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淑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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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代小说史(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系列)试读：
绪论
岭南位于中国最南部，北依五岭，南濒大海，山川秀美，物产富饶，历史悠久，文化多样，是中国极富特色的地域，在这里孕育繁衍出来的文学、绘画、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无不受到岭南文化精神的熏染，打上了岭南文化的烙印。岭南小说亦是如此，它是在岭南文化的熏染下发展成长起来的，充分吸收了岭南文化精神，从而具有了浓郁鲜明的岭南特色，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极富地域特色的分支。
但岭南小说走入研究者视野的，仅是戊戌变法之后以吴趼人为代表的改良小说和以黄小配为代表的革命小说。的确，岭南小说在戊戌变法之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中国小说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岭南小说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任何一个地域的文学都有产生、发展的过程，岭南小说在戊戌变法之后的兴盛，一方面是受当时社会变革和文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更得益于岭南悠久的小说创作积累。岭南小说自汉魏六朝始开其端，唐宋明清皆有所作，但它们一直湮没无闻，给研究者的印象是，戊戌变法之前的岭南小说相当贫乏，这种认识使岭南小说的发展进程、规律和鲜明个性无法全面展现，岭南小说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也无法被正确认识和评价。一
本书以岭南古代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从汉魏至清代戊戌变法之前的岭南小说的发展状况，这对中国小说史研究和中国文化史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岭南古代小说文献散佚十分严重，尤其是清之前的小说文献，几乎十不存一二，但经过笔者细致地爬梳，一部分小说文献被发掘出来。汉唐间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轶事小说作为岭南小说的最初形态，出现在汉唐间岭南地理博物类著作中，由于汉唐间岭南文献几乎散佚殆尽，使这两类小说被长期湮没，笔者在后人辑佚的地理博物文献中，将其中的岭南小说筛选出来。宋代岭南小说散见于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的笔记中，如《夷坚志》《萍州可谈》《铁围山丛谈》等。明清两代岭南小说文献保存略好，但有些稀见本从未被整理过，《霭楼逸志》《邝斋杂记》《粤屑》等笔记小说以及《谏果回甘》《宣讲博闻录》《圣谕十六条宣讲集粹》《宣讲余言》等圣谕宣讲小说被封尘在图书馆之中，笔者将它们重新整理出来。这些文献虽无法还原岭南古代小说的全貌，但可以大致反映岭南各时期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
中国各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有所不同，因此，各地域的小说发展状况也各有特点。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一般重在阐述古代小说发展的普遍历程、规律以及共性，无法具体阐述各个地域小说独特的发展历程、规律和个性特征。岭南古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中被忽略，即使有所提及，也是从中国小说史整体的角度，而不是从岭南地域的角度加以考察，致使岭南古代小说自身的发展历程、规律及独特个性无法充分展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小说史的丰富性。本书深入系统地研究岭南古代小说，不仅可以展现岭南古代小说的全貌，还可以丰富中国小说史的研究。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当时时代的反映。岭南古代小说亦是如此，从产生之初它就深深地根植于岭南，反映岭南的社会、时代、民族和文化精神，其后历代岭南小说创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汉唐两宋的志怪小说反映了岭南的原始文化、社会习俗；明代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萌生并发展，反映了明代岭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清代小说更为充分和鲜明地反映了清代岭南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精神风貌、生活习俗等。本书深入系统地研究岭南古代小说，可以为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丰富生动的文化材料。二
相比于其他地域的古代小说研究，岭南古代小说研究起步较晚，且不充分，研究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岭南古代小说目录的搜集与整理。20世纪前期的小说目录著录了一部分岭南小说，20年代郑振铎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著录了《蜃楼志》；30年代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了《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俗话倾谈》《谏果回甘》。这一阶段的小说目录注重版本与作者考证，较少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
80年代以来，小说目录之作渐多，被著录的岭南小说大量增加。1980年戴不凡的《小说见闻录》著录了《岭南逸史》《蜃楼志》；1982年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著录了《绣像正德游江南全传》《蜃楼志》《桃花女阴阳斗传》《俗话倾谈》《绣鞋记警贵新书》；1990年江苏省社科院编写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著录了部分岭南文言和白话小说；此后，1996年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1996年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2004年石昌渝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都著录了大量岭南小说。这些目录为后人进行岭南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线索。
80年代的目录著作较之前有较大进步，不仅著录版本、考证作者，还对作品进行简要分析和评价，柳存仁评价《绣像正德游江南全[1]传》为“历史小说中最陋的著作”，戴不凡认为《蜃楼志》“就我所看过的小说来说，自乾隆后期历嘉、道、咸、同以至于光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的确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如以‘九品’评之，在小说[2]中这该是一部‘中上’甚或‘上下’之作”。虽然这些分析评价比较简略，却较为中肯并富有启发性。
