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充闾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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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闾文集：我见文学多妩媚试读：
总序
二十卷文集编订完工，责任编辑建议我写个总序。我说，要说的话尽在其中，再讲就重复了。编辑说，可以就新编文集谈点想法。我只好唯唯以应。
本文集系由十年前编辑的《王充闾作品系列》充实、增补而成，篇篇缀有年份，涵盖了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历程。几十年来，读书、写作、治学主宰着我的人生，可以说，我的生命存在方式与文学之梦同构。作为心灵的投影，这些鸿爪留痕纵不十分清晰，也还能略显端倪，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吧。
重温这一篇篇文字，念及其“证果初因”，颇似高堂老母环顾膝下儿女，逐一忆起当年的诞育过程——劳苦自不待言，但其间也充溢着欣慰与昂奋，当然也留下一些怅憾。俗话说，“孩子是自己的好”；而我，面对这些纸上跳跃的儿郎，却更认同“艺术是遗憾的事业”这句话。只是，对于历史的定本，我已经无力也无权做任何修改了。好在这并非全集，尽管“廉颇老矣”，但心态尚觉年轻，冀望于有生之年，再贾余勇，奉献一点优质的东西。
各卷均按文体划分。除部分专题著作保留了原来架构，其余都做了分类重组。依顺序说，大体为：三卷文学传记（文学自传、庄子传、张学良传），三卷历史文化散文（《龙墩上的悖论》、《文在兹》、《面对历史的苍茫》），三卷游记散文（域外、全国、本省），三卷其他各体散文（抒情类、随笔类、思辨类），三卷古体诗文（《蘧庐吟草》、《诗性智慧》、《古文今赏》），五卷专集（评论、讲演、对话、序跋、书简）。
文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辽宁省委宣传部的殷殷垂注与鼎力支持，许多文友也予以热情鼓励、帮助；而万卷出版公司更是列为重点项目，倾力实施，不惮繁复，其瞩望之深，编校之勤，尤其令人感动。在此，一并郑重称谢。王充闾2016年4月
青灯有味忆儿时
题记
作为老年人特有的专利，回忆是对于遥远的童心的痴情呼唤，是重新感受年轻，追忆逝水年华的一种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缆。普通的人们毕竟还都天机太浅，既不具备佛家的顿悟，也没有道家“坐忘”的功夫，总是像《世说新语》中所说的“未免有情”，这就会不时地挑战“忘却的救主”。但是，由于想象中的完美和过于热切的期待终竟代替不了现实的近乎无情的变迁，所以，这种记忆特别是日后的追忆，看似撷采，或曰“朝花夕拾”，实际上正是印证着失去。因为没有失去，也就无所谓撷拾。
飞逝的时光便是飞逝的生命。而“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朱自清语）这样，在展现飞逝的生命流程中，在感受几丝甜美，几许温馨的同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淡淡的留连，悠悠的怅惋，夹杂着几许感伤、苦涩、苍凉的况味。早在一千多年前，玉溪生就已慨乎言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即已惘然，更不要说事后追忆了。
历史本身，以“曾在”为前提。“曾在”含有二义：一为“曾”，曾经即是过往，逝水流光，当下不再，包括其时的特定环境与般般情事；一为“在”，历史真实属于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是否追忆、是否述说为转移。而对历史的述说，由于主观意识的介入，常常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就是说，当事人已如飞鸟般振翮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人们去指认、评说。难以避免的是，在时空变换的条件下，包括一些细节和心理活动，需要进行新的整合，新的加工，以及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那么，可否去掉这个环节呢？恐怕不行。因为没有个人记忆的细节和心理活动，历史只剩下一些空洞的结论，实际上等于遗忘。
说到童年的追忆，我记起了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富有才华的个人发展，需要有一个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强求一致的压力的童年时代。”予生也鲁，谈不上“富有才华”，但幸运的是曾经拥有一个任情适性、有利于个性发展的童年时代；又兼特殊的环境、条件使然，使我在童稚时期有机会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与国学教育，成为一个道地的读书种子。《青灯有味忆儿时》中这些刻印着橙色童年乡梦的追忆文字，再现了昔日烂漫天真与刻苦向学的斑斑印迹，飞扬着少小年华鲜活生命的灵魂跃动。愿它能为广大青少年读者带来一点点情趣和启示。2014年岁杪
一、记得青山这一边
人，悄没声地，来到了这个世上，尔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就老了。
老了，往往喜欢回忆小时候的事情。而童年心态、童年感受、童年视角，向来都是富有情趣的。
一份资料里记载，齐白石老人九十二岁时，画过一幅忆旧之作《牧牛图》。画面上，一个总角儿童身上系着一个铜铃，手里牵着一头牛；牛似乎不太听话，小儿便使劲拉它，神情跃然纸上。旁边题写一首七绝：祖母闻铃心始欢，也曾总角牧牛还，儿孙照样耕春雨，老对犁锄汗满颜。
并附一注：“予幼时牧牛，身佩一铃，祖母闻铃声，遂不复倚门矣。”
一画、一诗、一注，灼灼真情，宛然可见。
其实，小时候的事情，未必就都那么美好，那么值得回忆、值得留连眷恋，无非是那时候岁数小，少年情事，如梦如烟，罩上一层半是实在、半是虚幻的诗意形态；加之，人在髫龄，既不会有过来人的失路、迷途的悲哀与愧悔，又具有人生取向、道路抉择的广阔空间，一切都可以从头做起，因而总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又兼记忆是一种微妙而奇异的东西，许多人和事，“当时只道是寻常”，可是，经过岁月洪流的反复淘洗，在神思迷雾的氤氲中，它们会得到醇化，有所升华，好似深埋于地下的周鼎商彝，一经发掘出来，那些青铜器皿便会以土花斑驳的神奇色彩，令人刮目相看。——这大概缘于回思既往具有选择、过滤、补偿的心理功能，它能够把已经远哉遥遥的凄苦、愁烦的境况，转化为杂着丝丝怅惋的甜蜜蜜的追怀；能够把轻抛虚掷、挥霍掉了的青春，重新寻觅回来，予以抚慰与救赎。这样，人们就有了品尝存贮了几十年、上百年的陈年旧酿的感觉，在一种温馨、恬静的心境里，向着如雾亦如电、如梦亦如幻的过往的时空含情睇视。于是，人生的首尾两头，便借助回忆的链条接连起来了。
