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味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霍晓蕙

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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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味道试读：

深入“非遗”发源地，

实地探访一个个乡村，

与传承人交谈，

欣赏他们的技艺，

听他们讲故事，

用通俗的视角，

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

去记录、展现和揭示

那些蕴藏在山东大地上的

深厚坚实而又源远流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而阐发出齐鲁文化的当代意义和恒久价值，

留住民族记忆背影，构建和谐精神家园。序一难得的真实记录王凤胜

霍晓蕙是《齐鲁晚报》的知名文化记者，早就认识。但接触较多的是在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以后，她是副秘书长，为协会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

前不久，她送来了一本名为《传统的味道——文化遗产寻访记》的书稿。书稿收录寻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及其他文化访谈文章共50多篇，是她主笔《齐鲁晚报》“齐鲁记忆”和“晓蕙文化有约”专栏的结集。近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也知道国家和省里出台的“非遗”传承、保护方面的政策措施，也看了一些“非遗”方面的论著文章，以及一些“非遗”方面的展览、报道，这些，都充分展示了“非遗”从一个陌生的新概念，从专家呼吁、国家层面的重视，到全社会正在进行扎实有效的传承、保护的生动景象。显然，晓蕙的这本书，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这本书有着她自己的鲜明特色。她以一个文化记者的特有的敏感和独特视角去探访，以通俗、平实的语言来表达，加上形象的图片，使这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耐看性。我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感觉它是一部难得的真实记录之作，既是人民大众爱看之书，也是“非遗”保护中很有实用价值的一部著作。《传统的味道》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采访的扎实深入。从一篇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晓蕙采访前就做了大量工作，联系有关专家，搜集信息，对要采访的项目进行研究；然后再深入到乡村巷陌，在“非遗”项目的发源地实地探访，欣赏“非遗”传承人的技艺，听他们讲述一段段鲜活的故事；之后，梳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用通俗而生动的文字，去记录和展示那些蕴藏在齐鲁大地社会底层的“非遗”，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它们。深入生活，可以说是一个人人皆知、深入人心的口号，也是常谈常新的话题。而深入生活贵在自觉、持久，务必舍得花时间、花精力。晓蕙的采访不是蜻蜓点水式的，是真正地“接地气”地深入生活。

我了解记者的工作，很辛苦，压力大，做一个优秀的女记者更不容易，要付出很多。晓蕙是文化记者，日常的报道任务很重，如文化演出、艺术展览，以及省里的各种文化方面的会议、评选、座谈、研讨等，“非遗”报道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既不能耽误日常的报道，还想写好“非遗”的文章，只能牺牲休息时间。听晓蕙讲，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每周五忙完日常采访任务后，就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出差采访“非遗”项目，采访一结束，就抓紧返回济南赶稿子，周末时间不是在采访就是在写稿子。因此，这本书也是她不怕苦和累，以默默地努力耕耘积淀而成的。

第二，书中对寻访到的每一种“非遗”项目，介绍得都十分详细具体，包括历史流变、工艺过程、传承人的情况、传承中存在的问题等等。可以说，这本书，是我见到的最详细具体、生动形象的关于“非遗”的著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对“非遗”的一种传承、保护。通过晓蕙的文字，我们能看到很多“非遗”项目的故事，如：“鲁锦”的传承与当地陪嫁风俗是息息相关的；“梆鼓秧歌”是起源于做豆腐、卖豆腐的动作而后逐步发展形成的一种独特民间舞蹈；三国时期的才子曹植是一位出色的杂技艺术家，对聊城杂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五音戏的泰斗邓洪山为什么叫“鲜樱桃”……这些故事真实又鲜活。通过晓蕙的文字，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非遗”传承人的故事，如卖掉自家宅基地，痴心抢救、发掘伏里土陶的甘志友；演皮影戏60年还没尽兴的李兴堂；身患癌症仍在为建一座“天下食印”博物馆而奔走的逄焕健……这些真实的人和事，让我深受感动。这显然不同于简单的条目式的“非遗”介绍，而是详细的、具体可感的、让人身临其境的真实记录，因此很有看头。

第三，书中还突出地表现出作者对“非遗”工作的思考、感悟，乃至于大胆的鼓与呼。作者有时候借专家之口表达，有时候则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传承、保护“非遗”的意识，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据了解，一些濒危的“非遗”项目经过晓蕙的报道并借助《齐鲁晚报》这一强大的媒体平台传播之后，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当地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因此，这还是一本实用之书。

晓蕙的这本书，能给人带来很多关于“非遗”的启发。我由此想到了一些有关“非遗”保护的问题。首先，“非遗”保护是留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住源远流长的文脉、守住精神家园的大事，不能一蹴而就，要树立“非遗”保护永无止境的思想。其次，要把“非遗”工作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当前“非遗”保护的方式有多种，有整体性保护、生态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等，但无论什么方式的保护，都要做大量工作，都要力求让“非遗”活起来——活在老百姓口中，活在老百姓手中，活在日常生活习俗中，活在人们的情感寄托和精神追求中。“非遗”传承、保护的目的即在于此。“非遗”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社戏”在鲁迅笔下，剪纸和茂腔在莫言小说里，都曾反复出现，这些不都是“非遗”吗？

听晓蕙说，出版这本书的同时，还计划出一本书画评论方面的书。在中国书画精品热持续升温的形势下，这也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书。我也期待着她的书画评论集早日问世。（作者为山东省文联名誉主席，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序二丰硕的文化果实刘德龙

手捧晓蕙的《传统的味道》书稿，我真心感到高兴。这是一份丰硕的文化果实。

我早就在《齐鲁晚报》上看到过晓蕙的很多文章，包括音乐、戏剧演出方面的报道，美术书法方面的报道，以及大量文化名人的采访等等，涵盖面很广。报纸上还曾经开设“晓蕙文化有约”专栏，主要是围绕文化热点进行的访谈，有品位，也很有可读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些不断“出炉”的文章里，我感受到，晓蕙是一个具备多方面知识的、比较全面和成熟的文化记者，视野开阔，思路清晰，有想法，有见解，文字也干练、优美。一个年轻记者，尤其是女记者，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2008年前后，山东省社科联、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联合主办“齐鲁文化走出去”活动，我作为主办方负责人，邀请晓蕙作为随队记者，参加“齐鲁文化关东行”、“齐鲁文化陕西行”等活动，和她有了较多的接触。晓蕙平时话语不多，性格低调内敛，为人谦和，同时又颇为幽默机智，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赞许，一路走来，大家都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她的报道非常迅速及时，比如在“齐鲁文化关东行”的近十天里，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很紧，但晓蕙每天都挤出时间写稿，使我们的活动得到更广的传播，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我发现，晓蕙是个善于观察、记录并善于取舍的记者，有时候大家在饭桌上、寻访路上随意探讨交流的一些话题，也会被她提炼入稿，并且非常到位。如本书中收录的《大巴上的快书专场》一文，就生动记录了我们寻访路上发生的一段插曲。文章的主人公、山东快书大家孙镇业先生现在已经离开人世，但我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领略到他的风采。总之，通过多次接触，我感受到晓蕙的敬业精神和她作为一个文化记者所具备的很多优秀素质。后来，山东省民俗学会组织了系列省内寻访活动，在这期间，晓蕙也写了很多文章，其中有不少大块头的稿件，在民俗学界及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着民间的智慧，丰富了文化的人性内涵。在民间艺术日益式微的今天，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艰难支撑，后继乏人”，“民间绝艺”的“绝”字，有了另一种含义。晓蕙独具慧眼，早早就看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她一次次深入寻访各项绝艺的灵魂人物和重要传人，考察老技艺在当今的命运，向读者介绍一项项“非遗”项目和相关的文化，其文章不仅具有新闻价值，而且富有学术意义，融知识性、新闻性、科学性于一体，可读性强。另外一些对知情者和专家的访谈，则很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可以说，她在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和贡献，显示了一个文化记者的担当。积极进取，不断追求，必然收获甜美的果实。晓蕙奉献给读者的这本集子就是明证。