第二，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整体研究中包含了岭南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较为成熟，著作甚多，较有代表性的有1997年齐裕焜的《明代小说史》、1997年张俊的《清代小说史》、1997年萧欣桥的《话本小说史》、2005年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2007年陈文新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等。这些著作对一些重要的岭南小说进行了探讨，包括《双槐岁钞》《钟情丽集》《蜃楼志》《岭南逸史》《警富新书》《绣鞋记警贵新书》《西湖小史》，研究者们把它们纳入整个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较少论及其独特的个性特征。但也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它们的地域色彩，如张俊认为《蜃楼志》[3]“带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岭南逸史》“有意使[4]用了一些岭南方言土语，富有地方气息”。
第三，岭南文学史的整体研究中包含了岭南古代小说研究。目前，岭南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部分，如管林、陈永标、汪松涛、谢飘云、左鹏军、闵定庆的《岭南晚清文学研究》和钟贤培、汪松涛的《广东近代文学史》。涉及岭南古代小说的仅有1996年叶春生的《岭南俗文学简史》和2000年罗可群的《广东客家文学史》，但《岭南俗文学简史》仅从俗文学的角度探讨晚清小说家邵彬儒的作品，《广东客家文学史》仅对清中期的《岭南逸史》作了重点研究，探讨了作者黄岩的生平，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研究范围均较为狭窄。
第四，岭南古代小说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岭南逸史》和《蜃楼志》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两部小说颇为关注，至21世纪初，已有单篇论文近20篇。关于《岭南逸史》的研究，较早的是1996年刘佐泉的《〈岭南逸史〉中的客家史迹》，此文详细考证了《岭南逸史》的作者生平和使用的客家方言、客家民歌。此后，《嘉应学院学报》先后发表了几篇关于《岭南逸史》的论文，2004年苏建新、陈水云的《〈岭南逸史〉：一部〈三国演义〉化的才子佳人小说》，认为《岭南逸史》是一部模仿《三国演义》的才子佳人小说；2007年汤克勤的《论〈岭南逸史〉的小说类属和文史意义》，认为《岭南逸史》应为英雄儿女小说；2008年汪平秀的《〈岭南逸史〉中女性群体刍议》，探讨了《岭南逸史》的4位女主人公形象。这几篇论文皆提出了较有新意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者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关于《岭南逸史》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历史贡献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蜃楼志》的研究要比《岭南逸史》起步早，且全面而深入。早在80年代初就有蔡国梁的《谴责小说的先声——〈蜃楼志〉》，此文认为《蜃楼志》以深邃的眼光、独特的构思、峭拔的风格、辛辣的笔调反映了清代中期的生活，标志着乾嘉时期中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成熟，是后世谴责小说的先声，这一观点为后来研究者广泛接受。90年代以来，先后有10余篇相关论文，1991年朱学群的《论苏吉士的“长大成人”：对于〈蜃楼志〉的一个“主题学”研究》，深入分析了主人公苏吉士形象的内涵，认为苏吉士集士人与商人于一身，具有“言情而不伤雅”“好色而不淫”的特点；1992年雷勇的《〈蜃楼志〉的因袭和创新》探讨了《蜃楼志》在内容、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对《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的因袭；1996年陈浮的《〈蜃楼志〉的写作背景及其新探》、丁国祥的《春江水暖鸭先知：〈蜃楼志〉中的封建盛世与口岸信息》以及1998年胡金望、吴启明的《乾嘉“太平盛世”的形象画卷：读〈蜃楼志全传〉》等论文全面探讨了《蜃楼志》创作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2007年黄梅的硕士论文《〈蜃楼志〉研究》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蜃楼志》的作者、版本、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历史贡献，此论文虽有可商榷之处，却是对《蜃楼志》较为全面的研究。
岭南古代小说研究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仍存在相当大的不足，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由于岭南古代小说文献散佚严重，因此作家与作品的搜集与整理不全面；其二，研究范围较为狭窄，主要集中在清中期通俗小说《岭南逸史》和《蜃楼志》上，其他时期的小说较少被研究；其三，以微观的个案研究为主，宏观的、系统的研究甚少，对岭南古代小说的发生发展过程、基本特征、时代意蕴、历史贡献等缺乏总体考察。三
研究者对中国文学史的划分，较为通行的观点是，从上古时期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古代文学时期。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子展就主张中国古代文学的下限应为1898年的戊戌变法，他认为从戊戌变法起中国文学才进入近代文学时期，朱自清、钱基博、吴文祺等人都持此观点。确实，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了新变，但传统的文化势力依然强劲地维持着主导地位，直到戊戌变法后，新的思想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
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中国小说仍延续着传统小说的创作传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缺少新的因素，与清中期相比，甚至出现了较大的退步，正如张俊所评价的“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总体而言，已完全进入低洼的山谷，成为我国古典小说的终结[5]时期。戊戌变法以后，它便步履蹒跚地踏上近代化的历程”。
此时期的岭南小说也体现了这一点。鸦片战争后，岭南最先受到外族殖民者的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岭南小说放弃了清中叶的批判和反思，试图以传统文化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因果报应和劝惩说教内容。通俗小说《阴阳显报鬼神全传》《昙花偶见传》大力宣扬因果报应思想，《扫荡粤逆演义》将太平军视为混乱社会秩序的盗匪、叛逆予以批判，思想意识极为落后。更突出的是，出现了大量专门宣讲最高统治者政治教化思想的圣谕宣讲小说，这类小说不遗余力地进行劝惩，虽然圣谕宣讲小说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但没有一个地区像岭南这样兴盛。
