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卷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沈善增

出版社：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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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卷三）试读：

作者简介

沈善增（1950—）浙江鄞县人。专业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第六、七届小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品有《正常人》等。

作品简介

七

开门出来，对面站着个陌生的小伙子，这并不使我奇怪，奇怪的是他伸出手来说：“你好，我是匡吉。”看他的神气，好像是我写信约他来的，并且他还见过我。我连忙说：“你好，请进。”我的脑子超负荷运转，是不是哪个朋友曾有信介绍一个姓“匡”或“况”或“邝”的人来？记不起。这是件很糟糕的事。那小伙子已经站停了脚近乎喊叫地说：“哎呀，你就这么一间，房子不大嘛。”说完，他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想，坏了，看这架势，岂但是哪个朋友介绍来，而且那个朋友跟我一定是知交，跟他的关系又非同一般。我说：“马马虎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他说：“那你怎么写作呢？工作室也没有。”我说：“我现在请创作假，白天儿子送托儿所，家里就我一个人。”“晚上呢？”他说，“你主要在白天写吗？”我说：“我还是习惯晚上写。”“那怎么办呢？”“九点钟以后，等儿子睡下了。”“写到几点？”“

十

他哈哈笑了起来。笑得很夸张，杯里的水泼出一点溅在他的手指上。他放下杯子，揉着手指说：“没有谁介绍，我自己找来的。你不认识我，我们是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我有点恼火，当然我不将它在脸上显露出来。世界小，文化圈更小，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我是吃过不少暗苦头的。

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

他说：“这很容易，打电话到你单位里去一问就知道了。你的单位在你发表的小说屁股后的作者小传里有。”

我拖过藤椅在他对面坐下，这样可以使气氛和谐些。并且他坐着，我站着，我不像审问他就像侍候他。

我说：“这我不相信。我们机关是不会在电话里随便把地址告诉人的。”“你不相信？”他说，“我就是这样问来的，真的。其实这很容易，只要耍点小花招。我打电话去，说你请创作假在家。我说，我是他的老同学，请问他是不是还在原来地方住？这样，就把地址告诉我了，还告诉我怎么个找法。”

他太得意了。我有点喜欢他了。我说，“那要是我没搬家呢？你怎么知道我搬家了呢？”“如果你没搬，我就说，我好多年没跟他联系了，我从外地来，麻烦你把地址再告诉我一遍。一般人都说打电话找人，对方接电话的都很凶。其实，只要你自己嘴甜一点，说一些‘请’，‘麻烦’，‘谢谢’，‘对不起’等等礼貌用语，对方多数会热心地回答你的，除非他跟你要找的人是冤家对头或者他出门前刚跟老婆吵过架。”“你可以用这个例子去演讲，宣传‘五讲四美’……”“还有，男的打电话女的接，女的打电话男的接，成功率更会提高。”

我不由得笑了：“你倒是事先计划得很周密，先弄个是不是搬家的帽子……”“不信你试试，很灵的。不过，也不完全是帽子。我估计你搬家了。你要是没搬出那个石库门，你敢对它作这样的描写吗？”

我愣了一下。“为什么我不敢呢？”“你是个正常人嘛。”

我跟他一起笑了。这小伙子很有一套，他已经消解了我的反感。但是他显得太主动了，我不能让他一直这么牵着鼻子跑。看起来我要比他至少年长七、

八

他一点也没表现出失望什么的，这又使我大为失望。他说：“凭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今天我来对了。我钦佩你的坦率。我今天不怕声明自己不懂诗的，就怕自以为懂诗的。你只要看看作品就知道了你是一定能够理解我的。”“为什么呢？”我说，“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你让我感到新奇。新奇就是不理解。我还从来没跟像你这样的人打过交道，不是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是像你这样的……方式。你凭什么说我能够理解你，能够欣赏你的诗呢？”“凭你的作品。”“我的小说？我觉得我的小说并没有什么诗意，我这个人并不是个诗情洋溢的人……”“那什么叫诗呢？你认为，什么叫诗意呢？”他咄咄逼人地看着我，第一次露出焦躁来，“诗一定是花前月下，感时伤怀吗？一定要忸忸怩怩，浅斟低唱才是诗意吗？当然，你可以说，诗还有‘大江东去’，还有‘金戈铁马’，但是，诗一定要摆开一副‘啊啊啊’的抒情的架势吗？诗的功能要是那么有限，诗的天地要是那么狭小，唐诗以后为什么还要有诗呢？我认为，诗意就是美，高浓度的美就是诗。人对美的认识、追求是无穷的，所以诗也是无穷的。你不该说这样的话。要不是我看过你的作品，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走了。我辛辛苦苦地找来，是来找一个知音、一个老师的，你不能这样使我失望。”

我愕然。他像是从哪出表现现代生活的话剧中走出来的。他像在模仿哪个人，这个人我总觉得应该是外国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和我以前一直认为在中国土地上只以艺术虚构而存在的当代青年对话。我想起了葛朗台老头，在这样的时刻他该装结巴了。我又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一个情节，血气方刚而又非常孤独的克利斯朵夫去找老态龙钟的大音乐家哈斯莱。他是不是克利斯朵夫我吃不准，找总感到自己有扮演哈斯莱的危险。“你为什么挑上我呢？”我有些绝望地说，“你说我作品中的诗意在哪里呢？”

他看着我。我看出他也有点吃不准我。也许在他看来，我谦虚得不像个作家了。他怕我在耍弄他。发觉这一点，我稍有点高兴。他说：“我追求诗的质朴和幽默感。讲究质朴的诗还有，讲究幽默的诗几乎没有。幽默历来被认为是跟诗无缘的。二十四诗品里就没有‘幽默’这一品，当然那时没有‘幽默’这个词，但可以用‘诙谐’嘛。打油诗在诗里是下品，讽刺诗也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我认为幽默诗跟打油诗、讽刺诗是两回事。现在新潮诗已经走过头了，新生代，新新生代，新新新生代，鬼知道写的什么，只有自己懂，甚至连自己也不懂。我要另辟蹊径。我要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我要开拓诗的新的审美领域——幽默诗。在诗坛上我是孤军奋战，我要在其它方面寻找同盟军。我从你的小说里发现有与我相类似的品性，我希望得到你的援助。”

我看看手中的油印小册子。《晃晃悠悠集》，“踽踽”，似乎有点幽默感，但我还是信心不足。他的话太激昂，像一架缺少润滑油而“空空”运转的老爷机床。这样一本正经地发表幽默宣言，本身倒构成一个幽默。而且，看他那劲头，如果被缠上了，也许很难摆脱。“你先翻开来看两首嘛，”他说，“这是诗的新品种。它对传统的诗的审美方式提出了挑战。你不要从诗的角度看，你就从幽默的角度看。你看看这是不是诗化的幽默，高浓度的幽默？”

