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经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毅夫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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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试读：

前言

2008年6月赴世界银行任职前夕，我将在北大十余年讲授中国经济专题一课的内容整理成书，由北大出版社以和课程同名为题出版，聊补我在世行工作期间未能教学相长之憾。该书出版后甚受读者欢迎，获得不少佳评。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位司机朋友在车上等领导开会时，从车座上看到其领导所购该书，闲来无聊拿来浏览，等领导开完会出来，竟已快阅毕全书，并能和其领导探讨书中所涉问题。

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世界经济风起云涌，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攸关全球经济能否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中复苏，而普受国外各界关注。然而，国外学界、政界、舆论界对中国经济认识甚为肤浅，通常以国外学界现有理论为框架来解读中国经济的现象，未能把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所具有的特性，客观分析判断，了解问题的原委和走向，其观点还经常掺杂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偏见。

忆想二十多年来，国外学界经常论断中国经济因未依其理论所主张的方式来进行改革，虽取得耀眼成绩，但不可持续，并崩溃在即。尤其是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源于全球贸易不平衡，而从2003年开始，国外学界、政界、舆论界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全球贸易不平衡的主因。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常因理不直而气难壮，承受着诸多不该有的压力。根据中国的现实，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以严谨的分析、浅显易懂的语言，帮助国外各界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走向，是中国经济学家无可旁贷的责任。因此，今年年初我将《中国经济专题》一书翻译成英文，并增补一些新的数据资料，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以《解读中国经济》（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为题在全球范围出版发行。

此书出版以来深受国外读者欢迎，四位国外著名学者，包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此书撰写了推荐，给予了甚高评价。在国际舆论界影响颇巨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为此书撰写了书评，发表于该报，认为这是他读过的有关中国经济中最好的一本书。日本、韩国、俄罗斯、越南、泰国等地的学者也正将此书译成该国文字，出版介绍给他们本国的读者。德文版则早已根据《中国经济专题》的版本在2010年出版。

随着世界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上轮宏观调控的作用已近尾声，中国经济又面临着新一轮重大挑战和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何去何从？在国内学界、舆论界众说纷纭。2007年我曾以《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为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提醒读者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理论和过去的经验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但是，任何经济现象和问题总有其自身的逻辑，如果能秉持一种“常无”的心态，不受过去理论和经验的束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客观地观察、分析，任何现象和问题总能弄清其来龙去脉和表象背后所蕴涵的逻辑，因此，解读中国经济并非不能有模式，只是必须有新的模式。这本书是我在提出新模式来解读中国经济上所做的一个努力和尝试。

很高兴北大出版社能够根据英文版，将《中国经济专题》的内容进行更新补正，并以《解读中国经济》为名出版，将本书再次献给关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国内各界读者。当然，解读中国近几百年来的兴衰是一个大课题，不仅是对经济学家，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者都是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抛砖引玉，引来更多经济学家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的现实，提出更多逻辑严谨、自成体系，能够说明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发展成败，指引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应该包括中国学者对人类知识、精神财富的增加所做出的新的贡献，这是对中国学界的挑战，也是提供给中国学者千载难逢的机遇。林毅夫2012年8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初版前言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994年成立，1996年开始招收学生。根据课程设置的要求，我自那年开始每年开设“中国经济专题”这门课程，与同学们探讨中国的兴衰和近代以来救亡图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和所遭遇的挫折及其原因，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我对中国历史兴衰的兴趣始于小时候听家父讲的故事、看的漫画书和收音机广播的演义以及庙会中演的地方戏曲。故事中人物忠奸分明，情节曲折感人，我不自觉以其中的匡时济世人物自许。初中时随着阅读能力的提高，阅读范围越来越广，除了历史和小说外，哲学、政治、社会学、人类学，包括中国的古代经典等，只要是能得到的书无所不读。高中以后，兴趣逐渐集中于中国近代史，同时，希望能效法前人，为国家民族的复兴尽一己之力。到了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后，通过阅读、思索、考察以及和学界朋友切磋，我逐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转型等现代化努力的成败有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并且，在国内外的学刊上发表了文章，出版了专著。这些观点回过头来看，竟然自成了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产业技术制度内生、企业自生能力为主要内容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

2002年起，随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招收的学生增多，“中国经济专题”由每年开设一次改为在春秋两个学期分别开设，于每周周五晚上开讲。这门课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令我深受鼓舞，每次上课在能够容纳五百多人的教室里，经常挤满了六七百人，其中有不少还是外校的学生。夏季上课时，同学们要忍受教室里拥挤的环境和闷热的空气；冬季有些住得远的同学则要冒着严寒，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来听讲，上完课后还要在深夜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回去。从同学们的热情反应中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代代承传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也看到国家民族复兴的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其乐陶陶，这些年来我深有体会！

今年6月起，我将在华盛顿担任世界银行新职，这项任命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未来四年不能再于每周周五晚七点在北大理教117教室讲授此课，和众多朝气蓬勃的同学们进行思想的交流，想来“以文会友”是对上述遗憾唯一的补偿方式。现在出版的这本《中国经济专题》是我过去十多年来讲课的一个记录，虽名为专题，实为我对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的一个系统的阐述和解析。盼望通过此书的出版能和已上过这门课的同学们重温当时上课的情景，也盼望能透过这本书的文字和未能上这门课的同学们进行思想的交流，同时希望这本书能有助于关心中国命运的各界朋友了解过去与现在中国经济所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何在。

几年来有不少同学建议我将“中国经济专题”这门课的讲授内容整理成书出版，并有多位同学对书稿作了初步的整理，然因庶务繁多始终未能审订成稿。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老师和郝小楠编辑，在她们的鼓励和帮助下，这本书终于能在我到世行赴任前整理完稿，也感谢有关方面和人士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以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教学相长，我提出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理论是在这些年的教学中逐渐得以深化完善的，我想借此书出版的机会感谢过去选修过这门课的众多同学的热情鼓舞！也感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和海内外学界的许多朋友对书中主要理论观点的批评、建议和勉励！

最后，和近几年相比，前几年讲授的课程多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以及“前现代社会中国人均收入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和人口众多之谜”等内容。现将这部分内容整理成文，收在书后作为附录以供参考。林毅夫2008年5月25日于朗润园

第一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在前现代社会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直到19世纪，中国仍雄踞世界经济版图。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中国在1820年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见图1.1）。但是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快速崛起，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则一落千丈。脆弱的经济使得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不断遭到挫败，从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二十多个国家出让了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关税收入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并且向英国、日本和俄罗斯割让了领土。图1.1 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资源来源：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2008.

自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分子一样，抛头颅、洒热血，致力于使自己的祖国重获尊严、恢复强盛。但是成果不彰，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直线下滑，缩减到了只剩5％，并在这样的低点上一直徘徊到1979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此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堪称奇迹：在其后的32年中，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9％，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达到16.3％。1979年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210美元，是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人均GDP为4428美元，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上海则自2005年以来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以货吨计算）。如果能继续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中国在2030年甚至更早就将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界银行，2011）。2010年上海取代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大的港口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本讲将集中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为全书后面的部分回答以下五个问题打下基础：

·为何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文明鼎盛，而在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为何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

·为何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

·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经济应进行哪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健康的成长？

·中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真实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等等。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这场奇迹似的变革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经济结构，开放对外经贸，参与全球化。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通常由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即“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中国大陆在1978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是206亿美元，比中国台湾少12％，其中进口占GDP的4.8％，出口占4.7％，总共占9.5％。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那时学界普遍接受发展经济学中的“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二十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1978年年底的中国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数量，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然而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太过保守了。正如上文所说的，在1979—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9％，比7.2％高出2.7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虽然不大，但是从总量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20.5倍，比按“翻两番”的速度7.2％计算的9.2倍高出一倍还多。而且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也达到了16.3％，比GDP的增长还高出6.4个百分点。到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29727亿美元，在32年间完成了144倍的飞跃式增长。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超额实现。

1987年，我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习和在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到北大，当时国内正在推行以“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的方式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我参加的第一个政策讨论是：如果我国参加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可能达到的比重将有多高？一般而言，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根据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世界银行，1986）。如果中国努力一点，有望做到更好，所以我提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可能达到25％，这个数字在当时同样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他们普遍认为我在美国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不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到1984年才达到16％，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日本也只有23.9％（世界银行，1986），所以即使推行这个新战略也不可能达到25％的贸易依存度。现在回头再看，当时我的预测与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预测一样过于保守，因为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2％。

除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中国还不懈于积极引进外资，2008年在国内的外资已达到6920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吸引国。伴随着中国经济连续不断的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添加了重量级的砝码。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对国内外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国内方面最大的影响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在80年代，凡是出国即可免税带回“三大件”，出国半年可免税带回“六大件”。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时，国家为鼓励留学生回国特别准许免税带回“八大件”。我带回来的“八大件”中，除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电热水器外，还给家里四口人每人带回了一台电风扇，当时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学校的办公室和城里几乎每户人家都能装上空调。城市白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普遍得到了改善。在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将近30％的人生活在温饱线下的所谓“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这部分农民的绝对数量估计有2.5亿，与2010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2688万人口相比，减少了两个多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在内的一批国际机构以减贫扶贫为努力目标，但是到了20世纪末大盘点的时候才发现，扣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少的贫困人口之后，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减贫高峰会议。会议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减贫努力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让与会国分享了中国在减贫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中国公民绝非改革开放的唯一受益者，从世界人民的角度来看，最直接的，从中国向外输出的主要是消费产品以及生活必需品，这些低价优质的中国产品无疑使得不少穷人的生活得到了切实的改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另一个大的贡献是促进其稳定，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在1997年10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所做出的突出表现。

东亚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的货币都在大幅贬值。例如，韩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汇率大约是770韩元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时跌到了1700韩元兑1美元；泰国在金融危机之前是25泰铢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跌到了54泰铢兑1美元；印度尼西亚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大约是2203盾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曾经跌到11950盾兑换1美元（汤姆逊财经数据库）。东亚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中国相差不远，出口产品的结构也比较类似。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使得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大大下降，给中国的出口产品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各国的政策一般都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考量，既然出口对中国很重要，那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一定会贬值。而人民币一旦贬值，就很可能会诱发“竞争性贬值”，使得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未来更加风雨飘摇。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很多危机发生国的经济下滑尤甚于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状况，国际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有许多人认为东亚经济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在这种看法甚嚣尘上的1998年和1999年，世人把目光齐对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这一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种种猜疑和推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并且有远见的大国，此时将周边经济的稳定放在了首位，终于顶住压力，宣布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明确决定，并以之后的行动兑现了这一承诺。这一举措对亚洲经济能够在金融危机后的两三年内就迅速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背后的支持则是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所积累的充足外汇储备分不开的。这些外汇储备在关键时刻维持住了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并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对东亚经济的大量进口，拉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香港经济能在危机后迅速恢复与内地的支持有很大关系

同样，2008年9月，在紧随雷曼兄弟的破产而爆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当中，中国依靠其巨大的财政空间和充足的外汇储备，迅速采取了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685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即开始恢复增长，GDP增长率在2009年达到了9.2％，在2010年达到10.4％，而全球GDP在同期分别萎缩了2.3％和增长了4.1％。中国在危机中的强劲增长是拉动全球经济复苏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泽被周边，我们将视线投远一点，在2000—2007年，非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5.5％，又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地区达到7％，这种增长速度在非洲是史无前例的，也同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带动作用。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资源严重倚赖于进口，进口拉动世界资源价格上涨，这对资源相对丰富的非洲国家经济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推动。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些亚洲及拉美国家。例如日本新日铁公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70年代以后逐步衰弱，钢铁业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但是，在21世纪初，新日铁利润大增，又重新焕发出青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钢铁的迅猛进口拉抬了国际钢铁市场的价格。此外，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也都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

中国由此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全球GDP增长有最大贡献的五个国家之中，除中国外均为工业化七国集团（G7）的成员（图1.2）。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这两个十年中，中国的贡献分别是美国的13.4％和26.7％，而到了2000—2009年，中国已成为最大贡献国，超过美国4个百分点。图1.2 全球经济增长的五大贡献国，1980—2009年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计算。

尽管有过去32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人均GDP在2010年只有4428美元，约为美国的9％。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赶。没有稳健的增长速度作保证，这样的差距是很难被缩小的。增长中的劳动力人口同样需要经济的持续增长来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以满足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就业需要。另一方面，改革作为一种政策的变动也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其间总是要损害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最易引发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之所以在改革中保持了稳定，没有重蹈苏联与东欧的覆辙，正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可控资源，使得政府有能力补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避免了矛盾的激化。三、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潜力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在18世纪之前，经济增长得非常缓慢——年增长率只有0.05％。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加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很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总有一两个国家会一马当先，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最早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作为工业革命起源地的英国，而从19世纪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则取代了英国，成为带动他国经济的领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又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进入21世纪，英、美、日、德等高度发达国家已很难再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所面临的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也为自身的经济发展添设了重重障碍。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明显担负起了这些国家过去曾扮演的角色，驾起世界经济这列火车。至于这趟“中国号”列车究竟能开多远，无疑取决于“火车头”的燃料是否足够，而这些“燃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

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各界的看法多有不同。总体来看，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预测。一种预测认为中国经济最迟到2030年能赶上美国；另一种预测是中国经济可能随时崩溃。要正确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首先必须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增长从生产函数的角度主要决定于以下几个方面：

·生产要素 经济学家所讲的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如果各种生产要素成比例地增加，产量也一定会增加。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自然资源受国土面积的限制可以视为给定。劳动力虽然能够增加，但是受人口增长速度的制约，每年的增加也非常有限。在三种生产要素中，变动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资本。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资本积累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这个数字在有些国家只有10％到15％，在某些非洲国家甚至接近于0，由此可见资本积累率的差距之大。因此，从投入要素来看，资本的积累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产业结构 如果将给定的生产要素配置在附加价值高的产业部门，那么产值就高，所以经济增长还取决于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如果将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即使要素投入不增加，经济也可以实现增长。

·技术 技术是产量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即使产业结构不变、各种要素不增加，如果技术取得进步，就能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产出，带来经济增长。

·制度 利用前面给定的投入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情况可以计算出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在理想状态下一个经济体可能取得的最大产出。但能否最大程度地贴近这条边界，在既定条件下取得最优结果，就取决于制度的安排。完善的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效利用各种资源，选择适当的技术，获得最大产值。

在以上四个决定因素中，对实践操作意义最大的就是技术。其他三个因素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和速度。（一）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

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基本上是给定不变的，劳动力增长又相对缓慢，如果技术不进步，即使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也会不断下降，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也就会越来越低。因此，一国的资本积累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变迁的速度，只有维持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才能在资本积累的同时打破资本回报不断下降的规律，维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关于技术进步对资本积累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曾做出精辟的论述。舒尔茨获诺奖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他在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在这本书之前，大部分经济学界人士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是不理性的，因为他们一般不进行储蓄和积累；而现代农业社会的农民则是理性的，他们会进行各种投资，例如美国一位农场主花费在农业机器设备上的投资经常会超过100万美元。因此，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导致传统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而现代农民是理性的，因此贫穷程度会相对较低。舒尔茨教授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不进行储蓄和积累其实是一种最理性的选择。因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缓慢，农民的储蓄已经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如果农民在技术停滞的情况下增加积累，可能反而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当期的储蓄则要以省吃俭用为代价，这样做的结果是增长了成本却没有获得收益。以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中国农民一般种植水稻和小麦，收获时需要用镰刀。传统农业社会里每个农民都有一把镰刀，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增加投资，每个农民将一把镰刀换为两把镰刀，在割稻子的时候同时使用，效率反而会下降。因此大部分农民会选择在一把镰刀用坏之后才进行储蓄，投资购买新的镰刀用以替换，但没有积极性去追加积累。所以，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农民不储蓄是理性的。在这种状况下要打破这样的局面，只有不断给农民提供一些更新更好的技术，从而使得资本积累能有较高的回报，才能调动起农民进行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二）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产生新的高附加值产业，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像现在被认为具有高附加价值的电子、生物工程等产业基本都是最新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果。只有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企业在高额利润回报的驱动下，会自发地投资于这些新兴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三）制度完善

