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罗艳春姚果源选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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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名达文存试读：
姚明达文存
导读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一、本文存收录姚名达1925年至1942年期间撰写的重要论著和代表文章。
二、本文存对已经公开出版的著作，仅摘录其序言或跋文。其他已刊未刊文稿，均全文收录。
三、文存中所录未刊遗稿两种，《中国史学史讲义》依原稿油印本之复印件，《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则系依据手稿进行整理。其余文稿，均系参考原文或原文扫描图片整理而成。
四、文存末所附“姚名达年谱简编”主要依姚名达之自述，及其家人、朋友的记述辑录整理而成。
五、编录次序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如有写作时间不明者，则以发表时间为据。
六、文存所据底本多为竖排繁体，故引用文字多言“右”，现依原书体例，仍保留之。
七、文存中拟改之字以［］表示，拟增之字以〈〉表示。又，对明显错字予以纠正。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如现之“哪里”当时作“那里”，皆存原貌。
八、文存中使用的注释包括脚注与尾注两种。尾注为原文本来之注释，脚注为整理者之说明。
九、凡原文只有句读或无断句者，均代为标点；凡已用新式标点者，与现代标点符号使用规范不符且不害其义者，如“……等”，大体保留原样。
清华国学书系·姚名达文存导论导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姚名达在不同时期撰写的一些著述与文章。姚名达，字达人，笔名大任，后更名“显微”，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42年7月7日殉难于抗日前线的江西省新干石口村。由于作者的英年早逝，除了几部正式出版发行的目录学、年谱著作之外，其他散见于报刊杂志的论文、未及完篇的草稿等等，并不广为人知。此次整理的《姚名达文存》，不仅在资料方面弥补了这一缺憾，而且也有助于丰富与深化学界对姚名达其人、其文及其生活时代的认识与研究。
一、 姚名达其人
从1925年成立并开始招收学生，到1929年6月底宣告结束，清华国学研究院先后招收了四届七十余名学生。按照规定，学生在院研究时限为一年，成绩优良者可申请留校继续研究。在国学院短暂的院史上，留校研究时间最长者为三年，共有三人，姚名达就是其中之一。
姚名达是在1925年9月28日走进清华园的。在此之前，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的姚名达，其足迹基本上只局限于家乡附近。从7岁起随父读书于南魁小学堂开始，先后在兴国达德小学堂、兴国县立中学校、赣州第四中学校完成学业。1924年秋，姚名达第一次跨出省界，到上海入南洋公学求学，次年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以“章实斋之史学”为题，进行史学研究。
1929年3月，姚名达告别清华园，南下上海，在此工作生活了九年。在上海期间，姚名达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忙于读书、编书、写书与教书。另外，他还与妻子黄心勉一起，创办了“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积极从事着“唤醒中国妇女”的事业。1937年，随着局势的紧张，姚名达与家人一起回到江西，并于1940年受聘于新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担任文史系教授。1942年6月，姚名达组织在校师生组成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战前线，不幸于7月7日殉难。
姚名达罹难时年仅38岁，已经正式出版了十余种著作，其中包括目录学的三部论述，以及浙东学派几位史学家的年谱等等，也获得了不少赞誉。但由于他殉难之壮烈，姚名达首先被时人和后人记住的，是他“抗日烈士”的身份。
（一） 抗日烈士
1942年夏，为了摧毁中国在浙江的空军基地与机场，打击第三战区主力，打通浙赣铁路线，日本发动了浙赣会战，战事主要集中于浙赣交界地带的金华、衢州、上饶、广丰一带，并逐渐向南昌、临川等地延伸，江西战时省会泰和及周边的吉安等地，也受到战火的威胁。6月，姚名达率师生三十余人组成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沿赣江从泰和出发，经吉安，抵达当时战事的最前线樟树。7月7日夜，队伍在赣江边的新干县石口村与日军遭遇，姚名达、吴昌达以身殉国。
消息传回泰和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江西《民国日报》继7月18日正式刊载姚、吴殉难消息并刊发《壮士沙场死——敬悼姚显微先生及中大六殉难同学》社论后，连续追踪报道了国立中正大学迎回灵柩、举行公祭、公葬和追悼大会的消息，刊载了多篇学校师生和家属的纪念文章。与姚名达一同受聘于“江西通志馆”的万载人辛际周，听闻噩耗时，已经随通志馆一同迁往遂川县，因“不及致友朋之私悼”，特撰悼诗一首辛际周：《灰木诗存》，卷六《遂水游草》，九江图书馆藏。：百岁偷存只等闲，多君一死重邱山。仇天切齿羞同戴，祖道高歌判不还。
志奋书生酬报国，风兴甲士盼收关。白头愁疾仍逋寄，思旧伤神益汗颜。“志奋书生酬报国”，既是辛际周“哀且壮之”感慨的写照，也体现了战时随临时省会南迁的这批江西文化人，对姚名达壮举的褒扬与向慕之情。
姚名达遇难的消息，经由报刊报道，逐渐也为外界所知悉。身处四川的清华同窗吴其昌为此写了一篇怀念文章，顾颉刚则于获知消息的次日即寄去了吊唁的信函。不过，和抗战时期殉难的其他文化界人士相比，姚名达被社会所认可的广度似乎还是略显不足。在1943年3月2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褒扬令，称赞姚、吴“见危授命，深堪嘉许”之前，姚名达的一位学生叶金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记姚显微教授》的文章，回顾了其与姚名达的交往，姚名达殉难前后作者的见闻。在文章的最后，叶金对姚名达的遇难感到深深的惋惜，更为时人对姚名达遇难的漠视感到愤怒和无奈：姚显微教授死了，死得那么悲壮。这是文文山之后正气的表现，这是被称为“精神堡垒”的国立中正大学的光辉，这也是中华民国的精神。可是，国内许多人不知道这件事，也不知道姚先生，朱森教授之死曾引起许多人的悲怆，而姚显微教授之死却还为许多人所不知道，甚至在大公报上的通讯，还有人指斥姚先生无军事常识，似乎是死有应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说。叶金：《记姚显微教授》，《宇宙风》第131期，1943年。另有一位学者李得贤，曾经做过章学诚的研究，读过姚名达的一些著作，也对于姚名达之死的被忽视颇有一些感慨。