第一首，《初吻》：“每人都有特洛伊／我和你／电击来自上帝／我们将双唇奉为圣殿／从我们学会念“主义”／就盼着这一刻／上帝战栗地揉进心灵里／我主宰自己／精神的闪电轰击肉体／宇宙哑了／唯有你大理石般的呼吸。”“为什么是‘大理石般’呢？”我问。“这就是幽默效果。”他凑拢来，嘴里有股洋葱味，“你想大理石，底色是白的，也有黑的，多数是白的，反正看上去很纯洁，很庄重，还有点冷冰冰的。但它的花纹，像云，像山，像浪潮，像飞禽走兽，都是动态的，热烈的。动寓于静，热寓于冷，我用‘大理石’来把它具象化。而石头往往形容一个人感情冰冷，反应迟顿，这就构成了一种反讽。”

我又看一首，《十二月的街景》：“每个车门前都在比赛迪斯科／公园里到处为老头老太办训练班／谁都说没钱／恨死了茶叶蛋摊／彩电票黑市五百元／母亲秤一只香蕉剥给孩子／孩子昂起小脑袋／宾馆，妈妈真好看／少男少女挤进咖啡店／小老板说／快结冰了，别把杯底搅穿／没关系，反正心里暖／会算计的开始留意／清仓处理蚊香汗衫／冬天过去是春天／夏天不会远／特大新闻2000年／水淹上海／早着呢，到时候／拿个塑料盆当船／做船，做船／儿子把报纸撕了，折成／一个大兵舰／天总不肯冷／新买的狗皮大衣没法穿。”“这首诗比较典型地显示了我的风格追求，”这回他不等我问就解释说，“用最明白的口语，最普通的场景，通过蒙太奇的组接，来表现一种深层的幽默。像最后一句，‘天总不肯冷’，这是因为人类破坏了自然环境，使大气层变暖的结果。它的严重后果就是冰山溶解，像上海、东京、鹿特丹这样的沿海大城市到二000年都会被淹没。要是地球上所有的冰山都消融，海水就会吞没全部陆地，又会进入神话传说中的大洪水时代，又要诺亚方舟。二000年并不遥远，但人们却不感到忧虑，他们担心的是狗皮大衣没法穿。我用幽默的笔调来揭示人类对自己的困境漠然无知，并且还在一步步更深地陷入困境。”

我觉得他似乎太有点小觑我了。我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不能说已经能懂你的诗了，但我感到它并不太好。”“为什么？”“你是不是听说过这样一首民歌，现代的：队长一条裤，只花二毛五，后面是‘日本’，前面是‘尿素’。”

他张大嘴倒吸了一口气，右手的大拇指在下唇上拨了几下，他的表情总像演戏似地有些夸张。“没听说过，有这么首民歌，我没听见过。”“我觉得你追求的诗意它里面都有，但它比你的诗强烈、明快得多。”“好吧，”他摊开手说，“你把诗集还给我吧。我回去再琢磨一下，我不信比不过它。”“还有，”我说，“我国古代诗歌里幽默感强的不多，我记得有首古乐府《陌上桑》，好像有点幽默感。但是，在对联里，有许多很富于幽默感，也不流于粗鄙。譬如像戏台的对联：‘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场便见；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凡事莫争高，做戏何如看戏好；为人须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还有解放战争时期四川乡下土地庙前的对联：‘夫人莫抹摩登红，免得特务打主意；老爷休夸胡子长，谨防保甲抓壮丁。’你既然有志于在这方面探索，是不是可以到那里边去寻寻根？”“有道理，有道理！”他站起来说，“我知道我这一次不会白来。你到底是懂门道的。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你肯不肯跟一个还没有发表过诗的诗人交朋友？”“哪里，哪里，我很高兴跟你交个朋友。”我说的是真话。我对他的诗的评价也许不太公正，因为归根结底我并不懂诗。他虽然有些夸夸其谈，但他追求还是认真的，不是哗众取宠之辈。也许，他是为了怕我瞧不起他，才搭足了架子。也许，他们这一代的青年就是这样，敢把我们这一代郁结在肚子里的话端出来。反正，我喜欢上他了，因为到底还是我把他降服了。

他走后，我的心情总不能平静。我忽然发现，十年二十年之前，绝对不会有人认为我有幽默感。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子的？骨子里我到底变了没有？还是我的幽默感跟匡吉的幽默诗一样，只是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

毫无幽默感的我站在我的眼前，种种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似的。真是，十年廿年一眨眼，人人回首是神仙。我以后写不出小说了，也写幽默诗去。八

当洪流从他的箱子里取出一百支光的大灯泡，并且庄严地宣布“我要读书”时，我有拨开乌云见青天的欣喜感。洪流迷途知返了。或者是我对他误解了，他还是原来的他。

表面上看不出有将发生什么事的迹象。洪流的决定立刻得到全体的赞同。为此床铺进行了重新的组合调整。我换到上铺去，洪流也睡上铺，我们的床拼接在一起。那只灯泡用绳子牵过来，悬挂在结合部的上方。在他的左上方，我的右上方，我们头顶着头睡。从我们的头颅（平躺着）到那灯泡的距离不足两尺。要不是隔层纱帐，这样的强光眼睛一定受不了。用绳子把灯拉过来的建议是“老精”提的。“老精”对床的重新安排非常起劲。后来，在他的推动下，床又调动过几回，他能在这样的变化中找到创造的乐趣。他提了不少很好的建议，但他提建议时有些快乐过分，说：“啊呀，这还不容易吗？”“让开让开，看我来！”这便招来了洪流明显的不快。我觉得洪流也有些过分，但又觉得对“老精”恐怕只有以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才能驾驭。反正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能这样百无禁忌地随意表露自己心情的资格也是洪流自己争得的，他要争得这资格也不容易。蒯虎、“霍乱”在这样的阵势面前，也变得只有唯唯诺诺的份。我想起当初蒯虎闯进来把铺盖一摔的情景，不禁有扬眉吐气之感，我看“老精”、“阿跷”也一样。寝室里又洋溢着过节似的气氛，这本来随着三个火枪手的离开已经渐渐冷却下来。唯有王灵反应不热烈。他始终阴着脸，但也不袖手旁观。由于他平日也是少言寡欢，因此也没引起注意。

