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二十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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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二十六）试读：

内容简介

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臧否，我们不追求所谓“宏大的叙事”，也不追求书斋里僵硬的学术探微，而是以一种轻松活泼的文字来反映历史一步一个脚印的收获和进步。我们注重的是细节所创造的历史，把那些原本为尊者讳为胜者讳因而被遗忘、疏漏、润色或掩盖的鲜活而不容置疑的细节揭示出来，置于聚光灯下，让大家感受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真相及其延伸出来的思想意义。此外，我们还注重对比所创造的历史。前人所述的前史，后人所述的前史，以及今人所述与前人、后人在路数、观点、境遇等方面各自不同却又有着勾连纠缠的前史，在这种勾连对比之下，所得出的往往就是历史的真相，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

第一章

神秘的新中国首例高级将领被谋杀案

中将谭甫仁夫妇于凌晨5时在军区大院的居所内被枪杀。此案震惊中央，破案长达7年，又因“文革”的背景变得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197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同志逝世》。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同志，于1970年12月17日在昆明不幸逝世，终年60岁。”因文中并没有像通常的讣告中所披露的死亡原因及“医治无效”等字样，故引起诸多猜测。在此之前，围绕着谭甫仁被杀一案，在八大军区之一的昆明军区乃至昆明全市范围内，已经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破案战役。因当时严密封锁案情，破案又是在极端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一时间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形形色色的奇事怪事接连出现，加之台湾特务机关的造谣惑众、恣意渲染，使我党我军建国以来首例高级将领被暗杀一案平添了扑朔迷离的色彩，给“动乱”中的昆明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枪声震撼春城　将军喋血大院

1970年12月17日清晨5时许，薄雾弥漫，晨曦未露，人们都还在静谧中酣睡。突然，在昆明军区大院的第32号院中，啪！啪！啪！接连响起了令人震惊的枪声。不一会儿，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邹贤玉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她抓起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发颤的声音：“32号院响了几枪，你们快来人！”邹贤玉一愣，睡意顿消，随口反问一句：“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枪？”“反正出事了，你要陈秘书、汪秘书快来吧！”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邹贤玉心想，这32号院是谭政委家，那里响枪可直接关系着军区一号首长的安危，那还得了！她急忙穿上衣服，正要跟负责谭甫仁日常生活的事务秘书陈永柱打电话，床头的电话又响起来，她一接，是谭政委的警卫员李洪亮打过来的。李洪亮惊恐得几乎说不成话，但意思是说清了——谭政委被人枪杀了！

邹贤玉一听，脑袋“嗡”地一声蒙了，但很快就镇静下来，立即给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军区分管保卫工作的副政委蔡顺礼，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副司令员刘春山，副政委周兴、雷起云等有关领导一一通了电话，报告了“谭政委家出事了”的噩耗。

不多时，平时十分安静的32号院人声嘈杂，乱作一团，陆续赶来的军区干部手忙脚乱地把倒在血泊中的谭甫仁及爱人王里岩送到军区总医院抢救。

谭甫仁身中3枪：一枪击中腹部，一枪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耳根进，从左耳根出，另一枪击中右臂，弹头嵌在骨中。当时谭甫仁昏迷不醒，刚送进医院时尚有一点儿血压，但随即就没有了。其腹腔内积满了血，肚子胀得鼓鼓的，医生们打开腹腔抽出积血，又剖开胸腔，由几个医生轮流在心脏上进行按摩，但毫无结果。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奇迹并没有发生，谭甫仁的心脏再也没有跳动起来。谭夫人王里岩身中两弹，一处在胸部，一处在脑门，都是要害处，实际上当场已经休命，医生只抢救了10分钟就放弃了努力。

当日下午3时许，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奉中央军委领导之命乘专机由北京赶到昆明，一出机场就直奔医院，他察看了谭甫仁夫妇的伤势情况，询问了抢救经过，同意医生们所做出的“王里岩已当场休命，谭甫仁伤势太重，接近休命，无法抢救”的结论。12月20日，谭甫仁夫妇的遗体被送到跑马山火葬场火化。23日下午，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国防剧院召开了由12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大会。

血案惊动中央　总理关注侦破

执掌云南党、政、军帅印的谭甫仁中将被刺身亡，无疑是举国震惊、历史罕见的大案，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于12月17日6时就接到了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的报告，他当即做出三点指示：一、全力组织抢救；二、作案可能来自内部，要抓紧时间破案；三、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与此同时，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也接到了昆明军区的报告，随即做出相应的批示，并指令在京的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立即返回昆明，主持昆明军区的领导工作。

周兴副政委跟周总理通过电话之后，于当日早7时便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司、政、后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通报了谭甫仁夫妇遭暗杀事件，传达了周总理的三点重要指示，然后研究确定了应急方案。会议决定立即成立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简称“017专案组”），由周兴任组长，王必成、蔡顺礼为副组长，成员有副参谋长赵润博、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等。专案组的日常工作由蔡顺礼副政委负责。

专案组将案发当晚住在32号院内的6个人全部进行了隔离审查，他们是：王里岩的妹妹王文莹（住在楼下）、谭甫仁夫妇的未婚儿媳吴小红（住在楼上谭的隔壁）、警卫员李洪亮（住在平房警卫室），以及住在伙房的一名女炊事员和住在门岗的两名战士。

经反复盘问上述6人，吴小红和女炊事员及两个门岗都说当时睡得正香，没听见任何动静，更没见到凶手的身影。两个门岗是被前来抢救谭甫仁夫妇的干部敲门喊醒的，其中一人称当时正在梦中摸鱼呢。李洪亮是被谭甫仁“小李、小李”的喊声惊醒的，他正在穿衣服时就听见了院里响起一阵枪声，吓得赶紧趴到床底下没敢出来，待院内静下来估计枪手逃离后，他才急忙给秘书邹贤玉打了电话报警，然后又躲进卫生间藏起来，直到听见王克学的喊声才敢露头。

经审查，李洪亮是谭甫仁从北京带来的勤务兵，主要负责谭甫仁家的生活起居、打扫卫生等勤务，不久前刚兼做警卫员，没受过正规的警卫训练，关键时刻贪生怕死，成为胆小鬼。

案发时惟一同凶手照过一面的是住在楼下客厅西侧的王文莹（军区女篮队员）。王文莹向专案组反映说，她当运动员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当时清晨5时许醒来听见楼上有人大声说话，她只听清姐姐王里岩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时候来了？”接着就是撕打的声音和几声枪响。她觉得事情不妙，正要上楼看个究竟，就看见谭甫仁披着衣服急匆匆下了楼，她问道：“姐夫，楼上出了什么事？”谭甫仁说：“我也不知道。”谭没停步，直接拐进通往楼后小平房的长廊。这时候，又见一个身穿军装，个头有1.8米左右，身材有些发胖，手中好像提着一把手枪，年龄大约有40岁的人迫下楼来，直向长廊上追去。不一会儿，她只听谭甫仁在院中连喊两声：“小李！小李！”紧接着就听见几声令人心惊肉跳的枪响。

她顿感出了人命大案，慌忙向秘书邹贤玉家拨了电话。

专案组在对有关人员进行隔离审查的同时，派人严密封闭了32号院，随即请当地公安人员协同军区保卫干部进行了现场勘查，并且对参加抢救的人员进行了调查访问。

谭甫仁夫妇居住，的32号院位于军区大院的中心，是一座独立的别墅式宅院，大门口。在南侧偏东一点儿，平时有一个班的哨兵昼夜轮流站岗，案发当晚有两名战士在门口西侧的宿舍睡觉。当时正值“文革”当中，军区有关部门对警卫战士的管理较松，造成这些战士的值勤守卫越来越懈怠，逐渐由站岗变为坐岗，又由坐岗变为睡岗，从而使看似戒备森严的武装警卫形同虚设。

谭甫仁一家住的是院中惟一的坐北朝南的二层小洋楼，进门是一个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半圆形客厅，客厅西侧阳面是谭甫仁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隔壁有两三间卧室，王文莹就住在其中一间。客厅北侧是楼梯，楼梯下面有一条通向后院的小长廊。楼上共有4个房间，谭甫仁夫妇住的是套房，两室共用一个卫生间，两个卧室之间有门相通，但各个卧室又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各有各的屋门。吴小红住在谭甫仁隔壁靠近楼梯的一个房间。小楼后边是一个小院，有一排平房做厨房和警卫员李洪亮的住室。平房后边有一个小养鱼池，紧挨着养鱼池就是近两米高的院墙。

现场勘查发现，院西北角墙外有一把凳子，这把凳子是从32号院南邻的军区干部食堂偷来的，凳子上留有两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令人困惑的是，这个食堂内养着一只大狼狗，晚上一有动静就“汪汪汪”直叫，所以平时也不用锁门。可是，案发这晚却偏偏没人听见狗的叫声。翌日早晨狗的主人发现，原来这只狼狗几天前竟神秘地失踪了！后来查明是被馋狗肉的食客偷偷地宰杀了。

院墙内有一个白色的皮鞋包装盒，上面也有一个清晰的解放牌胶鞋印。院墙内外都有新鲜的蹬蹭痕迹。厨房的前后窗户都开着的，窗台上和临窗的案板上都留有相同的胶鞋印。据此判断，刺客的进出路线是这样的：他从军区大院的北门大摇大摆地进入大院（军人随便出入，不受检查），绕过司令部大楼走到干部大食堂，从食堂中偷出一把凳子放在32号院西北角的外面，踩着凳子越墙进了32号院，绕过养鱼池，因厨房通向养鱼池的后门上了锁，故从后窗跳进厨房，又从厨房的前窗跳人前院，通过小长廊溜进小洋楼，作案后又顺原路逃离现场。

由此可以断定，凶手非常熟悉32号院和整个军区大院的环境，极有可能是军区大院内部的人。

现场勘查人员从楼外和楼上两个中心现场共搜获8个手枪弹壳和5颗手枪弹头（其中从楼上发现3个弹壳、两颗弹头，从楼外院内发现5个弹壳、3颗弹头），加上医生从谭甫仁臂骨中取出的一颗弹头，共获得8个弹壳、6颗弹头。经鉴定均系伺一支五九式手枪发射。

当从云南省公安厅借调的公安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验大约两个钟头时，受命封闭现场的一名军官不耐烦地催问道：“勘查完了没有？你们这可是搞技术挂帅呀！”在这种情况下，公安干警没顾上过细地进行现场勘查和提取痕迹物证，只得匆忙收场。

综合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所获得的情况，大体可以推断凶手的作案过程是这样的：他上楼后直奔王里岩的房间，因房门未拴住，故推门而人，王里岩被惊醒后，拉开床头灯，只见凶手正向她逼近。她显然认识凶手，一边起床一边问：“你怎么这时候来啦？”凶手大概说了一句：“我找谭政委！”说着举枪便向王里岩射击，也许是他由于紧张手腕发抖，这一枪打空了，子弹射入墙内。在危急关头，王里岩为了保护谭甫仁的安全，便堵住了通向丈夫卧室的门，与凶手展开搏斗，凶手这时贴身向王里岩的胸部开了一枪，王里岩应声倒地。凶手惟恐王不死，将枪口顶着王的眉心又补了一枪，子弹从脑后飞出后，钻人了木质地板。

住在另一间卧室的谭甫仁被惊醒后意识到危险，便急忙穿上裤子，披上“三位一体”的上衣（为了穿、脱方便，将衬衣、毛衣、罩衣三件套在了一起），从自己的屋门出去急匆匆下了楼梯，想叫警卫员李洪亮前来支援。

谭甫仁赶到李洪亮门外时连声喊道：“小李！小李！”但屋里却没有动静。这时尾追而来的凶手冲着谭的背后接连打了两枪，这两枪都没有击中谭的身体，而是穿越过敞开的上衣击在李洪亮的屋门的门框上。谭甫仁这时转过身来，迎着凶手冒烟的枪口冲过去，凶手又一枪打在谭的腹部，谭踉跄了一下继续往前冲。凶手紧接着向谭打出了第四枪，这一枪打在了谭的右上臂，谭趔趔趄趄地侧身倒在地上。凶手蹿到谭跟前，将枪口抵在谭右侧太阳穴处第五次扣动了扳机，子弹从侧太阳穴穿人，从左侧太阳穴飞出。就这样，一个从1928年就参加革命、历经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披肝沥胆奋斗了40多年的中将，永远地倒下了。

验枪无果而终　调查柳暗花明

侦破工作尽管是在保密、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但动用的人力之多、声势之大、历时之长却是空前的。破案主要围绕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条是查验枪支，即清查检验全军区所有的五九式手枪，逐人逐枪见面，军区保卫部的大部分干部分派到各单位进行督促检查；二是核实人员定位，即在全市范围内普遍调查青壮年男性12月17日早晨5点至7点之间的行踪，每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均须有两人以上证明，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这样，当时一个仅有40多万人口的昆明市，几乎家家户户、角角落落都触及到了。

查枪毫无结果，所有佩发的五九式手枪一枪一弹不少。这使专案组大惑不解：五九式手枪目前只在军队干部中装备，而地方上一支没发，即使公安机关也尚未佩发，难道刺客是从外地部队中偷盗的枪支？

其实不然，查枪工作尽管看起来力度很大，但却留有一个死角——那就是军区保卫部自身，结果出现了严重的“灯下黑”。

原来，保卫部的保密室中就保存着一批备用的五九式手枪，而且枪弹混存。32号院血案发生后多日，保卫部人员整天忙忙碌碌地去检查别人，却偏偏忘记了检查自己的枪。也许他们认为，我们保卫部的枪难道还会出问题？

然而，意料不到的事还真发生了：在全军区检验枪支后的第九天，当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要用枪时，发现锁在保险柜中的五九式手枪竟少了两支，并且还丢了20发子弹！奇怪的是，保密室的门窗没有撬动痕迹，保险柜的暗锁也完好无损，而里面的枪弹却不翼而飞，显然具有内盗的嫌疑。

于是，保卫部负责保管枪支的秘书袁孔祥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当即被隔离审查。可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偷去了枪支子弹，但又说不清两支手枪的下落。被迫逼得急了，他就谎称这两支手枪和20发子弹借给老乡带回湖南了，第二天又翻供，一口咬定没有从保险柜中往外拿枪。专案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立即派人到湖南找到袁所说的那位老乡，经查问，根本就没有借枪之事，人家甚至就没到过昆明。

审查袁孔样毫无结果，只好将他隔离反省。

这里，专案组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明知道问题出在保卫部内部，为什么不认真地查查在枪支保管方面的漏洞呢，为什么只死盯住袁孔祥一个人？况且，袁孔祥的身材与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明显不符。试想，如果确系袁孔祥监守自盗，那在全军区普遍查验枪支情况下，他为什么不悄悄地把所盗枪支放回保险柜？由此可见，偷枪肯定不是袁所为。