他将姚名达与另一位抗战以来殉国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承仕加以比较，“二君死事之壮烈略同，而身后之哀荣则微异”，吴承仕不仅有国府的褒恤之典，更有朱希祖先生《天都烈士歌》之作，而姚名达除了新闻记者的报道之外，未有专门述其生平与学术的文章。因此，李得贤写了《记姚名达先生》一文，记述了姚名达的殉难经过、学术历程与治学之法。但即便是这篇作者认为可补坊间报道不实之弊的文章，也是搁置了一年多，因相关介绍仍复阙如，才最终决定刊登出来的：此文系去秋客北温泉时所作，……自以读姚氏书少，不足以尽其学，故入藏行箧，未敢示人。近以一年以来，尚无叙其生平之作，读刘孝标“魂魄一去，将同秋草”之句，甚哀其志，因检付本刊发表，志景慕云。李得贤：《记姚名达先生》，《读书通讯》第38期，1944年2月1日出版。外界对于姚名达的介绍评述文章不多，或许与1937年以后姚名达回到江西，逐渐远离北京、上海、重庆等文化中心有一定关系。1946年创刊的《新文学》半月刊，每期都会刊登一篇纪念已故文人的文章。第二期刊载了郑振铎写的《记姚明达的殉难》，认为大后方和沦陷区里许多殉难的文人中，姚名达的死是最壮烈的了。郑振铎与姚名达曾经是同事，但此篇纪念文章不仅将姚名达的名字记错，姚名达殉难的细节也与事实有不符之处。虽然报纸上曾经介绍过相关情况，但郑振铎获得信息的渠道，仍然是“新近有人从内地出来，说起姚明达先生殉难的事”郑振铎：《记姚明达的殉难》，《新文学》第2期，1946年1月28日出版。。而郑振铎的介绍，又成为很多身处上海的文化人的信息来源。1980年，曾经在《女子月刊》工作过的鲍祖宣，对前一年凤子写的《回忆阿英同志》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一文中涉及到的有关刊物和姚名达的介绍，进行了补充更正，其所叙述姚名达抗战后回到江西及殉难之情况，是“我于胜利后从郑振铎先生一篇纪念文字中看到的”鲍祖宣：《〈女子月刊〉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对凤子文章进行补充说明的，还有姚名达的儿子姚果源。姚名达殉难时只有不到2岁，38年后已经在江西医学院九江分院工作的姚果源，见到凤子的文章中写到其父的二三事，并颂扬姚名达“是位中华民族的烈士”，不禁“心潮起伏”，一方面写信给《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更正姚名达“被捕牺牲”的错误史实姚果源：《姚名达烈士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另一方面，在原国立中正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校友的帮助与支持下，姚果源重启了因“文革”而中断的追认姚、吴为抗日烈士的申请工作。期间几经周折，最终在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的1987年，姚名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详细情形，请参考中正大学校友会海峡两岸校友联合组编，姚果源执行主编：《浩气壮山河——原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纪实》下册，第429—440页，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年11月版。2002年3月，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为姚名达殉国六十周年题辞“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这一题辞也成为此后新出纪念性文章中最常被引用的标题之一。
（二） 现代目录学家
姚名达之殉难，固然因其壮烈而令人敬佩，但更多的还是因其学术生命的戛然而止而令人倍感惋惜。在姚名达涉足的学术领域中，其目录学研究最先受到学界的重视与整理。在1933年、1938年和1940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姚名达所著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目录学年表》三部著作。其中，《目录学》是一部“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用的”入门读物，《中国目录学年表》更类似于资料长编性质的工具书，《中国目录学史》则被视为姚名达目录学研究方面最具原创性的代表作。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了《中国目录学史》，担任校阅工作的王重民在后记中评价道：姚名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编写与出版将近二十年了，今天我们来翻印它，是由于它本身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功用和价值。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在编写内容方面，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为最好。载1957年重版《中国目录学史》第407页。1978年，钱亚新也在《姚名达与目录学》的论文中，对姚名达所著三部目录学著作，进行了高度评价：总以上三书而论，不管在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对于我国目录学方面，姚氏不仅有革新创见，而且能自成体系。因此姚氏在我国目录学的领域中，应予以一定的地位，继往开来，贡献很多。《钱亚新集》，第19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姚名达与目录学》为钱亚新的未刊稿，其写作年代参考文集第381页的附录记载。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文化图书科，建国后一直供职于南京图书馆的钱亚新，之所以对姚名达的目录学成就进行研究，是希望引起图书馆学学界同仁的注意，呼吁要将姚名达“作为我们研究我国近代目录学的津梁”。随着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恢复，钱亚新的呼吁也很快得到了呼应。1978年，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率先获得批准，开始招收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彭斐章、谢灼华指导他们共同招收的研究生，将与目录学有关的资料辑成《目录学资料汇编》，成为目录学专业的重要参考资料，姚名达的目录学著作也择要编入其中。