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贵族文化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洁明,王云裳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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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贵族文化史试读：

从狭义来看，文化主要指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的认知，以及诸如文学艺术、绘画雕刻等人类精神的创造物。前者作为精神内化的产物，某种程度上看不见摸不着，由经相关行为方式和庆典仪式才能被感知，更多体现文化的“隐在”性。后者作为精神外化的产品，大多可以视见与触及，更多体现文化的“外显”性。广义的“文化”概念与“社会”十分接近，某种程度上其外延几乎无所不包。但是，狭义还是广义主要是一种范畴覆盖的差异。作为一本描述其发展进程及其与英国历史息息相关、丝丝相扣的贵族文化史，使用狭义概念无法满足历史文化学视角的需要，难以体现英国贵族在历史发展中其精神与物质文化的积淀，也难以帮助今人对遗留至今的英国贵族文化气质和文化造物进行赏析。所以，本书取用广义文化的概念并带有历史社会学的视野。

20世纪初，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克拉克洪提出关于“文化”的经典概念。他认为，“文化”是指一个人群的总体生活方式，指个人从所属群体中习得的社会遗产，以及其精神创造的产物。较之于纯粹从文学、美学和艺术学角度的狭义界定，这个文化定义有广泛得多的含义。克拉克洪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出发，甚至一个炊具和一首贝多芬奏鸣曲都是文化产品，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之概念含义的广泛，因之生活方式的指向，因之对社会群体的贴近，本书中的文化概念必定不仅广义而且多维。

所谓“多维”是指当我们从历史学视角去透析英国贵族阶层的文化时，必然同时并列地采用与贵族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多种视角，以给读者一部多维的同时也是演进性的贵族史，一部由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建构的阶层文化史。它将更加合理、全面地折射出这个民族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各个时代的生活与精神气质，这种多面立体的文化史兼顾了学术性与可读性。

人们在理解文化时实际上是在理解人类活动的“无形”产物：道德与风尚、姿态与仪式、传统与气质；以及人类活动的“有形”产物：冠冕与权杖、旗帜与铠甲、屋舍与苑囿，等等。“无形”产物形诸“有形”产物；“有形”产物再现“无形”产物。比如钟表和书籍是文化行为的产物，它们本身只是金属和纸张，重要的是有人知道如何制造和读懂它们，有人知道怎样赋予它们价值。有人缺之不可，而有人则漠然视之。这是它们所能带有的文化信息。所以，离开具体的人和人群，文化品质无从谈起。这就是文化史叙事中器物与人群、物质与精神的缺一不可。所以，在这本英国贵族文化史中，我们通过处处可见的人与人群及其活动之产物，来体现由英国贵族承载的英国历史上精英文化所引领的民族精神与气质，以便深刻理解今日的英国与英国人。二、英国贵族历史发展脉络

目前笔者所见的唯一力图从古到今全面梳理英国贵族文化的著作，是M.L.布什的《英国贵族：比较性综述》（1984，曼彻斯特大学出版）。这本导论性小书认为，英国贵族的起源与存在，要早于英国历史上诺曼征服、维京人入侵、萨克逊人到来，甚至罗马征服这些重要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其理由是贵族与君王共生，有王就有辅佐王的特权集团，那些与王一起共同行使统治权力的家族就是贵族，所以贵族和军事民主时代的王一样古老。而且，上述种种征服和入侵在不列颠群岛并没有消灭贵族，反而使它得到发展。罗马征服为英国贵族带来了元老院这一制度样板，萨克逊人的到来以赔偿金的形式建构了衡量贵族、平民、奴隶之地位差别的等级制法权。7世纪后这种等级制法权在英国显而易见，而在法兰克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法律中，赔偿金的不同仅存在于“为官”与“为民”间的差别。到了10世纪，赔偿金种类不断增多：杀戮伤害、入户偷窃、违背誓言、疏于服务都属于需要支付赔偿金的范畴。但是，同一种罪行，贵族、自由民和奴隶需要赔付的额度不同。在武器佩带上，贵族与自由民也有差别：贵族可以随时配备武器与装备，其他人只在战时才能拥有，既使是贵族家丁过世后，其家人也要上缴武器装备。它证明10世纪英国社会已经存在贵族、自由民和奴隶的三层式等级差异。这时，英国贵族内部的等级划分也若隐若现。可见，在诺曼征服以前，英国贵族的身份主要由法权差异和武器佩带上体现出来。贵族的特权主要由土地占有、等级划分、政治作用、军事服务和管理能力支撑。一旦他们不再辅佐内政，不再军功卓著或坐镇元老院，其身份就只能依靠其出身的血统来界定。英国贵族在诺曼征服前的存在，证明了其起源的本土性。

诺曼征服及其以后的数个世纪，英国贵族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嬗变。欧洲大陆的贵族等级称谓如公爵、伯爵、子爵和侯爵，与盎格鲁—萨克逊语、丹麦语中“高贵的伯爵”（eolderman， earl），以及盎格鲁—萨克逊语中的“地产领有者”（reeve）等本土贵族的称谓融合起来，形成了英国贵族新的称谓与等级。这种融合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但外来因素毕竟在本土因素的基础上发挥了作用。其他的等级称谓，如男爵、骑士、绅士等，则在相对晚近时期才出现。在公元1000—1300年的3个世纪中，英国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在这300年中，英国社会对贵族阶层的认知也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个群体最重要的特征仍然是他们是王国的统治阶层，占有以土地为主的大量财富，具有干预王国和地方事务的权力，并相互通婚。这一时期对于英国贵族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极为重要。仅从其爵位授封与等级次第的形成与固化（本书第一章），衣着服饰与外部标识的排他性特征（本书第二章），居住环境和仆役随从队伍的逐渐改变（本书第三、七章）就可见一斑。11世纪初，人们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富贵阶层只有概念上的认识，到13世纪末，不仅贵族内部逐渐确立了等级分层，而且各个分层的贵族以其明确的外部标识和专用器物等，将自身从平民以及其他贵族中区分出来。

