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世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澜,朱冰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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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一世界试读：

2019年是我入行30年，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追逐成功者的时代，我也不能免俗，想成功，想证明自己。我一开始做人物访谈的时候，去世界各地寻找那些所谓成功的人，询问他们成功的秘诀和经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对成功的定义有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渐渐地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为了“成功”，大街上充斥着厚黑学之类的书籍，贩卖权术和心计，还有一夜致富的妄想，搅动着人心，又让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成了失败者；为了“成功”，我们污染了自己的土地、空气和水，再让重金属通过食物进入我们孩子的身体；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了身边的人，甚至忽略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越来越多的人焦虑、抑郁……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自己片刻的安宁，给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个朋友发来的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新时代对成功的诠释已经悄然改变，它是活力与健康，而不是规模和权力；是自我的觉醒和接纳，而不是屈从于他人的期待；是多元包容的，而不是单一刻板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还能影响更多的人，帮助他们获得成功、进步，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但是，不断追求更大的影响力又何尝不是一种执念呢？一直追求“让世界因我而不同”的李开复在2013年被诊断出患有四期淋巴癌时，几乎崩溃。死亡让他重新审视自己奉为圭臬的信条。在佛光山，星云大师对他说：“‘最大化影响力’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人这样说的时候，通常都是给追求名利一个浅薄的伪装。问问自己的内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他认为人类不该一刻不停地计算、量化一切事物，侵蚀内心本真的东西。因为这会阻碍生命中真正能量的涌现——那就是爱。这让李开复有了向死而生，珍惜真爱的康复之路，这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以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个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选修的一门课是社会学，因为我觉得做传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我每天上课都准时到，作业按时完成，老师嘱咐看的参考书都看了，论文也写得还不错，可是到期末我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其他功课都是A或A-。怎么会得一个B呢？我就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问她你是不是搞错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当然后来我据理力争，申辩说因为刚来美国不久，有时组织语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刚想说就被其他同学抢了先，等等。老师看来是动了心，最终给了我一个B+。

2010年10月，我参加了我的导师赵忠祥先生广播电视50年的研讨会。他18岁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个男播音员，68岁还在主持《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他讲当时他进入电视台的时候，电视台还是用胶片播出的。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现场直播，机器上放着胶片，播音员现场配音。时间紧迫时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写稿子，一边写一边改，而播音员就要字正腔圆、不慌不乱、毫无差错地念出来。当时的电视从业人员文字的功底，播报的功底，现场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辈一朝一夕可以比及的。

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很多历史悠久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

网络第一波冲击的是平面媒体，第二波则是电视媒体。视频网站、移动互联网的的蓬勃兴起不可阻挡，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坐在电视机前守候着一个节目开播，到在网络上自由地摄取各种个人需要的资讯娱乐组合。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坚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最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必须面对的现实。

2010年我到台湾，专访了电视主持人蔡康永。数年前他在做《康熙来了》之前曾经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真情指数》。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在形式上与《杨澜访谈录》很相像，就主动跟他联系，希望两个人能联手做一个海峡两岸不同领域代表人物的交叉采访，但是后来由于电视台等方面的原因失之交臂了。在采访中我们俩探讨电视生态对于电视形态包括主持人风格的影响。他说他其实很羡慕我能把高端访谈做10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是能够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就会有高端产品，比如汽车、电脑、酒类品牌，为了维护品牌的定位和影响力来赞助这样的节目。在台湾，电视节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赞助。

在一切唯收视率是瞻的情况下，即使是晚间七点档或者八点档的新闻节目也变得更加娱乐化。如果大家更喜欢看一个醉汉跟警察打架，那么它一定会代替伊朗核危机的新闻。加上台湾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比较少，所以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国际事务不是特别关心。即使电视台的主流新闻节目，也变得碎片化、娱乐化。蔡康永说：“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你想要找内涵吗？那就不要到电视上来找。杨澜你如果能把深度访谈节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

说到我与主持人职业相关的第一次提问，还带有点温柔的对质。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记得她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我当时其实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给她留下了印象。后来我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走上《正大综艺》的舞台。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不可思议，无论是我的专业背景，还是家庭背景都跟电视毫无关系，而当时无论是制片人、部主任、正大集团还是台领导，居然能够起用一个完全没有专业培训的女大学生来主持黄金档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目！现在回头看，我心存感激之余，也觉得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时社会刚刚经历动荡，气氛沉闷，人们厌烦了生硬的电视语言，希望通过电视了解外部世界，在更人性化的交流中放松心情，有更多的空间来表达个性。《正大综艺》大概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不需要主持人按部就班念稿子的节目。如果没有姜昆、赵忠祥这样的资深艺术家、主持人站在我身边，也许我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度。因为他们已经功成名就，所有的编导都很尊重和信任他们，所以相对地也带动我有更多的机会表达年轻人的观点。包括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就是让赵老师代表受传统文化影响深、相对中庸的社会主流观点，而我更多地代表有一定国际视野的、有一点叛逆精神的年轻人，这样一老一少，形成某种冲突但又愉悦的气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颇有新意的。

