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秋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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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试读：
前言
十九世纪末，美国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美孚行）在上海设立煤油销售点，每买一公斤“洋油”，就赠送一盏“洋油灯”，一年的工夫，美孚行“赔”了87万盏灯，上海则成了“洋油”的天下。就这样洛克菲勒随着“洋油”走进了中国寻常百姓的视野；到了民国，美孚在中国成为最大的石油产品公司，而“洛克菲勒石油大王”之名也就几乎家喻户晓了。然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洛克菲勒这个名字仍然让人回味思考不已的，却跟“美孚”和“洋油”没有多大关系了。这本书所要讲的故事，是洛克菲勒留在世上的真正遗产——他建立的那个当时最有实力也最富争议的现代慈善基金会，以及这个基金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梦想和努力。
在美国内战后的飞速工业化中，洛克菲勒，一个虔诚刻苦却因家境清贫而未能完成学业的年轻人，以其经济韬略和精明远见迅速控制了美国石油业，一举成为十九世纪末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当财富“像雪崩一样排山倒海而来”时，洛克菲勒、卡内基和当时屈指可数的几个百万富翁，相继于世纪之交开创了新式公益基金会，以“科学慈善”和“批发慈善”为特点，“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人传统的慈善行为方式。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这些新兴的大基金会刚一问世就在国际国内的医学、教育、科研和公共卫生等事业上出手不凡，一时间引起美国朝野的侧目与质疑。当洛克菲勒被美国进步时代（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社会运动描述为狡黠残酷的石油大亨时，他却自诩为上帝的财富管家，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大型慈善机构，从而成为美国现代慈善家排名榜上的第一人。洛克菲勒的事业代表着财富、进取、大资本的社会影响，也代表着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色彩绚丽的历史现象，洛克菲勒，他的家族与事业，成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
1905年1月的最后一天，当时已身为洛克菲勒慈善事业总策划的弗里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T. Gates）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在信中盖茨力劝洛克菲勒将目光转向外部世界，特别是远东。他急切地解释说：“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海岛，都真的开放了。这为我们英语国家人民的光明和慈善事业提[1]供了自由的土壤。”正在为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策划远大前程的盖茨不失时机地将洛克菲勒的眼光引向东方，引向中国。老洛克菲勒对中国和美国新教教会在华传教运动早有极大兴趣，自然与盖茨一拍即合。可以说，这封信预告了洛氏介入改变中国之努力的开端。不久盖茨即与在华传教士联系，了解中国情况和洛氏慈善项目的可行性。1910年更召开了“中国会议”，邀请全美医学、教育各界专家名士集思广益，为洛克菲勒的改造中国项目献计献策。在随后的几年中，洛克菲勒先后派出三个调查团，了解中国国情，考察教育体系、医疗设施、卫生条件、经济水平，无一不求其详。经过十年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1905—1915），洛氏基金会终于一鸣惊人，以世界第一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中国亮了相。协和医学院，这颗“洛克菲勒基金会王冠上闪光的宝石”，代表了基金会在华事业最昂贵、最辉煌的一页，也代表了它要以科学精神和方法来改变中国的决心。
就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进入其“黄金时代”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却突然改变方向，开始大力支持一个名为“中国项目”的乡村建设计划，该项目集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研究和教育资源，投入于农业经济、公共卫生、初级教育和地方行政的综合改造与发展。这一转型极大地扩展了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范围，显示出洛克菲勒基金会改变中国努力之深化。195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收归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离开中国大陆，将其资助转向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成为第一批再度进入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它在中国的事业。历史的脚步匆匆，至今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已经进入了百年。
对于中国医学界和一般北京老百姓来说，北京协和医学院并不陌[2]生。建于王府院内，辉映在红墙绿瓦之间的协和，其精英式的教育和精湛的医术早在1920年代就闻名遐迩。而梁启超的割肾风波和孙中山的病历之谜，更给洛克菲勒时代的协和医院增添了几多争议、几许神秘。其实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经历中最宝贵也最有意思之处还不是这些。二十世纪上半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从事现代医学教育，推广公共卫生事业，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参与乡村建设运动，其项目投资之大、介入之深、范围之广、历时之长、情况之复杂，在那个时期的中外文化关系史上，堪称无出其右者。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故事极富传奇，充满矛盾，起伏跌宕；就像一块块水晶棱镜，透过这些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七彩的历史光谱，可以进行多领域的学术研究。基金会的在华项目不但讲述了西方医学在非西方文化中扩张的历史，也揭示了美国大基金会通过自己的理念和资源来建立文化霸权的过程，它更是自传教士以来西方改造中国之努力的一部分。
本书的主题是关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通过两个不同领域的主线来展开讨论。一方面，它从社会医学史的角度来研究西医东渐的发生，以及中西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转换。另一方面，它又从国际民间组织来华的角度，来分析西方非政府非营利机构介入改造中国的努力。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在华项目，特别是它的医学和公共卫生项目，提供了连接这两条主线和充分展示本书主题的最佳实例。换言之，本书将以西医东渐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立为切入点，来探讨近代中西文化相遇时各方的反应和相互作用。西医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中国的？又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其得以立足？洛克菲勒在发财之后为什么建立现代基金会，又为什么要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并把这样的慈善带到中国来？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现代中西文化接触与冲突中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当时的政治改革又是如何影响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行为的？可以说，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当时中美政治文化因素分别演变与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本书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流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希望它有助于对中国和美国的近现代历史、文化史、社会医学史，以及非政府组织史的研究。
