题材创作观念、视野和审美风范的“新抗战文学”正在崛起。刷新了的历史观

与以往的创作不同，今天的抗战题材书写正在运用更为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矫正我们对待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竭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抗日战争的叙述，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割裂开来，独立叙说；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描述，基本上是节节败退、全线溃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视野里，突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强调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抗战中发挥了主导性、决定性作用，但却有意忽略无视乃至扭曲了国民党军队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历史观显然受到了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这种不无偏颇的历史观直接影响到了作家看待抗日战争历史的态度和观念。抗战胜利后以至建国后的一系列抗战题材作品，遵循的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历史观，都是正面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之初，在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中，部分作家的历史观念又开始矫枉过正，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主导核心作用，在对抗战的描写中，片面突出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描写。这些文学书写在历史观方面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颇。

目前，作家的抗战历史观再次得到了刷新和校正，更为接近历史本真。抗日战争被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是人民之战、正义之战、和平之战，这一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当下文学作品大多既重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重要作用，同时更强调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既不贬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更不忽视或轻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对大半日军和伪军的牵制制约作用，认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共产党敌后根据地武装力量联合作战，加之国际正义力量支持共同作用所取得的必然结果。譬如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徐锦庚的《台儿庄涅槃》等，都是在这种刷新了的抗战历史观指导下的文学书写。无限逼近历史真实

抗战是过去式，是完成了的历史。对于抗战的书写，虽然永远无法重返历史现场无法还原历史原貌，但是却可以无限地逼近和接近历史真实。今天的抗战题材创作，更加真实，更加深入。真实性品格日益得以彰显。

随着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公开和披露，国外相关资料不断地被翻译出版，随着作家采访范围和力度的扩大，大量抢救历史的口述实录、访谈录、回忆录等的整理出版，都使作家的写作有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依据，特别是在纪实文学创作上尤其明显。

包括《抗日战争》《台儿庄涅槃》在内近期出现的一系列的抗战题材纪实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就是努力还原历史的本真。一是采取了一种更客观的、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待国民党抗战，来看待十四年抗战历史。这是一个突破，也是抗战题材文学创作开始走向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力图通过严谨考证校正历史。以前有一些历史的书写可能是错误的，原先对于抗战历史的有些判断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例如关于台儿庄血战，以前我们做得更多的是在遮蔽淡化这段壮烈历史，渐渐地，我们开始还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更多地强调其作为抗战的一支主力的判断。到了《台儿庄涅槃》这本书，作者已不再简单片面地强调国民党在血战中发挥的主力作用，同时也突出了共产党在台儿庄血战全过程并不是袖手旁观的，也积极参与了决策、谋划，如写到周恩来在决战前专门会见李宗仁为之出谋划策等等，这些以前被遮蔽掉的历史重新被揭示出来。这体现了作者严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台儿庄涅槃》里，作者有很多详实的考证和勘误。如对国民党122师王铭章师长最终是自杀殉国，还是同日本侵略者同归于尽，作者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如实写出了两种不同判断的依据。对于日本板垣师团第11联队队长野裕一郎，长期以来的结论是该人死于临沂会战，但是，作者根据拍摄徐州会战节目组赴日拍摄素材时了解到的情况，野裕一郎并非死在临沂，而是死于太平洋战争。关于张自忠与庞炳勋的个人恩怨问题，到底有没有恩怨？是不是张冠李戴？作者直接引用李宗仁等当事人的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来还原历史真实……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现场，但是我们可以无限地逼近历史真实。纪实文学追求真实性品格，致力于艺术地还原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实，就要遵从历史本身和实质。如徐锦庚写到山东老百姓劳军，不光是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倾全家所有犒劳支援解放军，在抗日战争时则倾情犒劳支援国民党军队，谁为老百姓抗战，为老百姓的利益去抗争，那么老百姓就会投向他们。这是完全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写作态度。

历史题材纪实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就是如何艺术地反映历史，这是纪实文学作家特别应该着重解决的课题。《台儿庄涅槃》在涉及抗战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一些很突出的特点。如采用了先抑后扬的写法，先渲染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指挥的国民党军是一支杂牌军，对抗的却是日本的王牌部队。抗战还未开始，便发生了国民党山东省长韩复渠闻风逃跑事件，蒋介石通过杀一儆百来激励士气。作者又特别写到李宗仁的两员大将张自忠和庞炳勋之间的过节，结果俩人又被李安排去并肩作战--这些情节都是借助先抑后扬手法来反衬渲染国民党军队最终团结起来打了胜仗。这就是一种文学的写法。包括对于人物群像的刻画，像张自忠、庞炳勋二人，个性殊异，在台儿庄血战时可以说都是英雄，但是这两个人最终却走向了迥异的归途，一个以身殉国成为千古英烈，一个却投敌当了汉奸。通过描述人物的命运写活了人物形象。这部纪实文学还特别注重描写战争中间的小人物，如枣庄新中华饭店的小老板郁德义，作者通过在抗战中郁德义收听收音机的几个细节串联起来，描写他在国难中间的遭遇。叶圣陶写《潘先生在难中》，这部纪实文学写郁德义这样一个小人物在难中，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和遭遇也能很好地折射抗战的惨烈与壮烈。这是艺术的表现手法。国际化的开阔视野