但是有一个事情还是可以反映当时整个舆论的环境跟今天有着多大的不同。我记得在节目开播的第一集里我在主持词里加了一句这样的话：“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在茶余饭后增添一些生活的情趣。”这话今天听起来稀松平常，但当年因为这句话我还受到过批评，部主任开会批评说这句话说错了：“我们的电视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怎么能只为大家增加一点生活的情趣呢？”今天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那个时候的媒体环境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去审视一个节目的时候，要看到它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不能够用一个绝对的尺度去评论它的制作水平或言论尺度。

我也经常会听到读传媒的学生询问，如果要去国外深造读新闻专业，最好采用什么样的途径。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例，它在大学本科是不设立新闻学院的，通常也不鼓励学生从本科毕业直接上研究生。它更欢迎有专业背景和一定工作经验的人。今天的新闻时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新闻事件的报道，并不是问了五个W（who，when，where，what，why）就可以写出一篇好的报道。甚至，今天人工智能在财经、体育类新闻的简单报道方面，速度已领先人类记者。今天的一个优质报道更多地与背景链接有关，即如何把一个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时间和社会背景的坐标上，给受众一个理解和思考的框架。而对背景的介绍通常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是由有专业背景的人进入到传媒的这个行业。相关知识越丰富，提的问题才越有质量。

1996年，我在纽约采访了已经退休的美国CBS的老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先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养，特别是高度的社会正义感和诚实客观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不少经典报道——越南战争、阿波罗登月、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等等，被誉为美国公民最信赖的人。当今恐怕没有一个主持人或新闻记者能拥有他当年的那种公信力了。当他退休以后，网络媒体迅速崛起，所以我问他：“您过去总以‘That's the way it is’来结束每天的新闻节目，如今人们已经能够从网络接收到海量的信息，电视新闻未来的角色会是什么？What is the way that will be？”克朗凯特说：“无论人类的社会如何发展，无论人们的资讯有多少不同的途径去获取，真理和真相永远是隧道那一头的光。挖掘真相、追求真相、报道真相，永远是我们最应关注的事。”中美国情不同，媒体环境不同，10多年来我和吴征创立并经营着一家民营媒体公司，面对体制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也常有步履维艰之感，但是通过人物访谈揭示历史的真相、心灵的真实，以开放的视野、文化的包容，关注个体的成长与困境，从而记录时代变迁的精神印迹，却成为我不愿放弃的追求。

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7年下半年我加入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我当时就是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30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是我很有热情。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杰出的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的华人所做出的杰出的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啦，坚持啦，有伯乐啦，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那是个初春的雨天，天气很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安详宁静，小松鼠上蹿下跳地觅食嬉戏。崔琦是沉静的，毫无喜形于色的神情，甚至还有一点害羞，一再为已经生疏的中文抱歉。他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向我这个门外汉解释他和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发现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强磁场中共同相互作用的电子能形成具有分数分子电荷的新型粒子。我听得一头雾水，还含含糊糊地点着头，心想如此悬殊的知识结构，这个采访可怎么做啊？我试图进入他的人生经历，他告诉我他出生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帮着干农活的时候，不愿意放儿子走。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这样小崔琦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就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困难时期由于食物不足死去了。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他却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死吧。”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所以是不是能够让一次访谈带有更多人性的温暖，就成为我和团队有意识的追求。

有时主持人必须知道何时闭嘴。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受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任命，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我曾两度采访他，一次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一次是2007年在法兰克福采访他关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机会在世界银行工作，有机会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去帮助世界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他的骄傲，也是国人的骄傲。我问：“你现在取得的种种成就是否达到了当年你父亲对你的期许？”一直侃侃而谈的他突然沉默了，眼眶慢慢红了，继而泪流满面，哽咽无语。看得出他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泪水就是不听话地扑簌簌地落下来。他25岁那年抱着两个篮球泅海从金门游到内地，虽然后来终于与妻子团聚，但父亲在台湾临终时，他却无法去见最后一面。这样的人生遗憾与痛楚，情何以堪？我不忍再问下去了。

常常有人问我，在我采访过的人物当中，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我的回答是：王光美。2001年我在她北京的家中采访她，正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亲切地说：“你叫我光美吧，大家都这么叫我。”她先打开衣柜，让我帮她找一件合适上镜的衣服。衣柜中不过十来件当季的衣服，我们都看中了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她忽然想起了什么，找出一条蓝白相间的纱巾，在脖子上一围，问我是否好看。她有着极好的品位，这恐怕与她的出身教养有关。她生于官宦人家，父亲曾留学日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专业的女性硕士毕业生。她曾获得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是思想“左”倾的她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翻译，1947年她最终决定放弃留学机会，奔赴延安。她后来嫁给了刘少奇并成为了他已经有的5个孩子的母亲。在“十年浩劫”中，她受到了百般羞辱。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始终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当时多少普通的家庭因为政治原因夫妻划清界限，父子断绝关系，而她却在万人批斗会上从台下冲到台上拉着丈夫的手陪他一起挨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和感情？这之后12年的牢狱生活，每一天只能够看到窗户缝里的阳光，根据阳光的角度才知道晨昏昼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苦痛？在我采访王光美之际，她的哥哥王光英正巧来访。他先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听着，渐渐地激动了起来，忍不住说：“光美对少奇，那真是无怨无悔啊！”继而泣不成声。光美忙起身走到他身后，抱着他的头轻声说：“别激动，别激动，我都不哭了。你沾我的光也够呛。要不我给你拿一片药吃？”这一幕，让现场所有的人动容。