就此，剑南诗翁说得至为剀切，而且富有概括力：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
现在，虽然我还没有登上白石老人、剑南诗翁那样耄耋之年的寿域，但是，童年时节的般般景况，却已经不时地闯入梦中；日长人静，闲坐书斋，也常常会忆起儿时旧事。可能是和个人经历、少时环境有关吧，我的回忆，总是带有一种苍凉的况味和浩渺、迷茫的感觉。这种感觉，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悄然而至。
这时候，仿佛回到了辽河冲积平原上故家的茅屋里。推开后门，扑入眼帘的是笼罩在斜晖脉脉中的苍茫的旷野。梦寐中吟诵出这样一首七绝：红蓼黄芦接远烟，一灯幽渺伴髫年。茫茫旷野家何处？记得青山这一边。
这里的“青山”，特指医巫闾山，亦称广宁大山。就大致方向说，我们家恰好位于这座亘古名山的东南，属于内侧，因而称作“这一边”。
岁月匆匆，几十载倏忽飞逝，而望中的流云霞彩、绿野平畴，却似乎没有太多的变化。叹吾生之须臾，羡大化之无穷。我把视线扫向那几分熟悉、几分亲切而又充满陌生感的村落，想从中辨识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当年陈迹。不料，还没等我醒过神儿来，一转身工夫，血红的夕阳便已滚落到青山的背后，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晚归的群鸦从头顶上掠过，“呱、呱、呱”地叫个不停。“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映衬着茫无际涯的芦荡，白杨林发出萧萧的繁响，幽幽地矗立在沉沉的暮霭里。
荒草离离的仄径上，一大一小的两头黄牛，慢条斯理地走过来，后面尾随着一个憨态可掬的小牧童。趁着晚风的摇荡，一支跑了调的村歌，弥散在色彩斑驳的田野里。惝恍迷离中，忽然觉得，那个小牧童原来是我自己，此刻，正悠闲地骑在牛背上，晃晃悠悠地往前走啊，走啊。居然又像是躺在儿时的摇篮里，“摇啊摇，摇过了小板桥”。伴随着母亲哼唱的古老的催眠曲，悠然跌入了梦乡——这无异于博尔赫斯的小说，梦境中的梦境。
蓝天，远树，苍苍莽莽的绿苇丛中，蜿蜒着一条清澈的溪流，叫天子、百灵鸟、黄鹂鹠、红嘴鸥，盘旋往复，迷乱了故乡的秋天。少年时代。我骑在一匹四蹄雪白的大红马上，蹄声得得，飞驰在浩瀚的原野上。忽而又踏上了黄沙古道，上冈下坡，颠颠簸簸，有几次险些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不知是为了搔痒，还是蓄意要把我甩掉，大红马突然从一棵歪脖子柳树底下钻过去。亏得我眼疾手快，弯起双臂抱住了大树杈桠，才没有被刮落下去，马却已经逃逸得没有了踪影。“啊——”，随着一声刺耳的惊叫，我醒转了过来。
这时，似乎依然身在茅屋里。北风“呜呜”地嘶吼着，朔风寒潮席卷着大地。置身其间，有一种怒涛奔涌，舟浮海上的感觉。窗外银灰色的空间，飘舞着丝丝片片的雪花，院落里霎时便铺上了一层净洁无瑕的琼英玉屑。寒风吹打着路旁老树的枝条，发出“刷拉、刷拉”的声响。这种感觉十分真切，分明就在眼前，就在耳边，却又有些扑朔迷离，让人无从捉摸、玩索。
渐渐地，我明白了，也许这就是童年，或者说，是童年的风景，童年的某种感觉。它像一阵淡淡的轻风，掀开记忆的帘帷，吹起了沉积在岁月烟尘中的重重絮片。
旧时月色，如晤前生。窃幸“忘却的救主”还没有降临，纵使征程迢迢，百转千折，最后，也还能找回到自家的门口。
于是，我的意绪的游丝，便缠绕在那座风雪中的茅屋上了。
茅屋是我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完整的童年。茅屋，坐落在医巫闾山脚下的一个荒僻的村落里。说是村落，其实也不过是一条街，三四十户人家，像“一”字长蛇阵那样排列在一起，前面是一带连山般的长满了茂密丛林的大沙岗子。
入冬之后的头一场雪刚刚停下来，满视野里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太阳爷把那淡黄色的光芒随处喷射，顷刻间，这列新旧不一的茅草房、土平房便涂上了一层炫目的金色。家家户户的屋顶上，袅动着缕缕升腾的乳白色的炊烟。圈了一夜的大公鸡，从笼子里放出，扑楞楞飞到土墙上，伸长着脖子，甩动着血红的冠子，一声高过一声地啼叫着。谁家的小毛驴也跟着凑热闹，像是应和着阵阵鸡鸣，重重地喷打了一个响鼻儿，然后，就“咕——嘎，咕——嘎”地叫唤起来没完。荒村的宁寂被打破了，一天的序幕也就此正式拉开。
对小孩子来说，新的游戏又从头开始了。
二、老三股
我家的祖居地，在直隶的大名府，处在现今的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带。这里紧邻邯郸，属于民风慓悍，任侠尚义，尽多“感慨悲歌之士”的古赵地。
大约在光绪初年，我的曾祖父因为替父报仇，刺杀了当地豪绅的独生子，结果被捉拿到官府问斩；为了全生远害，三个初涉世事的子侄，便趁着一个风雪夜黑天，偷偷地离乡别井，闯了关东。
可是，全家老少对这段复仇贾祸的故实，却讳莫如深，对外总是说，那里的漳河泛滥，后来又有瘟疫流行，曾祖父全家遭难，只剩下子侄辈在外佣工的兄弟三人，逃出家乡，结伴北行。
三兄弟一路上，风餐露宿，卖长工，打短工，有时还沿街乞讨，历尽艰辛，总算逃到了山海关外。其时，他们都还二十岁上下，觉得世路艰辛，孤单无靠，便想投奔一个“家族窝窝”，遇事好有个照应。于是，少不了“叔叔”、“伯伯”叫个不停，沿途问询哪里有王氏家族。后来听人说：广宁县东南方的大荒乡狐狸岗子，有个小王家街。这样，他们便跌跌撞撞，扑到此间来落了户。
其实，所谓“王家街”，当时也只有八九户，而且，他们这个“王”与本源为晋地大槐树的“大名王”并非一个支脉。这里的王姓，据说是燕太子丹之后，原本为姬姓。西汉末年，王莽称帝建立新朝，著籍辽阳而在朝为官的太子丹的玄孙姬嘉，“上献符命”，为王莽所宠信，遂赐姓王氏，与皇帝同宗。这支王氏，本来世居辽阳，后来为躲避战乱迁到这里，大概也有五六代了。
我从小就听说，在生活习惯上，这两个“王”有个明显的差异：“大名王”计算年龄时，“男算进（虚岁），女算满（周岁）”，而包括“辽阳王”在内的东北地区，却无分男女，一律以虚龄计算。
小街坐落在辽河冲积平原的一片沙碛上，前面有一座长满茂密丛林的沙山，沙山前面是成片的沼泽地和芦苇荡；村后，有一些零散的耕地，被一条条长满了各种树木的“地隔子”或小水沟分割开来。附近有一条沟通辽西与辽东的古驿道，路旁矗立着一通两米多高、跌断后又拼接起来的石碑，字迹已经漫漶不清。县志记载，上面镌刻着“唐王征东”的故实，俗称“得胜碑”。说明一千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有大唐的军旅穿行了，令人记起沈佺期的名句：“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考古工作队还曾在驿道旁，发掘出北宋徽宗年间的铜币：“大观通宝”、“政和通宝”，推测可能是金人押送徽钦二帝曾经路过这里。目光若是再投送得远一些，便是青峦森列、翠嶂蜿蜒的医巫闾山，中间隔着茫茫无际的马草场和大苇塘。