2008年，在山东省民俗学会的换届选举中，晓蕙被推选为副秘书长。记者的身份之外，她还成为一名民俗学人。这几年，她为学会的活动献计献策，做了不少贡献。

前年，山东省文化厅邀请专家组成评审团，进行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传承人的评选，晓蕙是我们评委团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我还了解到，在省里的不少文化活动中，晓蕙都不仅仅是一个采访者的身份，而是被列为专家出席，可见大家对她工作的认可。这种专家型的记者，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晓蕙一直保持着谦虚低调的本色，从不张扬，这就更加难得了。

在时间的河流中，代表先进文化的报纸，应该是留存历史的文化先锋；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情势下，文化记者更应该是高扬责任、情怀无限的新闻旗手。我祝愿晓蕙精进不懈，在新闻道路上、在民俗研究方面有更大的收获。（作者为山东省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山东省社科联副主席。）岁月年轮里的朴素情趣——寻访鄄城木玩具

春末夏初，艳阳天里，当街玩耍的小孩子们听到隐隐约约传来的拨浪鼓儿响，便大呼小叫地急匆匆循声而去。那百宝箱似的货郎车里，除了有甜甜黏黏的拽糖，还有摇起来清脆作响的哗啦棒槌、一拧就吱哇吱哇叫的“耳报子神”和别的好玩意儿哩。

在那货郎车旁，不时还有因得不到满足而坐在地上撒泼的孩子，当娘的又气又心疼，哄着劝着拽起来，“别哭，别闹，咱们换”。那孩子看中的是货郎车里的拉拉牛、猴子爬杆之类的玩具。接下来免不了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还是成交了，孩子接过色彩艳丽的木玩具，左瞅瞅右看看，拧一拧、摇一摇，便破涕为笑了。

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鲁西南农村的一个普通的场景。货郎车里那些纯朴粗犷的乡土木玩具，是很多人儿时不可或缺的玩伴，浸透着童年时代无穷的乐趣……

木玩具，是我国民间一种传统手工艺术品。我省有两处著名的木玩具产地，一为郯城县樊埝村，一为鄄城县旋木刘庄，两处所产木玩具一精细一粗朴，各具特色，是当地乃至华东地区不可多得的优秀民间文化遗产之一。2006年4月23日，我来到鲁西南鄄城县，在文体局副局长张俊格的陪同下来到旋木刘庄寻访。

我们先到郑营乡，然后由乡里的工作人员带路向旋木刘庄赶。“长金堤，金堤长，金堤脚下有个哗啦棒槌庄。”汽车在绿树成荫的堤路上行驶，张俊格副局长顺口念叨着这句当地的民谣。旋木刘庄20世纪90年代以前叫哗啦棒槌庄，名字就是与木玩具联系在一起的。

村委会主任刘学海早早就在村口迎接，这个朴实的农村汉子没有太多的寒暄，像他居住的村庄一样沉稳而内敛。只有谈到木玩具，他才猛然变得眉飞色舞：“俺这个庄制作木玩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相传，有两个木匠，一个姓刘，一个姓袁，从山西洪洞迁到鄄城定居，他俩心灵手巧，除了制作刀把子等农用工具外，还根据手拉皮带使钻头转动的原理，变手拉为脚蹬，制成了简易旋车，渐渐研究出一套制作旋木玩具的技艺。后来他们把手艺相继传给了自己的子孙，就这样代代相传，发展为一种民间艺术，被称为鲁西南‘一绝’。”

那么，与其他产地生产的木玩具相比，鄄城木玩具有什么特点呢？刘学海解释说，它的色彩以浓重、艳丽见长，具有鲁西南地区的地方风格，与当地朴实而热情的民风有关；在图案设计上，大多取材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故事等，形象逼真、夸张传神。“拿旋木刘庄艺人最拿手的哗啦棒槌说吧，旋好后涂一层白粉底儿，再用红、绿、黑、蓝、黄等着色，绘上各种图案和各种人物形象，通常有钟馗、嫦娥，后来花样增多，佛像和飞禽走兽都有，还出现了像‘穆桂英挂帅’、‘祝英台与梁山伯’、‘关公战秦琼’、‘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戏剧、小说中的场景。”

更神奇的是，鄄城旋木玩具还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如各类木制小推车，由木头、硬纸、小扁鼓、车轮配以传动细铁丝、小铁钉、粘胶组装而成，巧妙运用了力的传动原理。同时，部分旋木玩具运用机械原理，把圆周的直线运动转化为规律性间歇性运动，玩具能运动，且伴有声音，颇富情趣。

鄄城当地有一句流传下来的民谣：“孩子哭，找他娘，他娘买个哗啦棒，逗得孩子喜洋洋。”可见孩子们对木玩具的喜爱。不仅孩子们钟爱木玩具，闺女媳妇、老少爷儿们也都喜欢，每年农历腊月至来年正月，每家都要买一些木玩具，图个好玩和喜庆。旋木玩具一度成了旋木刘庄手工艺人养家糊口的手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的木玩具生产进入高峰时期，家家旋车响，户户彩绘忙。刘学海介绍，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和商人曾多次到鄄城访问，专门参观考察木玩具。“那时候鄄城有个著名的木玩具市场，卖‘拉拉牛’、‘哗啦棒槌’、‘耳报子神’、‘木响蛋’等，都是批发。一个‘拉拉牛’两分钱，‘耳报子神’五毛钱能买仨，单买一个两毛。河南、安徽以及方圆几百里的商人都到这里来买。在鲁西南城乡，推着小货郎车卖鄄城木玩具的更是随处可见。”“旋木刘庄做木玩具的艺人中，刘传保做得最好，技艺最精，持续生产时间最长。”在村委会主任刘学海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村南头刘传保家。老汉今年65岁，而今偶尔在工艺品店里看到的鲁西南木玩具，多出自他手。“早先做木玩具，样式多了去啦，”刘传保说，“仅棒槌类的玩具就有哗啦棒槌、虎头棒槌、两角棒槌等；‘耳报子神’也有各种式样；还有‘木响蛋’和大大小小的‘拉拉牛’、‘提溜’、燕子车、小凉车、猴子爬杆、三羊抵头、公鸡叨架……”说着，他从柜子里拿出几个样品给我们讲解：“棒槌类玩具是将杨木或梧桐木等旋成棒槌样，再从手柄部位将棒槌内部旋空，在里边装上石子或沙粒，用木手柄将开口塞紧，然后再绘上各种图案和人物进行装饰。当孩子抓着棒槌的手柄部位摇动时，棒槌内即发出‘沙啦沙啦’的响声，既好玩又好看。”