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编：《目录学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亦可参考乔好勤：《问道珞珈情自浓》，载《彭斐章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南京大学施廷镛招收的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中，卢贤中则直接以《姚名达与目录学》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在最后完成的学位论文中，卢贤中认为，姚名达的三部目录学著作，已经为中国目录学总结出了一套涵括目录学基本理论、目录学史以及目录学方法等几方面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姚名达的目录学理论与目录学思想，体现了新旧交替时期的许多时代精神。姚名达主张的批判与创新精神，倡导的吸取我国古代目录学精华与学习西方先进目录学理论方法并行的主张，使得他的目录学思想彰显出时代的进步意义。卢贤中硕士论文的摘要，参见《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汇编·文科版（一）》，第97—98页，南京大学研究生处1982年4月版。其正式发表的论文包括：《论姚名达的目录学理论》，载《江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姚名达二、三事》，载《江西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1期（作者姓名误刊为江贤中）；《姚名达在目录学研究中的革新思想》，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随着图书馆学学科的逐渐发展，南开大学、云南民族学院、北京大学等院校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也相继以姚名达的目录学思想与理论体系为研究主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研究侧重各有不同，如晓亮的系列论文，将姚名达的目录学思想的特点概括为“新、精、全”；晓亮：《姚名达及其目录学思想》（上、中、下），分载《图书与情报》1985年第1、Z1、4期。董广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分析《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特点，纠正将其价值仅仅定位“在于资料方面”的评价；董广文：《姚名达对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贡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张春菊的分析偏重于姚名达提出的编目、分类等目录学方法方面的主张与学术特点。张春菊以《论姚名达及其目录学》的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指导教授为朱天俊。其正式发表的论文包括：《谈姚名达的分类思想》，载《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1期；《论姚名达的编目思想》，载《晋图学刊》2003年第3期；《生为人杰殁亦雄——目录学家姚名达生平传略》，载《江西图书馆学刊》2004年第2期；《指点学术迷津开示研究法门——现代目录学家姚名达有关目录的思想和成就》，载《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6期。上述诸文的核心命题，主要是凸显姚名达目录学思想与理论体系在现代目录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其中李玉进、王刚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姚名达目录学研究的时代背景，讨论了姚名达从史学研究转向目录学研究的原因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李玉进、王刚毕业于南开大学，其共同完成的论文包括：《姚名达及其对目录学的研究》，载《江西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4期；《姚名达目录学思想初探》，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3年第1期。但是从目录学研究自身的学术史角度对姚名达进行评价与定位，是由陈传夫、柯平、王国强几位学者完成的。
早在1936年，李小缘在总结《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时，便曾经对当时目录学的派别有一个划分，分别是史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雠学家以及“界乎以前数者之间，自鸣新旧俱全者”，姚名达以其《目录学》一书被归为第四类。李小缘：《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图书馆学季刊》1936年，第十卷第四期，第526页。1991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陈传夫发表论文《略论中国现代“新目录学”的基本流派》，将与古典目录学对应的所谓“新目录学”，划分为图书编目派、书志派和“新旧俱全”的折衷派。折衷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姚名达。陈传夫：《略论中国现代“新目录学”的基本流派》，《晋图学刊》1991年第3期。同年，柯平在《论当代中国目录学的理论建设》一文中，考察现代目录学家群体，将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代目录学家的使命是创建现代目录学，第二代目录学家的使命是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目录学，第三、四代目录学的使命是建立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目录学体系。而在第一代目录学家中，成就最大的是姚名达：在两派中，新派在三十年代建立了现代目录学的理论，论其功首推姚名达。他虽是新派代表，但于旧目录学总结亦有杰出成就，一部中国目录学史既是郑、章以来的巨著，也是当代目录学史研究的祖本，所以我称姚名达为中国现代目录学之父。柯平：《论当代中国目录学的理论建设》，《四川图书馆学报》，1991年第1期。作为柯平划分的四代目录学人中第四代的一员，王国强在总结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发展历程时，就强调需要加强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目录学发展的研究。王国强：《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图书与情报》，1993年第1期。2000年，王国强选择了杜定友的《校雠新义》、刘纪泽的《目录学概论》、姚名达的《目录学》为研究对象，重新讨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地位。关于姚名达的《目录学》，王国强重申其体现了目录学新旧交替时期的许多时代特征，姚名达所抱持的开放兼容的态度较之刘纪泽的抱残守阙和杜定友的奇绝传统都要高明、客观。这样的心态及做法，构成了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主流；它不仅指示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方向，而且成为“继承”、“发展”的典范。这种开放的目录学观念，可以适应任何时代，也给后人留下了最大的思考和发展空间，更适应了中国政治、学术、文化的主流。王国强：《20世纪30年代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地位》，《图书与情报》，2000年第1期。因此，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构成了20世纪目录学传统的源头的话，姚名达就是其中最核心的主流。