在理论上，由于本书内容不仅集中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医学和社会改造项目，也涉及传教士十九世纪在中国的文化活动，因此有必要对战后史学和政治学在相关研究中的流行理论以及中国学术界的观点稍做交代，同时也在此介绍一下本书的理论框架。
二战以后，西方开始出现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亚非拉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扩张的研究，到1960年代学术界更提出“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输入到殖民地和其他非西方文化的西方医学却一直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扩张带来的一个有益的后
[3]果。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这些地区主要疾病发病率在二战以后不断降低的结论似乎也在支持这种观点。不仅如此，社会医学史也是直到1970年代后期才登堂入室，成为一个学术分支的。正是自那时起，西方大量学术著作才开始在社会医学史研究中采用“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的理论概念，重新审视西方医学在亚非拉地区扩张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特别是对当地文化的冲击和重塑。这些批判的具体对象往往是传教士医学和美国大基金会的海外医学和公共卫生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则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
中国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用“文化侵略”和“文化帝国主义”来批判传教士的活动，包括传教士的教育和医学活动。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性质的批判不仅主导了学术界的研究和结论，更成为动员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情绪的一种政治工具。中国学者王立新在其力作《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中，对自咸丰年间反教言论至革命时期共产党领袖的文化侵略观，乃至建国以来的革命史取向，做了概括：
传教士来华名义上是宣扬基督教，实际上是为了配合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们是殖民主义的先锋；传教士乃是受各国政府派出而来，充当收集情报的间谍和侵略的帮凶；传教士从事的教育、慈善和文化活动是为了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美化帝国主义侵略，消弱中国[4]人民的反抗精神，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减少障碍。
他指出，与上述观点相联系，“文化侵略”说的背后还有这样一种思想：西人在华的活动是互相关联、互相配合的，因为西方列强在中国有一个整体性的大计划、大阴谋，那就是要变中国为西方的殖民地，而传教事业不过是这个大阴谋的一部分。王立新认为，虽然“文化侵略”说对来华传教士的种种指控并非完全子虚乌有，“但这只是传教士在华文化和教育活动的局部的、客观的后果和副产品，而非其活动的主观目标和主要后果”。因此用“文化侵略”来定性传教士的活动是“不公平的，过于简单化的，也是缺乏充分的历史根据的”。[5]显然，与近期其他学术研究一样，王立新的研究旨在扭转中国长期以来将这一领域研究政治化的做法，希望从客观和学术的角度来对待这个课题。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在评价西方文化在非西方文化的扩张时，后殖民时代的西方学术界也使用了“文化侵略”和“文化帝国主义”等概念来界定传教士或大基金会行为，但是这与中国学术界长期对“文化帝国主义”内涵的解释和批判的出发点却有很大不同。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家或革命时代的学术界在批判传教士在华活动时，担心的不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或破坏，因为众所周知，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主张彻底打倒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思潮可谓此起彼伏。在革命和继续革命的过程中，给西来的文化冠之以“文化侵略”的罪名，其实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对传教士工作和西方文化的彻底否定不但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建立找到了合法性，而且也达到了打倒或整肃晚清以来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目的。
与此相对照，西方学术界在1970年代使用“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时，他们所关心的是一种文化（或曰西方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当地文化）的冲击，以及这种跨文化行为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这一理论所关注的是文化的优越感，以及用一种文化的扩张来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行为、政策或态度。根据《哈泼斯现代思想词典》（The Harper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的解释，“文化帝国主义”是“用政治的或经济的权力，以本土文化为代价来提高和传播一种外国文化的价值和习俗”。因此可以说，这样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关注的是西方文化对非西方传统文化的冲击乃至取代。《社会科学词典》（Dictionary of Social Science）将“文化帝国主义”定义为“有意识、有步骤地把一种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强加于文化上的少[6]数群体”。特别是在《社会科学词典》这样广义的界定下，“文化帝国主义”论不仅可以用来分析西方文化在非西方文化中的扩张，也适用于批判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文化压制非主流文化而建立自己文化霸权的政策和行为。一些西方研究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文化、教育、医学研究项目的批判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采用“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应该说，用西方学术界的这些概念来评价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是比较贴近的，因为传教士的确是要用基督教文化来改变中国文化。对“殖民医学”（或曰热带医学）的批判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把西医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的政治、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形式和有效手段。它们为理解两种文化冲撞中的政治经济学带来了新的视角，对本书的研究确有启迪。