抗战题材创作，越来越注意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及全景中来描述与考量，特别注重国际视野和第三方佐证材料。有很多文学作品将国外对中国战场的评论、评价，作为创作上的一种参考，这当然要归功于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外国作品的翻译出版。

在还原历史方面，《台儿庄涅槃》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对史料的披露，特别是台儿庄血战之后，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界的反映，他引用英国路透社、美国《华盛顿报》、苏联《真理报》等的相关报道，很有意义，赋予了作品以国际性视野，即从第三只眼睛来评价台儿庄大战的意义。这是一个新颖而更有说服力的角度。

青年军旅作家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挖掘了一个独特的题材，以九个曾经狂热地参与战争宣传的日本作家作为叙事对象和主角，揭开了日本鲜为人知的“笔部队”内幕。在人物的性格方面，作者特别突出描写了其两面性，每个参战作家都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性格，而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石川达三有过巴西移民的痛苦经历，参战后他写下了小说《活着的士兵》，本着忠于真实和良知的记者式的如实描写，其本意是要替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战争宣传及动员，但是该书对于日军残暴行径的描写，却阴差阳错地使之成为了一部著名的反战作品。为了“戴罪立功”，石川达三走向参战，助纣为虐，不断地粉饰和美化侵略战争，为自己“赎罪”。从这些反复的情节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物人格的分裂变异及性格的两重性。而对女作家林芙美子的描写，作者则从她个人的命运入手，写她童年贫困的生活，成年以后曲折的爱情经历，一直写到她为战争呐喊，跟随丈夫参加侵华战争，并作为日本作家第一人随军进入攻占后的武汉，成为所谓的“陆军班头号功臣”。她因此而一度声名显赫，不可一世，但战争失败又使她跌入人生的低谷，陷入失落困惑虚无的状态。作者令人信服地写出了这个个性复杂的作家的曲折命运。《刺刀书写的谎言》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作者采用了清醒的理性叙事，特别注重对事件和人物的评判剖析。堪称是用笔在对日本参战作家进行一次灵魂的解剖，试图写出这些作家丑陋邪恶的心灵史。火野苇平是一个更加险恶的日本“军队作家”，他的《士兵三部曲》实质上是在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粉饰、宣传的，但他却采用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外表，给作品披上了一层分外迷人的外衣。这是一种非常有迷惑性的伪装。正如作者王龙所言，这部小说对军国主义者的描写，一面是杀人如麻，一面又在不断地抒情、唏嘘、感伤、悲天悯人。这也正折射出日本民族矛盾复杂的性格。火野苇平无疑是一名“高明”的战争文学的粉刷匠，其目的在于淡化或抹杀战争的罪恶性质，死不悔改地为战争辩护。还有如藤田实彦的《战车战记》对于战场颠倒黑白的描写，编造“日中亲善”和“鱼水情谊”的谎言；牛岛川子从共产党员到变成日本殖民理想的吹鼓手，到晚年的忏悔和参与倡导日中不再战的和平行动；大力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灵魂变色龙”林房雄；从反战、叛逆者到为魔鬼辩护的与谢野晶子；纵情享受、消极合作、为日本战败而感伤的川端康成……在王龙笔下，每个“笔部队”成员的真实面目逐一得以呈现，带给我们深沉的反思：在日本军事侵略的幕后，还有一支可恶的文化的部队，需要我们高度警醒。文本趋向细分化

当下兴盛的“新抗战文学”，文本细分现象突出。抗战书写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注、专业。既有大视野的全景式的描述，比如王树增近期陆续出版的煌煌近一百八十万言的《抗日战争》三卷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从全民族抗战的视角出发，以重大战役战斗为叙事纵轴，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为经纬，全景式地记述八年全面抗战中的主要战役战斗。也有以单一事件或以人物为主，展开深入详尽的叙事和描写的文本。糜果才的《烽烟平型关》以事件为主，对抗战第一次大胜平型关战役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和描述。蒋巍等的《血色国魂》则以抗日战争期间我国阵亡的将领作为作品主角，是一部建立在纸上的纪念碑。作品独辟蹊径，从殉国将领的角度，重返抗战历史现场，重温国难民殇，重述残酷战争，警示国人不要忘了灾难深重的过去，不要忘了民族英雄，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更加发愤图强，让世界上和平的力量不断强大，让人间远离战争，永保太平，这是一部来得正是时候的战争与和平备忘录。