戊戌变法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才真正开始，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运动迅速兴起。思想文化的变革影响到了文学创作，岭南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先后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口号，文学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革新运动，引领中国文学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时期。岭南小说亦随之发生变革，进入到近代期，梁启超在小说革新方面提出[6]“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并首先对这一理论进行实践，创作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岭南作家吴趼人呼应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创作了大量的改良主义小说，黄小配创作了大量的革命主义小说，这些小说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颠覆了此前岭南小说陈腐落后的内容，在艺术上大胆引进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岭南小说真正进入了近代期。
因此，岭南古代小说的下限应是戊戌变法，这样断限是比较符合小说史的发展实际的。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岭南古代小说史》上溯汉魏，下迄1898年戊戌变法。
岭南是指五岭以南的地区，大致包括今天的两广地区和海南岛地区，本书探讨的岭南小说就是指在这个地域产生的小说。岭南小说作家包括两大类：一是岭南本土小说作家，二是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岭南本土小说作家的作品毫无疑问属于岭南小说，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的创作情况较为复杂，有的属于岭南小说，有的不属于岭南小说，那么如何来界定呢？
小说是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反映，岭南小说应是对岭南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反映，因此，界定岭南小说必须看它是否反映了岭南的社会生活，是否表现了岭南人的思想文化。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所作的反映岭南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作品，就属于岭南小说，反映其他地区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作品，则不属于岭南小说。
自汉至清，历代皆有中原作家或因为官，或因被贬，或因避乱，或因谋生，进入岭南。三国时吴国万震客居番禺，晋代嵇含官广州刺史，南朝沈怀远坐事徙广州，唐代刘恂官广州司马，唐代裴铏和宋代洪迈寓居岭南，清代钮琇官广东高明知县。他们受到岭南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的熏染，创作出了反映岭南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小说，这些小说无疑属于岭南小说，自然属于本书研究范围。
明清时期岭南本土作家有香山黄瑜、南海黄衷、顺德罗天尺、东莞欧苏、番禺陈昙、阳春刘世馨、香山黄芝、潮州黄岩、庾岭劳人、安和先生、上谷氏蓉江等，这些本土作家创作的小说反映了岭南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是典型的岭南小说，也是本书重点研究对象。
也有少数岭南本土作家，如陈飞霞、陈少海、何梦梅，创作了反映其他地域社会生活的小说，由于这些作家生长于岭南，其思想、个性和气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岭南烙印，这会对他们的小说作品产生影响，因此这些小说仍属岭南小说，对这些小说本书会论及，但不进行深入探讨。
[1]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第155页。
[2] 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227页。
[3] 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第290页。
[4] 张俊：《清代小说史》，第305页。
[5] 张俊：《清代小说史》，第399页。
[6]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41页。第一章汉唐间岭南小说
岭南北亘万山重叠的五岭，南濒浩瀚的大海，汉唐间陆路和水路交通均不发达，尤其是五岭，阻隔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地理上的封闭导致了岭南文化的封闭和文化演进的缓慢。先秦时期，岭南仍处在原始部落文化阶段；秦汉时期，随着郡县的设立，中原人的迁入，岭南才开始进入到中原文明体系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为避战乱再次大量迁入，岭南文化初步发展；唐代，岭南经济渐兴，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自秦至唐，中原文化不断输入岭南，但传播却较为缓慢，岭南的原始文化氛围仍比较浓郁，正如屈大均所云：[1]“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粤处炎荒，去古帝王[2]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在这种文化状态下，岭南小说发生较迟，演进缓慢，相比于中原小说的成就，显得颇为萧条和局促。
但浓郁的原始文化氛围却催生出了富有岭南特色的小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它成为岭南汉唐间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此外，还产生了轶事小说和传奇小说，但这两类小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小说创作队伍主要由从中原入岭南的客居作家构成，如西汉的陆贾、三国时的万震、晋代的刘欣期、南北朝的沈怀远、唐代的裴铏等，他们为岭南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岭南本土作家数量非常少，仅有东汉的杨孚、晋代的王范和黄恭等。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记岭南地理、物产、风俗传说，轶事小说记岭南的奇闻逸事，传奇小说熔铸岭南诸种传说。这些小说富有想象力，内容新颖独特，风格奇幻瑰丽，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第一节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它是在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它根植于被当时中原人视为“绝域殊方”“远国异民”的岭南，因此又具有不同于中原的岭南特色，这些小说数量众多，自成体系，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对后世岭南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这些小说一直湮没无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它们保留在岭南汉唐间的地理博物著作中，研究者一般从史学、地理学角度对这些著作进行研究，忽略了其中虚构、夸张的内容。汉唐作家在客观记录岭南地理物产的同时，也记录了当时流传的关于地理物产的诸种传说，这些传说荒诞虚夸，实为珍贵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二是岭南汉唐间的地理博物著作均已散佚，仅有较少的一部分保留在各种类书及地理志中，致使研究者很难窥其全貌，今人杨伟群的《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骆伟、骆廷的《岭南古代方志辑佚》，刘纬毅的《汉唐方志辑佚》对岭南地理博物文献进行了辑佚和整理，为学术界研究提供了资料。一 发展历程（一）西汉的滥觞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陆贾的《南越行纪》。