世事人心，王光美看得太多，经历了太多。出狱之后，看到了昔日丈夫的同事们是如何在判处他死刑的文件上签字。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仇恨与背叛，见识了这么多的丑恶与黑暗，她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活过来？我问她：“当初你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人教你的女儿唱打倒自己爸爸妈妈的歌曲。你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王光美说：“我不想知道。如果我要查任何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的家人肯定也会遭受不少麻烦。为什么要让痛苦延续下去呢？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我问：“你是‘文革’的受害者，有没有想过在这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你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她应声回答：“那真没准！所以我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搞什么运动。呼啦啦地打倒一大片，肯定会冤枉不少人。”王光美的母亲就是因为受到牵连，最后死在北京监狱里的。母亲曾被没收的首饰瓷器，在归还后都被王光美拍卖，并以筹得的资金设立了幸福工程，来帮助乡村的贫困母亲。母亲唯一留下的遗物就是一个已经失灵的老式座钟，那是母亲睡觉时摆在床几上的钟，走走停停。每天早晚，王光美都去给它上弦，仿佛是一种与亲人的对话。

历史选择了人，人创造了历史，这让我着迷。“记录一个人和他（她）的时代”，从那时起成为了《杨澜访谈录》明确的追求。

2009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的创始制片人唐·休伊特去世。得知这个消息，我心中怅然若失。一个时代结束了。他让一个电视节目成功播出了35年，连续22年荣登收视率排行榜前10名，在这期间为电视台赚了22亿美元。职业成就、新闻原则和商业利益居然如鱼与熊掌兼得，真不可思议。1952年，他在芝加哥组织报道提名艾森豪威尔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大会时，现场有4位出镜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是其中之一。休伊特说：“你们四个就是一个接力队，克朗凯特跑最后一棒。”这最后一棒即是英语中anchor一词，以后“电视主播”就被称为anchor。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电视新闻刚刚兴起，影响力还不能与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相提并论。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第一次转播了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肯尼迪与尼克松在镜头前的表现最终决定了大选的结果。当时负责转播工作的休伊特建议尼克松化妆，但尼克松因为听到肯尼迪不需要化妆，遂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在电视上，肯尼迪英俊潇洒，衣着得体，沉着镇定，仿佛拥有整个世界；而尼克松面有菜色，汗流浃背，看上去疲于应付，两人形象，立见高下。而很多听收音机的人都认为尼克松占了上风。电视作为新兴媒体的威力开始显现。肯尼迪遇刺之后，休伊特制作了一个特别节目，尼克松也参加了节目录制。当年曾被他回绝的化妆师正在为他化妆。休伊特忍不住说：“如果四年前您接受化妆的话，您本应成为总统。”尼克松不紧不慢地说：“是啊，不过那样的话，我现在也已经死了。”

从未上过大学的休伊特从4岁起就立志成为一名记者，在他眼中只要有一顶呢帽和一件防水风衣，就可以做记者了。当然他的成功绝非一身行头那么简单。他不仅对新闻有着敏锐的嗅觉，为了拿到独家采访，他更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高手。为了接近访问美国的赫鲁晓夫，他临时加入当地的警察局，获得了在警戒区活动的自由；为了证明使用假冒身份获得证件有多容易，他创造性地使用了隐藏的摄像机；为了让迈克·华莱士表现出更高水平，他说：“伙计，我给你打A，你是否能得A+，要不要试一试？”为了揭露烟草公司损害消费者健康的黑幕，他面对威胁毫不退缩，最后是电视台担心被卷入代价高昂的诉讼而让他的节目被禁播一次。而这个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惊爆内幕》。“你到底要讲一个什么故事？”是他的口头禅。有趣的人，非同寻常的事，同行的竞争，总是能让他兴奋起来。他说：“总有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如何希望能够成为像我这样的人，我总是回应他们说我也是！”

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从业60年。早年他训练采访基本功的方法就是搬把椅子坐在超市门口，随机采访每个进门的人：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职业？买什么东西？干什么用？你最擅长的事？最烦恼的事？他说，一个好的主持人要做到无论面对何时、何地、何人都能有话题、有问题。而简单的问题，好过复杂的问题。一个这么善于沟通的人却以离婚次数多而著称。他说觉得最对不起朋友的事，就是让他们刚记住他上一任妻子的名字，就又要记新一任妻子的名字！看来这就像医生很难自诊，沟通大师也有盲区吧。