直到换灯泡后的第三天晚上，隐伏的危机才突然爆发出来。那是深夜

十一

洪流从上铺爬下去。我以为他出门去撤尿，却听见启锁开箱盖，索落索落地一阵响。他又爬上床来。我的床也连带晃了起来，灯光一亮一暗，像戏台上的暴风雨来临。我从被窝里探出头去。这之前，我蒙着被子努力睡了一个钟点，睡得枕头发烫后脑勺冰凉，神志却越来越清醒。洪流穿平脚裤跪在床沿上，手拿一张八开的白纸，一只木夹子，正在给灯泡加个罩。他重心外倾，大腿肌肉不知是冷还是过于用力，像拖拉机懒引擎一样突突地抖动，床的低频振荡即由此而来。我忙伸手在他腰间搭了一把。他怕痒似地扭了一下，抖动随之沉稳下来。罩子终于完工，喇叭口朝上，把灯光全部揽了过来，照出他太阳穴里爬起的几条青筋。他钻进帐子里，牙齿格楞楞地对我说：“吵醒你了吗？你没睡着？这样你睡得着吗？”我说：“没关系。”王灵在下面说：“‘阿花，’你自己也可以早点睡了。你明天也要出工的，早上起来急吼吼……”洪流说：“你不要说了。现在光照不到你了，你快睡吧。”王灵果然不说了。这晚洪流不知几点关的灯。次日他起得比任何日子都早，眼角膜红红的，像兔子。那些日子他为了博得郑国梅好感坚持不戴眼镜，因此红得也比较明显。上午干活时，我找了个机会想劝劝他。刚提到王灵，他就说：“这个人呀，独苗，被家里宠坏了。他什么也不懂，以为到外面还跟在家里一样，都要听他的。不过他人本质很好，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我立时无话可说。之后一整天我都在费神苦恼；王灵哪里得罪了我？洪流都已替他向我打招呼了，我怎么还莫知莫觉？这是怎么搞的？

那个灯泡，那个灯泡……

又隔了两天，我们去挑支渠。挑支渠是农场里的轻活，但对刚来乍到的我们则不然，八

九

我一下子感到和洪流亲近了许多，可以说自从决定投奔他以来还没有这样地亲近过。我本来以为永远无法参透洪流之成为强者的秘密，跟他两年不见，再见面他已经是个强者。他一直以强者的方式行事，这方式我作为弱者只能望洋兴叹。原来强者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他还是无时无刻要应付挑战。我们还是难兄难弟。他的本领在善于变弱为强，这本领正是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

那只簸箕，那只簸箕……九

我回上海休假，看见母亲新买了一只搪瓷碗，钵形，蓝灰色，一次可以盛二、三斤饭。这碗是母亲从日用品调剂商店买来的处理品。我问：“是碗吗？会不会是痰盂？”母亲说：“当然是碗，买的人很多的。”我就向母亲讨了来。食堂里本砌有几只吃饭用的水泥长桌，但我们都喜欢买了饭菜端回寝室里去，后来老职工也跟着学样，那些长桌子给炊事班利用来拣菜斩菜，或让女的在上面刷被单。把碗端着跑五六十米回宿舍去，当然是少拿一只碗比多拿一只为好，况且碗大了，掌勺打菜的也许会凭感觉多给一点菜或汤。谁知我把那碗取出一亮相，立刻遭到周围的人无一例外的猛烈攻击和嘲笑。关键还在形状，大家一致公认它是痰孟。尤其是洪流的反对最使我伤心。我横下了一条心，说，就算有这种形状的痰盂，但我从新的时候就把它当碗用，为什么不可以呢？洪流说，那你敢把一只腰鼓形的新痰盂当碗用吗？我说，问题就在腰鼓形的只有痰盂，而钵形的有痰盂也有碗——当痰孟的都是白的，我这一只是蓝的。洪流说，人家一眼看见就觉得是痰盂，你总不见得一个一个跟人去解释。我说，用什么碗吃饭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跟别人去解释。洪流说，那好，你要硬撑，你就试试吧。他摇摇脑袋走开去，摆出一副“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的架势。我心里酸溜溜的，认为他是十足的假洋鬼子。凭什么允许你端簸箕而不允许我用这个碗？你反对也好，我正可以让大家看看我是个有独立主见的人，我谁也不买帐！我把原来的碗都收了起来，只用这一只。到食堂去买饭，所有的窃窃私语，我都置若罔闻。有人大胆地问上来，我板着脸不予回答。我发现我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不少人开始注意到我。舆论其实并不太可怕，没有人要来认真地干涉我用碗自由。我原准备可能会有人因此来向我挑衅，譬如蒯虎，我是作好了为坚持真理而作出牺牲的准备的，结果倒没有。我感到庆幸，同时也感到寂寞。别人其实没像我那样把这事看得多么了不起，我的惊世骇俗之举仍没有叫芸芸众生对我刮目相看。

我什么时候才能被人觉得是个强者呢？

机会不期而至。

那是个悠闲的下午，我们在棉花田里间苗锄草。这是农场里最轻松最有趣的一种活。每人一张小凳子，一把小锲，正是吹牛聊天的大好时机。在这样的时刻，常常能使我们想起在轰鸣的机器旁从事重复呆板劳动的工人，感到我们也有些优越性。那天我跟洪流有些小龃龋，反正不是大事，因此我就在脸上将它十足地流露出来。这些日子下来，我已学会掌握分寸。我常会为一点小事呕气，但大事却能够容忍和装糊涂。我一个人闷着头落在后面，小锲在泥地上七砍八砍。洪流回头问了我几声，我表示没什么，他就随大流嘻嘻哈哈地往前挪去了。我作着怏怏不乐状，其实心里倒一片恬静。思想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像地上飘过的云影。在农场里，视野开阔，可以看见一大片云影很快地从田野里推移过去，这样壮观的气象在上海狭窄的街道上就无法看到。我很满意，为自己能克制住说话的欲望，能耐一个下午的寂寞。我是从洪流身上研究出这种品质的可贵的。他可以像下雷阵雨似地穷讲一通，又可以结冰似地长时间地一言不发。这点现在我也办到了，并不太难。天渐渐地暗下来，我甚至没有感到，我被融化在一片广袤和谐中。前面的人收工往回走了，杂乱的裤腿在我眼前掠过。我埋头锄着咫尺间的最后几棵草（再前面的已被人拦接了去），突然听到一个叫过小英的女生说：“‘小四眼’做得又慢又不灵！”我心尖上一抽搐，浑身立时发起抖来。