我的祖辈三兄弟落脚之后，便在原有住户的西侧，搭建了三幢连脊的用泥土和苇帐架起来的房屋，人称“老三股”。那时的人，寿命普遍比较短，能够活到五十几岁就算长寿了。我生也晚，因而所及见的，只有我的祖母和一位叔祖父，但他们不久也都相继辞世了。我的祖父留下了一子一女，叔祖父的后嗣是二子一女，伯祖父有两个儿子。以子息算，父辈分做了五家，并排居住在王家街的西边。后来，又从外地迁过来十几户，以孟姓、吕姓居多，他们的住宅一字排开，都坐落在屯子的西部。
在我幼年时节，有一道百看不厌的风景线，那就是推开茅屋后门就会扑入眼帘的绵亘于西北天际的一脉远山。尽管它的影像在我少年橙色的梦里，并不是很清晰、很确切的，一切梵因证果毕落于苍茫之中；但我总是觉得，这里满蕴着诗情，充盈着神秘。阴雨天，那一带连山漫漶在迷云淡雾之中，一点踪迹也不见了。晴开雨霁，碧空如洗，秀美的山峦便又清亮亮地现出了身影，绵绵邈邈，高高低低，轮廓变得异常分明，隐隐地能够看到山巅的古寺了，看到峰前那棵大松树了，好像下面还有人影在晃动哩。刹那间，一抹白云从层峦上面飘过，那山峰忽然幻化出玲珑的楼阁，细细看去，却是一座森严的寺庙。
祖母说，那就是远近闻名的青岩寺，里面有个观音老母，通天显圣。她说，这座观音，在普天之下是独一无二的，别的都是正襟危坐，唯独这座观音歪着脖子，所以，俗称“歪脖老母”。“为什么她要歪脖儿呢？”我好奇地问。
祖母说：大概是二三百年前吧，这一带洪水泛滥，闾山脚下的村庄全都淹没在大水里，人们被迫爬到青岩寺下的山坡上避难。水势不断地上涨，这时候，远处一个白点随着大水漂了过来，渐渐地看清了，原来是个莲花宝座，上面端坐着观音老母的石像。人们注意到，就在说话间，洪水已经悄悄退下。这才想起，原来是南海大士来解救受难山民了。大伙就商量把观音石像请进山顶石洞中供奉起来。待到把石像抬至洞口，才发现石洞里面矮了几寸。有的提议：莲花座不要了，马上遭到山民的反对，说，我们在家还坐板凳、坐椅子呢，让观音老母整天站在地上，于心何忍？可是，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正在为难中，一个山民小声嘟囔一句：“老母若是把头歪一下，就妥了。”话还没有落音，就见石像脖子歪了过去。于是，山民立刻把她请上宝座，然后，大家就跪拜如仪。下面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排着队前来磕头、烧香，有的求子息，有的祈平安，有的请福，有的讨药，直到天黑才渐渐离去。
从远古虞舜时开始，医巫闾山就受封为幽州的镇山，成为中华大地上北方民族的发祥地与祖居地。在人们心目中，它是一处圣洁无比的神山圣域，充满了灵异感与神秘感。传说，当年秦始皇闻说医巫闾山景色绝佳，但远在塞外，游观不便，于是，命令八方神祇用赶山鞭驱赶，让它前往三秦。可是，浑身被抽打得血迹斑斑，医巫闾山依然纹丝不动。为此，金代诗人赋诗铭赞：幽州北镇高且雄，倚天万仞蟠天东。祖龙力驱不肯去，至今鞭血余殷红。
这样，闾山于灵圣之外，又博得英雄山的美誉。
北魏、隋、唐以降，历代有许多帝王前来祭祀、朝拜。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句丽时，曾在山下驻跸，诏令此后“要每年一祭”；过了一百年，他的玄孙唐明皇李隆基，又册封医巫闾山为广宁公。而辽、清两个朝代，竟有十二位帝王亲临拜祭，多达四十二次。这在北方名山中，是绝无仅有的。
闾山山势为南北走向，绵亘九十华里。山的这面，铺排着无边无际的草场和田野，一道蜿蜒的长堤像一把利剑似的把它们切开。长堤里面，散布着几个小小的村落，统一的名称叫“大荒乡”。它和《红楼梦》里的“大荒山”不同，并非大文豪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直到今天，还叫着这个名字，尽管它早已不再荒凉、阒寂了。这里处于几个县的交界，历朝历代都是“三不管”地区。几个小村落，包括我家所在的狐狸岗子，像是拂晓的星辰，空旷寂寥，没着没落地抛撒在望眼无边的荒野里。
三、狐狸岗子
我家所在的屯子，之所以叫“狐狸岗子”，顾名思义，缘于屯子前面的沙山上下，是一个狐鼠横行、狸兔出没的世界。
湿润的沙土地上，叠印着多种野生动物的脚印。人们在林丛里，走着走着，前面忽然闪过一个影子，一只野兔嗖地从茅草中蹿出来了。野狐的毛色是火红的，不足二尺的身子拖着个一尺多长的大尾巴，像是外国歌剧院里长裙曳地的女歌星，在人行道上，风度翩翩地、优雅地、款款地穿行着。
野狐、山狸、黄鼠狼，白天栖伏在沙山的洞穴里，实在闷寂了，偶尔钻出来找个僻静的地方，晒晒太阳、亮亮齿爪、捋捋胡须；夜晚便成群结队、大模大样地流窜到岗子后面的村庄里，去猎食鸡呀、鸭呀，大饱一番口福。它们似乎没有骨头，不管鸡笼、鸭架的缝隙多么狭窄，也能够仄着身子钻进钻出。
人们睡到半夜，经常被窗外吱吱咯咯的鸡叫声吵醒，可是，任谁也不肯出去看看。女人说：“又抓鸡了！”（至于谁抓，她并不点名。）揉了揉眼睛，给孩子弄一弄被，再也没有下文；男人侧着耳朵听了听，也说：“又抓鸡了。”翻了个身，又睡去了，不大工夫就响起了鼾声。
清晨起来，打开鸡栏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外面满地散落着凌乱的鸡毛，洒布着几摊淋漓的血迹，有的还有零散的骨架。处理起来也很简单，掘个坑把鸡毛、鸡骨掩埋了，再从灶膛里铲出一些草木灰盖上血迹，算是完成了“鸡之祭”。无论老幼、男女，任谁一句怨言也没有，实际上是不敢有，莫说公开抱怨，即便是腹诽心谤也不会。无非是再过些天，找个“抱窝”的母鸡，用鸡蛋孵出几只鸡雏，再找几根木棍板条，把鸡栏重新加固一下，就此了事。遇有天灾病孽，人们照旧去屋子里或房后的“八仙堂”去乞灵、叩拜。
说是“八仙堂”，毫无夸张的意味，里面确实供奉着太上老君、观音菩萨、子孙娘娘、土地爷、胡（狐）仙、黎（狸）仙、黄（黄鼠狼）仙、长（蛇）仙，等等。形式比较简便，既无塑像，也没有木主，只是一张纸上平列出一大串名字。这种信仰的形成，有多方面因素：从大的环境说，太平年月，此间是山海关内与东北三省商贾往来的交通要道，也是农林、畜牧与渔猎经济交流、对接的纽带，历史上还曾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互渗的接壤地带；现时则是萨满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杂糅互补的地区。这种“杂神供奉”的民间信仰形式，更是远古传承下来的“万物有灵”的观念的直接反映。民间信仰奉行实用主义，天灾人祸频仍，哪路神仙也得罪不得，到时候不知道用得到谁，反正是“礼多神不怪”。
东院“罗锅王”的大儿子，是个出名的犟种，“叫他往东他偏往西，叫他撵狗他偏撵鸡”。他看到东房山墙旁有个两三米宽的过道，青棵子里面猪屎夹杂着人粪尿，气味臊臭难闻，便要用土坯把它堵死。“罗锅王”说：“祖辈传留，从来都是这样。使不得，绝对使不得！”
犟种却梗着脖子，沉着脸，完全不管这一套，硬是托坯和泥，把过道给砌死了。一切倒也安然。不料，半年过后，他的九十一岁的老奶奶，正扶着门框同家人说话，说着说着，涎水下来了，没等接来“药房郎中”，人已经断气了。于是，左邻右舍都说，这是堵空场造下的罪孽。你把胡仙的通道堵死了，还能善罢甘休吗？人们一面说，一面指点着房后供奉胡仙的“小堂子”，说胡仙平素住在门前的沙山上，“小堂子”是享受香火、施威显圣的场所，你把通道给堵死了，神仙还怎么过来过去？