那么，内部人员中又有谁有机会有条件接触保密室和保险柜的钥匙呢？这个范围不会太大，而是很小，只要认真地深追细查，就不难找到嫌疑人。遗憾的是，专案组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

最大的失误是，专案组和保卫部并没有把丢枪与血案紧紧联系在一起，更没有把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高个子胖军人同保卫部的干部联系在一起。与其说他们不相信保卫部会出现盗枪杀人犯，倒不如说他们不愿意看到这样残酷的现实：保卫部的人，盗出保卫部的枪，又用保卫部的枪去杀害保卫部的第一号保卫对象。这样的现实毕竟太可怕了！而更可怕的是由此而可能带来的后果：有的人说不定要丢党籍，有的人可能要丢军籍，也有的人甚至要掉脑袋……

也许是利害相关、前途命运所系，致使破案工作没有顺其自然地紧紧围绕着手枪与血案、胖高个儿与保卫部这两条线索的交叉点去认真追查，从而使侦破工作走了不该走的弯路，出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恶果。

查枪验枪工作搁了浅，但外围调查摸底工作则获得了新的重要线索：专案组成员在军区政治部家属院走访时，住在该院的8岁男孩马苏红反映，12月17日清晨5点多钟，他用木盆顶着的小屋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一个穿军装的胖胖的大个子，脸庞圆圆的，好像还满头大汗，他冲着睡眼惺忪的马苏红问道：“陈汉中科长住在哪儿？”马苏红指了指上边，回答说：“就住在楼上。”那人转身就往楼上去了。

经走访住在楼上的陈汉中的妻子，她证实，那天早晨5点多钟，她还没有起床，未拴住的房门突然被推开，来人开口就问：“陈科长在家吗？”她说：“不在，到上海出差了。”那人一听未进屋，就转身走了。她提供的该人身材特征与马苏红所反映的完全一致，估计这个人与在32号院王文莹所见到的凶手极可能是同一人。32号院和政治部家属院相距不远，也就是七八分钟的路程，而目击者所提供的时间又大体吻合，所以，很可能是凶手在32号院作案后马上赶到了政治部家属院。

专案组认为，马苏红与陈汉中的妻子所提供的这条线索极其重要，对破案很有帮助，便在这两个人身上下了不少工夫，尽量让他们提供出更多的情况，以期挖出那个高高的胖军人。过了约七八天，马苏红放了学往家走，正好与住在同院的王冬昆同学走在一起，这使他突然想起，那天早晨他所见到的那个胖军人很像是王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拿来一张包括王冬昆的爸爸在内的集体照片让马苏红辨认，马仔细逐人看了看，然后果断地指着其中一人说：“就是他，他是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人员愕然了。原来，王冬昆的爸爸叫王自正，是军区保卫部刚提拔不久的副科长（副团级），因被原籍老乡检举有历史反革命问题，正在被隔离审查。按说，王自正的身材与王文莹、马苏红等所见的可疑人完全相符，但他正被隔离在西坝原战俘管理所内受审查，他的住室中有保警队员谭崇访日夜陪伴监视，门外有一个班的战士24小时轮流看守，他怎么可能在监管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溜出来盗枪、杀人，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去躲藏呢？除非他有“分身术”、“障眼法”，要么有“燕子李三”的那一套本领。

所以，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态度最坚决、最不相信系王自正作案的就是军区保卫部长、王自正的主管领导景儒林。景曾不止一次地说：“关押王自正的房间夜晚电灯长明，门口哨兵时刻不离，他若能出来作案，那可真是今古奇谈了！”

也正为因此，当初进行大范围摸底的人员来到西坝一问情况，就轻易地把王自正排除在外。

领导决策失误　凶手饮弹自杀

虽然有些人不相信王自正会在戒备森严的隔离室中窜出来作案，但他毕竟符合作案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又被目击者从照片中辨认出来，所以，专案组决定让马苏红到西坝俘管所对王自正本人直接辨认一下。

遗憾的是，由于办案人员缺乏组织辨认的经验，又没有进行周密的准备，致使秘密辨认变成了当面辨认。12月31日中午，当专案组人员领着马苏红走进西坝俘管所大院时，王自正正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插在裤兜中扫院子，马苏红一眼便认出了王自正，脱口说道：“是他，就是他！”

这话被王自正听到了，他抬眼一看这个小家伙似曾相识，转而不禁大惊失色，急忙转过身去，强装镇静继续打扫着院子。王自正的反常表现自然逃不过专案组人员的眼睛，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怀疑。

然而，当蔡顺礼副政委等专案组领导听取了上述情况的汇报后，依然没有下决心对王，6正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却派军区干部部副部长谢新锷、军区保卫部科长何凤毓等人前去西坝提取王自正的指纹和脚印。

谢新锷、何凤毓等人于12月31日晚10点左右来到西坝之后，正好刚从上海出差回来的“王自正专案组”组长陈汉中也在。陈汉中向他们反映了如下几点重要情况：

1970年12月17日早上7点半左右，刚换岗的战土喊王自正起床，听见王自正在院西南角的厕所里回答说：“我在上厕所，拉肚子！”“你为什么不请假？”站岗战士质问道。王说：“我向上一班请过了。”不一会儿，王自正捂着肚子回到了隔离室。经询问上一班站岗的，王自正上厕所前根本未请假，也没人见他何时上的厕所。

从32号院血案发生后，王自正的神情一直很反常，紧张不安，不时探头望着窗外，像是在观察什么。

12月24日，当王自正看到前一天的报纸上刊登出谭甫仁逝世的消息后，他禁不住失声窃笑了几声。

12月31日中午王自正发现被马苏红辨认出来之后，回到隔离室突然失声痛哭，哭声中说了一句：“以后就见不到老婆孩子了！”

谢新锷等人听到上述情况之后，认为事关重大，王自正的嫌疑骤然上升，还有没有必要提取他的指纹、脚印，需向专案组领导请示报告。于是，马上派人回到军区向专案组领导当面报告了新获悉的情况及改变原行动计划的建议。

可是，当晚军区大院刚刚举办过年终会餐，专案组的有关领导都喝得东倒西歪，满嘴酒气，对来人汇报的重要情况或许就没有真正听进去，加之他们一直对王自正作案持怀疑态度，又是酒后头脑不太清醒的时候，所以未加深思，轻率地做出“按计划执行”的错误决定。

试想，假如专案组的领导头脑中多一根弦，召集有经验的人员研究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趁王自正不备将其控制起来，然后搜查其身上和住处，看看有没有枪支弹药，既可防止其继续行凶杀人，也可避免其畏罪自杀，还有利于查清案情，挖出同伙。然而……

谢新锷等人只好奉命按既定计划执行，这个计划是让王自正带上喝水的缸子到俘管所食堂，顺便问些情况，从他的水缸子上提取指纹，同时派人到其住处提取他的鞋印。

31日晚上10点半左右，陈汉中、李伯志来到王自正的隔离室，陈以平淡的口气对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王自正，起来拿上你的缸子，到食堂去一下，有点儿事。”王自正当时并未睡着，甚至也没有脱掉衣服，他一边起身，一边问道：“什么时候？”“现在。”“好吧。”说着，王自正下了床。就在他穿上鞋子的一刹那，突然从被子底下摸出一支五九式手枪，转身对着陈汉中和李伯志“啪、啪”各打了一枪，二人应声倒在门口。站在大槐树底下值勤的战士听到屋里响起枪声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王自正拿着手枪冲出来，一边对着战士打枪，一边拼命地向西南角厕所处跑去。这时，枪声把住在南屋的全班战士也都惊醒了，他们纷纷提着枪跑出来对着王自正乱放起枪来，顷刻之间，俘管所院内枪声大作，喊声一片。

王自正跑到厕所口时，见战士们一边打枪一边追来，料定越墙逃跑无望，就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经检验王自正自杀的五九式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一支，但不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那一支。经搜查他的身上和住处，未发现另一支手枪。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分析，他很可能将手枪扔进厕所的粪池中了。可是，淘干粪池后却一无所获。

过了若干天之后，人们在已晒干的粪堆中找到了那一支手枪，经检验确系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那一支。据推测，王自正把两支手枪都带回了隔离室，杀害谭甫仁夫妇后，他怕两把手枪易于暴露，就把行凶的那支扔进了粪池。可是，当战士们淘粪时因疏忽大意没发现裹在粪便中的手枪，直至粪便晒干之后向菜地施肥时才得以捡获。

检举信讨血债　副科长露原形

轰动昆明全城的谭甫仁夫妇被暗杀案，并没有因凶犯王自正畏罪自杀而画上句号，相反却给人们留下一串难解之谜：王自正究竟是何许人，他为什么要杀害全军区的最高首长，他是独自一人作案还是纠集了一个集团，他又是如何在严密看守的隔离室中潜出潜入盗枪杀人的？

要揭开王自正的“庐山真面目”，还得从一封来自河南内黄县武拐公社的检举信说起。检举信缘起于1947年7月的一起反革命报复案件：当时，我军刚刚撤离豫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地主恶霸组织的还乡团疯狂地向我基层干部反攻。武拐村富农分子王某纠集其堂弟王志政等数人，枪杀了本村武委会主任武不会。不久，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国民党军败退，王志政为逃避党和人民的惩罚而潜到外地，多年未有音信。

解放初期，首犯王某被我人民政府镇压，而王志政却一直逍遥法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地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群众把当年还乡团杀害我武委会主任一案重新提出，强烈要求将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王志政揪出来。群众中有人反映，王志政当年跑到外地之后，编造出身历史，混入了我南下大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曾给老家亲属来过一封信，称已从部队转业，单位好像是个旧锡矿五队。武拐公社革委会当即给个旧锡矿五队寄去一份检举信，但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于是，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又进一步围绕着王志政与家人的联系情况进行调查。有人反映，王志政有一次跟家人的通信地址好像是“昆明靖国新村50号”。于是，革委会以王志政亲友的名义试探性地给这个地址发出一封信，但不久信被退回来，理由是“查无此人”。

实际上，军区大院所在的靖国新村分成两部分，王自正所在的军区政治部宿舍院内确有个50号，但大院外也有个50号，来信肯定寄到了大院外，况且“王志政”早巳变成了“王自正”，自然是“查无此人”。

武拐公社革委会的办案人员仍不放弃，他们干脆把检举信寄给了云南省革委会。不久，这封检举信转到了革委会人保组。当时，昆明军区保卫部的何凤毓科长恰巧在该组支左。他看过检举信之后，认为“王志政”很可能就是保卫部的王自正，便将此倌转给军区干部部部长王一民。王阅后又转交给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起云。雷起云对这封检举信非常重视，直接呈报给军区政委谭甫仁。谭甫仁鉴于此事重大，便提交军区党委进行了研究，决定先派人到其家乡进行调查核实，如情况属实则立即将其进行隔离审查。

外调人员刚到其原籍进行调查，王自正的一个侄子便马上给他通风报信，王自正做贼心虚，惶恐不安，立即让妻子回去找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

王自正被隔离审查之后，虽然供认自己参与了杀害武委会主任一事，但他一口咬定没动手，没开枪，仅仅是个从犯。周该案的首犯已被处死，死无对证，所以检举揭发的主要事实难以查清，王自正一直被隔离审查了七个月结不了案。

王自正对其问题的严重性心里有数，他想，即使确认不了自己亲手枪杀武委会主任问题，就凭其参与还乡团杀害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这一条，也足以定个历史反革命。加之自己隐瞒富农出身，编造个人历史，伪装进步，骗取组织信任，混入了解放军的要害部门，并当上副科长，无疑是混入党内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军籍是肯定的，弄不好还会被家乡老百姓揪回去批斗，最后被判刑，甚至被杀头。

处于绝望中的王自正不甘心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他决心孤注一掷，破罐子破摔，临死拉几个垫背的。他在日记中多处流露出要报复杀人的思想，将军区党委会主要领导均列入了暗杀黑名单，但首先目标“还是找头头来吧，谭甫仁是第一把手”。可见，王自正杀害谭甫仁是进行了长时间周密的酝酿谋划，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报复杀人案件。

令人费解的是，失去人身自由的王自正要实施其预谋已久的杀人计划是何其难哉！如果没有同伙的协助，他怎能轻而易举地摆脱看管人员的监视，又畅通无阻地进入32号院连杀两人，然后再悄无声息地窜回隔离室隐藏？而如果有同谋同伙，那可能是谁呢？

陈汉中难解脱　景儒林寻短见

王自正的同谋究竟是谁呢？专案组锁定的首选目标是王自正专案组的负责人陈汉中。

专案组怀疑陈汉中是王自正幕后策划者的根据有好几条：

首先，陈汉中作为审查王自正的负责人，表面上看来他对王的态度很严很凶，时常对王自正训斥一顿，并且王自正在日记中也多处流露出对陈汉中极为不满，甚至切齿愤恨。但这些都似乎是假相，是不是为了掩盖两人之间的同伙关系故意做戏？

其次，王自正作案为什么偏偏选在陈汉中出差期间？他在32号院杀人之后为什么又到了陈汉中家？

第三，也就是最令人可疑的一点，就是31日晚上，王自正在几米之内对陈汉中开枪竟只擦伤了他的一点儿肚皮，他衣服上共有18个弹洞，其中胳膊上的洞同腹部衬衣、毛衣、罩衣、大衣上的洞竟不在一条直线上。王自正冲他只打了一枪，这一枪所穿的洞不可能不在一条直线上啊！因此，专案组怀疑陈汉中自己冲自己打了一枪。否则，人们难以解释：如果王自正同他没有特殊关系，如果王自正真的那么恨他，那么，王自正在他身边冲出屋门时为什么不照他头上补一枪？

当晚事发后，陈汉中曾对他人吹嘘自己在王自正行凶时是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同对方搏斗，但现场情况证明他说的并不是真话，他为什么要编造假话呢？

因此，专案组果断地决定将陈汉中隔离审查，将其同王自正的妻子李素云及子女3人以及住在32号院的6人等重点审查对象一起关押在昆明北郊黑龙潭一空闲干休所内进行审查。拥有几十名办案人员的专案办公室也设在该处。

同陈汉中一起被隔离审查的还有谭崇访。他一直与王自正住在里外间，专门负责监管王自正，王自正潜出潜入隔离室怎能瞒得了他？是他麻痹大意没发现呢，还是发现了以后知情不报，或者是被王自正拉下水做了同伙？