我说浑身发抖一点也没夸张，周围的男生立刻看出我的这种反应，尽管是在暮色中，又在赶回去吃饭的时刻。于是，归途与整个晚上，我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对这件事的评论。“老精”说得最高兴：“这下你算数了。给女的讲，讲这种话，太气人了，台型一点点也没了。”洪流也跟着起哄：“给女人这么讲是要倒霉的，这跟给女的掴耳光差不多。”事态严重到连沪东中学几个高中生也加入了进来。我们小队里的知青，沪东中学的五个男高中生是一帮，望庐中学的五个男初中生与三个女初中生是另一帮，其余的都是散兵游勇。“沪东帮”与“望庐帮”当时的关系是外松内紧，有点像四一年开战前的德国与苏联。过小英是“望庐帮”的三女性之一，我不是望庐中学的，但当然也算“望庐帮”成员。对于纯属内政的纠纷，“沪东帮”一般是不予加入的。这回，连他们也幸灾乐祸，这又说明了什么？我恨！我恨的其实已经不是过小英，而是“老精”之流（包括洪流，但我对他与“老精”还有所区别）。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自己一派里的兄弟，说起来动不动两肋插刀的朋友，不能尊重我，不能在平时自觉地维护我这个朋友的威信，出了事跟着起哄，这算什么朋友？

翌日清晨，小队“天天读”结束，一屋子的人正要起身，我抢在大家之前轰地窜起，指着坐在芦扉门边的过小英大喝一声：“过小英，你留下来！”这句台词我在脑子里操练了一宵，想不到还是抖得比隔天傍晚更厉害。我看见过小英的脸顿然红透，两只本来就大的眼睛更是惊恐地瞪圆像铜铃，侧着身子扶着门站起来，嘴里说：“做啥？做啥？”我坐在屋子的尽里边，隔开她有三、四米远，我的手掌根本够不到她的脸颊，我也没有打她的计划，但事后洪流咬定说我要扑上去打她而被他拦住了。我确实看见他、“老精”与“沪东帮”的那几个真正神色紧张地站起来，像屏风一样拦在我与她之间。我看见“歪嘴”疑惑地翕动着嘴唇，脸上那种含着嘲讽的精明相荡然无存。我听见我在说：“你下次正经点！”我听见过小英感情丰富地叫着：“‘小四眼’，‘小四眼’！”被人簇拥着退出屋去。“沪东帮”的核心，总是斜眼看人的“白脸”，这回正视着我一本正经地叫我名字而不叫“小四眼”，说：“你怎么当真了？我们是跟你开开玩笑的，你怎么当真了？”洪流像哄孩子似地夸张地笑着：“你怎么搞的，怎么钻到牛角尖里去了？”他又对“白脸”说，“不要紧，不要紧，没事，没事。”我板着脸，心里却很有些快感。我想起小时候跟弟弟争夺一只乒乓球，我宁可把它从窗口扔出去。为此我屁股上挨了几下，抹着泪听阿娘说：“犟！死犟！”

当晚，“望庐帮”的三个女生在崇明老职工顾阿香家里摆臊蜞宴。臊蜞跟螃蜞相似，身体更厚，有一股膻味。据说崇明人除了三年自然灾害，从来不吃，上海来的社会青年首开吃臊蜞之风，唯多加些姜而已。洪流拉我去赴宴。我不肯去，洪流好歹劝我，叫我给人个下台阶。一进门，只见过小英端坐在灶膛前烧火，映得脸红喷喷的如琥珀，偶尔用眼角瞅我一下。郑国梅做主招待，张罗着分碗筷。一脸盆臊蜞端上桌来，过小英还坐在灶膛前。我忍不住悄声对洪流说：“你去叫她。”洪流大声说：“你自己叫。”大家笑起来。郑国梅说：“过小英只是开开玩笑，你不要听别人瞎说。”“老精”说：“‘小四眼’是大丈夫主义，老夫子，所以我们跟他寻寻开心。”洪流又说臊蜞，说第一个吃蟹的是英雄，第一个吃臊蜞的是馋痨虫。过小英很斯文地过来，坐在角落里，似笑非笑，全不似平日泼辣爽利的样子。一脸盆臊蜞很快变成了桌上的一堆壳与嘴里的几个泡。

我与洪流、“老精”先回宿舍去，三个女生留在那里打扫战场。月儿正圆，银光泻地。我第一次发现月亮光这么强，人在月亮底下走竟然也有黑黑的影子。后来我在一首题为《明月》的诗里写到：“自小我在闹市里长成，／夜暮将临，满目便是璀璨的电灯。／直等到打起背包下农村，／才结识了你那皎洁的光明……”这是我在农场里写的最像诗的一首诗，因此未获发表。这一节是诗里唯一的流露真情的一节。我清楚地记得是那天晚上的月亮给了我灵感与冲动，因为我当时对洪流说：“到今天我才明白月亮为什么要叫月亮……”话未说完，我已经一滑跌坐在地。灌渠脚下有一摊水，我光顾赏月没留意。洪流与“老精”有隔宿之教训，没敢充分发挥地笑。我觉得鼻根一酸，眼睫上挂起了十七八个月亮。幸好这一切在夜幕的遮盖下，月亮再亮毕竟比不上太阳。十

那天我上匡吉家去，匡吉不在，他的妻子磊磊一见我就说：“你说他戆不戆，昨天跟人好好地讨论问题，一个不对劲，就叫人家滚出去。”我说：“那人是谁？”她说：“是一个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外语学院的研究生，第一次上我们家来。他们开始在一起讨论一个英国哲学家，不知怎么就吵起来了。这样怎么行呢？等会你好好劝劝他。”

不多一会儿匡吉回来了。还没等我考虑好怎么跟他提及那回事，他先跟我说：“你听磊磊说了吗？昨天我把一个小子从家里赶了出去，后来磊磊把我穷骂了一通。我这个人，冲动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

我说：“你的幽默感呢？”“别提他妈的幽默感了，”他说，“我发现自己本质上没什么幽默感。磊磊也跟我说了，叫我别写那些破幽默诗了。幽默诗肯定是条路子，我到今天还坚信这一点，但我不行。我把专利无偿地让给你了，你接受不接受？”

我说：“我还没考虑过这问题，你要让我想一想。”“你骨子里不相信我的艺术探索，”他说．“你好好考虑考虑，我相信你会转变立场的。”