无手无脚、内部旋空的“耳报子神”更为坚固耐玩、滑稽有趣，也是鄄城木玩具的代表作。刘传保说，这种玩具是由人们信仰的一个民间神“耳报神”演变而成，被认为可以为主人窃听到千里之外的信息，其作用相当于现代人使用的固定电话、手机。时代的进步，使古人的神话、幻想变为现实。但在旧时代，木玩具“耳报子神”往往被“变戏法儿的”江湖艺人作为道具，甚至被装神弄鬼的巫婆神汉或算命先生所利用，成为哄骗、愚弄村民的工具。鄄城“耳报子神”玩具都是圆柱体的身躯，往往是一男一女，一胖一瘦。刘传保说，手艺人操作的步骤是：先旋出大批中空的身躯，一一安装头部，然后再用墨线开脸，用红、绿、黄三色图案进行装饰。“耳报子神”的肚子里可以放些小物件，也可取下头部，把下半部分当笔筒、笔盒使用。

刘传保说，早先，还研制出燕子车、小凉车、公鸡叨架、猴子推花车等。小凉车是儿童夏季常玩的玩具。后端装有1米左右的木杆，中间站立着一个小木头人，前端装有小扁鼓，推动时，由于受车轮上铁丝的牵引以及车轴上三角木轮的拨动，小木头人一蹦一跳，同时能手敲锣，脚打鼓，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后来，在小凉车的基础上，又改制了燕子车、猴子推花车等车类玩具，生动传神，饶有情趣，使儿童在愉悦中启迪心智。

但遗憾的是，现在刘传保平时在儿子经营的旋木家具厂里帮忙，很少做玩具了，只在奉人之邀的情况下，零散地做一些，因此家里存放的样品只有寥寥几个，那些可爱的小车我们无缘看到了。“现在村里还有多少人会做木玩具？”我问。“不多。除了我和几个年纪大点的，没有几人能做这个了，许多玩具品种都快失传了。”刘传保把墙角里滚落的一个“拉拉牛”半成品摆在面前的桌子上，告诉我们，“现在村里老手艺人都干不动了，年轻人都不愿意做这些玩意儿啦。”

当年的哗啦棒槌庄人，用廉价的木材打造了一方娱乐人心的艺术天地，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批集声、光、电于一体的塑料、电子玩具逐步取代了旋木玩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旋木玩具逐渐淡出了市场。现在在各大商场的柜台上，很难找到一件传统的旋木玩具。受市场冲击和经济效益的影响，旋木刘庄从事传统旋木玩具生产的人越来越少，传统旋木玩具的品种也越来越少。家家户户开始将玩具旋制加工转向生活类器具的旋制生产，产品主要以各类器具的木把、花架、楼梯扶手等为主。虽然百姓的经济收益得到了提高，但旋木玩具这古老而珍贵的民间手工艺却面临着灭绝危机。

鄄城是山东与河南交界之地、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的故里，多少故事在这里发生，多少欢笑在这里凝聚。这次的木玩具寻访之旅，却使我有点落寞。一度成为华东地区著名的民间工艺代表作的鄄城木玩具，仿佛在蓦然回首之间淡出、远离。这是刘学海、刘传保们的遗憾，又何尝不是鲁西南木玩具艺术的遗憾？

小玩意里有大世界，木玩具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归属，对于研究鲁西南乃至华东地区的风土人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木玩具制作工艺如何才能不失传？这个课题是否还会有人关注？毕竟，这是民间文化的历史底色和一抹亮色。买个泥老虎，咕嘎咕嘎两毛五“小孩小孩你别哭，你爹去赶集，买个泥老虎，咕嘎咕嘎两毛五。”一手端了头，一手牵了尾，来回推拉，泥老虎就叫了起来，土气里却有着令人开心的憨态和稚气。一团泥巴，经过民间艺人之手，变出了欢喜，带来了温馨的生活情味。

泥，是我国民间玩具中使用得最普遍的材料。我国出产泥玩具的地方很多，风格差异也很大。它们完全来自于民间艺人的创造，其生产和消费都依赖于各地本土的审美眼光，土味十足。正因为这一点，民间泥玩具才有了“率真”和“质朴”的品质，历久不衰，流传至今。

高密，又称凤城。在这里积淀的不仅仅有肥沃的泥土，而且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扑灰年画、泥玩具、剪纸，被称为“高密三绝”。2006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来到高密市姜庄镇，寻访声名远播的聂家庄泥玩具。

高密市文化局原办公室主任赵多欣是当地民间艺术的“老百晓”，也是我此次寻访的“导游”。去聂家庄的路上，他告诉我，聂家庄泥玩具的艺祖叫聂福来，老家在河北泊镇，明朝万历年间，家乡连年歉收，家里穷得叮当响，聂福来携妻带子逃荒到了山东。但他来到山东后举目无亲，分文没有，考虑如何活下去成为当务之急。走到高密时，一家人已经精疲力竭，就在这时候，聂福来突然抓起了当地的一块泥土，脑子里不断映现出家乡年根下火树银花的欢庆场面。他试着把泥土搅拌为胶泥，捏制成罐状，借来一些火药装入泥罐里，封实后在罐顶部掏一个小孔。又试着在小孔旁点燃，霎时间烟花似火龙般喷射而出，十分壮观。这就是被称为“高密三绝”的聂家庄泥塑的雏形——“锅子花”。后来，聂福来因为制作“锅子花”而远近闻名。最终聂氏家族在这个小村庄兴盛起来，这个小村庄也就是聂家庄的前身。装焰火的泥坯叫锅子，也叫泥墩。为了吸引顾客，聂家庄的人们把泥墩塑成了娃娃形状，放完了焰火还可以当玩具，后来渐渐脱离锅子花，成了自成系统的泥玩具。这手艺从此祖辈相传，邻里互授，不断完善，聂家庄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泥塑村。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聂家庄泥玩具又受到扑灰年画、潍县杨家埠年画的影响，在造型、着色上更趋完美。村中很多人家以制作玩具为副业，平日和泥作坯，烧火做饭时顺带烘干，临近过年，刷粉彩绘，到集上出售。当地有一首民谣唱到：“聂家庄，朝南门儿，家家户户捏泥人儿。”

到聂家庄时已是正午时分。我们走进老艺人聂希蔚的庭院。外面的窗台上，摆着一排刚做好的泥老虎，南墙下有一堆乌泥，泛着油亮的光。

聂希蔚从作坊里走出来迎接我们。他是聂家庄做泥玩具最出名的老汉，69岁，从十几岁开始做泥玩具，现在已经50多年了。他指着墙下那堆泥巴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真是老天赐给聂家庄人的宝物啊。在聂家庄方圆五六里的土地下挖两米，就是这种被称作“红岗子土”的泥，粉样的细腻，油样的润滑，取回家晒干、砸碎，再用筛子细细筛几遍，加水揉透和匀，做成坯子，晾干了，不裂；雨来了，浸不坏；涂上油彩，颜色均匀，不褪色。每年进了5月就可以制坯了，这段时间太阳“毒”，把坯做好，一两天就能晒透，这样做出来的玩具不但线条好，而且瓷实、耐磕碰。老汉一边说着，一边洗了把手，把我们领进了堂屋。

这堂屋就像一个泥玩具的展室，橱里摆的、窗台上放的，还有墙上挂的，全是形态各异、五颜六色的泥玩具。有老虎、顽皮的猴子、憨猪、祥羊、十二生肖，更少不了八仙、罗汉、文武财神，它们都以各自的神态，展示着聂老汉的技艺。另一间是作坊，架上是各式各样的笔，盘盘碟碟里是赤橙黄绿的颜料，台子上一捆苇哨，还有一沓条状的羊皮。