犟种刚一说出：“既然是神仙，还找不着通道？”冷不防被“罗锅王”一巴掌扇了个大趔趄。
在旧日的庄稼院里，长辈的人勤劳一生，如果没能为儿孙盖上几间住房，那会是死了也难以瞑目的。
房子怎么盖呢？小时候我倒见过。先是燕子垒巢似的准备着物料。头一两年，就要在院子里托出很多土坯，晒干后摞起来，垒成一列列的土坯墙，上面苫着稗草；还要备下全套的檩材、房梁、柱脚、椽子，横七竖八地堆放在门前。砌墙、铺顶的材料，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用泥土、芦苇、茅草；只有实力雄厚的大户人家，才能从几十里外买回一车车石头，再备下足够的青砖、红瓦。
不分贫富，凡是择地盖房，都毫无例外地要看风水、定房向——这是大事中的大事。请来个风水先生，高高的，瘦瘦的，黄面皮，灰褂子，一副不大的细边圆眼镜，松松地架到鼻梁上，旁面总要跟着一个端罗盘的小厮。院里院外，左边右边，南一趟北一趟，不停地看，不停地量，一直捱到日头栽西。回到屋里，在饭桌前盘腿坐定，一壶酒、四盘菜，一边吃一边叨念着什么，然后就着豆油灯，用毛笔圈画出一个单子，才算了事。这里说的是小门小户；名门巨富当然就更是讲究了。
到了上梁这天，还要画符。先宰杀一只白公鸡，倒出小半碗鸡血，鸡身上却不能沾染半点血迹。那个神道道的老先生，第一个仪式是毕恭毕敬地净手，那净手的时间格外长，一双枯瘦的手惨白地鼓出几条青筋，越洗越没有血色。净过了手，先生便颤抖着将一张黄纸裁成四份，然后用一支崭新的羊毫笔蘸了鸡血，龙飞凤舞般地画了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那笔画屈曲、似字非字、似图非图的符号、图形，没有人能看得懂，大概从来也没有人问过。只待新房上梁时，郑重其事地压在四角上。反正是一切都做得极度认真，仿佛这才是一切，“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至于房子怎么盖、盖得怎么样，多大面积、如何布置，倒无关紧要了。
上梁吉日，几乎全村的青壮年男人都出动了。厨房里大锅饭菜准备着，人们大声地吆喝着，七手八脚地一忙活，一幢新房就拔地而起了。房屋位置颇有讲究，它不能比邻居的超前一寸，自然谁家也不肯落后一点点。于是，这条长蛇阵便笔直地伸出了一截，又一截。年复一年，“一”字的两端不断地延长着，谁也没有想过要在前面或者后面另起炉灶。结果，家家户户，就像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一式的茅屋，一式的窗门，一式的院墙，一条线上的位置，尽管村落不大，不过四五十户；可是，人们要是从东头走到西头，然后再转回家门，至少也得花上半个时辰。
和看风水相对应的，是跳大神：“男要照（罗盘），女要跳（大神）”。我四岁那年，邻院四嫂病了，整天精神恍惚，做噩梦，说胡话，早晨一睁开眼睛，就说看到胡仙“显圣”了。她指着厨房，说：“你看那里，正在大宴宾客，闹闹营营的，直到日头栽西，人们才散去。”四哥满脸愁容，一筹莫展，岳母和大姨姐执意要到前屯去请“萨玛”，认为灵验无比，能够手到病除。四哥原本不信这一套，无奈亲友坚持，只好屈从。“萨玛”，俗称跳大神的，也就是女巫。据说能够起到使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进行交流的媒介作用。这种活动，要由两个人共同完成：除了女巫装扮大神，还要有二神，称做帮君，通常都是男性。
那天，萨玛骑着毛驴到了，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人；身后跟着一个提着单鼓的中年男子，即所谓帮君。萨玛头上戴着神帽，上插翎毛，两侧各有一根飘带，身穿红色袄裤，腰系挂有铜铃的围裙。在屋门前，她先躬身向门神施礼，唱着：“二位门神手高抬，放我仙人进门来。”坐定之后，萨玛简单地问询几句，便趁着主人燃香上供的间隙，满饮了一杯酒，并抽上一袋烟。顿时，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说明神灵已经附身了。
只见她身躯上下颠荡、左右摇摆，腰铃也随之振动起来，哗哗响成一片。身旁的帮君一面摇着单鼓，一面问讯：“一阵阵鼓声震耳朵哦，哪位老仙呀，下山坡哦？”
萨玛应声答道：“高高的南山古树多哦，大树底下向阳坡啊，黄仙这里受香火哦，救苦救难把步挪啊！”这类答词，俗称“报仙号”。人们一听，知道是黄鼠狼驾到了，可是，谁也不敢说出来。
往下还是继续着，大神边摇身振铃，边用唱词同二神对话。待到说起病人了，大神便移步到患者身旁，先吹上三口仙气，又在头顶上画了几个圈儿，然后，从兜里取出三粒仙丹，让病人开水送下，随口唱道：“一阵仙风吹散了云啊，药到病除哦，换了个人啊！”这时，帮君示意，让家人扶着四嫂站起身来，在地上走动走动。帮君和颜悦色地问着：“是不是感到清凉了？”本来，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可以说完全是心理作用，四嫂也就顺着话头，说：“我的脑袋清凉了。”
四哥满脸堆笑，赶忙递烟、奉茶，献钱、致谢。“大神登门，小鸡没魂。”中午照例是杀鸡、置酒，大吃大喝一顿。在主人置办酒席过程中，帮君谄媚地服侍着萨玛卸了妆，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到沙山的大树底下自在逍遥去了。
四、泥土世界
雪消冰泮之后，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各家的后门都纷纷地打开了。这时，入眼的首先是一方方黝黑的耕地。范围不大，却是油光崭亮，平展展的，放上去满边满沿的一盆水也不会洒出来。只是并不连片，它们像豆腐块一样，被一条条长满树木的地隔子和小壕沟分割开来，标示着各家各户土地的疆界。
布谷鸟叫的时候，一家家父子兄弟便赶着牛，拉上犁，背起谷种，拎着粪筐，下地了。前面撒粪的和后面覆土的，将就人，笨工、孬手都能凑合着干；扶犁的、点种的却必须有技术，必须是庄稼院的好把式，“二五眼”、“吃闲饭”的一律不行。有句俗话：“人糊弄地一时，地糊弄人一年。”
种地的活，起早贪晚，人和牲口整天地较劲、摔跤，向来都是很累很累的。若是家里养不起大牲畜，就只能靠人力去拉犁、坌地，弓起身子，一步一步往前撑，一春天下来，肩膀上要磨掉几层皮。晚上回家，累得摊成一堆泥，骨架子都散了，甚至爬上二尺高的炕都很勉强。
小苗钻出了地面，大地一片新绿，庄户人“见苗三分喜”，可是，很快就又陷入到不安与焦虑之中。“早看东南，晚看西北”，见不到丝毫的落雨迹象，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依然是万里无云，整个春天始终没落过一滴雨。地干得冒烟儿了，苗黄得秃尖儿了，庄户人最怕的“掐脖儿旱”，终于降临在大地上。于是，村后的那眼报废多年的老土井，又被装上了辘辘把，“嘎吱吱，嘎吱吱”，辘辘把整天整夜地摇个不停，最后，老土井也底朝天了，庄稼苗照样在那里打蔫儿。