然而，采用“文化帝国主义”作为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活动的主要理论框架，也有致命的弱点。首先，使用这个概念的风险在于定义不明。何为“帝国主义”，何为“文化”，何为“文化帝国主义”？这些都是被采用得过于广泛乃至被很多学者认为失去了意义的概念。一是对这几个概念的使用过于宽泛，二是学术界至今对它们的准确含义并无一致看法。上引的词典解释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更重要的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基本上强调的是文化交流中一方——西方国家或西方社会主流文化——将其文化和价值观强加于非西方、非主流文化的单向行为及其后果，对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对于非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主动行为及关键作用缺乏重视；这样的研究视角有失完整和平衡。事实上，无论是传教士来华行医办学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介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带来了两种文化的相互反应和冲撞，最后的结果则是由双方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乃至世界局势综合影响所决定。这样一种各方力量较量和消长的历史现象，具有单方侵略式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所无法表达的丰富内涵和复杂多面性。因此，本书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同时，将不采用“文化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立论的着眼点和理论框架。
从1990年代中期，在跨文化交流和全球化研究中开始风行一种“混合杂交性”（hybridity）理论。尽管有些学者认为“混合杂交性”理论有风险，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或者统一的观念，而是“一些相互加强而又冲突的思想、概念和主题的组合”。然而，这一理论仍然被殖民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家所采用。到二十一世纪，“hybridity”[7]竟被称为“我们时代的象征性观念”。最近的一份研究认为，“混合杂交性”“抓住了各个时代对文化差异和融合的赞美精神，它是对开放经济交流的全球化和一切文化由此不可避免地改变的回响”。一些学者倾向于采用这一理论，因为“它可以包含多种多样的跨文化混[8]合”，或者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殖民主义多面性本质”。概括来说，“混合杂交性”理论强调在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作为跨文化接触的后果，即持续出现的文化杂交；顾名思义，这个观念认为两个不同而独立的文化实体，在接触和交流中，通过“移居”而生成一种新的混合体。在这样的杂交过程中，这个理论重视两种文化之间的所谓“之间性”（in-between-ness），也就是非此非彼的新文化形态和因素之生成。“混合杂交性”的理论视角所关注的是在这种杂交过程中不同文化各自和相互的冲突性与适应性；通过同时研究双方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的内在外在原因，以及它们对对方产生了什么作用，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更细致、更平衡地解释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于本书的研究，“混合杂交性”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启发的。首先，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面临亡国危机，各种力量都在寻求改革和现代化的出路，而西方文化也看准了这个机会，力图影响和控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华的经历表明，双方在设计和调整自已的政策及行为以达到各自目的同时，也在确定和调整自己在这种双边关系中的位置。在中西文化的现代博弈中，西医最终在中国取代中医而成为中国医疗卫生的主导体系，这不仅是传教士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拿来主义”的典型体现。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中国的建立与成功，既表现出中美知识精英的互相影响和互相依赖，又说明了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制约和吸收。一般来说，在跨文化交流中，无论哪一方处于主动，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特别是来自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的反应，是这种交流能否进行下去和发展快慢的关键。
其次，在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两者之间是否出现了具有所谓“之间性”特点的新文化因素，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比方说，在当代中西医接触和逐步了解中是否出现了混合或互补的可能性，是何种文化或政治力量在促进或阻止这种混合？中国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是否具有所谓的“之间性”特点？是何种政治文化前提使得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建立医学卫生政策时排斥了中西医在体系上混合的可能性？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项目对中西医关系上的作用又是什么？又如，公共卫生概念及模式是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但是当洛克菲勒基金会把公共卫生教育带到中国之后，是接受过西医教育同时了解中国情况的协和医学院毕业生发展出了适合中国的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系统。这个独特的公共卫生和初级保健模式产生、推广的前提和基本思想，显然就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新文化因素。从广义上来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题，就是寻求建立一种集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民主文化精华的非此非彼、有此有彼的新文化。囿于篇幅和能力，本书不可能对这一宏观课题进行深入探讨，但将尝试用这样的概念来指导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工作的研究。