2002年，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再次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2002年6月版。作为导读的执笔者，严佐之分享了他阅读、学习该书的心得体会，再次强调了此书所体现出的学术上对传统目录学、西方目录学的继承与批判精神，时至今日仍值得学习发扬。至于姚名达的这部《中国目录学史》，“则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中国目录学史’命名，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1957年重版时，王重民曾盛赞“姚名达这部著作为最好”。一晃四十余年，再次重版此书，“能全面超过姚先生这部著作的又在哪里？”这是严佐之提出的拷问，也是目录学界对姚名达学术成就与地位的充分肯定。
（三） 历史学家
姚名达殉难后，其遗孀巴怡南悲痛之余，对“其著述计划伟大，多未观厥成”也更觉遗憾，于是尽出姚名达遗稿，邀请王咨臣“佐吾踵撰而编校之”。王咨臣小姚名达将近十岁，两人之间的交往最初是通过书信的往来，“余之交先生也，自上海始，尺素恒通，商量学术，八稔于兹”。1941年8月，刚刚续聘为国立中正大学研究部研究教授的姚名达，与欧阳祖经教授一起，向校方推荐了供职于江西省图书馆的王咨臣。9月10日，王咨臣抵校，任研究部研究员，与姚名达“互相过从，可谓得长相聚”王咨臣：《显微先生著述目略》，《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三卷第一期，1942年10月11日出版。。
遍读姚名达遗稿之后，王咨臣计划撰写三篇文稿：“藉明其学术思想之渊源，探其学术思想成长之演变及察其学术思想之特质，撰《显微先生学术思想之研究》一文以阐发之”；“著先生之先世与环境，察先生之个性与行动，析舜生公之指引，辨梁任公之师传，明浙东诸史学家之影响，明朋辈往来之关系，列国家有关之要政，记壮烈殉难之始末，撰《显微先生年谱》一书以综述之”；“明著述之演变，记著述之年月，述著述之要旨，分著述之类别，载著述之已成与未成，撰《显微先生著述目略》以总记之”。同上注。随后最先发表的是其第三篇《显微先生著述目略》，刊于1942年10月11日出版的《国立中正大学校刊·姚吴二烈士纪念特刊》。四十余年之后，王咨臣计划中旨在探究姚名达学术思想的第一篇文章，以《姚名达史学思想研究》为题，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王咨臣：《姚名达史学思想研究》，《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另一篇发表于《文献》1985年第4期的《爱国学者姚名达生平及其史学思想》，侧重于叙述姚名达的生平。
按照王咨臣的整理与归纳，姚名达的“史学思想是精湛的，著作是宏富的，计划是伟大的”，虽然因死国难而多未成书，但姚名达对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概而言之，包括对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对中国目录学的贡献和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三个方面。在2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姚名达首先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这个课题，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作了专题研究。1933年春季，姚名达任教国立暨南大学，为学生授中国史学史，初步写成了一部简要的讲义。王咨臣认为，姚名达对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著述的宏富与该博，“而尤在于对史学理论见解的卓越与发明”。姚名达对史学理论的贡献，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史理学”一词的创造：名达认为历史一词，创自日本。命名记述人类活动总成绩的书，涵义实有未当。考人类活动的事，与当时有关系及后世有影响的始行记载，称为史事。记载史事，称为史记。被记载的文学与被保留的遗迹，名曰史料。搜集史料加以鉴别考证或著作的，称为史学，但亦可改称为史法。应用史法写成的书称为史书。根据史料史书，或现状以研究史事发展的因果关系，得一原理，可正名曰史理。研究史理基本观念名曰史观。根据史观以解释史事的基本原理，可名为“史理学”。与心理、论理、生理、物理、地理、数理等学科一样，都是探讨真理的科学。王咨臣：《姚名达史学思想研究》，第89页。王咨臣还从姚名达的生平中梳理出其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姚名达史学思想的启蒙与其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引导、指点有着渊源关系，而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导师梁启超的循循善诱之下，姚名达治史意志益坚，其史学思想也得到茁壮成长。
在姚名达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其对章学诚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他步入史学研究的第一步，而其增补胡适所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也是他最早为人所知的一部著作。1996年，钱婉约在梳理20世纪20年代的几种重要的章实斋年谱时，对姚名达的章学诚研究也进行了相应的评论。