丁晓平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视角独特，聚焦二战中几次最重要的国际会议，特别是在波茨坦会议前后国际力量--主要是美英苏三个大国之间的角力与较量，揭开的是另一半鲜为人知的二战历史--亦即，二战过程中的外交战。大国之间围绕着利益再分配、利益的角逐与平衡、维护战后和平、重建战后秩序等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作品以慕尼黑会议、开罗会议、雅尔塔会员和波茨坦会议这几次会议的召开为叙事线索，以几大巨头--罗斯福、杜鲁门、斯大林、丘吉尔等为核心和中心人物，线索清晰，结构鲜明。运用丰富详实的材料表现这几大巨头的鲜明个性，如斯大林的国家至上主义、强硬、倔强；丘吉尔的顽强、自我；罗斯福的八面玲珑、善于斡旋，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作者尤其善于抓住戏剧性的情节，来凸显人物的命运转折，善于抓住事件的关键转机，来表现历史转折变迁的紧要关头。譬如，在大国外交谈判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1945年1月乘船回到美国不久的罗斯福却因病去世，杜鲁门上台，美国面临着政治交替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局面，同盟国阵线将何去何从必然成为悬念。而就在波茨坦会议接近尾声之际，丘吉尔却在英国首相大选中失败，英国同样面临着国家政策调整的可能危机。而正在美英督促苏联发起对日作战之际，美国试爆原子弹成功，掌握了制胜武器，试图以此为筹码要挟斯大林。然而斯大林却不为所动，不动声色，原来苏联的原子弹也正在加速研制并接近成功--这些生动情节都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内在张力及可读性。

张雅文的《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则重在塑造鲜活的人物。人物刻画尤为用力，形象大多栩栩如生。丹麦小伙子辛德贝格具有爱冒险、爱闯荡、爱打抱不平的性格。作者通过他在淞沪会战期间应聘为英国的战地记者史蒂芬斯当司机，穿行于枪林炮雨之中，并且亲眼目睹记者的牺牲等情节，表现了他大胆、冒险、爱闯荡的性格。又通过叙述他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与德国人昆德一起，帮助江南水泥厂建起难民营，保护了数万难民，表现出他爱打抱不平、热心救人的品质。“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钱秀玲是一位勇担大义、知恩图报的伟大女性。在比利时村民和百姓需要帮助时，她挺身而出，义无反顾，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比利时地区纳粹最高行政长官法肯豪森将军，请求他的帮助。而当德国战败，法肯豪森沦为阶下囚后，她不仅多次前往探望、安慰；更是多方奔走，积极呼吁，甚至动员多名获救证人作证，并亲临法庭，为法肯豪森辩护，希望减轻对他的刑罚。这些举动都是感恩报恩的表现，都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真诚而积极的作为，令人肃然起敬。法肯豪森则是一位良心未泯、富于正义感的人。他参加过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早期，他又应邀来到中国担任高级军事顾问，全身心投入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恪尽职守。即便在德国与日本结盟以后，他和自己的军事顾问团成员们也都信守承诺，绝不泄露中国军事机密。“二战”期间，身为德国纳粹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他身不由己，但他却总是尽己所能去同情和帮助比利时等国的反战人士和无辜百姓，尽量帮助他们逃离死亡的危险。还有像拉贝的敢作敢当、大义凛然的性格，绿川英子的忠贞爱情、坚持正义的品格，也都通过作者生花妙笔得到了形象的展示和表现。

纪实文学感染人的力量来自艺术性，包括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最能打动人的也是那些独特而鲜为人知的情节与细节。譬如，钱秀玲与法肯豪森的关系，二者之间超越国界和种族，甚至超越战争与国家利益之上的真挚友情，两人在战争和患难之中依旧保持着的相互信任、相互关心和温暖的关系，尤其令人动容。钱秀玲冒着比利时全国舆论普遍的反对甚至谴责的风头，仍旧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坚定地为朋友法肯豪森奔走呼告，在报纸上撰文，亲临监狱看望，寻找当年被解救的幸存者……所有这一切举动，都纯粹出自其个人的良心和善良的本性。这份真挚友情感天动地，最终也打动了主审法官和比利时人民。法肯豪森入狱后，当年被他解救存活下来的一位比利时反战女英雄西西拉温特勇敢地追求他，坚定地为他守候，最终等来了这份弥足珍贵的爱情。在法肯豪森灰暗的晚年，在他八十岁寿辰时，却意外地收到了中国台湾当局送来的花篮与蛋糕、勋章与奖金，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将军--这些情节既无比美好，亦感人至深。而日本女性绿川英子则是在同她的中国丈夫刘砥方结合多年、生育两个孩子之后才获知对方早有妻室，自己无意间竟充当了第三者。这份坚贞而又不无尴尬和屈辱的爱情，最终以绿川英子因引产而英年早逝结局，令人唏嘘不已。辛德贝格冒着生命危险，历尽曲折，从中国战区挟带出了揭露日寇暴行的记录电影资料片，并在日内瓦国际大会上播放，引起全世界的震惊。这样的情节很能见出这个人物爱打抱不平、富于正义感的个性。更关注战争和人