简言之，西学东渐、西医东渐的经历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介入，为了解东西方跨文化接触与冲突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历史素材。本书强调这段历史中多方面、多层次和多维性的特点，侧重分析中美之间、中美各方内部之间在不同时期内政策和态度的变化。为此，它将这部历史剧的所有参演角色，从西方医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医学家、教育家、传教士，到中国知识分子、改革家和中国政府，都一一置于聚光灯下。一方面剖析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如何运用他们对社会进步的理念和对现代知识的占有来制定其改变中国的战略，以及这一战略如何受到中国政治文化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揭示作为西方慈善的接受方，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力量是如何力图把握外来影响和资源以达到自己的政治与社会目的。
显然，本书既不是一部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史，也不是一份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经历的完整记录。它以西医东来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项目为史例，一方面探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这一主题；另一方面研究中西医的社会医学史和美国基金会发展史。因此，全书从内容选择、章节安排、对洛氏基金会在华经历的舍取，到立论重点及对前人研究的介绍，都围绕着并服务于这两个目的。本书许多内容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没有直接关系原因也在于此。
洛克菲勒之所以能白手起家，在几十年内建立起美孚石油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王国，既是时代使然，又是其个人能力资质所致。他转手又将财产之大部用于现代慈善，既是时代使然，亦是其个人的宗教文化信仰所致。洛克菲勒留名于世的洛氏基金会开创于二十世纪初，但是影响这一事业成型的许多重要因素却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具体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问世和大展宏图的最主要时代背景，来自那个时代的三个主要文化思潮：欧美现代慈善事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之形成，西方医学中一系列发现和所谓的“科学医学”之建立，以及西方传教运动向世界各地之扩张。要了解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他为什么能够对现代慈善事业的发轫做出重要贡献，以及他所建立的基金会又为什么对科学医学、对中国感兴趣，就必须了解这些思潮；因此，本书用前三章的篇幅来考察洛克菲勒慈善事业兴起的文化背景。
第一至第三章将分别对美国进步时代文化中对洛克菲勒慈善事业有直接影响的三个主流思潮以及双方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关系加以介绍，并由此分析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动机、使命，以及美国进步时代那段有意思的历史。这些分析表明，洛克菲勒基金会既深受这些主流思潮的影响，又是引领思潮滥觞的弄潮儿。第一章介绍美国内战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洛克菲勒个人的成长经历，以此解释洛克菲勒建立基金会的历史和宗教文化背景以及美国人的慈善观。第二章解释现代科学医学霸权地位的建立及其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人盖茨的“科学神学观”、“社会医学观”的影响，说明为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海内外项目对现代医学教育与研究情有独钟。第三章主要介绍十九世纪开始的美国新教传教运动在中国的扩张以及西医来华的早期经历；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与医学工作不但启发了洛氏慈善对中国的兴趣，而且为基金会在中国促进尖端医学的发展奠定了教育基础。
第四章集中介绍洛氏基金会对中国项目的探索和决定过程，主要包括：1.美国二十世纪初的扩张主义及“天定命运”思想与洛克菲勒人对所谓“中国问题”的兴趣，2.洛克菲勒人建立的“科学决策程序”和基金会的三次遣华考察团，3.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传教士在改变中国政策和目的上的分歧。通过这些讨论来揭示美国国内文化与海外文化扩张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基金会的决策模式，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如何通过它对中国前途的理解来确定其海外项目的政策和内容。
第五章展现的是一个美国文化标本——霍普金斯医学院——被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的情景。它首先解释美国二十世纪初的医学教育改革中的“霍普金斯模式”，然后描述在洛克菲勒人的直接指导下，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这一章指出，洛氏基金会想给中国的，绝不仅是一所一流的医学院；对于洛克菲勒来说，中国是其慈善事业的新边疆，协和是其社会理念的新实验室。在这一文化移植的背后，本书要揭示的是基金会以科学改造中国的野心和它如何实现这个梦想的蓝图。
第六章从中国近代历史的角度来理解西医在中国的命运，同时试图用文化交流中的“混合杂交性”概念来讨论中西医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命运如何被现代化的主题所决定。由传教士带入中华大地的西方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和士大夫阶层的坚决抵制；西医最终被中国社会与文化接受，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医术与设施。当中国的改革家和新式知识分子将批判中医作为推翻旧文化的重要内容时，他们也将西医与中国的保种强国联系在了一起。从梁启超、陈独秀到胡适，在救国强国的现代化运动中，这些知识分子将中国“东亚病夫”的状况部分地归咎于中国传统医学的失败。在西医来华的一个多世纪中，传教士和洛克菲勒人对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却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需要使得西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文化变革中得以上升到主导医学的地位。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中西医的关系被对立和政治化，中医失去了与西医学术交流的机会和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本章首先介绍中西医十九世纪的初步接触，然后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西医位置的转换：首先，一些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是如何在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张开双臂拥抱西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学项目；其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西医论争的目的与影响，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场论争中的作用。
第七章把洛克菲勒基金会改变中国的梦想放到现实中来考察。通过洛氏基金会纽约－北京管理机制的摩擦乃至戏剧性冲突，通过洛克菲勒项目“中国化”努力的一波三折，我们将看到洛克菲勒人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否具有实现梦想的能力和资源？中国的现实又是否允许基金会的计划如愿以偿？中美双方在协和医学院“中国化”问题上的动机和政策是什么？对参与项目各方之间关系以及项目具体困难的描写和分析，无疑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跨文化交流项目以及大基金会运作的特点和性质。