钱婉约认为，与内藤湖南、胡适所著章实斋年谱相比，姚名达的贡献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于1927年4月发表了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即《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二是在1928年9、10月间完成了对胡谱的增补工作，即1931年出版的《增补章实斋先生年谱》。”而姚名达1927年发表的章实斋年谱，坚持力求简洁，客观记述，使得姚谱以只相当于胡谱3/4的篇幅，在记述事实方面却比胡谱增加了差不多一倍的内容。姚名达的工作体现了一位对章学诚研究锲而不舍的学者的执著和功力。他对章学诚生平、事迹的考订，尤其是关于实斋学术的师承关系以及实斋著作年代的考定、研究，可谓网罗缜密，取证翔实，很好地增补了内藤谱、胡谱的内容。钱婉约：《〈章氏遗书〉与章实斋年谱》，《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对章学诚的全面研究，也被张爱芳视为姚名达对近代学术的三大贡献之一。张爱芳：《近代学术史上的姚名达》，《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姚名达1928年发表的《章实斋的史学》一文，是其对章学诚思想全面研究的集中体现，反映了近代学术界全方位研究章实斋学术的起点，对于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姚名达对章学诚的全面研究，初具系统性，并因此延伸到对其师朱筠，以及邵念鲁、刘宗周、程颐等浙东史学诸著名学者的探讨，撰著了多部年谱，从而产生了姚名达对中国近代学术的第二个贡献——具有近代学术价值的年谱撰述。张爱芳另著有专文探讨胡、姚的年谱学特点，见《近代年谱撰著的新格局——胡适、姚名达在年谱编撰上的成就》，《文史知识》2000年第11期。受胡适的影响，姚名达撰述的系列年谱，不仅揭示出谱主思想的精华，并且通过反映谱主的活动，搜集、挖掘谱主的社会交往，从而反映出时代思潮。在体例上，姚名达所著年谱也多有创新，如《邵念鲁年谱》特设“谱前”等等。张爱芳总结姚名达在近代学术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其系统的目录学著作，突破了当前目录学的局限，使目录学真正成为做学问的一把钥匙。姚名达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三方面贡献，显示出其“具有开阔的视野”，“突破了传统学术的旧格局，并运用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凡所撰著，具有鲜明的近代特色！”
200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姚名达诞辰一百周年和抗日捐躯六十三周年之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王河撰文以示纪念。在介绍姚名达的史学成就时，王河也还是强调了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系列史家传谱著作的撰述和开展史学理论研究三方面的贡献。王河：《姚名达的治学道路和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四） 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的创办人
在姚名达的诸多身份中，其女子书店、《女子月刊》创办人的身份是最早被人回忆起，却也是很长时间不甚明晰的一个身份。
1979年，凤子回忆起阿英同志于1936年以《女子月刊》为阵地，开展政策宣传工作等事迹，写成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凤子，只知道女子书店的经理是江西人姚铭（名）达，“《女子月刊》创办了多久，原来谁是主编，它的倾向性如何”，她都一无所知。前引凤子：《回忆阿英同志》。
凤子的文章先后引起姚果源、鲍祖宣两人的回应。他们除了补充姚名达殉难的相关信息之外，鲍祖宣的回应文章的重点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补充了《女子月刊》的一些情况——大约创刊于1933年或1934年；先后由黄心勉、陈白冰担任主编，1936年设立编委会，上官公仆、赵清阁、孙昌澍、梁雪清、鲍祖宣与姚名达一起均为编委；刊物的倾向可说是中间偏左。前引鲍祖宣：《〈女子月刊〉的情况》。
1994年，曾经在女子书店工作过的赵清阁，有感于当初同仁强半作古，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的历史事迹又是中国早期妇女文化业绩的珍贵资料，因此记述下了一些当年的事迹。据赵清阁回忆，女子书店创建于1933年早春，创办人姚名达、黄心勉夫妇热情仁义，喜爱青年人，青年人也喜爱他们，他们乐于帮助穷困的青年，特别对女性青年，极尽爱戴、保护。对于女子书店的工作，黄心勉偏重于女性，姚名达则对培育人才很热心。而姚名达对妇女解放事业的支持，让赵清阁记忆尤深：姚名达自任经理，终日奔走于江湾复旦大学、女子书店、编辑部、家庭之间。他执教、看稿，还要料理家务，照管孩子，劳动量的负荷相当沉重，但他表示宁可自己累死，也绝不把妻子拖回家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践妇女解放论者，是一位言行一致，捍卫女权的好男儿。赵清阁：《姚名达与女子书店》，原载1994年12月13日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后收入氏著《长相忆》，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姚名达与女子书店、《女子月刊》的情况，都主要依据当事人（编者与读者）的个人记忆，具体细节叙述不多。进入21世纪后，随着研究者对《女子月刊》原刊内容的了解逐渐全面而深入，相关情况也渐渐明晰起来。
1986年，曾经听过姚名达的课，在姚名达殉难后以笔名“叶金”写过纪念文章的徐柏容，因为从事着期刊编辑的工作，在一篇文章中简单介绍了《女子月刊》的情况。在徐柏容的记忆中，《女子月刊》是姚名达1935年于上海创办的，同时还创办有女子书店，出版了《女子文库》等。因为受时局的影响，最终都偃旗息鼓，所以其影响力不及《妇女杂志》和《妇女生活》。徐柏容：《〈女子月刊〉与姚名达》，载氏著《伊甸园中的禁果》，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
2005年，徐柏容再次撰文，详细介绍了女子书店、《女子月刊》和姚名达的具体情形。徐柏容：《姚名达与女子书店、〈女子月刊〉》，《中国编辑》，2005年第4期。与十多年前的短文相比，徐柏容这次的介绍建立在了翔实的考证基础之上。
首先，徐柏容对旧文进行了修正：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创办时，《妇女杂志》已经停止发行，《妇女生活》尚未创刊，所以《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的出现，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独树一帜的一件事情；其创始人除了姚名达，还有其夫人黄心勉。徐柏容另有专文介绍黄心勉：《黄心勉：三十年代女编辑出版家》，《出版史料》，2005年第3期。两文后均收入氏著：《期刊：长流的江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其次，徐柏容介绍了女子书店的情况。姚、黄创办女子书店的动机，是源于要办一份《女子月刊》，而办月刊之动机则又源于启发妇女民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女子书店的经费主要靠姚名达夫妇的稿费和积蓄，以及其他朋友的支持。书店的宗旨，就是发表女子的作品、供给女子读物。为此，除了出版《女子月刊》，书店还出版《女子文库》。女子书店的一大特色，“是其有别于一般民营书店的商业性质或如商务印书馆那样的文化、商业兼有性质，而可说是纯文化的性质。”