制度完善与资本积累、产业升级甚至技术进步这些利益驱动下的主动变化有所不同，是一个消极适应的过程。制度本身无所谓优劣，马克思最早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必须要与实际的经济状况相适应。上文我们讲到技术变迁会在不同方面改变经济基础，从而进一步会对制度的完善有所要求，因此制度完善仍要以技术变迁作为前提。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二讲中作详细说明。

综上所述，要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出判断，最重要的还是要分析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研究长期经济发展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研究发现：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只有0.05％，也就是说要经过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18、19世纪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缩短为70年。到了20世纪年均增长提高到2％，是工业革命前的40倍，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只需要35年。也就是说，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内，人们的收入就会翻倍，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技术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我们要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就需要研究中国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四）技术创新：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

技术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产品创新，新的不同的产品出现，取代旧的落后的产品，例如由计算机取代算盘。另一种是流程创新，即产品不发生变化，但以成本更低、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特汽车采用高效的流水线生产取代传统的集中装配，这一高效的生产方式最终将汽车这一产品推向了大众市场。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流程创新，技术变迁或创新都主要有自主研发（R＆D）和从国外引进两种机制。技术创新的英文是“innovation”，是指在下一次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效率比现在高，不一定要求使用最新的技术。但是，不同的国家在技术变迁的方式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像美国、日本、德国等这些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均收入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沿，要想取得技术创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多数产业中都可以通过向行业内比自己领先的国家进行技术引进、模仿和购买专利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如何比较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的优劣，不同行业、不同分工的人往往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科研人员作为技术研发的主体，往往更加关心研发的具体成果以及研发过程中的经验积累等研发内容本身，较少关注研发之后的技术推广以及科研机构或企业的R＆D部门对研发项目的资金投入。因此研发对于这些人来说总是收益为正，比起使他们的参与度大大降低的技术引进，这些人的意见多半会支持自主研发这一机制。如果是向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进行咨询，相反的，答案就很可能是支持引进技术。因为企业家考虑的是企业的成本和效益。首先，新技术的自主研发投入非常大，例如IBM和Intel每年在R＆D上的投入多达数十亿美元。其次，自主研发成功率非常低，因为前沿技术的研究风险非常大，99％以上的研究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是研发成功的产品，也不能确保一定会得到市场的接受。当然，成功的产品在专利保护期内可能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率非常之高。但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这种高额的回报率，却忽视了这一件成功产品的背后那99次失败所导致的高额成本及巨大风险。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多数人只看到了那位将军的功成名就，却没有看到成千上万死去的士兵。

总的来说，两种创新机制各有优劣，涉及具体情况还要视各国的国情而定。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引进技术优于自主研发，在可以引进技术的时候，还是引进较为有利。一般新技术的专利保护最多为20年，实际上因为当前技术变迁速度较快，有众多技术在十年以后引进就基本不需要任何花费了。如果引进的是比较新的技术，花费虽然会有，但是一些统计分析表明，引进所需的专利费大致也不会超过当初研究这项技术所花成本的30％。如前所述，若将失败的研究所消耗的成本也算进去，那很可能连发明这项技术总共花费成本的1％都不到。（五）技术引进与后发优势

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从而带来效率的提高，增加资本回报率，并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从工业革命后的国际社会来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以来，世界各国第一次人均产出翻倍所花费的时间分别为英国58年（1780—1838），美国47年（1839—1886），日本34年（1885—1919），土耳其20年（1957—1977），巴西18年（1961—1979），韩国11年（1966—1977），中国10年（1977—1987）（世界银行，1991）。时间跨度按照经济开始快速增长的先后顺序依次递减。上文还说到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10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左右，20世纪以来为2％左右，而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可高达8％。这些国家和地区，首先是日本，后来是“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本的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二者被并称为“东亚奇迹”。

二战结束后，“亚洲四小龙”与中国大陆的起点基本相同，但是“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已发展成为新兴的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这一奇迹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东亚经济体善于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在50年代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业人口，但是依靠不断引进新技术，发展高附加价值的新兴部门，劳动力不断被重新配置到服务业等附加价值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的资本回报率大大提高，资本迅速积累，整个经济也如同“滚雪球”般越做越大。

中国改革前后从经济发展的不同绩效来看，也能说明以引进技术为先决条件的后发优势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中国在1978年之前，提出过“七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口号，60年代试爆成功了原子弹，70年代发射人造卫星，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相当大的突破，但是经济总体发展并不快。自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走上东亚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引进技术和引进外资参与“国际大循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外汇储备。引进技术的成本低，技术变迁速度快，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六）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否维持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连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维持9％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实现了32年的高速增长，那么这种增长有没有可能持续下去，再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呢？我个人是对此持以肯定态度的。这一观点并非只是纯粹乐观的估计，而是基于后发优势的潜力。

根据麦迪森的估计，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21％。这一中美之间的收入差距表明中国与工业化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巨大。因而中国就能在弥补差距之前继续享受其后发优势带来的好处。

麦迪森的估计显示目前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情况类似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中国台湾，以及1977年的韩国。日本在1951—1971年间的GDP增长率为9.2％，中国台湾在1975—1995年间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为7.6％。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之后的发展战略类似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以中国应有潜力再维持20年8％的增长。日本在1971年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65.6％，韩国在1997年是50.2％，中国台湾在1995年是54.2％。那么距今2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会达到美国的50％。到203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按照市场汇率来计算，中国经济也会达到与美国同等规模。四、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上一节集中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并对未来做出了相关的预测，但是所有这些潜力能否最后被发挥出来仍取决于许多经济以外的种种因素。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不能不加以关注。（一）收入不平等及城乡差距扩大

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收入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但从1985年以后两类收入差距又开始重新扩大。基尼系数（一种用来衡量收入平等的指标，数值为0表示绝对平等，数值为1表示绝对不平等）从1981年的0.31上升到2005年的0.42，接近于拉美国家的水平（世界银行，2010）。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过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低收入人群产生不平衡心理，加之当前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因而极易引发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二）资源利用无效率及环境不平衡

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5.5％，却消耗掉全世界9％的石油、23％的氧化铝、28％的钢材、38％的煤炭和48％的水泥。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中国目前的这种资源消耗水平和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子孙后代。同时资源价格的不断攀升也使得过度利用资源的成本不断加大，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路。

由经济快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同样也不容忽视，近年来国内频发的矿难、水灾就多与环境的恶化有关。90年代中国发生了三次大的水灾，每一次都号称“百年不遇”，为何“百年不遇”的水灾在十年内发生了三次，值得人们去深思。自然灾害对经济的打击常常是致命的，保护环境，将灾难防患于未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三）外部失衡及货币升值

自1994年以来，中国就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盈余”。在2005年以前经常账户盈余还相对较小，但是在2007年达到了7.6％。由于存在巨大的贸易盈余，中国迅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90年代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只有111亿美元，仅能支持两个半月的进口，而如今已超过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林毅夫，2010）。

与中国持续攀升的贸易盈余相伴而来的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不断增加。这一失衡现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受到了广泛关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坦曾在2007年向美国国会发表证词说：“全球失衡很可能是当前对美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与稳定唯一最大的威胁。”当危机爆发时，有言论声称这一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是部分或者全部由中美之间的失衡引起的。有的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导致了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并且随之出现的中国人大量购入美国国债的行为压低了美国的利率，从而催生了美国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还有一些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恢复平衡是保证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复苏的前提（戈德斯坦，2010）。（四）腐败问题

改革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单一，贪污腐化的现象易于察觉并加以遏制。改革后，物质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多元化，但在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给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扩大了改革后原本难以避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了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不满情绪，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只有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复苏迟缓，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印尼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过于严重，造成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民众一旦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在大的危机面前，社会就难有向心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五）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因其影响长远而不易被立刻发现，却并不代表不重要。中国现阶段的教育政策仍然存在求量大于求质的问题，尤其在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领域，这种政策在长期是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社会的长足进步的。上一节讲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无论技术引进还是技术的自主创新都需要人才去实现，人才的产生背后无疑是教育的支持。

以上谈到的只是中国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几个侧面，还有社会发展滞后、技术能力不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挑战加剧、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等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来自外部的各方面存在的众多问题需要去发现和一一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切实存在着的，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有效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都会带来社会经济大的矛盾，甚至威胁到政治体系的稳定。而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作为保证，发掘经济潜力、维持高速增长的目标也就无从实现。

综上所述，中国有强大的潜力将当前强劲的增长势头再维持20年甚至更久，并在2030年或更早些时候重登其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为此，中国需要克服很多内在的问题。接下来的几讲将具体分析如何发掘中国的潜力并克服这些问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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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

在上一讲里提到，中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这对中国人来说算不得什么新奇难想之事。在研究长期经济历史的经济学家中，著名法国经济学家麦迪森（Maddison）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中国、欧洲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历史作了非常细致的数量研究。根据他的分析，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而且在之前的17、18世纪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在公元元年，欧洲有古罗马帝国的盛世，中国也即将迎来“光武中兴”，当时中国的汉朝与欧洲的罗马帝国相比，因为没有发生过战争很难说明哪个更强。但是麦迪森通过对各种历史数据的推算，认为当时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与罗马帝国不相上下。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很快就分崩离析，进入到封建社会。封建贵族各自拥有独立的城邦，每个城邦就是一个自然经济，城邦之间很少交易。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分工越细，生产力的水平就会越高。但是分工的规模又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大小，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可以越细，否则即使提高了产量也无法为市场所吸收。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期是大一统的帝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分解为各个城邦，市场规模急剧缩小，分工和生产力水平下降，所以在罗马帝国以后欧洲的人均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中国自汉朝以来，固然有所谓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年代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的市场规模也要远远大于欧洲。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劳动力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不断发展。因此，两千年前的中国与欧洲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但在罗马帝国结束以后，欧洲的经济水平逐渐下滑，而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在继续上升，中国的经济在当时世界上确实是首屈一指的。汉朝以和亲等政策平息战乱，并为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通商铺平了道路（图为清朝倪田的《昭君出塞图》）（二）领先的技术水平

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技术变迁是相当重要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落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标志。从技术的角度看，在17、18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全世界领先的水平。当时英国的著名政治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有三项技术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这三项技术分别是火药、指南针以及纸张和印刷术。

火药不仅打破了固若金汤的封建贵族城堡，也打通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从13、14世纪开始，统一的民族国家代替了割据分立的贵族城堡，国家内部市场规模得以扩大，分工可以变得更细，经济持续发展。因此火药是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的第一个重要技术。

第二个重要技术就是罗盘，也就是指南针。如果没有罗盘，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也就没有哥伦布的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不仅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比如黄金），还带来了许多新的作物品种，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人类发展历史。16、17世纪以后欧洲的人口激增都与这些新作物品种的引进有很大关系。与中国的情况相类似，玉米和马铃薯等高产或耐旱作物从美洲新大陆发现并被传到欧洲，使得原本不适宜耕种的土地承载量大大上升，人的生存变得更有保证，人口迅速膨胀起来。

在没有纸张和印刷术之前，知识传播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纸张之前文字只能写在羊皮上，羊皮又比较贵重。书的制作也不是靠印刷而要靠手抄。修道院里的一个修道士可能一辈子只能抄出一部《圣经》，一部书的价值就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当出现了纸张和印刷术以后，书的生产成本大大下降，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也就不断加快。

上述三个要素就是“让欧洲人走出黑暗时代的三大技术发明”。培根看到这三大技术的重要，却不知道这些技术来自哪里。现在知道，这些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代表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实际上处于世界的前沿位置。不仅这三大技术处于世界的前沿，其他很多技术也是如此。例如，钢的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因为钢铁是生产所有机器设备和武器的原材料。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在钢和铁的生产上远远领先于西方。根据研究，在11世纪的宋朝，中国的钢产量就已经达到15万吨，当然在现在看来这点数量很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这个产量是整个欧洲的5—6倍。就战争武器而言，中国的铁制武器比同时代欧洲的铜制武器更具杀伤力。就农业工具而言，中国的铁制农具也比欧洲的木制农具拥有更高的生产力。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在技术水平上的领先地位。（三）活跃的市场经济

中国在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还体现在活跃的市场经济上。现在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土地的私有是私有制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而欧洲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土地都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有很多像孔子之类的人周游列国，这在今天相当于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可见当时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管子》里有句话叫做“国多财则远者来”，即如果一个国家比较富裕，这个国家就会吸引很多人从远方移民过来。这表明当时就存在活跃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劳动力的流动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而在同时代的欧洲，土地属于封建贵族，农民是半农奴，即农民依附于土地，不能自由流动，必须取得自由农的身份才能自由流动，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办法成为自由劳动力。

中国在当时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更是如此。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期货市场和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于范蠡的故事。在2500多年前的吴越之争中，范蠡曾是越王勾践的重要谋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就选择“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其财三散之”。意即在很短的时间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并在积聚了财富以后，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又把这些财富分给了贫穷的老百姓，还一共做了三次。一个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取很多的财富，最简单的手段就是投机。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有一段关于范蠡的传记。范蠡又叫陶朱公，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投机敛聚钱财，并且掌握了投机的规律，那就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他深谙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这一道理。“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是指价格机制在调节供求关系上的作用，生产者通过价格这一指标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生产得多，导致供给增加，在需求变化不大时，价格就会下降；价格下降抑制了生产积极性，到一定程度供给会大量减少，在需求变化不大时，就会出现短缺，价格又会大幅上扬。而“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指投机的原则，即在商品价格贵的时候要像清理脏土一样赶快把囤积的商品卖掉，在商品价格便宜的时候要当珠宝一样买进越多、囤积越多越好。当然一般人都正好相反，东西贵的时候就握在手里舍不得卖，东西便宜了又认为不值得去买，非常类似今天很多股民的心态。在股票价格上涨的时候买进，在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卖出，因此只赔不赚。由此可见21世纪的投机原理在范蠡的时代就已经被掌握。范蠡因生财有道被民间尊奉为“财神”

在投机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判定商品的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例如，前几年在纳斯达克非常热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从90年代初的1000点上升到了1998年的2000点，在1999年升至3000点，在2000年涨到4000多点，2001年3月达到了5300点。在5300点的时候还有人不断买进股票，因为当时有人估计可以涨到10000点，所以他们认为在5300点的时候买进还很便宜。随后纳斯达克从当时的5300点跌到2002年的3000多点，这时有人认为已经跌到谷底，开始买进，结果最后跌到1200点。可见投机最难的是如何确定商品的贵贱。

商品的贵和便宜都是由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正如范蠡所谓的“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商品的贵贱由其供给和需求决定，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判断价格的变化趋势，范蠡将价格的变化规律归纳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当生产者按照市场价格来决定生产和投资决策时，如果一种商品很贵，就会有很多人以牟利为目的大量生产这种产品，当供给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如果需求不再增加，价格就会下跌；价格下跌导致很多人亏本，就有很多人撤出投资停止生产，供给逐渐减少，而需求可能还会增加，当需求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成为供少于求，价格就会再度上升。以上情况的基础是必须有一个非常灵活的市场制度，市场价格能够很好地反映供求情况。这意味着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活跃的市场经济。中国在现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向对欧美的市场经济制度非常崇拜，殊不知中国早在两千年前，不管是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已经非常完善。当时中国的文明不仅在经济基础、科学技术上领先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也走在世界前列。（四）繁华的城市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比西方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西方高出很多。中国在15、16世纪以前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也是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当时中国的城市相对于西方而言非常繁华。我们常说繁华如烟，转瞬即逝，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很难想象千百年前这片土地上的繁盛，然而即使是从当时留存于世的为数不多的艺术作品当中，也能略窥出一些形貌。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些艺术作品中的代表作，它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梁的胜景。画面巨细靡遗地再现了这一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的繁华景象，其艺术价值当然毋庸置疑，而这幅画呈献给后世的种种关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等诸多方面的信息细节，还要远远超过单纯的艺术享受。《清明上河图》（局部）中繁华的汴梁城