聂希蔚走进作坊，拿起坯子，头、尾两块一对，内里安上苇哨，中间用羊皮连了，抹上红绿黄黑四色，一个四腿粗壮、昂首挺立、憨态可掬的泥老虎就立在了案子上。这就是聂家庄泥玩具中最典型的一件——“叫虎”，也叫“皮老虎”。我一手端了头，一手牵了尾巴，来回推拉，老虎就“咕嘎咕嘎”叫了起来。我们都笑了，聂老汉也爽朗地笑了，他还给我们念叨起当地流传的一句民谣：“小孩小孩你别哭，你爹去赶集，买个泥老虎，咕嘎咕嘎两毛五。”

说起老虎，我们在动物园里见过真正的老虎，即使关在笼子里，依然威风凛凛，让人不敢接近；我也曾欣赏过许多画家笔下的虎，富有神威，令人敬畏。和它们相比，这泥老虎自然是颇为“土气”了，但这土气里却有着令人开心的憨态和稚气，寓意吉祥，难怪大人孩子们都喜欢呢。

聂家庄泥玩具品种多样，除了老虎、猴子、狮子、公鸡、兔子、小鸟等会发出叫声的泥玩具外，还有以陈列、欣赏为主的神态各异的泥娃娃，以及戏曲、传说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娘子、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牛郎织女、八仙等等，至于民间供奉用的文武财神等就更多了。聂希蔚老汉说，品种最多时有150多种呢。

聂家庄泥玩具造型敦厚优美，尤其注重彩绘，这是让泥玩具充满灵性的点睛之笔。聂希蔚说：“三分坯，七分画。”画不好，颜色用不好，泥玩具的艺术性就大打折扣。他介绍，一般是先在塑形完整的玩具上均匀涂敷滑石粉的溶解物，罩住泥地本色，然后上色，先上大红色，再上绿色、黄色、黑色。上色的面积是先大后小，先广后狭，先粗后细。一些需要仔细描绘的部位，如眼、鼻、口、舌等，都是用小笔仔细描摹，力求细致入微。服饰或装饰图案的色彩等到脸部结束后再来描绘。所有部位的色彩涂完之后，将玩具放在阴凉处晾干。我注意到，聂希蔚在彩绘时运用一种退晕的笔法：用笔蘸满清水，笔尖点施一丝色料，上色时靠腕力和速度轻轻划过表面，形成优美果断的线条。同时，清水随着色料的点晕，在画面上形成一种过渡自然平和的艺术效果，有点扑灰年画的味道。聂希蔚说，近年来，村里的艺人们不断借鉴其他民间艺术，改进了绘制的颜料，使得这里的泥玩具颜色更加亮丽，对比更加协调。聂家庄泥玩具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受到了专家的一致称赞；周游了十多个国家，无一次不是载誉归来。

去高密寻访前，民间美术研究专家鲍家虎曾对我说，聂家庄泥玩具和枯燥乏味的自然主义绝缘，它有大胆的艺术夸张和变形，有最完美的装饰意匠，带有浓郁的风俗趣味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同时，又总是清新活泼，富有独创性，对儿童想象力的启发与审美观念的培养，有着极大的魔力。看了聂老汉制作的泥玩具，我觉得这种评价是十分恰当的。“现在聂家庄还有多少做泥玩具的呢？”我问。

聂希蔚老汉说：“现在做这个的不多了，村里还有20多户吧。常年做的也就五六家。”聂老汉有两男三女五个孩子，都会这门手艺，但技术都不是太精。“孩子们都有别的谋生门道，不指望这个了。”说起这些，老汉有些忧虑，有些无奈。

尽管自己的孩子不愿意做，但聂老汉却走进了课堂，有了更多的学生。他告诉我，高密一中等当地多所学校都开设了民间工艺课，他曾多次应邀去讲授、演示泥玩具的制作艺术，很多孩子都十分喜欢这门课。市里有关部门还根据他的口述及制作流程编写了泥玩具制作教材。

一块泥巴，经过民间艺人的手，就有了灵性，变成了娱乐人心的泥玩具，它们像一个个土味十足、稚拙可爱的乡村伙伴，从乡间走进了城市，还从中国走向了世界。花鼓进了庄　家家不喝汤

半说半唱，打情骂俏，你来我往，好不热闹，直听得观众喜笑颜开。一男一女载歌载舞对口说唱，是山东花鼓的主要演出形式。这种民间艺术，不演金戈铁马，只唱家长里短。由于唱词俚俗，说唱时插科打诨，元明以来，花鼓常被官府视为“淫词荡调”而屡遭禁演，但在民间却受到百姓的深爱。

在鲁西南一带，流传有这样的民谣：“花鼓进了庄，家家不喝汤（方言，即吃晚饭）。”意思是家家户户都去听花鼓，大家着迷得连晚饭都不吃了。可见这种民间艺术有多么神奇的魅力。2007年5月的一个艳阳天里，我来到菏泽，探访山东花鼓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

山东花鼓分三路

衍生多种地方戏

山东花鼓又名花鼓秧歌，是一种以花鼓为主要伴奏乐器，对口走唱的艺术形式，也是山东曲艺中唯一一个走唱类曲种。菏泽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李玉坤介绍，南宋时就有山东花鼓的相关记载。而一份20世纪50年代山东曲艺艺人登记调查资料显示，在清朝中期，花鼓活跃于鲁、苏、豫、皖四省接壤地带。其中流行于山东的花鼓大致分为三路，走向以鲁西南为中心往北、往东发展，且都是与各地民间小曲、舞蹈等艺术形式互相吸收、结合形成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从而衍生出多种地方戏曲，如两夹弦、四平调、五音戏、柳琴戏、茂腔、一勾勾等。“可以说，它是众多剧种的直接母体，对于山东地方戏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李玉坤说。

流行于菏泽等鲁西南地区的“南路”山东花鼓约在清代咸丰末年最终演变为两夹弦、四平调两个剧种，但以菏泽方言为基础的说唱形式——花鼓并未消亡，一直和戏曲表演并行不悖，是菏泽老百姓长久以来的重要文化娱乐形式之一，至今还保留着它的原汁原味。

南地来，北地来

谁也不压黑云彩

说起山东花鼓，首先提到的就是已故的花鼓艺人杜学诗。在采访中，我听到最多的是他的艺名“黑云彩”。杜学诗（1900—1976），定陶人，12岁拜沛县花鼓艺人“半碗蜜”为师，主工旦角，18岁即在鲁西南一带崭露头角，常在济宁土山杂八地书棚演唱，或四乡赶集打地摊。主演《陈三两爬堂》、《三告李彦明》、《花厅会》、《访蓟州》等曲目，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听众特别是青年妇女的欢迎。他嗓音清脆，表演动人，艺术超群，又因其皮肤黝黑，观众亲昵地送号“黑云彩”。鲁西南一带到处流传着“南地来，北地来，谁也不压黑云彩”的顺口溜。

杜学诗在济宁期间，与林淑英结为夫妇。林淑英婚后随夫学艺，改名杜学莲，数年后亦名声大振，成为鲁、苏、豫、皖花鼓界“四大名旦”（王桂芳、郭震芳、尹艳喜、杜学莲）之一。他们夫妻在菏泽、济宁等地广收门徒，“黑云彩班”演出更活跃。后来，花鼓班以有碍风化罪名被查禁，迫使“黑云彩”与苏北花鼓艺人小兰子、大兰子等组成花鼓班社，流动到上海跑马场演出，后转道阜阳、界首及兖州、泰安、聊城、淄博、德州、济南一带，改名“山东老调”、“山东干砸梆”、“花鼓丁香”、“老梆子”等继续演出。在济南演出时，曾与五音戏泰斗“鲜樱桃”在南岗子唱对台戏。在大观园演出时，观众曾赠送“艺贯华北”的牌匾。