陆贾，汉初楚人。赵佗自王于南越，汉高帝派陆贾出使南越国，封赵佗为南越王。文帝时，陆贾再次出使南越，为岭南政治局势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南越行纪》记其两次出使岭南的所见所闻，已佚，仅有两则保存在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一则为“耶悉茗花”，一则为“胡杨梅”。“胡杨梅”云：
陆贾《南越行纪》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3]登采拾，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
嵇含所引甚为简略，但此则已不是客观地记录胡杨梅的植物特性，而是记载了一则关于胡杨梅的传说——“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晋代裴渊在《广州记》中交代了“不得持下”的原因：
东莞县有庐山，其侧有黄梅、山桃。只得于山中饱食，不得取下。[4]如下，则迷路。
胡杨梅“不得持下”的原因极有可能与“黄梅”“山桃”一样，为会“迷路”，因此“胡杨梅”一则透露出很浓的志怪意味。（二）东汉的成熟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成熟的标志是东汉杨孚所著的《异物志》。
杨孚，字孝元，南海（今广州市海珠区下渡村）人，汉章帝建初中，举贤良对策上第，拜议郎，当时交阯刺史“夏则巡行诸郡，冬则[5]还大府表奏、举刺。其后竞事珍献”。为矫正这种“竞事珍献”的风气，杨孚撰《异物志》，介绍岭南山川道里、动植物及风土民俗。《异物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卷，《水经注》引作杨氏《南裔异物志》，《艺文类聚》或引作《交趾异物志》，或引作《交州异物志》。《异物志》在客观记录岭南地理物产的同时，还记载了关于地理物产的传说，开启了著述“异物”传说的传统，在当时和其后都备受推崇，历代效仿尤多，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繁荣。
此后，三国时期有《扶南异物志》和《南州异物志》。《扶南异物志》，朱应撰。朱应，吴时为宣化从事，曾与中郎将康泰出使扶南、林邑等国，归后撰此书，已佚。《南州异物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卷，万震著。万震，吴[6]时丹阳太守，曾在岭南居住，“余寓番禺，曾游新会县”，遂作《南州异物志》。南州，又称“广南”“南交”“南越”，是古代交州的泛称。是书受杨孚《异物志》的影响甚大，部分内容与杨孚《异物志》相类，但亦有部分传说不见于《异物志》，较为新颖独特。（三）魏晋南北朝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地理博物著作兴盛，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也随之进入了兴盛期。此时期作者队伍庞大，约20余人，他们或为岭南人，或任职、寓居于岭南。受当时创作风气的影响，他们在客观记载岭南地理物产的同时，亦热衷于记录流传于岭南的诸种民间传说。
晋代的地理博物著作最多，有11部，包括刘欣期的《交州记》、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黄恭的《交广记》、裴渊的《广州记》、顾微的《广州记》、盖泓的《珠崖传》、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徐衷的《南方记》、袁宏的《罗浮山记》、撰者不详的《交州杂事》和《交趾外域记》，这些作品中有大量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交州记》，刘欣期撰。刘欣期生平事迹不可考。交州，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广州记》，明黄佐《广东通志》著录为2卷，裴渊撰。裴渊生平事迹不可考。广州，即今广州市。《广州记》，明黄佐《广东通志》著录为1卷，顾微撰。顾微，晋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著有《广州记》《吴县记》等。
以上著作中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比例较高。另有《南方草木状》3卷，嵇含撰。嵇含，官广东刺史。此书“乃含为广州刺史时目[7]睹南越、交趾植物珍奇，中州之人或昧厥状，故为诠叙成书”。是书较为客观，传说较少，且均为植物传说。
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博物著作有6部，包括刘澄之的《交州记》、沈怀远的《南越志》、王韶之的《始兴记》、竺芝的《扶南记》、刘昶的《岭外录异》、姚文咸的《交州记》，此外，还有约作于魏晋南北朝，但著者不详的《郁林异物志》《广州异物志》《交趾外域记》。《南越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5卷，宋沈怀远撰。沈怀远，吴兴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人，因坐事徙广州，后官武康令。该书被称为五岭诸书之最在前者。现存佚文最多，其中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亦甚多。《始兴记》，南朝宋王韶之撰。王韶之，山东临沂人，终吴兴太守。清曾钊云：“元嘉初，徐豁为始兴太守，有政声。韶之未尝至始[8]兴，或即从徐豁讨问故事，笔为此《记》欤？”始兴，三国吴永安六年（263）置始兴县，属始兴郡，为今粤北和粤、湘、赣、桂交界之处。其中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亦甚多。
据《岭南古代方志辑轶》《汉唐方志辑佚》《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博物著作现存佚文500余则，其中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约占1/3，主要集中在沈怀远的《南越志》、刘欣期的《交州记》、裴渊的《广州记》、顾微的《广州记》和王韶之的《始兴记》中。《交广二州记》《交广记》《南方记》《扶南记》《岭外录异》《郁林异物志》《广州异物志》《交趾外域记》等，散佚甚为严重，或仅有零星佚文，或仅见于史志著录，但这些著作在创作目的、内容等方面应与《南越志》《广州记》等相类，其中亦应有不少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此时期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从远国异民到山川湖泊、草木鱼虫，可谓异彩纷呈。（四）唐代的衰落
至唐代，岭南地理博物著作渐趋衰落，仅有中唐孟琯的《岭南异物志》、晚唐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唐末刘恂的《岭表录异》，以及撰人不详的《续南越志》，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亦随之渐趋衰落，数量不多。《岭南异物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1卷，孟琯撰。孟琯，湖南郴州人，唐元和进士，任职岭南而著此书。《南方异物志》，房千里撰。房千里，河南人，大和进士，曾官端州别驾、高州刺史。《南方异物志》被《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史部地理类，被《宋史·艺文志》列为子部小说类，已佚。《续南越志》，撰人不详，《岭南古代方志辑佚》辑录3则，3则均为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岭南异物志》和《续南越志》的现存佚文中的小说比例非常大，《岭南异物志》还被《崇文总目》列入子部小说类，《南方异物志》出入于史、子两部，由此可以推测，这3部著作的虚构内容极有可能超过了客观记录的内容。这些小说在内容上多因袭前人，缺乏新意，但受唐传奇的影响，艺术水平有了提高。《岭表录异》，《永乐大典》著录为3卷，刘恂撰。刘恂，鄱阳人，进士，官至广州司马，任满后居南海而作此书。刘恂是以比较科学的态度撰写此书的，虽间记岭南动植物传说和当时的奇闻逸事，但以客观平实的记录为主，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非常少，可见唐末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已经明显衰落了。