有时在访谈中难免会问及令对方尴尬的问题，我觉得这时诚意很重要。要让对方知道你并非刻意为难，而是更关心事实真相，这样对方才不会拂袖而去。其次，功课很重要，这样才不会让对方觉得对牛弹琴，影响谈兴。第三，当然是随机应变，灵活以对了。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导演和制片人都说，杨小姐你一定要问问他莱温斯基的事情。这让我有些为难，即使是一位离任的总统也应得到尊重，怎么去问人家这种难堪的问题？后来我了解到克林顿离任以后建立了克林顿图书馆，并在图书馆里设立展厅，展示了莱温斯基事件始末。所以我就问他说：“通常总统们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都会布置那些让自己感到非常骄傲的历史，您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展示呢？”克林顿不愧是有涵养的政治家，他直面这个问题，谈及他意在告诉后人美国党派之争的恶性发展。我又问道：“您在自传里说过，在莱温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过着双重生活，什么时候您才从这种痛苦中解脱的呢？”他说：“当我跟我的妻子陈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面对大陪审团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充满暴力的家庭里，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烦，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任何人进入我的空间。但是我最终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解脱了，可以面对任何人了。”

我觉得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这就好像你进入一个丛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并不知道中间会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沟壑，是否会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眼前开阔。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问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美国前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有一句名言：“当我们回首历史，我们要问‘为什么’，当我们面向未来，我们要问‘为什么不’。”生命有无数的可能性，你的梦想还在沉睡，为什么不把它唤醒？01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

所谓远见，即洞察力，不是因为它要求当事人有多么聪明，而在于能否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说过：“真正的远见就是透过迷乱的现实看到未来世界的模样。”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02年的春天，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那幅著名的铁画《迎客松》前，他再次驻足。1972年，周恩来总理就在这里欢迎尼克松总统。曾在这幅画前合影的、拨开冷战的冰霜、回暖中美关系的核心政治人物大多已经凋零，此刻他是否会感到一丝孤独和惆怅？

基辛格博士不是一位好的访谈嘉宾。他毫无表情、语速缓慢、声音低沉、口音模糊，让我担心在他的“催眠”下，观众会不会睡着？当然不会。因为他所代表的历史太重要了。1971年，48岁的他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与尼克松总统谋划了远交中国、制衡苏联的战略。他借口腹泻，躲开随行记者的视线，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履行特殊使命。广袤而神秘的土地、传奇而神秘的领袖、儒雅而智慧的总理，都让这位外交官充满开创历史的兴奋与紧张。

2011年2月，我在北京采访了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媒体纷纷预测这位前犹他州州长很有可能是回国为2012年的总统竞选做准备。采访中他向我说起了一个故事：1971年，他当时只有11岁，因其父担任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而有机会到白宫去参观。这一天他看到基辛格博士正拎着一个公文包向门口的轿车走去。洪博培主动帮博士拎包，还随口问了一句：“您这是去哪儿啊？”基辛格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去中国。”而这正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国家机密！当然小男孩完全不知这个信息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新闻价值。在当时的情形下，就算他告诉了别人，也没人会相信。我问大使对比当年，现在对外交官的要求有何不同？他说：“大概是沟通吧。当年政治家们可以关起门来进行秘密外交，今天领导人还没见面就要向媒体说明自己要谈判的内容。与公众的沟通意识和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放在今天，那个小男孩很有可能把基辛格的回答挂到微博上。

而在当年，中国领导人虽已有重启中美关系的想法，却苦于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毛泽东主席在国庆二十周年时邀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就是在向美国释放缓和的信息。不过美国人并没有读懂这一层深意。“我们不像中国人那样善于用隐晦的方法婉转地表达，也不善于从一张照片的排序去猜测对方的深意。斯诺对中国太友好了，我们当时只把这解读为宣传手段。那时中美两国就像是待在同一房间里的两个盲人，互相摸索着想找到对方。”基辛格博士这样说。历史的交会就这样险些被错过。当然，机缘的偶然性可能推迟，但并不能中断历史的进程，就像江河入海，潮流不可阻挡。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不可能长期隔绝，这就是政治远见，也是政治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的发表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这份公报中有关“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对此并无异议”的原则，在英文中选择了acknowledge，而非recognize，巧妙地化解了两国在这个核心问题上的争论，被周恩来称为体现了哈佛水平。而基辛格也对周恩来的智慧深深佩服，他回忆说：“周看了《联合公报》的草稿后说‘没有人会相信两个二三十年没有交谈过的人突然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我们最好再写上我们存有异议的地方，这样那几个达成一致的观点就更突出了’。这才是真正的天才之作。”

此时的乔治·布什对两国最高层的秘密外交还蒙在鼓里。作为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他从中国外长黄华拒绝与苏联大使握手的一幕中察觉到玄机。他作为外交使团的官员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按级别只能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在他的对面，中国前排官员的最末端，坐着一位矮个子男性，他们友好而矜持地相互点了点头。他就是邓小平，当时已经68岁。对中国的强烈好奇让老布什在1973年谢绝了出任驻英国或法国大使的邀请，要求来北京担任联络处主任。他相信中国代表未来。他与夫人芭芭拉骑自行车周游北京，免费给围观的中国人照相，与他们聊天，由此获得了“自行车大使”的雅号。当他离任，就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邓小平还专门设宴送行。席间，邓小平敬酒时开玩笑说：“你不会是一直在监视我们吧？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朋友。”