别看外表土“粉丝”可不少“现在要听正宗的山东花鼓，还得到郓城。”李玉坤副馆长说。郓城许多村都有花鼓艺人，每年农闲时节，县城以及较大乡镇中就可见花鼓班社演出，至今那里的人们对花鼓依然十分钟爱。还真是巧，我们去时，菏泽市艺术研究所在郓城搞调研，正集中了当地的几位民间艺人进行现场展演呢。

午后，李玉坤副馆长带路，去郓城县丁里长乡听花鼓。车刚到丁北村村头，就看到许多妇女、老人搬着小板凳往村里走。我们下车跟随他们来到村里的一家小卖部前。这里已经人头攒动，老老小小的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此次演出的组织人之一、菏泽市艺术研究所副所长陈瑾说，山东花鼓没有严格的传承谱系，多是爱好者从学，传授者口传心授，即使学成，成为职业演员的人也为数不多，农闲时的散班子，也不重传承，会唱能凑场即可，只有为数不多的职业演出班社有稍微规范的传承关系。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老艺人的相继谢世，花鼓传承人青黄不接，许多相对活跃的民间班社日渐衰微，农闲自发组织的演出越来越少。为了保护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特地组织当地的几位民间艺人进行演出，以录制音像资料留存。

她指着正在准备演出的几个艺人打趣说，别看他们外表土得掉渣，可都是四里八乡的名人，有不少“粉丝”呢。艺人王丰节听后扑哧一笑：“俺可算不上名人，俺师父那时候才风光哩！”51岁的王丰节是丁北村的村民，从小跟郓城著名花鼓艺人谢汝泉学艺，他回忆：“俺师父演的《小二姐做梦》忒有味了，附近村里的人都愿听，都跟着学。往往从下午演到晚上，老老少少听得入迷，都忘了回家喝汤了。”32岁的苗庆锁和35岁的彭先荣是夫妻俩，来自郓城县玉皇庙镇的苗胡同村。苗庆锁说，他打小就唱花鼓，跟着村里的花鼓班子转遍了菏泽周边的各个乡镇。现在娱乐形式多了，可没想到还有那么多喜欢花鼓的人。

开场锣鼓响

听俺来说唱

下午四点，开场锣鼓终于敲响了，吸引了更多村民前来观看。

苗庆锁和彭先荣夫妻俩第一个出场，表演了一段《蓝桥会》。“俊嫂子借给我井泉水，男学士一里把名传。俊嫂子不借我井泉水，书箱里掏出二百钱。浑是借水浑是卖，照给我生说一番。”苗庆锁没有化妆，斜背花鼓，双手舞动鼓槌，边敲打着各种花点边演唱。“你要喝来尽管喝，喝口凉水要啥钱。”彭先荣化着彩妆亮相，上穿彩衫，下配五彩缤纷的罗裙，边唱边舞。夫妻两人表演细腻传神，半说半唱，打情骂俏，你来我往，好不热闹，直听得观众喜笑颜开。

陈瑾说，一男一女载歌载舞对口说唱，是山东花鼓的主要演出形式。由于唱词俚俗，说唱时插科打诨，元明以来，花鼓常被官府视为“淫词荡调”而屡遭禁演，但在民间却受到百姓的深爱。

夫妻俩刚唱完，刚刚还敲着锣的王丰节便起身演唱《何文秀私访》选段，这段花鼓地方色彩更浓烈，曲词以菏泽方言为基础，既口语俚俗，又贴切恰当。看大家兴高采烈，另一位艺人陈化举也按捺不住，挎起花鼓表演了一段曲调激昂的《杨八郎探母》，他唱得非常投入，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再来一段！”在观众的要求下，另一位女艺人马文华上场，和陈化举搭档唱起了《吕蒙正赶斋》中一段悲悲切切的哭腔。

家长又里短“针线笸箩筐”

在乡间小卖部前听着花鼓说唱，不知不觉已到黄昏。艺人们又表演了好几个段子，以小生、小旦、小丑戏为主，内容则多为反映男女爱情、家庭道德伦理的悲欢离合故事。陈瑾说，山东花鼓几乎没有表现铁马金戈的故事题材，却十分擅长表现家长里短的生活故事，即所谓“针线笸箩”，这从它的基本曲目“老八本”——《头堂》、《二堂》、《休妻》、《花墙》、《大帘子》、《二帘子》、《花轿》、《抱牌子》中即可以窥其一斑。而在留存至今的140余部山东花鼓曲目中，有绝大部分是反映男女爱情及家庭道德伦理故事的。经常上演的曲目有：《货郎段》、《黑驴段》、《王婆骂鸡》、《安安送米》、《王小赶脚》、《王刚画庙》、《朱买臣休妻》、《锔大缸》、《王二姐剜菜》、《对绣鞋》等，这些曲目生活情趣浓郁，曲词俚俗而生动，具有方言学、社会学、民俗学、乡土文化等多种研究价值。唱词词式多为七字句、十字句，粗看似缺乏规范，细研究才看出艺人运用语言的智慧和成就，这正显现了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扑灰年画：庄户院里的民俗写意图

值得称道的是，扑灰年画这个行当不像其他民间手工业那样保守，没有“不外传”、“传男不传女”的陋习，艺人的女儿们也可以学，她们嫁出去就把扑灰年画的手艺传播出去。“刷刷刷，一溜栽花。大笔狂涂，描子勾拉。细心粉脸，眉眼巧画。待要好看，咸菜磕花。”这首顺口溜，既说明了高密扑灰年画的风格特点，也道出了它的制作手段。

起源于明代成化年间的高密扑灰年画，是国内独有的民间美术形式，画坛上称之为“民间写意画”。其制作过程复杂：打好腹稿后，先用烧焦炭化的柳枝起线稿，然后用画纸在线稿上拓扑，一稿可拓扑数张，“扑灰”由此得名。扑灰后的画稿，再加手绘，经“大刷狂涂”、“描子勾拉”、“细心巧画”、“粉脸”、“刷手”、“赋彩”、“开眉眼”、“勾线”、“刷花”、“磕咸菜花”、“描金”、“涂明油”等一整套艺术处理工序，才算成画。2006年5月19日，我到红高粱之乡高密，寻访这种独特的年画技艺。

柳树条有妙用

王树花展示扑灰技法

扑灰年画的产地在高密市姜庄、夏庄、大栏一带，以姜庄镇为主。

在高密市文化局原办公室主任赵多欣的陪同下，我们一早就赶到城北15公里的姜庄镇政府。镇文化站站长范希荣早早在此等候，他说：“先去孙家长村王树花家看看吧，她是目前高密扑灰年画制作最知名的一位女艺人，自小随爷爷王锡山学画，作品曾多次在全国展览、获奖，现在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还担任高密市政协常委。”扑灰年画《姑嫂闲话图》

汽车在乡间道路上行驶了不大一会儿，便到了孙家长村。走过一个无水的池塘，就是扑灰年画艺人王树花的家。庭院很大，颇为气派。范希荣说：“以前扑灰年画是庄户艺人养家糊口的手段，被人们戏称为‘抹画子’，现在凡是把它传承下来的民间画师，大都依靠这门手艺发家致富了。”