唐之后，岭南地理博物著作亦代有所出，元代吴莱撰《南海古迹记》，宋代郑熊撰《番禺杂记》，清代范端昂撰《粤中见闻》，这些著作客观平实，少虚幻，虽偶间杂传说，但数量甚少，不能像汉唐时期那样自成一系了。二 内容
先秦时期，岭南仍处在原始文化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因原始部落众多，地理环境复杂，物产丰富，这些传说多与原始部落、山川地理和物产有关。由于五岭的阻遏，岭南长期孤悬一隅，地理上相对封闭，因此，这些原生态的民间传说被很好地保存下来，汉唐间在岭南广为流传。对于当时处于文化发达地区的中原人来说，这些传说是奇异的，有巨大魅力的，客居岭南的作家陆贾、万震、顾微、嵇含、沈怀远、孟琯等，十分热衷于记录这些奇异的传说，甚至连未到过岭南的临沂人王韶之亦对此颇感兴趣。岭南本土作家亦受此风气影响，东汉杨孚和晋代王范、黄恭均为岭南人，对岭南传说更为熟悉，他们的著作，尤其是杨孚《异物志》中的传说，尤为新颖和生动。不仅作者热衷于此，当时的读者也有这方面的审美需求，因此这些小说在汉唐间大受欢迎，王范就曾因撰写《交广二州记》而“自是名动京[9]师”。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内容主要有4部分：一是关于远国异民的传说，二是关于山川湖泊的传说，三是关于动植物的传说，四是关于奇珍异宝的传说。（一）远国异民传说
远国异民传说是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重要一类，多见于两汉魏晋。汉代杨孚的《异物志》记载了“穿胸人”“乌浒”“儋耳”“黄头人”“斯调国”“扶南国”等诸部落的传说，如：
穿胸人，其衣则缝布二尺，幅合两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不[10]突穿。
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记载了“乌浒”“典逊”“句稚国”“歌营国”“无论国”“师汉国”“姑奴国”“察汉国”等诸部落的传说，如：
师汉国，在句稚西，从稚去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国，亦称王上，有神人及明月珠，但仁善不忍杀生，土地平博，民有万余家。[11]
晋代刘欣期的《交州记》、裴渊的《广州记》和顾微的《广州记》亦有“交趾”“泥黎城”“郁林”“缴濮国”等传说，如：
交趾之人，出南定县，足骨无节，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12][13]
交胫国人，脚胫曲戾相交，所以谓之交趾。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缴濮国，其人有尾，欲坐，辄先穿地[14]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其尾，即死也。[15]
晋兴有乌浒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
然而随着原始部落逐渐消亡，这一类小说也逐渐减少，至南北朝时就很少有这一类传说了，到了晚唐，刘恂的《岭表录异》中有一则《六国》，写了“狗国”“毛人国”“野叉国”“大人国”“流虬国”“小人国”的故事，可谓此类小说的集大成者。（二）山川湖泊传说
山川湖泊传说多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刘欣期的《交州记》、裴渊的《广州记》、顾微的《广州记》、沈怀远的《南越志》、王韶之的《始兴记》等著作中均有很多，其中有的是关于山川湖泊来历的，如“穴流泉”“圣鼓城”“马鞍山”“菖蒲涧”“贞女峡”等：
东江，本博罗县之东乡也。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16]
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冈，谓之马鞍山。秦时占气者言：“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此冈，地中出血，今凿处犹存，以状[17]取目，故冈受厥称焉。
有的是关于山川湖泊发生的奇异之事的，如：
雪山，在新昌。南人曾于山中得金块如升，迷失道，还置本处，[18]乃得出。
居风山，去郡四里。夷人从太守裴庠求市此山，云出金。即不许，寻有一妪行田，见金牛出食，斫得鼻锁，长丈余。人后往往见牛夜出，[19]其色光耀数十里。
河源县北有龙穴山，连岩亘地，累嶂分天，常有五色龙，乘云出[20]入此穴。
这些山川湖泊多有神异之物，这些神异之物多具有巫术功能，遇之或使人迷路，或使人生病，或使人发狂，或使人死亡，反映了岭南早期的原始宗教信仰，如：
龙川县营岗北有巨镬，恒有悬泉注之，终岁不满，常有采薪者欲[21]推动之，忽然震电迷失路，十许日乃至家。
熙安县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则见鼎，刺史刘道锡，常使系其耳[22]而牵之，耳脱而鼎潜，既而执纼者，莫不疾耳，盖尉佗之鼎。（三）动植物传说
物产传说最为丰富，涉及范围很广，有草、木、鱼、虫、鸟、兽等。其中动物传说最多，有“向风复活”的风猩，有“大如水牛”的鼠母，有“数十间屋状，目如车轮”的大蛇，有“水为之开”的木犀等，如：
晋兴郡蚺蛇岭，去路侧五、六里，忽有一物，大百围，长数十丈。行者过视则往而不返，积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从交州出，由此峤见之，大惊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敕，经宿住看，蛇已死矣。左[23]右白骨，积聚成丘。
关于“化虎”的传说，在汉唐间亦非常兴盛，杨孚的《异物志》、刘欣期的《交州记》、顾微的《广州记》、裴渊的《广州记》都有此类传说，如：
浈阳县里民有一儿，年十五六牧牛，牛忽舐此儿，随所舐处，肉悉白净而甚怏，遂听牛日日舐之，儿俄而病死，其家葬儿，杀此牛以[24]供宾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为虎。
兴宁县，义熙四年（408），忽有数十大鸟，如鹙，少焉化为
[25]虎。
岭南盛产鱼类，关于鱼的传说亦甚多，有“声为雷，气为风，涎津为雾”的大鱼，有“八月化为黄雀，到十月入海为鱼”的黄雀鱼，有“目化为明月珠”的鲸鱼。这些传说充满奇思异想，如《异物志》中的“懒妇鱼”：
懒妇鱼，昔有懒妇，织于机中，常睡，其姑以杼打之，恚死，今背上犹有杼文疮痕。大者得膏三、四斛，若用照书及纺织则暗，若以[26]会众寡歌舞，则明。
汉唐间人们对植物的认识比较客观，因此植物传说相对较少，主要见于杨孚的《异物志》和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有“诸蔗”“吉利草”“枫人”等：
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蓄蛊毒，惟此草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俣以罪徙合浦。初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俣服，遂解。吉利即遁去，不知所之。[27]俣因此济人，不知其数，遂以“吉利”为名。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一竹，中央蛇形，已成枝叶，如故吴郡桐卢民，尝伐竹。遗竹一宿，见竿化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化，亦[28]竹为蛇为雉也。
还有关于植物神奇功能的传说，大多带有较浓的原始宗教色彩，如裴渊的《广州记》：
熙安县有孤古度树，其号曰古度。俗人无子，于祠炙其乳，则生[29]男，以金帛报之。（四）奇珍异宝传说