又如北宋词人柳永在名篇《望海潮》中就有对南宋都城临安（即杭州）的描述，这些描述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依然让人无限神往。

望海潮柳永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钱塘自古繁华”自然不用多讲。“烟柳画桥”说明杭州的绿化非常好，而且河流很多，河流之上还建有雕画的桥梁。“风帘翠幕”指的是外观家家户户都装饰得非常漂亮，连帘幕都十分讲究。“参差十万人家”虽然作为文学上的描写不一定非常准确，但是可以推测当时的临安城至少有百万人口，那时又没有计划生育，各家都是子女成群，而且当时又盛行一夫多妻，所以不只孩子，连妻子各家也不止一个，因此十万人家有百万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讲的是不管是在商店还是家里都堆满了绫罗绸缎以及奇珍异宝，一些富裕的家庭还会相互攀比。从“菱歌泛夜”中可以看出当时临安人的夜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到了晚上还会去湖上采菱放歌。至于“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的声色犬马之乐，虽说可能并非寻常百姓都能体会得到，但也至少体现了当时娱乐生活的奢华情调。

也许柳永的词句还多少有些艺术夸张的成分在里面，那么由当时远渡重洋前来的欧洲人所描述的中国就应当比较客观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的时候来到中国，在扬州等地不仅做生意而且还当上了官，后来他回到意大利去，在《东方游记》中形容苏州“周围四十里”，并且认为苏州大到人口无法计数。提到杭州时，他认为杭州是全世界最漂亮、最繁荣的城市，杭州的繁华让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城市怎么可能有办法养活如此多的人口！”二、逆转：近代中国的突然衰落

曾经有人统计过，在18世纪以前，全世界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当中，中国有8个。在13世纪，不仅马可·波罗，当时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印象都有点像现在中国对欧美的印象，欧洲人都觉得中国很富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就有对中国的很多描述，他认为中国在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富足的、生产力水平非常高的、经济发展程度也非常高的国家。在18世纪末对东西方的比较中，有一位名叫奇波拉（Cipolla）的历史学家曾经出版过一本著作（1980），研究的是工业革命以前公元1000—1700年的欧洲社会。这本著作最后的结论非常有趣，它认为在11世纪至18世纪初这段时间，将西方与中国作一个对比，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而中国则是一个富有的、发达的工业经济。而现在只要把上述的“西方”与“中国”两两互换，这句话同样适用。

中国落后于西方，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一个很大的逆转，主要的事件就是西方在18世纪中叶出现了工业革命。有学者对此使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描述，“当中国使用铁犁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木犁；但是当欧洲使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是在使用铁犁。”在很短的时间里，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没有变化，因此才会落后于西方。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并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从纺织业的机械化开始，以蒸汽机的发明和钢铁的大量使用为标志。很多人研究欧洲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当然从各种条件看，英国确实具有各种各样的有利的条件。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少学者发现，英国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时的经济、科技和工业条件，中国早在13世纪就基本上已经拥有了。这意味着中国在13、14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发生工业革命的边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并没有迈入工业革命的大门，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才会突然发现已经落后于世界。由此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一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李约瑟提出来的，他对中国科技史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所以这个问题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下面就对李约瑟之谜进行详细介绍和解释。三、李约瑟之谜的提出李约瑟（Dr. Joseph Needham，1900—1995）

李约瑟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在20世纪初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物化学的著名科学家，在生物化学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在剑桥大学做研究的时候，实验室里有三位中国学生，在实验休息的时候李约瑟经常与他们一起聊天，聊天的话题主要是科学技术。在李约瑟看来，当时的英国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不仅技术领先，而且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研究这些技术的时候，李约瑟想当然地认为当时的先进技术应该都是欧洲发明的，并且更有可能是英国发明的。但是这三位学生当中有一位女生的父亲是北大的科技史教授，家学渊博，所以对科技史非常熟悉。每当谈论一个过去的技术时，李约瑟总是认为那是欧洲发明的，但这位女生都会告诉他这是中国发明的，而且在哪本书上已经有过记载。开始李约瑟并不相信，后来他查阅了很多资料，才发现这些技术果然早在中国古代的某本文献里就已经有了记载。因此他感到非常惊讶，惊讶之余便是好奇，而他的兴趣从此就转到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面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重庆英国领事馆做文化参赞，利用此次机会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史籍。在二战结束以后，他先到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建立了一个李约瑟图书馆（里面收集了大量中国的历史文物资料），随后就开始编辑中国科技史。他所编辑的中国科技史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每一个科学技术或者机械设备、工具最早在哪一本史书上可以确定出现的年代，还比较同样的技术在中国与在欧洲出现时间的差异，并由此推测这些技术到底是从中国流向西方还是相反。根据他的研究，在15、16世纪以前，东西方科学技术的交流是中国的技术传向西方。但是到了16、17世纪开始有一些西方的技术传到东方，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流向逐渐固定下来，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技术传向东方。

由此，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问题，后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第二个方面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转变，当然就会激发很多人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人来说尤为意义重大，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振兴国家为己任，虽然过去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这段历史背后的因由对于预测中国在未来的复兴一定有所启示，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很多文明都曾写下过光辉的一页。像埃及在五千到七千年前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后来到三千年前，两河流域文明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之后才有中华文明的辉煌。但是世界上大多数的文明，都是由弱到强，强了以后各领风骚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就会逐渐走向衰弱，最终湮没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对于埃及文明，虽然从地理名词上看，现在的埃及与五千至七千年前法老时代的埃及用的是同一个地名，但就文化角度而言，古代的埃及文明已经消亡。其他如两河流域文明同样也是如此。中华民族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延续了几千年并传承不灭的文明，但是中华文明到底会不会像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那样由小而盛、由盛到衰、最后走向消亡呢？对李约瑟之谜两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影响到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会让我们明白中国到底有没有再度复兴强大起来的可能。要回答上述问题就要弄清中国过去为何繁盛，又为何由盛转衰，这是预测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个突破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发展需要克服哪些不利因素，才能重新恢复中华民族原有的创造力。这个问题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也有不少各式各样的解释和理论在不断提出，但是目前的理论大多只能解释两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即要么回答为什么中国在过去较强，要么回答为什么中国在现在较弱，不能同时对两个问题都非常适用。一个真正有效的理论，应该同时对两个问题都有很好的解释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未来如何变强的问题上具有可信的指导意义。四、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现有理论（一）文化决定论与李约瑟之谜

文化决定论是解释中国现代之所以落后的一种重要理论。文化决定论中的文化指的是儒家文化。这种观点认为，因为儒家文化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比较保守。文化决定论的提出者是韦伯（Max Weber），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出现是因为西方信奉新教，只有新教文明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因此，强调儒家文化消极影响作用的人指出中国的儒家文化不讲科学、不够先进，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都表现得比较中庸和保守。因为自然是和谐的，所以中国人只会讲“天人合一”而不去追求科技发明和科技革命。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口号就是“科学”与“民主”，针对的就是儒家文化不讲科学、注重礼教、不讲社会秩序和迷信权威的弊病，儒教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因此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无法摆脱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但是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如果这个原因是对的，那么中国在未来就不会有多大希望，因为中国的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深深植根于国家以及国民当中，没有再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是很难受到动摇的。文化不会在短期之内改变，是因为文化具有传承性。当然文化包括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体制以及思想观念等。从思想观念来看，并不是接受了西方文化，一个人的思想就会完全改变。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说的就是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基本确定了。现代研究心理学的学者在实验室里通过很多控制严谨的心理学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中国的新生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身边的父母、兄弟以及周围的人和事物当中接受了本民族当前的价值取向，那么要改变这一结果的唯一方式，就是在他刚一出生的时候就把他送到欧美国家去，让他从小就接受西方的教育，等长到思维成型之后再接回到国内来。中国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新生儿，每一个都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的，还不要说将民族性格可能的遗传因素考虑进去后的结果。因此，要是“文化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它的结论就是悲观的。

可是，如果中国现在落后是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挑战自然的价值取向，那又如何解释一千多年前中国强盛和领先世界的原因？因为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所以文化决定论尽管也许能够解释中国现在为什么落后，但却没办法解释中国过去为什么强盛。因此这个理论并没有真正揭示中国在现代落后的原因。（二）国家竞争假说和专利保护说

一些学者在报纸杂志上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认为欧洲之所以强盛是因为欧洲分成很多小国，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为了让国家强盛，各个国家就会努力去倡导科学技术。而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不存在这种竞争，由于长期缺乏竞争的压力，因而不会有进步。这种理论看起来似乎说得通，因为欧洲确实是分成许多小国，国家间相互竞争。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是一个既统一又非常强盛的国家。因此，这个理论也没有真正解释问题。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理论。例如，有人认为欧洲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欧洲有专利制度，英国在15世纪时就有专利制度，所以后来才会强盛，但是这个假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比欧洲进步。

这些理论都是用现代的状况来判断当时的状况，其实在讨论社会经济问题和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要着眼于欧洲社会现在看来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与几百年前的情况进行对比。实际上现在有的一些东西，欧洲在两三百年前并没有。例如，在工业革命早期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技术没有专利的保护，因为申请专利时必须把技术信息公开，申请专利后别人只要在上面稍作变化就可以在不侵犯专利权的情况下很容易地把技术学去。尤其是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因为信息收集和执行保护的成本很高，专利保护的效率很低，所以多数新技术宁愿不申请专利以保护技术秘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新技术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申请专利。因此专利制度在当时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专利制度即使在现在非常重要，也并不代表它是工业革命的决定因素。（三）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

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尤其是在国外的学术界中，目前影响最大的一个假说是从需求不足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这个假说认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对新技术的需求不足导致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停滞。假说的提出者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英国著名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伊懋可（1973）在《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书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中国拥有先进的现代制度，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制度以及私有产权等，由此导致较快的技术发明和传播。但是由于中国人受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在两千多年当中积累的人口相当多。

中国人口的快速膨胀会产生几个结果：首先，由于总的土地面积是不变的，相对而言人均土地就会越来越少。伊懋可以及和他有同样主张的学者认为，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机制对技术的需求产生不利影响。第一个机制是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下降，导致经济中的剩余越来越少，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剩余来购买新技术。因为工业革命产生的都是新技术，而新技术又很贵，机器设备价格很高，如果经济中的剩余非常少，那就买不起新的机器设备，导致新机器设备的需求不足，因此就不会鼓励发明新技术。第二个机制是当人口越来越多而土地越来越少的时候，劳动力的价格就会越来越低。当劳动力的价格越来越低的时候，即使新技术出现，人们也不会去购买这项新技术，不会使用机器设备来替代劳动力，因此对这项新技术的需求不足。

所以伊懋可认为，中国过去之所以兴盛繁荣，技术发明快，是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市场制度，就像欧洲的技术发达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市场竞争压力等。他把当时的中国称为“高水平均衡”。发展经济学在五六十年代有一个“均衡陷阱”理论，指的就是一些非洲、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的情况。当时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叫罗斯托（Rostow），他提出过一个关于经济起飞的理论，指出欧洲国家进入现代社会都有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只有经济的积累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经济才能开始起飞。一些非洲和南亚的落后国家，每年生产出的剩余达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所以无法跨越经济“起飞”的门槛。这种低生产能力、低发展水平的阶段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中国古代的发展水平并不低，到17、18世纪，中国还属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欧洲人还认为中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因此伊懋可就给当时中国的这个阶段取名为“高水平均衡”。本质上“高水平均衡”与“低水平均衡”一样，都是指剩余的积累太少，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太多，劳动力的价格太低。

在国外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高水平均衡”是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但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不一定就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这个理论有明显的错误，先说第一个关于剩余不足的机制，它暗含的前提是没有技术变迁，或者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剩余并不一定就越来越少。如果技术变迁非常快，剩余也可以越来越多。因此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就是没有技术变迁，却想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快速的技术变迁的原因，其大前提就是错误的，由此推得的结论自然也不可能正确。人口越来越多可能会导致劳动力越来越便宜，但是劳动力越来越便宜的背后机制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值下降。如果给定土地面积不变和没有技术进步，劳动力的不断增加的确会导致劳动力的边际产值下降，劳动力的工资也就会越来越低。这个理论有一个明显的假设是土地给定，但另一个暗含假设没有技术变迁或技术变迁的速度很慢却被很多人忽略了，而我们想解释的恰恰就是为什么没有技术变迁这个问题。从没有技术变迁的假设出发，推出没有技术变迁的结果，这是明显的循环论证。并且，对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劳动的成本，同样也取决于该技术的成本。如果劳动替代的技术进步的速度足够快，新技术的成本下降速度可能会超过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成本下降速度。那么即使劳动力价格已经有所下降，使用机器生产还要更便宜，也就不存在以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造成技术需求不足的问题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不仅存在内部逻辑不自洽的缺陷，同时也与真实的经济现象存在矛盾。中国人口从长期趋势来看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存在着波动，如图2.1所示。

按照一般学者的研究，公元前400年中国的人口大概是3000万人，然后人口数量一直增加，到公元元年西汉末期的时候最高达到6300万人，随后由于战乱人口开始减少，到公元800年时减少到了5000万人；到了唐朝由于政通人和人口又开始增加，到宋朝达到了6650万人；到了元朝人口又开始下降，明朝初年的时候人口是8100万人，并在明朝末年最高达到1.6亿人；到了清初，战争使人口减少到了1.4亿人，随后因为新的农作物品种传到中国，人口再次快速增长。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欧洲人口只有中国人口数的一半。由于有朝代的更替导致的战争以及自然灾害，人口会周期性地减少，但是耕地面积的变化速度相对而言较小，人均耕地面积也没有发生相当大的波动。按照赵冈（1986）的研究（见表2.1），从人均的角度来分析耕地的波动，人均耕地从原来的将近10亩，减到最低6亩，又上升至9亩（战乱造成很大伤亡），然后很快地降到了大约4亩，明清之间开始有所提高，随后就一路下降，直到现在下降为1.5亩。表2.1 中国的人均可耕作土地面积（公元2—1887年）资料来源：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p.89.图2.1 中国各时期的人口变化资料来源：Feuerwerker（1990，p.227）.