其实，早在12世纪初期，这些大多源自王室的文化标记，就已经被英国社会中权力更加广泛和人数不断增加的贵族群体加以模仿和使用了。到了12世纪末期，贵族内部的分层就已开始了其发展与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爵位封号及其识别符号相辅相成。纹章与旗帜的使用是最早相互联系的。但是，纹章的使用迅速向英国社会中层扩散，旗帜的使用则没有出现这种趋势。冠冕和权杖与旗帜一样，没有渗透到世袭贵族之外的社会群体。社会的中间阶层模仿贵族的外部标志与生活方式，使英国贵族集团的范畴延伸到了“骑士”和“乡绅”。与此同时，“男爵”和“执旗骑士”（与后来的“从男爵”相似）的称号，则延展至尚无国王政务会参与权的地方大人物。总之，在1200年后的四五十年中，英国贵族人数增长，他们被进一步分层。其分层经反复改进，形成了直到15世纪才完全定型的等级制贵族集团：五级制爵位贵族，外加骑士与乡绅。这一等级制贵族集团的形制，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英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公元1000—1300年间最重要的事件是诺曼征服。它对英格兰本土贵族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使“泰恩”这一贵族称号在遥远北部之外的整个英格兰不复存在，对于骑士授封和伯爵授封，以及对诺曼征服形成的大地产主，及作为国王佃户首领的英格兰贵族特权，也有所限制。英格兰贵族的独特性，从诺曼征服到1100年之间的近半个世纪就全面形成了。这时，在欧洲大陆，土地分封与兵役提供相对应的封建主义在形成。由于诺曼底顶层封建主进入英格兰，英格兰本土贵族文化产生了变化。而英格兰的“塞恩”通过臣服诺曼底国王及大贵族得以幸存，他们永久性地失去了“塞恩”的称号，却保留了自己的贵族地位、土地产业与庄园特权。在11—13世纪的封建化过程中，英格兰的骑士完成了从大贵族扈从转化为职业骑士，又从职业骑士转化为租佃骑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后半期，英格兰骑士开始了贵族化进程。从12世纪中期到14世纪早期，只有“伯爵”这个贵族称号存在。而且，直到1327年也只有7户人家拥有这个称号。在14—15世纪，英国贵族的发展使其成员迅速增多，头衔也更加多样，新的伯爵被册封，新的爵位称号被使用：1337年出现了首个公爵，是为爱德华三世的儿子黑太子被册封为康沃尔公爵；1385年出现了首个侯爵，即第九代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被册封为柏林侯爵；1387年男爵成为专属称谓，而不再泛指贵族男性；1440年比奥芒特的约翰被册封为子爵，至此这个称谓才正式使用。

可见，在英国贵族发展史上，14世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无论从土地的占有、政治特权掌控和社会文化影响来看，都是这样。在英国，大地产制是诺曼征服的历史遗产。到了13世纪，有些显贵占有的物质财富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对国王都造成了政治威胁。13世纪晚期的西蒙·德·孟福特，14世纪早期的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爱德华三世的子孙如14世纪晚期的岗特的约翰，以及15世纪中期的约翰·岗特的后裔，都是权力无限的大贵族。由于其土地所有权在扩大，又由于他们能够通过结盟把其他贵族收入家族服务圈，所以他们获得了大量支持。这些大贵族几乎都是国王无法驾驭的。（见附录）。1311年，兰开斯特家族的托马斯拥有一个由55名骑士组成的侍从团。理查德二世统治初年，与岗特的约翰有服务合约的贵族，就包括1个伯爵、3个男爵、83个骑士和112个士绅。托马斯继承了13世纪晚期最大显贵西蒙·德·孟福特的地产。约翰则继承了14世纪早期最大贵族的地产。到了14世纪末，兰开斯特家族的莫蒂默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所占地产的数量，几乎是诺曼征服以来无人可比的。这些地产有的是通过对父母家族地产的合法继承获得的，有的是通过缔结有利的婚姻获得的。例如，兰开斯特家族的托马斯，他继承的家族地产包括兰开斯特伯爵、德比伯爵、莱斯特伯爵、林肯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遗留的地产。其中一部分地产是他通过和女继承人亨利·德·莱西结婚获得的。当然，大多数这样的“小王国”的产生，都与国王本人的行为与决策有关。兰开斯特家族的托马斯是爱德华一世的外甥，岗特的约翰是爱德华三世的第四个儿子。这些显贵虽然常常引起政治动乱，但国王仍然把他们看作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到了13世纪下半叶，国王不再通过封建义务而是通过合约，使这些显贵召集军队对外作战，14和15世纪也是这样。

在把持统治特权方面，英国上层贵族通过向国王提供枢密院和议会的成员，以及男爵和乡绅等下层贵族在郡县担任郡长、郡守和治安法官等要职而实现。但是，直到都铎王朝之前，国王仍然保留着授予和禠夺贵族爵位的权力。1350年，英国最大的世俗贵族领地即切斯特伯爵领，被爱德华三世收回并留给了自己的长子。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四世，也以不合法为由禠夺大贵族的财产。爱德华三世在1351年还创建了享有王权的兰开斯特领地，并赠送给心腹兰开斯特公爵亨利·格罗斯蒙特，因为这个人既是兰开斯特家族的托马斯的后代，又是自己的儿子岗特的约翰的岳父。

在14世纪，英国贵族的政治作用不仅体现在他们与王权的抗争，以及促进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方面，在基本的立法、司法和税收方面他们的权力也很大。比如，通过男爵们与约翰王和亨利三世的对抗所取得的胜利，英国贵族已经正式确立了反对专制主义王权的传统特征。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1311—1327年，郡县的骑士可以出席地方议会，虽然人数仅限两人。1327年下议院永久性地成为英国议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且法律修改只有通过议会同意才能进行，对王国征税的议定也要根据议会的意见来定夺。1377年，议会又进一步成为法律请愿的最终裁决机构。这样，不管在中央还是地方，14世纪英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化，对英国贵族和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意义重大。而且，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英国贵族和政治制度发展的紧密相关性，几乎都没发生过重要变化。

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看，从诺曼征服到14世纪，英国贵族在其庄园和领地上的社会控制权力的扩大，是日趋盛行的。布什认为，到了14世纪，英国贵族不仅通过反抗阻止了封建专制主义在大不列颠的扩展，而且还能够从国王权威的削弱中获得自身的利益。然而，王权与贵族权力之间并非完全对立或相互独立的。直到18世纪早期，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权和官职恩赐权，事实上都不在国王手中，而是转移到了顶层大贵族组成的内阁成员手中。不过在英国贵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王通过给予英国贵族世袭继承权，通过禁止土地的层层分封，通过不采用科层主义官僚制度，通过不在英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在客观上培育了英国贵族阶层的协作性政治统治能力，促进了王室与贵族共同特权的扩大。