此类传说并不多，如“虾头杯”“铜鼓”“金池”“银山”等：
南海以头为长杯，头长数尺，金银镂之。晋广州刺史常以杯献简文，简文用以盛药。未及饮，无故酒跃于外。时庐江太守曲安远，颇解术数，即命筮之，安远曰：“却三旬，后庭将有喜庆者。”果有[30]生子，人面犬身。
广州浛洭县金池黄家，有养鹅鸭池，尝于鸭粪中见麸金片，遂多收掏之。日得一两，缘此而致富。其子孙皆为使府，剧职三世，后池[31]即无金，黄氏力殚矣。三 艺术特征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自汉初至唐末绵延千余年，在这千余年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的演进不断发展，主要体现在作者的创作意识和作品的艺术表现上。（一）创作意识的演进
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体现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创作过程。两汉时期，岭南作家是以客观的、真实的态度来撰写地理博物类著作的，如杨孚为讽切当时岭南刺史“竞事珍献”的风气，才[32]“枚举物性、灵悟”，即使兼记传说，亦本着“实录”的原则，并非有意虚构和夸张。然而这些传说同《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一样，多“动以物，惊以怪”，内容荒诞，具有非常强的文学因素。至魏晋南北朝，岭南作家在记录地理物产传说时，逐渐从“实录”的原则中脱离出来，不再仅仅满足于客观的记录，而是大胆融入虚构，如王韶之的《始兴记》：
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闷。晋太元初，民封驱之家奴密窃三饼归，发看有大蛇，螫之而死。其夜，驱梦神语曰：“君奴不良，已受显戮，愿以银相备。”驱觉，奴死，银在其旁。有徐道者，自谓能致，乃集祭酒盛，[33]奏章书，击鼓吹入山，须臾雷震雨石，倒树折木，道惧走。“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闷。”这是两汉的记录方式，但王韶之并不满足于此，又写了封驱的家奴和徐道的故事，具有非常强的虚构性。相比于两汉，魏晋南北朝作者的创作意识无疑有了进步。
至唐代，随着唐传奇的兴盛，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创作进入了“有意为小说”的阶段，作家已有自觉创作的意识，体现在重虚构、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等方面，如刘恂《岭表录异》中的《六国》：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恂云：顷年自青社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凡历六国：第一狗国。同船有新罗客，云是狗国。逡巡，果见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见船惊走。经毛人国，形小皆被发，而身有毛蔽如狖。又到野叉国，船抵暗石而损，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怖无计，顷刻有百余野叉，皆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枪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枪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朋啸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野叉畏弩，亦不复至。驻两日，修船方毕，随风而逝。又经大人国，其人悉长大而野，见船上鼓噪，即惊走不出。又经流虬国，其国人幺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竞将食物求易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飘泛者，虑有灾祸。既而又行。经小人国，其人悉裸，形小如六岁儿。船人食尽，遂相率寻其巢穴。俄顷见果，采得三四十枚以归，分而充实。后行两日，遇一岛而取水；忽有群山羊，见人但耸视，都不惊避，既肥且伟。初疑岛上有人牧养，[34]而绝无人踪。捕之，仅获百口食之。
此则小说不再像杨孚的《异物志》那样，仅对岭南原始部落或海外诸国进行片断描写，而是虚构了一个主人公“刺史周遇”，通过周遇的曲折经历来展现海外诸国“狗国”“野叉国”“毛人国”“大人国”“小人国”“流虬国”的奇异，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堪称唐代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作家自觉创作小说的典范。（二）艺术表现的演进
随着创作意识的发展，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在艺术上也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两汉艺术水平较低，篇幅短小，语言质朴，描写多为片断式，叙事粗陈梗概、散漫简略，如“穿胸”“乌浒”“鲸鱼”等多描写奇异的特性，不注重叙事。至魏晋南北朝，虽仍有片断式的描写和简略的叙事，但开始注重情节的完整与生动，语言渐趋优美。唐代虽在内容上多因袭前人，但情节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以岭南著名的龙母传说为例，可见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艺术发展轨迹，龙母传说首见于晋顾微的《广州记》：
有龙掘浦口，昔蒲母养龙，龙取鱼以给母，母断鱼，误斫龙尾，[35]人谓之龙掘。桓帝迎母至于浦口，龙辄引舫还。
此则寥寥数语，简略勾勒了龙母传说的梗概，情节完整，但不够生动，没有人物形象的刻画，缺乏艺术感染力。至南朝，沈怀远对此则传说进行了加工创造：
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常居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五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常游波中，萦回媪侧。后媪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色炳耀，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蟠旋游戏，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元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乡船还，不逾夕，事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止，卒不能召媪。媪殒瘗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36]土人谓之拙尾龙，今南人以船为龙拙尾，即此也。
较之前一则的粗陈梗概，此则情节已相当曲折生动，一波三折，在情节的推进中着力描写温媪和龙子之间的深厚情感，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至晚唐，刘恂《岭表录异》的《温媪》一则艺术性更高，情感细腻，语言优美，沈怀远的“温媪”在结尾处指出岭南因之而有“龙拙尾”船，但刘恂在结尾不再交代“龙拙尾”船与传说的关系，而是继续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写龙子对温媪的深深依恋：
朝廷知之，遣使征入京师，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冢，并[37]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