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公认，公元8—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有外国学者称那段时间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从8世纪开始，科技发明的速度加速上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2世纪，12世纪以后技术创新的速度开始减缓，直到接近停止，技术的进步也越来越慢。如果从技术变迁速度的变化和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来看，就可以看出“高水平均衡陷阱”这个理论存在的问题。首先，从剩余的多少来看。如果人均耕地越多剩余就越多，那么从2世纪直到10世纪人均耕地在减少，意味着剩余也在减少。如果剩余减少是导致技术变迁缓慢的原因，那么9世纪到10世纪的技术变迁速度应该比它之前的时期更慢。但是8世纪以后中国技术变迁的速度是不断加快的，所以这些资料与“高水平均衡陷阱”的逻辑推论不一致。到14世纪时，中国的科技创新速度日趋缓慢，但是耕地面积在这段时间内却在增加，剩余也在增加，这也与“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推论不符。因此，从历史数据看，“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与历史资料并不一致。

其次，从剩余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按照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一国的积累率超过11％后会进入到经济起飞阶段。而各种资料研究证明，中国在20世纪的实际剩余率一直超过11％。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著名学者瑞斯金（Riskin）在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发现中国30年代超过国民经济30％的产出被用在非必要性消费上，所以他由此推断当时中国经济的剩余率应该超过30％，只不过这些剩余没有被用于投资。剩余没有用于投资，可能是因为没有投资的机会，而“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却认为有投资的机会只是没有投资的能力。从经验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应该是有剩余却没有进行投资。最好的证明是在“一五”计划启动的时候，人口多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且使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技术，但是“一五”计划时期的积累率却达到了25％，由此可见以前国内市场上至少存在占产出25％的剩余，只是这些剩余没有被用作投资。

最后，从人口与耕地的关系来看。如果“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均耕地越多劳动力就会越贵，人均耕地越少劳动力就越便宜。从8世纪到11世纪，劳动力越来越多，人均耕地越来越少，按照这个理论劳动力在这段时间内应该越来越便宜，所以技术的更新速度应该减慢，但实际上技术更新的速度却在加快。又如，16世纪到17世纪耕地面积增加，劳动力的价格应该上升，但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加快。因此，“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不仅在内部逻辑上不一致，而且它的逻辑推论与历史现象也不一致。使用近现代的一些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有一位美国教授叫Buck（中文名为卜凯），他让自己的学生利用暑假的时间收集资料，并把这些资料整理出一个研究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常用的资料库。根据他们的统计，中国在30年代的时候，农民全年平均只有一个半月的休息时间，而且这一个半月主要是北方农户在冬天的休耕。当时江南的农民不休息，除了过年过节休息三两天外，一年到头都在耕种。可见，中国并没有因为人口多，农民就闲着没事干；恰恰相反，中国的农民一年到头都非常忙碌。也就是说，只要有新的便宜的劳动替代技术可以引进，农民肯定会采用这项新技术。例如，中国现在的劳动力已经比20世纪初的时候多了许多，20世纪初中国只有4亿人口，现在已经达到13亿，但现在的农民还要买农业机械，就是因为农业机械很便宜。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更好的便宜技术不断涌现。在没有更好、更便宜的新技术涌现时，给定耕地数量，劳动力的增加就会导致劳动力越来越便宜。这样的情形确实发生过，比如有很多在宋朝发明的纺织机器到了明朝就已经不再使用，因为在没有技术变迁的情况下，劳动力变得便宜了，就可以使用廉价劳动力去替代技术。五、解释李约瑟之谜的新理论

对做学问来说，指出现有理论的不足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能否在总结现有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能合理解释同样现象的新理论。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才落后于西方，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所以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理解“工业革命”究竟是什么。传统的方法将“工业革命”定义为“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以及钢铁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但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工业革命的表象，而不是其最本质的特征。（一）工业革命的本质

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并且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加快，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也正因如此才会使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与西方产生那么大的技术差距。所以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才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特性。如果工业革命只是纺织业的机械化、蒸汽机和钢铁的使用，那么在13世纪时中国纺织业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天工开物》中有很多对此的详细记载。如果当时中国的机械化水平再往前多走一步，那么结果也无非就是机械化水平停留在一个更高一点的层次，然后就停止在那里不动。如果英国在18世纪中叶以后只停留在纺织业的机械化、蒸汽机和钢铁的使用水平，没有此后一系列的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比如没有后来在化工产业、汽车产业、航天产业和信息科技产业的一连串不断的技术发明，那么中国就不会在短短100年的时间里从遥遥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在公元元年的时候，欧洲与中国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在公元元年以后因为技术变迁速度加快，所以在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领先于欧洲。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的技术变迁速度比欧洲快，并在8到12世纪期间有一个技术变迁的加速期，随后中国技术变迁的速度减缓。欧洲的技术变迁速度在17世纪前比较慢，从17世纪开始不断加速。当欧洲的技术变迁速度不断加快时，中国依旧维持不变，以至于比较而言沦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远。如果要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就要解释欧洲技术变迁速度加快的原因是什么。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记载的花楼机图是有关手工提花织机最早的记录（二）一些概念

·技术与“技术分布曲线”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技术的定义以及技术的发明机制。一般的研究往往把技术当做机器设备，但是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技术是一种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投入要素生产某种产品的知识。高水平的技术和低水平的技术，可以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进行定义。假设生产某种产品的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要素投入比例生产出相同价值的产品。在投入要素的价值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产出的价值更高，那么这种技术就是一种高水平的技术；反之则是一种低水平的技术。

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示技术的概念：画一条横轴，横轴的左边较小，右边较大，较小的代表技术水平较低，较大的代表技术水平较高。在横轴之上有一些点，每个点都对应一定水平的投入产出。例如有A、B两点，A点是使用一个单位的成本，组织资本、劳动和土地来进行生产，对应既定的产出；在B点，同样通过一个单位的投入使用来组织生产，但是组织的方式和A点不同，产出既可能比A点多，也可能比A点少，还可能和A点的产出相同。把各种可能的投入组合方式都想出来，全部画在图上，可以使用一个分布来表示这些点的集合，这条分布的界线我们称之为“技术分布曲线”。在分布曲线内部的点都是在生产上可能的组合方式，而曲线外面的点是不可能的。

·发明与“发明可能性曲线” 发明是发现一种可能的要素的组合方式，这种要素组合方式的成本和现在的生产组合方式的成本是一样的，但产出比现在更高。假定现在的技术是在A点，如果发现一个点C，它用相同的成本却只能生产比A点更少的产出，那就可以把它舍弃掉，因为它不是发明。跟A点相比，只有类似于B点的点，才会算做是发明。由此我们可以定义“发明可能性曲线”。给定技术分布曲线，在现在采用的技术右边面积中的每一点都是发明可能。例如，如果现在的技术在A点，那么A点右边、技术分布曲线下边的任何一个点都是发明可能。所谓“发明可能性曲线”就是把这些点组合起来，这些点本身的高低并没有意义，因为生产率的高低只是相对于这条线上的生产率高低而言。

·发明的机制：“尝试错误”（trying error） 通过“发明可能性曲线”可以理解发明的机制。发明的机制不管在前现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都可称为“尝试错误”。例如，在前现代社会，一般是按照传统的耕种方法进行耕种，假如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农民因为偷懒或其他原因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耕种，在多数的情况下他的产出应该比原来少。但是如果这个农民在偷懒使用了其他方法之后，结果却发现产出反而比原来多，那么第二年他就可能会按照“错误”的方法再做一次。如果再做一次的结果还是比原来的产量更多，那么这个农民就“发明了一个新技术”。开始的时候这个农民可能不愿意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别人，但是别人会一直奇怪为什么他的产出总是更多，就会去探听，想方设法学到他的技术，于是这项技术就传播开来。现代的技术发明方式与古代基本一致。比如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朱经武是研究超导材料的著名学者，他在实验室里做出了多种能够产生“高温超导”特性的不同的材料组合。高温超导材料的研制其实与农民的发明方式一样，就是使用尝试错误的方法，把不同的材料组合都试一试，看哪一种组合制作出来的材料会具有超导的特性。

尝试错误有两种方式。在前现代社会里都是靠经验的方式，因为当时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欧洲真正从事生产的是农民和工人，士大夫基本不参加生产活动，正所谓“君子远庖厨”，连杀生做饭都不能去做，更不要说下田种地了。在现代社会，尝试错误主要靠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可控试验。可控实验是以科学为指导的尝试错误。虽然从机制上看两者是相同的，但方式上有很大差别。因此尝试错误是一个关于可能性的概念，就像买彩票，每张彩票都有一定的中奖概率。如果尝试错误是一种概率，那么在技术可能性曲线图上右边的面积越大，做每一个尝试时“中奖”的概率就会越大。

技术分布曲线可以往右边移动，有几个决定因素能够导致这种移动。第一个因素是个人的天赋。比如牛顿被苹果砸中了头可以发现万有引力，但要换作一般人，可能只会抱怨一句或是感谢上帝送给他一个免费的水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发明的可能确实与个人的聪明才智密切相关。第二个因素是进行发明的材料。生产活动有一些前提，例如种田一定要发明耙子。如果社会里有钢，就会用钢来做耙子；如果没有钢，就只能使用木头，等到后来社会出现了钢这种材料，再改用钢制作耙子。虽然此时耙子的形状和功能还是和原来一样，但这也是一种技术变迁，因为钢耙使得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了。第三个因素是科学知识。在现代化学没有出现以前，很多人相信可以“点石成金”，但是无论怎样也无法把石头炼成黄金。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只有从含有黄金成分的石头当中才能提炼出黄金。在了解这一知识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人去提炼没有金属成分的石头。因此，尝试错误的次数同样多，在有了科学知识以后，炼出金的概率就会较过去多出很多。

当人口达到一定规模以后，社会中具有不同天赋的人的分布情况应该是一样的：可能天才占1％，蠢材占1％，两者之间的占98％，所以，人口数多的国家，天才的数量就多，在技术创新上就具有优势；同时，给定了人口总量，天才的数量就等于是给定。（三）三个假说

根据以上对技术、技术发明和技术变迁的理解，现提出以下三个假说：

假说一：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分布曲线，就可以决定现有的技术发明可能曲线。在给定发明可能性曲线的条件之下，尝试错误的次数越多，发现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高。尝试错误就像随机抽取彩票一样，每一张彩票都有一定的中奖可能性，每一个中奖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因此买10张彩票中奖的可能性就一定比买1张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高。

假说二：给定尝试错误的数量和技术分布曲线，如果现有的技术水平越高，那么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低。道理很简单，因为给定技术分布曲线并给定尝试错误的数量，现在的技术水平越高，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的面积就越小，“中奖”的概率当然也就越小。仍旧使用买彩票的例子：假设头奖只有1个，二等奖有100个，任何一张彩票中二等奖的可能性就是中头奖可能性的100倍，因为数量多时面积比较大。

假说三：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尝试错误的数量，技术分布曲线越往右移动，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就越大，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高。对自然界认识的加深是人类进步的关键，例如，“炼金术”曾在中世纪的欧洲大行其道，但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过去了，却依然没有人能够成功，当有了科学知识作为指导，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实验，成功的概率就比没有科学知识时大很多。同样，发明所能够使用的基础材料物质不同，发明的可能性也会有所不同。例如我们讲到的钢物质还没被发现的时候，钢耙的发明就是无从进行的；但在钢物质作为一种基础材料被发现之后，不仅钢耙的发明成为可能，其他各种钢制工具也都会陆续地被发明出来，于是整个技术分布曲线都向右移动了，发明可能性也因此大大增加。

将以上三个假说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就来逐个解释一下李约瑟之谜所涉及的几个问题。（四）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1.中国在前现代社会具有优势的原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因为中国良好的自然条件造成耕地的生产力一直高于西方，人的生存成本较低，人口繁衍也比较迅速。相反欧洲虽然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气候条件不适宜高产农作物的生长，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比较低，所以在历史上人口一直远少于中国。

在前现代社会里，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工人和农民的经验性尝试错误。在人口较多时，参加劳动的农民和工人的数量也会较多，发明新技术的概率也就相对较大。当时的技术主要来自于经验的积累，然后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教育年轻人要遵从老一辈的传统做法，否则就会因犯错而受到惩罚。但是在传统的做法中偶尔也会有创新，就像前面讲过的那样，一个偶然的“尝试错误”发现了一个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好方法，之后就推广开来。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前现代社会都是依靠经验试错的方式来进行技术发明，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就是一种优势，因为人多能够进行尝试错误的数量就多，技术发明的概率也就更大。不仅中国是如此，大多数文明古国，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等，都是人口稠密并且劳动力数量庞大，才使得这些地区的技术进步有更广阔的基础，从而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2.8—12世纪中国的技术创新加速的原因

在公元8—12世纪，中国技术创新曾一度不断加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经济重心南迁，人口大量南移。南方与北方相比较，同样有3—11月的雨季与阳光，但是北方比南方降雨少，所以北方的粮食作物以小麦、高粱和谷物为主，南方则是以水稻为主。人口迁移到南方以后，以高产的水稻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是必须有合适的工具，但是北方带来的工具并不适合南方的环境。北方的主要劳动工具是像猪八戒拿的那种耙子，但耙子不适用于南方水田，必须把耙子改进为锄头，这一改进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变迁的过程。同样的情形，北方的交通工具以马车为主，到了南方则需要改进为乘船，所以与船相关的一系列技术就相继出现。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方，给技术变迁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于给定的技术分布曲线，由于南方的阳光、水、土质等环境条件提供了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可能性，技术分布曲线向右移，所以不断有新技术涌现。

在8—12世纪，由于人口自北向南的迁移，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使得人口迁移到南方之后技术分布曲线往右移动，但是由人口迁移引起的技术分布曲线移动不可能永远持续进行下去，因此在出现一段时间的加速期后，技术发明的速度就会不断减缓，出现第二个假说的情况：随着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给定技术分布曲线的情况下，右边的面积越来越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即使人口和尝试错误的数量还在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会放慢。当然，如果人口减少，技术发明的速度同样会放慢，因为人口减少意味着发明新技术的尝试错误次数减少。在历史上的8—12世纪以后，中国有时人口增加，有时人口减少，但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再也没有加快过。

3.中国在现代落后于欧洲的原因

在前现代社会，欧洲与中国比较起来，人口少是一个劣势，所以欧洲技术变迁的速度一直慢于中国。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西方，新的技术以及产品通过丝绸之路和海洋航线之上的商贸往来不断传往西方，引起了西方人的羡慕。18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特征包括纺织机器、蒸汽机以及钢铁的使用，但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技术变迁的速度能够不断加快，是因为经验的重要性已为实验所取代。在前现代社会，经验主要是生产的副产品，农民通过偶然的试错发明新技术。到了18世纪，试错变为通过主动的实验来进行，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所能做的尝试错误数量，可能是几千个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错误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口的数量就变得不再重要。如果有意去支持实验，即使人口很少，也可以通过密集的实验来增加发明技术的可能性。在工业革命的前后，由于经验型的技术发明转变为实验型的技术发明，欧洲尝试错误的数量突然间迅猛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随之不断加快，远远超过了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但是按照上面第二个假设的说法，在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就会造成发明可能的空间越来越小，从而出现发明新技术的瓶颈。但是欧洲人在遭遇到发明瓶颈后，能够在基础科学上大力投资，增加了对自然界的了解，于是技术分布曲线右移，技术发明的可能空间又再度扩大。如此循环往复，加速的技术发明就得以持续下去。在18世纪，科学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曾引起过科技史上的争论，例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瓦特并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在实验室里帮教授做实验的工人。到了19世纪以后，科学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才有了定论，几乎所有的新技术发明都要依靠科学知识进步。科学增进了人们对自然界特性的理解，给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中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落后于西方，最直接的原因是西方的工业革命，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18世纪和19世纪以后，每当遇到技术发明瓶颈的时候，可以通过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的方式来克服这种瓶颈，使技术发明可能曲线不断右移，开发出新的技术发明空间。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前提就是西方在15、16世纪的时候出现了科学革命。因此要寻找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原因，关键不在于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一问题本身，而是要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五）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要弄清楚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首先要从原始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区别出发来进行研究。

科学的定义很简单，它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它的发现机制与技术的发明是一样的。科学革命不是内容的革命，因为在科学革命之前就存在有原始科学，原始科学与现代的科学都是一套对自然界现象的系统解释。例如，亚里士多德除了是哲学家，还是一个科学家，他对自然现象提出过系统性的解释，例如“四元素”说就认为任何物质都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中国也存在类似的“五行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组成的。在古代还有一个关于老鼠来源的解释，只要在箱子里装上布，然后放在床铺底下就会生出老鼠来。这是一个假说，当然现在知道，老鼠跟人一样是由父母生育出来的，但当时人们不了解这一背后原因，只凭借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加上长时期的观察，再通过自行的总结归纳，就能够得出一个看似正确的结论，提出一套假说。比如床下的箱子里能生出老鼠，虽然现在来看这种提法是荒谬的，但就单纯的现象来看，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箱子放在床底下就总能有老鼠出现。