第八章将注意力从协和医学院转移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新兴趣、新项目：社会科学、乡村建设、公共卫生。虽然从篇幅上只是一章，但这却是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1920年代末，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重心从精英教育改为农村综合发展，这一转折表现出基金会对中国问题理解的深化及自身适应新形势的能力，也代表了基金会新一代领导的新政策取向及其试图为改变中国做出更大影响的决心。同时，在这个转折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对西方来华项目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为理解这种政策转变的背景，本章首先介绍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20年代中期的机构大改组，然后用基金会在中国的两个例子来探讨中西文化“混合杂交性”的概念：其一是协和教授兰安生如何根据中国情况建立了公共卫生教育模式，而他的学生陈志潜又如何把西方公卫理论与中国农村情况相结合，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其二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如何启发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甘恩（Selskar Gunn），后者由此开展了旨在结合华北高等教育资源与乡村建设努力的“中国项目”。这两个例子都是中西文化结合、理论实践结合的突出范例。
概括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理念，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这个时刻，由于都深信科学和现代医学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力，两者走到了一起。洛克菲勒基金会认识到了中国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和对普及医疗卫生服务与设施的巨大需求，但还是决定把发展尖端的科学医学作为他们改变中国的切入点。随着中国整个改革运动的深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战略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支持乡村综合发展的定县模式，这是洛氏基金会与中国改革者之间冲突与合作的结果。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经历充满了起伏、矛盾、失败与成就，他们常常自以为是和傲慢放肆，但又不失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色彩。西方的来华项目——包括传教士与洛克菲勒的工作——表明，这里并不存在一个和谐的目的与统一的声音，或者单方面就可完成的政策。在这些跨文化接触中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多元交互作用的过程，是双方文化冲撞、理解和杂交的特点。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中外以往的研究中多有涉及，但本书是第一本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一个世纪经历进行综合论述并由此来探讨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专著。它以作者二十年中在洛克菲勒档案馆、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和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等图书馆和档案馆陆续收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同时兼采中外学者在有关领域中的丰富研究成果。作者的最大希望，不只是给读者一个好故事，也希望这本书能引起更多人的好奇心，从而有兴趣对本书的主题——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做进一步的思考。
[1] Frederick T. Gates to John D. Rockefeller Sr., January 31, 1905. 洛克菲勒档案, the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North Tarrytown, New York. 此后，简称洛克菲勒档案馆。
[2]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之后，按照政府要求，更名为北平协和医学院。除直接引文按原文说法外，本书一律使用北京协和医学院之称。
[3] 西方医学或曰西医在传入到非西方文化国家与地区后，经过冲突、某种程度上的融合，加上当地对这种医学的独立研究和发展，成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医学。它们无论在医学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已经超出了原有的西医定义。因此，西医不是一个准确的术语。出于约定俗成的考虑，本书仍然使用“西医”来代表现代医学。
[4]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8页。
[5] 王立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页。
[6] 引自David Arnold ed., 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eties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
[7] Marwan Kraidy,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IV, 1.
[8] Kraidy,Marwan； Annie Stuart, “We are all Hybrid Here: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Sylvester Lambert, and Health Work in the Colonial South Pacific.” Health and History 8, no.1 (2006)。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hah/8.1/stuart.html.第一章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发轫
在全世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简称NGOs，中国现在统称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治理组织机制，从自然灾害救助到环保运动，从战区粮食、医药供应到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到处都有NGOs的身影。而世界上将非营利组织运用到极致的，美国可算数一数二。“美国人百分之百的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为数极多的文化艺[1]术、人文服务、教育研究，都是通过民间非营利组织进行的。”著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兼历史学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于1831年至1832年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访问。在此期间，美国活跃的民间团体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在《美国的民主》（1835年）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将结社原则应用于这样广泛大量的目的而[2]如此成功的。”