文学是人学。战争文学应该更多地关注战争中人的命运与遭际，尤其是小人物或者普通人的命运。近期出现了很多抗战题材作品，都以普通人、普通老兵作为主线。

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是一部注重塑造人物群像的、重温和“重写”抗战历史的纪实作品。它通过讲述从河北平山县走出来的，由成千上万名战士组成的抗日“平山团”的独特故事，截取八路军及其抗战历史的一个切片或样本，来烛照全部抗战历史，题材独特而新颖。同样是表现“寻找”的主题，但是《寻找平山团》与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江宛柳的《我在寻找那颗星》不同。如果说《寻找巴金的黛莉》《我在寻找那颗星》注重寻找的是一个个体、一种情感，那么《寻找平山团》所寻找的则是一个群体、一支庞大而壮观的队伍、一种精神底色和品格质地。它们所要寻找的都是一种正在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东西--史实、人物、故事、情怀……这种带有考古发掘式的历史打捞无疑具有发现的意义，可以填补某些历史空白或盲区。《寻找平山团》寻找的是一群人，力图还原他们共同的人生选择和命运遭际。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之际，八路军一发布征兵告示，一个月零三天小小平山县即有一千七百多名子弟报名参军。这群人从平山县距离西柏坡只有五千米的洪子店村出发，一路远行，一路创造丰功伟绩。这种寻找也是对一种鲜活历史的寻找。寻找那样一群人，那样一个人民的政党和那样一支人民的军队，那样一种党和群众、党的军队和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关系。老百姓为了保护八路军、共产党员，什么都可以豁出去、都能舍弃掉……这其间，就有英雄母亲戎冠秀这样的典型。作者历时五年寻找的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爱国报国，为了祖国兴盛而不懈付出、努力奋斗抗争的英勇精神。这是追求民族解放、独立、自由和强大的精神。既包含有平山人民在大敌当前那种奋起抗击同仇敌忾的气概与风采伟大的抗战精神，也有平山团在延安加入359旅开发建设延安的“南泥湾精神”，还有南征北返、北上新疆、数十年屯垦戍边的兵团儿女精神，同时也糅合了燕赵大地千年历史所孕育出的慷慨悲歌的侠义之风和民族血性。因此，《寻找平山团》实质上是在寻找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亦即我们民族国家发展前行不竭动力的中国精神。那么，寻找平山团，也可以说是寻找中国故事，寻找中国梦。作品描写的是一群人共同的梦想与追求、光荣与辉煌，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先后从平山县走出来的12065名优秀儿女用鲜血和头颅、青春和性命书写的历史。他们的去向，他们走到多远，落脚何处，都是作者关心的问题。作者循着他们战斗的足迹、斗争的历程一路寻找，八路军120师、115师，晋察冀5团，文艺团都留下了平山团的印记。这种坚毅的寻找体现了作者深切的人文情怀。《寻找平山团》更是在寻找一种“美丽的悲伤”，呈现一种文学之美。那些美丽花朵一样的生命曾经绽放，而后凋零，他们留下了炫目的光亮，如虹贯日如彗星划过长空。七十多年的历史沧桑，却令他们的名字逐渐淹没、淡去。作者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悲伤和惋惜，执着地去发掘他们，去表现他们，将那些美丽生命的毁灭展示给人看，让读者感动，引读者共鸣。好的作品在文本美学意义上应该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统一；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好作品应该能够让人审美愉悦、眼睛湿润、思想震撼、心灵共鸣--即美之愉悦、思之震动、情之共鸣。这部作品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南古月村村长齐彭延的机智“调包”--为了应对保安队的搜查，将被他们搜获的打土豪分浮财得来的财物成功调包，让敌人找不到游击队的蛛丝马迹，读来大快人心。在部队里，平山团的点名方式最奇特，是用村名点名的：“东黄泥、西黄泥、南庄、北庄、朱豪、夹峪、唐家沟、朱家沟……”平山团因杀敌英勇而被聂荣臻誉为“子弟兵”，数百名平山人倒下了，又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踊跃报名参军。一个叫作王家川的英雄牺牲后第九天，就有一个青年风尘仆仆地赶到平山团政治部，要求以“王家川”的名字报名参战，“不仅俺叫王家川，俺与敌人打仗牺牲了，家里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弟弟，他也还叫王家川，俺村还有上百青年，他们都叫王家川……王家川是牺牲不完的！”--这是何等的豪迈和壮烈啊！能不令人思想震撼眼睛湿润吗？！还有像白求恩大夫奋不顾身救人做手术并亲自为平山子弟兵献血的故事，小女孩被日本兵挑破肚子抱着流出来的肠子哀求奶奶把肚子“缝上”的场面……无不感人泪下，引起读者深切的情感共鸣。《寻找平山团》还特别注意对时代气息的营造。作者引用了当年的征兵布告、书信、电报，大量的抗战诗歌、歌谣等，都在努力地将读者引回那个历史现场，引到那个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所有这些，都使这部作品卓尔不群，给人留下了难忘印象。

杨义堂的《抗战救护队》采用了小说的手法和技巧，以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的人生遭遇为中心，反映了救护总队在抗战时期参与伤员救护保障工作的史实。林可胜作为华侨后代，在祖国大难当前，毅然将妻儿送到了新加坡，只身投身抗战。组织了数千人组成的多支医疗救护队奔赴前线参与救援。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只要是抗日军队，他都一视同仁尽心尽力地进行救护。他的家人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或杀害，父亲忍受不住迫害叛变沦为汉奸后，他毅然与父亲决裂，不屈不挠地参与祖国的抗战事业。人物命运坎坷，故事曲折，情节感人。在鲜活刻画了林可胜、周美玉、王媛媛等一批救护队员形象的同时，更是填补了抗战题材书写中关于医疗救护方面的空白，具有独特的价值。反思更为深入