但国王对贵族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前所述，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支配英国政治的兰开斯特家族，实际上是爱德华一世一手缔造的。在15世纪末，亨利七世则一手打造了都铎·贾斯珀家族，并通过授予伯爵爵位和大量土地，提升了兰开夏的斯坦利家族。亨利八世很少册封新的贵族，尤其是在他统治的前期，从1509年到1529年20年间他只册封了7个贵族。但是，在1529—1558年亨利八世统治后期，以及爱德华六世和血腥玛丽统治的时期，仅30年间，国王就册封了30个贵族。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国王又收紧了册封贵族的政策，伊丽莎白在位的45年中，只册封了10个爵位贵族。

在中世纪，大地产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国王的恩赐和有利的婚姻。国王恩赐的土地，主要落入王亲国戚类的大贵族手中。到16世纪，英国贵族尤其是王室贵族，在数量和权力占有上都产生了变化。15世纪50年代，英国尚有大量的王室贵族存在，原因之一是爱德华三世多婚多育；之二是15世纪战事频繁，需要册封与国王关系十分密切的大贵族以护佑王权。但是，到了16世纪中期及其以后，王室贵族则大量减少，原因之一是红白玫瑰战争中，一些王室大贵族战死且没有男性继承人，有王室血统的三个大贵族则成为国王；之二是英国王室成员在此阶段高发的不育症和诞生男性继承人很少，使玛丽女王和伊丽莎白女王时期与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大贵族少之又少。

英国贵族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劳伦·斯通，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自己学术生涯起步时期，就开始关注英国贵族研究，因参与英国史学界对“乡绅兴起”的大论战而享有名气。他认为，1540—1660年仍然是贵族精英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尤其是英国下层贵族即乡绅兴起的时代。因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卡迪纳·沃尔西之类的教界精英退出英国政治舞台。西塞尔和迈尔德梅等在王国行政管理中兴起的新贵族，则从宗教改革时解散修道院获利不少。修道院解散后，不再有可能遁入空门的贵族之女急欲寻找伴侣，也成为一些新贵族攀升的捷

径。

斯通认为，从16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的300年，是英国贵族经历大大小小7次危机，却能够延续不断地发展的时期。其间，他们在维系家族的姓氏与血统、地产与家业、权力和声望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功。第一次危机是16世纪末开始的地租收入下降、物品价格上涨、炫耀消费增多和君主赏赐减少的危机。但是，1603—1629年，这次危机由于食品价格上升被转嫁于劳苦大众而消失。但是，它引起的对庇护主义和等级制度的信任危机，则成为1640年爆发的第二次危机的原因之一。1640—1660年的第二次危机中，英国贵族大多站在保王党一边，从而经历了财产被没收等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在王政复辟后，贵族土地占有情况几乎与内战前并无二致。第三、第四次危机在17世纪下半叶交错发生：一次是地租收入的下降和土地税收的上涨，影响了英国贵族纯收入的增长。不过它对于贵族而言只是一股小小逆流，还不必通过出售祖产加以应对。更重要的一次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贵族中出现的生育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男性世系承继家族产业的问题，这对贵族集团来说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挑战。但是，对路易十四的战争的结束和土地税收的下降，使英国贵族面临的财政困难减小，收养继子和旁系继承等对严格的长子继承制的变通策略，又使英国贵族克服了人口学上的危机。第五次危机发生在1715—1760年辉格党寡头政治时期。但是由于被排斥的托利党并没有采取十足的激进主义，两党都从未真正要推翻现行政治制度和等级制度，只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获利更多。所以，政党政治的震荡对贵族的发展影响不大。第六次危机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产生的。这时，英国社会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向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转化，伴随产生的是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贵族子女婚姻年龄推迟和择偶自由度加大、贵族对培育孩子重要性认知的加强，以及从强调家庭长期发展转向强调个人生活质量，等等。但是，严格的长子继承制所强调的家族责任意识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最后一次即第七次危机是最有挑战性的，它发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不可抵抗也无法逆转，由工业革命的发生、中产阶级的兴起、专业人才的涌现带来。但是，在贵族的防波堤被冲毁之前，他们又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默默的抗争时期，直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土地贵族的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基本上得以保存。

倘若把从15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的4个世纪加以拆分，那么，英国贵族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就在步入它的“盛世华年”，也就是约翰·坎农在《贵族的世纪：18世纪英格兰的爵位贵族》一书中所称的“贵族的世纪”。在这个世纪，英格兰贵族成员的增长，教育方式、宗教信仰、择偶观念、婚姻方式的变化，以及贵族在英国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都说明了他们正处于巅峰状态。18世纪是英国历史上最为稳定的时期，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地方则战争不断、动荡不宁。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大多数人的生活，但最终英国社会广泛接受了贵族的价值观念，也心悦诚服地服从贵族的领导。英国贵族在一个多世纪中，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们率领全社会营造了一个自由的、文明开放的社会，这也是英国贵族捍卫自己特权的重要武器。这个时期是商人、金融家、记者、律师、实业家等大展拳脚的时代，但他们对英国贵族的统治地位未能形成挑战。一句话，人数很少的英国贵族在18世纪控制着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他们不仅赢得数次重要的对外战争，还扩大了大英帝国的版图，促进了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他们对绘画音乐、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也是其他历史阶段无法相比的。而且，最重要的是，18世纪的英国社会并不存在对贵族权力的普遍愤怒，这一时期，人们对家族、宗教、民族、国家的忠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兴的中产阶级没有对英国贵族的盛世霸权形成一致的抵抗。反之，在这个世纪，啤酒商、银行家、煤矿主更加操心的是如何购得土地以跻身贵族行列；而许多贵族则参与工商业发展的活动。

在19世纪，英国政府对贵族利益再次产生敌视。这种敌意来源于上议院对扩大选举权和反谷物法的醉心，政府对管理层公务员职业化的需要，以及对地产收益征收更多赋税的希望。这种敌意是对18世纪的“旧制度”即贵族寡头政治的一种挑战。针对“旧制度的腐败”引发了19世纪一系列的改革。与英国贵族寡头政治关系最密切的是1854年诺斯科特—特里威廉的内政管理改革、1871年废除对军官任职的财产限制。在英国历史上虽然基本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土地国有化运动，但是，自由党政府仍然认为土地贵族引起了农村社会的衰败。然而，1913—1914年劳合·乔治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后来工党政府的土地国有化运动都没有取得好成绩。工业化带来的普遍富裕，不仅有助于普通民众接受英国贵族，而且使英国政府对土地贵族的财富和特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持一种宽容态度。