当然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作为一套系统的知识来解释自然界，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现代科学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述关于自然界现象的假说；第二，现代科学使用可控制实验或可复制的实验的方式来检验假说的真实性。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方法论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第一，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达对自然界现象的理解，比其他方式更为准确；第二，有利于知识在时间和空间过程中的传播。例如，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就让人难以理解，因为金、木、水、火、土的具体所指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比如说一个人“火气很大”，但是身体没有冒烟，哪里会有“火气”？所以对于“阴阳五行”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样就不利于思想和概念的传播。孔子讲五十学《易》能知天命，但是《易经》内容的解释实在是五花八门。又如《道德经》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句，一种解释是“又深邃又幽暗是了解各种道理的最根本的办法”，这样的解释等于没有解释。如果使用数学的方式，理论和概念的理解就会简单明了，因为数学符号的含义一清二楚，不会发生变化。另外，在文字的翻译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问题，难以做到严复先生所讲的“信”、“达”、“雅”，即使是最低的“信”的程度有时也难以达到，因为译者可能也会有理解的错误。语言的理解需要有文化背景，每个民族的文字都带有本民族文化的烙印，即使在同一语言体系当中，不同时代的词也有不同的含义，所以，使用自然语言不利于知识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传播，使用数学语言则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更利于知识的传播。

方法论的革命非常重要，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本身也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以可控制实验作为试错的方法和手段；第二就是推动分布曲线往右移。到了15、16世纪以后，以实验来试错的方法逐渐得到普及。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可控制实验发明新技术在遭遇到瓶颈时，可以通过基础研究增进对自然的了解，从而使技术分布曲线向右移动，因此在欧洲出现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才能得以不断加快。

科学革命是方法论的革命，方法论本身也是一种技术，想去掌握这种技术的一定是那些对自然现象感到好奇的人，他们有这种愿望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解释自然现象。在西方，科学革命是数学与可控制实验的结合，最初只是对自然现象有好奇心的人偶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发现使用数学模型，可以把规律更清楚地描述出来，并且使知识变得更易于传播，同时，用可控制实验可以很快地把可以接受的解释和错误的不可接受的解释分开。

有好奇心的人在社会中服从人口的正态分布，也许就是正态分布右边那很小的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一定的比例。中国的人多，有好奇心的人自然也多，中国人并非不会使用数学，也并非天生就不会进行可控制实验，那为什么中国众多有好奇心的天才没有发现数学模型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可以较好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新方法呢？

根据李约瑟的解释，中国是官僚体制，欧洲是封建贵族体制。封建贵族体制比较有利于重商主义的价值观的培养，随着封建贵族体制的崩溃，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科学。李约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他只是罗列现象，在解释现象的时候缺乏逻辑性。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利于重商主义的出现，是因为儒家文化是按照“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列，商被排在最后。而且从历代官方的文件看，商人不能够参加“举孝廉”和科举考试，也就不能够做官。但是实际上，从唐朝开始，商人就可以参加科举，甚至可以买官。中国传统工商业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非常发达，所以才有范蠡的“三聚其财三散之”。即使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商人阶级也没有完全被压制下去，至少在明代的时候工商资本依然非常发达，而且有很多研究认为，明朝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欧洲封建体系的崩溃是在14、15世纪以后，因此至少在14、15世纪的时候，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会比西方的“资本主义”差。

另有一些人认为，英国之所以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有专利、产权的保护等。既然科学革命决定工业革命，而科学革命又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那就要从欧洲当时科学革命发生时的状况进行分析，而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四百年前中国没有的制度，西方国家也不一定会有。例如，现在经常讲产权很重要，但是15世纪出现科学革命的时候，西方并没有完善的产权保护，那时候的研究完全是出于好奇心而没有商业动机，研究的成果也基本上都是公共知识。所以，商业价值也不能够解释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的原因。

在国内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大一统的环境缺少竞争，而西方则分成很多小国，小国多了有利于竞争。竞争会产生压力，压力能够转化为促进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西方的技术进步速度就比较快。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在美苏争霸时期，由于两国竞争十分激烈，美国和苏联都在科技上、尤其是航天技术和军事工业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们需要对这种观点进行仔细的分析。

第一，中国虽然是大一统，但是在思想控制上不一定比欧洲更严格，因为欧洲在宗教上是统一的，对自然界的理解来自于宗教。在当时的欧洲，如果有人提出与正统宗教思想相悖的理论，就会被视为宗教异端而被判处死刑，但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宗教迫害现象。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在这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自然探索方面，政府基本是放任不管的态度，即使对自然界的解释与主流学说不同，也没有被烧死的危险。因此，大一统的政治氛围至少在思想方面，不会成为进行自然探索的阻力。

第二，国家竞争并不一定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决定因素。即使在现代社会遇到技术瓶颈，如果不对基础科学做出研究，也没有办法打破瓶颈。而三百年前，更不会有哪一个国家为了打破技术瓶颈和国家强盛，就去投资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当时把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要滞后两三百年。当时对科学的投资，并不是像现在的人所理解的为了国家的强盛。

第三，科学研究需要经费，大国显然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科学研究。中国在宋代就曾经由国家出资制造使用水来驱动的时钟。当然，这种由大一统的国家政府出资研究的概率较小，但还有很多富有的家族或者王公贵族也有可能支持科学研究。但是，中国的富有家族并不像有些欧洲贵族那样支持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和著作出版都需要大量经费，因此早期的科学家很多要么出身贵族，要么受到过贵族的资助（图为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同时资助过牛顿出版著作的Edmond Halley，1656—1742，画像作者Thomas Murray，1687）

因此，国家竞争理论在现代可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500年之前基本行不通。下面，将给出一个新的解释。

既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口多，有好奇心的人就多，在技术创新上取得发现的概率就比较大。但是中国没有出现科学革命，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使用数学与做可控制实验却需要后天学习。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以下所要讨论的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相对而言，欧洲有好奇心的人对于数学与可控制实验有比较高的积极性，因为欧洲的政治体制和官僚选拔体系与中国不同。欧洲的封建贵族采用的是继承制，如果父亲是贵族，儿子就是贵族，所以，欧洲有好奇心的人数可能比中国少，但是，有好奇心又学习了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人反而比中国多得多，从而导致了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

在秦朝以前中国和欧洲国家一样是封建社会，但是，是从秦朝开始废除封建贵族，设立郡县，地方官员都由中央政府委派，以后的朝代都是沿用秦朝的制度。隋朝以来，官员通过科举制度进行选拔。宋朝以后，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指定为“四书五经”。在古代对于科举的评价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当时做官的投资回报率最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而且还可以光宗耀祖。在这种状况之下，任何有聪明才智的人都会为科举的物质回报所吸引，热衷于参加科举考试。聪明人不一定有好奇心，但是有好奇心、懂得去观察发现并能总结出科学理论的人却一定是聪明的人。人的行为方式会受到激励机制的高度影响，对于这些有着聪明才智的人来说，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加官晋爵无疑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为，因此当然会被科举考试所吸引。对于科学技术，即使他们有心研究，也不会有多少时间。宋朝以后，四书五经是标准的科考教科书，有人做过统计，仅仅是四书五经的字数之和就有四十多万，如果要把这四十多万字倒背如流，假设每天背两百字，而且背完以后不会忘记，也需要六年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此外，还要读史书，学作诗和作八股文，所有这些至少要花上十年的时间，所以叫“十年寒窗”，比现在读书要辛苦得多。

就算有考生一朝得中，还要一层一层地爬官阶，并且必须按照官僚阶层的考核标准要求自我。考核标准就是四书五经里所灌输的价值标准与理论体系。这成为解释中国历史的一个谜，即在信息与监控手段非常落后的古代，皇帝是如何控制全国的官僚并维持国家的稳定。中国的统一与秦朝以后的官僚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在秦朝以前，中国的统治者确实与欧洲的国王一样没有控制力，所以才会出现春秋战国时的局面。但自秦朝以后，这样的现象就再也没有发生，因为科举制度为那些既聪明又有野心的人进入官僚体系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可以通过正常的手段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就不用造反。所以各个朝代都依靠科举不断吸收社会当中有能力又有抱负的人进入官僚体系，使其不必造反就可以成为统治阶级。既然社会里有能力的人都被吸收到统治阶层，统治阶层当然就会比较稳定。这与欧洲的制度不同，欧洲没有文官体系，贵族都是世袭的。到了宋朝以后，通过科举考试前四书五经的价值灌输，儒家哲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体系。如果臣子不忠于皇帝，就会有极大的罪恶感，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这套价值体系里被教育长大。同时，整个社会也是以儒家的价值标准作为道德标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体系的一本好书。书中写到张居正是明神宗时候的内阁首辅，推动变法革新，但是他的母亲去世后，按照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他必须辞官“丁忧三年”。当时张居正的改革大业正处在关键时期，如果他辞官“丁忧三年”，改革大业可能就会夭折，所以张居正本人不太愿意离开，明神宗也不太愿意让他走。但是当时就有一些言官因此将他弹劾。皇帝的权位来自官员对儒家伦理价值体系的遵守，如果连内阁首辅都不遵守这个体系，就是鼓励对皇帝的不忠，从而动摇国家的根基。可见，在传统社会中央政府的统治成本特别低，因为整个社会都有一套统一的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古代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的重要原因。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其中“忠”即指“忠君”

在科考制度实行初期，考试的科目也曾包括数学。但是皇帝很快发现，考数学对于维持自己的统治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就在后来把数学考试取消掉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宋应星写到，聪明而又有抱负的人是不应该读这本书的，因为读这本书对于科举没有帮助。每个人的时间有限，在学四书五经的同时难以兼顾数学和可控制实验。即使有一些聪明的人，可能分心进行科学观察，但是由于缺乏数学工具，也难以产生科学革命。例如，王阳明有一首诗，“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这是一种观察，从现代科学来看也是对的，但他不可能发展出一套科学体系，因为他缺乏适当的数学工具。

一个在特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显得优越的制度，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也就是经济学里所说的制度障碍。当然，在信息手段非常有限、监测成本非常高的年代，科举制度本身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制度安排，它让那些有野心有抱负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官场。科举制度有一个考核的客观标准，因此相对来说是公平的，是客观的。它让那些有能力的人不断进入到官僚体系，维持官僚体系的活力。如果有能力的人不造反，那么国家就很安定，就能维持着大一统。这与过去中国的繁荣和中华文明的鼎盛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它的优越性只局限在技术创新都是依靠经验来发明的时候。到了需要科学实验发挥作用的时候，科举制度便开始妨碍新发明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还有一个相关的命题，因为是韦伯提出的，所以叫韦伯疑问，与前面分析的李约瑟之谜有共通之处。按照韦伯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于是他就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萌芽，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仔细思考以后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没有科学革命，没有科学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工业革命。中国在8世纪到12世纪期间，技术变迁速度非常快，但之后技术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技术处于停滞状态的状况之下，资本就没有办法深化，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全面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含义是，资本不断深化，在此基础上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也不断深化。在中国传统的技术之下，资本能够雇用的工人非常少，没有办法进行现代的机械化大生产，也就不会出现与机械化大生产相伴随的资本主义。回答韦伯疑问，追根溯源还是在于中国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资本的不断深化，所以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态已经出现，但是只能停留在萌芽的阶段。六、结语

本讲讨论了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程度领先于西方，到了现代社会却远远落后于西方之原因，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在前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农民、工匠的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农民、工匠多，所以，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变为以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为主，中国人多的优势消失。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是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主要特征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和普及，中国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因此也就无法自发地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向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方式进行转变。在西方完成了这个转变以后，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也就迅速地从领先变为落后。然而，中国人并非先天就不能进行科学与工业革命，在现代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已发生变化，中国人在将来一样能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

在古代，以儒家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培养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很大的挫折感。可以说，中国近代的政治和社会史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挫折感这两种心态相互交融所推动的过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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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近代的屈辱和社会主义革命

直到17世纪末，中国还被认为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19世纪的时候，中国已经沦为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根据研究，在两千多年以前公元元年前后，中国的经济绩效水平与古罗马帝国非常接近，在公元前500—1400年间还要高于欧洲水平。根据研究，欧洲开始赶上中国是在公元1400年以后。欧洲赶上中国的原因，开始并不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从美洲新大陆带回了大量的黄金、白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所以欧洲人的生活水平才得以迅速提高。到了18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始，技术变迁速度加快，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迅速落后了，而且这种落后还在不断加剧。根据麦迪森的研究，按照1990国际货币单位来衡量，18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523，当时美国的是1287，英国的是1756（世界最高），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40％，英国的30％。到了195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变为614，美国变成9573（世界最高），英国变成6847，中国是美国的1／15，英国的1／10，可见收入差距在扩大。随着收入差距与发达国家的拉大，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例如在清朝中期以前，中国还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周遭的国家都来中国朝贡，中国成为它们的宗主国。英国派使节到中国来，中国翻译英国为“猁”，意思是蛮夷之邦，不知礼节。然而在184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发生不到一百年后，中国就在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中战败，接下来在一系列的战争中接连受到战败的屈辱，中英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每次战败的经历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次重创。接连战败不仅让中国失掉了可以让周遭国家纳供的国际地位，例如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和保护国，却让其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本身虽然没有变为殖民地，但实际上已具有了半殖民地的性质，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在很多城市划出租界。另外，中国还把土地割让给英国、日本和俄国等国家。丧权辱国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

有不少人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认为，中国从一个天朝上国在短时间内迅速衰弱下去，主要是因为清政府过于腐败。但这一说法与事实并不完全符合，因为清朝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让百姓民不聊生的昏君，民间的反清势力也主要是源于民族情绪而不是出于对皇帝个人的不满。尽管当时官僚体系的贪污腐化现象的确存在，但是贪污腐化的情形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不鲜见。因此，将中国一朝走向贫弱的过失完全推卸给清政府是不公平的。中国在近代之所以不断遭受外国欺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的工业革命迅速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拉大了。在欧洲借助于科学实验的方式加速进行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同时，中国却在科举考试和传统的教育制度之下不能形成自主的科学与工业革命，只能固守着旧有的技术与生产水平在原地踏步，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中国在真刀实枪的战场上的屡尝败绩，只是让这种差距以最残酷的方式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和科举制度的教育之下，形成了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处处以天下为己任。面对这种千年巨变，中国的知识分子油然生出一种让中华民族重新强盛起来的使命感。但在另一方面，面对着战争的屈辱和国势的日下，这些知识分子又有极大的挫折感。中国过去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短短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被一些在过去称之为“蛮夷之邦”的国家打败，并任由它们欺凌，所以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来说，努力实现中国的复兴是鸦片战争之后的当务之急。理解这一努力是理解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历史的重要线索。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与一个新崛起的文明发生了冲突，而战争就是冲突的激化。正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种文明的冲突中，知识分子对于国外文明的反应和理解必然会涉及文明和文化的含义。（二）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救国救亡的探索

对于文明和文化，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加上上层建筑就构成了一个文化体系。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上，我比较倾向于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定义，他把文化定义成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最低的层次是器物，包括能看到的各种有形物质，比如刀枪、车马、吃饭的筷子和刀叉等。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和组织，比如银行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精神或伦理价值，也就是行为规范，即对好坏的判断。当然，这种分法与马克思的方法实际上并无矛盾。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指的就是器物层面，上层建筑其实是另外两个层次的相加，即同时包含了组织的层次和行为伦理规范的层次。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三因子论，三个因子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当一个文明与另外一个文明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上的普通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反应是如何理解清楚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