尤其令人不能原谅的是，陈汉中、李伯志去隔离室传唤王自正时，谭崇访正在里屋睡觉，在王自正开枪行凶的关键时刻，他不仅不挺身而出，从背后擒住王自正，反而被吓得跳窗而逃。假如他当时表现得勇敢一些，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王自正自杀的。

专案组考虑到，王自正在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出去作案，站岗的战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不定有人充当了他的帮凶。因此，全班12名战士均被隔离审查。

本来，侦破“017案”的主力是保卫部，但破来破去却破到了保卫部自己头上：凶手是保卫部的人，负责监管审查的也是保卫部的人，盗的又是保卫部的枪，暗杀的则是保卫部的头号保卫对象。因此，最难逃干系、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就是保卫部长景儒林。加之当时地方和部队均有较严重的派性，就连专案组成员也有所谓“八派”、“炮派”之分。当时对“017案”有一个基本定调，那就是“集团作案”；在破案中也有一个警示性的口号，那就是“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所以，两派谁也不敢否认“集团作案”的定论，谁都想从对立的一派中挖出王自正的幕后策划、支持者，而景儒林则无疑处于斗争交会的风口浪尖上。他的心理陷入深深的自愧、自责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1971年初，解放军总政保卫部召开驻京单位保卫部长会议，要求昆明军区保卫部派人出席，在会上介绍一下“017”案情况，以使人们引以为戒，防止类似案件发生。军区领导决定让景儒林参加，但他找到副政委蔡顺礼推辞，说他：“没脸见人”，坚决不愿意去。蔡给他做工作，并提出让党办主任王克学一同去，并让专案组准备好了案情介绍材料。到会之后，景儒林执意不发言，硬让王克学代替他介绍了案情。

1971年春节过后，昆明军区党委决定在昆明步校开办专案人员封闭式“学习班”，实际上就是隔离审查班。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为军区保卫部的全体干部，还有其他被审查对象，集中在一起学习、反省、接受审查，行动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气氛十分紧张。

作为保卫部长的景儒林，既是受审查的对象，但名义上又是学习班的领导，架子颇为难拿，致使他的精神跌到崩溃的边缘。“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清早，大家都到食堂去吃早餐，他没有去，竟用尼龙网兜套住脖子，吊在蚊帐杆上自缢。他留在桌子上的字条上写道：“保卫部原来就是个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说得清呀！”

蔡顺礼受审查　专案组大换班

1971年12月，“017案”的侦破工作已经历了一年之久，其间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3事件”，“017案”自然又与林彪反党集团联系在一起，使该案的侦破工作更加复杂化，并且备受中央关注。中央组织部为此专门派出一个小组到云南了解有关情况，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亲自将昆明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和政治部副主任赵泽莽召集到京汇报案件进展情况。汪东兴听了汇报后对案件的侦破工作非常不满意，认为一年多来案件不仅无实质性进展，几个主要疑点未查清，而且还出现了几次严重失误，造成王自正与景儒林先后自杀。汪感到，案子的情况很复杂，现专案班子又受到派性的干扰，对查清此案非常不利。

因此，汪东兴将此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当即决定：将蔡顺礼留京接受审查；责令赵泽莽留京停职反省，说清问题。同时，由中央办公厅选派有经验的侦破专家组成中央办案组赴滇指导破案，重组专案班子。

于是，刚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担任四川省革委会政工组群工组负责人的赵苍璧被召到中央办公厅，接受了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领导下指导“017案”侦查工作的重任，并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三点重要指示：一要查清此案是否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二要查清是否有同伙配合、集团作案；三要查清王自正和景儒林自杀的原因及教训，找出破案中的纰漏和原因。要求将案件的主要疑点特别是关键问题查得清清楚楚，不能含含糊糊。

赵苍璧是老资格的公安干部，进城之初就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首任治安处处长，后曾担任原西南局公安部部长、四川省政法委书记，具有丰富的侦破工作经验（“文革”之后曾任公安部长）。公安部为他选配的两名得力助手是：河北省公安厅一处处长刘刚、辽宁省公安厅二处处长徐生。后来，为了侦破工作的需要，中央专案组又从各地公安机关抽调了枪弹痕迹专家王广沂、指纹专家赵向欣（女）、法医赵海波等。为了工作方便，公安干警一律着军装，驻在军区招待所9号楼。

昆明军区党委也调整改组了原专案班子，挂帅的仍为周兴，此时周已升任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副司令员徐其孝负责专案组的日常管理，副参谋长黄学义任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同时，从各部队和当地公安部门抽调了一批精干力量作为专案组成员。

隔离室有漏洞　笼中虎可出笼

新专案班子的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结合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查清谭甫仁被暗杀案同林彪反党集团有无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查案情，解疑点。

他们在摸清已知案情和前段侦查工作情况的基础上，找出了需要查清的4个疑点，即：王自正是怎样在被隔离、监管的情况下潜出作案的？王自正是怎样搞到军区保卫部的手枪和子弹的？王自正作案后为什么去找陈汉中？陈汉中衣服上的枪洞怎样形成的？为了解开上述四点之谜，他们确定侦查工作要紧紧围绕着4个犯罪现场（32号院、保密室、俘管所、政治部家属院）和王犯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书写的3本日记，从头做起，重新勘查现场，重新调查访问，熟读细研每篇日记，理顺号清王自正的思想脉搏，从中找出其犯罪的思想动机和蛛丝马迹。

离军区大院仅两三公里远的西坝原军区俘虏管理所是一个约一亩见方的空闲院，大门朝东，临一条南北街，大门通常不上锁，晚间则从里面闩住。门口北：侧临街有两间平房，为王自正的隔离室。隔离室分里外间，负责监管王的保警队员谭崇访住在里间，王自正住在外间，中间有屋门。两间房前后各有一对窗户，其中临街的窗户小，有钢筋护栏，人出不去。距隔离室门外3米多远有一棵大槐树，哨兵就在大槐树底下站岗。

小院北侧坐北朝南有一座二层小楼，是专案审查人员办公的地方，南侧有一排平房，是站岗士兵的宿舍。西南角是一片用矮墙圈起来的菜地和厕所。厕所是全院惟一的公用厕所。

办案人员详细了解了战士站岗值勤的情况，发现这里边有很大的漏洞：12名战士分12班，每班只有一人，一人值两个小时，换岗时需交班的到宿舍去叫接班的，接班的即使能立即起床，中间至少也有三五分钟的空岗时间。据了解，有些战士往往贪睡而不能按时起床，常常要磨蹭一会儿。尤其是一个外号叫“小迷糊”的战士，每次接班都要耽误一二十分钟。

那么，王自正是不是发现并利用了这一漏洞呢？答案是肯定的，专案组从调查获取的4点证据中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

其一，据多名战士反映，主自正经常同挂在大槐树上的马蹄表对表，这个马蹄表是战士们值班时掌握时间用的，王自正将自己的手表与马蹄表相对，显然是为准确无误地利用战士交接班时的空当而做准备的。否则，时间概念对于他这个被隔离审查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其二，从王自正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战士轮流值班情况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其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小迷糊几点至几点”、“大个子几点至几点”、“小山东几点至几点”……

其三，王自正的妻子李素云、儿子王冬昆、女儿王冬云都证实，王自正被隔离审查期间，晚上不止一次回过家。李素云交代，有一次王自正拿回去两支手枪，要放在家里，她死活没让放。

其四，院西南角厕所的围墙内外有蹬蹭痕迹，地上有杂乱的胶鞋印痕，尺码与王自正的相符。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推断，王自正巧妙地利用了战土交接班时一二十分钟的空岗时间，从大门口潜出（大门只在里边插着栓，不加锁），虚掩上门，待下一个交接班时间再返回来。返回时如果点卡得准，那他就从大门进入；如果卡得不准，怕被接班的战士发觉，那他就从西南角厕所外越墙而入；万一被发觉，他就借口上厕所拉肚子，并且向上一班请了假，从而很容易遮掩过去。这期间，住在里屋的谭崇访正在闭门酣睡，毫无警觉，怎会知道王自正已金蝉脱壳？

在王自正潜出隔离室的两个小时当中，值班的战土只在院子里站岗，从不进屋察看，虽然从窗口可以看到灯光明亮的屋内，但王自正的床上吊着蚊帐，蚊帐内的被褥再稍加伪装，不仔细瞅的话从外边难以发现破绽。专案组为此做过实验，证明了上述推断是站得住脚的。

那么，王自正是从何时开始潜出隔离室的？共潜出了几次？

那么，王自正是从何时开始潜出隔离室的？共潜出了几次？由于王自正已死，惟一的知情者李素云拒不交代，她除了供认王自正往家拿过两支枪外，其他的一概不供，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俺是个家庭妇女，俺啥也不知道。”所以，王自正准确的潜出日期和次数已很难查清。不过，可以肯定，王自正开始潜出隔离室是在被隔离审查两三个月之后。根据是，在他被隔离审查以后的前两三今月之内，先后给其妻写过三封信，都是封好贴上邮票。从临街的小窗户扔到大街上，希望过路的小学生做好事替他投到邮筒。其实，这三封信先后都由捡到的人交给了专案组。在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往窗外扔过信，这说明他已有机会回家与老婆孩子团聚，不需要再用这种笨办法联系了。

水落石出

王自正行凶杀人经过了长时间的预谋策划，这从他的日记中可窥见一斑。在被隔离审查期间，王自正几乎每天都写日记，当天的天气情况、日常活动、思想动态等基本上都有记载。这些日记绝大部分都比较清楚，字迹虽说不上工整，但也不甚了草。但是，有那么一二十篇却格外乱，似乎是在日记上又乱涂乱画一通，很难辨别写的是什么内容。富有侦破经验的中央专案组认为，王自正这些乱七八糟的日记绝非随意涂着玩的，而是蓄意掩盖见不得人的内容。果然，为研究王自正的日记而下了很大功夫的“老政保专家”刘刚从中发现了“天机”，有篇日记写道：“这件事（指历史问题）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生，老婆孩子也要受到牵连，我这一辈子完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完蛋，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要多杀几个人”。杀谁呢？他列出了军区领导人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的名字，但后来又考虑，“不如杀谭，影响更大”。用什么手段去杀呢？王自正可能想到20多年前杀共产党的武委会主任用的是枪，如今杀共产党的大军区政委还得用枪。因此他写道：“要设法搞到枪，拿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

那么，他是怎么搞到枪的呢？

办案人员了解到，王自正当了多年的保卫部的秘书，他的办公室就是存放枪支的保密室，枪柜内存放着一批备用的五九式手枪和子弹他是知道的，枪柜的钥匙就放在办公桌的中间抽屉里，换了几任秘书历来如此。秘书从来是兼做枪支保管员，王自正管了几年枪柜，保险柜的密码自然是烂熟于心，并且还记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也许是惟恐日久天长忘了。

王自正虽然被隔离审查了，但因尚未定性结案，他依然穿着军装，帽徽领章齐全，况且一般哨兵也不知道他正被隔离审查，因而军区大院和办公大楼他照样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保密室的门锁多年来一直是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这是很普通的碰锁，门的缝，隙很大，用铁片、竹片等硬质物件一捅就开。办案人员做了一下现场试验，结果没有钥匙就轻而易举地捅开了门锁。保卫部的人员曾回想起这么一件事：有一次王自正忘了带钥匙。结果用苍蝇拍把屋门打开了。由此可以断定，王自正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偷出保险柜的枪支子弹，而无须他人协助配合。

王自正由于工作的关系，以往经常到32号院去，对该院的环境、布局非常熟悉，同院里的主人和工作人员也都熟得很，对院内警卫班松松垮垮、形同虚设的情况也十分了解，因而潜入作案无所顾忌。

据了解，32号院的警卫班由站岗到坐岗，又由坐岗变为睡岗，是多年来逐渐形成的，是同“文革”时期的特殊背景分不开的，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情况是由于某人故意为主。

认定作案人数的重要依据是遗留在现场的痕迹物证。因此，技术专家王广沂、赵向欣等人在32号院中心现场重新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勘查检验工作。王广沂将钻入壬里岩卧室地板中的那颗弹头挖了出采，经鉴定与在32号院提取的其他弹壳、弹头均系同一支五九式手枪发射。

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还派人将在32号院和西坝俘管所提取的弹壳、弹头先后送到南京、上海复检，鉴定结果与原结论完全一致。

前专案组因在现场勘查中过于仓促，只在楼口门上提取了一个凶犯留下的指纹，而在楼上却来提取一个足迹和指纹。这次，赵向欣在楼上楼下、院内院外等处，光指纹就提取了150余个。要从这150多个指纹中认定哪些是谭甫仁夫妇及其家人、工作人员留下的，哪些是战友们在抢救受害人时留下的，哪些是犯罪嫌疑人留卞的，儒要进行大量耐心细致钓分析比对工作，同时，为了验证指纹遗留的时间，还需要多，次进行现场试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午作出了科学的鉴定结论：在排除了谭甫仁全家；工作人员、战友等有正当理由留在现场的指纹之外，有3个是王自正留下的，其中厂个留在了楼梯口，另一个留在了王里岩卧室的门上，另一个留在了谭甫仁屋门的外侧。除此之外，现场没有其他可疑人留下的痕迹。

这是认定“017案”系王自正一人作案的可靠依据。

那么，陈汉中同王自正究竟是什么关系？王自正为什么在杀害了，谭甫仁夫妇后又去了陈家？王自正为什么在日记中流露出对陈恨之入骨？陈为什么在王的枪口下侥幸逃生？陈衣服上的，18个弹洞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这一连串的疑问需要解开，也必须解开！

要弄清陈汉中与王自正的关系，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们周围的战土、干部，包括王自正专案组的成员。大家一致反映，陈、王之间没什么私交，既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也投有什么个人恩怨。陈汉中作为专案组的负责人，对于自己的审查对象一贯，表现得比较“左”，管教方式比较严厉、粗暴，每隔十天半月就对王自正训斥一顿，因而，王自正最恨的是陈汉中，最怕的也是陈汉中。他的那些被故意涂乱的日记是其真实思想情绪的流露：“陈汉中你好凶啊！陈科长好狠毒，太可恶。总有一天我要找你算账、报仇！”据此可以推断，王自正作案后到政治部家属院去找陈汉中，惟一的解释就是企图找陈报仇雪恨，而陈汉中到外地出，差是他始料不及的，从而使陈躲过了一劫。

政治部家属院在军区大院北面，王自正也住在该院。王住的是原属于沈醉的小洋楼，而陈住的则是单元楼，两家虽然相隔不远；但平时没什么往来，因而王只知陈家韵大概位置，弄不清具体是哪个门，这才出现前面提到的王自正向马苏红打听陈家一节。

既然王自正对陈汉中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他向：陈汉中开的那一枪为什么只伤及皮毛，而来击中要害或再多打几枪呢？陈汉中衣服上的18个弹洞又是怎么形成的昵？