他笑了笑。但匡吉总的说来情绪不高。他情绪不高就说普通话，或者谈论严肃的话题就说普通话。他的普通话是那种高干子弟式或大学生式的普通话，很流利，很自信，并不讲究字正腔圆，甚至有意追求那种似乎乡音难改的韵味。他父亲是个离休的局级干部。“昨天，”他说，“那个人姓郝，他是研究维特根斯坦的……”“是那个介绍来的朋友不好，”磊磊插进来说，“先说那人怎么怎么厉害，要斩的，弄得匡吉很紧张……”“我倒并没要去斩他，”匡吉说，“维特根斯坦我一窍不通，我倒是存心想听他说说。”“维特根斯坦是什么人？”我说。“你也不知道维特根斯坦？”匡吉显得有点高兴起来，“毛姆的《刀锋》你看过吗？据说里面的主人公就是以他为模特儿。绝对是个怪才。”

磊磊说：“搞创作的人又不一定要知道什么维特根斯坦，搞了满肚子的哲学，东西反倒写不出来了。”

我理解磊磊的话有一半是为了不使我太难堪，就表态说：“知道多一点还是好的，只要能钻进去跳出来。我也很想多看点哲学、美学书，就是书太多来不及看。”

匡吉说：“其实不知道维特根斯坦真没什么。”他说这话显然不是客气了，“我刚到一个朋友家里去过，我把我们昨天的争论跟他说了。他啃过很多书，他说昨天晚上其实我的观点是维特根斯坦的，那个姓郝的说的恰恰不是维特根斯坦。他一上来就摆学院派的架势先跟我说这个流派、那个流派，接着又对概念作这样的界定、那样的界定，对概念的界定再界定，搞得我稀里糊涂，晕头转向。我说，你能不能用一两句简明扼要的话，说说你的维特根斯坦到底对人类文化作出了些什么新的贡献，他比前人高明在哪一点上。他支支吾吾地又开始跟我绕圈子，绕了半天，什么感性、理性、悟性，什么只有到达理性境界后才能进入悟性境界，什么我这样还停留在感性，连理性境界还不到。我被他说得火了。我说人类制造的文化垃圾已经够多了。人类一天到晚在不停地说、说、说，他们的行动能力已经越来越萎缩了。现在世界上每天都有多少吨书、刊物、杂志在印出来，总有一天这些印刷品在地球上要无处存放，人类不得不为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文化垃圾让出生存空间。哲学家就是要把本来明明白白的事情弄得玄而又玄，给他们自己混口饭吃。你看哪些哲学家解决了人类生存的实际问题？我看了维特根斯坦的书我就不怕死了吗？哲学家充其量是个卖‘生发灵’的秃头推销员，你那个维特根斯坦最多不过戴一顶式样时髦的假发套罢了……”“匡吉发起火来这张嘴特别刻薄！”磊磊说。

匡吉喜形于色地说：“我是顶刻薄的。那小子也被我激怒了。他说我没有追求真理之心，是学术上的无赖，根本没有哲学细胞。维特根斯坦对我就像贝多芬的交响乐对一个聋子。”

磊磊说：“他们两个谁也不让谁，面红耳赤像斗鸡一样。后来匡吉说咱们出去练练……”

匡吉说：“我没说‘练练’。我也忘了我说什么了，他听成是‘练练’，站起来说，好，练就练！是他先站起来。我也站起来跟着他出去。我们俩走到门口，我一想不对，我们是智力的较量，如果打一架，不就降低到体力较量的层次了……”“你还头脑挺清醒呢！”磊磊在他太阳穴里点了一下。“别闹，”他对磊磊说，又对我接着说，“我当时就对他说：‘你给我滚出去！’”“你看匡吉这个人，”磊磊说，“人家总是上门来的客人！他像发神经病一样。”“他走了以后我也很后悔，”匡吉真诚地说，“当时两个人干脆打一架倒好了。”

我一下子听不懂这句中国话了，但我没让自己的惊讶在脸上显露出来，我是个作家嘛。

磊磊说：“真打你不定打得过他，他的身坯很闷的。”

匡吉说：“今天那个朋友告诉我，其实维特根斯坦的书就是我说的那意思。他认为人类创造的文明异化了，反过来又异化人类。他的哲学就是要使一切简单化。你看这场争论本身有没有意思？”

我说：“说你没有追求真理之心是说错了。你这人其实是太认真，不过你无论如何不该把人赶出去，你缺乏宽容精神。但我觉得你很可爱，他也很可爱。他居然在别人家里骂主人是无赖，你们两个倒是一路货。”

接着匡吉就向我大谈他刚贩卖来的维特根斯坦。他说他已经直觉到一点东西，朦朦胧胧的，是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但不是哲理诗。他仍然坚持说服我接受他的幽默诗的衣钵。他说他甚至可以放弃将来在文学史上记载是他首先发明了这一种样式，他可以让我当这一派的鼻祖。

一个月以后，我又到匡吉那里去。那天正好有个朋友在他家玩。两人坐在深棕尼龙面的转角沙发上，一人膝上放着一把吉它。玻璃茶几上放着两只酒杯，杯里是鲜红的葡萄酒。烟缸里的烟蒂已经堆了起来，屋里全是烟味。匡吉向我介绍：“我的朋友，姓郝，外语学院的研究生。”

我一愣，不好意思动问，是不是上回吵架的那个？这时，匡吉又说：“说起来我们两个相识非常有趣，第一回见面还差点打起来。”

我连忙说：“我听你讲过。”然后向小郝伸出手去，“我见到你很高兴。”

我坐下后按捺不住好奇心又问：“你们两个怎么又好起来的呢？是不是本来介绍的朋友又从中调解？”

小郝说：“不，是我主动又上门来的。”

我不由得瞧了他一眼，我真佩服这个年轻人的气度。

匡吉说：“他不来找我我本来也准备去找他了，我已经打听到了他的地址。”

小郝说：“那天晚上我们两个谈得都不到位，这样就撞上了。第二次我上这儿来对匡吉说，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这一谈，我们发现彼此并没有原则的分歧。”

匡吉说：“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他把他自己译的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资料也借给了我，这些资料国内现在还没出版。我看完了可以借给你，郝明，行不行？”

我说：“我对你们的这一段友谊比维特根斯坦更感兴趣。哪天我采访采访，你们把具体过程都给我说说。”