总体来说，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历时千余年，影响深远。首先，它作为岭南小说的源头之一，开创了岭南小说根植于岭南、反映岭南的文学传统，唐代岭南传奇虽数量较少，但均以岭南为表现对象，《崔炜》《张无颇》《蒋武》《金刚仙》等皆取材于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宋明时期，岭南本土作家和客居作家所撰写的笔记，亦以岭南传说和奇闻逸事为主，宋代朱彧的《萍州可谈》、明代王临亨的《粤剑编》均注重记录岭南的奇闻逸事；清代出现了岭南本土作家创作小说的高潮，欧苏的《霭楼逸志》、黄芝的《粤小记》、刘世馨的《粤屑》、颜嵩年的《越台杂记》、罗天尺的《五山志林》等，皆以岭南地理、物产、风俗传说和奇闻逸事为表现对象，这种文学传统使岭南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得以展现，并使岭南小说自汉至清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其次，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为我国古代小说提供了新颖独特的素材。如南北朝时任昉的《述异记》有《懒妇鱼》一则，云“淮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溺而死，化为鱼焉。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鸣琴、博弈，则烂然有光；及照纺绩，则不复明焉。”[38]研究者一般认为这则优美的传说乃《述异记》之独创，实际上这则传说来源于杨孚的《异物志》。第二节轶事小说
岭南轶事小说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但它没有随着中原轶事小说的繁荣而繁荣，发展得十分缓慢。首先，没有产生如《西京杂记》和《世说新语》这样独立的轶事小说集，而是与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一样，散见于岭南地理博物著作中，刘欣期的《交州记》、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黄恭的《交广记》、裴渊的《广州记》中都有轶事小说。其次，数量不多，虽然由于岭南地理博物著作散佚严重，无法推测当时轶事小说到底有多少，但从仅存的数量来看，应当是很少的。
此时期轶事小说主要记岭南历史上和当时的人和事，带有史传的特征，但和正史不同，以记奇人奇事为主，具有较强的传闻性质，体现了轶事小说“求奇”“求异”的美学追求。现存最早的轶事小说见于晋刘欣期的《交州记》：
赵妪者，九真东安县女子也。乳长数尺，不嫁，入山聚群盗，遂攻郡。常着金蹋踶，战退，辄张帷幕，与少男通，数十侍侧，刺史吴[39]郡陆胤平之。
赵妪为岭南历史确有之人，公元248年，与其兄赵国达起义反抗中原统治者。此则意在丑化反抗者赵妪，颇不可取，但在艺术上，采用漫画式手法夸大人物的形体特征，将赵妪描写为“乳长数尺”的奇人，使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了鲜明的特点，这对后来岭南小说的人物描写乃至民间人物传说都产生了影响，刘恂《岭表录异》中的冼氏“乳长二尺”，民间关于冼夫人的形象传说为“乳长二尺”，都突出人物局部特征的奇特。《交广二州记》，晋王范撰。王范，南海人，晋平吴后，为广州大中正，因当时的秘书丞司马彪著《九州春秋》略掉了岭南一地，于是王范搜罗百粤典故，写成《交广春秋》。是书现存佚文9则，其中轶事小说有3则，关于南越王赵佗墓一则，颇具传奇色彩：
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异神密之墓是也。孙权尝遣交州从事吴瑜访之，莫知所在。独得明王婴齐墓，掘之，玉匣珠，黄金为饰，有玉玺金印三十六，铜剑三，灿若龙文，而文王胡墓亦莫知其处。[40]《交广记》，晋黄恭撰。黄恭，字义仲，南海人，自少恬淡，为刺史邓岱器重，召为记室参军，以孝廉举著作佐郎，后于乡里教授生徒，征辟不就，乃补广州大中正。撰《交广记》，后扩为《十三州[41]记》，现仅存佚文5则。后人称此书“以君亲伦理为重”，确乎此，“吴甫”“尹牙”都体现了较强的伦理道德倾向：
吴甫，举茂才，七年不迁。甫有老母，言九十以上。上言自乞减品养亲者也。
合浦尹牙，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问其故，曰：“父为太尉所杀。”牙乃辞，至洛为太尉养马，三年，断其头而还
[42]南。“尹牙”一则叙述了太守因父仇而“三年不笑”的悲愤，赞颂了尹牙为替太守报仇甘愿为奴3年并最终杀敌的豪侠精神。
裴渊的《广州记》中亦有轶事小说：
董奉与士燮，同处数积，载思欲还豫章，燮情拘留，不能免后，[43]乃托以病死，燮开棺看，乃是茅人。
此则描写了董奉与士燮的深厚情感，同时刻画了士燮的机智，颇有魏晋气韵。
至唐代，岭南轶事小说仍未得到充分发展，仅刘恂的《岭表录异》中有3则，一为《南中假僧》：
南中小郡，多无缁流。每宣德音，须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韬为容广宣告使，赦文到，下属州。崖州自来无僧家，临事差摄。宣时，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夫怪而问之，僧曰：“役次未当，差遣编并，去岁已曾摄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见者莫不绝倒。[44]
此则诙谐幽默，讽刺了当时盛行假僧的虚假行为。受晚唐豪侠传奇小说的影响，刘恂还创作了两篇反映豪侠精神的轶事小说，一为《洗氏》：
洗氏，高州保宁人也，身长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陀称王，遍霸岭表，洗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赵陀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陀竟不能折。杖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45]多其枝流也。
洗氏即冼氏，乃西汉时人，生平事迹不可考，隋时谯国夫人冼氏为其后裔，此则写了冼氏超群的武艺和“智辩纵横”的才能，采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奇人”形象。另一则为《麦铁杖》：
麦铁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陈朝，常执伞随驾。夜后，多潜往丹阳郡行盗。及明，却趁仗下执役。往回三百余里，无人觉者。后丹阳频奏盗贼踪由，后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问。陈亡入隋，委质于杨素，素将平江南诸郡，使铁杖夜泅水过扬子江，为巡逻者所捕。差人防守，送于姑苏。至亭，遇夜，伺守者寐熟，窃其兵刃，尽杀守者走回。乃口衔二首级，携剑复浮渡大江。[46]深为杨素奖用，后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麦氏，皆其后也。
麦铁杖，隋朝将领，封宿国公，此则突显出麦铁杖超越常人的能力和非凡的勇敢，极具传奇色彩。第三节传奇小说
唐代，中原的传奇小说十分繁荣，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岭南本土作家在传奇方面并无建树，但岭南独特的风土人情、奇异的神话传说却影响了一位仕宦于岭南的中原作家，他就是中唐时期《传奇》的作者裴铏。
裴铏，事迹史传未载，《新唐书·艺文志》在“裴铏《传奇》三卷”下注“高骈从事”，其事迹仅见于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和清董诰的《全唐文》。《全唐文》卷805裴铏条云：“铏，咸通中为静海军节度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后官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47]夫。”裴铏为高骈掌书记，高骈于咸通七年（866）镇守安南，为静海军节度使。静海军节度使在唐时设置，管理交州，即今越南及两广一带。裴铏大约从咸通七年（866）起在岭南任职。高骈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移镇西川，裴铏追随高骈到西川，《唐诗纪事》[48]云：“乾符五年，铏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裴铏大约于乾符二年离开岭南。因此，裴铏在岭南任职的时间大约为咸通七年（866）至乾符二年（875），共10年时间。《传奇》，原书3卷，已佚，今人周楞伽据《太平广记》《类说》等辑录31篇。这31篇中，除《王居贞》外，故事发生的年代皆为宣宗大中以前，因此，周楞伽认为《传奇》的写作时代“至迟不出乾符初，到了乾符五年，他已作了成都节度副使，爬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这时便不免要崇儒兴学，《题文翁石室》诗，再不会去写《传奇》[49]一类作品了”。可以说，《传奇》应是裴铏在岭南任高骈掌书记期间所作。