办案人员重新勘查了王自正枪击陈汉中和李伯志酌现场，结果在门口附近的胶合板墙裙上发现了一个弹扎，当挖开墙裙寻找-弹头时，发现在胶合板与墙壁之：间的鼠洞中有一只腐烂的大老鼠，在紧挨着死老鼠的半块砖头中找到了一颗手枪弹头。根据案发时陈汉中所处的位置，断定这颗子弹就是打在陈汉中身上的那一颗。但歪打正着，要打的却打偏了，子弹从陈汉中的肚皮上擦过去，却偏偏击中了躲在墙中的大老鼠，这只硕鼠竟当了陈汉中的替死鬼。经鉴定，这颗弹头同击伤李伯志的一样，就是王犯用以自杀的那支五九式手枪所发射。由此而排除了陈汉中自伤的可能。

王自正射向陈汉中的这一枪怎么会在他衣服上形成18个弹洞呢？办案人员详细询问了陈汉中和李伯志当时的情况，并反复做了现场试验，终手弄清了事情真相：原来，当王自正从被子底下抽出手枪向陈射击的一刹那，正面向王自正的陈急忙侧转过身去，两胳膊往头上一抱，顺势蹲到地下。王自正的这一枪先后穿过其右臂和左臂的衣袖，又穿过腰部的几层衣服，最后钻入了墙裙中。陈汉中身上穿着大衣、罩衣、毛衣、衬衣共四层，加之扎在裤子中的上衣有褶子，所以形成的弹涧自然就多了，从而揭开了十枪出18洞之谜。这样，既戳穿了陈汉中所谓“英勇搏斗，”的自吹自捆，也解脱了他身上背的黑锅。

专案组认为，在当时十分紧急的情况下，王自正不可能准确地判断击中陈汉中的部位。因为谭崇访就在他身后，屋外又有荷枪实弹的战士站岗，为了迅速脱身，不至于落入法网，他只有仓皇地逃出室外，而来不及再多打几枪。

经过前后两套专案班子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长达7年之久的侦查、复查，终于使惊动中央的谭甫仁夫妇被杀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1978年6月，专案组写出了结案报告，认定谭甫仁夫妇被害系王犯一人所为，既没有林彪反党集团插手，也没有同伙配合。之所以造成王犯伤人后自杀，是由于专案组缺芝经验，决策失误，措施失当。景儒林的自杀则是由手自愧自疚心理过重，嗯想压力过大，所致。

结案报告经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委批准，上报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至此，这起在“文革”，这一特殊背景下所发生的反革命报复杀人案终手画上了句号。其他凡因“017案”而被隔离审查的人员都相继解除了审查，恢复了名誉。

一段尘封的历史，一桩绝密的大案，它留给后人多少教训、多少启迪……

百年川、渝袍哥会内部组织结构历史解密

袍哥会起源于清朝末年，曾参与过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等重要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消亡。袍哥会的活动遍及四川、重庆、云南等中国西南地区。人数众多，影响深远，充满了神秘色彩，人们难以知晓。因此袍哥会的来龙去脉，内部秘密，备受人们关注。

袍哥会的来历。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取代了明朝的政权以后，对汉族采取武力镇压手段，民间爆发“反清复明”的起义斗争，打出“驱除鞑虏、反清复明”的旗号，各省各地的组织名称，五花八门，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天地会”。后来天地会中，又分出一股叫“哥老会”，咸丰年间爆发的历时6年、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李蓝农民起义的基本力量就是哥老会。道光、同治两朝以后，哥老会在四川便通称为“袍哥”。

袍哥会参与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在孙中山“同盟会”策划下，爆发了“保路运动”，全省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进而发展为反清武装力量“同志军”，实质上是利用各地袍哥组织作骨干，引导农民推翻清朝政权。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和会党联系日益密切，孙中山早在日本招纳熊克武、但懋辛、余英、张石祥等人面授机宜，熊等也认为四川袍哥势力强大，散布地区宽，同盟会若领导各地袍哥势力，搞推翻满清的革命工作，非常有利。

大量的下层群众蜂拥参加袍哥组织以后，又渐渐影响士绅富户的相互效尤，借此保家。到1911年，四川的袍哥组织，更深入各州府、县的城镇乡村，到处都在“开山、立堂”，当时民间流行两句口语：“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倥子是指未参加袍哥组织的人。

同盟会在全川各地煽动保路运动，发动大规模起义，就是以农民为主，利用袍哥组织为先导。重庆、成都附近县份中，搞得最出色的有广汉的侯橘园、侯国治，新津的侯宝斋，温江区的吴庆照（吴二大王），崇庆的孙泽沛，灌县的张捷先等人，都是以袍哥舵把子身份，作同志军首领，带兵围攻成都，号称十余万众。声势浩大，战火蔓延全川各县，加速了清政权的彻底崩溃。

1911年10月，随着武昌起义成功，“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据王右瑜在《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上记载：“尹昌衡高居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后，公开提倡哥老会组织，在都督府大门上，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那时，滇、黔、湘等三省军政府，曾联名通电诋斥成都军政府为‘袍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认。尹昌衡见到外面风声不好，便下令取缔哥老会，于是成都市上二百多个公口招牌，一律都收拾起来了，但是表面上收了招牌，实际上暗地里仍然在继续发展。”

袍哥会的组织形式。重庆、成都地区的袍哥组织，其形式与全省其他县市相类似，是横行组织，即所谓“兄弟道”，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信条。联络的聚点，最初叫“山头”、“香堂”，随着参加的会众日益增多，才由山头、香堂改为“码头”（又叫“公口”、“社”），码头要分五个堂口：“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宣”）。

五个堂口是五类性质的人参加：仁字是旧社会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义字旗是有钱的绅士商家，礼字旗是小手工业劳动无产者。有几句概括特征的口头语：“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口头语：“仁字旗士庶绅商，义字旗贾卖客商，礼字旗耍枪。”至于智、信两堂的人，都是旧社会中“最低级”的体力劳动者，不过其组织办法中，有些莫名其妙的规定。如旧社会被认为操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匠、擦背、理发、男艺人演女角等类人，都规定不能参加袍哥。还有搞盗窃的，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

每一个公口（堂口）的组成份子为十排：头排首脑人物称为“大爷”。大爷中除了“龙头大爷”或“坐堂大爷”之外，还有专司赏罚的“执法大爷”，另处还有些不管事的“闲大爷”。

二排是一个人，称为“圣贤二爷”，这是大家推举出来的人正直，重义守信的人，隐喻为桃园结义的“关圣人”，但这个人一般是在码头上不起作用的老好人。

三排中有一位“当家三爷”，专管内部人事和财务收支，尤其在开香堂时，负责安排规划各类事务，这是一个全码头的重心人物。五排称“管事五爷”，分“内管事”、“红旗管事”、“帮办管事”、“闲管事”。“内管事”即“黑旗管事”，必须熟悉袍哥中的规模礼节、江湖术语。办会时，由他掌管礼仪，唱名排坐，和传达舵把子的吩咐。“红旗管事”专管外交，负责接待三山五岳、南北哥弟。在联络交往中，要做到来有接，去有送，任务相当复杂。袍哥中有两句流行口语：“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

五排以下，还有六排的“巡风六爷”，在办会期间或开设“香堂”时，他便专司放哨巡风，侦查官府动静，负通风报信的专责。八排九排的人，平时专给码头上各位拜兄跑腿办杂事，一到开设香堂的会期，他们最为忙碌，听从当家三爷的支配提调，全码头就靠这些人上下跑跳。十排又称“老幺”，老幺还要分“大老幺”、“小老幺”。从一排起到十排止，总称为“一条龙”。在成都，一般码头都称“公”和“社”，社还要分“总社”和“分社”。

各地袍哥都不设“四排”和“七排”，据说四是桃园结义如有赵子龙在当为四弟，故虚此席。七据说是叛徒，瓦岗寨的罗成，行七。八、九忌杨家将八姐九妹之称。因此就没有人操四排和七排了。

哥老会虽是以“讲豪侠、重义气、解放推食、急人之急”相号召，又以旧礼教的“五伦八德”为信条，但是由于封建意识恶性膨胀，一部分人的逐渐变质，结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袍哥，即所谓“清水”和“浑水”。

在清水袍哥中，又要分“金带皮”和“下九流”。金带皮的含义是：金代表有钱，皮是面子，即有面子的有钱人，叫金带皮袍哥。他利用自己的权势，能够“一步登天当大爷”。至于那些测字、算命、跑堂、道士、兵卒等被人视为是下贱行业的人，只能被列在“智”、“信”两堂。浑水袍哥的组织和清水袍哥一样，只是称谓上有些不同。清水袍哥的头头称“舵把子”或“社长”，浑水袍哥习惯叫头头为“老摇”。比老摇低一级的叫“边棚老板”、“管事”。普通都称浑水袍哥为“跳滩匠”。

袍哥每年有几次会期，最郑重的一次就是农历五月十三的“单刀会”，相传是三国时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日子。这一天，大小码头、公口都要隆重举办盛会，张灯结彩，大排香案，欢宴会众，广纳宾朋。初次参加袍哥的人，必须具备“身家清、己事明”两个条件，才由引进拜兄引入会场，参见恩拜四兄即恩兄、承兄、保举、引进，接受“栽培”，确定“排行”，然后才可以称兄道弟，成为正式的袍哥。原先的袍哥，也要在这次会上论功行赏，办理“提升”。其他的集会，如正月办“春台酒”，腊月要办“团年会”，还有不定期的“迎宾会”。在会期中，除了互相拜望，大吃大喝，大赌大抽（鸦片）之外，还要借此机会解决仇怨纠纷，由头面人物站出来“捞梁子”。在重庆，袍哥的码头绝大多数是在茶馆里。有的茶馆前正式挂出某某公或某某社的招牌，茶馆为袍哥的活动中心和联络站，经常由红旗大管事坐堂负责。

袍哥还规定有十八条罪行，如不孝父母罪、不敬长上罪、殴打亲属罪、调戏妇女罪等等，犯了以后要受到“剽刀”、“碰钉”、“三刀六个眼”，“自己挖坑自己埋”、“挂黑牌”、“连根拔”和“降级”等等惩处。其他在袍哥的经典《海底》中还规定有“十条”、“十款”、“十要”、“十禁”、“五伦”、“八德”、“九章”，文字通俗，真伪莫辨。所有这些规定条款，在成都地区的袍哥组织中，实际上都很少执行过。

重庆袍哥大小公口（码头），十几年来在千个以上。除了“孙、吴、丁、张”和“马、袁、江、汤”之外，更为出名的有能通长江一带青红两帮的冷开泰，有名震川南的邓叔才，有北路总关火的马昆山，有倒插鸡翎子的龚谓德，有八方搁平的陈俊珊。这些人的作用和毒气，确也不亚于范绍增、陈兰亭、石肇武之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加强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取缔一切民间帮会组织，并且对抵抗解放军的武装袍哥会大肆镇压，包括给共产党提供过帮助的红色袍哥组织也都迅速瓦解了，其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此结束。

解密古代特权阶层的免死丹书铁券

什么是“丹书铁券”“铁券”，外形如筒瓦状的铁制品，民间俗称“免死牌”。其制法为熔铁铸瓦，状如蒸笼，断而为二，形如板瓦，是封建帝王颁发给功臣、重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受券人与朝廷各执一半。“铁券”上的信词最初时用丹砂填字，合称“丹书铁契”；梁时用银字填字，即“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金书”，所以后世称“铁券”为“金书铁券”，又因“铁券”可以世代相传，又称“铁券”为“世券”。从其源流、功能、性质等进行考查，铁券是勋章的雏形。

我国古代“丹书铁券”制度始于汉代。据史料载，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帛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以金为匮，以石为室，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当时，“铁券”还无免罪和免死等许诺，仅作为一种加官进爵、封侯纳妾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常因细故获罪，直至被处死。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北魏孝文帝颁发给皇室宗室、亲近大臣的“铁券”是作为护身防家之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颁发“铁券”已较为普遍。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铁券”，也给宠宦、宦官颁发“铁券”。到宋、元、明时期，“铁券”颁赐逐渐趋于完备。

唐末赐钱鏐铁券流传至今

钱鏐，唐末临安人，刚出生时，因为相貌异常丑陋，父母就想把他丢到井里淹死。婆婆心中不忍，就把他救了下来，因此，人们平日都叫他“婆留”。直至发迹后才改名与“留”同音的“鏐”，叫作钱鏐，钱鏐年轻时以贩私盐为生，后来吃粮当兵，由于打仗十分勇敢，逐渐做了将领，并且越做越大。先后败王郢，破黄巢，平刘汉宏，擒董昌，战功赫赫。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封他为镇海、镇东两节度使，并赐以铁券。券上刻唐昭宗的诏书，诏书全文共333字，全部用黄金镶嵌。诏文主要褒奖钱鏐削平那个自称罗平国王的威胜军节度使董昌，称赞他“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志奖王室，绩冠侯藩。”钱鏐本来是董昌麾下的一员骁将，董昌僭称尊号，封他为两浙都将，而钱鏐并没有接受董昌的“伪命”，却反戈一击，擒董以献朝廷。唐朝到了昭宗的手里，基本上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了，地方藩镇的势力远远大于朝廷的势力，真正听朝廷指挥的藩镇实在少得可怜，昭宗已成了一个挂牌子的皇帝。因此，钱鏐的这一举措使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要把钱鏐当作一个榜样树立起来，诏书中称许钱氏的话真有些“热情洋溢”。有一段话，意思是说，我赐给你这枚刻着金字的铁券，向你宣誓保证：哪怕长江、大河有干涸得像带子那么宽的时候，泰山、华山有变得只有拳头一样大的日子，但我却永记你的功绩，使你们钱氏一家世袭荣宠，永保富贵。今后如果你自身犯了大罪，可以免除九死；子孙犯罪，可以免除三死。若是犯了一般的罪行，有关部门不得追究。难怪当钱鏐接受这个铁券时，被感动得哭了起来，说道：“我才46岁，就受皇上如此厚赏，恩重难报啊！”并以此谆谆教导自己的子孙：“要谨当日慎一日，诫子诫孙；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因此而贾祸。”