匡吉说：“这有什么？这在我们是很常见的。你看到这盆花了吗？上次我骑车在路上跟一个人的车擦了一下，这小子跳下车就一把揪住我的领子。我说，你放不放？他嘴里不三不四地还骂人。我说你要打架还是怎么的？他说打你怎么了？朝我肩窝里就是一拳。我一个勾拳打在他左耳根上，打得他原地三百六十度转了一圈，倒在地上。我练过几下拳击，知道这小子不会打。我说，怎么啦？你起来呀！他赖在地上要同我去见警察，要我赔医药费。我说医药费！可以赔你，见警察你没好处，大家都看见是你先动的手。你要赔钱跟我上家里去，我身边没带。他跟我骑车到家，我给他脑袋磕破的地方涂了红药水，给他冲了一杯咖啡，又给了他十元钱。我说，不打不相识，我们就交个朋友吧。后来我们真成了朋友，他还给我送了盆花来。他在苗圃里做。”

郝明补充说：“那天晚上我们要是打一架倒好了，（一样的中国话！）打完架我们就坐在一起喝酒了。我们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讨论学术问题，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匡吉说：“你们老三届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吗？”

我笑笑。我不记得我这么生活过，但我无权代表老三届来回答。我脑子里想的是，再过十年，也许我不知道该怎么和我的儿子对话了。我们真赶上了个好时代。

匡吉问我：“你老兄也来一点怎么样？这酒不错，干红葡萄酒。”

我说：“不，我不喝酒，我生过肝炎。”十一

一个“外国礼拜”的下午，我们都钻在湿漉漉的被筒里，匍得人像发芽豆一样。我忽然心血来潮，马上凭着一张年历片演算起来，很快得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卓绝发现。我撩开帐子宣布，在每二十八年中，有四年可以享受六十天休假，也就是那年的元旦是星期天。“发芽豆”们果然一阵亢奋，纷纷从帐门里探出酸叽叽的脑袋来。我继续宣布，这四个令人神往的年份分布并不均匀，若以一个元旦是星期天同时又是闰年的年份作周期的开端，它们的分布是相隔五年、六年、十一年与六年，一九六八年，正处在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那个周期中最长的一段间隔的顶头上。我们必须盼望十一年，方沾到老天爷恩赐的二十四个小时的外快。“十一年啊，你会弄错吗？”“倒霉，怎么刚刚挤在这一档里？”他们七嘴八舌要我再算一遍。我说，我已经作过严格的推敲、验算，这个结论就像地球围绕太阳一样确凿。“呃——”从四面八方高高低低的帐子里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混杂着失望与希望的喟叹，叫我听了十分受用。我的智商总算为我赚来了一点威信，这是那段黯淡日子里的一线曙光。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由一年六十天休假引起的喧嚣与骚动已经平息。大家正进入晚饭前的养精蓄锐期，准备到时候再为派谁拿脸盆到食堂去打饭买菜热热闹闹地辩论一场。暮色苍茫，寝室里显得更暗，从黑黝黝的泥地中蒸腾起来的潮气，散发着一股烂苹果似的甜味。洪流突然隔着帐子推推我的肩膀说，喂，出去走走，透透新鲜空气。我听见周围的帐子里发出来的一阵压抑的笑声。在这样的时刻一套上长裤，为集体买饭的差使就有一半落到了你的头上。靠着刚才非凡的演算，我本来十有八九可以逃过这一次。我还是跟着他出了门。空中飘着肉松那样疏细的雨丝。我们必须十分留神脚下，烂泥不是粘得要拔掉鞋跟，就是滑得像香蕉皮一样。靠近男宿舍的宅边，还有一摊摊来不及被泥地吸收的尿。我们一前一后佝头耸肩地走着，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我们是搭档上厕所去，但我们是在散步。

我们从座落在住宅区西头的厕所面前经过，登上了大堤。大堤是传统的叫法，如今的海在离它几十里外的地方，它只是一条高出地面约莫两公尺的土路，被“东方红”拖拉机的履带碾得疮痍满目。我们小心翼翼地在那辙印里走，这里面的泥既不粘也不滑，只要留神不踩进水凼或蹩了脚踝。“啊，外面的空气多么新鲜，”洪流在前面突然做了两下扩胸动作，“在寝室里闷死了，你说呢？”

在堤上离天近了两公尺，雨丝似乎更密，打在发尖上有些痒痒的。“他们还笑我们，以为我们戆，”洪流说，“他们才是真正的戆。没办法，只能跟他们打交道，还要迁就他们。”

我笑笑。我心里在直冒泡，像泥塘里的沼气。他怎么能对我说这样的话？我肯为这样的话去赴汤蹈火。“他们不能理解我们，”洪流站住了，转过身来对着我，“他们从你的计算结果里能够领会到什么呢？他们只知道哪一年可以外快多休息一天。难道我们会为了这点点蝇头小利去研究，你说对不对？”

我连忙点点头：“但是你不得不迎合他们，好像我们也只关心这一点。”

我更大幅度地点了点头。“你来事的！我知道你是聪明的，你已经懂得怎么跟这些人打交道了。”

我望着他，肃然地。“你说，你是怎么会想到的？”

我慌乱起来。他打量着我，笑吟吟的，那两片带有女性气息的薄嚣嚣的红唇弯成一个优美的弧形。他好像在诱惑我，使我不致对他也有所保留。“我是想，”我想着，“一年可不可能有六十天假期呢？可能的。而且要是没有闰年的话，应该每隔七年出现一次。有了四年一次的闰年，还可能不可能呢？现在算下来是二十八年，正好是四乘以七，在这个周期里，平均……”“周期，对，周期！”他突然叫起来，像看到了一只老鼠，“我就是要说周期，你发明了一个周期！周期是了不起的东西。《三国演义》里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是一种周期。恩格斯说历史是螺旋形发展的，螺旋就是周期。还有海洋的潮汐，花开花落，还有门啥人的元素周期表，都是周期。你这个二十八年的周期，我刚才仔细想想，里面奥妙无穷，你说对不对？”“是的，”我说，“里而很奥妙，但一时又说不清楚。”“就是，一眼看得清楚的东西也就不稀奇了。门——噢，想起来了，门捷列夫，苏联人，肯定是苏联人！门捷列夫搞了多少年？搞了一辈子。牛顿的万有引力也一样。”“还有哥德巴赫猜想、费尔马大定理，许多数学家搞了一辈子也搞不出来。”洪流的眼珠子急速地一转，他肯定没看过《十万个为什么》第八册，我放心了。“四七二十八，还是逃不掉‘四’和‘七’，这‘二十八’就是一个定数，跟命运一样。其实平均还是七年一次，但它偏偏不平均，不变中有变，变中又有不变。内中最长的间隔是十一年吧，其余是五年和六年，十一是五加六，有意思！你看有意思吗？十一正好是五加六！为什么它偏偏是五加六？为什么六八年正好是十一年的头一年。这里面有种启示，启示！你感觉到了吗？”