10年不短，在这10年中，裴铏无疑受到了岭南文化的熏染。此时期，自汉魏就在岭南流传的各类传说仍在广为流传，这些充满奇思异想的传说对裴铏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创作了5篇以岭南为表现对象的传奇小说：《崔炜》《张无颇》《陈鸾凤》《蒋武》《金刚仙》，与《传奇》中的其他小说相比，甚至与唐代传奇小说相比，这5篇都显得独特而迷人。一 取材于岭南民间传说（一）《崔炜》
小说写主人公崔炜居南海，尚豪侠，财业殚尽，替乞食老妪解难，老妪赠越井冈艾，并云此艾“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为任翁治愈赘疣，任翁反欲谋杀崔炜以飨独脚神，幸得任翁之女帮助而逃脱。后坠入枯井，井中有蛇，炜为蛇治赘疣，蛇载炜至一石门前，炜入户，见一室富丽无比，4女子出见，云皇帝赴祝融宴，已将齐王女田夫人许配给炜，并取国宝阳燧珠授炜，云：“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遂见修缉，”并嘱炜于中元日在广州蒲涧寺候田夫人。炜与羊城使者归人间，方知已过3年。炜至波斯胡邸鬻珠，老胡人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原来此珠乃大食国宝，为赵佗所盗。炜于城隍庙访得羊城使者，又访得任翁原来是南海尉任嚣。及中元日，4女伴田夫人至，田夫人告炜4女俱为殉者，乞食老妪为葛洪妻，蛇乃安期生坐下物。后炜挈家往罗浮访鲍姑，竟不知所适。《崔炜》的地点、人物、环境、风俗皆取材于岭南古老的传说。小说的主要地点南越王赵佗墓的选择，实受岭南“赵佗古墓”传说之启发，晋代王范《交广二州记》云：
越王赵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垅莹可谓奢大，葬积珍玩。吴时遣使发掘其墓，求索棺柩，凿山破石，费日损力，卒无所获。佗虽奢僭，慎终其身。乃令后[50]人不知其处，有似松乔迁景，牧竖固无所残矣。
南朝沈怀远《南越志》亦云：
越佗疑冢，孙权时，闻赵佗墓多异宝为殉，乃发卒数千人，寻掘其冢，役夫多死，竟不可得。次掘婴齐墓（婴齐，即佗孙），得玉玺、[51]金印、铜剑之属，而佗墓卒无知者。
这两则传说皆写赵佗墓神秘莫测，多奇珍异宝，令人向往。裴铏在此基础上虚构了崔炜误入赵佗墓这一情节，并用浓彩重笔描写了赵佗墓的富丽堂皇：
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帏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燕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芬芳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璧，贮以水银，凫鹥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柷敔，不可胜记。炜细视，[52]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
小说中的另一地点大枯井是通向赵佗墓的入口，“乃一巨穴，深[53]百余丈”“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此大枯井亦与古老传说有关，大枯井即为建在越王台下的越台井，相传为赵佗所凿，刘恂《岭表录异》云：
越台井，井在州北越王台下，深百尺余，砖甃完备，云南越赵佗[54]所凿。
此外，蒲涧寺、越王台、罗浮山等无不与古老的岭南传说有关。
小说中的人物除崔炜是虚构的外，其他均为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赵佗和任嚣是历史人物，但已被民间神化了。赵佗，是汉初岭南霸主，《南越志》记载他曾经获得过神人的帮助：
南越民，不耻寇盗，其时尉佗治番禺，乃兴兵攻之，有神人适下，[55]辅佐之，家为造弩一张，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三万人。
任嚣，秦时任南海尉，《南越志》亦将其神化：
尉任嚣疾笃，知己子不肖，不堪付以后事，遂召龙川令越佗，谓之曰：秦室丧乱，未有真主，吾观天文，五星聚于东井，知南越偏霸[56]之象。故召佗授以权柄。
羊城使者、鲍姑、鲍靓、安期生、葛洪皆是岭南传说中的人物：
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于楚庭，于是图其像。广州则楚分野，故因图像其瑞焉。[57]
鲍靓，为南海太守，尝夕飞往罗浮山，晓还。有小吏晨洒，忽见[58]两鹊飞入，小齐吏帚掷之坠于地，视乃靓之履也。
此外，粤地风俗尚鬼，巫风甚炽。作者将时间安排在鬼节“中元[59]日”，“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小说还再现了岭南古老的人祭习俗，崔炜替任翁治病，留宿其家，“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飨之”“遂令具神馔，夜将半，拟杀炜”，杀人以享鬼神的人祭是原始巫术信仰的遗存。这些习俗为这篇传奇增添了神秘色彩。（二）《张无颇》
小说写人神相恋的故事。张无颇游丐番禺，袁大娘来访，赠玉龙膏和暖金合，并曰：“不惟还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数日之后，一黄衣宦者来请，云广利王知其有膏，故召见。无颇跟宦者至一殿庭，见王者，王者令无颇为贵主医病。无颇出玉龙膏与贵主服之，贵主即愈，王赠珍宝，遂归番禺。月余，忽有青衣送红笺，笺有贵主所赠诗二首。顷之，黄衣宦者又至，云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复往，为贵主切脉，王后至，无颇进盛玉龙膏之药合，王后见药合，至王处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遂将贵主嫁与无颇。无颇携妻与珍宝归，居于韶阳。月余，袁大娘来访，无颇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后无颇不知所适。
此篇传奇亦取材于岭南民间传说。小说中“衣王者之衣，戴远游之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的广利王以岭南神话人物广利王为原型，广利王即南海海神祝融，唐玄宗天宝十年（751），被册封为广利王，岭南人祭祀甚盛。小说主要情节在广利王的宫殿展开，宫殿庄严壮丽，曲折幽深，中多奇珍异宝，“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玑翠珰，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氲郁，满其庭户”。此宫殿乃以广利王庙为原型，广利王庙，即南海神庙，建自隋开皇年间，宏伟壮丽，相传多有珍宝异物，元代吴莱《南海古迹记》云：
南海广利王庙。在番禺。南庙有唐韩文公碑，庙有玉简、玉箫、玉砚、象鞭，精致。郑絪出镇时，林霭守高州，献铜鼓，面阔五尺，脐隐起，有海鱼虾蟆周匝，今藏庙中。宋真宗赐南海玉带，蕃国刻金[60]书表，龙牙火浣布并存。
小说中还颇多岭南异产，“玉龙膏”具有神奇的功能，以酒吞之，病立愈，它极有可能是用蛇制作的药物，屈大均《广东新语》载：“西粤土司，凡蚺蛇过三十丈者皆称龙。”“凡有蛇之所即有蛇药……[61]以酿酒，可治疮疥。”《太平广记》有“玉龙膏”一则，云：“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曰：‘此膏不可持北来。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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