没有多久，李唐王朝就灭亡了，钱鏐自己经营了吴越国，铁券即被供于祖庙。以后赵匡胤统一全国，建立了北宋，钱鏐之孙钱俶向宋纳土称臣，诏于开封居住。但铁券仍留在杭州钱氏祖庙。淳化元年（990），宋太宗命杭州守臣将铁券送到汴京，太宗观赏后仍将其赐还给钱俶之子钱惟濬，惟濬死后交钱惟演，铁券遂收藏于京师昭化坊赐第。钱惟演死后，铁券交由其仲子钱晦保管，继而又转给惟演之孙钱景臻保管。其间宋仁宗、宋神宗都曾专门观赏过铁券。北宋末金兵入寇，钱氏举家携券南逃，到了南宋绍兴年间，钱景臻的儿子荣国公钱忱侍奉他的母亲秦鲁国大长公主（宋仁宗的第十个女儿、宋英宗的妹妹）避地临海。宋高宗赵构即命于台州赐第，第在临海城内美德坊。钱氏铁券从此“落籍”台州，成为台州钱氏的“族宝”。德祐元年（1276），元兵攻破临海，钱氏有个家人带上铁券南逃，途中落入黄岩泽库。时隔56年之后，亦即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有个渔人在黄岩泽库（今温岭泽国）地方撒网打鱼，随网捞得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渔人也不知是什么宝贝，就用斧子斫了一斧，从斫开的斧痕中看来看去，既不是金，又不是银，只是一块黑铁，觉得没有什么用处，便将其丢在屋子的角落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渔夫的邻居——一个老学究看到了，他见铁块上有字，虽然并不知道钱氏铁券的价值，还是按铁的价钱买了下来。当然，渔夫和学究都不知道这333字是用黄金镶嵌的。后来有人将这一消息报告给钱氏十四世孙钱世珪。世珪花了十斛谷子换回了这块铁券，这一宝物总算重又回到了钱氏手中。可惜的是，只因浸水太久，嵌在后半段的金字大多都剥落了。

明太祖朱元璋打垮了蒙古族统治的元王朝，建立了大明帝国，“天下归于一统”。洪武二年（1369）八月，朱元璋为了仿效古代帝皇表彰开国功臣的殊勋，对他们“赐以铁券，以申河山带砺之誓”，命礼部官员拟订铁券的形制规模。可是，礼部官员们谁也没有见过铁券的样子，束手无策。幸好在元朝做过礼部尚书的翰林学士危素见多识广，便向朱元璋奏道：唐昭宗曾经给钱鏐赐过铁券，钱的子孙现多住在台州，其第十五世孙钱尚德，元朝的时候做过青田教谕，听说这件宝物现在还藏在他的家里。朱元璋听后大喜，立即下了道圣旨，叫钱尚德将铁券送至京师。钱尚德接到圣旨后，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立即把钱氏铁券和钱氏五王画像一起送赴京城。朱元璋得悉铁券已到，马上会同几位主要大臣——丞相李善长、礼部尚书牛亮、礼部主事王肃等一道观赏。观赏后命礼部用木照样雕一模子，留作格式，以备制作。而后命有司设宴招待钱尚德一行，仍将铁券并五王像交钱氏带回临海以世代宝藏。铁券的进京，使朝臣们大开眼界，他们争相吟咏，唱和不迭，临归时，文坛领袖宋濂特地为之撰写了一篇诗序来纪念这件盛事。

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五年（1417）正月，亦曾遣行人曹闰来到台州，命钱氏奉券进京，钱氏族人即委钱汝性随曹闰赴京，永乐看过之后仍命钱氏带回台州，由钱凤墀家保管。明清易代的时候，台州兵燹不断，为了确保铁券的安全，钱氏第二十五世孙钱珍负椟避之深山。康熙间又转藏于第二十七世孙钱日耀家。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南巡，这位风流倜傥的皇帝也想一睹这稀世古物，于是当时已经致仕在家的原刑部侍郎嘉兴钱陈群率台州钱氏裔孙武进士钱选等一道把铁券送到常州，呈乾隆观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钱氏后裔将此券献给国家，当时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1959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将此铁券移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宋代赵匡胤对柴氏的保护

赵匡胤非常仁慈，统一中国后对所有被他灭掉的君主，都养起来。赵匡胤临死，还规定子孙后代都不许杀柴家人，也体现了他的仁慈之心。

赵匡胤在陈桥驿起兵后，让后周小皇帝柴宗训当了郑王，小皇帝后来被迁往房州。赵匡胤颁发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优待恭帝母子，赐柴氏铁券文书，保证柴宗训及其子孙永享富贵，即使犯罪也不得加刑。这一招深得人心，宋朝很快巩固了政权。赵匡胤没有食言，柴宗训母子搬到南郊天清寺后，受到优厚的待遇。田园风光，母教子读，自得其乐。

赵匡胤生前，曾在太庙里立下石碑，后来的新天子即位都要到太庙里去拜碑，并默诵誓词。这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除了北宋历代皇帝，别人都无从得知。就是新皇帝去拜碑时，也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其他人都离得很远，弄得很神秘。

直到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宫门被打开，人们才得以纵览，不过是很简单的三条：一是保全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三是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即遭天罚。此外，赵匡胤还给柴家发了“丹书铁券”，凭此券柴家子孙犯罪永远免死。《水浒传》里小旋风柴进就是因为有丹书铁券，所以才那么吃香，活得很滋润。

连当时酒店打杂的伙计都知道：“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于他誓书铁券在家”。柴进自己也承认：“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当时世人都知道，有了这东西在家，便“无人敢欺负他”。柴进自己说得更为具体：“但有做下不是的人，无人敢搜。”乃至宋江落难到了柴进处，大官人说得更直露，他宽慰宋江道：“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恶大罪，既到敝庄，但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当听说宋江只是杀了一个类似“二奶”的阎婆惜之后，柴进竟“笑将起来”：“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牢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乖乖，这“丹书铁券”远比“尚方宝剑”厉害，“尚方宝剑”也只是让人代天子行使权力，伸张正义，而这“丹书铁券”简直是可以容忍藏垢纳污了！高唐州知府高廉仰仗其堂兄高太尉的势力为所欲为，其妻弟殷天锡也仗势欺人，要霸占柴进叔父的花园。李逵按捺不住，失手打死殷天锡。柴进让李逵连夜逃回梁山泊，自己仗着有丹书铁券庇护，料高廉不敢他怎样。不料高廉不顾柴进的“豁免权”，将他捉拿并打个死囚，成为贵族阶层遭受如此悲凉玩笑嘲弄的人证。柴进这才被公道不彰的丑恶现实惊醒，开始走上造反上梁山的历程。

明朝的金书铁券

明代金书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二等，侯爵分为三等，伯爵分为二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一件授予获赐者，另一件藏于内府。在需要查验时，只要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可真伪立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获封公爵的有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6人，获封侯爵的有28人，他们均被赐予金书铁券。此后，朱元璋还陆续向新建立勋业或晋升了爵位的功臣颁赐铁券。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在明代中后期，仍不时有功臣及功臣后裔获赐铁券。直到明代末年，刚即位的崇祯皇帝出自麻痹奸宦魏忠贤的谋略，还给其侄子魏良卿等颁赐铁券。

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差别。其一，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其二，免死的次数较少，孙子不免死。明代金书铁券的这些特点，表明在明代初年朱元璋确实希望能兑现他对功臣们的免死承诺。

尽管明代曾向功臣们颁赐过大批金书铁券，但留存至今的明代铁券却寥寥无几。其中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件分别是成化五年（1469年）在敕封朱永为抚宁侯时颁赐的金书铁券和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封他为保国公时颁赐的金书铁券。青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是天顺二年（1458年）敕封李永为高阳伯时颁赐的金书铁券。1996年发行的特种邮票《中国古代档案珍藏》第三枚《明代铁券》便以李永的铁券为画面。2006年6月在沈阳展出的“金书铁券”是明代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明英宗赐于右军督府右都督李文的。铁券制作考究，生铁制成，呈半弧形，如瓦状，正面镌有明英宗诰命指文，字嵌以金，字体为颜体。该“免死牌”制作考究，熔铁铸文，形如板瓦，状如蒸笼，断而为二。高37·5厘米，宽21·2厘米，厚0·2厘米，重足有1300克。正面镌刻文字：“食禄一千石，免其一次死罪。”

此外，徐达、李文忠等人的后裔所编纂的族谱也载录了徐达、李文忠、李性等人的铁券券文。明代的金书铁券之所以极少存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朱元璋在晚年便以谋逆等罪处决了李善长、蓝玉等一大批功臣，他们的铁券自然都被销毁；其次，明代实行犯罪数次抵销免死一次的制度，特别是仅免一死者，很容易失去铁券。再次，明代末年，很多世袭贵族遭受农民军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家产荡然无存，其中应包括祖传的铁券。又次，清军入关后，曾收缴过前朝的铁券，也使一批明代铁券被毁。

“欧风美雨”如何塑造着旧上海的价值与文化

在二十世纪初，以卖淫谋生在上海已经十分普遍，低级的卖身娼妓人数远超过上层的交际花。到1915年时，在公共租界中几乎每16个妇女中就有一个是妓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军阀内战时期，在上海警方的强制性的宵禁令之下，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在歌舞厅、夜总会、中国的书场（那里有说书的女艺人）、日本的艺妓馆、赌场和妓院里充斥着各种语言的寻欢作乐之徒，他们整夜作乐，知道凌晨宵禁令结束后才蹒跚回家。

其他的中国人在娱乐方式上也有所变化。1923年，手摇留声机传入上海，上海的绅士们开始租借留声机，付一定的费用就会有人上门服务。早在1903年，电影已经在上海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那一年有一个叫雷玛斯（A.Ramos）的西班牙人开始放映无声电影，他雇了一个印度人站在福州路的升平茶楼前，敲锣吹号，向围观的人群大声宣布今天将要上映的片名。

五年后，雷玛斯建造了上海第一家电影院，250作为的虹口大戏院，在海宁路乍浦路口。雷玛斯不断地扩张电影院的领地，在1927-1932年间，二流的剧院也有了极大的增加。1930年时已经有了33至36家电影院。同时，著名的《电影画报》声称，已拥有超过100万的读者。到1933年，耗资100万元，拥有1951个座位的大光明电影院和耗资80万元拥有1629个座位的大上海电影院，成了这个城市的娱乐中心。而且，对各种年龄段的恋人们来说，电影院提供了谈情说爱的场所，他们不仅能在银幕上，也能在漆黑的坐席下找到罗曼史。据一位观察家裎，“对上海的恋人们（如果缺乏私人空间的话）来说，电影院简直就是天堂”。它们同时也是上层文化的宫殿——至少对外国侨民社会来说是如此。“上海并不能提供太多高级的娱乐。那里没有歌剧，没有研究昂会，没有西方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好莱坞电影的首映，成为社交生活中的大事，所有的领事和大班，都身着全套晚礼服出席”。

电影在上海大众文中有着不争的中心地位。男女电影明星们成了社会名流和公众偶像。阮玲玉（1910-1935），上海一位著名的无声片女明星，常被誉为“中国的嘉宝”。在所演的21部电影中，她以自己的表演为社会公众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典型人物：作家、工人、大家闺秀、交际花、卖花女、娼妓、尼姑和乞丐。有关她离婚的流言蜚语最终逼她走上了绝路，当时整个上海都在为她哭泣。

西式的戏院、好莱坞电影和“摩登”的中国电影，已经成为堕落的标志。刻意推销现代产品和宣传西方的恋爱观的如《上海花》（1926）之类的电影，为守旧的人们所蔑视，斥之为诱使乡下女孩在大城市堕落，从事肮脏职业的祸根，就像丁玲写于1927年的第一部短片小说《梦柯》中所描述的那样。钱钟书在他的讽刺大作《围城》一书中用调侃的语言描述了电影的影响：就好像是外国的胭脂擦在坐有轨电车里的十几岁女孩的脸上：“女孩子的书都用电影明星照相的包书纸包着。那女孩不过十六七岁，脸化妆得就像搓油摘粉调胭脂捏出来的假面具。”

如果说上海已经因为彻底抛弃了旧的清规戒律而成为一个色情交易场所的话，那么为什么整个革命还会首先在这里发生？茅盾以矛盾的文笔描述了一位年轻的革命党人对这世风日下感到失望和愤怒——这名政治犯因北伐胜利而获释，那时国民党正试图统一全国：

当真这世界有点换样了。女人们都剪了发，胸前高高地耸起一对乳房，脸上搽得红的红，白的白，臂膊和大腿都光光地露在外面。影戏院异常之多，广告上竟夸着“神奇武侠新片”。在这一切的表面之下，还有什么呢？他不很明白。虽然，有一点是确定了的：已经革过命。然而这“革命”却已经跑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他呆呆地站在十字街头的电车站上，四周围是光碧裸腿满身香气的女人，是各种的车声和人声。是蓝的红的电光摘牌。一种说不明白的憎恨，渐渐地从心头涌上来了。

欧风美雨就是以这样极端的方式，使上海的中国居民丧失了廉耻，沾染了赌博、吸毒、卖淫以及各种恶习。

例如，在二十世纪初，以卖淫谋生在上海已经十分普遍，低级的卖身娼妓人数远超过上层的交际花。到1915年时，在公共租界中几乎每16个妇女中就有一个是妓女。艾德那·李·布克对二十年代的北四川路有过生动的描写：

幽窄昏暗的街道旁边，妓院鳞次栉比，门前都悬挂着红灯笼，令人悚然。爵士乐从六七家灯火通明的酒店和酒吧中传出……打破夜晚的宁静……这里几乎集中了所有国度的妓女：中国姑娘涂着胭脂的脸颊，日本妇人用化妆粉抹得煞白的脸……从哈尔滨来的俄罗斯姑娘总是呢喃着：“我的王子，请给我买一小瓶桑娅葡萄酒吧。”这里甚至可以找到从老巴巴里海岸区来的美国姑娘和从马赛下等酒吧来的老鸨。

尽管在外国租界中的酒店通常在深夜两点打烊（除了周六的晚上会开业到清晨），但中国儿女的茶楼事实上确实从不关门的。在霞飞路（进淮海中路）和靶子路（今武进路）的按摩房里，中国按摩女已经被白俄女人——正是她们首先在此从事色情服务——取而代之，情况“要多糟有多糟”。

上海的色情业也许能令像德国电影导演约瑟夫·冯·斯登伯格这样的短期来访者痴迷，他认为，坐落在西藏路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之间的娱乐场——大世界，像是一座富有异国情调的纪念碑，壮观但又充满险恶。“在这座六层高的楼房里，人们擦肩接踵，欢声笑语，进行各种各样包含着中国人只会的娱乐活动”。但是像美国记者约翰·B·鲍威尔这样的长期居民却对那些充斥着不法之徒的娱乐场所深恶痛绝。如大世界，那里在星期天中午免费对所有游客提供啤酒——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里面的表演内容难以启齿，但却对儿童开放”。如此“淫秽”的娱乐是对“公众意识的污染”。