总之，在19世纪，英国社会欣欣向荣，大英帝国版图不断扩大，英国一举成为“日不落帝国”。贵族仍然能够通过开明的寡头政治、对工商业的积极参与、对中产阶级的吸纳和对帝国主义扩展的作为，使自己的优势地位维持到19世纪80年代。至于20世纪英国贵族的状况将在下文加以介绍。三、英国贵族与英国社会

从中世纪到近代晚期，英国贵族能够几经波折仍稳固存在的原因，与贵族自身的文化特质及英国社会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在英国历史上，贵族与王权是合作又对立的关系。谈到英国贵族对王权的制约和反叛，14—15世纪英国贵族与王权的冲突是激烈的。都铎王朝前的两个世纪就发生过5次国王被贵族废黜的事件，都铎王朝建立前1460—1485年的25年间，就发生了王权6次易手的情况。到了都铎王朝，为了加强君主制，中世纪君主给予贵族的特权诸如独立司法、拥有私人武装和建造军事城堡的权力，边境地区与保卫、治理相关的权力，以及为嘉奖王室仆役和宠幸大贵族而设的特赦权等都被逐渐弱化。1536年，由于对上述贵族特权的剥夺，以及对旧贵族的同化政策，英格兰北方发生了1536年诺福克、苏福克和什鲁斯伯里等大贵族家族领导的北方叛乱（也称“求恩巡礼”），1554年的怀亚特起义和1569年的北方贵族反叛，也是贵族对抗王权的事例。但是，这些反叛影响不大，它们只是证明了贵族对王权的制约在英国历史上有传统可循。尽管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国王对贵族进行了安抚，但是到了17世纪中期，英国贵族仍然反复冲击王权，不到半个世纪就使两位国王被废黜。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实际上是英国贵族强加于王权的章程，其先例是1216年的《大宪章》、1217年的《森林宪章》和1258年的《牛津条例》。尽管英国革命中对王权的冲击不是贵族一致的行为，而且在17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的革命中，英国贵族在保王党和议会派都发挥了作用。但是，请愿、制约和反叛是英国贵族在政治上对抗专制主义王权的传统手段。直到18世纪早期，土地贵族又一次获得政治优势地位，贵族内阁领导的伦敦政府，以及贵族郡长负责的地方政府，都由大大小小的英国贵族把持，这种反叛才逐渐地销声匿迹。

第二，英国贵族及英国社会具有独特的心理和认知。这些心理和认知存在于英国贵族本身的文化中，也影响了位居其下的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隐含在社会广泛接受的乡规民约中。英国贵族特权一般都缺乏硬性的法律规定，不似欧洲大陆国家，把社会分为不同等级，各个等级之特权有严格的成文法规。在英国只有逐步发展起来的民俗乡规对贵族的地位与特权有着不成文的约定。这种约定是建立在民心认可和王室容忍的基础上的。所以在容易引起对立情绪的时候，大众很难找到具体关于贵族特权的成文法规作为攻击目标。更何况，英国贵族能享受的特权较之于法国、普鲁士、俄国等国家的贵族特权要有限得多。英国贵族能够享受的法律性特权主要是不会因为负债而被捕、贵族犯罪由单独法庭而不是普通法庭审判等。英国贵族中任何一个分层，都不享受法律条文规定的免税权，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贵族则享有法律规定的免税权、等级特权和一定程度的犯罪豁免权。

第三，英国贵族对长子继承制的偏好，以及英国社会文化中对这种严格的继承制度的认定，不仅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连通与融合，而且使英国世袭贵族人口一直很少，成为一支精干的贵族核心队伍。而人口基数大得多的骑士与乡绅组成的底层贵族，则使持有贵族价值观的人群不在少数。长子继承制使其他家庭成员不得继承爵位和家业，促进了贵族次子、幼子向下流动，使他们只有通过自身努力，诸如在王国与地方的行政管理、教会运行、军队发展和专业领域中作出贡献，才能找到回归上流社会的机会。这样一来，英国中上层社会之间一直存在上下流通、双向取舍的管道，使贵族集团一直保持着与中产阶级的密切联系。在欧洲大陆，分割继承制不仅容易使贵族的家族产业碎化，而且使贵族核心集团的成员数量快速上升，他们与社会中等阶层的联系也不那么容易建立。因此长子继承制成为英国社会特有的，对于贵族阶层的稳固性和贵族文化的弥散性极为有利的传统文化因 素。

第四，英国社会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能够与贵族一起促进社会的流动与融合，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如此。从1660年的王政复辟到19世纪初年，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在英国不断壮大。其中包括不断发展的专业人才、军事人员和行政人员，以及各种各样在商业贸易和工业发展中作出贡献的人。他们大多产生于贵族家庭成员的向下流动，更得益于工业革命。这些人对英国社会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他们对待贵族的态度不是愤世嫉俗，而是竭力模仿。为了向贵族的价值观看齐，他们送孩子去昂贵的寄宿学校，使妻子赋闲家中，对音乐厅、画廊、歌剧院进行赞助，自己读书看报、关心时事。庞大的中产阶级与英国贵族的融合，形成了他们共同推崇的“绅士文化”。它将这个国家的中上阶层整合在一起，并使他们在近代社会的风云变幻中，基本保持和谐一致。所以，直至当代英国社会，贵族中产阶级化与中产阶级贵族化是同时存在、双管齐下的。这一点不似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发生较早且较彻底，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而使整个社会普遍富裕，因而19世纪以后的社会变化主要体现为贵族的资产阶级化。

在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阿克莱特爵士、19世纪中叶的罗伯特·皮尔首相、19世纪晚期的约瑟夫·张伯伦，甚至20世纪初的劳合·乔治，都是贵族化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与工商领域成功的例子。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贵族爵位，购买土地和建造豪宅，使自己的家族进入英国新贵族的行列。中产阶级实现贵族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让子弟就读于公学和牛津、剑桥，贵族文化价值取向早在历史上浸染了这个排他性的“公共”教育体系（详见第五章）。

第五，在英国社会，庇护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起源于贵族并由其引领。但它不是贵族的专利，而近乎是一种全社会的风尚，更是中产阶级对贵族文化传统的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来源于英国贵族古老的“豪门款待”的风习，润滑着英国贵族与社会中下层的关系。贵族清楚地知道，庇护主义的前提是稳定但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中下层民众在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引导下作为。这赋予贵族和一部分中产阶级精英极重的道德责任，当然也为他们提供了自信与权力。贵族的庇护主义价值观以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见第三、第八章）。