第二天大清早，乡亲们吆喝着要求雨了，家家都给灶王爷、财神爷、胡仙、黄仙、狸仙烧了长香，叩了响头。然后，大人、孩子一起戴上了柳条圈，端着黑瓦盆，赤着双脚，涌向街头，“求雨啦，龙王爷开恩哪——”的哀哀叫喊，响成了一片。闹腾了半天，抬头看看云空，依旧没有半点儿雨意。人们盼雨，从三月三“苦麻菜钻天”，盼到四月十八“娘娘庙会”，盼到五月十三“关老爷单刀赴会”，又盼到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盼雨盼得心肝碎，盼雨盼得眼睛蓝。睡至夜半，干黄的树叶“刷、刷、刷”落到地上，飘到窗前，人们误以为雨点终于洒地了，不禁惊喜得欢叫起来，披上衣裳出外一看，方知是“猫叼猪尿泡——空喜欢一场”。
这一年关外大旱，赤地千里，有些人家逃荒下了江北。市上的粮价，十天里翻了三番。人们饿得没法子，就煮红薯秧、豌豆棵、玉米骨吃，直到采光了黄芨菜，扒光了榆树皮，又去挖观音土。大人、孩子全身浮肿，面色蜡黄，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两条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整个冬天，村里几乎每天都有送葬的，棺材白花花地散放在地里，成了旧时代一道惨厉的风景。
童年时节，村子留给我的鲜明印象，就是那里是个泥土世界。路是土路，墙是土墙，屋是土屋，风沙起处，灰土满天。形容长相叫做“土头土脑的”，人们穿的、盖的是土布，过的是“土里刨食”的日子；岁数大了叫“土埋半截子”，伸腿瞪眼咽气了，叫“入土为安”。那时候，住砖瓦房的全屯不过三四户，绝大多数人家都是住土房，垒土墙，土里生，土里长，风天吃土，雨天踏泥。
一年四季，街道总是灰土土的，显得十分冷清。冬天，上冻后的路面高低不平，那种木轱辘车一过来，就“格格楞楞”地响个不停。半夜里，这种响声伴和着赶车人哼哼的小曲，一同跌进土屋人的睡梦里。春天里倒是有点美的意味，道上经常铺着一层轻雪般的柳絮杨花，大车轧过去，现出两道细细的辙痕，可是，不到一袋烟工夫，一阵漫眼的黄沙又把新飘落的飞絮掩盖了。
雨季一到，整条街便成了一道过水的沟渠。常常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噗的一声，前一个闹了个仰巴叉，爬起来，带着满身满脸的泥水；后一个人见到这副模样，刚咧开大嘴笑着，一不留神，自己也闹了个前扑儿，挣扎着站起来，比前一个还要狼狈。好在，这里是沙土地，身上的泥土并不那么“多情”，太阳出来一晒，用手扑打几下，就掉得一干二净了。
阴雨连绵的季节，免不了有些土屋土墙倒坍下来。倒坍了也没有什么要紧，重新垒起来就是了。地广人稀的荒村僻野，要别的没有，泥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新垒起来的院墙上，用不了多久，就会胡乱地生出一些细草棵来，稀稀拉拉，毛毛茸茸，像街西头李保长秃顶上的毛发。
土屋之外，一般人家还要套上个土的院墙，并就着临街的院墙盖上个土的猪圈，朝外留出个方方的或圆圆的洞口。春天种地之前，粪从那里扔出；平常不用它，便用柴草堵起来，周围还要画上个大白圈儿，用意在于防备野狼从这里钻进去。那时候，野地里的狼是很多的，白天躲着人，一到夜深人静时节，就悄悄地溜进村里来觅食。暗夜里，狼的眼睛犹如鬼火，闪着绿幽幽的光芒，嗥叫起来怪吓人的。但是，据说，野狼生性多疑，所以从来也不敢钻白圈儿。
东院“罗锅王”家的院墙外面，有一口古旧的水井。四面围着木板的护栏，伏下身去看，井壁是用方木砌起来的，上面挂满了青苔，一泓碧水清冷幽深，偶尔有一两个青蛙伸腿游动着，平静的水面便荡起了涟漪。水是甘甜适口的。暑天炎日，常见有的小伙子穿着短裤，提上一桶“井底凉”来，“咕嘟嘟”，喝下去一小半，再把剩下的多半桶水，从头上浇下去，任凭气温再高，炎阳播火，也会“得得得”地敲打起牙门骨来。
井旁原有一棵大柳树，人们嫌它春天往井里飞絮毛，秋天往井里飘黄叶，硬是锯掉了。听老辈人讲，井边还曾立过一块孝妇碑，记载着同治年间一个孝顺的媳妇，为了给年迈的公婆做饭，“三九”天来挑水，冰冻雪滑，一头栽进井里。此后，井边就安设了护栏。
我还看见过，邻院的四嫂子和四哥吵架，披头散发地跑出来，坐在井口旁，一手把着护栏，一面号啕大哭，声声地喊着：“再也不想活了”。我急出了一身汗，忙着去喊四哥：“快、快、快去搭救！晚了，命就没啦！”
四哥却慢条斯理地磕着烟袋，说：“没事，没事。她若真是狠心跳井，就不会大哭大叫了。”
事后，我把这番话讲给四嫂听，四嫂脸一红，“呸”地吐了一口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个丧天良的，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他！”
我的整个童年，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五、小蔓头儿
那一年，我三周岁。
初夏的一天早饭后，族叔三岁的女儿英子，她的哥哥、四岁的花毛头，还有和他同岁的西院“魔怔叔”的独生子——嘎子哥，我们四个孩子一起，蹲在光滑的打谷场上，玩着“弹流蛋儿（小玻璃球）”的游戏。花毛哥笨手笨脚，几乎是把把皆输，被逼着伸出手来，由我来打手板。
突然，妈妈站在大门口喊我：“蔓头儿，过来！”正玩在兴头上，我很不情愿地离开。回到屋里，妈妈立刻在我的纽扣上挂了个小红葫芦。妈妈说，别人的葫芦是红纸做的，我这个是特意用红布剪裁、缝制的。说着，还往我的脖颈、手腕、脚脖上系了五彩丝线；又用一个柔软的草茎扎成的小笤帚，在我的眉毛、眼睛、鼻子上扫了一遍；再把一个带有四个风轮的桃形小船，挂在我的脖子上，嘴里念叨着：“四个风轮一个桃，阎王小鬼抓不着。”一抬头我又看到，门上、窗上不仅挂了葫芦，还插上了一绺绺的青蒿。
好奇心极重的我，问了一句：“这是做啥？”
妈妈说：“今天过五月节了。”“过五月节，为什么系彩线、插艾蒿？”
妈妈说：“你专会刨根问底，我也说不清楚，去问你爸！”
爸爸说：“端午节，五月初五，是‘五毒’日，所以要解毒。”
接下来，他讲了一大篇道理，但是，当时我根本不懂。后来从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五”吉祥，两个“五”摞起来，就成毒了——二五相属，为火旺之相。凡事不可过盛，过盛则必为毒。所以，要采取救治、防范的办法。小葫芦是药葫芦；艾蒿性苦，是解毒的；系彩线，起着拦截病疫、绑缚瘟神的作用。
因为心里还惦记着外面的游戏，我便得意扬扬、蹦蹦跳跳地跑出去。听到后面连声喊着“小舅”，一回头，看到小外甥女何小，已经早就打扮好了，红葫芦拴在冲天发辫上；她要跟着我去打谷场。
英子看到何小的红葫芦，便缠着哥哥花毛头，说她也要戴。花毛头一向蛮横霸道，这时便喝令何小：“摘下来，给她！”何小哪里肯给，又兼初来乍到，吓得躲藏在我的身后。花毛头还是不依不饶，又索要我的葫芦，我当然不会给他。于是，他就有节奏地喊叫着：“小蔓头，是瘦猴；蔓头蔓头，屁股流油。”
我觉得在外甥女面前被人戏弄，是大大地丢面子，便赌气地回报一句：“萝卜缨，满地扔；没人要，进粪坑。”花毛头人高马大，我有点惧怕，便拣“软柿子”捏——回骂他的小妹；而英子脸皮特薄，立刻，就呜呜地抽泣起来。结果，大家闹得不欢而散。
回到屋里，我就缠着妈妈，要她给我说说：为什么要起“蔓头儿”这个乳名。
妈妈说，“是奶奶给起的。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二，奶奶从早晨就说：‘过年吃倭瓜（南瓜），全家乐哈哈。’就从西厢房里搬出一个像蟠桃一样很大的扁倭瓜，说这是秋天结在蔓头上的——上面已经接了三四个，这个最后收秋儿。“那天，可能是吃力了，我刚刚把倭瓜切好，下到锅里，就觉得一阵肚子疼，结果你就出生了。奶奶从接生婆手里，接过来一看，高兴地说：还是个‘带把的’，就叫他小蔓头吧！”