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对于清朝政府而言，这是第一次在对外战争中遭受败绩，这在之前是连想都无法想象的。对外战败引起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反思，反思过后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西方在器物层次上有很大差别。所以在同治年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发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内容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一方面仍要坚守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和伦理价值标准，另一方面要学会利用西方的器物文明成果，向外国购买枪支、大炮和轮船。他们认为有了这些枪炮和轮船，中国就可以强盛起来。可以看出这时的知识分子尚未能摆脱“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式，仍然认为中国在文化的社会组织和价值体系上都具有优越性。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从某种角度上说，洋务运动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中国建立了北洋、南洋以及福建水师，也就是以山东的威海卫和福建的泉州以及马尾为基地的三支海军舰队。

第二次冲突的激化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产生的原因是当时的朝鲜受中国的保护，后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力量发展非常快，对朝鲜有殖民的企图，所以和中国发生了冲突。日本在19世纪中叶以前基本都是闭关锁国，后来在美国海军舰队的外在压力之下才被迫开放门户。日本开放以后，也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极大反思，出现了所谓“尊王攘夷”、幕府还政于天皇的思潮。在权力由幕府大将军交还天皇以后，明治天皇开始推动维新改革，日本与英国一样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引进了现代的学校、军队、银行、工厂等组织体系，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在开始的时间上差不多。在甲午海战开始之前，国际上的评论普遍认为中国应当能打赢。因为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新型的军舰，拥有从英国、法国购买回来的最先进的战斗武器。日本没有中国的财力雄厚，买不起大吨位的军舰，所以只能自己生产小吨位的海军军舰，使用的枪炮也比不上中国。有一段野史的记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状况。甲午海战之前，清政府采取孙子兵法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在上海的黄浦江举行盛大的海军阅兵典礼，邀请各国驻华武官前来参观中国的海军舰队，目的是吓阻日本的侵略野心。日本的驻华武官也被邀请，他在参观后回去给政府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称虽然日本的军舰和武器比中国落后，但日本仍能打赢中国，原因是中国的军队没有现代化的组织观念，没有纪律，即使有现代的枪炮也发挥不了作用。当然这只是野史，没有经过考证。但仍能反映出洋务运动只是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在组织层次上并没有任何改革，比如教育制度的改革、政治体系的改革、经济体系的改革等。文化的三因子应该是统一的整体，单单有现代化的枪炮，而没有相应的组织体系，枪炮也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定远舰”在甲午海战中却落得葬身海底的悲惨下场

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于是又掀起了另外一场社会反思。原来的反思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输给欧洲主要是因为枪炮的落后，现在枪炮和欧洲一样的情况下还是会打败仗，那就一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反观日本，同样是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短短三十多年，从闭关锁国到锐意革新，很短的时间内就超过了中国。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落后的原因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认为中国如果要奋发图强赶上西方，就必须像日本一样，采取君主立宪制，废除科举。上一讲我们讲到，科举考试的问题主要在于内容，而不是在于形式，这个形式能够挑选有能力的人进入政府作为治国安邦之才，所以说还是好的。科举考试的制度还被英国学习，在英国建立了文官制度，只是没有以四书五经作为考试内容。当时推行君主立宪制度的维新运动被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很快就被保守的清政府官员镇压下去，唯一得以保留的成果就是在当时名为“京师大学堂”的今北京大学。图为京师大学堂在成立之初的门匾

与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社会认识不同，一个另外的思路就是来自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孙中山原为广东人，后移民到夏威夷，之后到美国接受教育。他看到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也迫切地希望中国能够迅速强盛起来。他在美国的时候看到美国的制度非常先进，认为总统制要比君主立宪制更为优越，所以需要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制国家。当时，不管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所提倡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推动一场组织层面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孙中山（1866—1925）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知道变法已是势在必行。但是，到了这个保守分子也开始主张要变法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清政府很快就被推翻。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的积弱是因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只要推翻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制国家，中国就会迅速地走向富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也是参战国，而且是战胜国，但是巴黎和会却不把中国当做战胜国看待。当时青岛原本是德国的租界，既然在一战中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那么租界理应归还给中国。但是，当时日本已经变为列强，在列强幕后交易的《凡尔赛和约》中，把青岛从德国转手给了日本。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北大学生以及在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北洋政府的强烈不满，于是就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已经改变，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建立了初中、高中、大学，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改变。但是，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还是会被欧洲列强欺辱，原因就是光有现代的器物和组织制度还不够，还必须有现代的精神和价值观，所以需要提倡“民主”与“科学”。状如警钟的“五四运动”纪念章（三）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1.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从认识到武器的作用，到认识到这种武器在什么样的组织状态下起作用，到最后认识到不仅要有西方的组织状态，还要有西方的思想，这是一个渐进的思想转变过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全盘西化，建议培养与西方一样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和社会组织，所使用的器物也要一样；另一派主张社会主义。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星火燎原，从一点点规模很快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运动。

社会主义思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中国盛行起来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社会有反西方的情结，因为在历次战争中西方列强让中国受尽了屈辱。在坚船利炮面前，虽然不得不认输，但内心里始终不愿屈服，这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精神状态。所以，如果有一种制度能够替代西方的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表现得比西方更优秀，就很容易被接受。当时的西方社会处于资本主义早期，确实存在着很多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动荡不安、工人的生活状况非常悲惨。当时西方的社会动荡主要是因为虽然由于工业发展，城市化的水平已经比较高，但是大部分的劳动力还在农村，进入到城市里的人并不多。城市的收入比在农村高，所以农村的劳动人口就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就是巨大的失业大军，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的需求。在这种状况下，资本家会把工资压得很低，因为城市里的生活始终比农村好，不必担心没有人来。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本家的收入增长非常快，一般工人的生活状况却没有什么改变，于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就会频繁发生。针对社会存在的这些问题，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由原始共产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由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在当时中国有一个很时兴的说法，叫“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包含很多这样的说法。“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其中的民生主义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就是共产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很多社会问题，革命要彻底，就必须把所有的问题一次性解决，也就是所谓的“毕其功于一役”。连孙中山这样倡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人都接受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思潮范围之广，影响之大。

其次，俄国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后，单方面取消了过去对中国所立下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当时中国的社会情绪中有很多不满是针对列强的，因为它们给中国施加了很多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丧权辱国并失掉了和列强平等相处的机会。当时社会运动的强烈愿望就是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这时突然发现，一个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对中国愿意以兄弟相待，主动把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取消，就好比一个农民欠了地主很多债，有一天地主突然主动上门免除了所有的债务，农民当然会对这个地主产生好感。现在仔细研究起来，苏联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是顺水人情。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自己的状况岌岌可危，连生存都有困难，根本没有能力取得和要求原来在沙皇时代订下的那些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情绪普遍认为苏联的这一举动是对中国的平等相待，孙中山也开始推行起联俄联共的政策。而且到了30年代之后，苏联的逐渐强盛又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之后最主要的理想就是救亡和图强。在30年代，从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开始，西方出现了十多年的经济大萧条，社会上到处都是失业现象，经济发展水平在短时间内下滑了30％—40％，而且不止是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受到了冲击。这如同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即将来临。相比之下，苏联从1929年开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当时世界上的工业化军事强国。这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眼里，无疑充满了吸引力。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等一批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开展有一系列的理论和认识问题需要解决。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爆发。资本家掌握了政权、财富，单个工人没法抵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就需要把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仅仅一个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还不够，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发生暴动、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时，旁边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有唇亡齿寒的感觉，害怕国内的工人也会闹革命推翻自己，所以它们会帮助这个国家把工人革命镇压下去。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抵抗不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队伍的联合。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会取得革命的成功，要想在单个国家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与后来出现的列宁主义的差别就在于，列宁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单一的国家也可能成功，而且还不一定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必须有一批社会精英来组织这个共产党。这些社会精英也不一定完全是工人阶级，但必须是有组织、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团体。以他们作为核心，团结无产阶级大众，这样革命就有办法在单一国家完成。实际上，俄国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首先建立了共产党，联合城市里的工人进行暴动，后来果然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中国在1921年成立共产党之初，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而且共产国际还派来了代表指导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革命活动。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遵循的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先成立一个精英党，然后发动城市暴动。这样的模式在俄国非常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按照列宁主义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工人发动城市暴动，每一次都被镇压下去，没有一次取得成功。

3.列宁主义模式在中国失败的原因

列宁主义模式在苏联是成功和正确的，但是应用到中国却不成功。当时中国共产党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进行社会运动和革命，结果却屡战屡败，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条件不同。在俄国基本没有外国租界，在中国却有很多。俄国在沙皇时代，工业就主要集中在城市里，企业主要是贵族拥有，当然也有一些职业企业家和外国资本家拥有的企业。而在当时中国主要的工业集中在租界，例如天津、上海、武汉、福州的外国租界。在沙皇时代，如果出现工人暴动，政府就要派军队镇压。工人阶级是一个弱势群体，容易引起社会的同情，政府的镇压会使得社会把怒气和怨恨指向政府，认为这是一个保护资本家剥削穷人的不公正的政府，于是整个社会都把矛头对准了沙皇。在中国，大工厂都是在租界里。以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为例，当时日租界里的纺织厂工人发生暴动，日本政府派军队进行镇压。后来工人联合起来，发展到其他租界，英租界里的工人也发动暴动，同样被英国巡捕使用武力镇压下去。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遭到武力镇压，社会上当然是抱以同情，但是愤怒的矛头却指向了列强政府而不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因而渔翁得利，号召工人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把中国建立起来然后才能抗击列强。所以，同样是工人暴动，产生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沙皇俄国时代，工人暴动时沙皇派出军队镇压，结果是沙皇失掉了人心，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工人暴动时外国政府直接派出军队和警察对工人进行镇压，当时的中国政府反倒渔翁得利。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学习外国理论的时候应该非常小心，任何经验或者理论在具体应用时都有一定的前提，假如前提发生了即使是非常细微的变化，产生的效果也会完全不一致。不要把一个理论当做真理，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理论作为一种假说，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得以应用和实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已经得到证实的理论，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也不一定就能获得成功。列宁主义没有真正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五卅惨案”现场的外国警察和惨死的工人

4.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成功

在第三国际所指导的列宁主义路线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屡屡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渐渐意识到了不能完全依赖外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于是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毛泽东就提出了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按照马列主义，如果要发动社会革命，就必须要保证社会当中存在有社会不公平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在中国农村，有地主、贫农和无地农民的差别，按照50年代革命刚刚成功时的统计，中国占人口总数3％的地主控制了26％的耕地，而占人口68％的贫农拥有的土地只有22％，所以这种土地分配的差距非常大。城市里的工人和资本家当然也存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但差距远不如农村明显。按照马克思主义，农民不见得是最先进的阶级，但是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按照毛泽东所讲的“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贫穷的农民，那么这些农民当然就会支持共产党的政策。而且在中国农村地区，政府的影响非常薄弱。在传统社会，政府的管理只能到县一级，县以下要依靠士绅（也就是地主）进行管理。正因为如此，如果在农村领导农民发起“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国民党政府就要派军队前来镇压农民，其效果就像沙皇派军队镇压工人暴动一样，因为保护了富有的地主、打击了应该被同情的贫穷农民而受到社会正义力量的一致指责，从而丧失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所以，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暴动实际上产生的结果就相当于俄国的城市暴动。当然，依照列宁主义，革命应该由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来进行，而不是依靠相对保守的农民阶层。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他活学活用理论，而不是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是他通过对很多农村进行调查，经过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状况的分析才最终提出来的，最大程度地结合了中国社会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政策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先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然后再慢慢地把矛头对准城市里的资本家。这是军事上的战略。在政治上的战略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当时在城市里有工业和商业，但是这些工业和商业都为民族资本家所有，相对那些外国列强在租界里的工厂而言，普遍规模较小，因此在市场竞争中时常受到欺压。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说法，这些民族资本家也应该得到保护，要打击的“一小撮”是官僚资本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和欧洲资本家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工厂，包括日伪政府在中国建立的工厂。日本战败后，这些工厂都被没收，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资产，由国民党中的官僚权贵把这些资产继承过去，变为官僚资本。1947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把前面的几项战略具体划分为三个方针：一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穷的农民；二是没收垄断官僚资本，把它变为社会主义政府直接掌握的国家资本；三是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且保证在社会主义政府的领导下民族资本家至少有50年的黄金时代。中国要想从农业社会迅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进程需要进行“补课”，在这个“补课”的过程中，民族资本家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按照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民族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政府的领导下，至少有50年的黄金时代可以发展。这些民族资本主义过去受到外国政府和企业的欺压，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得到了平等的待遇，就可以发展得更快。这三个方针都得到了民心的支持，保证了共产党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统治战争中的胜利，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拥有百年历史的张裕酿酒公司曾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优秀代表

中国有句俗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是从1921年建立到1949年，不过短短28年，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从一个由几个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运动的组织变成了统一中国的政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一个旷古奇迹。二、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经验的原因（一）为什么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中国推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从1949年到1978年，计划经济从探索到实行也是28年，与建立新中国所花的时间一样长，后来证明这套制度行不通，所以需要转型与改革。

一个通常的说法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经验建立了不适合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能够做到实事求是，正确地分析中国的现状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却盲目照搬苏联的经验？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盲目照搬苏联经验是因为他没有工业建设的经验，但是，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他同样没有革命战争的经验。事实上，照搬苏联经验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因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与苏联的目标相同，环境不同，所采用的方法当然也必须有所不同。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与苏联目标相同，条件也变得相同，所以使用的方法手段也必然相同。

老一辈革命家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目的是使中国富强起来。例如，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一定是经过了慎重的思考，代表了他的心愿，也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的心愿。让中国人站起来，是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的动力，鸦片战争以后几代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让中国人站起来，让中国富强起来。但是没有强大的国防，就要挨打；要想有强大的国防，就要有强大的军事工业；要想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就必须有强大的重工业。1952年中国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后开始建设国家，提出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中国能够早日屹立在世界的强国之林，不再受外国的欺凌。苏联的经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参考基准。当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苏联在1929年以前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工业化进程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而且，当时欧美的市场经济仍处于大萧条之中，所以苏联以重工业为先导的经验看来是可行的，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愿望。

其实，这种想法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许多国家，不管是在亚洲、拉丁美洲，还是在非洲，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在第一代革命领导人的领导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毛泽东、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赛尔、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诺和苏哈托都是如此。当时在拉丁美洲提出的依赖理论（Dependent Theory）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核心国家就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边缘国家就是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依赖理论，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工业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购买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依赖理论之所以在40年代由拉美国家提出，是因为在30年代的时候，出口原材料的价格下降得非常厉害，但是工业品价格基本不变。根据中心—依赖理论，如果是处于依赖的地位，也就是出口自然资源产品、进口机械制造业的产品，就会被剥削。在当时中心—依赖理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不愿意出口资源产品，而是想自己生产需要进口的制造业产品，这就是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进口替代战略”不仅自己生产日常生活品，而且连用于生产日常生活品的机器设备都要自己生产，所以这个战略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实是一样的。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也是想方设法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千篇一律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只有少数几个例外。中国当时是属于那些大多数，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说法，没有军事工业就没有国防，就要挨打；要有国防，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所以中国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二）重工业优先发展与要素禀赋的矛盾

中国在1952年和苏联在1929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发展战略都是重工业优先，面临的条件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建设周期长。重工业的建设周期可能长达五年甚至十年，而轻工业则有可能在当年投资，当年投产，当年收益。所以与轻工业比较起来，重工业的建设周期是相当长，收效也是相当慢的。第二个特性是对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生产重工业的机器设备必须依靠进口。第三个特性是重工业一次性投入非常大，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工程都很常见，而轻工业项目有几百万或上千万就算相当大了。