清末三个大学堂章程

梁启超草拟第一个大学堂章程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此后，光绪在一个月中两下谕旨，敦促有关部门就京师大学堂创建一事“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在光绪的一再督促下，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请康有为代为起草学堂章程。康有为又委托梁启超捉刀。梁启超早在编《时务报》时，就注重各国教育。他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写好《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交由总理衙门上呈了。

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批准了这个章程，委派他的老师、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的具体筹建工作。《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认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强调大学堂的核心是培养人才，把“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奉为创办大学堂的目的。

章程在第一章“总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要把京师大学堂办成“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其后，章程明确规定各省都要创办新式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大学堂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章程指出：“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所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从而确立了小学到中学递升到大学的现代学制雏形，要“循级而升”、“兼容并包”。

师范教育是最受重视的学科。章程写道：“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中国向无此举，故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人才。”

教材是大学堂及各中小学堂能否办好的先决条件。章程提出要在上海等处设编译局，负责教材的编写：“其言中学者，荟萃经、子、史之精要，及与时务相关者编成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言西学者，译西人学堂所用之书，加以润色，既勒为定本。除学堂学生人给一份外，仍请旨颁行各省学堂，悉遵教授，庶可以一趋向而广民智。”

章程

第二章

章程规定十门“通学”，包括经学、理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等为必修课，其中还包括“体操”，可见大学堂对体育的重视。英法俄德日五门外国语言，学生须各选一门。还有十门如数学、矿学、农学、工程学、商学、地理学等为专门学，在学生读完三年通学结业后，方可选修一两门。

章程强调破格选拔人才，指出从前的各种学堂之所以不能成就人才，除了功课设置不得法和教习素质不高外，国家不从中选拔人才委以官职也是重要原因。所以应变通科举，从大学堂选拔人才，“以励人才而开风气”。

章程规定，为了力除积弊，大学堂采用西式做法，列出常年的预算表，各项支出按表拨款办理。对大学堂的管理人员薪俸、学生膏火及伙食费、课本纸张费、奖励费、杂用费等列出了预算表，并规定所有费用由总办提调经理，一切费用采取“实支实销”。

总的来看，《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的“兼容并包”、“中西并用”，重视师范教育，基础学科与专门学科相结合，课程设置要“严密切实”，破格选拔人才等，体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设计了良好的开端。

未曾实施的《钦定大学堂章程》

戊戌变法被镇压后，对一切新政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慈禧，偏偏保留了京师大学堂。但慈禧对《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并不认同，担心维新思潮会再次动摇她的权力宝座。她派光绪皇帝的另一位老师、工部尚书张百熙为新的管学大臣，责令他修改大学堂章程。

1902年12月，张百熙主持的《钦定大学堂章程》问世，它与前一个章程有着极大的不同。其总纲体现了洋务派“开通智慧，振兴实业，造就通才”的办学思想，强调对朝廷“激发忠爱”，对变法的异端学说要“端正趋向”，“有明倡异说，干犯国宪，及与名教纲常相违背者，查有实据，轻则斥退，重则究办”。《钦定大学堂章程》高度强调忠君思想。规定无论教习还是学生，一律要遵奉《圣谕广训》：“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每个月的第一天，大学堂的总教习和副总教习都要召集学生，在礼堂宣读《圣谕广训》。规定每年逢皇太后、皇上、皇后过生日都要举行礼仪。

尽管如此，这个章程仍有三个重要贡献：一是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二是提出了“全学”和“通才”的概念，即要把京师大学堂办成一个拥有“全学”和培养“通才”的大学；三是建立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与学科体制。它综合欧、美、日办大学的长处而提出的这一办学思想，可以说是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贡献。

但是不久，张百熙遭到弹劾，说他“喜用新进”，受维新思潮的影响太深。张百熙便主动上了一道奏折，请朝廷召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共同对章程再次进行修改。慈禧阅后，当即下令：“即派张之洞会商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悉具奏。”

这样一来，《钦定大学堂章程》还未及实施，便等于被废止了。

张之洞的全面教育章程与中国现代学制雏形的建立

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向慈禧上《奏遵旨重定学堂章程妥筹办法折》，将近半年来修改大学堂章程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慈禧看后甚为满意，当天就予以批准实行。这个章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现代学制雏形的建立，也为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敲响了丧钟（科举制度于次年正式废除）。这就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三个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在办学指导思想上，与《钦定大学堂章程》是一致的，同样把“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作为大学堂的办学宗旨。它首次提出了在大学堂内设通儒院即研究生院的主张，并对各分科大学和通儒院的学习年限作了规定。各分科大学之学习年数，均以三年为限。惟政法科及医科中之医学门以四年为限，通儒院以五年为限。章程还一一列举了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等各学科应修的课程，对每一个不同学年每星期各课程应学多少课时也做出了规定。此外还介绍了各科的学习重点及国外各课程的研究方向。这在以前两个大学堂章程中是没有的。

章程规定，高等学堂毕业生升入分科大学时，可选不同的专业，对进通儒院（研究生院）学生的资格、学年、毕业生资格等，也作了规定。

章程还规定了学堂议事办法，教员有权参与学堂事务管理，如对大学堂总监督不满意，有向学务大臣上诉之权：

各分科大学亦设教员监学会议所，凡分科课之事，考试学生之事，审察通儒院学生毕业应否照章给奖之事，由分科大学监督邀集教务提调、正副教员、各监学公同核议，由分科监督定议。

事关更改定章、必应具奏之事，有牵涉进士馆、译学馆、师范馆及他学堂之事，及学务大臣总监督谘询之事，应由总监督邀集各监督、各教务提调、正教员、监学会议，并请学务大臣临堂临议，仍以总监督主持定议。

凡涉高等教育之事，与议各员，如分科监督、各教务提调、各科正教员、总监学官、总卫生官意见如有与总监督不同者，可抒其所见，径达于学务大臣。

总的来看，《奏定大学堂章程》体现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倡导的办学思想，对各地新式学堂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它标志着涵盖了由小学到研究生层次的中国现代学制的正式确立和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第二章

民国早年的一场彻底驱逐中医运动

打开近代史的尘封，中医与西医，争端不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不少故事，像民国初年的“旧医登记案”，就是一处有趣的历史“遗存”。

关于《旧医登记案》

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院长、个别著名医生以及很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

当时，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远远深过当时在文化领域中的各种争端，比如“中学”与“西学”之间的纠葛。结果当然可以想到，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为了西医的发展，抑制“旧朝势力”，故“废止中医”的呼声此伏彼起、甚嚣尘上。

这次“大会”最后提出了一个荒唐的《旧医登记案（草案）》，要求全国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政府的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旧医登记案》还提出，需要规范旧医的发展，其中“不许宣传旧医”、“不许开设旧医学校”是两条比较重要的“限制”。

对此西医限制中医的“登记案”，中医哪里肯服？于是以此为“药引子”，一场社会始料未及，但却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中西医学大辩论”终于爆发了。“龙虎斗京华”

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在其中有四个十分厉害的角色值得一提。其中有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首先是余岩博士，他是西医代表，有过留日学医的经历，文章写得好，《旧医登记案》就是由他“领衔”提出来的。

其次是名医陈存仁，他不但通晓中医，同时也通晓西医、西药，至今仍非常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就是他的编撰著作。在论战中，陈先生是自然产生的“反对派领袖”，并与余岩几度交手，一胜再胜，上演了一出精彩的“龙虎斗京华”。

第三个是在幕后“唱帮腔”的大内高手，此人名叫褚民谊，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属政界、学界、商界的“三栖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他才是“废除旧医案”的真正主持人。

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薛笃弼是西学出身，但比起其他三位来，却“土”太多了。不过此人虽土，实战经验丰富，脑子也不笨，所以他对于中医、西医“两不相袒”，这也是大辩论可以发生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没有他出面支持讨论，形势可能一边倒。当时他的观点是：对外伤相信西医，这种认可情有可原；但在内伤方面，他认为“西医无能”，颇多微词、以及各种讽刺与挖苦。事实上，薛笃弼“生性好事”，愿意大家争个明白，所以只要有反对意见，他都“鼓励”。

仔细分析，卫生大会提出的“旧医登记案”对中医是非常不公平的，不但断送了50岁以下全国中医的行医资格，同时，也砸掉了很多中医的饭碗。在议案行文之中，很明确地流露出所谓“废止中医”的意图，尽管也有“临时登记制度”，但此项登记，显然只是一个“过渡办法”。

在当时中西医之间商业竞争激烈、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单方面提出这种方案“考核登记中医”，贬中褒西，结果不问可知，无异是捅马蜂窝。

所以战局一开，在全国各大报刊，中、西医互打笔仗，谩骂、攻击，连篇累牍，南京政府机关门前也有很多中医、患者前来围堵、“请愿”、“请饭”，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虎踞鹰扬，鸡飞狗跳”，唯恐天下不乱！

据报刊记载，一番当堂比武，真刀实枪地闹下来以后，以西医失手告终。“旧医登记案”当然就是“无法执行”、不了了之。此后，中医照旧“把脉”，西医照旧“测量体温”，而于业界民愤甚大的几位西医，由于此次“改革”的败阵，从此也不敢出头，更有人退出争论以后，从此再不谈医了。

当时有家报社评论“掐败”的西医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学得乌龟术，得缩头时且缩头。”

蜗牛角上争何事？

古人爱用“蜗角之争”来比喻极微小的境界之争。据《庄子-则阳》篇：“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

当年的中西医之争，现在看来，其实无非“蜗角大战”，这个争端从本质来说，名为维新、改革，实为利益之争；其中，各自的商业与发展利益是贯穿全部争议的主线。而且，双方都抢着指责对方不是“正统”，借此机会，也给自己打些不要钱的商业广告。

西医在《废除旧医案》中，一上来就称中医为“旧医”，自称“新医”，并以此为“正统”；对此，中医反戈一击，自称“国医”、“中医”，根本不承认“西医”才是所谓“新医”，偏要叫他们“西医”、“洋医”、“外医”、“鬼医”，而且前面也经常要加上一个“旧”字，曰“旧西医”、“旧洋医”。

也许从一开始，这场争论就不能算中医、西医的“存废之争”，而是一次炒作，是社会矛盾的干柴烈火，一触即燃，但它在最后阶段，已经发展为新文化运动中后期的一次全社会的“大辩论”，并且引发了另外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即后来的“科学与迷信”的大论战——这个“科学与迷信”的论争，双方观点一开始也是一样混乱。

但是经过这种学术优劣之争，它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很多人发现，世界上任何理论其实都有各自的优点与缺陷，在这方面，中医与西医完全没有本质不同。

比如，当时的西医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会、道、门”、胡大仙、江湖骗术之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博士声称：中医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这就暴露出有的时候，作为西医的余岩并不真正了解中医，在学术方面，也存在着“反科学”的态度。

由于自恃有生理学、化学、物理学以及药理学做后盾，开始时余岩的气也很粗，频频出手，明显处于攻势，但是当问题“越辩越深入”以后，他才发现，不论是中医的理论，还是西医的理论，原来均不能完全验证自身的正确，西医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甚至也不是“完整的东西”。

而中医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辩论的主要观点，并且控制了辩论的进程与走向。对此，当时的中医根本不谈“扁鹊”与“华佗”，也不谈《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所有深奥的理论全不提，从始至终，中医只强调了两个字，就是“效验”——“中国医药确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因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论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

由于中医抓住了最关键的“效验”两字大做文章，所借助的正是非常正宗的实证科学，以及相关的西方理论，所以在理论上，中医经过一番“详论”，就已经不比西医差，毕竟要论科学，大家先要统一语境，那么西医已经不占上风；同时，由于中医有数千年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医书医案，其疗效、功用“世所共知，人所共见”。所以，中医也可以采用当时西医的理论来说明中医的学术，但是西医却很难用自己的理论进行同样的反推。“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中国人都知道有句成语叫做“闭门造车”，意思是关起门来在家中造车，而不了解外面的道路，脱离实际，其结果必然是造不出合适的车子。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其实最早是朱熹所说，“闭门造车”之后还有下半句，叫做“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所以，朱熹本来是提倡“闭门造车”的——“学者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只要合乎规矩，那么，开门造车与闭门造车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这种逻辑无异于手里只拎着一根儿“现代科学”的大尾巴就想“压人”。而且，既然在余岩博士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像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土枪土炮与洋枪洋炮一样，那么，中医该送博物馆、早死早埋；西医才是天之骄子、国运攸关。这种不讲理的怪诞逻辑，最终令西医失去了广大支持者、同情者。

论战初期，西医就犯了这个“闭门造车”的错误，比如他们居然可以指责中医没有自己的理论。由于西医控制了部分舆论与报馆，所以也显得“咄咄逼人”，在他们眼中，中医不仅是些混饭的蝇营狗苟之徒，而且与“拳匪、长毛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了。

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列强在法制方面，在民主方面确实比中国有优势。正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是互为逻辑上的条件与因果关系的。而中西医之争，却根本不似中西之间的其它论争那样直观、明显，特别是在实证与效验方面。

事实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强盗文化的“凯歌”声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中医之所以能够在西医与时髦文化的联合围剿下挺立、坚持，是由于中医在学术上从来没有输给过西医，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时髦的上海，同样如此。

所以在辩论过程中，最令西医们难堪的是中医“真金不怕火炼”，中医的医案居然“可以重复”！同样的病，你可以用同样的药方，是同样有效力的，就像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同时，中药的疗效无害、无副作用也令当时的西药望尘难及。

从本质上说，西医之所以不具将中医扫除出去的技术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西医自己没有在疗效上彻底压倒中医。

此外，在“内科杂症”上，中医也有极大的优势；在中药方面，比如当时西方医学界对于罂粟（烟毒）的“完全植物性”也进行了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中医的药理学比之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药理学更加接近“客观真实”。

所以，由西医贸然提出“废除中医”在一开始就有些勉强，不但对民众的支持力度相对估计不足，相关技术准备也不充分。

此外，还有环境的限制。因为当时的医疗行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相对来说，在价格上，中医比西医便宜，行医的受制条件也相对简单一些，在疗效方面，西医又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可能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口岸城市，同样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独占市场”，而是由于那里根本就没有西医“行医”的条件。

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只要好医生，中医也好，西医也罢，你能治好他们的病，比说什么都强！

以此观之，中医与西医之争，毕竟还不能等同于后来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后来，也有人出面持中庸之论，他们提出“医者父母心”，要反对“崇洋”与“复古”的左右偏激，以国计民生为本，“悬壶济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谁也别想吃了谁，大家共同发展也很好。

自找台阶，悄然下台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1929年3月16日）。不消说，这个道理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是此文提醒了中医，后来，中国众多的人口与极为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遂成中医很有力的借口——既然80%的地区没有西医，4亿多人口与6000名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不管如何改革，中医也不能废，因为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要靠中医、中药来治病。