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特别注意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历史，研究剖析抗日战争。作家的反思精神和自省意识更突出，作品的理性思考越来越深刻。

在《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全书最后一章，作者张雅文在重述那些与战争魔鬼勇敢博弈的人们的故事之后，饱蘸着泪花与悲痛，痛定思痛，发出了自己深切的追问与反思。这是一份“留给未来的思考”，既是留给历史的证言，也是留给人类的忧思录和启示录。作者追诘历史的罪恶，为什么德国能够勇敢地正视纳粹历史，不断地向世界忏悔，日本却在不断抹杀军国主义的罪恶，不断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同为战争罪人，为何却有着如此的天壤之别？作者的思考是沉重的、深刻的，也是富于警示意义的，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亚洲人，以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都是重要而及时的警醒。“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这些发聋振聩的话语，正是本书高远的立意所在。“切记，不要奢望他人的自省，更不要奢望他人的仁慈，要永远铭记，生存之法则：弱肉强食！强大是生存的最好保护！”--这是一位出生于抗战胜利前夕的长者的殷殷瞩望，这是一位勇于担当的纪实文学作家的恳切提醒。

长篇纪实文学《根据地》的副标题是“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指明了作者的创作初衷，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历史忘了过去、忘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不要忘本、忘了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忘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更别忘了共产党是如何得天下、如何走上执政党地位的。那就是：要严守纪律，坚决反腐，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与民争利，不和民争食，为官清廉，一心为民。因此，《根据地》一书不仅可以帮助读者很好地走进历史现场，了解党史真实，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今天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军人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过去的共产党员和军人的本色。这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勤俭廉洁、克己奉公。在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一粒粮充军粮，一尺布做军衣，一个儿子送去当红军八路军。我们的党和军队为何会如此深受群众的拥戴与支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同群众结下了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根据地历史不能忘却，尤其不能忘却和丢弃的是根据地所积累与沉淀下来的这些宝贵经验和制胜法宝。《台儿庄涅槃》亦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与何建明《十问中国人》提出中国为什么汉奸多相似，徐锦庚写到樊建川修建抗战博物馆，筹划建立一个专门的汉奸馆，反思为什么在抗战中有六百万中国人在为日本人跑腿卖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省的历史课题，也是一个峻切的现实课题。这种反省对于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也进行了深入的纸上反思。作者提出：原子弹既是武器的政治，也是政治的武器--原子弹绝不仅仅是军事武器，更是政治斗争和外交谈判的重要筹码，它也是一种强悍的政治。作者尖锐地反问：“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吗？”--这声发问，确能起到震人视听的效果。今日反观战争及战后东亚格局，我们不能不对当年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历史表达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更是对我们中国人的警醒：“家有恶邻”，不能不时刻担心和防范！作者又郑重提出：“中国，被胜利忽略的盟国”；“‘冷战’，不是战争没有发生，而是战争的样式发生了改变”……如此这般深入的思考，都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是今日中国所必需的一种清醒。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作者也作出了鲜明的判断：除了一部军事战争史之外，还存在着一部外交战史；除了抗击德意轴心国联盟的欧洲主战场外，还存在着东方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二战的起点，也是二战的终点。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是在刷新后的历史观指导下的文学判断，是“新抗战文学”的重要特征。三 中国故事与中国梦主题书写勃兴

纪实文学是一种贴近时代实际的写作。现实中国发生的大事小情皆可成为纪实文学作家笔下的描写对象。

中华民族渴望再铸辉煌，重现千年古老文明的璀璨光芒与荣光。这是我们身逢其中的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一征程上发生的中国故事，积累的中国经验，尤其值得纪实文学书写。杨黎光的《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是其继对深圳改革三十年变革的观察之后，对珠海新兴开发热土横琴岛进行的动情描述，提供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改革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的新思考。沙志亮的《中国航母舵手--辽宁舰纪实》、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陈新的《嫦娥揽月》分别聚焦中国高新科技发展前沿领域的标志性事物或事件，反映的是中国硬实力的新进展。