父亲听到这里，接上一句：“这是‘放屁崩坏了裤裆——碰巧啦’。真正原因倒是，在你前面，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你正好收秋儿，所以起名蔓头儿。”
古语里说：“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一奶同胞，确实是再亲近不过了。但是，相对地看，姐姐在我印象中，却是比较淡漠的。她大我二十二岁，聪慧异常，从小就跟父亲看书识字，几年过后，居然能够阅读各种唱本，以及《今古奇观》等多种小说；听说她特别喜欢《红楼梦》，常常是读着读着，就泪眼模糊，甚至泣不成声，三两顿不想吃饭。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已经出嫁了。姐夫是邮电学校毕业的，在县城电话局当差，不久，就调转到海滨城市营口，姐姐便也随迁过去，只有逢年过节，或者父母亲生日，她才能回家见上一面。每次来，都要带来大包小裹，里面装满各种吃的、穿的；临走时，总是伏下身子，对我亲了又亲。不料，在她生了女儿之后，却患了一场重病，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听父亲说，姐姐患的是肠伤寒，后来出现并发症，染上了轻微的肺结核。这原本是不碍事的，但这时，她怀了身孕。医生劝她堕胎，否则临产之后，会使病情加重，转为急性症候，即所谓“产后痨”。但她坚决不听，决意要把孩子留下来。结果，女儿出生不久，她的病情就一天天地转重。这样，孩子未满两岁，她就去世了。夫妻感情极深，姐夫当时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这天，他托起两岁的女儿，远道赶到我们家里，凄然地交给我的母亲，然后，长跪在地，连着叩了几个头，呜咽地说：“妈妈，给你增加了拖累，实在是对不起。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男吧！”
就在这个风雨凄凄的当晚，鸿飞冥冥，一去便再无踪影。有的说他是出了家，有的说他是投了军，始终音信杳然。
我出生时节，长兄已经二十岁了，他在县城的建筑工程队里做瓦工；嫂子是西街孟家的闺女，十分贤惠。
次兄大我十六岁，身体软弱，常年卧病，平素寡言少语，目光散淡，咳嗽起来就没完；但写得一手上好的毛笔字，父亲说是标准的赵体。我们家屋里的墙上、梁柱、门板上，到处都是他的字迹。
我是老末儿，出生时，父母分别是四十四周岁和四十二周岁，难怪人说是蔓头儿。
但，最后我还是咕哝一句，“他们老说‘蔓头蔓头，屁股流油’。”
小外甥女毕竟是孩子，刚才还面带戚容，我这么一说，她也跟着笑了，然后向我做个鬼脸儿，我回报她：眨了眨眼睛，刮一下鼻子。
妈妈说，实在不愿意叫蔓头儿，那就叫老疙瘩吧，反正一个意思，都是最后收秋儿。
六、游戏
在每个人的生命途程中，都曾有过一个抛却任何掩饰、显现自我本真的阶段，那就是童年。在这段时间里，游戏是至尊至上的天职，通过天真无邪的游戏，孩子们充分地享受生命，凸显性灵。原本苦涩、枯燥、沉重、琐屑的日常生活，在游戏中，一变而为轻松、甜美，活泼、有趣。无论是“摆家家”、“娶媳妇”、“搭房子”、“建城堡”、“捉迷藏”，还是上房、爬树、荡秋千、打水仗，乃至种种恶作剧、讨人嫌的运作，孩子们都玩得意兴盎然，煞有介事，都以最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认真，全神贯注地投入进去。农民都讲求实际，那时，望子成龙的想望，不像现在那么强烈，所以，家长还能以宽容的态度，甚至欣赏的目光，对待孩子们的游戏。
游戏本身也是一种创造。孩子们面对的是无限可能性，一切都可以从头做起，推倒重来；可以异想天开地进行种种建设性或者破坏性的实验，而不必像成年人那样，承担现实活动中由于计划不周、行为失范所导致的后果，并且，可以保留随时随地放弃它的权利，而不必像成年人那样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从而创造一个绝无强制行为和矫饰色彩的完全自由、从心所欲的精神境域。
人们常说“童言无忌”；其实，“童行”又何尝有什么忌讳！孩子们的头脑中，不像成年人那样，存在着种种利害的计较、实用的打算，也没有形形色色的心理负担，想说就说，想闹就闹，不顾及哪些行为会惹起人们气恼，也不戒备什么举动有可能遭人忌恨、被人耻笑。
小孩子的天性中，似乎并没有欣赏自己“杰作”的习惯，不懂得什么孤芳自赏，顾盼自雄，眷恋已有的辉煌。一切全都听凭兴趣的支配，兴发而作，兴尽而息。五岁那年，我曾耗费了整个一个下午，晚饭都忘记吃了，用秫秸内穰和蒿子秆，扎制出一辆小马车，到末了只是觉得车轱辘没有弄好，就把它一脚踏烂了，没有丝毫的顾惜。睡了一个通宵的甜觉，第二天，兴趣重新点燃起来，便又从头扎起。有些在成年人看来极端琐屑、枯燥无味的事，却会引发孩子们的无穷兴味。小时候，我曾蹲在院里的大柳树旁边，整整一个时辰，目不转睛地观察着蚂蚁搬家、天牛爬树。好像根本没有想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究竟有什么价值？一切都是纯任自然，没有丝毫功利的计较。
小伙伴之间也经常发生纠葛，遇到什么不可心、不快活的事，也并不觉得怎样的忌恨与懊恼，只须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我不跟你好了”，就可以轻松、自在地结束各种关系，没有依恋，没有愧悔，没有遗憾，无须考虑什么影响和后果，更不会妨碍下次的聚合，下次的游玩，下次的重归于好。
儿时的游戏，多种多样，比较普遍的是盛行于满族聚居地的“跑马城”、“跳房子”、“踢毽子”、“掷猪趾”、“扔瓦块”、“打水漂”等。但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却是“丢手帕”。
那次，参加活动的小伙伴比较多，大家围成一圈坐了下来。开始时，花毛哥拿着手帕在圈外跑，边跑边唱：“丢手帕，丢手帕，丢你身后别害怕，别人不要告诉他。”随之，把手帕丢在四丫身后。四丫发觉后，顺手拾起，立刻起身追赶。结果，没等花毛哥跑到四丫腾出的位置上坐下，就被抓住了。花毛哥受罚，进到圈子里出节目。他的动作不灵快，嘴却很巧，随口说了个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小朋友们齐声喊着：“花生！”
过了一会儿，轮到嘎子哥丢手帕了，他就悄悄地丢在我的身后。当时，我可能是溜号了，发现略迟一步，待我追上前去，嘎子哥已经坐在我的位置上。这样，我就被罚出个节目。出什么呢？记起花毛哥讲的是三个“子”，我就仿效着讲了四个“窝”：“树上有个老鸹窝，树下有个鸡窝，鸡窝旁边有个狗窝，炕上有个小胖孩赖床的被窝。”小朋友们听了，一阵哄笑。花毛哥说：什么“窝、窝、窝”的，一点没意思。我感到很沮丧。
回家，我把它讲给爸爸听。爸爸说，难怪人家哄笑，四个“窝”单摆浮搁，成了不抱团儿的豆腐渣；你得一个个编结起来，让它们相互串连。
我问：怎么串连？爸爸让我自己去想。