第六，英国社会中保守主义观念的存在，使贵族在顽强地把持国家政治权力之时，也灵活地使用这些权力来促进国家整体利益的发展，尤其是在对外贸易和商业政策的实施方面。到18世纪早期，英国贵族坚信国家的发展在于海外贸易的勃兴，他们利用贵族的财政优势，建立了强大的海军，为英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在18世纪上半叶，无论是辉格党贵族领袖沃尔波尔和唐森德子爵，还是托利党贵族领袖博林布鲁克勋爵，都表达了“贸易给英国带来财富，而财富给英国带来力量”的政治观念。正因为这样，直到18世纪，与土地贵族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的工商业者，仍然放心地支持英国土地贵族管理国家、控制社会和掌握军队。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中产阶级提出分权主张时，土地贵族把威灵顿公爵等顽固派踢出了政界，并通过1832年的议会改革和1846年的反谷物法，对中产阶级作出了必要的让步。这种审时度势的保守主义渐进变革的文化观念，与英国新兴富裕阶层对没落阶层的容忍丝丝相扣。

近代早期以来英国劳苦大众对政府反抗的失败，恰恰与贵族对专制王权反叛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英国激进主义文化是存在的，但并不是时刻发生作用，也不似保守主义那样根深蒂固。例如，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宪章运动所采取的是请愿为主、暴力为辅的方法，并以选举权全面化为主要目标；1819年发生于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的“彼得卢大屠杀”，也是6万人参加而无人携带武器的和平请愿运动，并以市政当局骑兵队挥刀砍杀19人而告终。这样在英国历史上很难找到雅各宾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成功。这一点对英国贵族十分有利，使他们在整个18世纪甚至19世纪初期，在政治权力占有和社会管理控制方面达到了此前此后无法企及的优势地位。

到了18世纪农业商品化和工业革命创造巨大财富的时代，贵族的优势使他们把不属于土地的财富也加以吸纳，并开始追逐金融和工商业的利益。他们通过提高自己土地的收入、对地产上其他产业活动征收地租、投资政府的股票和抵押地产而大获其利。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英国仍然处于以爵位定尊贵的时代，普通人致富以后购买地产，地产增加后购买绅士身份，并通过模仿贵族来表明自己进入了“贵族社会”。过去，能够以这些方式进入主流贵族社会的，主要是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家庭成员、他们的近亲好友和上等仆役。现在，在伦敦和郡县首府的俱乐部、狩猎苑囿、公学、牛津和剑桥，都有一群又一群的中产阶级上层人士，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方面模仿贵族。拥有财富的普通人就有能力“向上看齐”。从这个角度看，英国贵族的支配地位既体现在他们的财富和权势上，又体现在文化上。

第七，自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贵族在近三个半世纪中平稳地发展与延续。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叶“贵族盛世”的出现，与英国贵族观念中的“崇尚平衡”有密切关系。在这三个半世纪中，他们保持了高度稳定的社会与政治制度，这是在几种相互独立的极端力量中，审慎而微妙地保持平衡的结果：在对待其他社会群体诸如佃农时，他们处于过分慷慨的庇护主义和过分残忍的获取暴利之间，前者会带来佃农对其收入的过度侵蚀，后者会摧毁佃农对地主的服从与敬意；在政治力量的动员方面，他们处于随意扩大行政官员的数量与迎合民众进行改革之间，前者会导致大众对管理阶层的鄙视，后者会降低社会精英的影响，从而毁坏贵族家族的基础；在关注公平、法制与确保贵族权力两者之间，也是这样地取道于中庸。

结果，在许多方面，诸如土地与财政资源、社会与家庭背景、生活方式与追求等方面，19世纪80年代的土地贵族与17世纪80年代的没有大的差异，许多贵族甚至一直居住在历史久远的同一所老宅中。如果说英国社会有哪个阶层，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而岿然不动，那就是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英国贵族。对于英国土地贵族在英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直到1867年激进主义者伯纳德·克拉克福特还忧郁地说道：他们有着共同的血统、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教育、共同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有共同的特权，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这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富有的海外商人、银行家和其他中上等人，都在文化价值观念上追随贵族。至少在18世纪以后，英国土地贵族与欧洲大陆同类的差异在于：前者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同一性上，赢得了富有商人、银行家、工业家及其他富裕中等人的认同，后者却并非如此。四、20世纪的英国贵族

在一个工业化和民主化的社会，英国贵族的衰亡不可避免。尽管如此，这个过程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国家缓慢得多。在职业政治家以中产阶级的精神气质，取代土地贵族政治家的价值观念，在以现代国家的福利制度取代土地贵族的慈善关怀的情况下，英国贵族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在政治与社会方面还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影响力。这里的“存活”对于英国贵族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19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尽管身处不一样的外部世界，英国贵族传统的生活方式、社会影响和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得以保存；二是指在20世纪，英国贵族的传统特征大多已经或者正在消失，他们在这一式微与衰落过程中仍有“以守为攻”竭力自保的能力。

19世纪下半叶，英国贵族仍然坚定地固守其政治权力：1865年他们还占有下院74%的席位，1887年占有上院88%的席位，作为治安法官他们还在地方社会的司法与行政中具有广泛权力；迟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在内阁中仍然属于大多数，并坚定地盘踞在内政服务部门、军队上层和教会上层。虽然其特权也有减损，但与欧洲大陆1789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后贵族特权的废弃不一样。在英国，土地贵族的庄园领地权和爵位贵族的政治特权到19世纪仍然没有完结。到了20世纪，主要来源于土地收益的财富，仍然使英国贵族能够维持可炫耀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在欧洲大陆国家尽管传统的农业社会仍然存在，土地改革也没有从贵族手中夺取太多土地，但是，大多数欧洲大陆的贵族在19世纪已经严重衰败。挪威贵族的情况比较例外，但他们的特权在1900年前后也被永久性废除了。在英国，贵族寡头政治持续到19世纪早期，才正面遭遇19世纪30年代、60年代与80年代相继进行的选举改革和80年代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到了1950年，欧洲大陆的贵族大多仅仅作为社会精英而起作用，除了武器装备和头衔称谓的不同之外，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在英国，直到1911年，上议院对于经费法案之外的法规制定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议院的存在使贵族仍然维系特殊的政治角色。到了1950年，英国贵族的政治统治地位已经逐渐散失，但它的政治影响并没有消失殆尽。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下议院贵族成员在比例上迅速减少，从1865年的74%，减少到1874年的32%。这是1867年选举改革方案和1872年秘密投票法案作用的结果。1918年下院中贵族议员的占比进一步降为12%，1950年只有5.5%了。倘若仅从下议院贵族议员的比例来看，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80年间，英国贵族政治权力的下降势不可挡。在内阁成员中，1895年传统贵族仍占大多数，1906年传统贵族仍然占据主要部分；1916到1935年的内阁中就只有25位传统贵族，非贵族成员则有83个；1935到1955年，传统贵族与非贵族成员分别是21人与78人。不过20世纪50年代丘吉尔和艾登组织的，以及1979年撒切尔组织的保守党内阁，是英国爵位贵族、从男爵和士绅们鼎力的内阁。前者可以说是英国贵族最后的回光返照，后者则是中产阶级对英国贵族的吸收与利用。而且，20世纪的英国贵族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职位，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和帝国事务方面，例如，1937年到1940年、1970年到1973年，以及1979年到1982年，英国的外交大臣相继由哈利法克斯伯爵、第十四代休姆伯爵和卡林顿勋爵担