我在缅因州克尼班伯镇沃克角的老宅里采访了老布什。这是一个宁静的滨海小镇，海与天都蓝得透明。一周前，他刚刚以3000米高空跳伞的方式庆祝了85岁生日。他还鼓动前来祝贺的戈尔巴乔夫跟他一起跳，被后者断然拒绝。老布什亲自开着高尔夫球车带我穿过自家的花园，有意思的是在高尔夫球车的前挡板上贴着一行字“不要相信《纽约时报》”，大概是这家偏民主党立场的报纸让他着实不满吧。在他的健身房，墙上贴满了他不同时期的泳装照，有展示肌肉的，也有做鬼脸的，有些造型相当搞怪雷人。“我可以拍照吗？”我问。“那可不行！太丢人了！”他大笑着急忙摆了摆手。他的夫人芭芭拉正带着小狗在花园里散步，并和园丁拉着家常。当年就是在这处老宅边的礁石上，19岁的布什向她求婚。

回到中美关系的话题上，他说：“我和邓小平的个人友谊后来在中美关系的重要时刻发挥了作用，避免了两艘大船在夜航中误撞的危险。”他提到的“夜航误撞”指的是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关系跌至谷底。美国国会在制裁之余，强烈要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一方面写私人信件给邓小平，表达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力图说服国会保持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他回忆说：“柏林墙倒塌之后，苏联解体，东欧政府纷纷更替。当时很多人预测中国不久就会步其后尘。但我不那么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已经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社会不再封闭，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样的政府不太可能倒台。如果中国的改革再晚10年，情况就很难说了。”

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加坡资政、前总理李光耀对邓小平的政治远见印象深刻。2009年，我在新加坡总统府Istana采访了他，这位已经经历过50多年大风大浪的老人，从容淡定。不过他说让他感到惊奇的政治事件只有两个：苏联的迅速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对30年前与邓小平的会面他记忆犹新：“我当时在新加坡设晚宴招待他。他说早年赴法留学时曾途经此地，当时这里脏乱落后。他为新加坡取得的成就向我表示祝贺。我说：‘新加坡华人的祖先都是福建、广东不识字又缺少土地的底层农民。真正的知识精英、文化传统都在您那里。我们国小而脆弱，尚能有所作为，你们没理由做不好啊！’邓小平沉默了一阵子，没有回答我。但是当他若干年后南方谈话时，我听说他对干部们说：‘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并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算是一种回应吧。”我问：“如果今天邓小平坐在你对面，你会对他说什么？”李光耀笑着说：“我要说，你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新加坡，祝贺你！”

2010年，中国在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上升到第27名，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官员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李光耀记得当年江泽民在上海做市长的时候曾带队访问新加坡，询问新加坡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为何能吸引这么多的外资。李光耀告诉他，秘诀就是全球竞争力排名。它是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基础设施这些硬件，更重要的是法治环境、政府效率、商业友好、社会开放、劳动力素质等软件因素。他的话给江泽民带来了启发。有意思的是，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李光耀先生应邀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演讲，而我则出任主持人。席间，李光耀再次提出法治环境的重要性：“上海有了国际一流的城市硬件，要想进一步提升自己，就必须下功夫改善法治、教育、人才这些软件。说句得罪人的话，虽然中国已立法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但现在有不少中国有钱人还是选择把相当一部分财产存在新加坡，就是因为怕有一天政策有变，财产不保。”我追问：“那您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完善法治，让老百姓安心把钱存在国内呢，还是宁可他们存有顾虑，继续把钱存在新加坡呢？”观众都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已经80多岁的李光耀反应灵敏，他探着身子两眼盯着我，面露狡黠地说：“你猜！”众人大笑。言归正传时他预言，过去中国的官员成批去新加坡接受培训，再过10年，就该轮到新加坡官员来中国取经了。

不过即使你有了审时度势的雄才伟略，许多英明的决定也可能完全是误打误撞。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说：“中美建交前夕，我瞒着国务院直接领导对华谈判。一天深夜，我在梦中被电话惊醒。我在北京的谈判代表说，邓小平问能否每年派5000位留学生来美。我睡意甚浓，有点不耐烦地说，让他们派10万人来也没问题。”结果这个数字就成为中国赴美留学生的签证指标。这番话让我想起1994年准备赴美留学的我。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排了两个多小时队后，我从一个小窗口递上所有的资料，心怦怦直跳，生怕被面试官拒签，因为我前面的那个小伙子好像根本没轮到回答问题就被拒了。那时我已经辞去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如果被拒签，将意味着被列入了黑名单，以后签证就更难了。正在我忐忑不安之时，签证官抬起疲倦的双眼，打量了我一番，毫无表情地说：“我会给你签证，因为我相信你在这里有很好的发展条件，应该不会有移民倾向。”还没轮到我回应，他就在我的申请表上签了字。如果当年卡特总统随口说，那就让他们派5000人来吧，我还会有留学美国的机会吗？想到这儿我不禁莞尔一笑：可见睡觉被吵醒也不一定是坏事。当然，1978年12月15日凌晨，当卡特将中美即将正式建交的消息亲自打电话通知勃列日涅夫等人时，谈话一定不甚愉快。