足足憋了大半天。爸爸提示：可以在小鸦雏上作文章。这样，我就编出：这天清晨，突然刮起了大风，老鸹窝摇荡了，结果，一个小鸦雏掉在树下的鸡窝里；鸡妈妈看它很可怜，就用嘴把小鸦雏叼到窗台上，喊着：“小胖孩！快起床，赶紧爬到树上，把小鸦雏送回去。”可是，小胖孩在被窝里赖着不起来。这时，狗窝里的狗大哥晃着尾巴跑过来了，用爪子把鸦雏扒拉到地下，一口就吃掉了。事后，小胖孩无比悔恨，从此，他再也不睡懒觉了。
与现时的以计算机为操作平台，通过人机互动形式实现的网络游戏相比，什么《宇宙战争》呀、《星际争霸》呀、《波斯王子》啦，这些村童游戏，实在是“土”得掉渣儿，谈不上有什么知识含量；甚至还赶不上现在最普通的“拱猪”、“斗地主”、“打拖拉机”等扑克牌游戏。但那时的活动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一般都在户外，充分体现“文体结合”的要求，十分有利于儿童的娱悦身心和健全体魄；而且，这些村童游戏，竞争性、吸引力也不那么强，犯不上拼战通宵、耗神费眼，总是累了就作罢，兴尽便回家，天天晚上都能睡个甜觉。所以，一个个农家孩子，小脸蛋儿都是红扑扑的，宛如刚拔出来的嫩萝卜；视力也不会受到损伤，不像现在这样，“小眼镜儿”举目皆是。
人，有记忆的功能，但也存在着善忘的癖性。本来，任何人都是从童年过来的，游戏本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贪玩，淘气，任性，顽皮，原属儿童的天性，也是日后成才立业的起脚点。记得德国一位哲学家说过：“孩子是通过游戏变成大人的，游戏让人成了人。”可是，现在的父母亲，一经步入成人行列，许多人便会把自己当年情事忘得一干二净，习惯于以功利的目光衡量一切，而再也不肯容忍那些看似无益、无聊的儿时游艺了。
在我们初做父兄之时，也曾不只一次地做过鲁迅先生在散文《风筝》中所自责的对于儿童“精神的虐杀”的蠢事。原本以为出于好意，所以心安理得；直到读过了先生的文章，才觉得“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其实，即使单就功利而言，成年人需要向孩子们借鉴的也是不少的。比如，无论大人小孩，原本生活在同一空间里，可是，感觉却大不一样。成年人由于顾忌重重，遮蔽太多，时时有一种“出门常有碍，谁云天地宽”的局促之感，而孩子们却无惧无虑，无私无我，又兼借助于无穷的想象力，他们的空间却是云海苍茫，绵邈无际的。
记得一个电视节目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让坐在下面的几类人群回答：它像什么？幼儿园的孩子答案最多，成绩最好，竟然说出了几十种；小学生次之，讲出了十几种；中学生就差一些了，但也讲出了八九样；大学生只举出了两三样，没有及格；而成年人竟连一种也回答不出来，最后吃了个大零蛋，原因在于他们思虑太多，有的即使想到了也不肯讲，怕在众人面前出乖露丑，有的甚至不屑一顾，觉得老师出这样的题目“完全没有意思”。这是颇为发人深省的。
童蒙读物《三字经》里，有“昔仲尼，师项橐”之句，说的是孔子与弟子们乘车出游，见到大道边上有几个戏耍的玩童，有一童子立于大路中间，说：“城池在此，车马岂能随便穿行？”接着，便向孔老夫子提出三个问题，说是答对了才能通过，否则就要绕城而行。结果，孔子没有答出，遂向童子拜师、行礼，最后绕城而过。这个童子就是项橐，时年七岁。《三字经》作者的原意，显然是颂扬孔圣人放下身段，虚心向七岁儿童求教的精神；而我更感兴趣的，倒是少年儿童无所顾忌，敢于挑战权威的魄力和勇气。
七、母亲
旧时代，男婚女嫁，讲究门当户对。可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却完全不是这样。父亲，扛大活出身，穷棒子一个；母亲却是大家闺秀，出身于一个满族世家。金家——爱新觉罗氏，过去称作皇族，有几代都是清朝的文武官员。在外祖父家的特大樟木箱子里，我曾经看到过祖辈传下来的黄马褂、顶戴、雕翎，还有几份八股文试帖，最显眼的是一部朱笔点批的《朱子大全》，据说是很有些来头的。
不过，到了外祖父这一辈，老金家的家道已经中落，再没有出人头地的了。当然，正像《红楼梦》中刘姥姥所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祖父本人虽然没有什么功名，却也绝非一般白丁，在五里八村中仍属于有地位、有清望的乡绅。青年时期，他和我的祖父在一起做过生意，结下了交情；我父亲少年时又在这个屯子读过私塾，也是在老人家眼皮底下长大的；才气和人品，赢得了他的属意。后来，尽管贫寒、落魄了，但外祖父不忘旧情，在女儿十八岁那年，仍然主动送过来成亲。
姥爷、姥姥有四个女儿，后来，又过继了一个儿子。我的母亲是长女，自幼生活在大户人家里，衣食充足，见多识广，有着良好的教养。过门以后，突然经历辛劳、困顿的生涯，不仅没有丝毫怨言，而且，很快就适应了艰难的环境，辅助我的父亲支撑起家计。她真的像古代圣贤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按其当下的地位行事，不谋求本职以外的事。处身富贵，就按富贵人的身份行事；居于贫贱，就按贫贱人的身份行事。）称得上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相夫教子，安贫乐道，全家上下、街坊邻里，无不交口称赞。
由于外祖父恪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尽管家境丰裕，却不许女儿们读书识字。四姊妹从小就熟练地掌握了针黹女工技术和盛行于满族家庭的剪纸艺术。姊妹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只是庞大院落里那片狭窄的天地。至于母亲后来认得许多字，能够看些通俗的话本、鼓词，也能绊绊磕磕地读几段子弟书，都是在我父亲的熏陶浸染之下，逐步习练而成的。
母亲个性刚强果断，自尊心强，端庄稳重，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任可身子受苦，绝不让脸上受热。”这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她还常说：人贫不能志短；贫是外在的，志气却在内心。出嫁时，外祖父从箱子里找出十几匹细布，是姥姥在世时积攒下的，说要拿出一半，作为女儿嫁妆。可是，我母亲执意拒绝，说妹妹们也都大了，留给她们成亲时用。姥爷家里养了许多只母鸡、大鹅，还有几头肥猪，一年到头，鸡蛋、鹅蛋、猪肉、荤油不断，家里人吃用，富富有余。但我母亲每次回来，都是吃完就走，从来不带走一斤半两东西。总是说，留给父亲、弟弟，接济几个妹妹。私下里，对我姥爷说：“亲爹没有啥说的，在外来的弟弟、弟媳面前，要有个身价，不能像捡破烂的，见啥收拾啥，让人看着不值钱，瞧不起。”
母亲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一不当蝗虫；二不当蛆虫。”她解释：庄稼地里的蝗虫，呼啦啦一大帮，转眼就吃净拿光；粪坑里的蛆虫，咕咕囔囔，没事挑事。有些大姑姐，专门在双亲和弟媳中间拨弄是非，极端讨厌。