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也有三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剩余少。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生产主要是在农村，大部分的人口是农民，生产活动集中在农业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很大部分是供给自己食用，再加上饲养家畜和留作种子，剩余很少。部分剩余可以卖到市场上转变为资金，但是由于社会剩余非常少，所以资金就非常少，资本的积累不足，从而导致资金的价格非常高。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普遍较高，很多发展中国家民间借贷的月利率可以高达2％到3％，这绝对不是高利贷。古代的高利贷指的是月利率在5％以上，甚至达到10％，所以2％到3％的利率仍属正常。第二个特性是可供出口的产品就非常少，而出口少又导致赚得的外汇非常少，所以外汇价格——汇率就会非常高。第三个特性是资金分散，难以动员集中。这些落后的农业国家不仅剩余很少，而且农业地区相当广阔，这必然造成较少的剩余分散在较为广阔的农村里，动员这些分散的资金进行投资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农民的收入很少，一般不会把钱存入银行。在农村地区，银行的数量很少，虽然把钱放在银行既安全又可以赚利息，但是农民一般却不愿意把钱存到银行。因为如果农民把百来块钱甚至几十块钱存入银行里，以后取钱还要步行几十里地走到县城的银行去。每天就为买酱油、买醋、买火柴的几分钱而走几十里路到县城，即使安全又有利息，显然交易费用也实在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宁愿把钱放在家里的枕头下或缝进被子里。不仅中国的农民这样做，其他国家的农民也有类似的行为。我到国外讲学的时候，发现外国的农民会把钱放进袜子里随身携带。但是无论怎样，只要钱不存进银行，就会面临资金动员困难这样的问题。

由于重工业三个特性和落后的农业国家三个特性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就没有办法建立建设周期很长、需要依靠大量进口技术设备、一次性投资规模很大的重工业项目。如果正常状况下民间借贷的月利率是2.5％，那么年利率就是30％。如果一个建设项目十年才能完成，建成投产开始才有利润，按年利率30％的复利计算，那么十年以后项目建成之日需要还本付息之和就为原贷款的13.7倍，几乎全世界都难以找到如此高利润的项目。另外，要建设重工业就要有机器设备，当时国内没有重工业需要的机器设备，就要从国外进口。由于外汇非常短缺，外汇价格就非常高，与高额利率一样，高外汇价格也会导致重工业建设的成本偏高。而且重工业建设一次性的投资非常大，可能是动辄几亿、几十亿，但社会剩余主要是在农村，难以把这部分剩余集中起来，所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困难很多。

苏联1929年在斯大林领导下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其目标与中国1949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目标一样，遇到的困难也一样，因此解决困难的办法也就一样。1929年以后，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在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里短时间内建设起重工业体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中国在建国后的经济情况跟苏联比较类似，所以也提出类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因此，毛泽东主席在革命战争时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是实事求是的行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照搬苏联经验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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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一个文明鼎盛的天朝大国日益衰落，沦为备受列强欺压的贫穷弱国。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满怀强国富民的理想和抱负，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探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新政权的领导人面临着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和管理体制进行经济建设，以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理想的问题。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为了能快速且一步到位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强国、自立的目标，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

这一讲主要分析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传统的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了解传统的制度安排背后隐藏的经济学逻辑。之后，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探讨1959—1961年农业危机形成的原因，并对1978年前经济发展的绩效与影响进行简单的回顾。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传统经济体制（一）“三位一体”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

上一讲，我对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经验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原因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1929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一样，都是以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实现富国强兵为目标，并且起步条件同为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在两国目标相同、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借鉴苏联在短时期内迅速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经验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可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要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不能依靠市场的力量。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重工业是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建设周期长；（2）关键技术、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自己无法生产；（3）每个项目一次性的投入非常大，动辄上百亿甚至上千亿。但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以农业为主，剩余资金非常少，这意味着：（1）资金积累少，资金的价格就会非常高；（2）可出口的产品少，外汇少，外汇价格高；（3）生产分散，要动员资金非常困难。

从以上三对特性的比较当中可以看出，重工业的特性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首先，一个建设周期长的项目根本就没有办法支付高额的利息。其次，要进口机器设备，但是外汇少、外汇价格高，进口机器设备的价格又非常昂贵。最后，在一个剩余非常少的农业经济中难以动员足够的资金来发展重工业。对于一个处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它只要优先发展资本很密集的产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把银行利率压到远远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同时，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所以政府必须直接干预汇率，人为地高估本币价值，压低外汇价值，这样，进口机器设备就会变得便宜，有利于解决外汇短缺、外汇昂贵的问题。关于资金动员问题，一个简便的解决办法是维持已建成企业的高利润作为下期的投入。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建成企业的利润。首先，给予企业垄断地位，这样可以让企业为产品制定垄断价格，获得较高的收益。其次，压低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工人工资等。如果工人的工资被压低，为了使工人生存下去，就必须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包括粮食、服装、住房、交通等一系列与生活有关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同时看到压低利率、高估本国汇率、压低原材料价格、压低工资、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内在逻辑。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要追求资金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那么至少也必须压低利率和低估外汇价值。对于后面其他几项措施的执行，需要视这个国家的行政干预力量有多强而定，比如拉美国家就普遍采取把原材料价格压低的做法，只是在程度上可能不尽相同。

我们把这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安排称为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它通过扭曲的价格信号影响到每个企业。但是，价格信号被扭曲以后，市场均衡就会被打破。资金的价格被压低，重工业使用资金就相对便宜，轻工业、农业使用资金也变得便宜，对资金的总体需求就会加大；同时由于利率过低，结果会导致储蓄减少，资金的供给也会下降，总体上就会出现短期内资本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外汇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高估本币的价值，低估外币的价值，进口机器设备变得便宜，进口其他产品也同样便宜，所以会出现过量进口而外汇不足；同时，赚取外汇要依靠出口，在本币的价格被人为提高后，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导致出口减少，赚取的外汇也会减少。总体来看，就会导致外汇需求远远大于外汇供给，造成外汇短缺。同样的道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扭曲也会导致市场的供需不等。匈牙利有一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叫科尔奈，他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称为短缺经济。科尔奈认为短缺是由社会主义的特性决定的，但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扭曲价格的特性所决定的。压低某种要素的价格，对这种要素的需求就会大于供给，需求增加而供给减少，就会形成短缺，短缺是人为压低价格所造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这些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配给制度。为了抑制物价，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被压得非常低，这时供给就小于需求。为了让每一个人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即使是首相也必须每个月按照国家的计划配给进行消费，所以这种短缺显然与社会主义的特性无关。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国家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取代，市场竞争也就自然会消失。

短缺是价格压低所造成的结果，这会导致对资金、外汇、原材料的需求全面大于供给。为保证短缺的资金、外汇、原材料用到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上，就不能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在这种状况下，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把所有行业排出一个优先顺序，而且要把每个行业里每个人所做的项目排一个优先顺序。光有计划还不行，还必须利用行政的手段根据计划对这些短缺的资金、外汇和原材料进行配给。通过这套扭曲价格和计划配给的体系，不仅可以让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建立起来，还可以保证它们拥有很高的利润。在改革开放之前，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省的经济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因为当时在辽宁省主要是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定得非常高，所需要的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都被压得非常低，所以它的财政收入位于前列。东北成为新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基地得益于地理位置与能源优势（图为大庆油田“大会战”时期的“铁人”王进喜）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要更好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微观管理机制也必须与市场机制有所不同。要把剩余集中投资到重工业产业上，就需要克服资金剩余控制的难题。假如这些企业是非国有的，剩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就会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利润更高的产业中去，这些产业往往是轻工业。轻工业赚钱比较快，道理很简单。首先，轻工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而且周转得比较快；其次，在这种计划经济之中到处都是短缺，轻工业产品也会短缺，产品卖出去的市场价格会比国家规定的价格高，所以利润也会高。正因为如此，在这种状况下就不能让这些企业为私人所拥有，必须由国家直接所有，才能掌握对剩余的分配权和指示权。比如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一个政策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会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因为不用再受列强政府和企业的欺压和排挤。但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民族资本就被全部收归国有。新建的工厂当然是由国家投资的，但对已经建成的工厂而言，如果它同样可以拿到各种低价的原材料，在生产的剩余为私人拥有的情况下，资本家就会把这些剩余投资到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以外的产业中去，为了保证这些剩余能够全部掌握在国家手里，就需要实行国有化，消灭私有企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所有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就被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全部收归国有

国家不仅需要对剩余有直接的支配权，还必须能够对企业进行直接地干预，剥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的自主权。以苏联为例，苏联城市暴动的成功是靠着城市里的大企业厂长和工人，他们是共产党所依靠的主要力量。然而，1929年以后，厂长和经理的自主权被全部剥夺。这是因为在扭曲的价格体系下，一个重工业企业的产品拥有垄断市场，所有的投入要素都是低价的，所以能得到很高的利润。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下，难以确定盈利的合适水平。如果给盈利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自主权（比如可以决定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那么经理可能就会利用职权损公肥私。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形是，生产产品被认为是重工业投入的企业（例如交通等）其产出价格被压得非常低，即使它同样可以获得廉价的投入要素，也必然是亏损的。但是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下，无法知道一个亏损企业的亏损尺度。如果给经理自主权，他可能会夸大亏损，国家也难以核实。所以，只要给厂长、经理自主权，他们就可能会利用这种自主权侵吞应该为国家所拥有的剩余，从而减少国家的投资资金。为了保证剩余真正掌握在国家手中，城市企业就必须都是国有的，并且企业毫无自主权。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管理有六个字的顺口溜，“人财物，产供销”。“人”是指企业不能决定它雇用什么样的人以及雇用多少人；“财”是指企业对收益没有支配权，所有的收益全部上交财政，再由财政根据需要进行拨款；“物”是指企业不能自主决定企业的资产和投资决策；“产”指企业不能自主决定生产哪种产品；“供”是指企业不能决定各种投入要素供给的来源；“销”是指企业不能决定产品卖给谁。国有企业厂长和经理的自主权基本上被完全剥夺。

以上就是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了解这套体系背后的逻辑，看起来似乎缺乏理性，但是如果把背后的原因想清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之下，从国家所有的角度来看，为了保证资源的最大动员以及剩余的最大化以投资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三位一体”确实是最优的制度安排选择。

在计划经济之下，一个资金、资本都非常短缺的农业经济，想要优先发展资本非常密集的重工业，结果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影响到城市中的制度安排，而且也对从1952年以后在中国农村出现的几个大的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巨大影响，甚至直至今日，这套体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作用也依然存在。这些制度主要包含有四个方面：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和城乡隔绝的供给制度。（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原因

农村地区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从1953年才开始的，统购统销的原因可以从《陈云文选》里的一篇文章找到一些线索。当时陈云是财政部长，他在1953年的时候发现，过去共产党号召卖什么产品，农民会抢先来卖，但在1953年以后，农民突然间不愿再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政府了。所以陈云感慨说农民变了，但是这种转变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与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分不开的。在1953年之前，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农民感恩，而且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跟农民的交易主要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的，并从不拖欠。所以，这时政府号召卖什么，农民都会积极响应。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城市里已经开始了工业化，为了创造城市里企业的高利润以作为下一期投资的来源，就必须压低企业的投入要素价格。当时企业的很多投入要素如棉花、工人的生活必需品、粮食都来自于农村，对政府而言，可以选择高进低出的方式获得农产品，在农村按市场价格买入，在城市压低价格卖出，但是政府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如果在农村里按市场价格买进，再在城市里按照低价卖出，那么在城市里压低价格就没有意义，无非是把由企业创造的剩余又转移给农村，就体现不出压低价格作为积累手段这种方式的作用。尽管这种高进低出的价格政策会使农民满意，但是却与政府动员资源进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相违背，所以政府必须通过低进低出的方式把农民的剩余转移到城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里粮商和棉商有的是由政府经营，有的是由民营企业家经营，有的是二者的结合。由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经营的棉花和粮食会按照市场价格支付，但政府购买的粮食和棉花却要指定低价。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理性的农民，当然会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民营的粮商和棉商。

有鉴于此，政府只能通过垄断的方式才能一直以低价来取得所需要的农产品。于是，从1953年开始对粮食和棉花进行统购。统购就是规定农民要交售出满足政府购买任务的粮食和棉花数量以后，剩余的产品才能够卖向农村的农贸市场；在没有满足之前，就只能卖给国家，国家是唯一的购买者，因此可以自由定价。开始的时候，统购的只是粮食和棉花。但是，1954年以后很快所有的产品都要进行统购，统购的产品包括芝麻、花生、鸡蛋等。因为如果只压低粮食和棉花的价格，农民是理性人，就会少生产粮食和棉花，多生产那些价格没被压低的产品，所以很快所有产品的价格都被压低。同时，城市实行统销制度，统销是指卖给谁由国家统一计划，卖给哪些企业也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像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须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凭粮票、棉票和布票）购买。全国通用粮票（1965年）（三）迅速推进农村公社化的原因

在统购统销的政策运行之下，随着城市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企业对工业投入的需求就会增加，城市里工人的数量也会增加，但是农村的产量难以满足城市工业化水平的需求。为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政府对所有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严格控制农产品收购和销售的价格。但是也有政府无法控制的事，那就是农民分配个人生产和休息时间的自由度。产品的价格降低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休息积极性提高，因为休息的机会成本就是生产所得的收入。城市里的需求不断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在降低，这就造成了农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有这样几种解决矛盾的办法：（1）干脆把价格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但价格提高与之前提到过的最大程度地把剩余集中在城市里这样一个目标相冲突。（2）可以对农业进行投资，如兴建各种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率等，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资金的投入，而这笔投入资金仍要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划拨。把财政收入用来投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举措仍然与最大程度地动员剩余来支持工业项目这个目标相冲突。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使政府不必增加投入，又能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这就需要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经济学中倒是能够找出类似的理论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规模经济。

到1952年时，农村“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的土地都分给了单家单户的农民。单家单户的农民生产单位非常小，当然也就无法达到规模经济。在农村，规模经济主要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有些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必须整个使用，例如耕牛之类的牲畜。但是当生产规模太小的时候，这种要素就会用不完，造成一定的浪费。这时如果扩大规模，要素就能得到充分的使用。例如在农业生产中，中国有很多地区都是两熟制，夏季收过夏粮之后就必须立刻开始耕地播种，时间非常紧迫。如果不抢出这个时间，延误个三五天、十几天，很有可能在秋收前就会赶上下霜，如果在秋收时收获不到成熟的粮食，一遇到严霜秋粮就会变成颗粒无收。为了抢出这个时间，在农村仅仅依靠人的劳动投入常常会感到不足，所以就需要有一些耕畜作为劳动工具。在各家土地都非常少的情况下，一户养一头耕畜显然是不合算的，这时如果几家在一起共同养一头，就大大节约了每户的成本，产生出规模经济。另外，变成合作以后，田地间不用再划田埂，也节省了相当一部分土地，这也是规模经济的一种来源。所以，1952年把土地分给各家，1953年就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四）地区粮食自给自足的原因

第三个制度安排是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这在中国经济的研究当中，也是经常让人感到迷惑的制度安排。粮食不是一般的商品，如果粮食出现短缺，自己又不能生产，就必须要从国外进口。从国外进口粮食就相当于把自己的饭碗端在别人手里，历史上曾有些国家把粮食作为武器，对与其不友好的国家实行粮食禁运，以达到打击该国家的目的。因此，很多国家会追求一个目标：规定国内一定要保证粮食生产，即全国的粮食要自给自足。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不仅全国的粮食自给自足，而且各个省份的粮食也必须自给自足。这个政策一直到90年代还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市长抓菜篮子，省长抓米袋子”，所谓“省长抓米袋子”就是指这个省的省长必须为这个省的粮食供给负责。但中国是一个土地面积非常辽阔的国家，各地的生产条件差异巨大。例如，河南、河北两省干旱，不适合生产粮食，传统上适宜生产棉花，再与安徽、湖北、江西等地交换粮食；西南、西北适合生产经济作物药材，然后与内地省份交换粮食。各地区按照自己地理特性的比较优势生产农产品，有些地区是余粮省，有些地区是缺粮省，然后各省之间进行农产品交换。1953年的统购统销，是根据1952年中国市场的粮食生产与销售状况而定的。但在1953年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人为地把粮食价格往下压，余粮省卖余粮给国家越多，就意味着交的税也越多。而作为缺粮省，如果靠国家把其他余粮省的粮食调进来越多，就等于拿到的补贴越多。在这种状况下，缺粮省有意愿多调进粮食，余粮省却没有意愿多生产粮食。一方面这些缺粮省人口增加，需要的粮食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工业发展了，需要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投入也会增加。可是，余粮省不愿意多生产，就必然导致缺粮省除了国家原来调拨进来的粮食之外，还必须自己生产，最终造成了所谓的“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这个政策有很大的刚性，直到90年代还在很多地方有影响。（五）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的原因