如今回首，这一“废除中医”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集体盲从”、“一边倒”、“完全西化”已经有所不同——因为如果废除中医，不但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恰恰又制造出来新的问题。中医抓住了这一要点，不断向政府疏通、呼吁，结果把卫生部弄得里外不是人，毕竟官员们也是人，也要生病求医，所以此事的惊动面相当大。薛笃弼坐在火炉上烤，“举党共讨之，举国共骂之”，结果只能是“自找台阶下台”。全社会虚惊一场，西医也徒劳许多脑筋、口水与金钱。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中医和西医，也属两种文化中的学术体系，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是非常困难的，而以某一方（比如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另外一方（比如中医）肯定是不科学的。所以，上一个世纪早期，关于那场“废除中医”提案的失败，主要还是失之于主办者“浮燥”，缺乏全国统盘的考虑，同时，确实也低估了中医与民间学术的反弹力。

事件过后，褚民谊也“没敢”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一再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很识时务，他也通电声明说：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

政权更迭下的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作为中国“唯一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出版业元老张元济，在中国改天换地的时刻，要面对的不仅是“政治站队”的选择，而且是商务印书馆的生存问题。

1949年5月底，83岁的张元济原本相对规律的生活被全部打乱了。这位经历过中国现代史上历次改朝换代的元老、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主席，目睹了解放军开进上海。张元济明白：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自从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商务印书馆后来坐上了中国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张元济倾注的心血无以计量。1926年，60岁的张元济曾宣布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只留下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一职。后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选举他当董事会主席。而后的年月里，他对于商务的事情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问。

但是，在1949年6月以后，张元济的工作状态简直就像个年轻人。他主持会议、联络故旧，与政府要员会面，处理公司的编辑业务与人事事宜，写下了大批信札。

张元济与那些充满单纯热情迎接解放的年轻学生们不同，用学者傅国涌的话来说，张元济是“唯一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以他的高龄和威望，大可以让他体面地退出舞台，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活跃得异乎寻常。

大变动关头的政治把握

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曾经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

商务印书馆起家之初，只是一个印刷所。1897年，原来专印教会书籍的美华书馆的4位职工发起商务印书馆，这4人中，高凤池和夏瑞芳是职员，鲍咸恩、鲍咸昌兄弟俩是印刷技工。他们一开始也只是将一些英语教科书配上中文印出来卖，一下子销路很好。从“商务印书馆”的名字也可以看出，他们本来更重印刷，而不是出版。所以，商务印书馆一直拥有很雄厚的印刷队伍，这也为后来以印刷工为主体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条件。

但是高凤池们不久就发现，只印刷不出版书籍，以后肯定没前途。于是他们看中了张元济，请他来主持出版的编辑业务。张元济在加入商务时只有36岁，但早已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清朝的进士，当过翰林院庶吉士、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后来在南洋公学任职。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出版机构，其出版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读者中也包括了青年毛泽东。毛后来在接见张元济时就谈到：当年自己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而严复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这些推动中国历史潮流的时代名作，也都是商务推出的。

商务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使得张元济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对象。张元济在1948年9月成为当时中央研究院最老的院士。1949年1月，李宗仁派特使登门来访，请他作为国民政府的和平代表去北平与中共谈判，被张元济以“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为由拒绝了。但是，到了这一年的8月，共产党邀请他上北平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却最终接受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经历过五朝政治风云的出版家的政治把握。实际上，他早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就已经开始在为迎接新时代做准备了。他曾亲自节选商务所有的样书，指示明显过时的要予以销毁，并约了一批思想左倾的特约编辑，以便上海一解放就会有合适的书推出。

商务印书馆的十字路口

戊戌变法后，张元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从此退出官场，在政治上保持低调。民国时期，1913年熊希龄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他谢绝了。拒绝李宗仁，也有这方面因素。中共邀请他去开政协会议，开始他也曾谢绝。但是在前商务印书馆职工、当时已是中共高官的陈云去亲自登门拜访后，他决定“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张元济决定北上的原因，也不能仅仅简单归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当然，他对共产党的新政权是充满期待的，从北平回来以后，他曾恳切地对人说：“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在对国家前途的憧憬之下，张元济内心挂虑的另一方面是商务印书馆的前途。他把商务印书馆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在了一起。

这时的商务印书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困难到什么程度？在1947年初的时候，张元济就曾致信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请他代为出售一些值钱的善本书。信中说，这些书都是20余年前商务在北平购得的藏文经集，都有真实的凭证，是仅存的海内孤本，“如能得价，颇拟售去，以疗商务之贫”。连苦心搜集了几十年的善本都要卖了，可见商务经济状况之窘。

商务印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近代出版史专家汪家熔曾有文论及解放前夕商务的困境。1948年12月，商务开股东常会分配上年盈余。从账面上看，上年盈余法币48亿元，但当时币制已经改成金圆券，这些钱只合金圆券1600元，当时共发行10亿股，算下来即使持有10万的股东，也连一分钱都拿不到，只能决议当年不发股息。不但不发股息，商务从1948年11月以后就没有新书出了，连坚持了30多年的《东方杂志》及其他杂志都停了。

1949年的3月，商务印书馆发密启通告给各分支馆，指示分支馆开支超过营业收入30%者，或工厂工作不继，就立即裁员、减薪。但是，这种减薪的决定，一直遭到工会的反对。

这是张元济无法回避的另一个侧面：作为资方代表，他必须面对劳资矛盾。商务印书馆一直有非常强大的工人运动传统。早在1927年以前，商务的工会就是上海的四大工会之一，商务的工会会员们不仅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而且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陈云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即使在4·12大屠杀之后，共产党转入地下，商务的劳资纠纷依然没有断过。在发生这些劳资冲突时，张元济一般都取“鸽派”角色，主张“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向工人让步。

但是到了1949年，形势不同了，原先处于地下的共产党，现在翻身上了台，工会代表在和资方交涉中态度更强硬了。那一年张元济写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为这件事绞尽脑汁。

新形势下的“老问题”：劳资冲突

1949年6月之后，张元济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迎接新政权和处理公司的劳资纠纷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6月初，他在家中接待中共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来访。

6月15日，他出席陈毅、饶漱石等邀集的上海耆老座谈会，同出席会议的还有颜惠庆、俞寰澄、吴有训、竺可桢、陶孟和、陈望道、茅以升等社会名流，为新政权建言献策。

6月26日，他约公司工会筹备委员会7人到家喝茶，商谈业务改进。

7月13日，他在公司会见工会全体委员，再谈公司经济问题，但是关于减薪，工会方面未予接受。

7月19日，他在家主持商务董事会。张元济提议修订总管理处暂行章程，又建议将原来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聘请沈雁冰担任会长。沈雁冰即茅盾，曾在商务的编译所任编辑并在1921年加入中共，是当年的工运积极分子。解放后，茅盾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地位已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这件事最终没有成。

7月27日，张元济与公司总经理陈夙之联名写信给陈毅，告之商务目前营业每况愈下，职工薪金难支，恳请政府“垂念此五十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

就在9月6日，张元济赴北平开政协会的同日，他还给公司的同事丁英桂写信说，“昨日见职工会悬有红字通告，对公司改组总务处办法有所不满”，他说，那红字通告字很大，就挂在三楼楼梯入口不远处。以后见到这样的通告“均请录存，以备查考”。就这样，张元济在北平开会期间，一直都在为商务的劳资纠纷忧心忡忡。9月13日，他在北平下榻的六国饭店处又收到陈夙之的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然同人无能相助者”。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好。

后来有种说法，张元济在当年的12月，商务印书馆的工会成立大会上当场中风晕倒，导致半身不遂，是因为在这个大会上有职工向他恶语相骂，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其他证据支持。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时说：“1949年底，他的中风，是长期过度操劳的结果。从这年6月起，他的活动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和此前多年的平静生活完全不同。这对于一位八旬老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

而汪家熔也不同意张元济被商务印书馆工会恶骂导致病倒的说法。“张元济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而工会活动是共产党领导的，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为何选择公私合营？

1949年9月到10月，张元济在北京开会期间，见了很多老友。“菊老来了”（张元济字菊生，人称菊老）的消息在北京文化界中传开，来见他的人就没断过。实际上，他只参加了大会的几次重要会议，其他时间都在会友，见领导人，讨论国家前途，讨论商务的前途。

张元济见了毛泽东两次，还被留下吃了一餐饭。他还见了朱德，见周恩来的次数就更多了。而他出去拜访的商务故旧，包括有茅盾、郑振铎（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胡愈之（后任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章锡琛等人，他与这些昔日的下属们开始讨论商务印书馆的公私合营问题。

实际上，商务的公私合营的想法是张元济主动提出的。

在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迹》一书中记述，张元济早在1949年6月见陈毅的时候，就开始向陈询问将商务印书馆改变为公私合营的可能性。而张人凤认为，对于当时的商务，公私合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其中原因，“一是商务当时的困境；二是张元济这位行将走完一生的老人的一种心愿。他把浙江海盐的祖宅捐给当地政府，用作海盐中学的校舍，把江西庐山的别墅捐给了政府，把家中仅有的几件文物捐给了国家文物管理处，这几件事的思路是一致的。可能，他认为他经手过的事要有一个交代和结束，而这是最好的方式。”“实际上，1949年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开始企业的公私合营，当时只有‘私改’——对私有企业的改造运动”，汪家熔说。所以，张元济的想法还有点“超前”。1949年10月，张元济从北京回来以后，再次上门拜访陈毅，两人原则上同意商务今后将成为合营企业，但必须进行许多具体准备工作。

1949年12月2日，经毛泽东签署，张元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2月初，张元济再见陈毅，谈向人民银行借款20亿的事，然而陈毅告诉他，商务不能靠借债吃饭，“编辑只愿搞大学丛书，不愿搞通俗的东西，这样不要说二十亿，二百亿也没有用。要你老先生这么大年纪，到处轧头寸（指借钱），他们就是坐着不动，我很感动，也很生气。我不能借这个钱，借了是害了你们。”张元济也只能唯唯退出。

12月25日，张元济出席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言时突然昏倒，被送到中美医院（今长征医院）急救，后病情好办，但左半侧从此半身不遂。张元济在9月初赴北平前曾检查过身体，他在日记中记载，当时检查结果只是心脏略有扩大，血压也不高，“计一百四十度”，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身体已算很好了。但是，他这半年来，确实太劳碌了。

病倒之后，张元济又在病床上过了10年。

1953年时，他得知自己被提名为上海文史馆馆长，开始极力推辞，但后来接老友陈叔通的信，说任职是毛泽东提名的，就不再推辞了。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至北京，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武剑西任社长兼总编辑，实行公私合营。陈叔通写信给张元济说，“商务公私合营事……可称顺利。五十七年事业有可交待，实即有了结束。”

那一年，张元济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又过了5年，张元济逝世，享年93岁。

中国开国大典阅兵式震撼世界

国庆阅兵，生动地回溯过去，激情地预演未来，是人民军队向国家、民族最庄严的汇报，是国家、民族向世界最隆重的展示——

毛泽东：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

1948年8月15日，北平暑气蒸腾。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走进中南海怀仁堂，身着戎装、提前赶到这里的聂荣臻、杨成武等人起身迎候。这是敲定开国大典阅兵的一次重要会议。

1949年6月末，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秘访苏联。斯大林听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通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掌握政权的条件，应该抓住时机尽快建立新中国，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斯大林的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极大重视，中共中央把开国的日期从原定的1950年元旦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现在只剩下一个半月了。

聂荣臻向“五大书记”汇报了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杨成武汇报了阅兵典礼方案。开国大典阅兵司令员由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担任，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等人担任副总指挥。这次他们先后汇报了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式礼乐和受阅前的准备等内容。

毛泽东脸上不时露出淡淡的笑意：他对基本设想和方案颔首认同，但也几次蹙额：他在考虑安全问题。

刚刚解放的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国民党留下了2万多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加之宪兵第19团也分散潜伏下来，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更严重的威胁来自空中。当时西南、华南还有不少地方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制空权则完全掌控在国民党空军手中。逃亡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多次派飞机轰炸北平、上海等地。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6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北平郊区的南苑机场……开国大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宾、贵宾都集中在天安门城楼，数十万军民集中在广场，这是敌人破坏、攻击的最好时机，防范工作必须万无一失。

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站起身来，一脸肃穆：“阅兵也像打仗，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这是毛泽东对搞好开国大典阅兵的鼓励，也是对搞好开国大典阅兵的要求。

这次汇报后，聂荣臻很快与杨成武等人研究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当时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9月8日叶剑英奉命赴两广工作后，继任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按他后来的说法，这是他“一生中最忙的时期”。

开国大典受阅的部队有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兵，还有海军，难度很大。骑兵、炮兵、坦克兵不用说，就说看似容易的步兵也困难重重。人民解放军从1927年诞生到22年后开国大典时的构成尚无根本性变化，仍以步兵为主要成分。队列训练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无“依据”。当时人民解放军还没有一本规范队列动作的条文，临时编写已来不及，只好找了一本苏联军队的队列条令和一本国民党军队《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操典》的小册子作参考。方队的横排面、竖排面究竟多少合适大家都心中无数，一会儿觉得宽了，一会儿又觉得窄了，改过来改过去。怎样背枪、怎样甩袖、怎样迈步，也都改了几十次。枪支也不统一，解放军的枪支有蒋介石造的，有从日军手中夺来的，有美国人“送”来的，五花八门。聂荣臻下命令，从各部队调来三八大盖，这才解决了问题。

如何防止国民党飞机空袭？聂荣臻下令，将能调集的高炮部队都调集到北平周围，选择制高点，占领阵地。军委电信总局派出了一支无线电队配属阅兵指挥，如果遇到敌机轰炸致使有线电信中断便立即启用。聂荣臻提议，将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点。这是因为敌机长途奔袭，在这个时间从他们所占用的任何一个机场向北平飞行也难在天黑前返回，增加了其空袭的难度。

当时解放军空军的飞机大多机况不好，有的甚至是拼凑起来的；飞行员中有不少是起义人员，有的加入解放军仅几个月。朱德、聂荣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一说就说到了毛泽东的心上。此时的毛泽东也在考虑防止国民党飞机空袭的问题。毛泽东欣然同意朱德、聂荣臻的意见，叮嘱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做好技术准备。朱德为此专门发布了命令。朱德、聂荣臻决定，受阅的飞机中安排4架带弹，一旦敌机来袭就立即拦击，不惜一切打退敌人。