任。

贝克特在《1660—1914年的英格兰贵族》中指出，1914年很少有人看清英国土地贵族社会地位的迅速变化。1918年后的数十年间，当英国土地贵族大厦倾覆之时，他们数世纪以来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的控制，他们内部的群体认同与阶层团结，都显得毫无价值了：政治权力转移他人之手；巨大地产分散出售给佃农或者整体转让给公共机构；乡村豪宅被推倒摧毁、转卖他人或交给国家信托基金会。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级政治家吹响了胜利的号

角。

最后，英国贵族变成了社会精英的一部分，他们通过与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与专业技术人士的融合，成为当代英国社会的上层名流。在英国历史上，大量地产的出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高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所停滞。在这期间，地租的减少与土地价值的衰退，对英国贵族形成沉重打击。在城市和乡村，英国贵族慷慨的款待和铺张浪费消失了；在首都伦敦，有的贵族公馆转变为公共旅馆与酒店；在庄园古堡与乡村豪宅，贵族操办的社交聚会变成了国家信托基金会引导的观光游览。无论是伦敦豪宅还是乡间庄园，都不再充斥贵族的客人与仆役。沉重赋税和难寻仆役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到了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当英国政府不再册封世袭贵族后，其地位受到巨大挑战。尽管其在20世纪80年代又有所恢复，但范围基本上只限于王室成员。

即便这样，英国人发现，要完全抛弃英国贵族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大地产保有者仍然有气无力地存在着；世袭贵族在保守党内阁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乡村豪宅向游览胜地的转变，反映了人们对贵族文化仍然兴趣盎然；即便是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也有部分权力仍保留在贵族手中。贵族的权力被侵蚀了，但英国人对贵族绅士的钟爱仍然存在。在大多数人心中，这个阶层尤其是他们的历史文化遗产，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仍然被视为源远流长且至关重

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英国贵族确确实实还在发展，即便他们从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转变为涓涓溪流，但他们在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以及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上的影响仍然存在。

1830年到1895年的半个多世纪，英国君主和政府册封了300多个贵族，1895年到1957年则册封了600多个。这些“现代贵族”大多运数不长，例如，在1956年的550个男爵中，只有144个的家族渊源可以回溯到1832年，在子爵和伯爵中也大致如此。1958年后，英国政府大量册封“终身贵族”，这类贵族的爵位与头衔及身而止、不可继承。除了位居人臣的政治家容易获得男爵、子爵等封号外，高级公务员、杰出医生、著名科学家也都有可能被册封为终身贵族。1901年到1957年册封的556个新贵族中，只有46个（约占8%）出身于拥有地产的家庭，有91个（约占16%）是工业家，有100个（约占18%）是专业人才。1967年，上院议员中有43%的人其全部或部分收入来源于土地，46%的议员是全职或兼职的商业总裁，其中，维鲁拉姆伯爵在商界和其他行业拥有10个重要职务，汉普顿子爵在商业界占有7个要职。根据贝克特的《1660—1914年的英格兰贵族》一书，1900年和1980年的英国爵位贵族列表如下。

20世纪的英国，从男爵（准男爵）以及骑士也遍布各地。1905—1934年，公报上认定的从男爵有649人，其中许多人是通过劳合·乔治卖官鬻爵获得的，甚至有1人还有犯罪案底。1945年，工党政府通过不再授予从男爵的称号，遏制了下层贵族到处泛滥的趋势，当然退休的伦敦市市长仍然有被工党政府例外授予从男爵称号的。1951—1964年，保守党政府又封授了106个从男爵。此后，历届英国政府未再授封从男爵。在劳合·乔治当政期间尤其是后期，骑士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到斯坦利·鲍德温任首相时这种势头仍不可遏制。1921—1925年仅4年间，就有1 026人被授予骑士称号。1905—1954年的50年间，被授予骑士称号者高达10 503人。20世纪中期以后，虽然这一势头被遏制，但1968年和1978年，又有123人和106人在工党政府治下获得了骑士称号。1901—1957年的英国国会议员中，有1/5的人以被册封为世袭贵族来为其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下议院担任议员时就因突出政绩而获得大臣职位。在当代英国，骑士称号大多授予大英帝国的高级公务员、军官、工商各界的杰出人士。

在英国内阁中，1916—1955年的207个内阁大臣中，仍然有26个爵位贵族，占比22%。1979年保守党执掌政权时，内阁中又出现由爵位贵族、从男爵和绅士组成的强大队伍。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无地产并拒绝册封的政治家是1908年上台的首相阿斯奎斯。最后一个担任首相的爵位贵族则是1963年上台的第十四代霍姆伯爵道格拉斯。霍姆伯爵感觉爵位与相位格格不入，主动申请放弃爵位。1963年法案明确规定允许个人放弃爵位继承权。

在下议院，1928年，有58个爵位贵族和从男爵的儿子担任下院议员，195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2个。在1945年到1974年保守党国会议员的选举中农场主或地主基本上只占10%。在内政服务的顶层公务员中，地主儿子的占比从1880年的30%，下降到1970年的2.5%。贵族在英国军队中担任高级军官的人数，从1918年后也大幅下降。当然，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贵族的巨大牺牲有关，有20个爵位贵族、49个贵族继承人和大量贵族次子、幼子在战争中捐躯。在5 687个服务于英国军队的伊顿公学学子中，有20%的人战死，有25%的人受伤。