虽然卡特不一定是最杰出的总统，但他却是最受尊敬的前总统。在卸任之后，他积极投身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争端的调停工作，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发表获奖致辞时他说：“在当今世界上，虽然交通和通信科技发展迅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和沟通。相反我们看到隔膜和分离带来的误解、偏见和仇恨，甚至杀戮。”卡特总统此话是有感而发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卡特从海军退役回到美国佐治亚州普兰的自家农场。那时的美国还存在种族隔离，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尤为严重。当地的农场主们都要加入一个只有白人能够参加的俱乐部，谁要是对黑人友好就会被排斥在这个圈子外，那么在生意上也就会失去庇护和支持。卡特的母亲是一名护士，曾经常常照顾生病的黑人孩子，这让卡特从小就和黑人孩子一同玩耍，成年后也依然同黑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诚实的卡特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原则，这让他饱受白人组织的排挤和孤立，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他那时没有想到这段经历会最终成为他日后从政的人品背书。卡特写过十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名为《藩篱后的巴勒斯坦》。书中他指出：如果以色列人以为把巴勒斯坦人关在高高的围墙之内就可以获得和平，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隔离只会积累怀疑和产生新的仇恨。他的这一观点来自他在中东斡旋的实地考察。在亲犹太势力异常强大的美国政坛，这给他带来了不少的批评，但他坚信自己的主张。这位常常自称是种花生的农民的前总统，一辈子相信只有你对土地诚实，对自己诚实，才能有所收获。最终完成中美建交的他也正是“沟通”的忠实推动者。在这个世界上，对话与沟通是明智的选择，这需要政治远见，更需要政治勇气。

对比那些从冷战时期走过来的老牌政治家，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算是小字辈。在他们的任职期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新的政治格局“世界是平的”，深刻影响到了他们的世界观与政治理念。托尼·布莱尔是1997年5月开始担任英国首相的，正值香港回归在即，他在一次酒会上主动向中国驻英大使马振岗表示希望亲自参加香港回归仪式。于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对比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阴郁的神情，布莱尔的表情是轻松平和的。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必须面对现实。我当时的想法是：看，这就是中国。她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有一天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当布莱尔执政后，他发现工党的传统信条过分强调政府的功能，不断抬高的社会福利遏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于是他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即折中传统政治的“左”“右”道路，把负责任的政府与有活力的市场结合起来。这一主张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的高度认同。而布莱尔也注意到，中国政府从过去僵硬的社会主义理论转向更加务实的改革开放道路，国家和私营经济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平衡。有意思的是，当年朱镕基总理出访英国时，曾开玩笑地称工党的党魁为“同志”。在社会制度改良方面，双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8年8月，布莱尔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北京奥运会代表一个新纪元，中国的开放进程已不可逆转。随着现代化中国的形象日益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会慢慢淡出。权力正向东方移动。布莱尔还告诉我，他的儿子从7岁起就开始学习中文了。

在历史和社会的演进中，政治的理念在“与时俱进”，宗教与社会的精神需求也在变迁。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盛行日本神道教，人们只在超度亡灵时才想起请和尚。年轻的星云大师苦苦思索：佛教不应该“出世”，隐身于山林之间，脱离社会，而应该“入世”，为大众服务，让他们在混乱的局势中有所依靠，在灵魂空虚时有所寄托。以佛教服务于人间的平安幸福，他的“人间佛教”的思想渐渐成形。他提出的佛教理念很有人情味儿：每年把僧人的父母接到寺中相聚，免得相互牵挂；他主持佛教婚礼，祝福新人百年好合；举办幼儿园和学校，让孩子们放学后有安全的去处。他的这些主张深深切合了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期人们对信仰的渴望，提供了无常世事间的心灵寄托，又借鉴了基督教教会与社区融合的经验，将佛教的社会功能大大提升。他还引入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都监会、执行长的内部治理机制和民主选举制度让他早早从日常营运中退身，专心于布道弘法。他马不停蹄地绕着地球跑，声称“忙”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修行，让人生有300岁。如今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会在世界各地有200余所道场、9所美术馆、26所图书馆，信众逾百万。我在佛光山采访他时，正值上千名世界各地的佛光会住持们回山述职培训。与我想象中的宗教团体严肃持重的气氛不同，场内笑声不断，各地住持们在分享这一年中遇到的趣事。我远远地站在门口望了望，正准备离开时，被星云大师发现，唤我上前台跟大家说几句。我不禁开起玩笑来：“我这次来佛光山有一重大发现，谁说法师视力不济了，我站在那么老远都被他逮到？”星云大师不紧不慢地说：“我想看的就看得见，不想看的就看不见！”众人大笑。