在形形色色的NGO组织中，基金会是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据一份2008年的统计，美国共有112 000个私人基金会，拥有6270亿美元的资金。基金会不但对这些资金的支配有很大的自主权，其本金投[3]资所得还享受2%的低税。正因如此，从二十世纪初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1839—1937）建立大型现代基金会起，公共舆论和学术界对这些机构的作用及影响力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的学者甚至批评[4]大基金会对文化的控制权和影响力不逊于国家权力。尽管如此，基金会的发展却有如后浪推前浪。过去的二十年是美国基金会发展的高峰，最新如美国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和他太太梅琳达成立的盖茨基金[5]会。在股神巴菲特的加盟下，该基金会的资产高达数百亿美元。这些基金会不但能在国内政治与社会事务中呼风唤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角色。比如，福特基金会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6]对中国NGOs兴起的影响就不可低估。 NGO研究领域著名美国学者安海尔和哈迈克在2010年发表了《美国基金会：角色与贡献》，书中宣称，在所有的工业国中，美国早已赢得拥有最大规模慈善事业的名声，与欧洲和亚洲的同行相比，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历史更加长远和连[7]绵不断。
为什么基金会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们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动机、资助领域和运作原则对民间组织的整体发展和社会进步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从社会进步运动到当代第三部门研究对此种组织持批判态度？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本书主题：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什么到中国来？又是怎样利用它的所谓“科学医学”和“科学慈善”来影响中国的？简言之，研究洛克菲勒人的在华经历，美国基金会的兴起是重要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被有些学者视为“美国慈善事业的黄金英雄时代”。由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领军，私人资本建立起一系列与十九世纪慈善组织迥异的大型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由此启动了后人所称的美国“慈善革命”。二十年间这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确立了自成一体的现代慈善事业，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虽有大量的新基金会出现，但是现代慈善机构的基本模式却已在开创时代就确立了。本章主要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立为例，来介绍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发轫。第一部分首先解释一下现代基金会在美国问世并得以形成气候的三个历史文化因素：一、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二、美国文化中不信任、不喜欢大政府的政治传统和民间组织活跃的社会特点；三、美国人以宗教和文艺复兴时代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为基础的慈善传统。三者的结合，成为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人创造时势、成就一番慈善事业的前提。第二部分通过洛克菲勒的个人成长经历和当时的社会、宗教和经济思潮来深入探讨现代慈善出现的文化背景。第三部分解释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分野，并概述美国社会与学术界对基金会的批判。
研究洛克菲勒慈善事业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中国的事业，首先应该了解它当时的总体规模和机构体系。本书之所以在故事尚未展开时就列出下面这一大堆数字，是要为后面的文字叙述提供一种直观而量化的参照系。今天人们所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实际上是老洛克菲勒当年建立的几家大慈善机构之一。代表其现代慈善的第一家机构是他1901年出资建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RIM）。两年后，他又建立了普遍教育委员会（the General Education Board）。1909年，洛克菲勒拿出72 000股美孚石油的股份（相当于1990年的9亿美元）建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8]1913年基金会正式得到纽约州政府的执照。为了纪念他的妻子，洛克菲勒又于1918年建立了劳拉·司佩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老洛克菲勒早期给这些慈善机构的捐款总额如下：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 60 673 409.45美元
普遍教育委员会： 129 209 167.10美元
洛克菲勒基金会： 182 851 480.90美元
劳拉·司佩曼·洛克菲勒基金： 73 985 313.7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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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446 719 371.22美元
根据美国劳工部基于通货膨胀所进行的折算，1913年的1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1美元。也就是说，洛克菲勒在当年捐出的近4.5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近94亿美元。1923年，洛克菲勒的儿子约翰·洛克菲勒第二建立了国际教育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并为此捐了2000万美元。
以上是洛克菲勒的捐款总额。下边是这些慈善机构从建立到1950年底为支持大量项目和其他机构所支付的善款总额：
洛克菲勒基金会
从利息：325 754 751.35美元
从本金：125 773 613.9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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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451 528 365.28美元
普遍教育委员会
从利息：132 339 912.86美元
从本金：164 427 148.3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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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296 767 061.20美元
劳拉·司佩曼·洛克菲勒基金（止于1929年1月）
从利息：27 839 809.74美元