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是在1953年之后才演变出来的。在1953年以前，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还比较自由，但到了1953年以后，就变得非常困难了，而且，在改革开放前困难一直在不断加剧。其原因在于，中国从1953年开始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重工业资本非常密集，投资非常多，但是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甚至不能满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当时的城市人口不是政府官员就是在国有企业里工作的人，政府对于安排他们以及他们子女的就业是有承诺的。一方面为了防止城市人口失业，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农民进城来分享城市里的各种补贴，只能对农业人口进城的权利进行限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背后的原因是城市里的就业机会不足，而城市里就业机会不足的原因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关。

这些制度的形成基本上是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开始的，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就是保证156个重工业项目的需要，由此诱发出各种内生的制度安排。当时的制度安排与苏联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一致的，原因在于目的相同，限制条件相同，所以具体的手段也相同。二、合作化运动与传统体制的结果（一）合作化运动的起因与演变历程

对于合作化运动，如果不了解背后的机制，是很难了解其真正动因的，因为有关1953年开始推行合作化运动的说法是：如果不进行合作化，就会造成农村里两极分化，地主可能会重新出现。如果这是主要的原因，那么在1949年或之前没收了地主的土地之后，直接就可以把这些无地的农民号召起来参加农业合作社，而且也不会遇到太多的阻力。因为对于那些无地的贫农来说，与之前受地主压迫相比，当然还是和其他农民共同参与合作社更好。在1952年将土地全部分给农民之后，第二年就开始号召农民进行合作化，主要是因为在刚一开始还未遇到城市里发展重工业所要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到1953年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后有关农村的问题就陆续出现了，一方面政府要压低价格购买农产品，另一方面在扩大生产的时候农民又不愿意投入，这才是合作化运动的起因。

合作化运动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1953—1954年间，推行的是所谓的“互助组”。互助组的组织情况一般是这样：由几户农民在农忙的时候自愿组合，土地、耕畜仍然属于个别农户，生产出的产品也归各户所有，但在农忙的时候，三五家自愿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自愿组织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说，有耕牛的人家就可以把耕牛借给别人。再如，收稻子的时候，大家相互帮忙，效率就会有所提高，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大量工作。互助组在中国农村有它的经济基础，可以说是历来就有，而不是社会主义开始以后才出现的。在农村里经常有所谓的“换工”，即在抢收时，几家共同合作，一次性收割完一家，再到另一家去割稻，换工合作。实际上，这也是互助组的一种形式。由于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互助组在1953年开始推广的时候，在农村里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迎，很快就在农村里掀起了组成互助组的各种运动。互助组的形式确实带来了某种规模经济，在抢收、抢种、耕地等方面都为农民带来了一定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产量的增加。政府看到互助组受到农民的欢迎，而且有实际的成效，但是三五户的规模还是太小，所以从1954年开始推行初级合作社。

初级合作社由20—30户农户组成，在农村（特别是江南农村）里将近是一个自然村的规模，这种方式比互助组更往前了一步。在互助组里，土地和生产出的产品都是单家单户的；在初级合作社中，则把地集中起来，这样就不需要田埂，省出了不少土地。分配上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土地和带进来的农具、耕畜等分红；二是按劳分配，把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量变换成工分，到年终时以扣除种子和肥料等之后的农业净产出按照工分的比例来分配。当时推行的效果也相当不错，政府鼓励和号召农民参加，很多农民也在政府的号召之下参加了这些合作社。当时的说法就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既然初级合作社收效显著，到1956—1957年政府又开始推行起高级合作社，户数在150—200户之间。在华北，村子一般比较大，200户左右还是一个自然村，但在江南村子一般较小，200户就需要把好几个自然村合在一起。原来在初级合作社的时候，土地和农具还是分开的，但高级合作社就不再把生产工具分开，实行完全的按劳分配，在当时来看对农民似乎并没有很大影响。虽然在1956年的时候，极个别的地方曾出现过农民晚上偷偷把耕畜杀了吃掉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原因是经过土改以后各家各户的土地和农具相差不大。1956年人大通过一个高级合作社的组织章程，规定高级合作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政府帮忙组织，而且规定农民一旦对高级合作社不满意就可以退社，退社时必须把原来的土地、农具和耕畜归还给他；除此之外，还规定如果农民在参加合作社期间合作社进行了某些积累，退社的时候也必须把他的那一部分积累折价归还给他。高级合作社在1956—1957年间依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规模经济继续发挥作用，产量持续增加。既然产量还在增加，到了1958年的时候，政府便有理由认为150—200户的规模还不够，于是干脆更大一些，也就成了后来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于1958年8月出现，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全国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到11月时全国99％的农户都参加了人民公社。平均而言，一个公社有5000家农户、10000个农民和60000亩地，规模非常庞大。发展起这样的规模与水利有关。农业生产需要用水，用水就需要有水利设施。可是单家单户修不了水利，即使到了高级社，一个社里也只有150—200户，要修建大型的水利设施还是显得不足。例如建小水库、修灌渠这类工程，最好是整个公社协调起来进行。5000家农户、10000个农民，这在当时大约就是一个公社的规模，所以整个公社就变成一个生产单位来进行生产。在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主义性质就变得更明显了。在高级社的时候，还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先是评功记分，再按照工分来进行分配。到了人民公社开始的时候，就实行所谓按需分配，吃公共食堂，节省下做饭的时间和做饭时需要的稻草，也是一种规模经济的体现。但是问题一下子就出现了。1958年11月人民公社在全国推广开，1959年开始就出现了农业危机，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15％，1960年粮食产量继续下降15％，1961年维持在1960年的水平。这次农业危机持续了3年，导致了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还导致了3300万人延后生育或少生育，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灾害。公共食堂的“大锅饭”

1962年开始公社并没有解体，但是生产恢复到以生产队为单位。一个生产队一般平均有20—30个农户，即回复到初级社的规模，以南方的自然村为主。分配上按照工分制，即按劳分配。总体而言，生产队基本上是初级社的规模、高级社的分配方式。生产队的这种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维持了16—17年的时间，1979年以后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1959—1961年的危机以后，政府不再迷信规模经济，从退回到初级社规模这一点能够看出。随着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和人口增长，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加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政府应做的是加大农业投入。1964年开始在全国推广的现代品种矮秆水稻，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自主研发出来的。1976年开始推广的杂交水稻，是湖南袁隆平研发出来的。矮秆水稻一般比常规水稻多出30％的产量，杂交水稻的产量在矮秆水稻的基础上再增加30％。国家从1962年就开始走上这条通过农业科研来提高粮食产量的道路，这些科研经费都需要由政府进行投入。而且有了这些现代的品种，就需要多用化肥，这些化肥也是不小的投入。另外，70年代喊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口号，现代化的农业投入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二）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传统解释

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和人口死亡，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场极大的不幸，非常值得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尤其是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更是有责任把这一卷入了3000万人生命的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搞清楚，因为只有弄清了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同样的现象再度发生。对于1959—1961年的大灾害，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认为是因为自然灾害。这种解释在理论上不排除其可能性，但在现实中不容易发生，因为要全国同时发生天灾，而且一连持续三年，可能性实在太小。实际上，农业里的天灾对整个国家来说不一定会造成减产。就水灾而言，受到水灾冲击的地方当年会减产，灾区旁边的省份因为水多了就有可能增产；受灾地区在受灾当年会减产，第二年很可能就会因为地下水位提高而增产。因为缺水一直是中国长期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发生水灾必然会把地下水补充充足，可供灌溉的水就增加了。因此总的来说，水灾对全国的产量影响应该不大，旱灾同理，所以，因自然灾害造成15％的减产并连续在全国各地同时发生是不太可能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上山捡毛栗子、橡子、苦橘子等研究如何解决代食品问题（人民网资料）

第二种解释认为是人祸。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主要指不当的管理。不当的管理有几个方面：在1958年年底推行公社化的时候，实行所谓的公共食堂，很多人吃饭不用钱，于是就把粮食给吃光了；1959年公社化以后，公社社长、书记等很多领导都不是农民，而是政府直接派下去的干部，没有农村工作经验，也没有农民的耕作知识，当时很多干部就提出了所谓“深耕密植”，误以为耕得越深越好，植得越密越好，不当的耕种方式造成了减产。农民深挖“卫星田”

国外一位研究中国经济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第三种解释，认为是因为人民公社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下降。当时实行人民公社，是平均10000个劳动力种60000亩地，这个规模太大了。当时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非常多，如果实行的是按需分配，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如果是一万个劳动力中一个劳动力干得比较积极，产量增加，这个劳动力分到的是全部产量增加的万分之一；如果消极怠工，产量会有所减少，但个人只减少了整个公社减产的万分之一。这样的激励机制造成大家都不好好干，因为增加的一个单位投入的成本是自己的，但是收益都被别人分了，结果造成普遍的积极性低下，产量也必然会减少很多。

这三种解释从逻辑上来讲都有可能。虽然我个人认为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发生天灾的可能性极低，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不当的管理会造成减产，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是实行按需分配，尤其是吃公共食堂，那么积极性可能会下降，减产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以上三种假说在逻辑上都讲得通，但是否能正确地对现实做出有效解释，还有赖于经验的检验。

一个简单的检验方式是，这三种原因在1962年以后基本都被消除了。如果1959—1961年的大滑坡是由天灾所造成的，那么1962年以后就应该很快就恢复到1958年以前的生产力水平。至于管理不当的原因，首先，公共食堂其实到1959年以后就不再实行，更不用说到1962年以后。干部的指挥方面，“深耕密植”的种植方式在推行不久就被放弃了，尤其1962年以后恢复到生产队，就生产队的规模而言，农村干部在初级社、高级社的时候就已经证明是有能力来管理的，一个生产队只有20—30家农户，因此很难再说是管理不当。关于激励机制的问题，在高级社的时候，一个社的规模大概在150—200户之间，当时推行的就是按劳分配，并没有出现生产力的滑坡。总体上来讲，由于共同接受的这三种假说所造成的影响应该在1962年以后就很快消失了，即使土地的情况和劳动力的健康状况还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恢复，那么到1962—1963年，至多到1964年，生产力也应该恢复到了1958—1959年的水平。这是一个常规的推断。

生产力水平的衡量依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如果1959—1962年的农业危机是由上述三个原因造成，在1962年后的几年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就应该很快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然而，虽然我国在1962年以后引进了很多现代科技的成果，比如开始使用化肥、拖拉机，推广现代的良种（中国是最早推广矮秆水稻、小麦的国家，而且推广的面积是最大的），但是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却一直没有恢复，直到1984年全面推行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展个体经营，生产率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见图4.1）。这样一来，这三个假说提出的影响因素即使确实存在，也不会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图4.1 1952—1988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1952年为100）

若要避免类似危机的再度发生，就必须找到最主要的原因。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论文时，研究的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始，农业产出增加了很多，生产率也提高得相当迅速。但是1953年开始推行从个体生产变成集体生产时，农业生产率也增加得非常快。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953年到1958年，是从个体转变为集体，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从1978年到1984年，是从集体又恢复到个体，农业生产率依然提高了。下面我将通过分析这一现象和农业危机的联系，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三）退出权假说

在解释这一假说之前，首先介绍一点博弈论的知识。举一个例子，芝加哥是美国黑帮活动非常猖獗的地方，黑帮如果要抢银行也存在着规模经济。一个人去抢显然不容易，如果两个人分工配合，一个进去抢，一个在外放风、开车就容易得多。假如有这样两个专门抢银行的人，由于他们手段高明，经常抢银行却从来没有被抓到过。警方虽然已经认定这两个人为嫌疑人，但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就无法将他们逮捕并且在法庭上判刑。这两个人喜欢开快车，经常因为超速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非常希望能想出办法让他们招供。因为在美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愿意成为污点证人指出其同伙所犯的罪行，并以此与司法机关交换条件，就有可能得到豁免。于是警方设计出了一种激励机制，促使罪犯自己招供。如果两人同时认抢银行罪，那么各判六个月；如果同时不认罪，那就只能以超速各判两个月。如果一个人认罪并指证另外一人，那么认罪的人即判无罪，不认罪的人就要加倍判刑。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从每个人的角度来讲，认罪都是理性的，因为不管另外一人作何选择，选择认罪都能获得较轻的判刑；但是从集体来讲，两人都不认罪才会使共同的刑期最少，是最为理性的选择。但是，两个人在选择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假如两人以后仍会继续合伙，就还会有被一起抓到的可能，这样两个人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约束。他们可以相互威胁，如果某次两人同时被抓，一个人认罪而另一个人被判重刑，那么被判刑的人就会在以后每次被抓时都选择认罪来让对方的罪责相应变重。这样的威胁是可信的，所以两人的最后选择很有可能就是都不认罪，从而获得集体的理性。囚徒困境

这也就是说，如果“囚徒困境”的游戏只玩一次，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就会存有矛盾，矛盾无法化解是因为这两人都没有办法对对方施加可信的威胁。如果这是一次性的合作，以后就洗手不干，那他就一定会选择个人的理性，即选择认罪，因为这是一次性的交易，另外一人没有办法再对其施加威胁。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见，一般来说，路边小贩的东西最好不要买，因为那是一次性的交易；但如果是有固定场所的商店，一般就不必太担心，因为它还要长期经营下去，就要保证信誉。这种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多有印证，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就引发于这样的逻辑关系。

我们知道，在农业生产中也存在着一些规模经济，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在抢收抢种的时候，时间非常重要，而多人合作往往比一个人单干效率更高，另外耕牛是比较贵重的劳动工具，如果可以几户合起来共用一头，就能节约很大的一部分投入，这是生产上的规模经济。第二，在安全方面，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生病的时候，如果在有人生病的时候多努力一点，帮生病的人渡过难关，一旦轮到自己生病就会得到别人的帮忙。所以总的来说，农业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

但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比较难以监督，因为农业生产不像在工厂中生产，所有人都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劳动，每个人的分工和总的工序控制都比较严格。在农业生产中，工序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比如，锄草时稻子与草看起来差不多，需要很仔细地判断。再如，雨前施肥与雨后施肥的效果完全不同，要等雨下完了再施肥。因此，按劳分配，就必须按照劳动的质量来分配，但这一点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操作，例如无法判断一个人在锄草时有没有把稻子一起拔掉。虽然理想状态下应该做到按劳分配，但是实际上很难真正地把抽象的劳动效果严格地转化为数字的工分。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能按照每个人工作了几天来粗略计算，最终的结果也基本就等于是平均分配。正如上面讲到过的，即使是规模相对较小的生产队，如果一队有20户大概50个人，个人增加的劳动投入等到平均分配下来，所得到的也不过是增加收益的1／50，积极性也不会很高。

农业合作社不论在风险的承担上，还是在生产的组织上，都具有规模经济。但这种规模经济实现的一个难题就是农业生产的监督困难，因此要让一个农业合作社能够维持下去，就需要每个人进行自我监督。然而总是有一些人，对休闲的偏好比别人高一点，努力也就比别人少一点，这时如果没有办法对这些人进行惩罚，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不努力干活。这时，差别就出现了。在农业合作社中，自愿的原则是非常关键的。1956年人大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农民所提供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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