母亲赋性严谨，心细如发，口不轻言，平素很少和人开玩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在我四岁那年，有一次，她发现放在炕柜里的几个特大的铜钱——“洪武通宝”，据说很值钱的，不知了去向，便怀疑是我偷偷地拿出去，在货郎担那里换了糖球儿吃。于是，从早到晚审问我，逼着我承认。她铁青着脸，目光炯炯似剑，神态峻厉得有些吓人。我大声地哭叫着，极力为自己辩诬，并且，用拒绝吃饭、睡觉来表示抗议。母亲没办法，只好再一次翻箱倒柜，最后到底找到了，原来是记错了存放的地方。她长时间地紧紧地搂抱着我，深表悔愧之情；在尔后的几十年间，还曾多次提到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
我知道，母亲是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的驱使下，情急而出此。她看重的并不是几个铜钱，而是儿子的人格品质、道德修养。这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立身行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母亲对我进行一番生命的教育，把志气和品性传递给我，用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行为。
母亲对子女，可说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律之而愈严。即便是我童年时的游玩、戏耍，她也未曾随意放过。记得有这样两件事：
过年时节，来到家里刚刚半年、与我同龄的姐姐的女儿何小，堂叔的女儿英子，还有我，三个孩子一起跪在炕上“抓嘎拉哈”。这是满族儿童特别是女孩儿最流行的一种炕头游戏。“嘎拉哈”是满语，即猪腿关节上的小骨头，一般叫猪趾儿，每个都有四个面，分别是坑儿、肚儿、轮儿、背儿。那时，农家炕上都铺着苇篾儿编织的蓆子。我们首先在蓆子上并排摆放三个嘎拉哈，再预备一个小小的布口袋，称作钱码子。游戏时，将钱码子抛向上方，趁此机会，赶快抓起一个嘎拉哈，或者将它翻动一下，按照规定进行排列组合，然后再把钱码子用手接住。要在瞬间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必须手疾眼快，动作灵活；有一失误，就要算输。游戏的赌注是炒熟的花生角。——妈妈事先发给我们每个人的，大约有四五十个。
女孩儿天生灵巧，她们两个赢的时候多，但是，即便赢了花生角也不舍得吃；而我，则是每次赢了立刻吃掉。这样下来，待我输时，由于没有积存，就只好欠账了。气得外甥女向姥姥告状。母亲说：“你小舅做得不对，叫他给你们赔礼吧，或者你们弹他的脑瓜崩儿！”我便立即站起，分别给她俩鞠躬。
我以为事情已经一了百了；不料过后第二天，母亲把我叫到身旁，批评说：这叫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人，是没有朋友的。你以后还有脸和人家一起玩吗？人家以后，也再不肯和你玩了。
我红着脸，答说：我知道了，我错了。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玩“过家家”。按照事先的约定，各自认认真真地扮演着丈夫、妻子、儿女、外婆的角色，学着大人的样子，盖房，娶亲，抱孩子，喂奶，拾柴火，做饭，担负起“家庭”的各种义务和责任。我刚刚四岁，由于个头比较高，便扮演着丈夫的角色，挑水，劈柴，磨刀，宰猪，模拟着成人的各种动作，十分尽职尽责。妈妈看了，说，这倒有点小大人儿的气派。
八、姥家门口唱大戏
三四岁时，我最爱唱的儿歌是：扯大锯，拉大锯，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唤女婿，就是不让小外甥去。只因嫌他太淘气。不让去，也得去。变个小鸟飞过去。
唱到这里，我便扬起两只小臂膀，呼扇着，作小鸟腾飞状。
这一天，果真盼到了，外祖父七十寿辰，请来个小戏班，母亲带着我赶过去了。
路程倒不算远，从我们家到外祖父家所在的三棵树村，相距不过几公里，两个村子同属大荒乡。外祖父家的院落很大，五间房子前面伸出个“大长脖儿”，距离大门足有十丈远。高高的门墙里面，隔成两段，前段养鸡、养鹅、养猪，还有畜圈；后段有几间厢房。东墙外面是一片梨园，春天时节，花开似雪，白茫茫的，坐在屋子里，就嗅得到花香。
乡亲们几天前就张罗着给金老爷子祝寿。为了接待小戏班，他们在大门外打谷场上搭起了戏台。正日子的前一天，戏班的角色都到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台子上咿咿呀呀地唱。戏文一句我也听不清，妈妈说是《郭子仪拜寿》，她原本也不懂，听我父亲讲解过。戏里的女角全都是由男演员装扮的，行话叫做“反串”。——这些我都不关心，只盼着给姥爷磕头，接受赏钱，吃“八个碟子、六大碗”。
外祖父卧室里，东墙和北墙上，贴满了鲜红的大幅剪纸，有长脖子仙鹤，有高高的松柏，有南极老仙翁，还有儿孙满堂的拜寿场面。下面是“福寿绵长”几个大红字，也是用剪子裁剪出来的。
三月初八，外祖父寿诞之日。清晨起来，“寿星老”就穿上了红袄、红裤、红袜子，扎上又宽又长的红腰带；然后，吃下了特制的长寿面，山参、银耳汤，外加两个完好无损的熟鸡蛋，吃之前在身前身后滚动一遍，说是要“滚运”（滚走了灾病，滚来了好运）。
祝寿开始了。“寿星老”端坐在太师椅上，窗外奏起欢乐的鼓乐，冲天炮百响齐鸣。舅舅代表子女先致贺词，然后，在妈妈带领下，姨娘们和舅母依次叩拜。姥爷从事先准备好的财宝箱里，随手拿出铮铮作响的“袁大头”，每人一律五块。待到第三代人祝寿时，我给姥爷磕了三个响头，并按照妈妈事先嘱咐的，高声说：“一祝姥爷寿高七十，二祝姥爷寿高一百，三祝姥爷寿高一百二。”姥爷高兴地捋着胡须，连声夸我“聪明”，当即赏赐了十块银元。
回家的路上，我问母亲：“为什么爸爸不到场？”
母亲说：“你三个姨夫，两个去世了，一个远在天津。一见大女婿到了，姥爷会怀念他们，你的两个姨妈更会伤心、痛苦。祝寿本来是欢乐的事，怎能影响一家亲人的心绪呢！等过两天，宾客散了，你爸爸再单独来串门儿。”
我又问她：“那些大红彩纸，不都是你带过去的吗？怎么，你跟人们说，是我舅母剪的？”母亲说：“里面有好几张是你舅母剪的。她岁数小，眼睛好，剪得细致。”
关于母亲的剪纸艺术，我想多说几句。
剪纸是满族聚居区特别是闾山一带上层妇女的一项重要的女红，也是当地女性唯一接受过名师（也都是女性）指点的独特的文化传承。像江浙的丝绣，京津的书画一样，都是闺阁中从小养成的富有文化品位的传统技艺。满族剪纸，在艺术上具有本民族特定的语言和风格，有“无字天书”之美誉。就其文化渊源来说，它属于氏族社会未形成文字之前，远古风情的形象记忆，折射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充满原始意味的图腾文化信息。
旧时在这一带，走乡串户，随处都能见到从白头老媪到少年女童的剪纸艺人，俗称“剪媳妇人儿”。剪纸艺术题材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举凡风花雪月，飞潜动植的自然风貌，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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