既出世，也入世，这让星云大师面对了不少的争议。有人说他是政治和尚，不仅因为他的很多弟子是政坛中人，也因为他毫不忌讳地对政治发表意见。面对质疑，他总是说：“政治是坏事吗？它有关民生，我是问政不干政。”吴伯雄先后两次就参选党主席一事请教师父，星云第一次反对，因为那时的对手是宋楚瑜，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第二次正值国民党式微，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所以他支持吴伯雄出山。这一退一进，固然显示了星云的政治智慧，同时也是他对弟子的关爱。因为无私，所以潇洒。他告诉世人：“世上所有的神明，都来自人的想象。土地公也好，财神爷也好，文昌君也罢，都是人们因为自身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信仰不是要求佛为我们做什么，而是增加我们自己行善的力量。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谓自作自受是也。”

领先时代并不一定总被欣赏，受到嘲笑倒像是更容易发生的事。英国的查尔斯王子9岁就被立为王储，从那时起，他的工作似乎就是等待。因为他的家族拥有长寿基因，他的等待也就显得特别漫长。我认识他是在三年前的一次慈善晚宴上，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友好而害羞的。他的手很宽，骨节粗大，皮肤红红的，有点像农夫的手，这点很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才知道他特别钟情于乡村生活，常常亲自整理花园，马球等运动也是他的最爱，这些都需要动手。他说过，如果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职业，他宁可做一名农夫。查尔斯王子说：“土壤、树木、动物，都让我着迷。我设立了自己的农场，生产有机食物。我认为重新建立与土地的联系至关重要。我们的孩子不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还以为天生就是干干净净地包装起来的。除非我们重新建立与大自然的联系，否则这个世界的生态平衡就会有大麻烦。”查尔斯王子20年前就在自己的宫殿里安装了污水处理系统，收集雨水，用花园里植物产生的木屑加热取暖，还安装了太阳能板。不过人们那时总是嘲笑这位王子，认为他有点古怪，特别是传闻他居然跟自己的庄稼说话，这就更加剧了他不合时宜的印象。不过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近年科学家证实植物的确会对周围的声音产生反应，我面前的查尔斯王子不无得意，又不无自嘲地低头摆弄着一双大手说：“而且这样的蔬菜尝起来味道也会更好。”

他一不做二不休，在2009年发起了热带雨林保护计划，用经济补偿的方式鼓励热带雨林国家保护森林。他的宣传方案有点拿自己开涮的意思：一只三维制作的热带雨林角蛙成为了这个计划的吉祥物，暗合“青蛙王子”的童话故事。有一次在克拉伦斯宫（查尔斯王子的寝宫）举行的晚宴上，有一位英国的企业家向王子建议，等金融危机过了再推出这个项目也不迟，王子突然正色道：“我的一生都在等待，想做事就有人阻挠，甚至被揶揄贬低。我受够了。只要是应该做的事就马上去做。况且经济不好时投资环保正可以拉动增长，成本也较低，有助于科技的进步。为什么不做呢？”一贯内敛矜持的王储突然慷慨陈词，让我和其他宾客在感到意外之余也颇为感动。看来他是动真格的了。有统计，查尔斯王子一年要参加的公益慈善活动高达560次，真够忙的！看来王子真的不愿再等待了。他的人生也渐入佳境。

所谓远见，即洞察力，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掌握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它是某种稀缺资源，不是因为它要求当事人有多么聪明，而在于能否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普通人常常觉得所谓国家政策必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论证之结果，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课程中学过的重要一课就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过程起码是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就拿美国的军费开支来说吧，地缘政治的考量是国家层面的，国防部的预算关系到部门的权力和与其他部门的关系，而总统和他的主要幕僚们的个人观点和情绪，甚至偶发事件都有可能左右最终的决策。回顾历史中一些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不神秘。有时是基于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如林肯之解放黑奴，不惜南北交战；如邓小平之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时不过是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如奥巴马之当选，是美国公众对布什政府不满的积累和对一位能诠释美国梦的有色民族总统的期待的结果。有时政策并非出自道义选择，而完全是各方势力博弈妥协的产物；甚至是纯属偶然，事后才有好事者穿凿附会，歌功颂德。错综复杂的政治道路足以让人迷失，这让我想到《大学》中所提出的思维过程是非常可取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没有对政治终极目标的坚持，也就谈不上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并提供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远见了。“1996年是杨澜最有成就感的一年，这一年她拿了一个学位，生了一个孩子，做了一套节目。这些在别人看来需要思前想后、来回取舍的大手笔，都让杨澜同时给做了，而且做得一气呵成。有歌者吟唱：每个人都是在单行道上寻寻觅觅的跳蚤。而杨澜却驾驭着心灵机车奔驰于生活和事业的‘双轨’，以更快的速度，在更远的地方，看到了更美的风景。”双轨