尽管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也都做了，聂荣臻仍作着最坏的打算。受阅的前一天，他发出一道命令：如遇空袭，要保持原队形，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特别是骑兵，如果乱了，后果不堪设想。对群众则要求他们听从指挥，不要乱跑，以免慌乱造成更大损失。

10月1日下午2时，30万军民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偌大的广场上红旗、彩绸飞舞，鲜花吐艳。下午2时55分，毛泽东、朱德一前一后沿着西侧的古砖梯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刘少奇、周恩来等紧随其后。下午3时，在定为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正式成立了！毛泽东摁动电钮，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冉冉升起。接着，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阅兵式开始。朱德身着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聂荣臻致军礼并报告。朱德由聂荣臻同车陪同检阅了受阅部队。

分列式开始了。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钢铁洪流气壮山河，势不可挡。群众合着军乐声向自己的军队鼓掌致意。当空军受阅飞机飞抵天安门上空时，毛泽东翘首含笑，向空中机群频频挥手。天安门城楼上沸腾了，广场沸腾了。9架P-51战斗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再转向建国门，与后续分队相衔接，第二次飞临天安门上空。现场的外国记者没有看清，作了这样的报道：中共受阅空军共26架，以P-51战斗机为主。他们不知道其中有4架飞机带弹受阅。一般人谁能想到呢？年轻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次受阅便开创了现代空军史上带弹受阅的先例。

新中国的成立震撼了世界，开国大典的阅兵式震撼了世界。第二天，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很快建交。在很短时间里，几十个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巍然站立起来了。

邓小平：要确定一个阅兵式，一方面是检验我们的军队，一方面通过阅兵显示出我们的军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为我国的改革开放鼓劲、助威。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成立后每年国庆大庆、阅兵改为“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这一决定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也参照了国外的一些做法。那些年政策失误加自然灾害，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百姓缺吃少穿，再搞大规模的庆典活动实在不妥。从1960年起中国连续24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1971年以后连国庆节的群众游行也停止了。

而今，面对世界大势，面对军队的问题，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解决部队存在的问题：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纯洁干部队伍；改革军队编制、体制，组建合成集团军；确定军队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加强军事科研工作，改善武器装备。在邓小平主持下，军队由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和平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制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现伟大的战略性转变，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1981年3月10日，北京街头柳枝泛绿、春意盎然。邓小平在位于地安门东大街的寓所里接见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听取华北军事演习方案的汇报。快结束时，邓小平说：部队阅兵式、分列式好久没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它对部队作风培养有教育意义。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通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人民看。这样可以密切军民关系，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好处。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好久没打仗了，通过演习、阅兵，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邓小平这里讲的是阅兵，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项具体的工作。

总参谋部3月18日通令全军，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全军上下闻风而动，结合各项任务举行阅兵式、分列式，检阅部队，提高士气。

1983年，中央决定国庆35周年举行盛大阅兵。12月12日，首都阅兵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了要展示“新一点，精一点，好一点”的武器装备，以体现现代化正规化的合成军队建设。受阅部队计10370人，受阅装备7类28种。国庆节前夕，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国庆受阅的28种武器装备全部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其中19种装备是第一次亮相的新式装备，具有现代化水平，有的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1984年10月1日上午，五彩缤纷的霞光洒满天安门广场，洒进数十万军民的心中。1200人的军乐团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礼炮鸣放28响。接着大会主持人宣布：“阅兵式开始！”这是跨越25个年头后的第一次大阅兵。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电梯走下天安门城楼，乘上黑色的“红旗”敞篷轿车，缓缓驶出天安门，越过金水桥头。头戴大檐帽、身着新式军装的秦基伟乘坐检阅车迎上去，向三军统帅敬礼、报告。

军乐团奏响了雄壮的阅兵曲，邓小平站立在“红旗”敞篷车上，汽车缓缓驶上东长安街，邓小平频频举手，向一列列身着新式军装的指战员致意，扩音器不断传出他亲切的问候：“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三军将士山呼海啸般地回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10点20分，邓小平检阅完毕，乘敞篷车回到天安门。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乐声中，波澜壮阔、气势如虹的分列式开始了。徒步方队整齐的步伐延续着长征的脚步，勇往直前的雄姿显现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身影；战车分队轰隆的马达声奏出了我军向现代化进军的气势；翱翔蓝天的战鹰和首次参加国庆阅兵、昂首苍穹的战略导弹，充分展示着我军现代化的风采。

国庆35周年阅兵8个月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经过战略调整，全军减少了大军区和军官的数量，增加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兵种部队，新组建的集团军内特种兵首次超过了步兵。1988年，人民解放军恢复了军衔制，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更坚实的步伐。

江泽民：阅兵是建国50周年大庆的“重头戏”，希望同志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指挥，高标准、高质量地抓好这项工作。

1999年，人类将迈进21世纪，中国人民将迎来共和国成立50周年。此前199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的通知》，决定199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并举行盛大的阅兵式、群众游行和联欢晚会。

1989年的秋天，邓小平请求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这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这年11月6日至9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深情地表示：“党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一定努力学习军事，尽快熟悉军队情况，认真地、积极地履行职责。”从那时到国庆50周年的10年间，江泽民视察了所有集团军和省军区。在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在风雪弥漫的东北边陲，在密林深处的南疆哨卡，在巨浪排空的东海前哨，他检查部队训练，了解官兵生活情况，把党的关怀送到指战员心中。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人民解放军在80年代裁军百万的基础上再裁减50万，并亲自组织实施，使解放军实现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

按照江泽民提出的要求，中央军委阅兵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建国50周年阅兵要体现我国主要武装力量构成的所有成分，增加特种兵技术兵的比例，体现现代兵种合成、军种联合的特征；要充分展示我军武器装备的新发展，使这次阅兵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阵容最为强大、装备最为精良、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与1984年阅兵相比，这次受阅的方队由46个增加到52个，其中改革开放、新时期诞生的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第一次参加受阅，成为新中国13次国庆阅兵中兵种最多的一次。陆军步兵方队由5个减少为2个，军事院校方队由6个减少为4个；陆军、海军、空军导弹方队由4个增加到7个，战略导弹方队由1个增加为4个；空中梯队由4个增加到10个，飞机由94架增加为132架。参加受阅的42种大型武器装备，在种类上比1984年大阅兵增加了近一倍，其中95%以上的都是新型武器装备，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自行研究生产的。

国庆阅兵，生动地回溯过去，激情地预演未来，是人民军队向国家、民族最庄严的汇报，是国家、民族向世界最隆重的展示。江泽民对国庆50周年的阅兵十分重视。1999年4月6日，他在视察北京军区科技强军成果演示时叮嘱，阅兵是建国50周年大庆的“重头戏”，希望同志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指挥，高标准、高质量地抓好这项工作。

7月23日，“阅兵村”气温接近40度。江泽民在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的陪同下亲临视察。他看到部队在烈日下苦练、士气高昂，很受感动。他走进官兵们居住的复合性板房，了解大家的生活情况，嘱咐各级领导：“要十分关心、爱护参加阅兵训练的干部战士，千方百计地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10月1日9时56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10时整，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开始。10时7分，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响了世纪大阅兵的序曲。身着灰蓝色中山装的江泽民乘坐“红旗”牌检阅车驶出天安门。车过金水桥，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新良驱车迎上前去。此刻，代表着共和国武装力量构成的一个个方队整齐列阵东长安街。人民解放军、武警、预备役官兵着“87式”毛料军服，格外庄重、美观、大方，既体现了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水平，又反映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

千人军乐团高奏阅兵曲，江泽民乘检阅车徐徐向东，走近蜿蜒两公里长的1万多名官兵和400多辆战车组成的钢铁巨阵。“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江泽民亲切地问候。“首长好！”“为人民服务！”指战员们热烈地回应。10时34分，江泽民返回天安门城楼，发表了气壮山河的讲话。江泽民话音刚落，军乐声再次回荡在天安门上空，气势磅礴的阅兵分列式开始了。“向前，向前，向前……”鲜艳的军旗像一团火焰，猎猎飘动，17个徒步方队步伐整齐、气势高昂，展示着高山的巍峨、大海的辽阔、蓝天的高远。军乐声声，马达隆隆，25个机械化方队势不可挡，整齐划一的坦克、步战车、装甲车，昂首挺胸的榴弹炮、加榴炮、火箭炮、自行高炮连同整个天安门广场、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凝聚成一个力量。11时5分，4个战略导弹方队驶进广场，一枚枚中程、远程导弹直指长天。10个空中梯队的强大机群呼啸而来，25架涂着迷彩的直升机组成绿色雁阵，107架新型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恰似银色的闪电，陆海空航空兵首次联合编队飞越天安门上空，8架护卫机喷射出五颜六色的彩烟……

与15年前、50年前相比，受阅部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本质没有变，服装、装备、动作、作战思想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11时13分，军乐团奏完阅兵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历时1个多小时的阅兵就此落下帷幕。

亲历者讲述：东方红一号卫星论证会议过程

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仍然孤独地在太空中绕着地球飞行。那些曾经为这颗卫星默默奉献的人们多半已经不在，但是历史已经记住了他们。

时隔多年，72岁的潘厚任对往昔的许多细节记忆犹新，作为“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参与者，那些尘封的历史从未远去，年月日、白天黑夜、天气、人名、地名、文件图表，甚至某个人说话时的语气，他讲述起来，都如同昨天发生的事。

□那一刻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酒泉卫星中心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亲历者

潘厚任：1937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参加我国第一、第二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卫星系列规划制订，曾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退休前为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副主任兼“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副总指挥。现居北京。

绝密“581”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世界。中国科学院应苏联天文委员会之邀，组织南京、北京、上海、昆明等地对这颗人造卫星进行观测。10月13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钱学森、赵九章等著名科学家建议我国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同年10月，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在中国科学院秘密成立，代号为“581”小组，意为58年的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此时的潘厚任还在南京大学天文系上学。苏联卫星上天，中国也掀起了一阵热潮，高校纷纷开展卫星研究。本来和卫星没有关系的天文系，在学校提出把探测仪器借助火箭发射到太空去观测空间环境后，潘厚任和同学老师开始学习测算人造卫星运行轨道。不过，他并未打算今后从事卫星研制。

第二年8月，学校毕业分配，潘厚任被分配到中科院搞卫星，进入“581”小组。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太想去”。“我是学天文的，这个造卫星和我的专业也没什么关系。”

虽然有情绪，在“听从祖国召唤”的时代，潘厚任没想太多，拎着几件行李离开故土来到北京，加入了当时绝密的“581”小组。“什么都不能对外说，家人、同学都不能告诉，信箱什么的都是代号，和家人说起来只能说去中科院上班，记事的笔记本都要上交。”

潘厚任的秘密生活在北京西苑的一个破旧的三层小楼里面开始，这栋破旧的小楼是“581”小组的工作地，“东方红一号”也是从这里开始“飞天”。

一封改变历史的信

1959年之后，我国科研战略调整，集中进行探空火箭、原子弹、氢弹的研发，卫星进度放缓，但是依然制造了不少研发卫星的相关设备。“大型振动台、冲击台、地面气候模拟试验箱、噪声模拟室，直径6米的离心机和直径2米的高真空罐等空间环境模拟试验设备，可进行探空火箭箭头和小型卫星的整星环模试验。特别是高真空罐，可模拟卫星在轨道运行时的黑冷环境和热辐射环境。”

另外，北京、上海嘉定、山西太谷三地建立了三个科学仪器厂，承担卫星无线电设备的加工生产。这三个工厂成了卫星本体加工生产、总装测试的主力工厂。

1964年10月，卫星倡导者之一的赵九章赴西北基地参观“东风2号”导弹发射试验，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感到从运载火箭的条件来看，已可把卫星工程提上日程了。

12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建议国家尽快制订卫星发射计划，把导弹打靶和发射卫星结合起来，可达一箭双雕之目的。与此同时，钱学森也提出把人造卫星研制尽早列入国家计划的建议。“赵先生的字写得很好，那份原件现在还保存在档案馆里。”潘厚任把那封信视作“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一个重大转机。

周总理看过赵九章的建议书后十分高兴，利用开会间隙找到赵九章，希望他会后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报告。1965年1月，赵九章等人写成具体的建议报告，获批后，卫星研发进入正式轨道。

1965年4月22日深夜，潘厚任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赵九章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他家住在中关村，数学所的关肇直所长也在，赵九章很激动，拿出了一个小本，说周总理已经指示，要我们拿出一个方案。我们从1958年开始，终于等到了今天。他问关肇直，卫星就几米大小，飞那么高，看都看不见，怎么抓住它。希望关所长组织技术人员马上开始攻关。”

夜谈后第二天，潘厚任和另外两名专家何正华、胡其正组成了卫星总体组。随后，轨道组、地面设备组纷纷成立，中科院各个院所都被动员起来全力以赴研制卫星。

一生中最长的会议

卫星研发步入快速轨道，总体组三人夜以继日，10天之内拿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系列规划。“三张图，一张表，卫星外形图、卫星结构布局图、卫星运行轨迹图，表就是卫星的设备。方案交上去后，中科院向中央做了汇报。”潘厚任说。

初步方案做出来后，给卫星起名字就成了一件大事。“画卫星结构图的何正华提出来，建议把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个提议大家都很赞同，没有人有异议，于是在方案上初步就这样叫，后来请示中央后得到批准。”

根据研究的进度预估，卫星预计在1970年发射。同年7月，中科院向中央上报“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经中央批准，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由此正式上马，代号为“651任务”。“这也是一个绝密任务。因为赵先生上书周恩来建议搞卫星的时间是1965年1月，所以就叫做‘651任务’。”

经过两个多月准备，中科院受国防科委委托，于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主持召开全国各有关单位参加的“651会议”。会上全面论证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方案，把实现目标归结为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会是在友谊宾馆开的，很多单位都参加了，中科院、国防科委、总参、七机部十几个大单位，前前后后专家上百人，我们总体组的三人都去了。一开始没想到会开那么长，也没定结束时间，白天开会，晚上论证，一直开了42天，这是我开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潘厚任说。

这个会议开过后，中央立即组建了“651”设计院和“701”工程处。前者负责卫星本体的设计研制和总体协调；后者负责地面跟踪台站的总体设计和筹建。卫星本体、各分系统、地面台站选点等工作全面铺开，另外，在全国各地安排落实了近200个预研和试制项目，大到分系统、小到元部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工程研制工作全面开始。

给卫星加“围裙”

正当卫星研制顺利进行的时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东方红一号”的倡导者、“651”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被打倒。1968年10月，他不堪受辱服药自尽。

为确保卫星研发的顺利进行，中央决定对中科院实行军管，几近停滞的卫星研制在形式上有了一定的保障，中央很快抽调力量组建新的机构集中搞人造卫星。

中科院所属的“651”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力学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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