我点点头。我有些害怕起来。（不久我再演算了一遍，便发现了错误。我没有考虑到元旦是星期六的闰年，譬如一九七二年。这样，二十八年中不是四年而是五年可以有六十天休假，那段最长的十一年间隔被腰斩成两截，六八年也就失去了受难的色彩。这发现我对谁也没说。）“好，好！你钻下去，你一定要钻下去！这个周期跟人的命运一定有关系。对，肯定有关系！”我发觉他的眼睛似乎在红起来，周围好像有火堆照耀着他，“过去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一个甲子，我总觉得这个周期不是对一个人讲的，是对一个大家族，一个团体，一种势力。一个人，六十年转一转，有多少人轮得到？人生七十古来稀。二十八年差不多。还有五年、六年、十一年，高潮、低潮，差不多。我说你不要放弃，研究下去，这里面肯定有很深的学问。”“怎么研究呢？”“怎么研究怎么问我呢？我要是知道，我就自己搞了。我的大脑有你那么发达就好了。我的直觉很好，我有预感。你刚才这么一说，我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照亮了。你放心好了，你应该相信我的预感。”“是的，我不是不相信，我想到的时候心里也一亮……”“就是，就是这种感觉。外国小说里写到这样的情形就是上帝的启示，这不是瞎来的！”“不过，不过你能不能启发启发？就像下象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我是不能代替你的。我的研究能力不及你，这我知道。上帝派给每个人一定的天赋去完成一定的任务。”若干年后，他告诉我，当时他正在偷偷地啃圣经，一本袖珍本的圣经是他从抄家物资中拣来的，藏在他的枕头芯里。

他庄严地向我伸过手来，好像我立刻要去抢夺泸定桥似的。我不敢去握他的手。“那么，研究出来又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怎么会没有意思呢？”他那张开的手掌倏地一变成为一根戳出的食指，我恍惚看见阿爷的长指甲向我额角点来，“你呀你呀，你不研究这个，又研究什么有意思呢？你说呢？”

一片叮叮当当的搪瓷碗交响曲从食堂那边传来，我这才发觉十来步外的树干已被吸入铁锈色的夜气中去了，亮晶晶的雨丝像飞蠓一样围着脑袋嗡嗡地转。我想提出回去，但洪流却又转身朝着住宅区相反的方向继续前行。我跟着。走了一程，他站停，转身，蹙眉看了我一会，说：“‘歪嘴’通过‘老精’带口信过来，要我当政治小队长，你看怎么样？”

我恍然大悟。看他这吃力的样子，倘若刚才我不是那样地显露了天才，他还不一定会同我来商量。好吧，看我的！但我实在摸不透他希望从我这里听到些什么。“你的意思呢？”我问。“我是不想再当什么官，我只想隐姓埋名太太平平读点书，这你是知道的。我想让‘老精’出来挑。”“‘老精’的意见呢？”“他还是听我的，”洪流说，“最终我能叫他听我的。”“他本人愿意吗？”“我想他是愿意的。”“你怎么知道他愿意呢？”“你的意见还是让我来干？”

我一愣，我不知道他从哪点听出我有这种意思。

他突然扭过半个脸去笑了起来。我被他笑得莫名其妙，因此也有些恼火，当然我不形于色。他笑着说：“我当队长跟‘老精’当其实是一样的，真的，真的是一样的。”

我辨出他话里的味道来了，他以为我希望他当小队长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我还没自私到这种程度，一个朋友来跟我商量大事，我却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再说，虽然我跟他自然要更亲密些，但我根本就没想到“老精”当队长对我有什么不好。我们是朋友，是一派的，哪个当队长都好，我都衷心拥护，尽力相帮。我正考虑怎么把我的意思明白地告诉他，又不致让他认为我这个人修养不够，这时，洪流又说：“你说为什么我出来比‘老精’合适？你客观地讲。”“我当然是客观的，”我克服着内心的战栗，“‘歪嘴’是提出要你当，不是要‘老精’。（这算什么话？我要说的根本不是这话！）‘歪嘴’对你是很服贴的。（又是‘歪嘴’！洪流说过，‘歪嘴’是很容易就捏在手心里的。）他跟我说过，洪流这人看上去不像二十岁，像有四十岁的经历。”“喔？他跟你这么说？四十岁的经历，好笑，好笑。”“他这是捧你，”我说，“我当时也想，四十岁的经历又算什么？二十岁有四十岁经历，在二十岁的人当中鹤立鸡群，到四十岁的人里面不是又变得很一般了吗？所以我想到，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确实很长。”“不错，不错，”洪流点点头，又扳着手指数起来，“十年幼，廿年冠，三十壮，四十强……十五学，三十立，四十不惑……四十倒正好是人一生中最能干出一番事业的时候——你的话很对，很对！”

我不知道他说我哪句话对，但他已不想散步，说：“我们回去吧。”

这回我在前，他在后，快到下坡路口，忽听他在我背后长叹一声，说：“你只了解我的一半。”

我一愣，连忙转过身去。“你不要生气”，他含笑地眯缝着鼓凸的眼珠，“我只能让你了解我的一半。‘老精’也只了解我的一半，另外的一半，一半还不到。郑国梅也只有一半，至多一半。你了解的比他们了解的还更多一些。我需要有人了解我，能够跟我谈谈，但我不能让别人了解我的全部。有的人一半，有的人三分之一，有的四分之一。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让他了解全部。人总要有点东西不能让人了解，你也一样。”“是吗？”“你呀，你太老实了！”他冲我咧嘴一笑。

一阵恐怖。我是不是露出了张“烂污泥”底牌？他今后还会再让我了解他的一半吗？“我知道，”我捩着头颈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摆出一副要跟我辩论的样子，但又“嗤嗤”笑起来，侧转身子，仰脸朝天，高声背诵：“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背得像唱歌一样。他正在猛攻古文。他要用毛泽东的读书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三个月里把借来的《古文观止》全部背完。他要我一起背，后来我们背出三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与《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末一篇，我们就喜欢它最后两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现在背得出的也只有这两句。