1996年3月18日，星期一，《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登载了记者马克·兰德勒的报道“At 27，a Talk Star Sets Out To Transform Chinese TV”（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和奥普拉一样，杨澜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之一。1990年至1993年，每周由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曾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和奥普拉不同的是，1994年杨澜放弃了这条坦途，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那里她将获得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在离28岁生日还有两周的时候，杨澜正在计划重返荧屏，她将于今年6月返回中国。杨澜正在打造一档周播的系列节目，这档名为《杨澜视线》的节目旨在关注西方流行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人对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和安德鲁·劳埃德·韦伯（音乐家）的喜爱会对中国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秉承精确和负责为生命线，《纽约时报》被誉为具有“报格”的报纸，更被美国精英阶层比作“不玷污早餐桌布的报纸”。在一个早春的星期一，它将几乎半幅版面给了一位来自东方中国的女性，并在文字报道的右上角登载了杨澜的大幅图片。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杨澜的微笑中透露出一种幸福的母性。是的，此时的杨澜有着双重身份：一个是即将毕业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一个是刚刚孕育第一个孩子的准妈妈。对某些人来说，把持好自己的人生，也许不需要技巧，需要的只是天性。在“生活”和“事业”的双轨上正在激情并行的杨澜告诉《纽约时报》：“我只是刚刚开始。”

1996年，距离杨澜从中央电视台辞职已有两年光景。当年放弃主持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飞越太平洋，选择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主修国际传媒，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但这却是彼时25岁杨澜的主动选择。也许在她看来，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室和图书馆里弄懂“地缘政治”等国际事务领域的诸多基础概念，要比站在喧闹的电视演播大厅里主持综艺节目更让她有成就感。

对于入行4年就获得中国主持人最高奖“金话筒”的杨澜来说，更货真价实的成就感来自“做有价值的电视作品”。这个念头伴随走向成熟的杨澜而日趋强烈，当美国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杨澜，将她和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相提并论的时候，这位27岁的准妈妈正在进行着自己毕业作品的拍摄与制作，这部作品就是《杨澜视线》。《杨澜视线》是杨澜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合作的电视节目。1994年，当杨澜飞越太平洋来到美国的时候，上海东方电视台一档名为《飞越太平洋》的栏目摄制组也来到了美国，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采访了杨澜。在节目组看来，作为一个在中国观众眼里有着很高人气的前央视主持人，杨澜的留学生活显然更容易获得关注，也更容易成就这个节目的创作初衷。正是基于这次的接触，双方决定利用彼此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合作，那就是由杨澜担任主持人和制片人，由东方电视台提供播出平台，制作一档向中国观众介绍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电视节目《杨澜视线》。按照国内电视节目的分类方法，《杨澜视线》属于典型的社会专题片，既有着主持人对人物的“访谈”环节，也有着纪录片的“纪实”风格，而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恰巧满足了杨澜对于“深度访谈”和“人文纪录片”的喜爱，相比较以前主持过的综艺节目，《杨澜视线》与杨澜的价值标准更加吻合。

但喜爱归喜爱，事情做起来就和喜爱无关了，电视节目的生成除了脑力方面的创意，剩下的只有实实在在的体力活儿。《杨澜视线》正式投入制作是1996年年初，此时距离杨澜毕业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月。怀有身孕的杨澜不仅承担着撰稿、主持人和制片人多重角色，还要一个人跟进从选题策划、联系拍摄再到后期编辑的全过程。这样的工作角色和工作量，对于只是从事过综艺节目主持行当的杨澜来说，真的算是以敝帚画西施。从百老汇的音乐剧到美国的老年问题，从好莱坞电影到减肥话题，游走于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区域，无论与美国社会的精英对话，还是与低层民众交流，杨澜都尝试着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会的“国际视角”和自身“与人交流”的天性结合起来。正是这样的尝试，开启了杨澜与“深度人物访谈”的缘分。

就在这个阶段，杨澜采访了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众多知名人士。与大人物们面对面，让杨澜忐忑不安、两手出汗、大脑空空，问出的问题也显得大而笼统，让对方不知所云。但正是这样的尴尬场面，给了杨澜一个快速学习和历练的机会。随后，杨澜有幸采访了CBS《六十分钟》灵魂人物丹·拉瑟和《晚间新闻》主播克朗凯特。对他们的采访，让杨澜看到了新闻同道们对职业素养的捍卫。他们通过“访谈”去探寻真相，运用“观点”来提升栏目品质的风范，使得杨澜确立了自己未来的职业目标——做一名有见解的“记者”，做一名跨文化的沟通者，制作类似《六十分钟》这样富有社会价值和品牌价值的高端电视节目。

杨澜，已不仅是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者，还是一个孕育生命的母亲。此时她的身份就像不断发生裂变的细胞，越来越多：制片、策划、导演、主持人、撰稿人、约翰逊教授的学生、未来孩子的妈妈。但杨澜乐此不疲，十分享受这种欢愉的繁忙。

带着身孕进行着超负荷工作，杨澜将这种在两条轨道上同时行进的状态称为“全身心的一种享受”。杨澜患有神经性头痛，严重时需要靠止痛药来缓解。但自从怀孕后，就什么药都不敢吃了，头痛的时候眼泪直流也只能咬牙挺着。但在杨澜内心里，怀孕之初的幸福感从未消失过，无论每天多么疲倦，但腹中的小生命每天会给予她不同的全新体验，这种刺激和新鲜感是一生中最美妙的感觉，是与另外一个生命的奇妙呼应。

1996年5月，是美国这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春意盎然的四周让人感到无比惬意。曼哈顿街头的橱窗电视正在转播总统大选，民主党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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