姚名达夫妇创办《女子月刊》是在1933年3月，虽然中间经历了查扣风波、经费危机、黄心勉去世等情况，但一直坚持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停刊。徐柏容介绍了《女子月刊》的版面、主编、刊载内容等一些基本情况后，还专门提到姚名达亲自主编《女子月刊》后带来的变化。虽然挂名《女子月刊》社社长，但直到黄心勉去世后，姚名达才全面接管月刊出版发行的一切大政，而他也在接手后对《女子月刊》进行了全面改革，充实文章内容，强化与制度化编辑工作，规划得相当全面。在创办、经营《女子月刊》的五年期间，虽然常常面临财力、人力不足的困难，但姚名达、黄心勉夫妇始终出之以诚恳之至的心态，充分体现了他们披肝沥胆的坚强与奉献精神。
2008年，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李晓红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这是一部借鉴了知识与文化权力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与女性有关刊物为基本研究资料，来展示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的变迁，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女性发声的过程以及女性话语的形成过程的专著。在作者选取的刊物中，《女子月刊》也是其中之一，并由博士论文中的一小节，扩充为专著中单独一章的篇幅。李晓红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以女性刊物为中心的研究》，于2007年3月提交答辩，指导教师为郑振满教授，文稿参见中国期刊网。正式出版的专著中，关于《女子月刊》的论述，见第五章“女子的‘播音机’——《女子月刊》”，氏著《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第148—196页，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作者对于《女子月刊》的整体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她的创办，始于战争，而她的历史，也终于战争，《女子月刊》短暂的生命历程，是命运多舛的现代中国的生动写照。尽管存在于世的时间不长，但《女子月刊》与女子书店在中国女性发展史上是不应被忽略的。由于作者秉持着“民国时期的中国，主编才是报刊话语权的实际操控者”的理念，所以姚名达也就成为其分析《女子月刊》时的研究重点之一。作者历叙了姚名达从最初的踌躇满志、任劳任怨到后来的怨气满腹、勉为其难，担任社长，自任主编，参与到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的工作中去的大致情况，并对由于“经验的不足、对困难考虑的不充分、强烈的书生气”，“使得姚名达一边辛苦地工作，却又背负责难和不被理解”的状况深表同情。作者认为：姚名达虽然一直想做一个单纯的学者，但是《女子月刊》的发行状况以及黄心勉的辛苦都让他不得不参与到刊物的发行与编辑工作中。
姚名达是一位对国家有着深切的感情、对学术研究有着极大热情的知识分子，……对于女性问题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男性知识分子的热情。由姚名达与《女子月刊》的个案，作者总结出20世纪30年代女性刊物发展的时代特征——女性的声音仍然处于失语的状态。
无论是对于《女子月刊》，还是投身于这项事业的姚名达，都应该将其放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与评价。《女子月刊》从1933年3月8日的创刊号发表《发刊词》，至1937年7月15日的最后一期刊登了主编姚名达的社评《抗日战争序幕的开展和我国应有的策略》、《抗战时期妇女应该做的工作》等文，每月一期，从不间断，共计53期（其中，仅第1卷第8期，因所谓“不满于现社会”，被当局查封未发行）。当时，老牌的《妇女杂志》（商务印书馆印行）已于1932年停刊，而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尚未创刊，《女子月刊》、女子书店的出现，引起妇女界及热心支持妇女运动人士的关心，且深受广大妇女同胞的爱戴。因此，上世纪30年代《女子月刊》被尊为“中国妇女唯一的良师益友”。
而《女子月刊》之于姚名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一心只想在书斋中从事研究的学者，到毅然走向社会、走向战场的抗日战士，姚名达的参与《女子月刊》与“女子书店”工作，正是这一成长历程的转折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姚名达返回江西故乡，竭尽全力，挥笔呐喊，抗战救亡，署名“显微”的“专论”经常刊载于江西《民国日报》和《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2年6月12日，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举行成立大会，当天深夜，显微先生挥笔写下《怎样打击东战场的倭寇》，发表于6月25日的《民国日报》。同一天，战地服务团出发奔赴抗日前线。这篇报刊上的“专论”，吹响了上前线抗击敌人的进军号！这篇抗战檄文，也是姚名达著述生涯最后的论文。而这一壮举，这样的抗战主张，正是导源于1930年代《女子月刊》时期。
执教于国立中正大学时的姚名达，给学生叶金（徐柏容）留下了如此的印象：“不很高而非常结实的个子，常常穿着一套布西装，说话总带着他家乡兴国的口音，脸孔上总是挂着和善的笑，他讲中国通史，非常受同学的欢迎，虽然他的口才不十分好。……此外，也常常能在球场上发现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用着不熟练的姿式在打球。”叶金：《记姚显微教授》。姚名达留存下来的照片，除了年轻时在上海和北京求学时期的影像之外，其余的照片都佩戴着那幅深度的近视眼镜。这副眼镜，是小时候求知心切的姚名达阅读小字版的《纲鉴易知录》看出来的，“乡下地方是配不到眼镜的，所以在小学中学里，因为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便索性偷偷的独自看历史和小说，看的越多，近视越深，驯致对于数学科学，茫然不解，甚至分不清黄绿颜色，可笑极了！”姚名达：《中国史学史讲义·自序》，1934年油印稿。正是因为这段人生的插曲，奠定了姚名达研究史学的兴趣与基础。也就是这么一副近视的眼镜，伴随着姚名达走出家乡兴国，走进清华园、商务印书馆，创办女子书店、《女子月刊》，读书、编书、写书、教书，最终慷慨走向抗日战场的最前线。
二、 姚名达的著述