曹岩、马泰泉等撰著的长篇纪实文学《极度威胁》全面反映中国援非医疗队在参与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过程中艰苦卓绝的工作及成就。医护人员在克服了恶劣的生存环境等困难的同时，直面极度危险的埃博拉疫情，为当地群众开展医疗检测、救护，体现了高尚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这部反映中国主动参与国际医疗合作及救援行动的作品，也是反映强大后的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社会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作品。作者的叙写善于营造文本内在张力，给读者阅读带来一种紧张感和节奏感，吸引人不断往下读。首先是运用艺术化的手法，渲染埃博拉疫情的严重危害，渲染疫情区自然条件与生活环境的极端恶劣。埃博拉这种烈性传染病具有很高的死亡率，而其传播途径又相当广泛，与患者的直接密切接触包括血液、汗液、尿液、唾液、精液和呕吐物都有可能感染。它的生物安全等级超过了艾滋病和SARS“非典”，几乎可谓是防不胜防。而目前医学界对其仍旧是所知甚少，无药可用无药可防。在我国医疗队前往的塞拉利昂，医疗队为了买一个照相用的“拍立得”，竟跑遍了首都弗里敦，最终花高昂的价钱才买到了一个十分奇葩的老古董一样的二手货。全首都连大一点的医用垃圾桶都买不到，最后好不容易找到大垃圾桶却只能定期租用。生活用品更是匮乏。绝大部分物资，从医疗设备、防护消毒用品，到吃喝拉撒睡乃至肥皂牙膏都只能从国内运去。其次是，作品采用了对比反衬的手法，凸显援非抗埃任务的极度艰巨性和取得成就的辉煌。塞拉利昂本国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全国六百四十多万人口只有一百四十多名注册医师、两千二百多名护士和六辆救护车。塞拉利昂百姓对埃博拉这一被称为“非洲死神”的烈性传染病防范意识极差，医院里医患混杂，严重违背传染病收治流程。在抗埃过程中，塞国竟有一半的医生和大量的护士染病死亡。埃博拉病毒发现者之一、塞拉利昂首席医生染病身亡，由塞方指派给中国医疗检测队送标本的司机感染埃博拉死亡；塞国卫生部与我医疗队联络官蒂莫西感染埃博拉死亡；与中国监测队相距不远的塞国隔离中心有十一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九人死亡……而与之相对的是，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医疗队却要确保自身“零感染”“零伤亡”。《极度威胁》紧紧抓住中国医疗队在险恶环境下遇到的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及困难，展开生动的情节和细节。在中国医疗队的突击下，原本医患混杂的医院在七天后就被改造成了一所可以收治各种烈性传染病的专科医院。为了培训那些“零起点”的塞国护理人员，医疗队容忍了他们经常性的迟到，不厌其烦一遍遍手把手地教，直至教会。护士长秦玉玲冒着生命危险清扫病人呕吐的血液，提心吊胆地捱过了二十一天的“自我观察期”。中国留观中心开张后三天，小男孩卡比亚感染病亡，尸体亟须运走，但是收尸队的人却以门卫未开门、手续不全等理由两度走掉。最终，通过请塞方院长亲自出面说情和给收尸队队长“送礼”，好不容易才让他们把四具患者尸体全部运走火化，摘除了悬在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作者还特别注重描写中国医疗队医术的精湛和对待非洲患者兄弟手足般的情意。在对濒临死亡患者永不言弃、永不放弃的救助过程中，凸显了中国医护人员高尚的医道和人道。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是中国传统的医道，也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奉持的最高宗旨。小姑娘雅尤玛是个懂礼貌的自立的女孩。她的妈妈染病去世，她开始时检测未发现埃博拉病毒，出院后不到一周却又出现典型的染病症状。在孩子亟须抚慰帮助的时候，中国护士刘丽英挺身上前，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拥抱着这个染病的孩子，鼓励她吃药，积极治疗，并最终痊愈出院，创造了埃博拉治疗成功的一个奇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关怀。而在异域他国，去救助那些原本与自己毫无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人们，则更是一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从白求恩、柯棣华大夫延续至今的中国医务工作者一直秉承的一种基本准则。在险恶环境中救人，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作者善于艺术地描写我国医疗队在救援过程中陆续遭遇的严重困难和极度威胁，因为水土不服和高强度工作等原因，多人发高烧生病，令人揪心。特别是，陷入昏迷两天两夜、从死亡线上逃生的指挥组组长刘文森，对他的一波三折的抢救过程，一方面凸显了主治大夫柏长青医术的高超，另一方面表现了援非抗埃的极度危险，深刻表现了中国医务人员身上所具备的高度负责、忠诚使命、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中国第一批救援队离开塞拉利昂回国的时候，塞方卡努院长诚恳地说：“我会想念你们的，还希望你们再来！”护士艾丽丝特意买了珍贵的苹果送给队员们。护理员、小伙子科罗马表示：自己以后一定要去中国学习病毒学，因为中国人对我们特别好。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表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使命确已圆满完成。他们不愧是一群友谊使者和爱心天使。

一合的《中国葫芦峪》则是关于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阐释。这是一个发生在今日农村的中国故事、一个真正的中国传奇。年过花甲的企业家刘海涛胸中有一个平山县葫芦峪的绿色梦想，他通过改造数十万亩荒山，大搞植树造林，绿化美化山乡，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绿色葫芦峪”变成了与“红色西柏坡”可以齐名并论的平山县的一道靓丽风景。葫芦峪今天的成就预示着千里太行山蕴藏着无限蓬勃的生机和无尽的潜力。刘海涛已经改造了十公里长、面积达一百平方公里的荒瘠太行山，他还进一步将改造荒山的经验“复制”到著名的贫困县阜平和更多的地区，把这种能够给百姓带来巨大实惠的“宝葫芦”挂满太行山，挂到全国各地去。假使亿万个刘海涛站出来，千万个“宝葫芦”挂起来，一个山清水秀、绿色文明、生态良好的中国便可以预期和预见。因此，这部作品现实意义十分深远。