在地方政治体系中，20世纪6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2个郡议会中，有30个郡县仍然有贵族在担任领导，有的地方还不止一两个贵族掌权。在郡县担任地方要职的65个贵族中，有4个公爵、1个侯爵、8个伯爵、2个子爵、18个男爵、2个女贵族和27个从男爵。即便到了1985年，在英格兰的46个郡长中，还有1个女公爵、2个侯爵、2个伯爵、3个子爵、5个男爵、6个从男爵和5个骑士。而且，在治安委员会、各级教会组织中，英国贵族的代表性仍然得到很好的体现。在庇护主义与地方慈善业的融合中，英国贵族也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威斯特敏斯特公爵的财产仍然遍布加拿大、苏格兰、北威尔士和伦敦，他一年要参加200多次重要的社会活动，这些大多在他位于柴郡的伊登庄园及附近地方举行的活动中，他的同事们承担着各种各样的任务，从举办公园聚会到担任教会执事等不一而足。

可见，贵族在英国社会生活的发展中仍然在起作用。20世纪60年代伦敦社交季的举办次数是30年前的6倍；猎狐仍然是英国社会中上层人士爱好的冬季运动之一；诸如水球运动及皇家赛马会等，则由新贵名流对英国贵族往昔文化活动的模仿而衍生；贵妇定期入宫朝拜仪式也是在1958年后才不复存

在。

当英国贵族融入出身背景更广阔的社会精英中时，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独特作用和角色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如前所述，这种融入是双管齐下的：中产阶级向上流动进入新贵族的行列；传统贵族向下流动而形成了老成员的离析。前者体现了现代化下贵族认同圈的扩大，后者体现了现代化下贵族成分的置换；前者重吸纳，后者重分离；在现代化中，阶级的界限模糊了，社会的互动加速了，成员的游离更多了。但是，不管是外延的扩大，还是内核的适变，英国贵族都宁取“融入”而不甘“逝去”，在分崩离析中若隐若现，在与英国现代社会的互动中寻求自保。

当英国王室变成民族象征之时，英国贵族在许多方面也以同样的方式设置自己的新角色：他们仍然希望自己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者而存在。他们的城堡、庄园和宅邸变成了博物馆、学校、医院和酒店；他们世代相传的奇珍异宝，被当作遗产税奉献国家，进而成为文化异趣之载物。这些不仅是英国贵族存之于国的文化瑰宝，也是他们留之于世的文化遗产。当他们说服政府容许自己以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身份行事时，英国贵族的社会地位已悄然改变，但他们钟爱历史与文化的态度并没有变。

总之，在英国，贵族的存在价值不仅仅在于他们对王权的成功反叛，还在于英国很少发生大革命。能够成功地避免大革命，既在于英国贵族政治上的灵活性，也在于英国社会缺少导致革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绝对专制主义的王权，没有负债累累的贵族政府，没有严重的社会对立情绪，没有对贵族恨之入骨的武装农民和知识分子。一方面，由于政府没有完全抛弃贵族、大众没有奋力抵制贵族，英国贵族经历了一个其特权和财富被缓慢侵蚀的过程。另一方面，英国贵族以一种缓慢转变和适应的方式得以幸存。这些与英国政府没有废除上议院，没有使用土地国有化政策迎合大众有关。从这个角度说，英国贵族的衰落似乎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被迫”。在这个选择过程中，部分贵族通过成为行政官僚、职业军人和专业人士，保住了自己的公共服务角色，其余的则从政治、军事与经济舞台撤退。

历经一个世纪的激荡，英国贵族风雨飘摇，日渐衰落，但绝不是戛然而止的终结。第一章英国贵族的起源与分层一、英国贵族的起源从部落首领到罗马征服者

英国贵族阶层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英雄时代部落首领的蜕变，到罗马统治时期军事贵族的崛起，中经盎格鲁—萨克逊时代“塞恩”阶层的出现，最后在诺曼征服后基本上完成了其形成的过程。

在不列颠，与铁器时代相关的“凯尔特文化”，指罗马人征服不列颠时，所见到的操凯尔特语的不列颠土著居民的文化。凯尔特人社会大约处在军事民主时代，其军事贵族的具体活动现今已经无从得知，体现其存在的是这些军事贵族随葬的盔甲、宝剑、酒器和战车等。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辛俾林国王诺比林努斯，就是一个以现今的埃塞克斯与赫特福德为中心的军事贵族首领。他的统治地域广及牛津周围，拥有大批亲兵武士，部落居民被分为祭师、武士、农民三个等级。那时，英格兰人崇尚万物有灵的督伊德教，并被分为：辅佐国王与教化民众的祭师；行军打仗与开疆拓土的武士；耕田种地与维持生计的农民。这一三分法，孕育着由国王、祭师和武士构成的最古老的英国贵族的雏形。凯尔特人青铜盾牌（复制品，存大英博物馆）

拉迪亚德·基普林在1911年发表的《河之谣》中写道：“罗马人来了，飞扬跋扈，架桥又铺路，统治这片国土；罗马人离去，丹麦人不期而入，开始了对历史的记述。”可见，在凯尔特人军事民主时代之后，是罗马人和丹麦人这两个外族相继进入了大不列颠。当然，其间盎格鲁—萨克逊人定居的时代，是英国本土贵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体现凯尔特艺术装饰风格，其复制品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凯尔特人的青铜盾牌，正是凯尔特贵族留下的器物。

公元前55年的一个云淡风轻的夜晚，新任高卢总督的凯撒带领万余官兵，乘坐80条快船从法兰西的布洛贡出发，开始了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征服。此后，经过断断续续的征战，罗马皇帝克劳德终于在公元47年占领了英格兰。公元78年罗马驻不列颠总督阿格里古拉，开始沿着进军路线修筑罗马大道和驻军城堡，巩固对英格兰的统治和完成对威尔士的征服。此后，直到407年君士坦丁大帝带领罗马军团撤离不列颠，其间数世纪，征服者俨然成为英格兰大地的“贵族”。他们大多是罗马老兵，并居住在“殖民城”中。原有的凯尔特军事贵族，则迁居“平民城”，被赋予有限的公民权，成为不能与罗马军事贵族平起平坐的“平民贵族”。可见，无论是前罗马时期还是罗马人统治的时代，英格兰和威尔士最早的贵族，大多是凭借武力东征西讨“打”出来的。几个世纪中，英国贵族只是经历了一个从部落首领蜕变为军事贵族，从大祭师转变为教界贵族，从罗马老兵上升为军事贵族与世俗贵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的融合与互动，已经清晰可见。