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四壁挂满了扑灰年画，像一个展厅。一幅挂在中间的《姑嫂闲话图》吸引了我的目光。王树花介绍，这正是扑灰年画的代表作之一。在农村，姑嫂关系十分微妙，往往成为家庭矛盾的焦点。而这幅画，小姑子亲昵地依偎着嫂子，嫂子为小姑子撑着伞，两人并肩而行，娓娓而谈。画面艳丽，人物丰满，耐看又有意思。它告诉人们，姑嫂应该这样相处。扑灰年画贴近百姓，这幅《姑嫂闲话图》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堂屋里的作品还没有一一看完，王树花又领我来到东屋的作坊。靠西墙，是一溜两米多高装裱画作的木板架子，每个板子上都裱糊了新作。东墙下是一个三四米长的画案。王树花在画案上铺开了一张宣纸，将用炭棒画好的灰稿敷上，扑匀，那稿样就留在了宣纸上。这就是“扑灰”。王树花介绍，一张灰稿可以扑五六张。还可以在扑好的画稿上，用炭棒再描摹一次，翻扑在另一张宣纸上，两两相对，在绘制《麒麟送子》等需要成对出售的画作时，通常采用这种方法。

我拿起一条炭棒正在观看，王树花的丈夫走过来憨厚地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功劳了。”他说，选上好的柳条，剪齐后装入铁筒子或用泥巴裹上，放到炉子里烘烤，待柳条炭化后，即可取出描画、扑灰。

垂柳风姿绰约，古代文人骚客们送别朋友时常折柳相赠，以示惜别之情。谁能想到，民间画师们却让柳条有如此妙用呢。

五百年发展史

传递民间习俗成绝艺

观摩的间隙，我便请教起扑灰年画的起源和发展来。

赵多欣先生对扑灰年画进行过多年研究。他介绍，扑灰年画的历史在地方史志中并无记载，据传起源于明代中期，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它是高密北乡公婆庙村一个王姓人家初创的，最初他们迫于生计临摹一些文人画和庙宇壁画出售，后来，为了提高效率，就用炭棒勾线，扑灰复印。到了清代，王姓人家在本村收张姓五兄弟为徒，以后又传到李家村的胡家等，代代相传，使扑灰年画迅速发展。清代嘉庆年间，原在天津杨柳青画店刻版的胡三，因生计所迫，投奔高密李家庄画扑灰年画的胡玉显并拜其为师学艺。之后，他们吸收其他画种特别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长处，创新并发展技艺，日久天长，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色彩的扑灰年画。

早期的扑灰年画，由于受文人画和庙宇壁画的影响，以水墨为主，颜色也不艳丽，有一种古朴的味道，“是一种黑乎乎的老抹画子”。到清代发展成为着色浓重、色彩艳丽的风格，改变了“老抹画子”那种“墨屏墨屏，案头清供，婆娘不喜，老头奉承”的状况，出现了“红绿大笔抹，市上好销货。庄户墙上挂，喜祥又红火”的景象。因其本小利厚，画商争相贩运，一到冬天，买画的大小车辆络绎不绝，由近及远行销到临沂、烟台、徐州，以及内蒙古、东北三省等地，在全国有了很大影响。

值得称道的是，扑灰年画这个行当不像其他民间手工业那样保守，没有“不外传”、“传男不传女”的陋习，艺人的女儿们也可以学，她们嫁出去就把扑灰年画的手艺传播出去，因此高密四里八乡都曾有扑灰年画的家庭作坊。

赵多欣认为，扑灰年画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这一带地薄村密，农民单靠种地难以为生，于是那些能工巧匠们就选中了这个制作起来不太复杂、群众又很愿意购买其产品的行当，以绘制年画为副业来赚钱补贴家用。这说明，它不是无根之木，而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它的背后，有广阔丰厚的民族文化的沃土，是这块沃土与高密一带的风尚习俗、生活习惯以及人民群众的审美观念孕育出扑灰年画。

追求独特风格

吕蓁立巧说民间写意

离开王树花家，范希荣站长又带着我们到了棉花屯，这个村里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扑灰年画世家：吕清溪、吕蓁立、吕虹霞祖孙三代专职从事扑灰年画制作，且都是这一行当的佼佼者。

院内走廊里，81岁的老艺人吕清溪正在聚精会神地勾描一幅《麒麟送子图》，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精神矍铄，一笔一画毫不含糊。54岁的儿子吕蓁立从小随他学习扑灰年画的技艺，体会颇深。问起扑灰年画的技巧，吕蓁立说：“这个说起来容易，就四句话：‘刷刷刷，一溜栽花。大笔狂涂，描子勾拉。细心粉脸，眉眼巧画。待要好看，咸菜磕花。’”“刷刷刷”自然是指扑灰年画创作的速度。民间画师为了追求效率，也为了销售的需要，在作画时恣意挥洒、不加雕琢的风格就表现出来了。传说进得扑灰年画作坊的画工，从“粉脸”一直到“磕咸菜花”等整套工序都要一人完成，一天画不出40张画就要被辞退。“大笔狂涂，描子勾拉”是指扑灰年画的笔法。“大笔狂涂”是“意”的体现，“描子勾拉”是“工”的写照，扑灰年画被人们称作“民间写意画”的道理正在于此。它既受元、明、清写意国画的影响，又是艺人们追求独特风格的表现。“细心粉脸，眉眼巧画”是扑灰年画中的细微部分。在扑灰年画的人物作品中，都有一个或几个洁白的“粉脸”，即在脸的部位先粉出一个洁白的脸型，然后巧妙地勾画五官，再敷彩、涂明油，看上去富有弹性，透明细嫩，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这是其他民间年画所达不到的效果。一个“细心”，一个“巧画”，体现了民间艺人的严谨态度。

那“咸菜磕花”是怎么回事？吕蓁立笑着解释，这是为增强扑灰年画欣赏效果采取的一种制作手段，就是作品整体完成后，拿萝卜咸菜刻上图案，再蘸着颜色往“大笔狂涂”的服饰上磕，以打破画面的沉闷感，求得生动、变化。如给仕女那紫红色的衣衫磕上白色的花团，就破了一片深紫，衬托出一张粉脸，作品也就活了起来。

为了提高工效，增强画面效果，民间艺人们还创作了“鸳鸯笔”、“排线笔”和各种型号的“刷笔”，这些工具的分工也为形成扑灰年画“兼工带写”的风格提供了条件。

处在十字路口

目前，高密扑灰年画艺人的思想和艺术状况大致有三类：一是一些老艺人对年画印刷品的效果感到不甚满意，认为扑灰年画“不跟形势啦，仅仅能换几个钱而已”。二是有些中青年艺人随父辈做活，并不理解扑灰年画好在什么地方，只知道这些东西还有不少人要，只要猛干活就能多挣钱。三是有些青年艺人认为扑灰年画只是“土耍”，他们追求并模仿印刷品年画和国画的画法，从而使扑灰年画失去了其本身的精华而变得不伦不类。

目前扑灰年画的欣赏者也很有限，只受到两种人的重视，即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和农村中不大识字的人，一般人并不怎么欣赏。另外，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扑灰年画感兴趣，但专家们和民间艺人实际上并没有产生有效对接：一个是研究探讨，一个是画画挣钱，各取所需。

扑灰年画在当地很受重视，当地政府多次组织人员进行调研，进行文献整理，经过三年的积累，《中国年画研究•高密卷》即将面世。近期，高密市文化部门还准备组织人员对扑灰年画艺人进行一次深入的普查、调研，以使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东路梆子：渐行渐远的山东秦腔

陕西秦腔慷慨激昂，气势壮、名声扬，可现今很少有人知晓同样动人的“山东秦腔”——东路梆子。这种在我省民间流传了300多年的民间剧种，似乎已经渐行渐远……

我们还能听到韵味独特的“山东秦腔”吗？2006年11月8日，我来到东路梆子发祥地之一的惠民县寻访。

东路梆子的“戏窝”