中国梦的抒写离不开她的创造者和实践者。那些追梦者的身影自然成为纪实文学着力捕捉的对象。蒋巍的《国之盾--鲜为人知的中国警察故事》聚焦公安战线的英烈和英模，记述了大量感人肺腑的警察故事，彰显了坚强刚毅、为民奉献、廉洁自律的公安精神。张子影的《追日之舞》关注第三代战机试飞员，那些把青春和梦想涂写在蓝天之上的逐梦者。杨秀丽的《永不褪色--“南京路上好八连”纪实》表现好八连传统的传承与延续，那是一种精神血脉的贯通与流淌，是我们这个时代一根弥足珍贵的精神支柱。王鸿鹏的《生命线上的奇迹》追述金沙江畔云南潜江县人民为建设向家坝大型水电站进行了数万人大移民，做出巨大历史贡献的动人事迹。杨莉的《断裂带上的断裂》反映云南鲁甸地震，表现各方面积极参与抗震救灾的感人场景。李迪的短篇《过坎儿》讲述甘肃扶贫成果，一个贫困小村庄如何通过转变种植观念实现致富梦想，情节曲折而有趣味。

中国梦是国家理想、民族抱负，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小人物的梦想，只有每个个体都拥有自己的梦想，都有追梦、筑梦、圆梦的勇气和信心，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梦想才有了真实的依托和扎实的基础。郑云云的《手指上的中国》描述那些“景漂”一族，即长年漂泊在景德镇从事精品瓷器、工艺瓷器、创意瓷器创作生产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手指描画自己的梦想和未来。高艳国、赵方新的《“中国梁”传奇--农民梁希森的梦想三部曲》，讲述了山东农民梁希森如何在改革时代借助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实现财富积累和共富梦想的生动故事。李春雷的《寻找“红衣姐”》讲述了一位拾金不昧的清洁女工的故事，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亟须的道德及精神支撑。

曾德强的《脚上有路》讲述了陕西安康的农家子弟郑远元如何从街头修脚工起步，成长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的传奇故事。曾德强侧重描写主人公在成功路上的每个曲折或在遭遇历次重大危机时的表现，来刻画主人公的性格。比如他在马路上摆小摊，最后城管队把他的工具没收了，带到城管大队去处罚。郑远元以死相搏最终捍卫了自己的权益。后来，王叔启发他开一家正规的门店。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工商所就来干预，要他关门。这时有一个顾客杨延同挺身而出为他争辩，保护他的权益，并帮他办下了执照。对这些重大危机的成功处理过程，都是很好的励志故事，证明一个人的成长和成功决不是轻易得来的，而是历经坎坷的。这部作品在完成人物命运描写的同时，也使这个人物的个性丰满生动起来。《脚上有路》还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国故事的新视角。中国故事不一定都是描写“高大上”的，不一定都去写重大工程、重大事件，也可以是小人物的中国故事，可以写普通人梦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故事。郑远元是一个草根英雄。他做的是这种“低等”的、脚底的工作，但是他赢得了生命的尊严。“脚上有路”，脚上也出黄金，路在脚上，路在脚下，路也在主人公的手中。这是一部传递正能量的作品，它突出地表现了一种中国精神。主人公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劳致富、坚韧不拔，务实、实干、肯干，能吃苦。他虽然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发家致富以后不忘乡亲，还主动带领五千多个乡亲一起去打工，一起致富。他还积极回报社会，关爱大学生，关爱员工。这正是中国精神的一种生动诠释。四 对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报告