公元1—5世纪，是“罗马贵族”统治不列颠的时代。他们通过4个载体推进不列颠土著居民的拉丁化，这就是罗马大道、罗马长城、殖民城与称之为“维拉”的庄园。首先，他们在伦敦和驻军重地诸如南威尔士的卡那封、英格兰西北的切斯特和北部的约克之间，修筑了被称为“罗马大道”的土石路。这些大道最初是调兵运辎之交通，后来成为商业发展和信息传递的设施。

其次，他们修建了哈德良长城与安东尼长城。公元122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出访不列颠行省，提出修筑长城以防御布列根特人南北夹击的想法。此后6年间罗马人修筑了从泰恩河口到索尔韦湾的，长达73英里的“哈德良长城”。143年，罗马人又在福斯湾和克莱德河口之间，建设了37英里长的“安东尼长城”。再者，罗马贵族在长城沿途、大道沿线营建塔楼、修筑城堡，储备武器、配置兵营，既为军事设防，又作练兵之所，更被当作驯化土著和扩展文明之载体。这些设置，为不列颠—罗马贵族安享太平300年奠定了基础。哈德良长城遗址

罗马大道和罗马长城沿途还逐步产生了一个个“殖民城”。罗马统治时期，不列颠已经有二三十个居住人口在1 000—15 000人的城镇。由于不列颠—罗马贵族的作用，这些城镇具有与土著文化不一样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广场上分布着神坛庙宇、剧院会堂、公共浴池、圆形竞技场和各种各样的角斗场所。它们都带有罗马本土贵族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烙印。今天，在世界知名的巴斯古镇，人们仍然可以见到古罗马时代的四方浴场，那是不列颠—罗马贵族传之于后世的一种生活方式：洗浴中心兼社交场所。

不列颠—罗马贵族统治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最后一个载体，是分布在英格兰东南的大大小小的“维拉”。这是一种以住宅为主体的私有地产管理中心。维拉的主人大多是来自法兰西布列塔尼岛的富有之人，大维拉甚至包括三四十个房间、数个庭院，设有由中心供暖、疏烟管道等构成的洗涤卫浴设备，附设粮仓畜圈和仆役住所。在罗马统治后期，除了靠军事征战起家的军事贵族之外，从成功的经济活动中兴起的非军事化的“世俗”贵族也出现了。这时，英国贵族主要由罗马军人后代、苟延残喘的凯尔特教俗贵族，以及富裕的布列塔尼人构成。在这个时期，除了“王”高居于其他贵族之上以外，很难在贵族内部进行等级区分。但是，无论在前罗马时代还是罗马统治时期，那些“打”出来的军事贵族，以及少数从经济活动和宗教活动中兴起的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已经开始使不列颠逐渐形成一个等级社 会。

在长城的护佑下，混合型的帝国拉丁文化正是通过一条条的罗马大道、一个个的殖民城堡，从居住在殖民城的贵族老兵那里，经由平民城的原凯尔特土著贵族，向居住于英格兰与威尔士广袤乡村的原住民扩散。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塞恩”

自407年罗马人撤离，到1066年诺曼征服的6个多世纪中，不列颠处于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盎格鲁—萨克逊人属于古日耳曼人的一支，他们在各自军事首领的统率下，从西北欧大陆渡海而来。英国最早的历史学家比德把他们分为：来自丹麦半岛隘口并定居在英格兰北部的盎格鲁人；来自易北河下游且居住于英格兰南部的萨克逊人；来自日德兰半岛而聚居于怀特岛和汉普顿的朱特人。英格兰古老的英雄史诗《贝尔武普》，反映了盎格鲁—萨克逊时代贵族社会的风貌和观念。那时，最重要的人物是大大小小的“王”，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拥有“家兵”的军事贵族。但是，为王独尊、众兵拥戴是常见的生活画面。其最重要的活动是亲兵随王四处征战、掠地聚财，王则回报亲兵以土地、职位和住所；最被人崇拜的是战场上的勇武、宴会上的豪饮和锋利的武器；最重要的关系是“王”与“亲兵”的主从关系，这种主从关系构成了萌芽中的军事贵族社会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到公元650年，盎格鲁—萨克逊人已经在英格兰建立了许多蛮族王国，其中最重要的是7个王国，即北部的诺森伯里亚、中部的麦西亚、东部沿海的盎格利亚、肯特、埃塞克斯，以及南部的威塞克斯和萨塞克斯。自此，不列颠进入“七国时代”。在“七国时代”，英格兰东南部诸王皈依基督教，奠定了英格兰宗教贵族兴起的社会基础。公元597年，罗马教皇格里戈利在罗马的奴隶市场上见到金发碧眼的英格兰青年，得知英格兰仍然是一个不信奉基督教的“蛮荒之地”。此后，他又得知肯特国王埃塞伯特，娶了信仰基督教的高卢公主，便委派密友奥古斯丁带领40个教士，到肯特王国的首都坎特伯雷传教。埃塞伯特很快皈依了基督教，并建立了坎特伯雷大教堂，以奥古斯丁为第一任大主教。埃塞伯特的侄子即埃塞克斯的国王，以及盎格利亚国王、诺森伯里亚国王纷纷效仿，也皈依基督教。这样，基督教在663年前后永久性地征服了英格兰东北部和东南部。同时，那些以修道院方式组织起来的爱尔兰传教士，像托钵僧那样离开故乡去云游四方，他们到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传教，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后来成为诺森伯里亚国王的奥斯瓦尔德，一度隐居在艾欧纳岛的爱尔兰人修道院里避难。为王之后，他邀请该修道院使徒艾丹到诺森伯里亚的林第斯法恩岛传教，创建了英格兰北部的第一个修道院，也使诺森伯里亚很快成为基督教教士讲经布道的中心。到了690年，14个主教区和大大小小的修道院已经覆盖英格兰。英格兰宗教贵族得以慢慢形成。

在宗教统一的同时，7个王国中逐渐兴起3个较大的霸主，即北部的诺森伯里亚、中部的麦西亚和南部的威塞克斯。这3个王国不断扩大，为统一不列颠作出各种努力。但是，8世纪末9世纪初维京人的入侵，使盎格鲁—萨克逊国王统一不列颠的愿望化为乌有。同时，也使英国人在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萨克逊人血胤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维京人的脉系。这时，在社会组织方面，除了凯尔特部落、罗马人的城镇与维拉、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庄园与教会之外，又出现了维京人聚居的“丹法区”，维京人首领也成为英国贵族的组成部分。在英格兰从众多的王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英格兰国王们对基督教的皈依对社会生活方式的趋同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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