十二

我跟老马的相识，本身就像出于命运的安排。

第一回上他家是为了裱幅字，由一位姓孙的朋友陪去。一幢旧式公寓，进门便见一个大天井，四周都是带走廊的三层楼平顶房子，东南两面的房子背后又遮着高楼。这房子更像是职工宿舍或简易的校舍，如果四面顶上架起铁丝网，又有点像监狱。但它的条石门楣上有凿剩的“公寓”两字。后来老马又一再告诉我，在旧社会要在这样的地段住上这样的公寓，可不是等闲之辈。他住朝南那幢的三楼，有两间。他住的那间二十来平方，看来还兼带会客室的功能。老马满头硬扎扎的灰白头发往后梳起，露出个皱纹深密的宽脑门；双目下垂着厚厚的眼囊，像火鸡脖子上的肉袋似的，看上去有六十多岁，其实他才五十七。但他气宇不凡，不像个裱画匠人，倒像个离休干部。他将条幅拿着离眼一尺多远，端详了半晌，问：“多大年纪了？”裱画还要问年纪？“三十七，虚岁。”“不是你，那个人，写字的。”“跟我差不多，也许大一两岁。”“朋友？”“朋友。”“干什么用？”“我最近搬家，他写了送我。”“《陋室铭》是你叫他写的？”“是的，不，是他自己写的，他知道我喜欢。”“你急不急？”“不急。”“好吧，你放这里，一星期后来取。”接着，他就跟小孙聊天，看来他们也好久没见了。他说的是带上海腔的山东话，很健谈。但只字不提工价，看这架势，钱恐怕不会少。一出公寓大门，我就问：“我来取时带多少钱？”“哟，我倒忘记了。”小孙说，“他没提，大概不要钱吧。”我一定要小孙回去问明白，隔了一会儿他笑着跑来对我说：“我跟你说多此一举，他真的不要你钱。”“没这种道理，”我说，“你老兄不要在中间把钱垫了，这种冤枉人情我是不会领的。”他说：“我不会做这种戆事情，不信你自己去问。”见了老马，我先说了一通请他不要客气之类的话，他听了笑笑说：“你朋友是不是取法《爨宝子碑》，又掺了点‘张猛龙’在里面？”我不懂书法，只能愣看着他。“他不是什么书法家协会会员吧？”我连忙点头，“但他的字曾经在‘朵云轩’的橱窗里挂过。”老马朗声笑了起来：“就凭这两条，我赞助你。”他看我还是不明白，又说：“上海书画界我了如指掌，中青年中哪几个名声大的我都数得过来。他的字不俗，因此也不大容易走红。你能喜欢，我看你欣赏水平不低。你们是朋友之间冶情赏玩，我们以后也可以交个朋友。”我说：“能跟您交个朋友很荣幸。对书法我是个门外汉，我只觉得这字很古朴。但钱您还是应该收，不然我就太不好意思了。”他摇摇头说：“你别看我是指这吃饭的，这点钱我还不在眼里。我裱一幅中堂什么的可不便宜。请我来裱的多是古字画或名人墨宝，有的要带到国外去，有的挂在家里摆身架，藏进箱底传子孙。他们不在乎，我也不客气。我的裱工在上海滩不说数一数二吧，也是出类拔萃的。有的古字画硬是成碎片了，让我给起死回生。经我一裱，身价百倍。这是生意。我这人还好结交斯文，但讨厌假斯文，附庸风雅。话也说到底了，你看这样好不好？”

一星期后我一个人上他家去取立轴。我在离他家不远的食品店里买了瓶“可口可乐”，我想他对这么点饮料不致于太固执。他正一个人关在家里看电视，十二时黑白的，看京戏。他对我的礼品只微微皱了下眉头，没说什么，起身关了电视机，给我泡来一杯茶。茶叶相当好，水绿莹莹的。我仔细打量他的居室。除了床与大橱外，只有式样古旧的独脚圆木桌与几张式样同样古旧的靠背椅。大橱对面的空墙上，居中挂一只紫檀色老式木壳钟，两边是一副对联。那纸质已经发黄，边也略有些卷起。对联用篆文写，我不识。后来老马告诉我，是“非关因果方为善，不计功名始读书”，他父亲的遗墨。对联右侧上端的墙角里有一个洞，洞里嵌着小小一段白铁管。我琢磨不透这洞作什么用，后来想明白了，大概是冬天用来在室内生炉子接烟囱的。屋内只有一张航空背的三人沙发看来最新，但外面严严地罩着深棕色的布套。我在这屋子里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衰落大家的气息。虽然我家的墙上从来没挂过什么字画，但衰落的气息是一样的。我妻子头一回上我家来（其时还不是我妻子），她觉得板壁与老家俱的缝隙里似乎爬满了白蚂蚁。就是这种气息。

我向老马请教一些字画印章方面的知识，正说着，一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推门进来，手提着两瓶人参酒。见我在，酒瓶往独脚圆桌上一放，拖了张靠背椅在我们对面坐下。我猜他也许是老马的毛脚女婿，却听见老马说：“你这算什么意思呢？贿赂我吗？我早跟你说了，只此一遭，下不为例。你拿去。”

那青年说：“马伯伯，你陪客人，我等会跟你说。”

我好生奇怪，一个裱画的怎么有人要向他行贿？但礼貌上我必须起身告辞。老马说：“没事，你坐，他是我邻居。”他又问那青年说：“怎么样？”“真奇了。玲玲在我旁边看，她说，真是有鬼了。坐下去就和。七点钟开始还和些小牌，九点以后，这牌像长眼晴一样，我要什么它来什么。我听你的，往大牌里做，一口气和了五副，不，六副。”“到十一点歇手？”“没有，到十二点。”“你怎么不听我的话？”“我听你的话。你说不能多赢，翻了本稍赢一点就可以了。到十一点我一数共赢了一百多，抵去以前输的还赢了六、七张分。我想，这太多了，不好，应该输掉一点。你不是说过了十一点就不行吗？我也想试试。”“结果呢？”“我服贴你。这牌霉下来就像漏气一样。一个钟点不到，去了三、四张，我连忙刹车。”“那你现在还赢了二三十元？”“就是。这点钱吃掉花掉，大家高兴高兴。”“我跟你说，你可要说到做到，下回再也不能来了。你别以为找到靠山了，今后有紧急情况反正呼救一下。照理说，我是不能用这一招术来帮你的，但你声明翻了本从此就洗手不干，再说我也想试试这一套灵不灵，所以不妨违例一次，但绝不能贪。以后我再干就是明知故犯，是伤阴骘的。我还要明哲保身呢。我丑话说前头了。酒你带回去，送你玲玲家去，送不送我是一样的，以后可别对我抱任何幻想。”

那青年尴尬着脸说：“马伯伯，这是高兴高兴，我怎么能不听你的？我别人的话敢不听，你的话我不敢不听。你们谈，我走了。再见，我走了。”他屁股撞在独脚桌上，差点把两瓶酒碰倒。“叉麻将。”老马过去掩上门回来对我说，“他们小青年来的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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