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姚名达，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重新又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有关姚名达的研究与介绍文章已经有百余篇。但数量的繁荣并不足以掩盖研究的瓶颈。已有的研究，已经让“姚名达”成为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目录学界、史学界，以及文化出版领域不再陌生的名字，但在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尚无法达致层累递进之效。后续研究的最大瓶颈，来自于资料的限制。遍读巴怡南提供的姚名达遗稿后，王咨臣分为目录学、社会科学、语言学、文学、史理和地理学五大门类，统计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信息，罗列了144种著述，其中已经正式刊行的只有15种。王咨臣认为，此种局面的造成，是学者的通病使然：顾学者之通病，为兴趣之广博与计划之伟大，一书未完，而复计划一书，或同时并撰诸书。盖每读一书，其中史料，绝非单纯，如欲采摘无遗，则非同撰诸书不可，既可省时，且免重读之劳。但读书愈多，则兴趣愈博，而欲撰之书亦愈广，遂致未克专一，反无所成矣！梁任公既有覆辙于前，而先生亦复不免，遂致著述多无所成，于日记及著述序跋中，尝作忏悔语以自警惕，且常诫笔者，盖余亦染此通病也。王咨臣：《显微先生著述目略》。王咨臣的解释，也许比较符合1937年回到江西以后的姚名达的情况。在这144种著述中，大多数的写作计划都是在此期间拟定的，仅1938年一年所拟撰的著述目录就有84种。
在此之前，曾经还有过一份关于姚名达著述计划的目录，是刊登在1927年12月31日出版的《国学月报》上的出版预告：著述一览
……
姚名达一种
余姚邵念鲁先生年谱（印刷中）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出版预告
姚名达编著的
史的起原与史学的起原
清代的文字狱
司马迁的史学
刘知几的史学
达人史话
将在本月报第三卷发表
章实斋的史学（另创的）
章实斋先生年谱（另创的）
章实斋著述考（新著的）
章实斋遗著（改编的）
将合印为一书
中国史学论丛
中国史学年记（似年谱年表）
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籍续考（考乾隆嘉庆以后的史籍）
中国史家索引
先秦人名索引
江西许真君的故事
稿件在修补中（附）
朱笥河（筠）年谱
年谱学综论
方志学综论
传记学综论
图表学综论
史学综论
稿件在葺理中《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十二号，1927年12月31日出版，第2—3页。这份著述表，可以说集结了姚名达学术研究初期的主要成果与目标。当时的姚名达，尚处于学术的创业阶段。除了“以沉毅之精神，精密之思想，奋勉之功力”完成章、邵、朱等人的年谱之外，姚名达也逐渐有了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但是，当时的姚名达还是非常谨慎，“一来呢，我的学问还很浅陋，没有成熟：二来呢，想著的书，范围太多了，不是一二年所能脱稿的”姚名达：《达人史话》。。所以在这年暑期编制的同学录中，由其妻黄心勉撰写的个人介绍，一方面赞誉其勤奋好学：……始发愤专治史学，读中外学史书，孜孜二载，若无所得，而致思所及，札记随之，秘不以示人。自史学、妇女史、史籍考以至方志学、年谱学，靡不研绎，积稿盈箧，然仓卒未易成书也。其已成书若邵念鲁、章实斋、朱笥河诸年谱，皆余力之表现，颇欲组织伟大坚固之史学会以集中同志致力于史学之发展，其意殆不可折。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黄心勉撰写之姚名达介绍文，原文影印件参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第50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但也对其积而不发多少有些焦虑，“诚于为学，学岂必有所成，成岂必有所用”，“且吾夫拙于才辨，余甚虑其不足以应变理乱”。
不过，黄心勉对姚名达还是充满信心的，“吾夫诚心所届，努力从之，倘终无所成耶？”姚名达也按照拟定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勤勤恳恳，专心研究历史，不管一切的闲事”。1927年预告的这份著述目录，由于《国学月报》的停刊而大多未能刊出。但1933年创刊的《女子月报》上，刊登了一整版的图书广告——“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姚名达先生四大名著”，推荐其已经编著出版的“《邵念鲁年谱》、《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补订章实斋年谱》和《目录学》”四种图书，另外还有“《程颐年谱》、《刘宗周年谱》、《宋濂年谱》、《朱筠年谱》、《清代文字之狱》、《中国史学史》”几种尚在印刷中的图书，其中不少正是六年前预告目录中的著述。只是在此之后，随着时局的变动，“大难以还，余之习性大变，昔也好静而今也好动，昔也专治一事，短期中必有小成，今也同时兼办多事，结果乃顾此失彼，一无所成”姚名达：《刘宗周年谱·跋》。，姚名达的著述计划因此不得不延宕多时，甚至无果而终。
兴趣的广博，治学的严谨，加之时局的动荡，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造成姚名达诸多遗稿“拟撰未成”的命运。即便如此，除了正式出版的著述之外，姚名达也还有一些论述零星散落在当时的一些报刊之中。一些珍贵的稿本也得以保留至今。根据历经劫难保存下来的几部遗稿，以及依托日益发达的数据化与信息检索技术，本文存的编者搜集到了一些以往未曾被研究者寓目的姚名达著述。为便于系统地了解姚名达学术与思想的成长与发展历程，本文存采取了依年系月的编排形式。如果从主题方面进行归类的话，本文存的辑录工作，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体现出其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