山东吼高亢激昂

与我同行的济南市广播电视局原总编室主任、高级编辑吴汝连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戏迷，年轻时曾在惠民工作过一段时间，被东路梆子“迷倒”，几十年念念不忘。退休后，他对东路梆子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并向惠民文化部门倡议对这种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使其能够不断传承。

路上，吴汝连先生向我介绍，东路梆子出自秦腔系统，相传明末清初，山西、陕西的流散艺人随商船沿黄河来山东谋生，到处演唱梆子腔，并逐步在章丘、惠民、历城、济阳等地传播开来。后经我省艺人发展，并受方言、习俗的影响，流行于济南以东地区的梆子在唱、念、做、打诸方面具有了地方特色，为区别于济南以西地区流行的西路梆子，人们便称之为东路梆子。到了清代嘉庆年间，惠民县的艺人张久成、张广成等把它进一步发展起来，使惠民成为东路梆子的“戏窝”，尤其在辛店乡最具代表性。“东路梆子带有秦腔的根性，腔调高亢激昂，在发展中又浸染了齐鲁大地的质朴，弱化了秦腔的粗犷，因此，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别名，叫‘山东吼’，也有叫‘山东讴’的。”吴汝连先生解释，这是因为东路梆子唱法以本嗓为主，每句的最后一字行腔，用假嗓翻高演唱，发出“讴”字的尾音，富有生活气息，十分动听。

车到惠民县，我们和文化局工作人员孙光新会合，向辛店乡赶去。

情愿砸了面缸

也要看看周康

对东路梆子深有研究的孙光新介绍，清代末年是东路梆子的极盛时期，当时东路梆子的流行区域很大，包括山东大部、河北南部以及京津地区，著名演员也层出不穷，较为突出的有：郭廉孝、咬断弦、小路子、周康、周买子、贾兴、连拐子等。惠民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情愿砸了面缸，也要看看周康”，“周康演关公，我三天不上工”。由此可以看出，群众对东路梆子是何等喜爱。20世纪50年代中期，惠民曾成立东路梆子剧团，但十几年后便因种种原因解散，现在不仅没有专业演出团体，县里会唱东路梆子的人也找不到多少了。“要想听东路梆子，得上前牛村。”辛店乡文化站站长宋玉楼说，辛店乡是东路梆子比较活跃的地方，尤其是前牛村。这里的人对东路梆子的痴迷程度依然很强，村里上了岁数的人，或多或少都能哼两句，有十几个人还能唱比较完整的大戏。

不穿戏服不化妆

再忙也来唱一唱

午后，宋玉楼站长带我们到前牛村听东路梆子。刚到农户牛洪林家门口，便听见里面传出来阵阵锣鼓声。牛洪林告诉我，这里是村里梆子戏的重要据点。听说记者专门来听戏，村里唱得好的都来了，要给我们唱上几段。49岁的王何云说，现在正是收棉花的时节，但再忙也得来唱一唱。65岁的彭文亮和63岁的彭文增都是从小就学梆子腔，见证了东路梆子从兴到衰的全过程，“我们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唱，很多人都不认字，都是师父一字一句地教，到后来那唱词根本不用想，张口就来”。那时村里的人都愿听愿唱，还有固定的戏班子，农闲时就演出，农忙时就忙农活。一到农历十一月，村里就开始排练了，一直持续到年底。从正月十一开始演出，一直演到正月十六。每次演出，附近村里的大爷大娘、媳妇姑娘、半大孩子都纷纷聚拢来，戏台周围人山人海，有时候演员们一高兴，一连能唱上十几天，还不重样。

很快，一个7人的乐队组成了。62岁的牛洪林是司鼓，他神情严肃地一打鼓点，大戏就开场了。第一个出场的是61岁的牛业贵，他唱了一段东路梆子的经典曲目《高平关》选段，虽然没穿戏服没有化妆，但一听就是演的“花脸”，唱腔一板一眼，韵味悠长。紧接着，48岁的牛洪云演唱《当阳公主》选段，她唱起来底气很足，尤其是唱腔后的那个吼音，十分带劲。彭文亮演唱的是《赵匡胤哭头》选段，整个腔调听起来高亢激昂，抑扬动听。看大家唱得兴高采烈，本在乐队敲锣的牛公民也按捺不住，和牛洪峰搭档唱起了《辕门斩子》选段，一个演老旦，一个扮红脸，好不精彩。弹大胡琴的牛洪树也走上来唱了一段《反徐州》。接下来，彭文增、牛公信分别演唱《三劈关》、《雷振海征北》。宋玉楼站长介绍，这些都是梆子戏的传统剧目，此外，村民们还能自编自演。49岁的王何云演唱的就是新编的梆子戏《赞前牛》。

绝活相当精彩

可惜现在无人能演

锣鼓声声，唱腔激昂，在庄户院里听着东路梆子，不知不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牛洪林说：“平时也唱梆子腔，但都是俺们十来个人农闲时自娱自乐，搭台唱戏好几年没有了。年轻人都唱流行歌了，谁还愿意听这个呢，别说学了。”他拿着梆子，摆弄着陪伴他几十年的那架老鼓，长叹一声。

事实上，东路梆子很多复杂优美的绝活已经失传了。宋玉楼站长说，东路梆子的老艺人们在表演时很讲究运用绝活，如纱帽功、甩发功、髯口功、踢鞋功等。当年擅演须生的郭廉孝，在《反徐州》中扮演徐达决意造反时，头一甩，颈部猛一使劲，将乌纱帽向后上方甩出，正好落到看管大衣箱的人手中。演《打棍出箱》的范仲禹时，能将一只鞋向上踢起，恰巧落在头戴的方巾上。这些表演，都很能烘托剧情，表达人物当时的思想感情。其他如《坐楼杀惜》中宋江的踢带，《打侄上坟》中陈在官的甩发、蹲坐等，也都相当精彩。可惜现在已经无人能演了。另外，由于东路梆子主要依靠口传，基本上无文字记载的剧本，因此原来的四百多出戏，流传到现在的只有十几出，如不加以保护、整理，东路梆子的命运危在旦夕！

不过文化局工作人员孙光新表示，县里已将东路梆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向省、市申报，并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准备搜集、整理东路梆子的各种资料，并寻找途径，为东路梆子寻找传承人。画画如种地　角角坎坎都不放过

一幅幅亮丽的画儿“粘”住了我的视线。它们多取材于乡村或渔民生活，质朴中流溢着丰富而奇异的想象。树可以长在房子上，行人也可以上房顶。劳动和生活是美丽和富有诗意的，寒冬腊月也可以鲜花盛开、柳枝飘舞；秋收场面色彩用得就像炽热的炭火，从里往外红。“沂蒙山花”

自有独特风骨日照农民画《炸喜果》

农民画是我国民间艺术园地的一朵奇葩。日前，我国农民画已经形成南有上海金山、西有陕西户县、北有山东日照的格局。2006年9月1日，我来到日照寻访农民画。

与日照市文化局副局长林玉营先生约好，我们在日照市博物馆“接头”，那里正在举办一个农民画展。走进一楼大厅，我便被展壁上悬挂的一幅幅亮丽的画儿“粘”住了视线。它们多取材于乡村或渔民生活，构图夸张而生动，色彩艳丽而鲜明，质朴中流溢着丰富而奇异的想象。有幅画画的是旧时农村妇女“坐月子”，大红大绿的用色俗归俗，可洋溢出的那份温馨、喜气让人不由得不喜欢。《晒瓜干》、《搓粉团》、《摘西瓜》等也都是农家生活和习俗的再现。工作人员介绍，画的作者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其中有不少是目不识丁的老头儿、老太太。日照农民画《割麦》“日照农民画，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林玉营副局长说，所谓古老，是指其艺术母体历史久远，至少可追溯至龙山文化时期陶器、石刻等文物上的绘画；所谓年轻，是指它形成于20世纪中叶，作为一个画种，不过几十年。在传承发展中，日照农民画形成了渔民生活画、农家风情画两大系列，并自成风格，它既不同于上海金山农民画的“小桥流水人家”，也不同于陕西户县农民画的“高原大川威风鼓”，可以说，蓝天碧海、农家风情、渔家生活，塑造了日照农民画的基本风骨。20世纪80年代，日照农民画先后在济南、北京展出，以其浓郁的风情和极强的装饰味饮誉画坛，被誉为“沂蒙山花”，成为中国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988年，文化部将日照市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