从本金：27 500 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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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55 339 809.74美元
国际教育委员会
从利息：6 495 807.82美元
从本金：11 837 48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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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18 333 289.82美元
按当年美元计算，洛克菲勒慈善事业支付善款总额达821 968 [9]526.04美元。
同样，按照美国劳工部对通货膨胀的折算，1950年的1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9.06美元。那么，到1950年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用于项目的8.22亿美元至少相当于今天的74.5亿美元。无论是洛克菲勒当年为这些慈善机构所捐的本金，还是这些机构后来为各种项目支付的开支，这些数字都显示出其慈善事业的雄厚实力和巨大规模，用当年或者今天的标准衡量都是如此。当我们解释洛克菲勒所做的一切善举时，当我们分析这类慈善机构对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力时，当我们讨论大基金会发展的利与弊时，这些量化的事实会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这些问题的分量。一、现代基金会问世的社会文化背景
内战后的美国经济在经历了1870年的危机之后，迅速起飞。横跨大陆的四条铁路的修筑带动了钢铁、运输、制造等行业，工业化全方位展开，并与美国历史上独特的“西进运动”互相刺激，齐头并进。前所未有的社会膨胀和经济扩张不但为美国人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和发展机会，也使财富的空前积累成为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那些能够看准并把握时机的人们脱颖而出，“一夜致富”。当时洛克菲勒是如此成功，以致到1880年，美孚石油竟然控制了全美炼油业95%的份额。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以前，摩根（J. P. Morgan，1837—1913）在美国金融业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央银行。在1893年经济恐慌时期，[10]联邦政府居然请摩根银行出面稳定和提升美国货币。据统计，美[11]国在1880年只有一百个“百万富翁”，到1916年剧增为四万人。如此之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积累了如此惊人的私人财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当然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大富翁所拥有的绝对财产数额。马歇尔·福尔德（Marshall Field，1834—1906）的私家财产估计为1.5亿美元，卡内基在把他的钢铁业卖给摩根以后，身家大约值3—4亿美元，有人说其实更多。摩根去世时的净资产是6800万美[12]元。洛克菲勒在其事业的峰巅时期，拥有9亿资产。而1902—[13]1906年美国的平均国民总产值（GNP）仅为242亿美元，当我们把大资本的出现放在这一时期美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前提下来分析，这种私人财富的高度集中就更加令人吃惊了。
当然，伴随着百万富翁出现的是无数人“美国梦”的幻灭。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1870年之后的几十年是动荡的时代。工业化使美国建国以来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分崩离析，随之而来的是阶级分化与文化错位。美国著名史学家威比在他的《寻求秩序，1877—1920》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在这种社会“失序”的大背景下人们文化和价值观的急速变化，与此同时，“寻求秩序”则成为对那个时[14]代政治文化潮流的最好概括。由于开通了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大量的美国人第一次用大陆这个概念来理解美国，他们感到，从一个大洋伸展到另一个大洋，实实在在地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新美国奇迹般出现了。而这个新国家的内涵，就是成长、发展和进取精神。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乡村小镇人涌入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或是建设丹佛、堪萨斯这样的新兴城市。1860年纽约只有70万人，到1900年增长到300万。内战爆发后的五十年间，将近1200万人移居到城市。[15]另一方面，机械化和专业化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农业，使独立小农场被迅速分解合并为大型公司化的农场。越来越多的人要么变成挣工资的农业工人，要么离开家乡到城市去寻找更好的机会。结果，人们失去了在原有社区的地位和认同，却又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希望的位置。
在这个经济大扩张的时代，所有的人都认为发家致富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都希望闯荡一番。然而，在18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大量小生意破产，人们的发财梦很快就被无情地打碎了。整个经济的运转就像是一架巨大的筛选机，涌入城市的人很快地被分为三个阶级。“在顶端的是那些握有巨大资产与权力的人，中小生意人、医生、律师和其他职业白领形成中层，而下端则是挣工资的大众。”在那个时代，靠工资吃饭的人，日子并不好过。在工厂，无论是工人的工作条件还是劳资关系都充满问题。由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劳动力随时可以得到补充，厂方只关心如何尽快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管理工人的权力几乎全部落在工头的手里，而后者简直就是独裁者，“生杀予夺”全凭其喜怒了。劳工们的普遍不满是很自然的，他们感到不论是经济机会还是社会体系都正在向他们关闭。人们希望重新得到以往在社区文化中的那种价值和权利，而在陌生的城市中寻找以本阶级作为社会支持网的倾向也在不断增长。这种阶级冲突和潜在的政治危机引起了社会统治阶层的警觉。约西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1847—1916），这位后来因主张美国在新世界秩序中追求无限扩张和攫取在华利益而出名的牧师，在1884年出版了一本极有煽动性和影响力的小书，题为《我们的国家：其可能的前途和当下的危机》（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Present Crisis）。在此，他号召新教徒们要准备迎接“威胁我们基督徒和美国文明的危险”。他警告说，从缅因的船厂到得克萨斯的铁路，一场巨大的劳工骚动正席卷美国，而劳工骑士团的人数已经从1884年的5万迅速膨胀到1886年的40万。[16]这本书一下子销售了五十万册。对于美国经济和文化精英来说，这些言辞可不是耸人听闻，他们真的感到了山雨欲来。