（一） 中国史学史研究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史学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广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率先公开提出“史学史”这一名称，并倡议开展研究。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可是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专史），也没有人打算做”。就在讲义中的这句话之后，整理者姚名达随即加了一条注：“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而今二年，积稿颇丰，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19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国学小丛书本。但是直到不幸殉难，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也仍然没有正式初版。杨翼骧对此颇感惋惜与遗憾：梁氏的弟子姚名达先生在乃师的启发下，曾立志撰写中国史学史。……他潜心研究史学，……他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先后发表了多部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惟独这部最重要的中国史学史未及完成而英年早逝，至为可惜！杨翼骧：《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第21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白寿彝听说姚名达已有定稿，曾经多方打听，未知下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咨臣整理姚名达遗稿，其中有一部垂成的油印本，是其在上海复旦大学授课时所用的讲义，即本文存所辑录之《中国史学史讲义》。
1. 研究历程
上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姚名达的夹注，是他于1927年8月时写下的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表达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想法与计划。这一想法与计划，又是由他对史学研究的兴趣发展而来的。
据姚名达自己叙述，他对于历史的兴趣，源于小时候的家庭熏陶：我……祖父是一个农夫，父亲是一个秀才，真所谓半耕半读人家，从小就半耕半读，一直到中学时代，才脱离农村生活。因为家里有几千本古书，所以就对于历史特别发生兴趣。姚名达：《我为的是什么》，载《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4年5月。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0岁那年的“《纲鉴易知录》事件”：记得十岁的时候，父亲买了一部《纲鉴易知录》给我，从邮局递到之后，父亲说它是新排的版子，字体太小了，会看坏眼睛，主张卖掉另买一部木刻大字的版子。我因为刚刚看得津津有味，不忍割爱，竟在父亲书桌柔布上用粉笔涂了七个大字，说什么“若卖《纲鉴》，儿辞矣！”这个辞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固然弄不明白，到现在想来，也还是莫明其妙！父亲当时大发脾气问我是辞了这部书不要呢？还是辞了父母到别的地方去？我当然答不出来。可是父亲尽管发怒，他心里是暗自欢喜的，所以这部小字的《纲鉴易知录》竟然不曾卖掉，成为了我的小朋友！这部版本未佳的通俗史学教科书，给姚名达留下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令他的眼睛因此患了近视；其二则是培养了他对于历史的兴趣。
少年时的阅读，只能说是为其史学研究的兴趣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1924年，其父亲竭尽全力，变卖田产，送姚名达到上海，秋季入上海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这时的姚名达，才得以“专心向历史一方面用功”。1925年3月29日，遵照父亲的指示，姚名达购买了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读完此书之后，又恰好听何炳松讲《文史通义》。同年9月，姚名达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师从梁启超，“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于是选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作为研究专题。凡此种种机缘，使得姚名达对于史学，由纯粹的兴趣发展而为学术的研究。
在清华园的第一学年，姚名达勤读《章氏遗书》，“自信性情相近，功力易施，日夜寻绎”，撰成《章实斋之史学》一书。期间为推求章氏之学，又做了一部《邵念鲁年谱》。1926年6月21日，姚名达以这两部著述，获得“乙五”的成绩，完成了第一学年的学习。同时，姚名达也获准留校继续研究，选定的题目仍然是《章实斋之史学》，研究偏重的方向是“历史研究法”。《研究院纪事》，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1927年6月，第298、299页。这一学年，姚名达的主要工作是整理《章实斋遗书》，另写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在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规划也逐渐成形。据姚名达的堂侄姚振海抄录的一段日记可知，最早在1927年的1月，姚名达就已经在思考如何写作《中国史学史》：1月5日——看正史编年史时，用章实斋史篇别录之法，作人名索引，则可同时得读书、著书之益。今年最要紧的事，似为《战国策》的整理，因超师（梁启超）喜人专究一书，而此书又最难读，吾意先做好先秦人名索引，则史料齐备，足供驱使，以理《战国策》当无遗憾。而《战国策》之整理又为整理《史记》之先锋，故此事釐然成一系统：人名索引—战国策—史记。
此事之副产品，又为附庸之蔚，为大体第一步之研究，可名为个人传说的演变，先做孔子，次做尧、舜、禹，其余先后俟另定之。第二步之研究，即为上古史全部之真相，可与《史记》同时寻绎，皆非本学年之事，此一条大路也。
尚有一路，即《史籍考》与《史学史》之工作，人皆虑此事范围太大，才力或有不及。吾意今年必将本校图书馆之清儒著书涉猎一遍，随时抄摘，随感批评，若能在暑假前做成《清儒史籍考》、《清代史学史》，则愜怀矣。其清代以上以俟下学年可也。
尚有一小路，自作抄胥校缮思复堂文集，以极短时间做成邵念鲁与章实斋一文，删著邵氏年谱以备刊印。做人名索引时须制一年表，十年一格，书籍出世于该十年者，置纳其中俟一一位置，后人名索引之书名便依其次序排列。先位置生卒可考之人名于一定年代，以律记此人之书言他人事是真是伪。视该书人名、人事最后在何年？考其成书之年代。汉书钟鼎出土之事宜汇抄。司马迁以前书籍，依流通显隐之状况，宜从史记、汉书观察其真相，方知史记所凭藉。现代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之业似亦可为。
1月6日——史学丛书似乎可以编辑，即以《章实斋遗著》为一集，《邵思复集》为第二，《史通》为笫三集。
1月10日——《史学史》须作一年表，系录史家著书年代、生卒年代、活动事迹，即可分三格，下更附以时事之有关者，上详记中西年代，且或须注出处（须先备长编，随时札记）。作史记人名索引时，一切人名皆须编系；作《汉书人名索引》时，则以先秦人为限，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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