纪实文学是一种距离现实最近的文体。对社会热点焦点的反映与描写是纪实文学的长处和优势所在。弋舟的《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通过对一个个留守老人的采访，真实呈现他们或悲苦或凄凉的生存处境，引发人们对于农村留守群体的关注与思考。韩生学对于《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是对杨晓升去年再版的《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一书题材的再挖掘、再思考。在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修订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启示意义。朱晓军的《“乌坎事件”调查》对几年前发生在汕尾市陆丰县的那桩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反映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一篇令人信服的典型的问题报告。李青松的《薇甘菊》则关注我国的“生物安全”问题，借助对一种鲜为人知的外来植物恣意蔓延及其危害的描写，对外来物种的入侵进行了认真梳理，提出了自己的忧思和对策建议。周芳的《重症监护室--ICU手记》揭开人们倍感陌生而神秘的重症监护室的面纱，通过讲述一个个生动的危重病人的故事，直逼人性中的幽微隐蔽之处，警示人们珍爱生命、珍视亲情。那些正在涌现或茁壮成长的新鲜事物也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如朱晓军对于快递物流业迅猛发展的描述《快递中国》，葛维樱等对于“买时代”的如实反映，吕铮深入一线采写的中国公安部门海外缉逃行动的《猎狐行动》。《猎狐行动》是一部迅捷反映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纪实文学文本。何建明称之为“文学战报”。纪实文学向来被人们誉为“文学的轻骑兵”，可以及时反映现实，反映新近发生的事件。这部作品聚焦海外追逃，追缉那些经济逃犯，这一题材确实很新颖。吕铮采取了散点透视或点面结合法，来进行事件报告。面上的广泛的铺展，写公安部经侦警察追逃足迹几乎遍布五大洲，有到非洲去追逃的，尼日利亚、刚果、东非的马拉维等，有在亚洲追逃的，柬埔寨、菲律宾、越南、老挝都有我国经侦警察的身影，也有到南美洲如哥伦比亚，到北美洲如加拿大，到欧洲如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等地追逃。作者又明智地抓住那些有典型性、有代表性的事件，特别是有危机性的、特别突出的一些典型事例。比如写非洲追逃就抓住到埃博拉疫区去所直面的巨大疫情危机。写到菲律宾去追逃，抓住菲律宾那个地方还在发生的战乱，反政府武装势力强大，我国警察在面对反政府武装追赶时临危不惧，出色完成使命。作者不单正面描写这些“猎人”警察，也注重对那些狡诈“狐狸”的刻画与描述。对于逃犯的描写相当成功。在作者笔下，警察与罪犯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斗争，采用了“三十六计”的计谋，如采用“敲山震虎”“引蛇出洞”法，罪犯王志伟躲在别墅里不出来，警察通过制造一起假车祸，先将他的情妇引出来，双方争执不下时，最后王志伟就被牵引出来。情妇质疑警察为何抓人，警察反问其与王志伟有何关系，根本无权过问。在乌干达抓捕逃犯连魁时，赌场老板亚纳托追出来要干预，没想到我们的警察有备而来，早已提前把赌场老板汽车的轮胎给放了气，结果他一开车车就趴下。这是打的有备之战。在尼日利亚抓捕卖淫场所金湖餐厅老板张青山，警察采用放长线钓大鱼的计谋，通过“勾搭”两个卖淫妇女，把奸猾而深藏不露的老板引诱出来，最终成功实施抓捕。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缉捕邹双庆，准备将其带回国时，却遭到了Z航空公司的无端阻挠，第一次以机票超售为由不让中国警察登机，第二天又以我国警察没有押解犯人的合法文件为由阻止登机。到了第三天，我方警察采取了“空城计”，同时购买了S航空公司和Z公司的机票，提前登机，让Z公司误以为我们的警察未办理乘机手续，从而成功避开Z公司的阻挠，将逃犯带上了回国航班。而在菲律宾马尼拉追捕逃犯高强，则采用了“声东击西”法，先将三个保镖引开来，我警察将其轿车的轮胎扎爆以引发警报声响，三个保镖跑出门去，被一个人丢下的高强很容易就被警察抓上车。而当保镖醒悟过来跑回屋内时，我警察又趁机将其汽车轮胎扎爆，使其欲追无门。因此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中国警察不仅英勇而且睿智。海外追逃是一个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因此作家的写作实际上也是一种进行时，他几乎是与猎狐行动同步地记录与描写。这样的书写意义重大。

人物传记方面，除了出现“微传记”之外，长篇传记依旧保持了热写、热读的势头。传记文学创作出版数量较大。徐风继为紫砂壶大师蒋蓉撰写了感人的传记《花非花》之后，又为另一位紫砂艺术大师顾景舟作传，出版了《一代壶圣》一书。退休之后的《人民文学》原主编程树榛则专注于描写自己的《坎坷人生路》，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一种平和宁静的心态看待往事和历史，表达更多的是感恩与铭记，特别是对那些刻骨铭心的亲人如母亲、责任编辑等。何建明的《李光耀的中国遗产》在李光耀去世之后发表，亦具有怀念之意。该文是作者在《我的天堂》聚焦家乡苏州市三十年改革发展历程之后，再度关注苏州工业园区历史，记述了中国与新加坡合作历史的一段耀眼篇章。余艳关于中国页岩油气研究专家的传记《何继善：追梦密码》以“气”为文眼贯穿全文，突出主人公“人活一口气、为争一口气”的人生，令人耳目一新。信息产业界名流李开复的《我修的“死亡学分”》对人生进行了深刻反思，能带给读者较多启示。陈歆耕的《九州风雷》则是关于那位渴望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写出过《病梅馆记》等弘文的清末著名作家、思想家龚自珍的传记。厚夫的《路遥传》和蒋泽先的《邓小平的南昌岁月》都写得情真意切，生动可读。“国民记忆”是《时代文学》杂志今年新开设的一个专栏。陆续刊发了邓友梅回首自己创作生涯的文章《我走过的道路》，胡平回忆串联岁月和叶梅追述自己的知青年代的奇文《我们去串联》和《我在幸福二队当知青》。国民记忆抒写是近年来纪实文学创作的一个热点。有的专注于讲述家族记忆，有的专注于回顾个人人生轨迹，有的则是对一段过往岁月或青春年代的缅怀与追思。如汪兆骞关于自己编辑生涯的追忆《羁旅文学，看到的风景》讲述了自己参与编辑的当代诸多名家的名作组稿发表经过，有着独特的价值。小历史折射大历史，小人物勾连大时代。此类作品大多既有历史记忆功能，亦是集体意识乃至国家记忆、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

纪实文学的文化积累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包括周明、傅溪鹏等一些老编辑陆续发表了一批追忆当代经典纪实文学作品组稿、创作和发表经过的文章，一些资深纪实文学作家发表了创作谈或创作体会。这些都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对于纪实文学历史的廓清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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