斯特朗说的这个对基督教和美国文明的威胁是特有所指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自殖民时代起，其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的西部和北部，这些移民带来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成了美国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和主流。然而自十九世纪后期，移民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来自东南欧的移民进入了美国东部大城市，从1890年到1919年，其总数达到了1800万之多。当时的主流文化认为这些人带来的是外国文化、异族社会和与工业社会不协调的习惯。不仅如此，这些新来的移民充斥于大城市的现代工厂和血汗小厂中，其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处于最底层。他们聚居的一个个“民族村”（ethnic pockets）成了疾病和社会问题繁衍的天然土壤。大量的疾病和社会问题似乎证实了美国主流文化所持有的歧视观念：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优于其他民族。[17]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的鼓吹者查尔斯·汉德森（Charles R. Henderson）后来曾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请去参与中国项目论证，他当时就担心外国出生的人天生就没有能力成为民主公民，“除非用一切现有的手段加以抵抗，否则贫穷、愚昧和犯罪浪潮的兴起将席卷并吞[18]没美国”。在这些移民社区中，流行疾病与社会问题互为表里，不断深化蔓延，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潜在威胁。就是在这个时期，为了寻求秩序，美国出现了以提高社会控制效率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改革与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大基金会的问世正是这个大趋势的产物。这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后旋即介入公共卫生和社会改革的主要原因。
总之，在十九世纪末，美国不但具有了成立大基金会的物质条件，而且产生了对新型治理的社会需求。由于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变动，阶级冲突、社区离析、社会认同错位等一系列新问题迫切要求社会治理阶层找到新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持机制。正如下一章将要谈到的，洛克非勒基金会相信，“科学医学”就是这种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因为它有能力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治疗”和控制社会问题的滋生与蔓延。基金会更进一步相信，“科学医学”的发展有赖于雄厚的资金支持，而这只有政府和大基金会才有条件提供。从美国人反对强大政府的文化传统出发，建立私人慈善机构当然是更理想的选择。而1930年大危机以前美国政府的放任主义政策也与私人资本介入社会福利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人反对强大的联邦政府干预地方和个人事务的传统来自英国工业时代早期的政治信念。当大不列颠政府的第一个强权首相罗伯特·瓦尔普（Sir Robert Walpole，1676—1745）在十八世纪初为有效增加政府岁入而扩张政府权力时，遭到了以乡村地主为主的“辉格党”（Whigs）的强烈反对。辉格党主张政府不应该干扰这些本分的地主绅士，而应让他们安居乐业，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辉格党指责瓦尔普政府腐败，为私人利益而不顾公共美德。按照辉格党的说法，腐败包括了增税、扩大国债、用税收来支付不公正的政府开支，其代表观点见于辉格党人约翰·淳查德（John Trenchard）和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自由、公民和宗教的论文（Cato’s letters），他们不但批判大政府，而[19]且几乎反对所有的政府行为，从扩大军队到赞助艺术。早在美国建国之前，殖民者就把上述论文中的观点奉之为政治经典。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独立后建立起来的合众国根本不具有像英、法等欧洲国家那样强大的政治权力。邦联时期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全国政府无权干涉各州事务，即使1787年通过了《联邦宪法》，美国的联邦政府仍然是一个“小政府”。在独立革命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美国人普遍对征税、扩大政府权力，以及政府介入本属地方或个人的事务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这种情况直到1920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才得以改变。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以反大政府为基调的“茶党”仍能在美国“势不可挡”，足见这种传统之根深蒂固。
与反感政府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人积极参与社区乃至国家事务的热情和普遍性。从独立革命前的秘密政治协会，到每个社区的自助团体，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在美国社会的存在可谓源远流长。由于其独特的文化社会条件和政治信仰，美国人更相信自己的力量，更注重保护自己的权利。虽然英、美都有民间组织的传统，但托克维尔认为，英国人把结社看作一种有力的行动方式，而美国人则将其视为唯一的行动方式。托氏有一个在西方影响持久的结论，“只要人类仍要保持文明，或者要走向文明，那么结社的艺术就必须与平等条件[20]的改善携手并进”。正是在这样一种认同下，美国的各种社团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也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都选择建立私人基金会作为参与社会变革的方式。
这种依靠民间自己的组织来解决社会需要和提供社会管理的特点，也反映了美国建国以来的联邦主义传统。这一政治概念强调，由宪法保证的主权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划分的。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政策上，美国人“不愿意给全国政府权力来建立并推行一个全[21]国性的社会福利标准”。然而，十九世纪中后期，大批移民涌入城市，使得恶劣的卫生和住房条件、贫困、恶习以及犯罪等问题变得更显而易见，那么应该如何遏制、控制和解决这些问题？由谁来承担这些责任？在那个不相信政府干预的时代，城市的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更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对工薪阶级的社会责任，社会救济多半来自由这些人组织起来的志愿机构。然而，如何才能使这些各自为政的组织免于重复性工作，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更有针对性地给与资助呢？1869年成立的“伦敦慈善组织社会”和1884年之后在英美开始的新住宅区运动，主旨都是要改善分散的志愿组织的机制和运作。一位美[22]国学者认为，这些改革努力最终引起了“科学慈善”运动。“科学慈善”的真正展开是在大基金会出现之后。1889年，当时五十四岁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财富”的文章，这就是后来对美国富人慈善行为影响深远的所谓“财富福音书”。卡内基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如何恰当地管理我们的财富，使兄弟般的纽带仍有可能把富人和穷人连接在[23]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卡内基清楚地看到了工业化和财富集聚带来的贫富不均问题，他难免为自己这一类人辩解：“竞争的法则将拥有成千上万工人的雇主置于最严酷的经济条件下，其中，支付给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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