心里怎么想

手就怎么画

日照市博物馆馆长董书涛带我去拜访农民画家魏本合。汽车驶过日照新城区宽阔的马路，到了秦楼街道山口村，穿过一条深深的小巷，在一个种满蔬果的生机勃勃的农家小院前停下来。魏本合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从二十几岁开始创作农民画，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担任着日照农民画开发研究中心的顾问。今年山东省文博会期间，64岁的老魏曾作为日照民间艺术创作家的代表，在展会上现场作画，他高兴地告诉记者：“有很多人围在我周围看我画画，有的拍照，有的录像，还有很多人要买我的画。”

谈起农民画，老魏并没有什么理论。他搓着手憨厚地笑着说：“我们是自己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画。”说着，当场为我们演示了农民画的创作过程：在铅画纸上打铅笔底稿，勾描、定稿，用水粉颜料上色完成画稿。他说，有的作品可以根据底稿复制，一两天就能画出来；但创作新作品则比较费力气，他新近创作的一幅《日照新貌》，就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

老魏从橱子里取出厚厚一摞作品给我看：《荷塘鸭群》把鸭子画成了五彩的，虽然与鸭子的自然色相去甚远，但成功地达到了借色彩抒发情感的艺术效果。在作品《春回大地》中，他给耕牛和肥猪画上了花衣裳，“耕牛是农家的大功臣，猪是‘农家宝’，当然要画得漂亮些”。在他的笔下，劳动和生活是美丽和富有诗意的，寒冬腊月也可以鲜花盛开、柳枝飘舞，秋收场面色彩用得就像炽热的炭火，从里往外红。就连农家妇女纳鞋底子、烧火做饭、炸喜果子的场景，也表现得生气勃勃。画一个漂亮可爱的孩子赶着鸭子回家，也要让鸭子排成一溜儿，像跳动的音符一样，可这样仿佛还有些平常，还要画一些可爱的小菊花在水上漂着，衬托得鸭子更活泼自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物种被随心所欲地表现在一起，不受焦点透视、散点透视原理的约束。在一幅画中，由于往往采用仰视、平视、俯视等透视方法，树可以长在房子上，行人也可以上房顶，可以让人感受到强烈的稚拙的美。

对农民画深有研究的日照市博物馆馆长董书涛分析，日照农民画不是凭写生作画，而是依据对物体特征的理解、依据整体印象作画。农民画的色彩热烈，大红大紫，像农民的性格，粗犷直爽；农民画的内容丰富，情感饱满，像农民的气质，充满希望，积极向上。它犹如岚山号子一样高昂、粗犷、豪气，又似茂腔一样婉转、悠扬，还具有剪纸造型上那种强烈的概括性。

画画和种地是一样的

不能浪费一点地方

唐代著名画家戴嵩曾以牛为题材创作了一幅作品，牧童看后说是画错了，因为牛本应该夹着的尾巴翘了起来。农民画家就没有这样的尴尬，因为他们太熟悉这样的生活了，闭上眼睛也知道自己地里哪里有坑有坎，哪里能走水过车；不用思量，也知道自己家牲口的习性。他们乐观向上，在田间劳作时，唱几句“肘鼓子戏”，哼几句茂腔；下海捕鱼拉网，喊上几声号子。所以，在农民画家笔下，表现得最多最生动的莫过于自己的生产劳动。无论画的是春耕秋收、打井修渠还是养鸡、养鸭、捕鱼，都倾注着农民画家对劳动、对土地、对未来满怀爱意的情感与美好憧憬。欣赏他们的画，他们会告诉你，画中的这个人是他的老婆子在忙什么，那个是他的孩子在做什么；那边是邻居大婶子在晒粮食，这边是他的小孙子在捣蛋。

可以说，“农民画就是农民话”，它们既是对生活中具体事物的刻画，更是作者主观意念、愿望的充分表现。比如魏本合画丰收场上一位农民大伯借风扬场的场面，地面画成红的，粮食则画得五彩斑斓，很显然是附着了作者的主观色彩，体现着自己的情感。农民画家们画自己朴素的愿望：打麦场上，会画上几只鸡，象征着吉利；在装麦子的口袋上画上大石榴，是希望麦粒像石榴子那么大；画上倒贴的“福”字，意味着福气到来。画中的人物男的粗壮敦实，女的秀气丰满，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是：“男人要的爬山虎，女人要的大屁股。”他们认为这样的男人强健有力，能干活，靠得住；这样的女人善生育，能操持家务。有的人物眼睛特别大，手脚也特别大，烟锅特别大，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是：“眼大看得准，脚大站得稳，手大抓得多，烟锅大了能过瘾。”

我把魏本合的二十几幅作品逐个欣赏了一遍，发现每一幅的构图都满满当当的，便问：“为什么画这么密实，连点空间都不留？”他回答：“我们画画和种地是一样的。庄稼人种地时角角坎坎都要种到，不愿意浪费每一寸土地。”

题材与时俱进

乡土气息是不变的命根子

美术界有句话叫作“笔墨当随时代”，用到农民画创作中也很适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画的题材也在变化。农民画家魏本合指着一幅画大棚蔬菜的作品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哪画得出这种画啊！现在有了大棚蔬菜，冬天什么蔬菜都有。可入画的东西太多了。”随着港口城市的建设，农民走出了多年来耕耘的园篱，用画笔描绘日照的巨变。日照旅游的快速发展也为农民画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市场机遇。到目前为止，金山农民画已先后赴东南亚和欧、美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交流。海外人士的青睐，使日照农民画成为日照非常出色的“民间大使”，各国领事夫人和无数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日照农民画被他们视为“鲜活且极富冲击力的文化生态”。日照农民画的盛名远播，让很多人都想将这一艺术奇葩加以收藏，这也为农民画家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面对越来越明显的市场化开发，如何保持日照农民画的文化内核成了文化工作者关心的问题。但是，什么是农民画永恒不变的文化内核？日照市文化局副局长林玉营认为，浓厚的乡土气息是农民画的命根子。“题材可以变、表现手法可以变，但决定作品生命的乡土气息永远不能变。”

近年来，日照的文化部门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不断拓宽农民画的市场，一方面注意保护农民画风格的延续，日照农民画开发研究中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林玉营副局长介绍，日照还准备建立农民画创作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农民画作者的培训，形成“以画养画”的良性循环。他介绍，日照文化部门先后组织了多次农民画培训班，已经有来自农村的400多名农民画爱好者通过培训走上了创作的道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俗教育贯穿到整个培训过程中，让“新农民”可以通过以前的资料感受农村风俗和民俗文化遗产，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运用到作品中去。农民画家魏本合说：“农民画一定是后继有人的，生活好了，农村里喜欢画农民画的人可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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